第一篇：壟斷與低效率、政府如何管制

壟斷：

定義：壟斷是一種市場結構，其特點是在存在巨大進入壁壘的市場中僅有一家廠商生產高度差異化的產品。

特點：1.一種商品只有一個生產者

市場需求曲線就是壟斷廠商的需求曲線

2沒有替代品

壟斷者的商品和其它商品有著很高的差異性，需求交叉彈性等于零

3.巨大的行業壁壘，使潛在的競爭者不能進入市場。

4.信息不充分

5.強大的市場勢力

產生壟斷的原因有三個：

資源壟斷：關鍵資源由一家企業擁有。

政府創造壟斷：政府給與一家企業排他性地生產某種產品或勞務的權利。

自然壟斷：生產成本是一個生產者比大量生產者更有效。

（法律限制： 版權和專利。

控制關鍵的資源： 能形成市場壟斷力量。

政府授權專營： 如公用事業、有線電視等。

規模經濟：使大企業能以比小企業更低的成本進行生產。

品牌偏好和大量的廣告宣傳： 使進入行業的成本提高。）

1.寡頭和壟斷競爭在長期中是不利于發展的。

寡頭和壟斷者都會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當然不要跟我說你是共產主義者，具有無私的奉獻精神，那結果會不一樣。

因為在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

短期中：生產者剩余增加了，消費者剩余減少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總剩余減少了，也就是說總的經濟福利減少了。

長期中：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都會相對減少。惡性循環，就像90年代初的托拉斯集團。

2.行業壟斷導致有效投資不足

一方面，壟斷企業能通過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從而妨礙了效率的提高，妨礙了其擴大業務規模的積極性。另外通過行業壟斷阻止社會資金進入該行業，雖然總有資金為利潤引誘通過各種方式“違規”進入，但規模總是有限的。

3.行政壟斷滋生腐敗毒瘤

在當前國內市場出現的大量壟斷行為中，行政性壟斷無疑占據首要位置。由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所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稱為“行政壟斷”。行政性壟斷由于行政權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壟斷、行業壟斷對市場公平競爭的危害性更大，特別是少數腐敗分子利用

具有公共事務管理的權力，如果“給錢”才能辦事，壟斷成了腐敗的溫床，這不僅影響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使政府信用遭到損害，失信于經營者。

國內研究機構的研究結果表明，腐敗在當前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由壟斷造成大量的租金（這里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租金”）流失。比如，中國最大的壟斷行業之一的電力業，根據他們的估算，每年造成的租金損失在560億元至1120億元之間，而民航的壟斷“租金”每年也多達75億元至100億元。壟斷把消費者收益轉給壟斷生產者，創造出超額利潤，造成社會福利損失。估計這類損失每年達1300億元至2020億元。

應對措施

1、確立我國反壟斷的基本原則：（1）、維護公平競爭的原則。國家應在除軍事與國家安全等關系重大國計民生的戰略領域之外的所有生產與服務領域，制定相應的產業發展政策，全面引入公平競爭的機制，使行政壟斷在競爭中消除，社會整體的管理、技術、質量與效益基于公平競爭得到全面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快速發展亦能得到良好的制度支持。（2）、注重針對性與漸進性：制定對行業與部門經營體制與決策、采購、服務、定價及內部分配等各種經營行為予以約束并便于監管的法律與法規；通過稅收解決壟斷特權所產生的非風險性和非付出性的企業收益和個人收入；成立一個具有高度權威性與獨立性的反壟斷執法機構，以此負責根據權威的社會情民意調查機構和新聞媒體所反映的現象確定立案調查和處理違規壟斷行為；優先解決廣大群眾所反映的有關壟斷的熱點與難點問題，并接受社會監督。其中，規范行為是重點，組織建設是關鍵，循序漸進是策略，公平監督是途徑。

2、加強政府干預。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對壟斷這一頑石實行強制干預，真正徹底地治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頑疾”

3、規范行政審批。政府審批的初衷很多是良好的，如避免重復建設、調整產業結構、減少投資的盲目性和資源的浪費等，但規制者面臨這信息不完全的問題，使得初衷無法實現。這時，就會出現許多無效工程、“豆腐渣”工程等。“十五”計劃也指出：“要加快改革政府審批制度，大幅度減少行政性審批，規范審批行為”。

4、完善法律體制，完善《反壟斷法》，鼓勵競爭的完備法律，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 推進“政企分離”、“政監分離”，積極引入競爭機制，大膽利用民間資本和外資，形成開放的市場體系。

5、堅決剔除源于傳統體制殘余的行政壟斷。要緊密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和反腐敗的進行，正視行政壟斷并以其作為立法的重要調整對象而及早出臺相關反壟斷的法律與法規；依法切實保障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濟活動、技術進步與競爭能力；調整各級政府的審批權限與審批項目，割斷行業、部門及地方經濟與行政壟斷得以強化之間存在的內在因果關系。

6、切實解決反對壟斷與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鼓勵按照市場原則促進規模經濟的成長，對經濟壟斷的限制暫時實行適度寬容政策，避免簡單機械地反壟斷而有損規模經濟的成長；對操縱市場的共謀行為予以制裁，對基于公平競爭自然成長的企業規模及其市場份額予以放寬與鼓勵；界定行業自律與行業壟斷、行業組織協議定價與操縱市場價格以及制止重復建設與企業正當準入之間的區別。

7、為了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的良好更替，中國必須大力加快發展名副其實的非官方民間協會、商會等社團組織。要大力發展城鄉民間經濟組織，發揮他們協商、協調、評審、仲裁、公證、培訓和上下溝通等作用，特別要發揮他們規范行業行為、監督執行行規的行業自律作用，努

力提高市場經濟主體的組織化程序，并以此為反壟斷、促競爭、建秩序提供支持。

8、加強反壟斷隊伍的建設。反壟斷的執行隊伍必須擁有較高的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一方面，加強專職隊伍的建設。隸屬于反壟斷執行機構的專職人員必須熟悉經濟和法律等相關知識，具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執法觀念與思維方式，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與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加強兼職隊伍的建設。以知名經濟學家和法律專家為主要成員組建一支反壟斷執行的兼職隊伍或顧問團體，其本身不隸屬于反壟斷執行機構，但在必要時，能為反壟斷的執行提供理論支持和業務指導。

9、完善機構設置。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中國反壟斷的主要執行機構。但是，作為中國市場監管職責的承擔主體，工商行政部門又承擔企業登記管理、商標廣告管理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多項任務，而且，工商行政部門因其執法力度受到法律授權的制約而常難以對行政壟斷作出有效查處。另一方面，中國現行市場監管機構之間依然存在的職能交叉、政出多門現象常導致執法力度不一與重復干預現象，因此，依托工商行政管理局推進反壟斷的具體執行有損中國反壟斷執法的公正性、權威性與統一性。為此，建議中國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反壟斷的經驗，以公正廉明的法律專家和經濟學家為核心成員，成立具有高度權威性、獨立性及公平性的反壟斷執行機構。

第二篇：政府管制與房地產價格研究論文2

政府管制與房地產價格研究論文

自1990年我國土地使用制度市場化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持續攀升。特別是近幾年,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以及北京地區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為甚。房地產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已經引起了各方關注,國家還針對可能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從2005年年初開始,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來穩定房地產價格,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看待中國房地產價格變動以及怎樣合理控制房地產價格的過度波動,從而使宏觀經濟保持穩定是一個值得研討的課題。

一、房地產市場分析

1、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區域性市場

在討論房地產市場之前,了解房地產市場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眾所周知,市場或者產業的概念是很難準確定義的。羅賓遜(1933)提出從某一給定的商品開始考察該商品的替代品,在考察這些替代品德替代品,直到商品出現明顯差異來確定該商品的市場界限。豪泰林(1929)、張伯倫(1951)、蘭卡斯特(1966)描述了一個產業中的產品差異性的問題,他們認為一種商品可以用質量、區位、時間、適用性等特性來定義。商品可以定義為不同特性的組合,而消費者對不同的特性具有不同的偏好。從房地產市場的特性來看,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而是一個區域性的市場。從替代性來看,不同地區的房地產不具有替代性,即使是同一地區的房地產,如果區位地段不同,其替代性也很差。從房地產的質量、區位等特性來看,不同的房地產的差異也非常大。所以,從地理區域上看,房地產市場的地理區域應該是一個較小的概念。不應該有中國房地產市場或某某省房地產市場的概念。也就不應該有全國統一的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措施。

2、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壟斷市場

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定理說的是:完全競爭的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優;任何帕累托最優的配置都能通過選擇一組正確的價格而由市場來實現。完全競爭均衡的一個重要性質就是每一商品都按其邊際成本來銷售。完全競爭市場是有效率的。但大多數市場都不符合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尤其是房地產市場。一方面是因為每一個樓盤都具有不可復制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的信息的嚴重的不對稱。消費者很難獲得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房地產開發商都具有很大的市場勢力,可以將房地產價格提高到遠遠高于其邊際成本之上。顯然,對壟斷市場采取從宏觀上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措施效果不會太理想,而且有很大的副作用。調控措施太強烈,會使不大時,對房地產的價格又不會產生大的影響。

二、房地產價格分析

1、從房地產價格的構成來看

從房地產價格的構成來看,房地產價格的核心是土地價格。在西方經濟學中,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使用價格(地租)決定于其邊際產出,該理論基本上排除了地價大幅波動的可能性,因為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價格由其邊際產出決定,在一般情況下土地邊際產出較穩定,所以地價不會暴漲暴落,從而房地產價格也應基本穩定。

但在現實世界中這一結果并不完全正確,國外大部分發達國家都經歷過房地產價格的大幅度波動的情況。現階段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加快,對非農用地的需求旺盛,但土地的供給在一些地區相對不足,使得國家土地公開拍賣的價格持續上漲,結果是土地價格越來越高。同時也應看到,一些地方政府想從土地市場得到更多的收益,從而將土地價格人為抬升的現象也是存在的。

一些房地產開發商為獲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也采取各種手段囤積土地,進一步造成了地價的上漲。房地產商以此為借口, 導致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房地產價格隨著土地價格的上漲而上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土地約束是成為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必然因素嗎?

誠然,從土地的自然屬性看,一般來說,土地是不可再生、不能增長、不可移動的資源。但人類開發土地的長期歷史證明,土地使用效率是在不斷提高的,房地產開發的效率也在不斷提高。隨著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土地供給可以認為是無限的。反過來,當人口增長達到某一水平后,人口總量會大致維持在一個相對不變的水平,從這一角度考慮,土地供給與人口增長之間是可以維持一個合理的比例關系的,所以不可能長期存在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如北京市土地管理部門多次公開宣稱,北京市的土地有足夠的供應量,這也說明土地供給沒有出現短缺,但北京的房價卻快速上升。所以,土地約束或土地價格的上升并不成為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必然因素,房地產價格上漲還有其他因素。有人宣稱,中國的土地供應將出現長期短缺并由此導致房地產價格的長期攀升更是完全沒有道理。

2、房地產價格不是競爭性的市場價格,而是一種壟斷價格

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區域特性,這種區域特性使得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壟斷性,也就是說房地產價格是一種壟斷價格。舉個例子,小城市的房價大大低于北京市的房價,北京五環地區的房價低于三環地區的房價,但外地的房子不可能移到北京來,北京五環的房子也不可能搬到三環來。不同地區的房地產甚至同一地區不同地段的房地產的可競爭性都很小,使得每一個房地產開發商都具有較大的壟斷勢力。房地產開發商的壟斷勢力主要來自于這種地域的不同。這樣,市場中雖然有很多房地產開發公司,即使有一些開發公司規模較小,因為房地產的這種特性,也會使他們具有很大的壟斷勢力,從而使房地產開發商可以自己定價,而不是由市場來定價。同時壟斷價格是邊際成本的非遞減函數,所以,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并不一定就是供求關系的變化導致的,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房地產開發商對價格的控制。

劉軍琦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房地產業正迅速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產業群體，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平穩的發展，不但有利于保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和較快增長，也有利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住房需求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更有利于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房地產業在發展中也同時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對此國家曾出臺了一系列的調控政策，但這些政策的有效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以及對房地產市場利弊方面，學術界沒有形成一致意見。本文對我國房地產市場政府管制政策進行系統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

一、房地產市場政府管制政策分析

1.1993～1996年階段

首次出現房地產熱--房地產開發公司急劇增加，房地產開發投資高速增長，以炒地皮、炒鋼材、炒項目為主的房地產市場異常活躍，尤其是海南、廣西北海等地，房地產開發過熱，形成了較嚴重的房地產泡沫，經濟運行出現嚴重過熱態勢和通貨膨脹。

政策：1993年，國務院出臺《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提出整頓金融秩序、加強宏觀調控的16條政策措施(通稱“國16條”)；1994年系列出臺《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和《住宅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

效果：隨著各項措施的落實，全國房地產開發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通貨膨脹得到遏制。經濟由熱轉冷，房地產市場也沉寂下來，商品房和商品住宅的價格迅速回落。經過3年努力，中國經濟終于在1996年成功實現“軟著陸”。

政府角色：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管制

南京房地產市場頗受爭議。其一是，日前，南京市某區房產局局長因一番不太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言論而遭到了網絡人肉搜索；其二是南京房產局對萬科價格欺詐、恒大低于成本銷售等的查處。姑且不論南京如何，但其一番做法卻引出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管制問題。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B類課題“中國房地產與宏觀經濟關系”的研究結論，我國35個大中城市房地產業市場化水平為64.69%，這表明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初步實現市場化，但離理想的市場化差距還很大。其中政府管制、價格管制差異化大、表現差。也就是說，在政府和價格管制方面，各地政府對房地產的管制手段和方法各行其是，且沒有盡到管制責任，角色缺位，隨意性比較大。房地產市場價格管制是針對開發企業的定價行為及市場失靈的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法。其實施需要地方政府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壟斷性、外部性、信息不對稱、消費的公平性等。這些必要性的條件的滿足與否，是判斷是否進行價格管制的重要指標。

中國房地產市場，總體來看，集中程度相當低，但從區域來看，壟斷程度又比較高。全國除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外，其余城市和縣城基本屬于壟斷型區域市場，開發商可以聯合政府將房價定在均衡價格之上，建設的住宅數量低于自由競爭市場時的數量，阻礙市場機制的正常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其實是個“藩鎮割據”的大一統，勢力很多，在地方政府的庇護下，還可以相安無事。區域的壟斷性不利于資源配置和提高產業效率。

房地產市場的外部性，一般包括生態外部性和社會外部性。價格機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轉化外部性。比如設計合理、景觀賞心悅目、物業管理安全完善等的項目，可以獲得相對較高的市場價格；反之，則價格就不會產生太多的附加值，而致價格一般。這就使得開發商注重適當創造外部經濟效益，創造更多的附加值。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除一線、二線開發商外，其余大多數開發商對創造外部經濟效益幾乎沒有敏感性，造成私人成本、社會成本與收益不對等或者資源配置失衡，影響產業的發展。

相對來說，在我國房地產市場，由于產業過于龐大，鏈條較長，消費者很難知道開發商進行項目開發的各項細節，成本、用料、質量等都處于“無知”狀態。雖然，樓盤現場有價格公示，但那是開發商自己定的價，而為什么是這個價格消費者無從得知。因此，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屬于信息很不對稱的單方市場，當然這與開發商的壟斷性質也不無關系。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公開，造成買者和賣者地位的不對等，影響房地產市場的規范發展。

信息的不對稱，本身就是一種消費的不公平。然而，我國消費者在房地產市場的消費所遭遇的不公平，更不止于此。當期消費和即期消費的價格差距很大，這也就是現在的市場情況，前期項目價格很高，現在普遍大幅降價，顯然是對前期消費者的不公平，有價格欺詐的嫌疑。再比如現場議價的銷售方式，消費者不知成本，而開發商的價格底線消費者又不知道，所以每個成交客戶的價格“遠近高低各不同”。消費產品巨大的價格差異，是有違市場規律的。某些不公平是市場機制問題，是制度問題；而有些不公平，是開發商品德問題，這影響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狀況，比較符合價格管制的條件。所以，即使是在價格低迷時期，價格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地方政府不能因為地產低迷，而放任或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著開發商違規、欺詐銷售，放松政府本身的角色責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南京地方政府做得有道理。

雖然，政府的價格管制違背了市場自由化的原則，但在不成熟和不充分的市場狀態下，就沒有充分的市場化。市場化解決不了所有問題，有些問題只能靠政府調控進行解決。不能打著市場化的大旗，而損害消費者或者干涉地方政府的有所作為。政府不僅促進產業發展，還要明確自身在產業中的地位和角色，適度進行管制。所以，進行價格管制，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規范發展的一種手段，也是政府促進市場化的良好愿望。

政府，究竟該不該對商品房進行有效的“價格管制”

應該說，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在作為普通民眾最大民生的住房市場上，我國政府應該在市場的調控和價格的管制上應該更有所作為。

首先，擁有基本的居住權利和良好的住房條件，不僅是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各國公認的基本人權，而且更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中央高層對民生問題從政治的高度給予了相當的重視。

我們知道，衣食住行都是人們的基本的民生需要。最近由于各種原因，糧食價格上漲了不少。前幾天，溫家寶總理還專門到北京的市場進行調研，了解糧價上漲對市民的影響。日理萬機的國務院總理，為什么對糧價的上漲如此重視，關鍵就在于它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商品，是國民基本的民生。住房也是同一個道理。任何人無論貴賤，無論地位高低，都應該保證有體面而合理的住房保障。政府各級部門之所以要對房地產市場發出如此多的調控文件，抑制房價的不當增長，原因也就在于住房不是單純的商品，它具有公共產品和商品的雙重性。

實際上，和糧食每斤增加兩三毛錢相比，同樣作為基本民生的房價的暴漲，給普通百姓基本利益帶來損害，要比糧價的上漲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算一算這兩者的明細帳，人們就不難發現他們給老百姓生活帶來損害的差別，何止是十倍、百倍。

就按照每斤糧食漲了3毛錢來計算，一家三口每天要消費糧食2.5斤，一年365天平均每個家庭需要消耗糧食912.5斤，一家人每年要為糧價的上漲多付出273.5元。如果一年前的糧價為每斤1.2元，現在為1.5元，這就意味著當糧價漲了四分之一的時候，給某個家庭在吃飯上帶來的直接影響連300元還不到；

但是，如果像現在一些大中城市那樣，一年前市區的平均房價為每平方米8000元，一年中就漲了1000元(指城市中的同一地段商品房價)，那么給普通家庭又是帶來了什么影響呢？我們還是以普通的三口之家為例，他們所買的商品房還是嚴格按照“結構調整”后的90平方米的中小戶型，那么這個家庭僅為一年的房價暴漲，就需多付出9萬元的代價。如果這個家庭的年收入，在這些大城市處于中間水平，這就相當于要把這一家兩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全部抵上去，才能應付一年房價暴漲的支出。而這還只是在房價一年只漲了12.5%的情況下(這里是指在一般城市主城區同一地段的漲幅，不包括近郊區縣的“加權”)普通家庭多付出的“成本”。

這里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算出，同樣是基本民生，糧食一年就是漲價了四分之一，給普通百姓平均每個家庭一年增加的成本支出，也就是300元不到，相當于一個中等收入家庭一年收入(按4.5萬元計算)的150分之一；而一年房價雖然只漲了八分之一，但它一下子就使得需要買房的家庭多付出9萬元，相當于一個普通的百姓家庭全年收入的百分之200(也就是一個家庭2年的全部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個家庭3-6年的全部收入即可買一套很體面的住房了)。這兩者如果按倍數的關系來算的話，相當于一年房價上漲給普通百姓家庭增加的成本支出，比一年糧價暴漲給這樣家庭增加的支出，高出了300多倍。站在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百姓對房價瘋長的強烈的不滿，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實際上，在不少大中城市的“主城區”的同一地段，這3—4年左右的時間里，房價幾乎暴漲了一倍左右。比如說，過去房價是每平方米5000元的，現在都紛紛暴漲到了1萬元以上。3年多的時間里，每平方米就上漲了5000多元。按照新的嚴格標準的“90平方米”戶型來計算，就相當于這些百姓家庭在等待調控政策“出奇效”而未買房的這3-4年的時間里，房價不僅沒被“拉下”，反而高漲一倍，多了45萬元，僅漲價部分就相當于這些普通家庭十年的全部收入。

從中人們不難看出，和糧價上漲相比，房價高漲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生活重創，至少是糧價造成的生活開支成本增加的300多倍。更何況，今年糧價的上漲，是在近幾年沒什么較大波動的基礎上出現的。如果把這幾年房價暴漲和糧價上漲的總和做個比較的話，那么房價的暴漲給公眾帶來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損害，至少是糧價上漲帶來的開支增加的1000倍以上。

所以，國民住房作為具有商品和公共產品雙重屬性的特殊商品，它在價格管理上應當比當前社會中絕大多數的其他商品更需要進行政府的價格管制。這不僅是因為它的暴漲給普通市民帶來的損失和危害最大，而且放任住房上的暴利高價，其實也就是容忍惡勢力對人的基本生存權的破壞和踐踏。

第二，中國的住房的市場供應，本來就是處在極度不平衡的“供不應求”之中。我們以前已經說過，按照當前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住房小康的發展的要求，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每年應該提供15億平方米的商品住房，但市場上實際的供應量只能在3-4億平方米。有效市場供求的如此不平衡，就為“哄抬房價”創造了“條件”。在這樣的“市場”情況下，如果不進行嚴格的市場價格管制，自然就會導致房價的失控暴漲，就如同這幾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所表現出的那樣。所以說在當今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任何“調控”舉措如果沒有包含嚴格的價格管制，“抑制房價增長”這個衡量“調控成功與否”的“關鍵詞”，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第三，和土地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房地產暴利是出現在公有制的土地上，“加害”的對象，正是“土地的主人”。當開發商利益集團大言不慚的為他們的暴利做所謂的“市場決定論”的辯解時，他們恰恰“忘了”他們暴富所賴以開發的土地的“產權人”究竟是誰。根據國家的憲法，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主人”的土地上建房出售，利潤率竟然比在買私人土地的商品房還要高出十幾倍，開發商如此的強盜邏輯如果不受到市場和價格的管制，就是對社會主義優越性最大的貪污和嘲諷。在“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所有資源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中國，住房市場的暴利化是地地道道的制度變異下的怪胎，算的上是真正的“世界之恥”。

總之，面對中國房地產這樣一個由寡頭壟斷的低效、不公和“超級壟斷利潤”的市場，面對這樣一個關系到中國市民最大民生利益的基礎行業，面對這樣市場的有效供應遠遠得不到滿足的畸形的供求形勢，尤其面對市場的開發者是在主人的土地上“借雞生蛋”這樣的制度背景，作為“執政為民”和“權為民所用”的政府，就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利益”，對已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的“最大的不和諧因素”——房地產市場，實行強力而有效的政治調控和市場調控，特別是要強力實行對商品房的價格進行有效的價格管制。從某種方面來說，對房地產市場高房價暴利的放任和“不干預”，不僅是對開發商利益集團的袒護，更是行政者對人民給予的權力的最大踐踏，也是在維護人民利益上的極大的瀆職。

在我國的“價格法”中，專門有一段論述了“政府的定價行為”。其中講到當某種商品的價格具備“與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資源稀缺”或者“重要的公用事業”等條件之一時，“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

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來說，“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這點是其他任何商品都無可比擬的；至于城市的土地“資源稀缺”這也早已有共識；另外，住房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和“重要的公益事業”一樣的“公共產品”屬性。這些都使中國房地產市場商品房的價格管理，具備了“政府定價行為”的必要條件。更何況這幾年中國大中城市的房價瘋漲，已造成僅暴利高價房的價格上漲部分，就相當于普通市民家庭十年左右全部收入所得。當一個國家出現僅幾年房價上漲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生活成本，就比世界公認的居民買房負擔(房價收入比在3-6之間)還高將近一倍的“全球奇觀”時候，當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一個“權為民所謀”和“以民為本”的 “負責任的政府”，難道還沒有必要及時對商品房價格實行強力而有效的政府價格管制嗎！

從規定商品房利潤退到討論公開成本，是誰把開發商慣得如此驕橫

在這兩年的時間里，在高房價暴利的壓迫下，有一種來自民間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強烈。這就是要求對現在開發商提供的商品住房，進行房價成本的公開。而開發商和其“豢養”的“專家”及相關官員，對可能暴露他們“見不得陽光的陰暗秘密”，則竭盡全力進行瘋狂抵制。以至于該不該進行房價成本的公開，成了今年影響最大之一的“全民大討論”。

最有典型性的案例發生在廣東。據報道，今年的廣東省兩會期間，該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公開房屋成本價、實行購房指導價和最高限價”的建議。半年后才等到的廣東省建設廳的“答復”，竟對此給了全盤的否決。建設廳的理由是對商品住房成本價進行公開“容易造成對企業商業秘密的侵犯和對公平競爭環境的影響”，并認為“這一做法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因為在市場經濟下，決定價格的因素主要是供求關系而不是成本”。

這里，我們先姑且不論這個“政府的衙門”為什么對開發商的利益和所謂的“秘密”如此的偏袒，為什么對在高房價暴利的盤剝下老百姓受到的生活重創如此冷漠，但就政府在房價監管事情上本身的變化發展做個分析，人們就可能發現其中更多的“背景”。

如果把時間向前推幾年，查查當時的媒體報道和部門的文件資料，人們就會驚奇的發現，公開商品房價成本在當時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不僅如此，在當時的各級政府規定和文件中，房價成本的公開只是一個最基本必須做的工作。比這更重要的，還是規定和控制商品房的利潤率，這才是房價問題的核心所在。

在當年國家有關部門的商品住宅價格管理的辦法中，規定“住宅價格應以合理成本為基礎，有適當利潤”，并把商品住房規定的利潤率水平交由各省、市和自治區政府自己決定。在2002年，當時的國家計委和建設部發文規定，經濟適用住房的利潤不超過3%。而對普通商品住房，各地所定的利潤水平一般在5-10%之間。如在吉林省的商品房價格管理辦法中，該省政府就規定商品房利潤“最高不超過8%”；在江蘇省的商品房價格管理規定中，根據商品房的種類分門別類進行的具體的規定。它明確指出：經濟適用房的利潤率最高不得超過3%；普通標準商品住宅的平均利潤率最高不得超過8%；只有高檔住宅商品房和非住宅商品房的利潤率由開發商根據市場供求自主確定。普通商品房利潤率定的最高的，還是屬于廣東和廣西，都定在了20%。但兩地政府也都同時規定，由政府委托開發的“微利房”、“統建房”和“解困房”等，利潤規定3～5%之間(其中廣東還規定地價和稅費報經有關部門批準后還可減免)。從現在查到的資料來看，給商品房利潤率定的最低的，還屬江西省較早的一份政府文件。該省當時規定：商品房“利潤按售價的2%計提”。

現在給大家講商品房價格管理上的“昨日的故事”，只是為了使大家清楚的了解到，在今天這個時代背景下再討論該不該公開房價成本，顯得多么的滑稽。因為這樣的“基礎工作”在幾年前規定商品住房利潤率時就早有定論。

其實，了解商品房價格管理上“來龍去脈”，最重要的還是結合當今房地產市場和住房社會問題的實際，深刻探討和研究該不該對今天已經成為城市社會最大不和諧因素的暴利高價的商品住房，進行強力而有效的價格管制。

提出這個問題的背景，首先是房價和住房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城市最大的社會熱點和最大的“不安因素”，這在前幾年都是“聞所未聞”的；其次，除了少數“特權者”以外，絕大多數市民現在都只能通過房地產市場的商品房來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這個市場的健康與否和商品房的價格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最大的根本利益”；第三，現在房地產市場的暴利高價房，已經遠遠超出了公眾的承受能力，甚至比世界公認的“國際房價最難承受地區”(房價收入比為7)還高出數倍。高價商品住房的暴利，已經成了公認的洗劫社會財富、制造社會不公的最大推手；第四，近幾年來為抑制房價不當增長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調控”措施，已被實踐證明“調空”。再不對高價暴利的商品住房采取強力有效的價格管制的具體措施，繼續“失信于民”，就可能影響到執政之基的穩固和社會的和諧安寧。

第三篇：北京市出租車業的發展與政府管制

公共管理學

作業一：

北京市出租車業的發展與政府管制

1.結合本案例，試論政府是否應當實行市場管制？應當怎樣管制？

答：對出租車行業進行適當的管制在目前我國還是必須的，盡管目前出租車行業出現很多弊端，但并不意味著出租車行業不需要管制。問題是到底應該怎么管理。準對我目前出租車行業出現的各種問題，我認為應該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政府作為一個中立的裁判員。應該制訂個公平的原則，照顧到利益相關的各方，讓財富有一個更合理的分配原則。發展方向應為：

一、政府的公共管理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政府放松管制，減少干預，這樣才能給市場松綁，繁榮市場。如在1992年以前，北京市對出租車行業實行嚴格的政府管制，政府嚴格控制投資主體，不批準私人開辦出租車企業，結果導致出租車嚴重短缺。

二、是不受限制與制約的行政管制權力最容易導致權力壟斷與權力尋租。我們經常發現，特許權往往在暗箱操中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團，實際上成為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財富再分配的手段，以前政府常常和國有企業結成利益同盟，現在，政府則把權力的濫用和尋租的范圍擴展到外商和私人利益集團。所以必須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

2.政府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行使經營特許權？在實際操作中如何保證這種權力不被濫用？

答：是政府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即便是在市場失靈的地方，也不是“一管就靈”的。在我國，政府管制常常導致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加重了市場失靈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創造出了市場失靈，這種例子可謂隨處可見，如民航票價的禁折、鐵路運輸的長期供不應求、證券市場的公開圈錢化、城市房地產的泡沫、民間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設施的瓶頸、民辦教育事業難以為繼、醫療機構的以藥養醫、生產事故頻仍、生態環境惡化、遷移權的限制和就業歧視使農民貧困化加劇、大量弱勢群體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等等。

從理論與經濟分析來看，對出租車行業實施數量管制是必要的。而實施數量管制必須能夠把握供求的平衡點，確定營運出租車的恰當數量，否則就會產生“政府失靈”。這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可以通過定點觀察取得一個經驗數據，3至5分鐘內能夠乘上車即可，低于3分鐘表明車輛過多；多于5分鐘表明車輛過少，供給不足。也有專家通過分析城市人口的出行特征與出租車運營特征的關系，提出以空駛率作為確定出租車總量的測量方法，認為空駛率在30％至40％之間較好，過高造成資源浪費，過低則降低了服務水平。總之管制的數量不能由政府任意而為，而是由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條件決定的。

由于政府管制替代市場自治對出租車進行數量限制，出租車經營權就成為政府掌握的一種有限的公共資源，一種特許權，就像有限的無線電頻率一樣，需要通過設定行政許可的方式進行資源配置。

在出租車數量有限的前提下，實踐中主要有兩種許可模式：一是對經營主體發放許可，其所屬車輛具有出租車經營權；二是直接對出租車發放許可，只要取得車輛經營權并經工商登記后就可經營出租車業務。前者為主體許可模式，后者為車輛許可模式

出租車經營權屬于社會公共資源，是政府賦予經營者從事出租客運，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權利，出租車公司如果不想繼續經營了，應該將經營權歸還給國家，不能私自轉讓，更無權同意別人轉讓。依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經營權是行政許可，不是物權，因此不能炒賣。

第四篇：壟斷競爭與寡頭壟斷

壟斷競爭與寡頭壟斷

案例分析

壟斷和油源供應

有專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環節中的問題主要存在于銷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價機制兩方面，有集團通過壟斷油源供應和政府給予的加油站特許經營權把持了國內成品油市場，達到了操控油價、獲取暴利的目的。

“油價又漲啦，錢包又癟下去一塊。真搞不懂老美一天鬧個啥？油價漲了，對他也沒好處，還帶著坑了咱。現在掙點兒錢容易嗎？”面對3月31日再次被調高的汽油價格，的士司機老宋無奈地搖搖頭。

然而一位研究宏觀經濟的不具名專家指出，由于中國成品油流通體制中存在很多問題，導致國際油價波動的影響在國內被人為放大了，這給中國國民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危害。若不及早解決這些問題，“它們將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瓶頸。”

這位專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環節中的問題主要存在于銷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價機制兩方面，有集團通過壟斷油源供應和政府給予的加油站特許經營權把持了國內成品油市場，達到了操控油價、獲取暴利的目的。

兩大巨頭把持下的市場

據了解，目前中國成品油零售市場中，中石化、中石油兩大巨頭以旗下的5萬余座加油站占據了半數以上的市場份額，其余市場被數量眾多的社會加油站和數量不多的外資公司加油站（以下稱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所掌握。市場看起來實現了比較充分競爭，但是這一表象掩蓋的卻是中石化、中石油對市場的壟斷。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鄧郁松先生介紹，國家出于對能源開發的保護，基本上將國內所有的石油開采和煉制能力都納入到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旗下。

兩大集團壟斷了國內全部的煉油能力后，形成了對成品油供應渠道的完全控制（即油源壟斷）。雖然每年尚有數量不多的成品油進口配額，但進口的成品油卻是以燃料油為主，汽油每年的進口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雖然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也占據了一定的零售市場份額，但他們的成品油供應卻完全依賴于兩大集團。由于在零售市場，兩大集團和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是競爭關系，所以兩大集團就可能利用其在批發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對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進行排斥，以達到提高自身經濟效益的目的。

該年報顯示，中國石化2003年國內成品油總銷量達7592萬噸，較2002年的7009萬噸提高了8.3％。其中，零售量3885萬噸，較上年的3473萬噸提高

1..9％；批發數量卻從上年的2273萬噸下降到2174萬噸，同比下降了4.4％。

眾所周知，零售比批發毛利率高很多。

一位熟知內幕的業內人士介紹，在中石化、中石油內部存在一個“省級結算價”，即中石化、中石油系統內的煉油廠與省級石油公司間的成品油結算價格。這個價格適用于獲得了成品油批發經營許可證的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

由于國內幾乎所有加油站銷售的成品油都是由兩大集團公司下屬的石油公司進行批發，因此兩大集團公司可以通過內部價格轉移的方法，大幅度提高成品油的批發價，從而大幅度縮小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的利潤空間，使他們無利可圖甚至虧損。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石油公司卻可以通過內部的利潤調劑實現生存與發展（即“內部緊密化、外部市場化”）。

據了解，在今年2月一次中石化的會議上，其集團總經理陳同海分析中石化去年收購加油站成本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成品油批發和零售之間的差價小，讓社會加油站業主自感無法生存。

利用油品供銷合同中對供貨數量的限制，就是兩大集團又一招。

據一家非石油石化系統石油經銷商的內部人士介紹，該公司自建立以來，一直是從中石化進油，承受著很高的“省級結算價”。經過多年的發展，公司目前已經擁有加油站點幾十座，“在消費者心目中，公司品牌美譽度甚至比‘中國石化’還高”。2003年，該公司利潤總額“若是在中石化系統內省級石油公司利潤中排名，位置肯定很靠前”。可他們卻不敢加快公司發展的步伐，因為怕引起中石化的反感。“現在每月還能得到幾萬噸的成品油，如果他們不高興了，斷了我們的油源，那怎么辦？”

而更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2003年“油荒”發生時，很多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處于無油可賣的境地，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加油站卻依然照常經營。對此，中石化廣東省石油公司辦公室主任董光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石化公司有規定，按常量供應民辦油站，也就是說，如果該加油站平時每天向中石化入貨100噸，則現在也是供給100噸，超過則自尋進貨門路，中石化不予解決。

“省級結算價”、油品供銷合同再加上1998年中央政府為支持兩大集團上市和做大做強民族工業的目的給予兩大集團的加油站建設權和特許經營權，非石油石化系統的石油產品經銷商繼續發展的空間被控制了。

被詬病的“98定價機制”

據了解，1998年之前，由于中國原油產量足以滿足國內需求，因此石油價格基本上是由石油產品銷售企業自行決定的。那時，各地石油銷售企業自行采購成品油、自己決定成品油的銷售價格，中國成品油定價完全是市場化的。隨著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和原屬地方的石油銷售企業上劃至中石化、中石油兩大集團，中國無法繼續維持過去游離于國際價格之外自行定價的模式，原國家計委于1998年推出與國際市場掛鉤的定價制度。

具體來講，就是以目標市場的成品油交易價格為基礎，根據典型運雜費及國內關稅，加上由國家確定的成品油流通費用，形成由國家發改委頒布的國內成品油零售中準價；再由中石油與中石化在中準價上下浮動8％的范圍內，制定出旗下石油銷售單位具體的成品油零售價格。

為保證油價的平穩，制度規定建立價格穩定機制，在國際油價上漲或下跌不是很劇烈時，由兩大集團內部自行消化波動成本。當然，什么時候調整價格，幅度多少，還要受當時國內形勢發展狀況而定。

然而，這個定價模式卻有一處致命的“死穴”。

一位不具名專家介紹，出于技術上的原因，與國際市場成品油價格直接掛鉤，就存在一個價格滯后期，即國內市場價格的確定必然要對照前一個時期的國際市場價格。根據目前國內的技術條件與管理水平，國家規定這個滯后期為一個月。

但在現代通信技術不斷發展的條件下，這個滯后期就為國內成品油市場交易各方都贏得了一個掌握市場價格行情的時間。對價格管理者來說是“事后價格”的中準價，對成品油交易者來說則是個“事前價格”。既然價格已經事先確定，就必然起調節市場交易行為的作用：價格上漲，就會出現生產者惜售、流通領域囤積、消費者多購或搶購的市場行為，放大甚至有時過度地放大對成品油的市場需求，推動國內成品油市場價格呈現進一步上漲趨勢；反之，價格下跌，就會相應出現生產者多售、流通領域減少購進量并積極拋售、消費者減少購買的市場行為，縮小有時甚至過度地縮小對成品油的市場需求。

“現在中國油品消費者既不能有效預見石油市場的風險，也不能采取有效的經濟措施和市場手段化解危機。2003年長三角地區發生的‘油荒’，雖然主要原因是當地電力緊張，企業大量采購柴油發電，但國際油價高企和中國成品油定價機制過于透明，使市場產生強烈的價格繼續上漲預期，從而引發搶購狂潮，也是重要的推動因素之一。如果能有更為合理的定價機制，也許造成的經濟損失就不會那樣大了。”

據了解，改革成品油定價機制的呼聲近些年一直都沒有停息，但由于石油問題事關國家戰略安全，改革需要涉及多個部門，所以對成品油流通體制和定價機制改革一直是舉步維艱。

在中國較早進行油價波動研究的上海源復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濤介紹說，現在對國際油價波動的研究還很薄弱，因此經常會出現對未來油價波動預測的失誤。

兩大集團的“商業理性”

兩大集團在現有的成品油定價體制中，承擔著維護成品油價格穩定的“重任”，然而它們卻都是海外上市公司。是毅然承擔起國家賦予的“重任”，還是維持一個“商人的本色”，兩大集團面臨抉擇。

有學者認為，中國原油開采成本較國際先進水平相差太遠。前期殼牌因為每桶原油開采成本達到7.9美元，股票遭到拋售，而中國石油企業開采成本卻

比這還要高許多。1998年國際原油價格跌到9美元一桶時，國際市場成品油價格也降到很低，但中國的成品油價卻依然維持高位，這為國內幾大石油公司分流改制上市提供了一個好的外部環境。現在國際油價高企，幾大國企也應為國分擔一些成本。

可是在目前成品油流通市場中，這種善良的期待能實現嗎？

據了解，2003年中國共進行了兩次成品油零售價調整：一次發生在上半年5月份，成品油價向下調整；另一次發生在下半年12月，油價上漲。

而這兩次價格調整的背景是新加坡、紐約、鹿特丹三地油價已有較長時間的同向調整，為此兩大集團承受了巨大的國際油價波動成本。

有不具名的兩大集團旗下煉油廠老總坦言，“國際油價上漲意味著我們的原料成本增加，可是市場價卻還維持不動，這意味著我們的利潤被稀釋，甚至可能出現虧損。我們也有利潤考核指標啊，這怎么能有生產積極性呢？”對此，那位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原油的對外依存度并不高，煉油廠所需原油大部分是可以由國內自己供應的，且隨著生產技術進步和分流改制的推進，兩大集團的噸油加工成本實際上還在下降。此時選擇漲價不過是兩大集團的力量使然罷了。畢竟兩大集團壟斷著油源，而油源對于成品油市場來講才是最重要的。”

1．導致油價上漲的因素有哪些？油價是怎樣拉高的？怎樣看“98定價機制”？

2．中國石油市場是否存在壟斷？有什么特點？與油價上漲有什么相關？

3．分析中國石油供給的壟斷體制在經濟效率方面導致的損失。

第五篇：淺談我國壟斷行業的政府管制的改革

淺談我國壟斷行業的政府管制的改革

摘要：壟斷行業是社會基礎設施的提供部門，關系到國計民生。目前我國壟斷行業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著缺乏競爭機制、服務質量不高、投資渠道單一等問題。本文認為引入競爭機制，是壟斷行業改革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自然壟斷；產業政府管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 C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Abstract: monopoly industry is soci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 department,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s.At present our country reform monopoly industrie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competition mechanism, service quality is not high, the single channel investment, etc.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troducing competition mechanism,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reform of monopoly industries.Keywords: natural monopoly;Industry government control;reform

壟斷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即由于自然條件和經濟環境的限制，使行業中只需一個或幾個生產者就能滿足市場需求并達到最佳經濟狀態。許多基礎設施的產業，如電信、電力、鐵路。

運輸等都存在自然壟斷特征。自然壟斷產業的存在體現了壟斷的兩面性，決定了壟斷并不能一概而論地反對，某種程度上競爭的消極方面正是壟斷的積極方面。因此自然壟斷體現為反壟斷法的豁免條款，只能通過政府管制。

一、我國壟斷行業的現狀

目前，我國壟斷行業主要包站電力、電信、鐵路、民航、郵政、城市供水、石油天然氣行業、城市公交和城市排污等行業。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通過實行政資分離、產業拆分重組、產權改革等措施，在部分壟斷行業初步引入了競爭機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在電力體制改革過程中組建了電力監管委員會，從而結束了我國沒有現代管制機構的歷史。

二、我國壟斷產業政府管制改革的必要性

壟斷主要存在于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其需要巨額投資，投資回收期長，投資專用性強，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非常顯著。按傳統的管制理論，壟斷產業應由政府直接投資，壟斷經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世界上許多國家對壟斷產業的管制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但是，政府壟斷經營使企業缺乏競爭活力，使自然壟斷產業長期處于低效率的運轉狀態，因而迫切需要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管制進行改革。從長遠來看，隨著市場需求的擴大，技術創新能力增強，行業的市場結構總發展趨勢必將是從壟斷走向競爭，自然壟斷的邊界將被逐漸打破，自然壟斷業務將逐漸縮小。因此，為了提高效率，為了適應自然壟斷邊界的變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進行了自然壟斷行業的管制改革。

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壟斷產業基本上也實行了政府直接投資、壟斷經營的管制體制，這種政企高度合一的管制體制對建國初期集中大量資金建設基礎設施產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技術的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深入，弊端日益顯露。嚴格的管制極大地抑制了企業的經營活力使企業喪失了進取精神和應有的競爭力，效率極其低下。同時發達國家放松管制帶來了壟斷產業供應能力的增強，供需矛盾表現為供過于求，我國是擁有12億人口的大國，基礎設施產業存在供小于求的供需矛盾，自然成為發達國家投資的重點，這就給我國的壟斷行業造成強大壓力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更多的領域向外界開放，我國在壟斷領域面臨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內部的需求和外部的壓力迫使我國必須進行自然壟斷行業管制體制的改革。

三、我國壟斷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1、導致企業缺乏外部競爭壓力，經營效率低下。

壟斷損害競爭，壟斷的程度越高，對競爭的損害越大。競爭是生產效率提高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沒有競爭的外部壓力。由于行業壟斷導致了企業缺乏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經濟主體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抑制了壟斷行業通過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來提高生產經營效率，由此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就會上升、產品質量和生產率就會下降。

2、壟斷性定價導致價格體系扭曲。

我國的自然壟斷產業主要采取“成本加成定價法”，即以實際成本為基礎，加上一定的利潤，這種價格形成機制不能刺激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造成了產品服務價格的居高不下。比如，目前我國每張機票的價格約占人均收入的10%―15%，對普通消費者來說，乘飛機仍屬于奢侈消費，而美國的機票平均價格只占人均平均收入的0.5%。

3、導致投資主體單一，投資缺口巨大。

壟斷導致國有企業成為壟斷行業的唯一經營主體，從而使得政府投資成為單一的投資來源，造成投資嚴重不足。如在電力行業中，由于電網投資不足，造成電網薄弱，電力供應緊張，電價嚴重扭曲等問題。據國家“十五”和“十一五”期間電源建設投資規劃，電網配套投資將分別高達5800億元(發電資產)和9000億元(輸配電資產)。但在當前體制下，難以通過電網公司內部實現資金積累，電網建設存在巨大的投資缺口。

三、有關我國壟斷行業的政府管制改革對策建議

1、分離競爭性環節，實現有效競爭，開放競爭性業務的市場準入。

對于壟斷性業務只能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獲得規模經濟，應由政府管制；對于非自然壟斷業務，則應實行多家企業競爭經營，以取得競爭活力，政府應放松管制，交由市場競爭。壟斷領域改革的方向應是把壟斷性業務與非壟斷性業務分離，壟斷性業務仍實行壟斷性經營，非壟斷性業務則應實行競爭性經營，以提高效率。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壟斷行業的自身發展，目前我國的壟斷行業中既有壟斷業務，又有競爭性業務。因而要將競爭性業務從壟斷行業中分離出來，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而在壟斷環節建立科學的管制體制。此外，應當開放競爭性業務的市場準入，按中國加入WTO的協議所確定的領域，對國內外所有符合條件的投資人開放市場，消除市場準入的所有制歧視和地域部門限制，這也是政府有序退出市場，實現政府機關與相關行業利益脫鉤的關鍵一步。同時，改革市場準入方式，逐步縮小政府審批的范圍和事項，將行政指定的經營主體改為依法核算或市場招標選擇的方式。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管制機構應當區分壟斷行業的政策性業務與經營性業務對于壟斷行業承擔的公益性職能，政府應給予必要的補償。

2、實行股份制改革，構造多元產權結構。

我國壟斷產業的主導企業大多以國有控股為主，目前，鐵路和郵政等行業依然保持著政企不分、壟斷經營的格局，電信、電力和民航等的拆分重組也僅是在國有產權框架內的局部調整。這種國有控股為主的局面使資產結構極不合理，政企“親緣關系”難以了斷，并造成壟斷產業投資缺口巨大，因而股份制能大大增強自然壟斷行業的融資和投資能力，有利于政企分開，提高效率。我國在壟斷行業實行產權多元化既可以緩解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不足的矛盾，又可以為企業構筑有效的治理結構奠定產權基礎。一般來說，對于壟斷業務，應由國有企業經營，因這一領域的組織和控制問題是宏觀經濟改革中最困難的部分，對非壟斷業務，可允許非國有資本進入，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并與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相結合，增強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3、完善法律法規，為政府管制改革提供依據。

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相關的配套改革不健全，1993年頒布至今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效力遠不能和《反壟斷法》相提并論，而某些行業如電信業只有一部《電信條例》來規范，因而壟斷行業的管制改革缺乏法律依據和規范，難免有政府行政行為主導之嫌。因此，今后要按照《立法法》規定的程序，大力推進自然壟斷行業管制法律體系的建設，對已經制定出的自然壟斷產業管制法律進行修改完善，另外還要做好與相關法律的協調工作，尤其是與反壟斷法的協調。

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我國的壟斷產業改革必須依法進行。我國正在積極出臺《反壟斷法》，自然壟斷體現為《反壟斷法》的豁免，當然只是本身存在的豁免，而非行為的豁免，自然壟斷企業的限制競爭行為一樣應該受到《反壟斷法》的查處。我國行業法律的建立健全和《反壟斷法》的頒布即要吸收借鑒國外的反壟斷立法，又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并要將反行政壟斷列入反壟斷立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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