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愛玲散文《更衣記》解讀
張愛玲散文《更衣記》解讀
周茜
幾乎少有女人不愛服裝,也幾乎少有女人能象張愛玲那樣舉重若輕地描繪服裝。一篇五千余字的《更衣記》,有一個女人對服裝難以言喻的迷戀之情,更有一般女人難有的對服裝千變萬化的智慧之思。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作者以此起筆,是頗具匠心的,實際上沒有比一年一度曬衣裳的場景更能展示一個普通女人與服裝的關系了。那本是一件煩瑣的家務,卻又偏偏讓女人們樂此不疲:“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墻”,“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置身于繽紛衣袂中的女人對于服裝的莫名之心,被作者微妙地道出,非女人不能體味。衣裳在太陽的暴曬后,時光的推移中,“然而現在已經冷了”――那個悠閑、平靜、繡金的世界隨著落日永遠地逝去了。
接著第二段承首句的“如果當初”而來,生發出張氏特有的妙語:“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把“回憶”聯系起來的是殘存在衣裳中的樟腦香。衣裳的回憶、服裝的歷史將在這香甜而悵惘的氣味中徐徐展開。
于是,一部“更衣記”――服裝的更新換代的歷史,在作者津津樂道于衣領的忽高忽低、衣袖的時長時短中悄然演進。
一、“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么時裝可言!”張愛玲開宗明義,概括了第三至十一自然段的內容和主旨。作者從滿清開國寫起,那時,因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裝還保留著明代遺風。17世紀中葉直至19世紀末,女子的服裝是寬大的衫褲,加“大襖”、“中襖”、“小襖”,再加“云肩背心”的層層壓迫。“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這哪里是人在穿衣,而是衣在裝人,只見衣衫不見人,人的主體性全然喪失。人雖然無足輕重,但穿什么卻至關重要,因為它是一種社會身份的象征。不同時節、不同場合、不同地位的女人,穿紅著綠都是有嚴格的限制的。逢年過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系黑裙”。于是想起臺灣作家林海音的小說《金鯉魚的百褶裙》,它通過描寫一個民國時代的女人穿衣夢想的破滅,揭示了舊中國婦女令人心碎的遭遇及人生。身為丫頭而收房成為姨太太的金鯉魚,一輩子隱忍茍活,她的最大心愿是能在出席自己兒子的婚禮時,穿上一條大紅洋緞的、繡著“喜鵲登梅”的百褶裙。但身為小妾的她是沒有這種資格和名分的,那精心準備的絢麗百褶裙,帶著她的期望和夢想被永遠地壓在了箱底。在這里,百褶裙既是一個女人內心思想的表述,凄慘一生的寫照,同時,它還是一種政治化的權力象征,一種社會身份的標志,它表明封建等級制度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日常生活領域的各個角落。民國時代的風氣尚且如此,此前的滿清及其更遙遠漫長的封建時代更是可想而知。據服裝史書記載:早在原始社群中,部落酋長、大祭司的穿戴,跟一般群體成員的就不一樣了。《易經》說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制定了冠服制度,“漢以后,中國的輿服制度已是相當完備發達的了。從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各有嚴格的服制,從服色、服式一直到花紋圖案,都有相應規定,不得逾越。祭服、常服,冕衣平裝,各有其制;冠笄 1 之禮,長幼之服,各依其時。”難怪衣服的規矩和講究并不簡單,它是繁復的、瑣碎的。張氏一一道來,比如,百褶裙的褶子,不光是服裝的樣式而已,它還是女人家教、儀態的嚴格試驗。又如穿皮子,如果不得法,便被目為暴發戶,所以必須分門別類詳盡區分不同的“小毛”、“中毛”、“大毛”,并懂得什么季節該穿什么。等等。
“對于細節的過分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張氏細數國人種種耗費在服裝上的無意義的繁縟細節,比如鞋底上繡圖案,襖子上的幾鑲幾滾之類,不由得讓人聯想起盛行于康雍乾時期的“清式家具”,那挖空心思的精雕細刻,求多、求滿、求富貴、求華麗,無所不用其極的裝飾與服裝上雕花鏤金的過分堆砌如出一轍。
這樣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有閑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閑的國家里最清閑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制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
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太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張氏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精妙絕倫。
1二、時代跨入了20世紀。在張愛玲筆下服裝的變遷是與時代密切相關的。隨著時代的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服裝的歷史從總體上看,的確是“點綴品的逐漸減去”的歷史。進入20世紀,鐵路方便了人們的出行,也改變了以往穿著寬大服飾的習俗――“衣褲漸漸縮小,‘闌干’與闊滾條過了時,單剩下一條極窄的”。在政治**與社會不靖的時期,服裝是需要輕捷利落,適合劇烈活動的。比如歷史上著名的“胡服騎射”的故事,講的就是在那動蕩的戰國時期,趙國國君武靈王,為了發憤圖強,決定實行“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把長袍大褂改為胡人的短衣窄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更加方便;同時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作戰方法。通過改革趙國的軍事力量日益強大,最終西退胡人,北滅中山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看來服裝的變革的確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衣服在革命期間變得越來越緊,以至于“‘小黃帝’登基的時候,襖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雖然有些古怪可笑,但不是沒有淵源、沒有道理的。革命的時代是那樣騷動不安,服裝的變來變去也就不足為怪。一會兒是不可理喻、失去平衡的“元寶領”的產生,正象征了那個時代的無均衡性。一會兒是“‘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不能不說與民國建立初提倡盧梭的理想化的人權主義有關。來自西方的影響實在不可小覷:衣領從高到低、從有到無,領口從圓到方、從方到尖,絲襪上繡花,妓女戴平光鏡??女性的著裝似乎多少有了些自由度、誘惑力和現代氣息。然而,那個時代政治風云的變幻實在迅疾不定,軍閥、政府來來去去,緊隨其后的服裝跌跌絆絆地趕,時尚走馬燈似地換,過了時便一文不值。也許不光是“一文不值”,說不準還惹人笑話,即如白居易詩《上陽白發人》所嘆:“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
時裝如此的千變萬化、追新逐時,在張愛玲看來卻是:
時裝的日新月異并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于其他活動范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里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 1《衣裝秘語》,四川出版集團,2005,頁206。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上述十二至十九自然段的精彩描述和點評,豈是心心念念于華服麗裝的小女子所能想見。服裝潮流的更新換代,并不僅僅是女人們愛美好奇、喜新厭舊的結果,它與社會、朝政、文化等等息息相關。這樣的見解和智慧,這樣厚重的歷史感,卻盡在張愛玲的“輕描淡寫”之中。
三、20世紀20年代,女裝的歷史在行家里手看來應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那是旗袍流行的起點。正如《更衣記》所言:“1921年,女人穿上了長袍”。“五族共和之后,全國婦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其實“旗袍”就是十七世紀滿族侵入中國之時所揮動的八旗,它與中國主流服裝一直共存著。原本“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二截穿衣’”的,“而從清朝起男子的服裝就不再是攔腰兩截了。一個大男人,跟人吵架時,會拍著胸脯說:‘我可不是穿兩截衫的’,也就是說他不是女人。”1 因此這樣的改變是驚人的。究其原因,還是與西方文化脫不了干系,女人們開始醉心于男女平權之說,要蓄意模仿男子,“恨不能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所以初創階段的旗袍與當今我們所認識的曼妙多姿,尤能勾勒女性曲線特征的旗袍相距甚遠,而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的。
30年代,是一個憤世嫉俗的時代,旗袍流行則達到頂峰,同時又在不斷的改良中。“袖長及肘,衣領又高了起來”,但新一輪的“元寶領”卻更加難堪、不可饒恕。此外,女人們還在拂地的絲絨長袍外,套上當時歐美流行的雙排扣軍式大衣。這樣奇異的配搭,也許說明女人們表面上追求激進的女權,骨子里還是很物質主義地要求著體己柔和的享受吧。40年代即張愛玲寫作此文(1943年12月)的年代,旗袍的款式又有重大變化,衣領矮了、袍身短了,鑲滾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衣袖也廢除了,雖然這是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費了20年的工夫,但總算是將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點綴一概消減了。于是“只認衣衫不認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現在要緊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旗袍也由此成為了中國女性獨具民族特色的“國服”,至今在女裝舞臺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成為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一個時代的服飾形成某種習尚,它就具有支配性、參與性與表現性,同時更具有排斥性與約束性。所以服裝的流行看來是隨意的,事實上跟‘公眾的幻想’息息相關。”2 正是張愛玲所說:
我們的時裝不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實業,不比在巴黎……我們的裁縫卻是沒主張的。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洪流。裁縫只有追隨的分兒。因為這緣故,中國的時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張愛玲不僅把服裝的款式、品種、習俗以及與時代政治的關系搖曳生姿地道來,同時還忘不了通過服裝變遷顯示人性與民意――這是她作品里一如既往的根底。
四、服裝似乎是女人的專利,《更衣記》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敘寫女裝,自是理所當然,但作者也沒忘記另一半――盡管“男裝的近代史較為平淡”。平淡的男裝無非就是西裝或中裝,一律的謹嚴而黯淡,“長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色里面打滾”。只有在民國四年至八九年 1 張愛玲《中國人的生活與時裝》,見止庵、萬燕著《張愛玲畫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232。《中國人的生活與時裝》原為張愛玲的英文作品,載于1943年1月的英文期刊《二十世紀》。《更衣記》則是“一文二作”的純中文作品,兩者內容同中有別,文風卻大異其趣。2 周芬伶《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頁176。這么幾年短暫的時期,男人的服裝花哨了一番――那也不過是當時天下大亂所顯現出來的怪狀之一罷了。因為對男人而言,衣服是不足掛齒的小事,作者以劉備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為證,可見妻子也罷,衣服也罷,在男人眼中都是一樣的沒有地位,沒有分量。而女人呢?“多數女人選擇丈夫遠不及選擇帽子一般的聚精會神,慎重考慮。再沒有心肝的女子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張氏的機智幽默中暗含冷諷,這是她慣有的腔調。再如:
有這么一種議論,說男性如果對于衣著感興趣些,也許他們會安份一點,不至于千方百計爭取社會的注意與贊美,為了造就一己的聲望,不惜禍國殃民。若說只消將男人打扮得花紅柳綠的,天下就太平了,那當然是笑話。大紅蟒衣里面戴著繡花肚兜的官員,照樣會淆亂朝綱。
《更衣記》的末段結尾,尤其讓人咀嚼不盡。作者先說明男子的裝扮還是中規中舉比較順眼。然后描述了一次電車上所見到的一個年輕小伙的妝扮:既怪異又多彩還自得,但出人意料的是,張氏的筆力輕靈一轉:
乍看覺得可笑,然而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歡……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沖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松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
文章就此打住。如果說省略號之前的句子還承上而來,那么之后的一段與整篇頭頭是道的服裝有什么關系呢――盡管寫得那樣的飛揚、放恣。
也許我們從張愛玲的自述文章中能找到解答的線索。
張愛玲對服裝與美的迷戀早在童年時代就顯露出來,她曾寫道“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
1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
2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
3“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極度戀慕著美的女孩,在她十幾歲的青春期卻只能穿繼母穿剩的衣服,為此她深感憎惡與羞恥,少女天性中對美的渴望被深深地壓抑著。后來,為了上大學,又只好節省衣裝費做學費,好在到香港讀書時得了兩個獎學金,于是“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此后,壓抑太久的渴望被沖破,她徹底地放縱自己,尤其在她寫作《更衣記》時正是她“一夜之間紅遍上海”的“飛揚”時期,她更是率性而為,以“奇裝異服”炫人。一如余彬《張愛玲傳》所言:“成名給張愛玲帶來莫大的喜悅,若說人生安穩的時候多,飛揚的時候少,若說飛揚就是一種隨心所欲的4感覺,那現在正是張愛玲飛揚的時候,服裝會向你透露她飛揚的喜悅。”
張愛玲絢爛恣肆的寫作、驚世駭俗的裝扮不就是那飛揚的一刻、可愛的一撒手嗎?
《名作欣賞》2008年2期刊發
來鳳儀編《張愛玲散文全集·童言無忌》,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頁99。
同注1,頁97。3 來鳳儀編《張愛玲散文全集·私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頁128。4 余彬著《張愛玲傳》,海南出版社,1993,頁161。
第二篇:更衣記讀后感
(更衣記讀后感)——衣架下的窺探
對于張愛玲的作品,其實我們并不是很陌生,她犀利精辟的語句,往往有一語驚醒夢中人的功效。以其獨特的觀察視角,挖掘事物本質的起源;用其精辟的語言,揭露社會的現實;憑其冷酷的作風,流露內心的狂想與不羈。僅是如此瞟一眼,便讓人印象深刻。
《更衣記》,在未深入了解文章時,對于題目的理解就是可能寫女人頻繁的更換衣物來展現自己的美態。讀完整后,寫的主旨是通過更替的時代,瞬息萬變的政局,窺探衣著的變化,冷眼看待這個社會······
社會就是大熔爐,鍛煉不同的百寶瓶,瓶頸上不同的雕飾是每一個人所謂的個性吧。光是衣裝的的轉變滿足不了作者的視角,服飾的變化折射的是社會的動蕩。“更衣”,“更”即變更,指的是中國現代服裝風潮的演變。文章以時代背景為線索,寫衣香鬢影的世俗繁復與風情,詳盡而不失風趣的調侃,犀利而不缺乏理性的視角,為我們展現的便是“盛妝下的素顏”。然而不管你的外形如何千變萬化,都離不了你的本性——時代背景,政制時事與衣妝服飾每每相互關聯。從作者的文章中就有很多體現的,時代背景的烙印通過時裝的轉變而委婉表達自己,如:“政治與家庭制度的缺點突然被揭穿;一向心平氣和的古國從來沒有如此騷動過。在那竭斯底里的氣氛里,?元寶領?這東西產生了”,“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象征了那個時代”,“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后飛沙走石,跟著他們自己的官員,政府,法律,跌跌絆拌趕上去的時裝,也同樣地千變萬化”,你能明白嗎?“政治上,對內對外陸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民眾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總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時裝開始緊縮”,現實與時裝巧妙地鏈接,吐露青年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和服飾的聯系。
服裝與社會的聯系,以及后文對于男女不同服飾的解說,透露著雙方難以獨立分離而又相互纏綿的關系。在社會的煉爐里,沒有一個能做到所謂的“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的境界。對于社會,可能有太多的無奈憤慨亦或時激情,革命,然而作為卑微的一份子,在觀察之余,顯得冷清,殘酷。
在張愛玲的言辭中,我體會到更多的語言巧妙之處,同時,我想說的,同樣是女性,在有些方面有著致命的共同點。女人對服裝難以言喻的迷戀之情,缺少的便是張愛玲那樣對于服裝若輕若重的態度,冷靜客觀的對待,生活中的我們是對于服飾的狂熱,因此文中寫道: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吧”,實際上沒有比一年一度曬衣裳的場景更能展示一個普通女人與服裝的關系了。那本是煩瑣的家務,卻偏偏讓我們樂此不疲,就好像:“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墻”,然而“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置身于繽紛衣袂中的女人亦或我們這些懵懂的少女對于服裝的莫名之心,非女性不能體味快樂亦或悲哀。悲哀什么?快樂什么?一切又顯得虛無縹緲,衣裳上的灰塵在黃色的太陽里飛舞,回憶里是樟腦味道的香,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思緒的展開,回憶的彌漫,帶領我在盛世下感受當時的環境。
當然我沒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血雨腥風,在作者的筆觸中讓我印象深刻并且引起我自己思考的有以下幾點:首先是文章中提到的:“因為一個女人不該吸引過度的注意;任是鐵錚錚的名字,掛在千萬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氣里生了銹”,以鐵生銹喻名字被玷污,刻薄清醒的靈魂載在這個句子上。女人要相處中一點,連這樣堂而皇之的途徑都有人反對,何況奇裝異服,自然更是傷風敗俗。是世俗人眼里無法容忍的女性悲哀,也是社會悲劇的局限。女人與名聲的生死相依,與服裝的纏綿悱惻,與世俗的爭論不休。如大觀園的女人又該以何種姿態與社會相依相偎?衣服點綴了人,把人分成了所謂的三六九等,同時卻也是累贅了中國的女性。里三層,外三層的包裹,是否能綁住一個真實的靈魂?有可能又是一個個的行尸走肉,衣架下的你是否如喇叭褲般得夸大懸浮?男性與女性的不等,西方的滲透,從中
透露的又是怎樣的點點滴滴?
然而,時裝的日新月異并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衣服構造女性的殿堂,一幅盛世下的鎮定劑,清醒地無聲地訴說著對于人生、對于服飾的看法······衣服裝飾的了你的外在,點綴不了你的精神,對于這個“貼身的環境“我們太過于執著,難道是因為對于無法改變的這個”外在的環境“而存取內心的安穩?住在衣服里,有人可以對于現實充耳不聞,有人可以通過衣服的標新立異而尋求解脫,有人通過衣服表達現實的冷清,住在不同的衣服里,感受不同的環境,思緒的沉淀,靈魂的升華或者沉淪。男女的分離對立,是不是從中也在流露著作者對于現實中的男女觀的不認同通過對于服飾的差異來表達?
卑微如女人:劉備說過這樣的話:?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夠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很讓人會心解頤。是女性的劣根性還是女性注定的命運?在讓我們對于愛情幻想的同時,活生生地撕裂愛的城堡,充斥的還是一縷清醒,一絲理智。有時候,感到最多還是矛盾,讓我想到一種關系:對立統一。現實與理想,女人與男人,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結尾是點睛之筆,“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有時候隨心所欲的輕松比衣飾更迷人。率性而為比外在的固定讓人感到愜意。這是怎樣的心態呢?一種偷窺的本能,一種雕刻的懸浮,容華謝后,不過一場,山河永寂。衣架下的是奴隸還是天使,是相框固定了我們的微笑,還是我們的微笑只是在相框瞬間的停留?
第三篇:《更衣記》教案(蘇教版選修《現代散文選讀》)
更衣記(教案)
教學目標:
一、了解我國的服飾文化
二、了解作者對服裝日新月異變化的簡介
三、體會張愛玲散文的深層意蘊 教學重點:
1.了解我國的服飾文化
2.了解作者對服裝日新月異變化的簡介 教學難點:
體會張愛玲散文的深層意蘊
教學方法:文體引導——小組合作——課堂交流 教學安排:1課時更衣記(教案)教學過程
1、閱讀課文第二部分,回答下列問題:
(1)課文3—6節中,介紹了清代服飾哪些特點,反映了什么樣的社會現實? 答:特點:沒有什么時裝可言,流行著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著氣象;對于穿著有著嚴格的規律,僅有姑娘的“昭君套”,為陰森的冬月添上點色彩。
社會現實:世界迂緩、安靜、齊整,等級制度森嚴,思想禁錮,社會少有活力。(2)課文第7節中說“對于細節的過分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這反映了時人什么樣的心態?
答:反映了中國有閑階級一貫的態度: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
(3)清代末年,服裝產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各反映了時代什么特點?請結合課文具體闡述。
答:(1)服裝變小、變緊,(以女裝而言,襖子套在身上像刀鞘,緊身背心使女人看上去像一縷詩魂,鉛筆一般瘦的褲管給人“一種伶仃無告的感覺”;)
時代特點:政治**,社會不靖,社會處于一種“過渡時代”,百姓生活“顛連困苦”。
1、民國初年的服飾有哪些變化,各說明了什么樣的社會現狀? 時裝上也顯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
社會現實:民國初建立,有一時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氣象。大部分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舶來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見一斑。社會現實:西方思想與文化涌入中國,人們全盤接受,崇洋媚外。短襖的下擺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社會現實: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后飛抄走石,跟著他們自己的官員、政府、法律,跌跌絆絆趕上去的時候,也同樣地千變萬化。
2、作者對于時裝的日新月異有見解?
時裝的日新月異并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于其他活動范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區域里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
4、在張愛玲筆下,女子的時裝始終與政治時事相連,請分析下面幾句話所體現的女子的地位,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1)高得與鼻尖平行的硬領,像緬甸的一層層疊至尺來高的金屬頂圈一般,逼迫女人們伸長了脖子。
(2)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抵著下頗,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3)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的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后的狂笑。
女子服裝的改變始終與時政變化相連,反映女性從衣飾到身體,從身體到生存和自由,始終處于男權目光的審視下,處于被鑒賞與被監管地位。
因為時政變化始終是在男性作用下的結果,男性話語在其中占主導地位。
第四篇:張愛玲經典短篇散文
張愛玲當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風格很有趣,像是繞過了五四時期的文學,直接從《紅樓夢》、《金瓶梅》那一脈下來的,張愛玲的小說語言更純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國傳統文化造詣其實很深。下面就是小編整理的張愛玲經典短篇散文,一起來看一下吧。
一、夜營的喇叭
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了。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我說:“啊,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么,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連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于凄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
二、有幾句話同讀者說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同時我也實在不愿意耗費時間與精神去打筆墨官司,徒然攪亂心思,耽誤了正當的工作。但一直這樣沉默著,始終沒有闡明我的地位,給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我也覺得是對不起關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說集重印的時候寫了這樣一段作為序。反正只要讀者知道了就是了。《傳奇》里面新收進去的五篇,《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發表的時候有許多草率的地方,實在對讀者感到抱歉,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經過增刪。還有兩篇改也無從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會做詩的,去年冬天卻做了兩首,自己很喜歡,又怕人家看了說“不知所云”;原想解釋一下,寫到后來也成了一篇獨立的散文。現在我把這篇《中國的日夜》放在這里當作跋,雖然它也并不能夠代表這里許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為一個傳奇未了的“余韻”,似乎還適當。
封面是請炎櫻設計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著個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邊坐著奶媽,抱著孩子,仿佛是晚飯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欄桿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窺視。如果這畫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氣氛。
三、有女同車
這是句句真言,沒有經過一點剪裁與潤色,所以不能算小說。
電車這一頭坐著兩個洋裝女子,大約是雜種人罷,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員。說話的這一個偏于胖,腰間柬著三寸寬的黑漆皮帶,皮帶下面有圓圓的肚子,細眉毛,腫眼泡,因為臉龐的上半部比較突出,上下截然分為兩部。她道:”……所以我就一個禮拜沒同他說話。他說‘哈啰’,我也說‘哈啰’。“她冷冷地抬了拍眉毛,連帶地把整個的上半截臉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氣是倔強的。是我有理的時候,我總是倔強的。“
電車那一頭也有個女人說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戀人而是兒子,因為這是個老板娘模樣的中年太大,梳個烏油油的髻,戴著時行的獨粒頭噴漆紅耳環。聽她說話的許是她的內侄。她說一句,他點一點頭,表示領會,她也點一點頭,表示語氣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頭,伊弗撥我翻。難我講我銅韌弗撥伊用哉!
格日子拉電車浪,我教伊買票,伊哪哼話?……‘儂撥我十塊洋細,我就搭儂買!’壞弗?……“這里的”伊“,仿佛是個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聽下去,原來是兒子。兒子終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親:”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來,‘跪呀,跪呀!’伊定規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個末講:’定現要依跪。跪呀!跪呀!‘難后來伊強弗過明:’好格,好格,我跪!‘我說:’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來旁邊人講:價大格人,跪下來,阿要難為情,難末喊伊送杯茶,講一聲:’姆媽(要勿)動氣。‘一杯茶送得來,我倒’叭!‘笑出來哉!”
四、說胡蘿卜
有一天,我們飯桌上有一樣蘿卜煨肉湯。我問我姑姑:“洋花蘿卜跟胡蘿卜都是古時候從外國傳進來的吧?”她說:“別問我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說道:“我第一次同胡蘿卜接觸,是小時候養叫油子,就喂它胡蘿卜。還記得那時候奶奶(指我的祖母)總是把胡蘿卜一切兩半,再對半一切,塞在籠子里,大約那樣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們吃的菜里是向來沒有胡蘿卜這樣東西的。——為什么給叫油子吃這個,我也不懂。”
我把這一席話暗暗記下,一字不移地寫下來,看看忍不住要笑,因為只消加上“說胡蘿卜”的標題,就是一篇時髦的散文,雖說不上沖淡雋永,至少放在報章雜志里也可以充充數。而且妙在短——才抬頭,已經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五、打人
在外灘看見一個警察打人,沒有緣故,只是一時興起,挨打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穿得相當干凈的孩子,棉襖棉褲,腰間系帶。警察用的鞭,沒看仔細,好像就是警棍頭上的繩圈。“嗚!”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墻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頭望著他,皺著臉,瞇著眼,就像鄉下人在田野的太陽里睜不開眼睛的樣子,仿佛還帶著點笑。事情來得太突兀了,缺乏舞臺經驗的人往往來不及調整面部表情。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愿意看見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飛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怒,對于一個麻風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覺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緊了一緊腰間的皮帶。他是個長臉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難看。
他走到公眾廁所的門前,順手揪過一個穿長袍而帶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動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著棍子。那人于張惶氣惱之中還想講笑話,問道:“阿sir是為仔要我登牢子?
大約因為我的思想沒受過訓練之故,這時候我并不想起階級革命,一氣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給那警察兩個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說里,這時候就應當跳出一個仗義的西洋傳教師,或是保安局長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舊情人。)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六、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于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看慣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里驚嘆出來:“到底是上海人!”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的薰。《新聞報》上登過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用并散并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于選擇禮品不當的危險,結論是:“友情所系,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并沒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于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么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里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已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度的有一副對聯,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于“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寫的故事里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里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七、寫什么
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我想了一想,說:“不會。要么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后來從別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并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為失望了。
文人討論今后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選擇的余地似的。當然,文苑是廣大的,游客買了票進去,在九曲橋上拍了照,再一窩蜂去參觀動物園,說走就走,的確可羨慕。但是我認為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為歷史小說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于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艷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后來越覺得拘束。譬如說現在我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里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于新聞記者的訪問。最初印象也許是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外國人觀光燕子窩,印象縱然深,我們也不能從這角度去描寫燕子窩顧客的心理吧?
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后,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復。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于不同的題材上——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說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八、草爐餅
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里面寫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于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后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干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黃昏才出現,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夫,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著吃——最便當的便當。
戰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姑姑都說過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么樣子。”“現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糕一樣在鍋里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實“燥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干燥的?《八千歲》里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么厚的大餅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里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為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后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挽著的籃子里蓋著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只。白布洗成了勻凈的深灰色,看著有點惡心。匆匆一瞥,我只顧忙著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仿佛是個蒼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太不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Micronesian)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中學,舍監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曬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曬褪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么個“墨半濃”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條子,似乎本來是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這么一只籃子,怎么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只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里全是住宅區,緊接著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占,想必也要走門路,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下人為了現在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天賣一籃子餅,聊勝于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里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么一剎那,此后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噪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我姑姑有一天終于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撩,有點不耐煩地半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托著一角大餅,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來。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
九、秋雨
雨,像銀灰色黏濕的蛛絲,織成一片輕柔的網,網住了整個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纏滿著蛛絲網的屋頂。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頂上剝落的粉。在這古舊的屋頂的籠罩下,一切都是異常的沉悶。園子里綠翳翳的石榴、桑樹、葡萄藤,都不過代表著過去盛夏的繁榮,現在已成了古羅馬的建筑的遺跡一樣,在蕭蕭的雨聲中瑟縮不寧,回憶著光榮的過去。草色已經轉入憂郁的蒼黃,地下找不出一點新鮮的花朵;宿舍墻外一帶種的嬌嫩的洋水仙,垂了頭,含著滿眼的淚珠,在那里嘆息它們的薄命,才過了兩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這樣霉氣薰薰的雨天。只有墻角的桂花,枝頭已經綴著幾個黃金一樣寶貴的嫩蕊,小心地隱藏在綠油油橢圓形的葉瓣下,透露出一點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靜悄悄地下著,只有一點細細的淅瀝瀝的聲音。桔紅色的房屋,像披著鮮艷的袈裟的老僧,垂頭合目,受著雨底洗禮。那潮濕的紅磚,發出有刺激性的豬血的顏色和墻下綠油油的桂葉成為強烈的對照。灰色的癩蛤蟆,在濕爛發霉的泥地里跳躍著;在秋雨的沉悶的網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滿愉快的生氣的東西。它背上灰黃斑駁的花紋,跟沉悶的天空遙遙相應,造成和諧的色調。它噗通噗通地跳著,從草窠里,跳到泥里,濺出深綠的水花。
雨,像銀灰色黏濡的蛛絲,織成一片輕柔的網,網住了整個秋的世界。
十、愛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她沒有說什么,他也沒有再說什么,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后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
第五篇:讀《更衣記》有感
淺談《更衣記》中張愛玲的追求
《更衣記》是張愛玲聲明燥熱時所寫的一篇關于近代服飾發展的散文。初讀《更衣記》,感覺她在為服飾的發展作總結,編寫小史,然而為何會取名《更衣記》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耐人尋味的。我想:“更衣”即穿衣,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要做的日常小事,極具個性化,多樣性,這正好契合了張愛玲的追求獨特鮮明的創作個性。
張愛玲的特殊家庭文化淵源與其自身受教育情況,使她成為了穿衣的先鋒派,認為時裝具有追艷獵奇的效果。同時,張愛玲也是一個有名的愛用衣服來炫耀自己的人。所以,在以衣服為題材的作家中,張愛玲是個中高手。從《更衣記》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張愛玲就像一個研究服飾的專家。她用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展示了近代各種服飾的穿著搭配、顏色的要求、面料的等級、做工的繁復與過分的注重細節、產生的條件、設計的理念以及服飾中所蘊含的特殊的意義等等各個方面,像是一部穿衣辨色的鑒賞書。然而,她似乎又超越了服飾研究的專家,她注重穿衣的感覺。在《更衣記》中,她用不同時期的衣服穿在人們身上的感覺來寫出服飾的變遷。比如: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末流行的極度寬大的衫褲,將標準美女裹得失去了人的本身;百褶裙穿在身上是極度規律化,且對女人的教養是極為嚴苛的考驗;1930年后改裝的元寶領對人體產生了影響、鉛筆一般瘦的褲腳妙在給人一種伶仃無告的感覺等等,貼切傳神的寫出了服飾對人本身的束縛、限制與影響。古中國那種世代相傳的衣服更是給人一種壓抑而沉重的感覺。我想:這其中大概也記敘了張愛玲自己穿衣的感覺吧。由此可見,張愛玲是寫衣服的個中高手。
讀《更衣記》時,會聯想到很多內容,感受最深的莫過于衣服對女人的影響以及張愛玲在文章中所表現出的悲哀蒼涼的思想。
古中國的衣服像珠寶一樣,沒有時間的概念,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從上到下都追求著迂緩、安靜、平穩的生活制度,忘了衣服原本的審美及發展規律。古中國的女人在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嚴苛的禮法下成了一尊衣架,在什么時節、什么場合、什么身份等方方面面對女人穿紅著綠都有嚴苛的規定。在重重疊疊的衣服包裹下女人失去人的本質,即使標準的美女也會在衣服下面失去光華,而不是依靠衣裝使自己變得更美,衣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是女人最為重視的事情。所以盡管不脫衣服都分不出她和她,如此沉重的過一輩子,她們也樂此不疲。
隨著社會的發展,政治經濟的變革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女人的知識、能力不斷的發展,致使她們有了所謂的維權意識,身體不斷的在變化,服飾也在不斷的變化。然而,所有的一切也只不過是將繁復細致的修飾點綴品去掉,并沒有真正發現自己的美。張愛玲在《更衣記》里反駁了劉備的“妻子如衣服”觀點,女子的一往情深不是給了自己的丈夫,而是對衣服一往情深。這是希望激發女性的潛意識,讓她們真正的認識自己。這里似乎透漏出淡淡的女權主義的思想,卻也帶著微不可查的蒼涼。
《更衣記》除了從女性的視角來寫出服飾的感覺以及服飾變遷蘊含的意義外,最主要的是用了比較的視角。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服裝和現代巴黎的時裝都被張愛玲拿來與中國的服裝進行比較,在這個比較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東西方在服飾設計上的理念不同。西方的服裝目的性很強,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實業,有幾個大公司進行操作而影響整個西方服飾世界。然而,我們中國的裁縫似乎沒有主張,跟著時代的要求,民眾的心意進行設計衣服,無論繁復而細致的還是稱出人的流線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張愛玲是傾向于中國這種服裝設計理念的,也說明了她更喜歡這種小市民式的審美情趣,尊重世俗的生活。
然而,對于服裝設計理念來說,張愛玲說“時裝的日新月異并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由此可見,張愛玲雖然喜歡衣服,但只喜歡能夠表現活潑精神的衣服。在《更衣記》的敘述中,張愛玲認為一個人在其他領域失敗了,即使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服飾上來也未必會創造出精神的品味與個性的風采。對于她的這種觀點,我認為不一定正確。也許是她所生活的時代環境造成的局限。總之,我認為這種觀點太悲傷了。如果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話,是可以創造出具有個性化的服飾的。但是,張愛玲所提出的服裝設計要體現活潑的精神和新穎的思想的理念是服裝設計者應該遵循的原則。
《更衣記》中有許多耐人尋味的句子,比如說“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她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我想:這是因為我們總是根據自己的個性來選擇衣服,穿上這樣的衣服,久而久之,衣服便能傳達我們身上的信息,體現我們的性格,而這些衣服的信息也對我們浸染,成為我們生活的環境。再比如,文章結尾處那位穿紅著綠卻洋洋自得的男士以及“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等都值得我們去深思。所以說,張愛玲的《更衣記》美的很純粹,盡管有些地方沒讀懂。
《更衣記》以假設開頭,引出對服飾的回憶,接著寫了各個時代的服飾的感覺并進行分析,讀了它,你可以清晰的明白近代服飾的發展以及人們思想的發展變化。所以,如果你想學習如何鑒賞衣服,我覺得張愛玲的《更衣記》會領你入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