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年上海法院金融典型案例

2015 年度金融商事審判十大案例

2016年6月17日，上海高院發(fā)布了2015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審判系列白皮書，并公布了2015 年度金融商事審判十大案例。

01.內幕交易行為人對投資者的損失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02.銀行向持卡客戶發(fā)送商業(yè)服務性短信是否構成民事侵權的認定原則 03.信用卡遭盜刷非因臨時額度期限過長所致應由泄露密碼的持卡人承擔責任 04.保險理財產品的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及其認定標準

05.期貨從業(yè)人員違反從業(yè)禁止性規(guī)定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 06.P2P網貸平臺受讓出借人的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07.車損險合同中對火災所作解釋符合專業(yè)含義的，法院應當認可 08.金融機構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應以存在欺詐行為為前提 09.清償票據貼現擔保之債務無法取得票據追索權 10.夫妻之間的財產侵權不屬于商業(yè)三者險的賠償范圍

01.內幕交易行為人對投資者的損失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裁判要旨

本案系我國首起內幕交易行為人被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案。內幕交易行為人實施了內幕交易行為且具有主觀過錯，如投資者在內幕交易期間進行了與內幕交易品種直接相關的且主要交易方向與內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貨交易，存在損失的，推定其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內幕交易行為人應當對投資者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16日 11時05分，乙證券公司在進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以下簡稱ETF）申贖套利交易時，因程序錯誤，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統(tǒng)以234億元的巨量資金申購股票，實際成交 72.7億元。在當日下午13時開市后，乙證券公司在未披露相關事實的情況下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至 14時22分才公告稱“公司策略投資部自營業(yè)務在使用其獨立套利系統(tǒng)時出現問題”。同年 11月，中國證監(jiān)會對乙證券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作出沒收非法所得及罰款 5.2億元等處罰。在乙證券公司錯單交易過程中，甲某等投資者認為市場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乙證券公司董事會秘書通過媒體否認烏龍傳聞，故進行了相關股票或股指期貨合約的交易，造成了損失。甲某等投資者認為其損失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故起訴至法院，要求乙證券公司承擔賠償責任。2014 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告楊某訴被告中國證監(jiān)會行政處罰、市場禁入決定兩案一審公開宣判，兩案均判決駁回楊某訴訟請求。楊某不服上訴。2015年5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4）滬二中民六(商)初字第8號等民事判決：乙證券公司賠償甲某等部分投資者損失。乙證券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滬高民五(商)終字第61號等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 ：乙證券公司于 2013年8月16日11時05分因程序錯誤巨量申購 180ETF成份股，并于當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該信息的情況下，即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后被中國證監(jiān)會處罰，其行為已構成內幕交易。乙證券公司在發(fā)生錯單交易后，應立即披露卻未披露該信息，反而實施對沖交易以規(guī)避自己損失，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主觀上存在過錯，乙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與投資者的損失具有因果關系，符合民事侵權構成要件，乙證券公司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首先，關于侵權行為的認定：乙證券公司存在內幕交易行為。中國證監(jiān)會的行政處罰以及相關行政訴訟生效判決已認定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可以作為本案定案依據。乙證券公司提出媒體報道已經事先公開了錯單交易信息，但該報道并非由乙證券公司主動披露或經其他權威機構確認，而是由財經媒體自主報道，不能視為乙證券公司履行了法律法規(guī)以及證券監(jiān)管部門、證券交易所要求的公開披露義務。在當天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市場上各種消息魚龍混雜的情況下，該報道的權威性和真實性受到市場各方的懷疑，難以作為各方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的可靠依據。此外，乙證券公司董事會秘書在下午開市前又對外否認存在錯單交易。鑒于投資者對同一事件所獲得的信息截然相反且真?zhèn)坞y辨，絕大部分投資者難以從當天中午出現的各種信息中獲得準確答案。因此，相關媒體報道不能作為對錯單交易信息進行公開的依據。受眾無法從中確信內幕信息已經公開。

其次，關于侵權主觀方面的認定：乙證券公司具有主觀過錯。當日11時40分，乙證券公司已經開會準備進行對沖，這說明乙證券公司此時完全知曉其上午的交易屬于錯單交易。乙證券公司作為上市公司，又系專業(yè)的證券、期貨經營單位，理應知道并充分理解我國證券、期貨法律法規(guī)關于禁止內幕交易的規(guī)定，其對于錯單交易可能影響投資者的判斷，對相關證券、期貨品種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應屬明知，其關于不能判斷是否屬于內幕信息的辯解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乙證券公司作為上市公司，有義務在了解事件真相后的第一時間，將相關錯單交易信息向市場予以及時、全面的披露，同時在內幕信息未披露前應戒絕交易。但乙證券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尚未披露內幕信息的情況下，采取對沖減損的措施以規(guī)避自身的損失，其隱瞞事實真相，利用內幕信息獲取非法利益的主觀過錯至為明顯。

第三，關于行為違法性的認定：乙證券公司提出，其進行的對沖交易是根據既定的、公開的交易策略和《策略投資部業(yè)務管理制度》進行的，所以具有合規(guī)性和正當性。對此，法院認為，對沖交易策略其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是否違法違規(guī)的問題，采用何種交易策略和方式是市場參與者的自主選擇。但無論采用何種交易策略和方式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都不能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相關規(guī)定，否則就構成違法交易行為，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乙證券公司可以進行正常的對沖交易，但是該案中，乙證券公司決策層在了解相關事件的重大性之后，在沒有披露之前就決定進行交易，并非針對可能遇到的風險進行一般對沖交易的既定安排，而是利用內幕信息進行的違法交易。

第四，關于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的認定：基于證券、期貨市場的特殊性，侵權人和被侵權人往往不直接進行交易，雙方交易的證券、期貨品種難以完全一一對應，而且市場中影響證券、期貨價格發(fā)生變化的因素眾多，在此情況下，完全由被侵害的投資者提供證據證明內幕交易的因果關系幾乎不可能。對此，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采用推定因果關系。即在乙證券公司實施內幕交易行為的期間，如果投資者從事了與內幕交易行為主要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為，而且投資者買賣的是與內幕信息直接關聯的證券、證券衍生產品或期貨合約，最終遭受損失，則應認定內幕交易與投資者損失具有因果關系。至于內幕交易人進行內幕交易的數量多少和時間長短，內幕交易人是否因內幕交易獲得實際的利益，其內幕交易行為是否對相關證券、期貨品種的交易價格產生實質性影響，都不影響對內幕交易侵權因果關系的認定。（1）具體針對交易品種而言，如果原告投資者進行50ETF、180ETF、IF1309、IF1312交易，可推定存在因果關系。如果原告投資者進行50ETF、180ETF的成份股交易，因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交易期間50ETF、180ETF的成交量與市場同期成交量相比巨大，足以通過套利機制等因素影響50ETF、180ETF成份股的價格，故可推定50ETF、180ETF成份股損失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至于原告投資者上述品種之外的交易品種，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品種的價格關聯性極為微弱，無法認定存在法律上認可的因果關系。（2）具體針對交易方向而言，50ETF、180ETF以及相應的成份股交易規(guī)則為T+1，可根據買賣方向判斷交易方向。對于股指期貨IF1309、IF1312而言，基于股指期貨攤低成本、規(guī)避風險的策略，投資者會存在反復買賣行為，這種情況下可根據內幕交易時間段內投資者買入的總手數與賣出總手數進行比較來認定交易方向。如果兩者總手數相同，則應對該時間段內的交易結算結果來判斷交易方向，產生損失的，可認定為原告交易方向與乙證券公司交易方向相反。（3）具體針對交易時間而言，原告投資者在非內幕交易時間段跟風操作引發(fā)的損失，與乙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不存在因果關系。因為對于投資者而言，在一個價格瞬息萬變、波動巨大的市場上，每位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時應依賴于自己的判斷，而不應對其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產生任何信賴，而且根本無法事先判斷其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是有意、無意或者是存在錯誤。在交易之時，該投資者并不存在重大誤解，也無從要求撤銷這種交易行為。

第五，關于損失范圍的確定：應區(qū)分不同情況計算損失金額。考慮到不同品種的交易規(guī)則區(qū)別較大(比如保證金交易、T+1還是T+0等等)，對適格投資者的標準亦不相同，投資者的交易頻率也有所差別，故應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基準價及損失計算方法。（1）對于50ETF、180ETF及其成份股，應以內幕信息公開后的十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基準價格。如果原告在基準日及以前賣出證券的，其損失為買入證券總成交額與實際賣出證券總成交額之差；如果原告投資者在基準日之后賣出或者仍持有證券的，其損失為買入證券總成交額與以基準價格計算的賣出證券總成交額之差。總成交額以股數×交易價格計算，多次買入的累計計算；如果原告有庫存股票，則應根據先進先出的原則計算差價。（2）對于股指期貨品種，則以三個交易日平均結算價作為基準價格。計算損失時，原告內幕交易時間段內的所有反向交易(無論開倉或者平倉)價格減去基準價格形成的差額，乘以交易的具體數量，以此作為損失額。如果原告在內幕交易時間段內還存在同向交易的，則應將反向交易與同向交易在同等交易量(手)基礎上先行結算沖抵計算交易盈虧額，剩余的反向交易按第1項原則計算交易盈虧額，然后兩項交易盈虧額相加，以此作為損失額。

裁判意義

證券市場中的內幕交易侵權行為，是我國當前證券市場多發(fā)的一種侵權行為，其不僅破壞了證券市場公平交易，影響了證券市場健康、規(guī)范、有序發(fā)展，更直接損害了廣大證券投資者的利益，應予依法規(guī)范。當前，我國對證券市場的內幕交易多采取行政處罰方式予以制裁和規(guī)范，但僅此尚不能彌補投資者的損失，內幕交易行為人理應承擔相應民事賠償責任。本案受理之后，為維護資本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法院對于內幕交易民事責任相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依據我國證券期貨法律規(guī)定，充分考量了相關法律制度的精神、證券期貨市場的相關政策和監(jiān)管規(guī)則、證券期貨民事索賠的現狀，立足于制裁內幕交易行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最終判決乙證券公司賠償投資者的損失，開啟了我國內幕交易民事賠償先例。本案的法律適用標準確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探索界定內幕交易行為以及認定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二是以推定因果關系認定內幕交易行為同期間的反向交易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三是初步通過市場差別、交易量大小、套利模式等因素來區(qū)分不同交易品種之間的價格關聯互動關系；四是嘗試認定股指期貨的交易方向及損失計算方法。本案判決依法制裁了內幕交易行為，保護了投資者利益，對證券市場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同時為我國證券內幕交易民事賠償糾紛的司法處理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示范意義。

02.銀行向持卡客戶發(fā)送商業(yè)服務性短信是否構成民事侵權的認定原則

裁判要旨

銀行向其客戶發(fā)送與銀行卡商業(yè)性消費服務有關的信息，已成為目前銀行向其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的一種普遍做法，但也產生了客戶因不滿銀行向其發(fā)送商業(yè)性服務信息所引發(fā)的訴訟。銀行卡領用合約對發(fā)送商業(yè)信息等行為有明確約定的，銀行依據合同約定發(fā)送與銀行卡相關的商業(yè)性服務信息的行為不構成侵權。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3日，甲某向乙銀行申領信用卡一張，相應領用合約第五條約定：“甲方（申領人）在申請表中所填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單位、聯系方式及地址、身份證件號碼）有所變更時，需立即以書面或雙方認可的其他形式通知乙方辦理資料變更。否則，由此產生的后果或損失由甲方承擔。甲方同意乙方可通過短信或電子郵件方式向其發(fā)送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乙方保留終止發(fā)送的權利。”

2013年6月起，乙銀行使用客服短號碼向甲某發(fā)送諸如“某某卡攜手連卡佛傾情回饋！11/2-11/17持乙銀行某某信用卡至大上海時代廣場連卡佛化妝品專柜刷卡消費，當日單張POS消費滿1,000元獲贈100元現金券，滿2,000元獲贈300元現金券及限量版連卡佛化妝包一個，憑購物小票可在下次購買化妝品時抵用”、“購車有驚喜，分期0費率！3月15日-16日，乙銀行攜上海通銳汽車4S店在閔行體育公園開展一汽馬自達購車促銷活動，乙銀行信用卡客戶申請2年期購車分期享0手續(xù)費0利息，成功申請更可獲贈驚喜禮品”、“乙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登陸card.zoe360.com參加歌詩達大西洋游輪6月3日出發(fā)6天5晚濟州釜山游，最低僅需2,799元/人起，港務/簽證等費用全包，更享免費升艙特惠”等多條短信。

2013年10月31日，甲某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fā)送短信，內容為：“根據全國人大關于網絡信息安全的決定，你行發(fā)送商業(yè)信息屬于垃圾信息，應立即停止發(fā)送。否則需依法承擔責任。”同日，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給您造成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若您的問題仍未解決，請撥我行服務熱線或者前往營業(yè)網點進行反映，我們會盡快地為您解決問題。”2014年3月12日，甲某再次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fā)送短信：“你使用短號碼發(fā)送商業(yè)信息，未經同意，應停止發(fā)送。賠償損失。再次警告，否則起訴。”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短信客服是我行新推出的服務渠道，由于您是我行優(yōu)質客戶，符合我行各類宣傳短信的發(fā)送條件，如經常使用客服熱線的客戶等，因此有可能會收到多條宣傳短信。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2014年5月4日，甲某第三次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fā)送短信：“你使用短號碼發(fā)送商業(yè)信息屬于違法行為，請停止。否則依法應承擔責任。”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給您造成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若您的問題仍未解決，請撥我行服務熱線或者前往營業(yè)網點進行反映，我們會盡快地為您解決問題。”之后，甲某提起本案訴訟，要求乙銀行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公證費及律師費損失，并賠償其精神損害50,000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107號民事判決：駁回甲某原審全部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銀行卡領用合約明確載明，乙銀行可通過短信或電子郵件方式向持卡人發(fā)送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該領用合約雖未對何謂“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作出明確界定，但本案所涉電子信息內容均為與系爭銀行卡有關的將來商業(yè)信息，雖與涉案信用卡已實際發(fā)生的交易行為并無直接關聯，但顯然亦屬于系爭銀行卡有關的信息，故乙銀行發(fā)送系爭電子信息具有相應合同依據。當然，乙銀行作為專業(yè)金融機構，在其擬定的格式合同中未對相應概念予以細化并由此引發(fā)爭議，有所不當，但此種瑕疵并不足以否定系爭電子信息的法律屬性，亦不能據此認定乙銀行存在相應過錯。

甲某在收到系爭電子信息后，并未立即表示異議，足以使乙銀行認為其同意接收系爭電子信息，屬以默示方式表達其意思表示，故即使締約時甲某對系爭領用合約中的信息概念尚不清晰，依照其之后的默示行為，亦應認定甲某與乙銀行已達成相應合意，乙銀行發(fā)送系爭電子信息并無不當。此后甲某雖又有拒絕接收此類信息的表示，但甲某的拒絕行為屬對合同約定的變更，鑒于甲某未依照合同約定辦理相應手續(xù)，則其變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尚未送達乙銀行，相應變更行為并未完成，乙銀行之后繼續(xù)發(fā)送系爭電子信息亦無過錯，故不構成侵權行為。

此外，系爭電子信息均為簡短之文字，占用移動設備的空間極小，對甲某所有移動設備及其存儲空間不構成價值上的貶損，且甲某可自行對其移動設備恢復原狀，認定乙銀行此種極微且極易自行消除的行為構成對財產性權利的侵害，既無金額上的計算依據，亦缺乏實際必要。乙銀行發(fā)送系爭電子信息的行為分布于16個月的期間內，甲某又自認其收到系爭電子信息數量為30余條，則其每月所收到系爭電子信息不過2、3條，相應電子信息的內容亦無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之嫌，以此種頻率接收內容合法的信息尚不足以使民事主體產生精神上的痛苦，亦不可能產生要求乙銀行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事實基礎。故駁回甲某原審全部訴訟請求。

裁判意義

近年來，有關“垃圾短信”的話題一度曾成為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一方面，社會上確有商業(yè)主體利用通訊手段頻繁向社會大眾發(fā)送各種商業(yè)性信息，其中不乏騷擾甚至詐騙信息，令接收者不堪其擾；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商業(yè)性信息確實為消費者提供了優(yōu)惠，給企業(yè)帶來了商業(yè)機會。因此，對于商業(yè)性信息的發(fā)送行為，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聽之任之，而應通過清晰合理的方式對其予以規(guī)范。本案裁決確定的審理原則對銀行發(fā)送商業(yè)性信息行為的權利義務邊界的合理界定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本案判決對認定銀行發(fā)送商業(yè)服務短信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主要考量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要素：

1、本案判決將銀行發(fā)送商業(yè)性服務短信是否具有合同依據作為判斷銀行是否具有主觀過錯的重要考量因素。銀行作為專業(yè)金融機構，如其發(fā)送商業(yè)性信息的行為具有相應的合同依據，則即使合同對信息內容未做細化約定，亦不能以合同約定不明為由認定銀行具有主觀過錯。

2、銀行發(fā)送的商業(yè)性信息的內容。銀行發(fā)送的商業(yè)性服務信息應與其發(fā)行的銀行卡的使用消費相關聯，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同時，銀行發(fā)送的商業(yè)性信息內容主要系為其持卡人提供優(yōu)惠，不存在騷擾或詐騙嫌疑。

3、銀行發(fā)送信息的數量及頻率。銀行發(fā)送信息的數量及頻率應保持合理水平，不得濫用合同權利，影響持卡人生活安寧。結合本案事實，乙銀行信息的發(fā)送數量及頻率極低，不足以構成民事侵權。

本案判決確立的上述原則的意義在于，其并不僅限于銀行發(fā)送商業(yè)性信息的商事行為，對于其他存在規(guī)則缺失的商事糾紛的審理，亦具有借鑒意義。對于此類糾紛，法院首先應當依照法律法規(guī)對相關商事行為的性質及效力作出認定，之后應當在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與促進金融市場創(chuàng)新發(fā)展間求得合理的平衡。尤其對于商事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應從行為性質、過錯程度、損害后果等各方面予以全面考慮，避免司法過度干預、不當加重金融機構的義務。

03.信用卡遭盜刷非因臨時額度期限過長所致應由泄露密碼的持卡人承擔責任

裁判要旨

信用卡消費中，銀行基于持卡人的申請在一定期限內臨時調整信用卡授信額度，已成為市場中的一種交易慣例，其核心在于充分實現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費目的和提高交易效率。在發(fā)卡行已通過短信方式與持卡人就臨時調高信用卡授信額度達成合意的情況下，雖然信用卡被盜刷發(fā)生在發(fā)卡行臨時調高系爭卡片授信額度期間內，但持卡人信用卡遭網絡盜刷系因自身泄露必要交易信息所致，與發(fā)卡行給予其臨時授信額度期限的長短不存在因果關系，故持卡人應就其過錯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原告乙某持有被告甲銀行信用卡中心核發(fā)的信用卡一張，初始額度為18,000元。2014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系統(tǒng)發(fā)送短信申請臨時提升授信額度，后收到被告短信確認臨額調整成功，額度為36,000元，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同年10月4日，原告在網上購物，翌日接到陌生電話，對方稱因系統(tǒng)問題需將購物款退還原告，爾后在QQ上發(fā)送了一個鏈接，原告點擊后進入某網絡退款頁面，并按提示輸入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銀行卡號及密碼等信息。后原告陸續(xù)收到九條由95***發(fā)送的短信，每條均提示原告正在使用信用卡付款1,995元并顯示了驗證碼。原告將其中的某幾條驗證碼告知對方后，收到95***發(fā)送的七條金額分別是1,995元的消費使用短信通知。交易發(fā)生后，原告信用卡當月產生爭議款項13,965元。原告認為，被告給予其58天的臨時額度期限違反了上海銀監(jiān)局關于“給予持卡人臨時授信額度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個月”的規(guī)定，屬于過度授信，且被告的交易系統(tǒng)存在漏洞，對于異常交易未做到實時監(jiān)控，導致原告遭受盜刷損失，故起訴要求被告承擔上述被盜刷的爭議款項，并恢復原告的征信記錄。

裁判結果

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4639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乙某要求被告甲銀行信用卡中心承擔盜刷款項的訴訟請求，但被告應撤銷原告名下系爭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記錄。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首先，從雙方約定角度，系爭信用卡的領用合約對額度調整期限未作約定，雙方系通過短信的方式對調高臨時額度及具體期限達成了合意。原告提出的上海銀監(jiān)局相關規(guī)定系于2014年11月14日發(fā)布，在時間上不溯及既往，在效力上亦僅為信用卡業(yè)務風險管控的行政監(jiān)管要求，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禁止性規(guī)定，故被告給予原告超過一個月的臨時授信額度期限未違反法律規(guī)定。其次，原告自認其在系爭交易過程中將關鍵信息告知案外人進而導致盜刷發(fā)生，其自身明顯存在過錯，該等情形已超出了被告的合理預見和控制范圍。考慮交易效率的因素，要求被告將系爭每筆交易均列為異常交易而進行特別風險提示未免過于苛求，且被告將動態(tài)驗證碼發(fā)送至原告本人手機的步驟已是對系爭交易進行的提醒和防范，故被告已盡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因此，原告應對其損失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最后，在雙方當事人就原告是否負有還款義務存在重大爭議的情形下，原告對系爭交易的暫不還款行為并非失信的體現，不應記入不良征信記錄。

裁判意義

本案系持卡人的信用卡在臨時授信額度調高期間遭盜刷而引發(fā)的糾紛。我國現行對信用卡授信額度調整的法律、法規(guī)，均是從風險控制的角度要求發(fā)卡行對信用卡授信額度進行動態(tài)管理，并未對具體的授信額度或期限加以法律限制。可見，對信用卡授信額度的調整是國家賦予商業(yè)銀行的一項自主決策權。作為發(fā)卡行的經營策略之一，信用額度策略能否正確地平衡風險和收益的交換關系，對信用卡的效益影響重大，尤其當發(fā)卡行同意臨時調高授信額度時，雖加大了該卡的潛在壞賬風險和欺詐交易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持卡人刷卡消費的余地，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利于其消費目的的實現，銀行利息收益潛力也隨之增加，發(fā)卡行一般會對此進行綜合權衡。即使發(fā)卡行給予持卡人超過一個月的臨時授信額度期限，亦系其結合持卡人信用風險及刷卡交易收益性等因素綜合考量后的自主決策，并未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持卡人通過與發(fā)卡行協(xié)商一致的方式就臨時額度調整的內容達成合意，即應對相應的交易風險存有預期。銀行在調整臨時額度方面不存在過錯，且已盡到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而持卡人自身泄露交易信息導致盜刷的，持卡人應自行承擔相應后果。本案判決從維護金融交易效率，尊重銀行運營信用卡業(yè)務的自主性及合理商業(yè)判斷的角度出發(fā)，一方面指出銀行安全保障義務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亦提示金融消費者在交易中應當盡到謹慎注意義務，妥善保管個人信息，共同促進信用卡業(yè)務的良性健康發(fā)展。04.保險理財產品的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及其認定標準

裁判要旨

分紅人身保險屬于人身保險領域中的新型產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資功能。保險人應當就分紅人身保險紅利的不確定性風險和紅利分配的相關信息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就保險人披露信息的內容，在法律尚無規(guī)定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參照監(jiān)管部門的相關規(guī)章加以判斷。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8日，甲某向乙保險公司投保人身兩全保險（分紅型），合同約定投保人為甲某，被保險人為其子丙某；投保主險為人身兩全保險（分紅型），保險期間終身，繳費年限10年，基本保險金額200,000元，首期交保險費54,940元，紅利領取方式為累積生息。保險條款第2.3條保險責任中約定乙保險公司承擔給付生存保險金和身故保險金的保險責任；第4.1條保單紅利中約定，“本主險合同為分紅保險合同??每年根據分紅保險業(yè)務的實際經營狀況確定紅利分配方案。保單紅利是不保證的。??我們會向您寄送每個保單年度的分紅報告，告知您分紅的具體情況”；第8.1條解除合同的手續(xù)及風險中約定“猶豫期后可以申請解除本主險合同??自我們收到解除合同申請書時起，本主險合同終止??您在猶豫期后解除合同會遭受一定損失”。該合同由甲某在投保人、被保險人暨法定監(jiān)護人處簽名確認，甲某親筆書寫“本人已閱讀保險條款、產品說明書和投保提示書，了解本產品的特點和保單利益的不確定性”。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1月12日，甲某分別向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費54,940元，共計109,880元。截至2014年11月8日，甲某共從乙保險公司處領取生存金20,000元、紅利1,576.29元（不包括利息）。乙保險公司向甲某發(fā)送的分紅通知書中，載明了上一紅利核算年度被告分紅保險保費收入及可分配盈余的金額，以及甲某累積紅利從本期紅利分配日到下一紅利分配日期間適用的累計利率。甲某稱乙保險公司未將紅利來源、相關經營項目的收益、支出及相關財務報表向其告知，紅利分配方案不合理，乙保險公司構成根本違約，致其訂立合同的目的無法實現，故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系爭人身保險合同并由乙保險公司全額返還已繳納的保險費109,880元，并主張需全額退費，否則不行使解除權。

裁判結果

上海市靜安區(qū)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靜民四（商）初字第745號民事判決：駁回甲某的訴訟請求。甲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5）滬二中民六(商)終字第220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分紅人身保險屬于人身保險新型產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資功能，條款內容繁多，利益演算復雜。雖然法律尚未對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的內容和標準作出具體規(guī)定，但為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險人仍應遵循最大誠信原則就此類保險合同主動披露重要信息。就信息披露義務的內容和標準，法院可以參照監(jiān)管部門的相關規(guī)章加以判斷。2009年保監(jiān)會制定的《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規(guī)定，對于投資連接保險、萬能保險、分紅保險等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保險人應當從產品特性、利益測算和經營成果三個方面履行信息披露的義務。系爭合同簽訂時，保險人就該險種的紅利存在不確定風險以投保提示書、保險條款等保險合同明確記載的方式進行了披露，甲某亦簽字確認。就利益預測，保險人在投保時提供的《保險利益和分紅測算圖表》演示的紅利水平具有低、中、高三檔，甲某應當能夠預見實際分紅水平存在的不確定性。就經營成果，保險人在保險條款中明確約定紅利來源于乙保險公司的分紅保險業(yè)務經營狀況，也以定期發(fā)送通知書的方式告知甲某相關紅利分配的信息。據此，應當認為保險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義務。甲某因實獲紅利低于預期水平從而認為未能實現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據。

裁判意義

以“理財投資有收益+人身風險有保障”為賣點的新型人身保險產品，已經成為當前保險市場的新寵，引得眾多保險消費者的青睞。該類保險產品，既有人身保險保障功能，又有投資理財功能，條款內容繁多，利益演算復雜。為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險人應當在合同簽訂時和履行期間，就此類產品的重要信息進行必要披露，比如紅利來源和具體收益。但關于保險人披露信息的內容標準，目前尚無法律、司法解釋層面的相應規(guī)定。一旦發(fā)生糾紛，保險人常提出自己并無法定信息披露義務的抗辯。本案判決指出，雖然沒有具體法律規(guī)定，保險人仍應基于最大誠信原則，按照監(jiān)管部門規(guī)定承擔必要披露義務。本裁判所確立的規(guī)則對解決此類糾紛進行積極探索。

05.期貨從業(yè)人員違反從業(yè)禁止性規(guī)定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

裁判要旨

證券及期貨從業(yè)人員以個人名義接受委托人全權委托進行交易，是證券法和期貨行業(yè)相關規(guī)定嚴格禁止的行為。因此，期貨從業(yè)人員違反從業(yè)禁止性規(guī)定以個人名義接受委托進行理財的行為，系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應屬無效，其與投資者所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應歸于無效。違規(guī)的期貨從業(yè)人員應當返還其基于無效合同取得的收益并承擔損失賠償責任。委托人自身存在過錯的，亦應分擔相應損失。

基本案情

乙某系丙期貨公司投資部經理，接受公司指派對甲某進行投資指導。2011年4月甲某在丙公司開立期貨賬戶，賬戶初期金額為599萬元。同年5月乙某接受甲某全權委托，雙方以口頭方式建立委托理財合同關系，由甲某聘請的交易員根據乙某的交易指令進行期貨、股票交易操作。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間，甲某累計向乙某支付19萬余元。2013年5月，乙某借走甲某的交易軟件加密狗，此后由乙某直接在甲某賬戶內進行交易操作。2013年7月15日，乙某簽署承諾書，承諾2013年12月31日前將甲某賬戶總資產達到600萬元，若未能達到由乙某負責補償。同年9月17日，乙某再次簽署承諾月均收益超過1%，不足部分將補足。同年11月17日，乙某再次簽署承諾表示沒有補足，以自有房產抵押，但隨后將上述內容涂劃掉。由于甲某賬戶自2011年12月2日起開始出現連續(xù)虧損，截至2013年11月18日甲某平倉后，該賬戶虧損121萬余元。甲某遂起訴至法院要求乙某返還其之前支付給乙某的盈利收益19萬余元，并要求乙某賠償損失。乙某則辯稱19萬余元系其應得款項，且認為承諾書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承諾的保底條款無效，損失不應由其承擔，并反訴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3月至其11月的勞務費5萬余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長寧區(qū)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長民二(商)初字第1251號民事判決：認定甲某、乙某之間的口頭委托理財合同無效，乙某應返還甲某19萬余元，并承擔60%的損失，同時駁回了甲某的其余訴訟請求及乙某的反訴請求。乙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一(民)終字第2655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合同效力問題中法院應依職權主動審查是否存在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的情形，或是否存在違反其它規(guī)范的禁止性規(guī)定進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之情形。

本案中，系爭委托理財合同的受托主體為期貨從業(yè)人員，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規(guī)定，期貨公司不得向客戶作獲利保證；不得在經紀業(yè)務中與客戶約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擔風險。且根據《期貨從業(yè)人員管理辦法》規(guī)定，期貨從業(yè)人員向客戶提供專業(yè)服務時不得作出不當承諾或保證，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義從事期貨交易。被告行為顯然違反了上述期貨從業(yè)人員不得接受客戶全權委托之禁止性規(guī)定，擾亂了金融市場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而且，基于期貨、證券市場高風險、高信用要求的行業(yè)特性，及其市場秩序的安全、穩(wěn)定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的關鍵性作用，被告行為勢將導致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之后果。

因此，系爭期貨從業(yè)人員作為受托主體簽訂的委托理財合同屬于違反禁止性規(guī)定進而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情形，應認定為無效，作為其補充內容的兩份承諾函，亦應均屬于無效。根據法律規(guī)定，因無效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有過錯的一方應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責任。乙某作為期貨行業(yè)專業(yè)從業(yè)人員，在其可從事的業(yè)務范圍內較一般民事主體具有更高的認知能力，應當知曉雙方違規(guī)約定的不利后果，但仍接受客戶全權委托直接進行期貨交易操作并收取傭金，其過錯程度顯然較大。而甲某作為投資者，在其簽署的《客戶須知》中已被明確告知不得要求期貨公司或其工作人員以全權委托的方式進行期貨交易，但其仍委托乙某進行交易，且在長達兩年持續(xù)虧損后方提出異議，故其對損失亦存在一定過錯。因此，綜合考慮雙方過錯程度，酌定甲某、乙某雙方按照4：6比例承擔損失。

裁判意義

期貨市場不同于一般市場，是具有高風險、高信用特征的金融市場，因此證券、期貨等專業(yè)人員的違法、違規(guī)行為相較于一般市場主體而言具有更為嚴重的不良影響和后果。期貨從業(yè)人員，作為從事金融行業(yè)的專業(yè)人員，因掌握一定的專業(yè)知識、行業(yè)內信息和客戶交易信息，且與投資者存在信息不對稱、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之情形，若允許從業(yè)人員接受全權委托，容易引發(fā)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利用客戶賬戶和資金炒作、為獲取高額傭金頻繁交易損害投資者利益等行為，損害金融市場公開、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則，擾亂和破壞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基于此，法律法規(guī)對期貨從業(yè)資格及操作規(guī)范予以了較高要求，明確禁止期貨從業(yè)人員接受客戶全權委托或向客戶做獲利保證。

當前，證券期貨行業(yè)不少從業(yè)人員為謀求高額利益而鋌而走險，規(guī)避法律法規(guī)的禁止性規(guī)定，違規(guī)接受客戶的委托理財，擾亂了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最終損害了金融投資者的根本利益。加之近年來期貨、證券市場迅猛發(fā)展過程中，業(yè)務發(fā)展、創(chuàng)新速度與制度約束、風險管控之間呈現不匹配現象，因此期貨、證券業(yè)的監(jiān)管迫切需要向從嚴化、精細化方向轉型，更加側重于對風險的控制，對行為的監(jiān)管和對良性、規(guī)范、有序的金融市場秩序的維護。因此，本案判決從期貨、證券市場的行業(yè)屬性及相關規(guī)章的立法目的出發(fā)，對期貨從業(yè)人員違反從業(yè)禁止性規(guī)定的行為，認定為違反法律法規(guī)禁止性規(guī)定進而損害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明確該行為將導致委托理財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并對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過錯的認定進行了界定。此種裁判必然有助于從司法層面規(guī)范期貨從業(yè)人員的從業(yè)行為，契合證券監(jiān)管轉型要求，維護期貨金融市場秩序，同時對此類委托理財糾紛的處理亦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導意義。

06.P2P網貸平臺受讓出借人的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裁判要旨

P2P網貸平臺可以與出借人約定受讓其債權，在取得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起訴債務人。借款本金金額應以出借人實際出借的金額為準。

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提供網絡借貸居間服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擁有某網站，出借人與借款人可通過成為該網站會員達成借貸意向。2013年9月29日，乙某通過甲公司網站與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達成借款意向，該網站提供的經乙某點擊確認的電子合同打印件顯示：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共計向乙某出借資金50萬元，借款開始日為出借人指定賬戶劃付之日，借款到期日為借款開始后的第12個自然月的借款開始日當日，月還款額為46,314.86元，還款方式為等額本息；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xié)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甲公司，由甲公司統(tǒng)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通過簽訂《保證合同》承諾，對乙某的還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上述各協(xié)議生效后，全體出借人通過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臺向乙某放款50萬元，后乙某開始逾期還款，甲公司通過電話、短信方式進行催收均未果。甲公司通過電子郵件告知乙某已受讓出借人的全部債權。鑒于乙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罰息，甲公司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乙某支付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裁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qū)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黃浦民五(商)初字第6199號民事判決：乙某向甲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一審判決宣判后，各方當事人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發(fā)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全體出借人與被告乙某通過甲公司網站達成的《借款協(xié)議》，以及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分別簽訂的《保證合同》，均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各方當事人均應恪守約定并按約履行各自的義務。出借人已依約向乙某履行了放款義務，乙某收款后未按約償還本息，其行為已構成違約，理應承擔清償本金、償付利息、罰息之責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均承諾對乙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甲公司起訴仍在約定的保證期間和保證范圍內，故保證人理應按《保證合同》的約定對乙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在承擔了保證責任后，有權在其保證范圍內向乙某追償。

原告甲公司作為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貸咨詢和管理服務，促成雙方簽訂借款合同的平臺，提供的系居間服務。但同時出借人與借款人簽訂的《借款協(xié)議》已明確約定，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xié)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原告，由原告統(tǒng)一向借款人追索。該約定是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于法無悖，本案債權轉讓亦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十九條所規(guī)定的債權轉讓的除外情形，且原告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過電子郵件形式通知本案被告?zhèn)鶛噢D讓的事實，故甲公司已成為合法債權人，在借款人不履行還款義務時，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借款本金金額應以出借人實際借出金額50萬元為計算標準。

裁判意義

P2P網貸，英文為Peer-to-Peer Lending，是具有借貸意愿的借貸雙方在網絡平臺的幫助下，實現信息交流，確立借貸關系進而完成資金轉移的新型商業(yè)運營模式。P2P網貸作為互聯網金融的創(chuàng)新模式之一，近年來發(fā)展迅猛。在P2P網貸的實際運營中，網貸平臺為方便實現債權，集中受讓眾多債權人的債權。對此種債權轉讓模式，法律法規(guī)并無明文禁止，故法院通過司法裁判確認其轉讓效力。但由于缺少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制，審判實踐中對于P2P平臺訴訟主體資格審核、電子證據如何認定、本金認定等問題爭議較大。本案中法院基于債權轉讓相關理論，結合訴訟經濟原則，認定P2P平臺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并審慎認定P2P網站上的電子證據，在P2P平臺提供完整證據鏈的基礎上，賦予電子證據打印件同等證明力。本案對于今后P2P網貸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借鑒意義。

07.車損險合同中對火災所作解釋符合專業(yè)含義的，法院應當認可

裁判要旨

火災一詞系非保險術語，系爭車損險合同中就火災和自燃分別作了解釋，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該解釋與保險監(jiān)管部門就機動車輛火災責任所作規(guī)定一致，應認定該解釋符合專業(yè)含義，法院可予采納。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為其車輛向被告乙保險公司投保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等保險，并不計免賠。被保險車輛行駛證上使用性質欄記載為“貨運”，保單正面車輛使用性質欄記載為“營業(yè)特種車”。

《車損險條款》為乙保險公司提供的格式條款，附于保單背面。其中保險責任部分第五條第2款約定：“保險期間內，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過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險機動車的全部損失或部分損失，保險人依照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

2、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yè)團體用車、企業(yè)非營業(yè)用車的自燃??。”責任免除部分第八條約定：“下列原因導致的保險機動車的損失和費用，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三）??保險責任第五條第2款中未列名的其他使用性質的車輛的自燃??。”第三十五條保險合同術語第5款約定：“火災：是指保險機動車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在時間或空間上失去控制的燃燒（即有熱、有光、有火焰的劇烈的氧化反應）所造成的災害。”第8款約定：“自燃：是指保險機動車因本車電器、線路、供油系統(tǒng)、供氣系統(tǒng)發(fā)生故障或載運的貨物自身、機動車運轉摩擦等原因造成的起火燃燒。”保單正面明示告知一欄中第2條記載：“請您在收到保險單后立即核對，保險單內容如與事實不符，請立即通知本公司采用‘神行車保系列產品批單’批改，自行改動或采用其他方式更改無效。”第3條記載：“請您詳細閱讀所附保險條款，特別是加黑突出標注的、免除保險人責任部分的條款內容。”

2014年6月25日11時19分許，被保險車輛于本市某路口500米處發(fā)生火災，事故造成車頭部分燒毀。上海市浦東新區(qū)公安消防支隊出具的《火災事故簡易調查認定書》記載：該起火災原因為車輛電氣線路故障引起。事故發(fā)生后，上海天磊價格評估有限公司為原告車輛定損為169,621元，原告為此支付了評估費3,600元。后原告因向被告索賠未果，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相應保險金。

另查明，中國保險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在其于2003年6月20日作出的《關于機動車輛火災責任等問題的復函》（以下簡稱“保監(jiān)會復函”）中指出：“

一、中國保監(jiān)會《關于明確〈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中‘火災’責任的批復》（保監(jiān)復[2000]159號）中已經明確指出：《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第一部分第一條第一款第２項的‘火災’責任是指，因保險車輛本身以外的火源以及基本險第一條所列的保險事故造成的燃燒導致保險車輛的損失。

二、《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第一部分第三條第（六）項‘自燃以及不明原因產生火災’是指保險車輛發(fā)生自燃和保險車輛因不明原因產生火災而造成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責賠償。該條規(guī)定中對于‘自燃’和‘不明原因產生火災’均作出了解釋。‘自燃’是指：‘沒有外界火源，保險車輛也沒有發(fā)生碰撞、傾覆的情況下，由于保險車輛本車漏油或電器、線路、供油系統(tǒng)、載運的貨物等自身問題引起的火災。’中國保監(jiān)會《關于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中‘自燃’解釋的復函》（保監(jiān)函[2001]133號）中指出，‘自燃’定義中‘等’字指‘保險車輛本車漏油或電器、線路、供油系統(tǒng)、載運的貨物’引起火災的幾種情況，無更多內涵。”

審理中，原告甲公司確認火災原因為車輛自燃，要求被告乙保險公司承擔保險責任的依據為《車損險條款》第五條第2款約定，即“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yè)團體用車、企業(yè)非營業(yè)用車的自燃”。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qū)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虹民五（商）初字第2578號民事判決：駁回甲公司要求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172,368元并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支付起訴之日至實際賠付日的利息損失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發(fā)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根據上述法律規(guī)定，發(fā)生條款含義的爭議時，應首先采取“通常理解”對條款內容進行解釋，即按照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的方法解釋條款內容，在窮盡上述解釋方法后仍有兩種以上理解的，方可適用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火災可以理解為（機動車因）失火造成的災害，并不區(qū)分起火原因為機動車自身或外來火源，但《車損險條款》第35條保險合同術語第5款、第8款已就火災、自燃的概念作出了明確區(qū)分，火災為機動車本身以外火源引起的燃燒，自燃為機動車本身故障引起的燃燒，該定義表達清晰無歧義，兩者顯然不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從體系解釋的角度，《車損險條款》第5條第2款將火災與黨政機關、事業(yè)團體等車輛自燃并列，也與《車損險條款》對火災、自燃的定義邏輯相恰，聯系上下文語境，不存在其他的理解；從歷史解釋的角度，被告保險合同中對火災、自燃的定義與保監(jiān)會復函的精神一致，系多年采用的合同范本，原告甲公司作為專業(yè)的物流運輸企業(yè)，應當知曉本行業(yè)保險慣例，如認為車損險不足以覆蓋損失風險，可以附加投保相應自燃險種。因此，在采取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的方法后，對火災概念應得出《車損險條款》中火災定義的唯

一、確定解釋，故不適用疑義利益規(guī)則。

再者，火災一詞系非保險術語，系爭車損險合同中就火災和自燃分別作了解釋，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上述解釋與保險監(jiān)管部門就機動車輛火災責任所作規(guī)定一致，應認定該解釋符合專業(yè)含義，法院可予采納。被保險車輛為營業(yè)特種車，發(fā)生的自燃事故不符合原、被告在保險合同中約定的“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yè)團體用車、企業(yè)非營業(yè)用車的自燃”的責任范圍，故原告甲公司請求被告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缺乏合同依據，法院對原告要求支付保險金及利息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義

保險合同使用的詞語常會與日常生活使用中的含義存在差異，保險人為了避免發(fā)生糾紛，通常會在保險合同中對這些詞語作出解釋。比如火災、車輛顛覆。當被保險人、受益人和保險人就這些詞語的含義發(fā)生爭議時，法院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七條的規(guī)定處理。對合同已就詞語作出解釋的，應當判斷該詞語是否屬于保險術語，對于不屬于保險術語的，保險合同對于該術語的解釋如果符合專業(yè)意義的，法院應當認定其效力。判斷保險合同的解釋是否符合專業(yè)含義，可以參考監(jiān)管部門的相關規(guī)定。火災一詞雖然不屬于保險專業(yè)術語，但我國保險監(jiān)管部門在車輛保險中長期將之界定為不包括自燃。所以系爭合同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的解釋，符合專業(yè)含義。

08.金融機構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應以存在欺詐行為為前提

裁判要旨

目前，金融消費者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的規(guī)定起訴金融機構要求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金融糾紛案件日益增多。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的規(guī)定，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時應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金融消費者在主張懲罰性賠償責任時，應按照民事訴訟的證據規(guī)則，舉證證明金融機構在向其提供金融服務時存在欺詐行為。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3日，乙某在甲銀行處申辦借記卡賬戶，在其簽訂的《領用合約》中約定：“存款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規(guī)定計付利息”。使用過程中，乙某發(fā)現有四筆活期存款在計息時未計算大月31日的利息，合計少付利息0.40元。乙某認為：甲銀行未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guī)定計算利息，應當賠償其利息損失；由于甲銀行作為專業(yè)金融機構故意違反中國人民銀行的相關規(guī)定，構成欺詐，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故起訴要求甲銀行支付利息損失0.40元并賠償500元。

審理中，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就居民儲蓄活期存款的計息方式向法院函復：“現行的居民儲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計、結息方式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存貸款計結息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2005]129號文”）的有關規(guī)定為準。該文規(guī)定，銀行可采用積數計息法和逐筆計息法計算利息。逐筆計息法的計息期中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整年（月）按對應的年（月）利率乘以本金和年（月）數計算利息，零頭天數按日利率乘以本金和零頭天數計算利息。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銀行也可選擇將計息期全部化為實際天數計算利息，即每年為365天（閏年366天），每月為當月公歷實際天數，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實際天數×日利率。”

經查明，甲銀行未與乙某具體明確采用何種計息方式，其實際采用的計息方式系 [2005]129號文規(guī)定的逐筆計息法的第一種公式，即計息期既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

另查明，2005年11月，甲銀行發(fā)布下發(fā)［2005］129號文的通知和公告，稱將根據［2005］129號文調整部分人民幣存貸款計結息規(guī)則。

裁判結果

上海市閔行區(qū)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4）閔民四（商）初字第526號民事判決：

一、甲銀行向乙某賠償0.40元；

二、駁回乙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乙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第303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本案雙方當事人對于應適用[2005]129號文規(guī)定方式計息并無異議，在雙方就應采用[2005]129號文規(guī)定的何種計息方式未作明確約定，并對此產生了不同理解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計算儲戶的利息是本案的關鍵問題。根據[2005]129號文的規(guī)定，逐筆計息法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而本案系爭四筆活期存款的時間均不滿月，僅存在“零頭天數”，故法院認定此時只需按照通常的理解，計算零頭天數的利息即可。

本案主要焦點在于，甲銀行是否應承擔《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所規(guī)定的三倍賠償責任。所謂欺詐，是指故意使相對方陷于錯誤認識而作出不真實意思表示之行為。認定欺詐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有無欺詐故意及行為，相對方是否作出不真實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是否與欺詐行為有因果關系為基礎要件。甲銀行于2005年發(fā)布的公告中，已公示將依[2005]129號文調整計結息規(guī)則，鑒于上述[2005]129號文中已明確規(guī)定相應計息方式，故甲銀行的上述公告已達到對計息方式予以公示的法律效果，并無隱瞞的故意。雙方雖就計息方式產生爭議，但爭議導致的金額差異極微，就此種微小差異產生的原因僅應認為雙方對計息方式存在理解差異，并不能據此認定乙某因甲銀行的行為作出了不真實意思表示。甲銀行作為專業(yè)金融機構，對于計息方式的理解雖不盡合理，但并不構成欺詐惡意，乙某據此要求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張，法院不予采納。

裁判意義

2013年，我國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了再次修訂，除了將經營者和服務提供者的范圍擴大至保險、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外，還對經營者課以更加嚴格的欺詐賠償責任。該法第五十五條規(guī)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其立法目的在于通過設定嚴格的賠償責任，平衡經營者、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實力強弱對比和信息不對稱，震懾企圖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不法經營者。本案中，法院從欺詐的構成要件出發(fā)，重點審查了金融機構是否具有欺詐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尤其是在認定金融機構存在不足的情況下，區(qū)分了一般過錯和欺詐故意，認定銀行雖在計息方式的選擇上不夠合理，但并無隱瞞真實信息、侵犯儲戶合法權益的故意。本案審判結果對于金融消費者保護類訴訟中如何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懲罰性賠償規(guī)定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09.清償票據貼現擔保之債務無法取得票據追索權

裁判要旨

貼現申請人提出貼現申請，貼現擔保人另行簽訂擔保合同，其本質上是擔保法律關系。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依法取得擔保追償權。基于貼現擔保法律關系而非票據法律關系清償的債務，清償人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從而對出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無論是持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還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權，對出票人、承兌人的票據權利的時效是不變的，其中對本票出票人、匯票出票人、承兌人的時效是兩年。

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0日，乙公司簽發(fā)一張金額為400萬元的匯票，收款人為甲公司，付款人為乙公司并已承兌，到期日為1997年4月10日，交易合同號碼載明為096－00157。1996年12月25日，甲公司持該匯票向丁銀行申請貼現，并填寫《承兌匯票貼現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一份，申請書中載明商品交易品名及合同編號為膠合板096－00157（甲公司、乙公司均承認不存在對應的膠合板交易，填寫上述交易編號是基于銀行貼現要求），丙公司在該申請書中蓋章承諾為甲公司的貼現進行擔保。丁銀行貼現后到期請求付款，因乙公司賬戶余額不足而被退票。丁銀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據權利未獲清償后，轉而要求丙公司承擔貼現擔保責任。丙公司作為貼現擔保人向丁銀行履行了400萬元付款義務后，遂訴訟向甲公司和乙公司進行追償。法院經審理后判決，丙公司有權以貼現擔保關系向甲公司追償688萬余元（票款加利息），但不能直接向乙公司行使票據法上的追索權。甲公司履行該判決后，又于2014年以行使票據追索權為由起訴乙公司（即本案訴訟），請求判令乙公司支付票據追索款600萬余元及利息。乙公司則抗辯稱：甲公司無票據原件，無權追索；票據追索權時效已過；甲公司取得票據無對價，當時簽發(fā)票據完全是為了從銀行融資。

法院還查明：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原為關聯企業(yè)，其中甲公司為丙公司全資子公司。1997簽發(fā)票據時，甲公司與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為王某。后乙公司改制后脫離關聯關系。另外，為認定對價問題，一審法院組織雙方對賬，發(fā)現在1996年至1997年6月期間，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有數十筆銀行轉賬往來，經軋差后甲公司流入乙公司的資金額為1600余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qū)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號民事判決：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已清償的全部金額688萬余元及利息。乙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滬二中民六(商)終字第266號終審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qū)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號民事判決；

二、對甲公司全部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本案涉及以下兩個法律問題：

一是法律關系的確定對追索權的影響。本案中丙公司為甲公司的貼現提供擔保，丁銀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據權利未獲清償后，轉而要求丙公司承擔貼現擔保責任，這不是主張票據權利，而是主張貼現擔保合同的權利。為此，丙公司付款后后取得了向貼現申請人甲公司追償的權利。無論是丙公司向丁銀行履行貼現擔保責任的行為，還是之后丙公司向甲公司追償并獲甲公司清償的行為，均系基于貼現擔保法律關系，而非基于票據法律關系。丙公司并非票據法律關系中任一環(huán)節(jié)的參與主體，其提供的是貼現擔保而不是票據保證，因此其承擔的責任系擔保責任，而非票據責任。同理，丙公司向甲公司行使擔保追償權后，甲公司向丙公司清償債務的行為并不能產生其向丁銀行清償因票據法律關系而產生的債務的法律后果，甲公司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從而對出票人乙公司行使票據權利。簡而言之，基于貼現擔保而產生的追償權，并非票據法律關系中的票據追索權。

二是票據追索權行使的時間要求。《票據法》第十七條規(guī)定：“票據權利在下列期限內不行使而消滅：

（一）持票人對票據的出票人和承兌人的權利，自票據到期日起二年。??

（三）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

（四）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十八條規(guī)定：《票據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四）項規(guī)定的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不包括對票據出票人的追索權。再追索權的行使“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如何理解是本案的爭議所在。甲公司認為，只要自己隨時清償，自此后便有追索權，不受票據簽發(fā)時間限制。這種觀點有誤。上述法律條文應解讀為：無論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權，還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權，對出票人、承兌人的票據權利的時效是不變的，其中對本票出票人、匯票出票人、承兌人的時效是兩年。本案中甲公司2014年清償債務，無權對1996年簽發(fā)票據的出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

裁判意義

票據和票據貼現擔保屬于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各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行為法律后果均存在差異。在票據法律關系中，票據是文義、無因、設權證券，票據行為是要式法律行為。基于法律對于票據的特殊規(guī)定，在票據記載、票據時效方面有其獨特的規(guī)則，不符合這些規(guī)則，無法行使票據權利。在符合這些規(guī)則的情況下，持票人有追索權和付款請求權，被追索人有對其前手的再追索權。而貼現擔保法律關系，系由貼現申請人提出貼現申請，貼現擔保人另行簽訂擔保合同，并未在票據上有任何記載，其本質上是擔保法律關系，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依法取得擔保追償權。追索權與追償權雖僅有一字之差，但法律要求及后果并不相同。由于票據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即便存在資金交付的行為，如果所對應的法律關系不同，不能視為《票據法》意義上的“清償債務”，并不能據此取得票據追索權。

關于票據追索權時效，《票據法》第十七條規(guī)定：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該條文中的“前手”是否包括出票人引發(fā)了爭議，如果不包括，不符合《票據法》對“前手”所下的定義;如果包括，持票人對出票人的權利究竟是“二年”還是“六個月”需要明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十八條規(guī)定，上述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不包括對票據出票人的追索權。該條文應正確理解為：持票人對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持票人對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而對于出票人的追索權或者再追索權，仍應為《票據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所規(guī)定的“自票據到期日起二年”。不能把第十八條解讀為對于出票人的再追索權僅受清償之日限制，不受其他任何時間限制。因為票據的交易，貴在流通，比起其他商業(yè)活動，更注重迅速。錯誤的解讀違背了《票據法》對于票據權利較短時效的立法精神，會導致票據權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據權利。.夫妻之間的財產侵權不屬于商業(yè)三者險的賠償范圍

裁判要旨

商業(yè)三者險本質上是責任保險，即以對第三者承擔侵權責任為前提。夫妻雙方各自駕駛的車輛互撞發(fā)生交通事故的，夫妻分別為侵權人和受害人。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fā)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財產向另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構成債權債務混同。由于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被保險人基于責任保險要求保險公司賠償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為其名下的車輛A向被告乙保險公司投保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第三者商業(yè)責任險（以下簡稱“商業(yè)三者險”）。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第五條約定，“交強險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險機動車發(fā)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險機動車本車車上人員、被保險人”；交強險保險責任第八條約定，“被保險人在使用被保險機動車過程中發(fā)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商業(yè)三者險條款第四條約定，“本保險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險機動車發(fā)生意外事故的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險人以及保險事故發(fā)生時保險機動車本車上人員”；商業(yè)三者險保險責任第六條約定，“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過程中發(fā)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財產的直接損失，對被保險人依法應支付的保險金額，保險人依照本保險合同的約定，對于超過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各分項賠償限額的部分給予賠償”。商業(yè)三者險責任免除第九條約定，“下列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和費用，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三）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所有、承租、使用、管理、運輸或代管的財產的損失”。

A車與B車的所有人均為甲某。2014年8月9日15時，在本市南北高架共和新路出口處，案外人甲某之妻丙某駕駛的A車追尾撞上原告甲某駕駛的B車，致車輛受損。經公安部門認定丙某負事故全部責任。2014年8月26日，B車維修完畢，維修費用為48,000元。乙保險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出具機動車保險損失計算書，載明修理費總金額為48,000元。

甲某與丙某系夫妻關系，雙方于2009年登記結婚，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未約定夫妻分別財產制。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qū)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虹民五(商)初字第956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甲某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發(fā)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保險責任的成立必須以符合保險法規(guī)定和保險合同約定為前提，不違背責任保險的基本性質。本案中，原告主張的財產損失不屬于交強險、三者險的保險責任范疇，具體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依據交強險、商業(yè)三者險主張權利，應符合責任保險的本質。根據保險法第六十五條規(guī)定，責任保險是以被保險人依法對第三者應負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交強險和商業(yè)三者險本質上是責任保險，即以需對第三者承擔侵權責任為前提。侵權責任系因民事主體自身的過錯侵害行為而對他人所應承擔的一種義務。侵權之債關系中存在兩個以上主體是應有之義。任何人不得對自己享有債權，向自己請求或履行債務亦毫無意義。當債權、債務同歸一人時，侵權之債歸于消滅。本案中，侵權人雖然為實際駕駛滬A車輛的案外人丙某，且存在獨立財產意義上的兩輛車和兩份保險合同關系，但從終局責任主體而言，債權、債務同歸一人，即丙某為債務人，甲某為債權人。基于雙方的夫妻身份和我國夫妻財產法定共有制，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fā)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從財產關系而言在法律上應視為一人，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財產向另一方履行給付，構成債權債務混同，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也因此消滅。因此，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不符合責任保險適用的前提，甲某無法基于責任保險主張理賠。

其次，甲某依據所投保的交強險、商業(yè)三者險主張合同權利，理應受合同條款的約束。交強險條款第五條、商業(yè)三者險條款第四條均開宗明義對保險合同的基本概念和其賠付對象，即“受害人”、“第三者”進行了定義，明確排除了“被保險人”本人。而本案中滬B車的損失恰恰系滬A車的被保險人甲某自己的財產損失，顯然不屬交強險和商業(yè)險的賠付范圍。上述條款規(guī)定系關于險種類型、保障責任范圍的統(tǒng)領性約定，保險人有權對其提供的保險服務范疇作出劃定，合同相對方自愿簽訂后理應予以遵照，投保人有義務對其所投保的險種和基本承保范圍進行了解和注意。如果將保險服務范疇的約定視為免責條款，則會打破保險險種的既有合理劃分也有違契約自由精神。此外，在商業(yè)三者險責任免除條款中對被保險人的財產損失亦予以明確排除。該免責條款系在上述賠付對象統(tǒng)領規(guī)定下的單列與細化，且乙保險公司已經以黑體加粗的形式予以特別提示，以示對被保險人財產不予賠付的進一步強調，結合合同類型和承保范圍基本約定，投保人應予注意且能夠理解，無需額外解釋說明。

綜上，法院認為無論是根據保險法的規(guī)定，還是依照交強險、商業(yè)三者險條款之約定，甲某均不符合責任保險的理賠條件與要求。甲某可通過訴爭車輛已投保的其他財產險實現損失填補目的，以適當途徑救濟權利。裁判意義

交強險和商業(yè)第三者責任險均屬于責任險范疇。責任險設立的初衷在于排除被保險人的責任，保護受害的第三者獲得有效的賠償，解決的是對外責任。本案侵權人與被保險人是夫妻關系，基于夫妻財產法定共有制，一共有人向另一共有人賠償沒有債權法上的意義。因此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fā)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從財產關系而言夫妻在法律上應視為一人，侵權人不符合責任險中第三者身份的定位。同時，在侵權關系中，因夫妻雙方債權債務混同，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侵權之債歸于消滅。既然作為前提基礎的侵權之債不存在，被保險人也就失去了行使責任險的基礎，自有財產的損失無法通過責任險進行理賠。此外，責任險關于險種類型、保障責任范圍的統(tǒng)領性約定，屬于保險公司對提供的保險服務范疇作出劃定，不同于免責條款。按照契約自由精神，投保人有義務對其所投保的險種和基本范疇進行了解和注意。合同相對方自愿簽訂后理應予以遵照，無需保險公司履行額外的解釋說明義務。當下，家庭擁有多輛車輛現象比較普遍，正確投保險種事關家庭財產能否有效分散風險。本案通過剖析責任險的本質，以“第三者所負侵權責任”為導向，明晰了該類險種項下保險賠付的機理，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同時強調車損險的重要性，在引導家庭通過投保正確的險種保護財產方面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第二篇：2014上海法院金融刑事審判典型案例

2014上海法院金融刑事審判典型案例

1.嵐林公司等騙取貸款、鄭某信用卡詐騙案???????（1）2.顧某、沈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同詐騙、貸款詐騙、騙取貸款案??????????????????????（3）3.吳某等偽造金融票證案??????????????（8）4.艾某、徐某妨害信用卡管理案???????????（10）5.錢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11）6.大乾同公司等逃匯案??????????????（13）7.張某信用證詐騙、合同詐騙案???????????（16）8.劉某信用卡詐騙案????????????????（18）9.薛某、曹某保險詐騙案??????????????（20）10.俞某非法經營案????????????????（22）

嵐林公司等騙取貸款、鄭某信用卡詐騙案

【裁判要旨】

以偽造公司財務資料、采購合同，虛構貸款用途等方式，取得銀行貸款，給銀行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構成騙取貸款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透支信用卡，數額巨大，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基本案情】

被告單位嵐林公司及其實際負責人被告人鄭某、阮某，在上海某鋼材市場經營期間，為獲取銀行貸款，經預謀后于2012年5月，采取偽造公司財務資料、采購合同，虛構貸款用途等方式，向華夏銀行上海分行申請流動資金貸款500萬元，貸款發(fā)放后全部用于償還嵐林公司原有債務，至貸款期限屆滿，嵐林公司無力償還貸款本息，造成銀行損失500萬元。

2007年12月、2008年7月，鄭某還分別向交通銀行、民生銀行申領信用卡。至2013年8月，累計透支信用卡本金296,000余元，經發(fā)卡銀行多次催收后，超過三個月未還。【審判結果】

上海市閔行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單位嵐林公司及公司的實際負責人被告人鄭某、阮某，以虛構事實的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500萬元，至今尚有470萬元未歸還，給銀行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其行為均已構成騙取貸款罪，且屬共同犯罪。阮某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透支信用卡，數額巨大，其行為又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阮某犯兩罪，應數罪并罰。對于騙取貸款犯罪，嵐林公司、鄭某、阮某均具有自首情節(jié)，依法均可從輕、減輕處罰。在共同犯罪中，鄭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阮某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應從輕處罰。被告單位及兩名被告人均有部分退贓情節(jié)，可酌情從輕處罰。對于信用卡詐騙犯罪，鄭某有坦白情節(jié)，依法可從輕處罰。據此，以騙取貸款罪判處被告單位嵐林公司罰金三十萬元；判處被告人阮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五萬元；以騙取貸款罪和信用卡詐騙罪兩罪并罰判處被告人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十一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 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

（四）惡意透支的。

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guī)定限額或者規(guī)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fā)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顧某、沈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同詐騙、貸款詐騙、騙取貸款案

【裁判要旨】

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guī)定，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借款，承諾支付高額利息，非法吸收公眾資金，數額巨大的，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中，騙取擔保公司為銀行承兌匯票提供擔保，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合同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貸款詐騙罪。冒用公司名義，私刻印章，騙取小額貸款公司貸款，情節(jié)嚴重的，構成騙取貸款罪。【基本案情】

2005年至2012年5月間，被告人顧某以籌措經營資金等為由，口頭或者書面承諾支付高額利息，以本人或者路用材料分公司名義，通過直接收取現金或者銀行轉賬等方式，在被告人沈某的介紹和協(xié)助下，向社會不特定個人或單位吸收資金2.3億余元，至案發(fā)尚有1.2億余元本金無法歸還。此外，顧某還以上述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600余萬元，至案發(fā)大部分未予歸還。

2011年9月，顧某明知其個人經營的路用材料分公司已嚴重資不抵債，伙同沈某，在向中信銀行嘉定支行提供734萬元的保證金和向住房擔保公司提供110萬元的反擔保資金后，利用偽造的羅依萊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權書、財務報表、購銷合同、發(fā)票等材料，騙得上海住房置業(yè)擔保公司為其一張金額為 1,833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提供擔保。在扣除先期支付的保證金等費用后，顧某將騙得的匯票資金主要用于歸還借款。2012年4月，票據到期后，住房擔保公司因代其歸還銀行而損失799.79萬元。

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顧某伙同沈某，假借采購原材料的名義，詐騙中國農業(yè)銀行普陀支行、平安銀行上海分行等5家銀行貸款8,900萬元，主要用于歸還借款。至案發(fā)，前述五家銀行共計損失8,549.95萬元。

2011年8月，顧某伙同沈某，采用私刻印章等手法，冒用羅依萊公司名義與上海嘉定嘉加小額貸款公司簽訂《借款合同》，騙取該公司250萬元貸款資金。【審判結果】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顧某在被告人沈某的協(xié)助和參與下，未經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變相吸收公眾存款達2.3億余元，顧某還單獨變相吸收公眾存款600余萬元，數額巨大；顧某伙同沈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住房擔保公司790余萬元，數額特別巨大；顧某伙同沈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欺騙手段取得中國農業(yè)銀行普陀支行等5家銀行貸款8,500余萬元，數額特別巨大；顧某伙同沈某以欺騙手段取得上海嘉定嘉加小額貸款公司貸款250萬元，情節(jié)嚴重，兩人的行為均已分別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和騙取貸款罪，依法應四罪 并罰予以處罰。在共同犯罪中，顧某系主犯，沈某系從犯。沈某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同詐騙和貸款詐騙罪行，系自首。據此，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騙取貸款罪四罪并罰判處被告人顧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財產六百八十萬元；判處被告人沈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八十萬元。判決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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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的；

(二)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的；

(三)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的；

(四)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或者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詐騙貸款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吳某等偽造金融票證案

【裁判要旨】

竊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制作偽卡，并利用偽卡進行信用卡詐騙，可能同時構成竊取信用卡信息罪、偽造金融票證罪和信用卡詐騙罪，三罪之間成立牽連犯，應從一重處。本案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屬于較重的處罰。【基本案情】

2012年7月，被告人吳某、彭某經商議后，由吳某聯系被告人胡某，利用其在酒店工作的便利，竊取消費客戶銀行卡磁條信息并伺機窺探銀行卡交易密碼。2012年7月至8月，胡某竊取銀行卡磁條信息52條，彭某、吳某利用竊得的信息偽造銀行卡18張。2012年10月，彭某、吳某使用其中2張?zhí)赚F、消費，金額共計33萬余元。2012年8、9月間，吳某指使胡某采用相同手法，竊取信用卡磁條信息117條，并利用竊取的信息偽造銀行卡34張。吳某使用其中2張?zhí)赚F 78,000元，將部分贓款分給胡某。胡某單獨使用其中1張?zhí)赚F24,000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金山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吳某、胡某、彭某的行為均分別觸犯竊取信用卡信息、偽造金融票證、信用卡詐騙三個罪名，且屬于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的牽連關系，應擇一重罪處罰。吳某、胡某偽造金融票證的行為系情節(jié)特別嚴重，彭某偽造金融票證的行為系情節(jié)嚴重，而三被告人竊取信用卡信息的行為均達到數量巨大，信用卡詐騙的行為均達到數額巨大。故對吳某、胡某、彭某均應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且吳某、胡某系情節(jié)特別嚴重，彭某系情節(jié)嚴重。三被告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可以從輕處罰。胡某有退贓情節(jié)，可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判處被告人吳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十二萬元；判處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判處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六萬元。一審判決后，公訴機關提出抗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 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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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偽造信用卡的。

艾某、徐某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裁判要旨】

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系他人非法獲取的銀行卡，代為接收、校驗、轉交，數量巨大的，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他人指使下，持有大量銀行卡進行密碼修改的行為，也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基本案情】

2012年6月起，被告人艾某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相關人員將非法獲取的他人銀行卡用于違法行為，仍應相關人員的要求，實施接收、校驗、轉交銀行卡等行為。被告人徐某明知艾某非法持有他人銀行卡，仍在艾某指使下，分二次在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zhèn)數家金融機構的ATM機上，將艾某當場交于其的70余張銀行卡進行密碼修改，獲取非法利益600元。同年11 月1日，公安人員抓獲艾某，當場繳獲其非法持有的發(fā)卡行為中國銀行上海市南京西路第二支行等金融機構的他人銀行卡290余張。【審判結果】

上海市嘉定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艾某、徐某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共同犯罪中，艾某系主犯，徐某系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艾某、徐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據此，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處被告人艾某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五萬元；判處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量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明知是偽造的信用卡而持有、運輸的，或者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數量較大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較大的；

（三）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的；

（四）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 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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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

【裁判要旨】

基金管理公司從業(yè)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未公開信息，違反規(guī)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情節(jié)嚴重的，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基本案情】

2007年9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錢某在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先后擔任該公司新增長基金、紅利基金、量化基金三只基金的基金經理。2009年2月28日至2014年1月23日間，錢某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基金股票交易情況等未公開信息，使用其控制的“戴元東”證券賬戶，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買入或賣出 “航天電器”“寧波富達”“國投電力”等135只相同的股票，累計交易金額1.22億余元，累計獲利金額1,40萬余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錢某身為基金公司的從業(yè)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未公開信息，違反規(guī)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交易金額1.22億余元，獲利140萬余元，情節(jié)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 易罪。錢某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具有自首情節(jié)；其協(xié)助偵查機關凍結相關賬戶內資金297萬余元，可視為主動退繳全部違法所得。據此，以內幕交易罪判處被告人錢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百六十萬元。一審宣判后，被告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八十條

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或者非法獲取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在涉及證券的發(fā)行，證券、期貨交易或者其他對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買入或者賣出該證券，或者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期貨交易，或者泄露該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上述交易活動，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

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業(yè)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從業(yè)人員以及有關監(jiān)管部門或者行業(yè)協(xié)會的工作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的信息，違反規(guī)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期貨交易活動，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相關 交易活動，情節(jié)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guī)定處罰。

大乾同公司等逃匯案

【裁判要旨】

違反國家規(guī)定，虛構轉口貿易，將境內的外匯非法轉移到境外，數額巨大的，構成逃匯罪。【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至2013年4月，被告人王某在經營大乾同公司期間，虛構轉口貿易背景，以虛假的銷售合同、貨物裝箱單、貨物提單等材料向銀行申請外匯貸款；同時，向他人借款、借用銀票以用于向銀行支付保證金、提供銀票質押等，為外匯貸款提供擔保，其中保證金存入銀行保證金賬戶，利息按定期存款利率計算。由此，以獲取人民幣定期存款利息收入與外匯貸款成本之間的利差部分。

通過上述方式，王某以大乾同公司名義從7家國內銀行獲取外匯融資資金76筆，金額累計為29,493.11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81,885.17萬元），均以轉口貿易名義匯入王某控制的境外公司銀行賬戶。

另查明，2013年3月，王某在經營昊祥公司期間，為達到前述同樣目的，以虛構轉口貿易背景且支付保證金的方式向交通銀行上海新區(qū)支行申請付款保函6筆，金額總計6,259.36 萬美元，同時存入等額于票面金額的人民幣保證金。2013年9月4日至23日，上述保函業(yè)務陸續(xù)到期，交通銀行上海新區(qū)支行即購匯向境外貼現行付款6259.35萬美元。2013年10月16日，昊祥公司在保證金賬戶內歸還銀行上述購匯墊款本金，償還銀行墊款逾期利息，支付各項手續(xù)費后，實際獲利370萬余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單位大乾同公司、昊祥公司虛構轉口貿易，致使境內外匯被非法轉移至境外，其中大乾同公司涉及金額為2.9億余美元，昊祥公司涉及金額為6,259萬余美元，數額巨大，大乾同公司、昊祥公司均構成逃匯罪；王某系大乾同公司、昊祥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構成（單位）逃匯罪。王某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對王某及被告單位均依法從輕處罰；被告單位的相關銀行賬戶被凍結，王某也當庭表示愿意退繳違法所得，對被告人及被告單位再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逃匯罪判處被告單位上海大乾同公司罰金九千一百萬元；判處被告單位昊祥公司罰金二千萬元；判處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一審判決后，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條

公司、企業(yè)或者其他單位，違反國家 規(guī)定，擅自將外匯存放境外，或者將境內的外匯非法轉移到境外，數額較大的，對單位判處逃匯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對單位判處逃匯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張某信用證詐騙、合同詐騙案

【裁判要旨】

采用虛構貿易、偽造相關單據的方式，騙取銀行開立信用證，數額特別巨大，構成信用證詐騙罪。單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編造項目等虛假理由，騙取銀行貸款，數額特別巨大，構成合同詐騙罪。【基本案情】

1998年11月至1999年3月間，被告人張某以上海捷耀公司名義，采用虛構貿易、指使公司員工偽造信用證附隨單據和虛假財務報表等方式騙取銀行開立信用證，先后騙取招商銀行上海分行、民生銀行上海分行、農業(yè)銀行上海分行、蘇州分行信用證項下資金共計3,410余萬元，造成實際損失3,240余萬元。

1998年9月、1999年3月至4月，上海捷耀公司以虛構 的購買原料用途先后向農行漕河涇支行貸款980萬元，后將錢款用于支付到期信用證及開證保證金等。2002年2月，上海捷耀公司被吊銷法人營業(yè)執(zhí)照。【審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原上海捷耀公司采用騙取信用證、偽造信用證附隨單據、文件并使用等方法，騙取信用證項下資金共計3,410余萬元，造成實際損失3,240余萬元；在簽訂合同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銀行貸款共計980萬元，被告人張某作為原上海捷耀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應以信用證詐騙罪、合同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且均屬數額特別巨大。鑒于張某主動投案自首，并退繳贓款200萬元，依法可對其所犯兩罪均予以減輕處罰。據此，以信用證詐騙罪、合同詐騙罪兩罪并罰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八十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證詐騙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使用偽造、變造的信用證或者附隨的單據、文件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證的；

（三）騙取信用證的；

（四）以其他方法進行信用證詐騙活動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

單位犯本節(jié)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條規(guī)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jié)各該條的規(guī)定處罰。

劉某信用卡詐騙案

【裁判要旨】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guī)定限額或者規(guī)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fā)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基本案情】

被告人劉某自2009年3月至2011年6月間，陸續(xù)以本人名義向交通銀行、中信銀行和工商銀行申領多張信用卡，并于2009年4月至2013年2月期間，持上述信用卡透支消費和提取現金。雖經上述銀行多次催討，超過三個月其仍拒不歸還欠款，截止案發(fā)尚有本金346萬余元未歸還。

【審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劉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持本人信用卡惡意透支，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劉某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并主動退賠部分違法所得，可依法和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信用卡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劉某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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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惡意透支的。

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guī)定限額或者規(guī)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fā)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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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某、曹某保險詐騙案

【裁判要旨】

投保人編造未曾發(fā)生的保險事故、夸大損失程度，騙取保險金，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保險詐騙罪。【基本案情】

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被告人薛某為騙取保險公司 醫(yī)療保險理賠款，陸續(xù)以本人、其子、親屬的名義，向中國人壽、平安保險、建信人壽保險、招商信諾保險、泰康人壽保險、海康保險、美亞保險、安聯保險購買含有住院補貼的險種。之后，薛某利用與醫(yī)生相熟的關系，虛構或夸大本人及家屬的病情，在上海中醫(yī)醫(yī)院、上海閘北區(qū)市北醫(yī)院、上海第二人民醫(yī)院、上海閘北區(qū)中心醫(yī)院等醫(yī)院開具虛假病歷、辦理虛假住院，并以虛假住院證明材料作為理賠依據，騙取上述保險公司理賠款共計32萬余元。

2008年4月至2012年10月間，被告人曹某在妻子薛某的授意、出資下，以其本人名義向友邦保險、安聯保險、美亞保險、合眾人壽保險、中國人壽、海康保險、招商信諾保險購買含有住院補貼的險種，后薛某采用前述手段，幫助曹某虛構或夸大病情，偽造病歷并開具住院證明，以此為依據向上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共同騙取保險理賠款13萬余元。

2009年7月至2013年4月，薛某為徐某、王某、張某介紹相熟的醫(yī)生出具虛假病史及住院證明材料，幫助上述人員騙取保險理賠款共計16.8萬余元，薛從中獲利。【審判結果】

上海市閘北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薛某、曹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購買保險后通過虛構或夸大病情的方式，騙取保險金，其中薛某犯罪數額特別巨大，曹某犯罪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保險詐騙罪。在共同犯罪中，薛某系主犯，曹 某系從犯，依法可對曹某減輕處罰。兩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從輕處罰。另在案件審理中，薛某退出部分違法所得，曹某退出全部違法所得，依法均可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保險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薛某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六萬元；判處被告人曹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三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保險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發(fā)生的保險事故編造虛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的程度，騙取保險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編造未曾發(fā)生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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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某非法經營案

【裁判要旨】

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yè)務，從中賺取傭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構成非法經營罪。【基本案情】

2009年7月至案發(fā)，被告人俞某同殷某、陳某（均已被判刑）為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yè)務設立上海金嘯投資管理公司、上海頂勝投資管理公司、香港黃金匯行公司，在未取得經營黃金期貨、基金業(yè)務資質的情況下，租借商務樓，招聘員工以隨機撥打電話形式招攬客戶，并向客戶提供香港黃金匯行、香港中國金、香港金業(yè)金庫交易平臺，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yè)務、共同基金業(yè)務，從中賺取傭金。其間，俞某擔任公司副總經理、行政總監(jiān)，負責員工考勤、設備維護等行政管理，并經殷某、陳某授意，將客戶部分資金提現。至案發(fā)，該公司非法經營黃金期貨等業(yè)務金額共計30,769,786.70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俞某與他人結伙，違反國家規(guī)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yè)務，擾亂市場秩序，情節(jié)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在共同犯罪中，俞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案發(fā)后其自首，可從輕處罰。據此，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人俞某有期徒 刑八年，并處罰金四十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違反國家規(guī)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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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yè)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yè)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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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上海高院通報金融典型案例

上海高院通報金融典型案例

涉及銀行、保險、證券期貨信托、金融消費者權益、信用卡犯罪等

本報記者 衛(wèi)建萍 本報通訊員 嚴劍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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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建設過程中，各類金融機構不斷推出金融創(chuàng)新，在此背景下，規(guī)范金融市場主體行為、維護交易安全和高效尤為重要。2014年4月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向社會通報了2013年上海金融商事、刑事審判的總體情況和典型案例，并針對涉銀行、涉保險、涉證券期貨信托、涉金融消費者權益、涉信用卡犯罪案件等5個分類進行了專題發(fā)布。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對金融犯罪的有效防治，通過商事裁判合理引導金融創(chuàng)新，維護上海乃至全國的金融市場安全。”上海高院副院長盛勇強說。

眼花繚亂的境外交易平臺

2008年起，許某在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的情況下，先后以其實際控制的富信寶公司和融衡公司的名義招聘員工，通過租賃境外服務器及交易軟件，設置三個網站的方式，在境內招攬客戶，搭建ETCATS、IG、ETF三個期貨交易平臺，進行黃金、外匯、原油、股指等期貨保證金交易。

經司法審計，上述三個交易平臺有內地客戶共計1812人，存入資金共計1.9億余元，取出資金共計1.6億余元，內地客戶虧損額6596萬余元。根據資金收入支出流水賬和“每天工作內容”及涉案個人賬戶明細反映的客戶出入金記錄，2008年1月10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間，三個交易平臺出入金客戶共計2494人，入金金額為1.9億余元，出金金額為1.1億余元。三個交易平臺盈利資金用于交易平臺的運營、員工工資、公司辦公費用等共計800余萬元，用于IB返傭5192萬余元。法院最終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許某等五名被告人八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10萬元至5000元不等的罰金。

【點評】

根據《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的規(guī)定，任何期貨交易及其相關活動，均需要經過國務院或國務院職能部門的批準，許某等人在境內發(fā)展代理商、招攬客戶、簽署合約、開戶、收取、結算保證金等期貨交易關鍵節(jié)點的行為，反映出金融犯罪手段的新型化和智能化。隨著金融犯罪日益向偽造信用卡、銷售基金、林權、推薦股票信息、代理操作證券賬戶、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虛構交易非法套現等領域拓展，金融投資者需要具備理性投資意識，對“高額回報”、“快速致富”的投資項目要冷靜分析。

“代銷基金”的誘惑

2011年6月，吳先生前往銀行辦理存款業(yè)務，在銀行理財顧問沈某的極力推薦下購買了某基金，沈某通過銀行計算機代吳先生操作購買了9萬元基金，吳先生輸入銀行卡密碼，但銀行未與吳先生辦理書面手續(xù)。

4個月后，吳先生得知該基金發(fā)生虧損，與銀行發(fā)生爭執(zhí)。2012年7月，吳先生將基金全部拋售，虧損達24000余元，隨后他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銀行賠償其資金損失。

法院最終判決銀行賠償吳先生損失7000余元。

【點評】

網點眾多的優(yōu)勢使得銀行成為代銷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的重要渠道，銀行作為第三方發(fā)行理財產品的代銷方，向客戶推介投資產品時，應了解客戶的風險偏好、風險認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評估客戶的財務狀況，提供合適的投資產品由客戶自主選擇，并向客戶解釋相關投資工具的運作市場及方式，揭示相關風險。金融消費者作為具有完全認知能力的民事主體，則應對自身的投資行為風險承擔合理注意義務。

期貨交易軟件惹禍

邱先生是期貨公司的老客戶。2010年1月7日期貨市場開盤后，大連商品期貨交易所多個期貨合約的價格出現大幅下跌，當天上午10時至10時15分，期貨公司的網上交易系統(tǒng)出現客戶登錄緩慢和無法正常登錄交易的異常情況。后經調查，系軟件程序處理能力不足導致客戶在該時段無法正常交易，期貨公司很快通過軟件更新修補了上述系統(tǒng)漏洞。

邱先生向法院起訴，表示自己在當天持有大量期貨合約，本來打算上午10時全部平倉，因交易軟件故障導致無法及時成交，只能在10時15分后以較低價格平倉，產生了122萬元的損失，現要求期貨公司全額賠償。

法院綜合考量了邱先生可能下達平倉指令的蓋然率、合約價格快速下跌過程中以最高價格實際成交的蓋然率，以及邱先生在發(fā)現系統(tǒng)故障后未及時采取其他交易方式進行平倉的情況，最終判決期貨公司賠償邱某損失34萬元。

【點評】

券商和期貨公司作為交易系統(tǒng)的指定和提供者，應當通過對交易系統(tǒng)定期或不定期的測試以發(fā)現系統(tǒng)可能存在的瑕疵，并通過程序更新予以修補，或對金融消費者進行必要的提示和指導，以避免因交易系統(tǒng)故障而致使金融消費者遭受損失。

“高息攬儲”嚇出一身汗

2008年5月，徐某和時任銀行客戶經理的陳某采用虛構銀行高息攬儲業(yè)務的手法，誘騙俞先生辦理金額為2500萬元、期限為一年的存款業(yè)務，約定息差為16%。整個過程中，陳某負責接待俞先生，為其辦理理財金賬戶開戶手續(xù)。俞先生在空白回單上簽字確認，然后將開戶申請材料及身份證交給陳某，陳某在沒有征得俞先生同意的情況下，在開戶申請資料上的“網上銀行”欄打鉤，并開通俞先生上述賬戶的網上銀行，領取了移動數字證書，即“U盾”。隨后，俞先生僅拿到一張理財金賬戶銀行卡和一本加蓋銀行印章的理財金賬戶活期對賬簿，陳某則暗地里將U盾交給了徐某。

此后，俞先生將2091萬元存入賬戶，徐某將息差等共計409萬元轉入上述賬戶，隨后徐某利用U盾冒充俞先生登錄網上銀行，將2500萬元存款轉賬支取。

詐騙犯罪團伙案發(fā)后，俞先生訴至法院，請求判令銀行兌付其存款本金2500萬余元及相應利息。法院最終判決銀行返還俞先生存款本金人民幣2091萬余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點評】

銀行對其工作人員、經營場所管理不善，操作流程內控不嚴，導致犯罪分子利用客戶對銀行的信賴，勾結或冒充銀行工作人員，在銀行經營場所內實施詐騙行為。銀行作為專業(yè)金融機構，應當建立完善合理的業(yè)務操作和監(jiān)控管理流程，維護金融交易安全。

■權威透析■

●當前上海金融商事案件特點

1.新類型案件不斷涌現，如涉及海外公司短線交易行使收益歸入權糾紛、貴金屬現貨及延期交易的金融衍生產品糾紛等。

2.金融案件的涉眾性日益增強，主要集中在證券和保險領域，并有向其他領域擴展的趨勢。

3.融資擔保引發(fā)的糾紛明顯增多。

4.實體經濟對金融領域的風險傳導及效應日益凸顯，光伏、鋼貿等產業(yè)出現了產能過剩、價格持續(xù)下滑的行業(yè)風險，并衍生出了小額借款糾紛、追償權糾紛、典當糾紛、保證合同糾紛等其他金融案件。●當前上海金融刑事案件特點

1.收案數量下降近四成，信用卡詐騙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八成以上，以惡意透支型為主。

2.犯罪類型發(fā)生明顯變化。信用卡詐騙、假幣犯罪、票據詐騙、非法經營外匯等多發(fā)性犯罪大幅減少，非法經營黃金期貨、妨害信用卡管理、內幕交易、集資詐騙等犯罪有所增加。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犯罪中，中老年人已成為重要受害群體。

3.犯罪特征明顯。非法集資類犯罪緊跟市場熱點，善用媒體和合法成立的公司做包裝。涉信用卡犯罪中，從獲取信用卡信息、身份證信息到偽造、騙領信用卡，再到非法套現的產業(yè)化趨勢明顯，POS機成為犯罪鏈條中的重要一環(huán)。

4.犯罪的專業(yè)化、智能化、網絡化趨勢明顯。如利用金融專業(yè)知識從事非法證券、期貨業(yè)務，利用高科技偽造信用卡，通過網絡發(fā)布非法金融活動信息、招攬客戶、買賣信用卡信息、出租POS機。

5.涉眾型非法集資犯罪追贓維穩(wěn)任務艱巨。上海法院去年審結的22件非法集資犯罪案件，涉案金額4億余元，投資人、被害人2000余人，將近2.4億余元贓款尚未追回。

■司法聲音■

上海高院提出五項建議

針對金融商事和刑事審判的情況，上海高院提出五大建議：

1.加強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人員、營業(yè)場所及操作流程的管理。

2.加強對金融新型業(yè)態(tài)的監(jiān)管，對自貿區(qū)新型金融交易的監(jiān)管做好提前應對，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業(yè)務與資本市場的監(jiān)管力度。

3.嚴格防范行業(yè)性、系統(tǒng)性風險的誘發(fā)，銀行要嚴格審核貸款人資信，核實貸款人提供的擔保，慎用風險較大的擔保方式，加大對倉儲、供貨方的管控力度，及時做好壞賬核銷。

4.加大對金融消費者教育的力度，相關監(jiān)管部門建立教育的專門機構，通過定期發(fā)布信息通報等形式，向金融消費者宣傳、普及金融知識和風險教育。

5.加強金融基礎設置的配套制度建設，建立并完善擔保登記制度設計，及時構建存款保險制度，加強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立法與機制建設。

第四篇：上海：新金融糾紛典型案例

上海：新金融糾紛典型案例

編者按：2016年11月，首屆金融中心建設司法論壇在上海召開。此次會議上，上海二中院通報了6件涉及新金融領域的金融糾紛典型案例，內容涉及證券內幕交易民事侵權、保單質押貸款、儲值卡發(fā)售、金融非法集資、P2P網貸以及融資融券交易等新類型金融糾紛。這6件案例均來自生效判決，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值得借鑒參考。案例一：徐某等投資者訴甲證券公司證券/期貨內幕交易責任糾紛系列案

裁判要點：內幕交易行為人實施了內幕交易行為且具有主觀過錯，如投資者在內幕交易期間進行了與內幕交易品種直接相關的且主要交易方向與內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貨交易，存在損失的，推定其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內幕交易行為人應當對投資者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本案系我國首起內幕交易行為人被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案。基本案情：2013年8月16日11時05分，甲證券公司在進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以下簡稱ETF）申贖套利交易時，因程序錯誤，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統(tǒng)以234億元的巨量資金申購股票，實際成交72.7億元。在當日下午13時開市后，甲證券公司在未披露的情況下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至14時22分才公告稱“公司策略投資部自營業(yè)務在使用其獨立套利系統(tǒng)時出現問題”。同年11月，中國證監(jiān)會對甲證券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甲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IF1309、IF1312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作出沒收及罰款5.2億元等處罰。在甲證券公司錯單交易過程中，徐某等投資者認為市場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甲證券公司董秘通過媒體否認烏龍傳聞，故進行了相關股票或股指期貨合約的交易，造成了損失。徐某等投資者認為其損失與甲證券公司內幕交易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故起訴至法院，要求甲證券公司承擔賠償責任。2014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告楊某訴被告中國證監(jiān)會行政處罰、市場禁入決定兩案一審公開宣判，兩案均判決駁回楊某訴訟請求。楊某不服上訴，2015年5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認為，甲證券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11時05分因程序錯誤巨量申購180ETF成份股，并于當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該信息的情況下，即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后被中國證監(jiān)會處罰，其行為已構成內幕交易。甲證券公司在發(fā)生錯單交易后，應立即披露卻未披露該信息，反而實施對沖交易以規(guī)避自己損失，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主觀上存在過錯，甲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與投資者的損失具有因果關系，符合民事侵權構成要件，甲證券公司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較生效文書有刪減）案例二：劉某訴甲保險公司人身保險合同糾紛案裁判要點：保單質押貸款中質權的設立需按照法律規(guī)定交付權利憑證或以適當形式公示登記，否則不產生擔保物權效力。保險合同解除后，在符合法定抵銷或約定抵銷的條件下，保險公司退回保單現金價值等款項時可一并扣除保單貸款的本金及利息。基本案情：2012年7月30日，劉某向甲保險公司購買了“XX人壽十年兩全保險（分紅型）”，該保險交費方式為年交、保險期間10年、交費年期10年、保額/份數100萬元、保險費100萬元、保單一年末的現金價值58萬余元等，劉某支付了第一期保費100萬元。雙方保險條款約定，保險人在給付各項保險金、紅利、退還現金價值或返還保險費時，如投保人有欠交的保險費及利息、保單貸款及利息或其他未還清款項，保險人可直接將上述款項償還貸款本金及利息。次日，劉某以該保險單的現金價值為質押，向甲保險公司申請保單質押貸款，甲保險公司同意向劉某貸款，貸款利率6.1%，代扣印花稅27.85元；貸款金額55萬余元、貸款期限6個月；貸款期間保險合同發(fā)生的各項保證金、退還現金價值或返還保險費時，保險人可直接將上述款項償還貸款本金及利息等。屆期，劉某未按約歸還貸款。2013年8月，甲保險公司向劉某出具保單報告，要求劉某支付第二期保費100萬元。同年10月，因劉某未繼續(xù)交費，甲保險公司通知劉某保單于2013年9月30日中止。劉某因紅利、生存金等返款事宜與甲保險公司未達成一致，故訴至法院，請求解除保險合同以及甲保險公司退還保險費100萬元。訴訟中，甲保險公司認為依保險條款約定退回劉某現金價值等款項時可一并扣除保單貸款本金及利息。裁判理由：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保險合同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無爭議，爭議焦點在于保險合同解除后，甲保險公司退回劉某現金價值等款項時是否可一并扣除該保單貸款的本金及利息問題。首先，關于保單質押。甲保險公司與劉某之間成立保單質押貸款合同關系，雙方約定以保單現金價值為質押標的設立質權，并簽訂了書面協(xié)議，保單質押合同已成立生效。但保單質押的質權是否設立并生效應符合法律法規(guī)的相關規(guī)定。保單之所以能成為質押標的是因為其實質上為現金價值請求權的外在形式載體，故保單質押的性質屬于權利質押。因本案雙方在設立系爭質權時未按照法律規(guī)定交付權利憑證或以適當形式公示登記，故該保單質權并未設立，不產生擔保物權的效力。但雙方仍可按照質押合同條款中以現金價值折抵保單貸款本息等不涉及質權的內容等有效約定處理爭議。其次，關于抵銷權。本案保險合同解除后，甲保險公司即向劉某負支付現金價值等債務，劉某即向保險公司負支付貸款本息的債務，該債務均合法有效、已屆清償期且性質同為錢款，此外雙方簽訂的保險條款及保單貸款申請書對于抵銷亦有約定，故符合法定抵銷及約定抵銷的條件，甲保險公司可據此行使抵銷權。法律并不必然要求當事人的抵銷主張與對方當事人訴訟請求具有牽連性，只需標的物的種類、品質相同，故甲保險公司在訴訟中僅以抵銷作為抗辯意見，而未提起反訴或另行起訴，不影響其在訴訟中行使抵銷權，也不影響法院就抵銷債務以及抵銷權行使進行審查。為減少訟累，應依據查明事實和法律規(guī)定對抵銷債務在本案中一并作出處理，故依法判決甲保險公司支付給劉某7萬元（包括甲保險公司自愿補償部分）。

案例三：甲公司訴乙銀行債權人代位權糾紛案裁判要點：銀行對其發(fā)行的儲值卡收取逾期賬戶管理費需提前告知持卡人，否則對持卡人不產生效力。實際售卡方作為債權人向發(fā)卡銀行提起代位權訴訟，要求其支付逾期賬戶管理費，應以債權人對債務人享有合法到期債權為前提。對于不合法或未到期債權，應認定債權人提起代位權訴訟的前提并不成立。基本案情：2011年，乙銀行與丙公司簽訂合作協(xié)議，約定通過雙方系統(tǒng)對接平臺發(fā)行具有銀聯標識、符合銀聯業(yè)務規(guī)范和技術標準的儲值卡；丙公司利用其銀行卡系統(tǒng)、遍布全國的銷售網絡、聯盟商戶資源等優(yōu)勢，提供銷售服務和系統(tǒng)支持；交易手續(xù)費60%部分歸丙公司所有，40%部分歸乙銀行所有；逾期卡延期手續(xù)費及逾期賬戶管理費收益歸丙公司享有，由丙公司委托乙銀行從持卡人賬戶上扣收；乙銀行按卡內資金的年日均余額的2.4%（按日計算）向丙公司支付委托服務費用等。另，乙銀行官網公告稱儲值卡設有有效期，但卡片上未標注有效期及賬戶管理費收取條件、標準。2011年12月16日，丙公司與案外人丁公司簽訂協(xié)議，約定丁公司提供儲值卡的代理銷售服務，發(fā)卡銀行所得交易手續(xù)費的60%部分、丙公司所得的代理服務費用、逾期卡延期手續(xù)費及逾期賬戶管理費等均歸丁公司所有。2012年初，儲值卡停止銷售，累計發(fā)行金額約9億元，其中丁公司銷售逾6.7億元。2013年12月13日，第三人丙公司、案外人丁公司、甲公司等簽訂協(xié)議，約定乙銀行儲值卡項目合作協(xié)議中丁公司的所有權利義務全部轉讓給甲公司，丙公司在收到乙銀行支付了相應的交易手續(xù)費、代理服務費用、逾期卡延期手續(xù)費及逾期賬戶管理費后，按儲值卡協(xié)議約定期限支付給甲公司。2014年10月，乙銀行官網公告稱其將于2014年12月起，對已到期儲值卡收取賬戶管理費用，儲值卡有效期為36個月，自發(fā)卡之日第37個月起，每月10日扣除卡內實際余額的10%作為賬戶管理費用，直至賬戶余額為0。賬戶余額不足10元時，一次性全部扣除。后該公告被刪除。截止2015年2月15日，所有已發(fā)行的儲值卡距發(fā)卡之日均已超過36個月。該日丁公司銷售的儲值卡內余額（沉淀資金）為388萬余元，此后逐月減少，至2016年5月卡內余額為250萬余元。第三人丙公司已向丁公司、甲公司陸續(xù)支付截止2015年12月的儲值卡交易手續(xù)費、代理服務費等1,200余萬元。目前儲值卡仍處于可正常使用的狀態(tài)，通過儲值卡服務專區(qū)網頁可查詢到目前儲值卡有效期具體到期日期已再次延長了3年。甲公司認為，根據協(xié)議約定，乙銀行收取的逾期賬戶管理費應當按月全額支付給丙公司，再由丙公司按月全額支付給甲公司。現丙公司怠于向乙銀行行使其到期債權，其合法權益被侵害，故提起本案訴訟，要求乙銀行支付逾期賬戶管理費232萬余元及違約利息損失95萬余元。

裁判理由：法院認為，債權人提起代位權訴訟，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合法；

（二）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

（三）債務人的債權已到期；

（四）債務人的債權不是專屬于債務人自身的債權。具體到本案中，首先，甲公司主張的儲值卡逾期后按每月卡內余額10%收取賬戶管理費這一標準，無論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明確約定，現均無充分證據表明在售卡時對持卡人進行了告知，更未取得持卡人的授權同意，無法認定對持卡人發(fā)生效力，不應從持卡人賬戶上扣收。況且，甲公司的訴請金額明顯將影響到持卡人對儲值卡的繼續(xù)使用，有悖于相關監(jiān)管文件中對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要求，故甲公司的訴請主張不符合“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合法”這一條件。其次，即便認為甲公司主張的賬戶管理費收費標準對持卡人生效，乙銀行也有權延長而且已經延長了儲值卡的有效期，不能向持卡人收取賬戶管理費，自然也就不存在針對賬戶管理費的債權，故甲公司的訴請主張不符合“債務人的債權已到期”這一條件。再次，即便認為當前能夠收取賬戶管理費，甲公司對丙公司的相應債權也因協(xié)議中的約定而未到期，無法認定債權受到損害；另即便認為甲公司的債權受到損害，丙公司實質上也屬于放棄了對乙銀行的債權而非怠于行使，故甲公司的訴請主張不符合“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這一條件。綜上所述，甲公司不符合提起代位權訴訟的條件，其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故判決駁回了甲公司的訴請。

案例四：李某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裁判要點：被告人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等方式，通過向社會公開宣傳，向不特定對象非法吸收資金的，應當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基本案情：2010年9月26日，被告人李某以其與他人共同設立的甲公司名義收購本市金山區(qū)朱涇鎮(zhèn)金龍新街388號的房產，后將該房產分別登記在甲公司、乙公司名下，同時將該房產改名為“金山義烏小商品城”。2011年1月30日和2月24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義和承債方式，收購丙公司、丁公司股權，兩家單位名下主要資產是位于本市黃浦區(qū)人民路386號、388號“上海灘商廈”的相關房產，但該房產除物業(yè)用房外均已被分別抵押給銀行。2011年2月24日和6月20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義和承債方式，收購戊公司，該單位名下主要資產是位于本市靜安區(qū)萬航渡路838號、858弄8號“中華商城”的相關房產，但該房產已被抵押給銀行。被告人李某通過收購房產和受讓股權的方式獲得“金山義烏小商品城”、“上海灘商廈”和“中華商城”相關房產后，除少部分商鋪和辦公樓已獲得獨立產權外，在未經有關部門批準及相關房地產抵押權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其余房產分割成小商鋪，并以相關被告單位名義，通過廣告、網絡、電話、現場咨詢、房產中介等，向社會公開發(fā)布出售商鋪和辦公樓產權或使用權的信息，同時承諾由相關被告單位包租商鋪和辦公樓，每年支付6%至10%不等的固定回報，到期可按原價110%至120%回購等，以此方式變相非法招攬社會公眾向被告單位存入資金。自2010年10月起至2012年2月止，五家被告單位直接或者委托房產中介，借助簽訂房地產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形式，非法向社會公眾3,300余人吸收資金13億余元。以上吸收的資金主要用于前述收購股權、購買房產、歸還借款及出售上述商鋪和辦公樓的經營開支等。至案發(fā)，五家被告單位通過退還房款、支付回報、退房補償等形式僅向部分涉案社會公眾返還資金1.2億余元。?裁判理由：法院認為，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是在投入少量資金的情況下收購“金山義烏小商品城”房產和“上海灘商廈”、“中華商城”相關房產原權利人公司的股權，并在取得“金山義烏小商品城”和已被抵押的“上海灘商廈”、“中華商城”對應房產權利后，為獲取支付上述房產和股權收購款的巨額資金，未經有關部門批準或相關房地產抵押權人同意，擅自將相關房產分割成小商鋪，連同少部分獲得獨立產權的小商鋪和辦公樓一起，通過廣告、網絡、電話、現場咨詢和房產中介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以出售該商鋪和辦公樓產權或使用權、售后包租回租支付固定租金、到期可高于售價回購商鋪和辦公樓房產權利為名，招攬社會公眾向被告單位投入資金，所獲資金主要用于支付收購“金山義烏小商品城”房產和“上海灘商廈”、“中華商城”原權利人公司股權所欠的債務。而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實際出售的商鋪和辦公樓因系違法分割或被抵押，不僅不能辦理產權轉移登記，無法確定對應的產權，而且又始終被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實際占有并支配，使用權也沒有發(fā)生轉移。其行為的實質，就是將無法實現產權轉移和實際也不轉移使用權的商鋪和辦公樓，采用買賣、回購和包租、回租的形式，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禁止非金融機構向社會公眾攬儲吸存的規(guī)定，提供與國家金融機構保本付息、固定回報、不擔風險的攬儲條件相同的待遇，公開宣傳并大規(guī)模地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融資，以支付其所欠收購股權和房產的債務。顯然，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的主要目的不是商鋪和辦公樓房產權利的銷售，而是出于融資需要公開吸收不特定社會公眾的資金，其行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關于“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guī)定，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等方式，通過向社會公開宣傳，向不特定對象非法吸收資金的，應當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的規(guī)定，依法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guī)定，追究五家被告單位及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李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刑事責任。案例五：甲公司訴李某等借款合同糾紛案裁判要點：P2P網貸平臺與出借人約定受讓其債權，在取得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起訴債務人。基本案情：甲公司系提供借貸居間服務的有限責任公司，其擁有某網站，出借人與借款人可通過成為該網站會員達成借貸意向。2013年9月29日，李某通過甲公司網站與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達成借款意向，借貸雙方根據網站提供的格式文本約定：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共計向李某出借資金50萬元，借款開始日為出借人指定賬戶劃付協(xié)議項下借款之日，借款到期日為借款開始后的第12個自然月的借款開始日當日，節(jié)假日不順延，月還款額為46,314.86元，還款方式為等額本息；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xié)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甲公司，由甲公司統(tǒng)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黃某、陳某、乙公司通過簽訂《保證合同》承諾，對李某的還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上述各協(xié)議生效后，全體出借人通過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臺向李某放款50萬元，但李某自2013年12月30日開始逾期還款，甲公司通過電話、短信方式進行催收均未果。2014年7月11日，甲公司通過電子郵件告知李某已受讓出借人的全部債權。鑒于李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罰息，甲公司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李某支付借款本金、相應利息及罰息，黃某、陳某及乙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裁判理由：法院認為，全體出借人與李某通過甲公司網站達成的《借款協(xié)議》，以及黃某、陳某、乙公司分別簽訂的《保證合同》，均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各方當事人均應恪守約定并按約履行各自的義務。出借人已依約向李某履行了放款義務，李某收款后未按約償還本息，其行為已構成違約，理應承擔清償本金、償付利息、罰息之責任。黃某、陳某、乙公司均承諾對李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甲公司起訴時仍在約定的保證期間和保證范圍內，故保證人理應按《保證合同》的約定對李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黃某、陳某、乙公司在承擔了保證責任后，有權在其保證范圍內向李某追償。甲公司作為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貸咨詢和管理服務，促成雙方簽訂借款合同的平臺，提供的確系居間服務。然出借人與借款人簽訂的《借款協(xié)議》已明確約定，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xié)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甲公司，由甲公司統(tǒng)一向借款人追索。該約定是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于法無悖，本案債權轉讓亦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十九條所規(guī)定的債權轉讓的除外情形，且甲公司已通過電子郵件形式通知李某債權轉讓的事實，故甲公司已成為合法債權人，在借款人不履行還款義務時，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本案中的居間服務費的性質不屬于借款利息，借款本金以出借人實際借出金額50萬元為計算標準，更符合合同的實質。故判決支持了甲公司的訴請。

案例六：黃某訴甲證券公司融資融券交易糾紛案裁判要點：融資融券交易中，投資者未按合同約定及時清償債務的，證券公司有權按約啟動強制平倉程序，強制平倉風險由投資者承擔。基本案情：2011年5月5日，黃某與甲證券公司簽訂了《融資融券合同》，合同約定甲方（黃某）向乙方（甲證券公司）作如下聲明與保證：甲方已詳細閱讀合同及《融資融券交易風險揭示書》的所有條款及內容，聽取了乙方對融資融券的相關業(yè)務規(guī)則的詳細講解。甲方已經準確理解合同及《融資融券交易風險揭示書》和融資融券的相關業(yè)務規(guī)則的確切含義，清楚認識并愿意自行承擔融資融券交易的風險和損失，接受合同的約束。融券到期日，甲方未歸還融券債務的，乙方將在到期日的下一交易日開市即啟動強制平倉程序，甲方信用賬戶內的資產將被強制平倉至所有該筆融資或融券債務歸還時停止等。同日，黃某在《融資融券交易風險揭示書》上簽名，該風險揭示書提醒投資者應充分了解相關強制平倉風險事項。2011年11月4日，黃某簽署了《融資融券客戶合同條款變更知曉承諾書》，其中，關于融資融券期限、利息和費用條款變更為融資、融券期限從甲方實際使用資金或證券之日起計算，不得超過180日。融資融券期限以自然日計算，到期日如遇法定節(jié)假日則順延。2013年8月26日，黃某分兩次融券賣出長江證券（00783），成交數量為9,1056股。2014年1月23日，甲證券公司以短信、電子郵件方式提醒黃某上述融券債務將于2月22日到期，提醒黃某及時歸還負債，逾期未還將承擔違約責任。平倉日前，甲證券公司工作人員再次提醒黃某歸還債務，次日就會觸發(fā)平倉。2014年2月25日，甲證券公司進行融券平倉。裁判理由：法院認為，黃某與甲證券公司簽訂的《融資融券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雙方均應按協(xié)議履行各自義務。甲證券公司在締約合同時，已向黃某解釋了交易規(guī)則，并提示了信用資金賬戶可能被強制平倉的風險，黃某作為投資者在投資前應充分了解融資融券的相關業(yè)務規(guī)則，理性投資。2011年11月4日，黃某與甲證券公司對融資融券期限進行了修訂，約定融券期限不超過180日，并明確該期限以自然日計算。黃某稱融券期限應以交易日計算，缺乏合同依據，不予采信。由于黃某在到期日前未清償債務，甲證券公司啟動強制平倉程序符合合同約定。故判決駁回黃某的訴請。

第五篇：上海公布2013十大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上海公布2013十大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正義網上海4月28日電(記者 林中明)今天下午,上海市檢察院舉行新聞發(fā)布會,通報《2013上海金融檢察白皮書》的有關情況,并公布了2013年上海檢察機關辦理的金融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一、馬某某集資詐騙案

2013年1月至5月,馬某某虛構中國銀行授權其經營的某廣告公司進行委托消費理財的事實,通過公司員工、客戶代表介紹的方式,以高額收益為餌,誘騙被害人張某某等16名投資者與其簽訂投資合同,騙取投資款共計人民幣38萬余元。

被告人馬某某以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罰金人民幣5000元。

檢察官評析:

2013年本市發(fā)生多起以出售理財產品為名實施的非法集資類案件,給公眾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本案被告人馬某某虛構中國銀行委托其銷售銀行消費理財產品的事實,在其經營的廣告公司內與客戶簽訂合同,屬于典型的場外交易。理財產品領域非法集資案件多發(fā)應當引起各方警惕,社會公眾亦需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為防范此類犯罪,謹對投資人作如下提示:

第一,購買理財產品應在國家規(guī)定的場所進行。場外交易不受國家法律保護,且場外交易欺詐盛行,投資人不僅權利得不到保障,而且有巨大的風險。

第二,正規(guī)的理財產品均在金融監(jiān)管部門有備案,且有較為規(guī)范的操作模式,投資人可以根據操作流程判斷理財產品銷售的正規(guī)與否。以銀行理財產品為例,其操作模式簡要為:其一,由銀行設計或代銷理財產品,報銀監(jiān)會或其派出機構備案;其二,銀行向客戶推介理財產品時,應了解和評估客戶的財務狀況、風險偏好、認知和承受能力,解釋投資工具和運作方式,揭示相關風險;其三,銀行與客戶簽訂理財合同;其四,銀行為客戶設立理財專戶,客戶投入理財資金后,由銀行集中客戶資金投向某些金融投資工具;其五,在理財計劃存續(xù)期內,銀行向客戶至少每月提供一次賬單,并按季度準備有關投資工具的財務報表、市場表現情況等材料供客戶查詢。

第三,理財產品作為一種投資,具有一定風險,投資人應在對理財產品有足夠了解的基礎上,再根據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購買相應的理財產品,而不應被所謂的高收益或高額利潤所蒙蔽。有時,急于投資與盈利的心理,反而容易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二、朱某某等人集資詐騙案

被告單位某某資產管理公司于2010年9月注冊成立。被告人朱某某擔任法定代表人,負責全面工作;被告人張某擔任執(zhí)行董事,負責公司日常運營與管理;被告人陸某某擔任公司銷售主管。

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被告單位采用打電話、到社區(qū)授課宣傳等方式推廣“本無憂”投資理財產品,以高息回報吸引社會公眾投資,并以公司的名義,與30余名投資者簽訂為期六個月至二年的《委托投資協(xié)議書》,承諾到期歸還本金及支付6%-10%的年息回報。至案發(fā),該公司向公眾吸收資金共計人民幣600萬余元,尚有集資款本金人民幣470萬余元未歸還。

被告單位某某公司以集資詐騙罪,被判處罰金人民幣40萬元。被告人朱某某等人分別以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至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30萬元至2萬元。

檢察官評析:

近幾年來,在非法集資犯罪活動中,犯罪分子為增強集資行為的誘惑力和欺騙性,多是采用公司企業(yè)形式,并緊跟經濟熱點和金融創(chuàng)新而不斷發(fā)展變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近期利用投資咨詢和資產管理公司的名義實施犯罪情況尤其突出。如上述案例中,被告人朱某某在實施非法集資過程中,無論是在電話推銷、社會授課,亦或在與投資人簽訂《委托投資協(xié)議書》時,均使用上海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名義,用經工商注冊登記設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和看似專業(yè)的委托投資程序來掩飾其非法集資的本質。絕大多數投資人對資產管理公司性質并不了解,將其等同于正規(guī)金融機構而盲目相信其專業(yè)水平、風險承擔和償付能力。

對于此類假借投資咨詢公司或者資產管理公司進行非法集資活動的行為,社會公眾需加強警惕,為防范此類犯罪行為,謹作出以下提示:

第一,普通的投資咨詢公司和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并不是金融機構,設立時無須達到金融機構對注冊資本、高管人員等嚴格條件,從事業(yè)務也不受金融監(jiān)管機構的審核和監(jiān)管。因此社會公眾不能因為其名稱中有投資、資產管理等字樣,就將其等同于持有牌照的正規(guī)金融機構。

第二,社會公眾在購買股票(權)、期貨、債券、基金、理財產品等金融產品或服務時應明確,金融產品或服務均須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特別批準,在符合國家規(guī)定的場所內進行。社會公眾投資,應當對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機構進行資質甄別。

第三,社會公眾對待電話推銷、社區(qū)授課、熟人推薦等銷售宣傳方式,要謹慎對待,切勿因為承諾高息匯報而盲目購買。

三、王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2011年9月至10月,被告人王某某、李某分別受聘擔任某公司總經理和副總經理,王某某負責籌建有限合伙企業(yè)并募集資金的相關事宜,李某負責相關理財產品的營銷業(yè)務。

2011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王某某等人先后注冊成立了北京某財富投資中心等三家有限合伙企業(yè),以吸收有限合伙人出資入伙的名義分別對河南某典當有限責任公司等四個投資項目進行股權投資。王某某還負責制定了上述投資項目的募集說明書、入伙協(xié)議書樣本等材料,并聯系了投資擔保有限公司對上述四個項目各名出資人的本金和約定收益進行擔保。

為推銷上述四個股權投資項目,被告人李某于2011年11月在網上結識了被告人張某某,王某某、李某與張某某進行商議后,與張簽訂了居間協(xié)議,約定由張某某負責在上海為上述四個股權投資項目募集資金。張某某通過某銀行個人客戶部經理濮某某,在未經銀行審批的情況下,由濮某某私自在其工作的支行辦公場所,以電話聯系、現場宣傳等方式向眾多銀行客戶等不特定人員推銷上述四個股權投資項目,并承諾每年11%-13%的高額固定回報。

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間,被告人王某某、李某、張某某、濮某某通過上述方式,在上海先后招攬107名投資人,非法募集資金達人民幣1.105億元。王某某、李某、張某某、濮某某個人從中分別非法獲利123萬余元、119萬余元、202萬余元、186萬余元。

被告人王某某等人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至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至9萬元。

檢察官評析:

本案是近年來發(fā)生的頗具典型性的涉及理財產品案件,被告人不僅利用了社會公眾對理財產品的投資熱情,還使用了有限合伙、私募股權投資的新形式,特別是有銀行工作人員涉案。銀行等金融從業(yè)人員銷售虛假、違規(guī)理財產品案件的社會危害性極大,不僅侵害了投資人的經濟利益,更嚴重損害了金融機構信譽和金融市場誠信。針對近兩年來牽涉理財產品和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的非法金融活動犯罪案件多次出現的情況,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建議金融機構對于理財產品等案件多發(fā)環(huán)節(jié)進行針對性檢查,對下屬各分支機構、營業(yè)網點進行集中排查,發(fā)現銷售虛假、不合規(guī)理財產品的,應立即停止,涉嫌犯罪的,立即移送司法機關。

二是強化對金融從業(yè)人員的職業(yè)道德教育和合規(guī)操作管理,特別是針對理財產品業(yè)務需對從業(yè)人員進行法律法規(guī)教育,使員工厘清業(yè)務合法與非法的界限,認清行為的法律性質和責任,加強重點環(huán)節(jié)管理,完善內部監(jiān)督制度,預防新案件的發(fā)生。

三是金融監(jiān)管部門須加強對理財產品業(yè)務的監(jiān)管,加大執(zhí)法力度,加強行政與司法銜接,及時妥善處置新發(fā)案件。

四是社會各界應當進一步推動金融投資者教育,充分提示投資風險,提升投資者風險識別和防范能力,幫助社會公眾逐步樹立誠信意識和風險自負的理念。

四、王某某泄露內幕信息、徐某某內幕交易案

2011年間,A證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下稱A研究所)配合深圳市B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下稱B公司)籌劃B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及融資項目。2012年1月15日A研究所成立B公司一重組項目工作組,時任該所企業(yè)客戶中心負責人的王某某任負責人。

2012年2月3日下午,王某某在與被告人徐某某的電話聯系過程中向徐透露了B公司股票即將停牌等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徐某某獲悉該信息后,于2012年2月6日至8日,虧損拋售其控制的多個證券賬戶內股票籌資并在上述證券賬戶內連續(xù)買入B公司股票62萬余股,成交金額人民幣(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1328萬余元。

2012年2月10日B公司股票臨時停牌,2月18日B公司發(fā)布《關于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并于2月20日正式停牌。3月26日B公司發(fā)布《關于終止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暨公司證券復牌公告》并于同日復牌。該日,徐某某所購B公司股票以收盤價計算賬面盈利150萬余元。2012年6月,徐某某拋售前述買入的B公司股票后實際盈利730萬余元。

被告人王某某以泄露內幕信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被告人徐某某以內幕交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

檢察官評析:

本案與以往內幕交易案件有所不同的是,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僅將內幕信息告知了另一被告人徐某某,并未通過內幕交易獲取高額利潤,且其透露的重組未能成功。因此,有觀點認為王某某行為不構成犯罪。對此,需提示證券等相關機構和從業(yè)人員的是:

第一,泄露內幕信息同樣構成犯罪,且以接受信息人交易和獲利的數額定罪量刑。根據《刑法》第180條的規(guī)定,證券、期貨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或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員,將內幕信息泄露給他人的,構成泄露內幕信息罪。根據2012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的規(guī)定,泄露內幕信息導致他人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證券、期貨交易,以他人交易數額定罪處罰,證券交易成交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或獲利或者避免損失數額在十五萬元以上的,均已構成泄露內幕交易罪。

第二,內幕信息的內容最終是否實現,不影響內幕信息的成立。內幕信息罪規(guī)范的是利用該信息進行的不公平交易行為,交易完成后,實質上犯罪即已既遂。以本案為例,B公司擬資產重組的信息真實且對該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具有重大影響,這一信息即屬于內幕信息,泄露該信息或利用該信息進行交易的分別構成泄露內幕信息罪、內幕交易罪,最終重組是否成功并不影響該內幕信息的認定,也不影響被告人罪名的成立。

第三,證券等相關行業(yè)應當加強對從業(yè)人員的法律知識和職業(yè)操守教育,提示職業(yè)風險。本案中的王某某從事證券業(yè)多年,具有較強的業(yè)務能力,卻未能嚴守職業(yè)底線,不僅未執(zhí)行單位規(guī)定,遵守行業(yè)法規(guī),更違反國家法律,最終觸犯刑律。從案件看,王某某未曾因此獲利,其犯罪原因并非是貪圖個人利益,更多的是由于對法律認識不清,自律約束不夠。證券從業(yè)人員,特別是如王某這樣的資深從業(yè)人員往往面臨的更多的誘惑,更大的職業(yè)風險。相關單位應加強對員工的法律知識和職業(yè)操守教育,提示其職業(yè)風險,一方面提高員工的職業(yè)道德和法律意識;另一方面,也提高員工的風險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

五、侯某信用卡詐騙案

2012年被告人侯某以非法方式獲取大量國外JCB、AMEX等銀行用戶的信用卡資料。自2011年12月起,侯某在攜程網、同悅網等網站上冒用上述信用卡信息資料訂購景點門票、酒店、機票等旅游用品。截止案發(fā)時,被告人侯某在上述網站訂購交易66筆被發(fā)卡銀行拒付,造成上述網站共計25萬余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侯某以信用卡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人民幣罰金7萬元。

檢察官評析:

如今消費者通過網絡使用信用卡支付日益普及,因其便利,為各類電商網站所歡迎。本案中不法分子利用境外信用卡信息在攜程網、同悅網等知名網站進行消費,相關網站均未能有效甄別出涉案信用卡和客戶身份。從2011年至2013年案發(fā),被告人侯某頻繁冒用境外信用卡消費,在已出現銀行拒付的情況下,相關網站卻未能察覺交易異常,仍繼續(xù)與其交易,網站在被銀行拒付后損失難以彌補。

案件反映出,消費網站在接受網絡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同時,未能建有效防范風險。為了減少交易安全隱患,防止經營風險的進一步擴大,建議相關網站,要高度重視信用卡網絡支付的安全監(jiān)控,建立起客戶身份識別、交易記錄保存以及交易習慣分析等監(jiān)測機制。一旦出現拒付等異常情況,及時與發(fā)卡行核實交易對象的身份真實性,有效遏制此類犯罪的再度發(fā)生。同時,網站也應當保護好客戶的個人信息,特別是信用卡資料等金融交易信息,防止泄露被用于實施其他犯罪。

六、王某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被告人王某、鄧某某系上海某餐飲有限公司服務員。2012年8月,二人利用可直接接觸消費者信用卡的工作便利,使用隨身攜帶的信用卡信息采集器盜刷他人信用卡,將信用卡信息錄入采集器,并在消費者輸入信用卡密碼時,偷窺他人信用卡密碼,最后將竊取的信用卡信息和密碼交給他人偽造信用卡牟利。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兩名被告人共竊取11名被害人的信用卡信息。

被告人王某通過網絡結識了能夠偽造信用卡的被告人程某某,雙方約定由王某應聘酒店服務員并竊取信用卡信息后,交給程某某偽造信用卡,套現獲利后雙方平分。2013年1月,被告人王某轉到某海鮮大酒店有限公司工作時,采用上述同樣方式,又竊取了3名被害人的信用卡信息。當三名被告人欲使用竊取的信用卡信息偽造信用卡實施詐騙時,被公安人員抓獲。

被告人王某等人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至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至一萬五千元。

檢察官評析:

前幾年本市發(fā)生的竊取信用卡信息案件中,犯罪分子多采用在ATM機和POS機上安裝盜碼裝置或者黑客侵入等方式,竊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再制造偽卡使用。經司法機關加強打擊,銀行等金融機構完善了對ATM機、POS機使用的監(jiān)控和用卡人風險提醒后,ATM機上安裝盜碼裝置的案件已有所減少。但隨著電子技術的發(fā)展,便攜式盜碼裝置已經可以通過互聯網輕易購買,這使竊取信用卡信息犯罪更容易實施。本案,二名被告人在消費場所運用信息采集器竊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就是典型的案件。餐飲業(yè)服務人員因其工作便利,能夠直接大量的接觸到客戶的信用卡,被害人難以察覺信息被竊,金融機構也無法直接監(jiān)控此類盜碼行為,給金融機構和消費者的資金安全帶來巨大的威脅。為防范此類犯罪建議:

第一,信用卡持卡人要提高防范意識,在消費場所刷卡消費時應盡量本人在場,并注意對密碼的保護,一旦發(fā)覺信用卡在非正規(guī)的POS機上使用,及時報警。

第二,餐飲等消費企業(yè)要加強對員工的日常管理和法律教育,加強員工間的相互監(jiān)督,一旦發(fā)現有員工利用非法工具盜刷他人信用卡,應立即制止,并報警。

七、潘某某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偽造金融票證案

自2012年10月起,潘某某、董某通過互聯網結識了劉某某,并從他人處獲取偽造信用卡所需的境外個人信息。當年11月上述三人在上海會面商定,由潘某某向劉某某提供境外信用卡個人信息,劉某某再將信息提供給他人制造偽造信用卡并盜刷,贓款分用。

2012年11月至2012年11月,劉某某先后將潘某某提供給其的11條境外信用卡個人信息通過互聯網給他人制造偽造信用卡,最終偽造出信用卡8張。2012年11月18日,劉某某、潘某某、董某三人持其中一張偽造的信用卡至上海騙購IPHONE4S手機一臺,銷贓后每人分得人民幣2000元,次日上述三人再次持同樣偽造信用卡騙購IPHONE4S手機時,因超市營業(yè)員警覺而棄卡逃逸。

被告人劉某某等人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至三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6萬元。

檢察官評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使用偽造信用卡犯罪案件,被告人從非法途徑獲取境外個人信用卡信息,在異地制造偽卡后,至本市持卡消費。隨著信用卡業(yè)務日益普及,這類犯罪活動日益增多。為了有效防范該類犯罪建議:

第一,金融機構應當加強對金融消費者信息資料的保護,盡到妥善保密的義務,避免信息外泄,被用于實施信用卡犯罪。

第二,POS機特約商戶則要加強風險防范意識,以及偽卡辨識的能力,在日常交易中嚴格審查信用卡簽名、身份識別,對持境外卡消費的要提高警惕。

第三,金融消費者也應注意對所持信用卡卡號、密碼、識別碼保密,一旦發(fā)現異常情況及時報警,并與發(fā)卡機構聯系報備,避免損失進一步擴大。

八、袁某某偽造金融票證案

2012年下半年,被不起訴人袁某某為購買一輛二手汽車,私自將家中存單提現。事后,其通過復印的手法,偽造了一張戶名為其妻子、金額為人民幣4.4萬元的一年期存單存放于家中。2013年4月15日,被不起訴人袁某某妻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持該偽造存單赴銀行辦理存單銷戶時,被銀行工作人員發(fā)現。袁某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了涉案事實。

檢察機關認為,被不起訴人袁某某的行為已經構成偽造金融票證罪,但犯罪情節(jié)輕微,且具有自首的情節(jié),對袁某某作出不起訴決定。

檢察官評析:

這是一起非常簡單且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刑事案件,雖然檢察機關本著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袁某某作出了不起訴決定,但袁某某的行為的確已經觸犯刑法,構成了犯罪。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二)項規(guī)定,偽造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等其他銀行結算憑證,面額在1萬元以上或者數量在10張以上,即構成偽造金融票證罪。

袁某某之所以實施犯罪行為,完全因為其自身的法律認識盲區(qū),在根本未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的情況下,觸犯了刑律。袁某某偽造銀行存單的目的并非詐騙銀行資產,而是欺瞞妻子,而且其所用的真實存單上的錢款也是夫妻共同財產,在未告知妻子的情況下動用夫妻共同財產,最多引發(fā)家庭糾紛,卻因為對法律的無知而實施了犯罪,實在得不償失。這起案件告訴社會公眾,法律離生活并不遙遠,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學習和了解必要的法律知識和法律常識。金融機構、監(jiān)管部門和司法機關也可以通過報刊、電視、電臺、網絡等大眾媒體以及法制宣傳進社區(qū)等形式,講解基本的法律知識,宣傳典型案例,提高公眾的法律意識。

九、肖某某騙取貸款案

2012年5月,被告單位上海A金屬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肖某某,為獲取銀行貸款,采用偽造公司財務資料、采購合同,虛構貸款用途等方式,向某銀行申請流動資金貸款人民幣600萬元,貸款發(fā)放后全部用于償還A公司原有債務。至案發(fā)仍有本金595余萬元未歸還銀行。

被告人肖某某以騙取貸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被告單位A公司犯騙取貸款罪,判處罰金人民幣30萬元。

檢察官評析:

2013年,本市騙貸案件數量上升較快,銀行等金融機構損失較大,大部分案件發(fā)生在鋼貿行業(yè),作案手法相似。行為人通過幾家關聯公司,采用偽造公司財務報表,虛構鋼材購銷合同,提供互保或聯保,以及虛假鋼材質押等方式,騙取金融機構貸款。本案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例。對此,銀行等金融機構應引起高度重視。為防范此類犯罪,謹提以下建議:

第一,銀行等金融機構在開展業(yè)務過程中,應當高度重視防范騙貸風險,形成效率與安全兼顧的績效評價體系。

第二,金融機構及其從業(yè)人員應當嚴格執(zhí)行放貸審核的各項規(guī)定,防止因失職出現騙貸案件。

第三,應加強貸前審查的范圍和力度,不僅要對企業(yè)財務狀況、交易合同、質押物是否符合貸款條件認真核查,還應對相關企業(yè)實際控制人的從業(yè)經驗、背景及信用狀況進行全面了解;不僅對企業(yè)提供的各種資料進行形式上的審核,還要對各種資料的真實性嚴格把關。

十、江某某騙取貸款案

2012年1月6日,被告人江某某作為上海A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向上海B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小貸公司”)申請貸款用于購買鋼材,并提供了與上海C實業(yè)有限公司虛假簽訂的鋼材供銷合同,虛報公司財務狀況。同年1月13日,A公司取得B小貸公司貸款人民幣600萬元后,即用于歸還A公司及其控股的其他公司的貸款及債務。同年2月至7月,A公司支付利息61.72萬元,其余款息至今仍未歸還,給B小貸公司造成損失人民幣538.28萬元。

被告人江某某犯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6萬元;被告單位A公司犯騙取貸款罪,判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檢察官評析:

本案是一起騙取小額貸款公司貸款的案件。根據我國《刑法》第175條的規(guī)定,“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構成騙取貸款罪。小額貸款公司是2008年5月中國銀行業(yè)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規(guī)定的一種新型金融業(yè)態(tài)。小額貸款公司在設立依據和許可程序,所從事業(yè)務及業(yè)務的管理方式上,均具備金融機構的性質,因此小額貸款公司屬于刑法規(guī)定的其他金融機構,騙取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行為以騙取貸款罪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