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消費合同糾紛典型案例-上海高級人民法院

金融消費糾紛典型案例

案例一：甲銀行訴陸某、高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要旨】

在書面材料上簽名，一般應視為簽字人對該書面材料內容的認可，具有法律效力。簽字人如僅以疏忽大意、未看條款等理由對該書面材料內容不予認可或主張合同約定非自己真實意思表示的，不能推翻合同效力。

【案情】

2014年2月14日，甲銀行與陸某簽訂《個人循環貸款額度協議》，約定甲銀行提供個人循環貸款額度117萬元。同日，陸某、高某與甲銀行簽訂《個人循環貸款最高額抵押合同》，以自有房屋為借款作擔保。2014年2月20日，陸某向甲銀行出具《委托放款授權書》，要求將貸款117萬元發放至案外人沈某賬戶。2014年2月25日，甲銀行與陸某簽訂《個人抵（質）押循環貸款合同》一份，約定陸某為個人消費向甲銀行貸款117萬元。甲銀行按約放款。后借款到期，甲銀行訴至法院要求陸某、高某償付本金1,053,001.63元及其利息，并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權并優先受償。陸某以其簽字時，《委托放款授權書》等文件是空白等理由提出抗辯。

【審判】

法院認為，《個人循環貸款最高額抵押合同》、《委托放款授權書》、《借款憑證》三份證據均有陸某的親筆簽名，結合貸款辦理過程等情況可以確定陸某指定放款至沈某賬戶。陸某提出其是在上述文件空白的情況下簽名，后甲銀行篡改來進行抗辯，未提供足夠證據，故法院不予采納。《個人抵（質）押循環貸款合同》簽名欄有陸某的親筆簽名，但陸某以未看清合同內容，未收到合同文本等否認該合同效力，缺乏依據。甲銀行已按合同約定將117萬元發放至指定賬戶，陸某和高某未依約履行。法院判決陸某和高某共同支付所欠貸款本息，可就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權并優先受償。

【提示】

在簽訂抵押合同等書面文件時，合同當事人應仔細閱看合同條款，明確自身權利義務后再進行簽章，切忌盲目信賴或是存有怕麻煩的心理而不看合同條款。雖然本案沒有證據證明合同條款不完備或在空白文件上簽章的事實，但社會上不乏有不法分子以此種方法侵害合同當事人的權益。金融消費者在辦理金融業務時應強化風險意識，不輕信中介人，并對合同約定的資金數額、放款賬戶等關鍵性的內容重點關注，以避免因疏忽而造成預計外的損失。銀行等金融機構在開展抵押貸款等業務時也應注重規范經營，對可能存在風險的環節積極把關，加強提示和風險說明，防止和減少類似糾紛的發生。

案例二：韋某訴甲銀行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

【要旨】 持卡人對偽卡交易無過錯的，銀行應對持卡人因偽卡交易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案情】

韋某在甲銀行辦理借記卡一張，未開通手機短信通知功能，但開通了網上銀行功能(非U盾)。2014年4月25日17時56分韋某在上海消費1,500元，19時08分在上海現金取款300元。但19時25分至27分該銀行卡在廣東湛江跨省轉賬取款共計65,040元。4月27日、4月28日、5月1日、5月2日韋某還消費和取款4,992元。5月3日19時韋某方發現卡內65,040元不見了（即2014年4月25日幾筆跨省交易），告知銀行后銀行要求其報案。次日，韋某至派出所報案。韋某訴至法院要求甲銀行支付存款65,040元及利息。

【審判】

法院認為，根據韋某提供的ATM機取款記錄顯示，韋某于上海ATM機取現300元后二十分鐘內，遠在廣東湛江一男子使用相同賬戶信息的卡片在ATM機上進行了連續取現和轉賬操作。因韋某未開通手機短信通知功能，未在交易當時得知盜刷亦屬合理。由此可以證明韋某并不存在人卡分離的情況，異地轉賬、提現屬偽卡交易。甲銀行無證據證明韋某未妥善保管銀行卡及密碼，且對于他人使用偽卡交易未能從技術上識別，存在過錯。法院判決甲銀行賠償韋某65,040元。

【提示】 現實生活中，偽卡盜刷現象頻頻發生，嚴重損害持卡人利益。銀行作為發卡方，從銀行卡業務中獲取利潤，因而有義務針對銀行卡及交易系統存在的風險隱患，建立完善的檢測、評估、維護、升級機制，及時升級銀行安全技術，提升銀行卡等物理設備及交易環境的安全性能。持卡人也應妥善保管銀行卡信息與密碼，盡到卡、密碼妥善保管、使用的注意義務。同時，可采取開通手機短信通知功能等方法，及時掌握銀行卡使用情況。在發現卡被盜刷的情況下，應立即與銀行聯系、向公安機關報案，固定證據，及時止損。若持卡人未盡義務，對損害產生及損失擴大存有過錯的，則視過錯程度承擔責任。

案例三：張某訴李某P2P網絡借貸糾紛案

【要旨】

P2P網絡借款中，出借人與借款人通過平臺撮合形成借貸合意，款項交付后，雙方確立借貸法律關系，出借人有權向借款人請求還款。

【案情】

上海某網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經營某網絡借貸平臺。張某系該平臺的注冊會員，于2014年4月8日向該網絡平臺充值20萬元。該平臺設置的借款流程為：借款人注冊并上傳認證資料、申請貸款、視頻審核+電審、提現。2014年11月，李某向該網絡平臺提出借款3,000元的借貸申請。該網絡平臺公布借款標書，內容包括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平臺審核后同意了李某的申請，并于系統后臺形成了借款協議和居間協議，于2014年11月5日通過某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戶備付金賬戶向李某支付了2,878元（扣除了居間費）。借款協議和居間協議約定，借款人如發生逾期還款等違約行為，應承擔支付罰息以及處理因糾紛而產生的律師費。借款到期后，李某未按時歸還本息，該網絡借貸平臺向張某披露了李某的信息，張某訴至法院要求李某償付本金3,000元及利息、律師費。

【審判】

法院認為，張某具有通過該網絡借貸平臺向不特定主體作出借款的意思，李某具有通過該網絡借貸平臺向投資人借款的意思。雖然李某在借款時可能并不知曉出借人的具體信息，但雙方通過居間撮合形成了借貸合意。根據平臺注冊及借款流程，李某在申請貸款時清楚系向一投資人借款，標書注明了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和年利率等內容。平臺數據顯示李某所借款項由張某提供，故應認定雙方通過互聯網媒介形成了借貸法律關系，李某應當按約定歸還借款及利息。因本案借款協議和居間合同系后臺生成保留，沒有證據表明李某在借款時知曉其具體內容，訴訟后李某也不認可上述協議、合同條款，故張某據此要求李某承擔罰息、律師費的訴請，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判決李某歸還張某3,000元及利息。

【提示】 隨著互聯網應用大眾化與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以P2P網貸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行業在我國井噴式發展。在P2P專項整治中發現，不少問題平臺的違規經營使得風險累積，引發了多起糾紛。P2P網貸雖然有門檻低，資金運轉快，投資理財手續便捷等優點，但也逐漸顯現出較大的風險，如網貸平臺業務經營不規范，借款人違約的風險高等。本案爭議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網絡借貸平臺公司在交易程序設置上存在不足，借款人在借款時，平臺并未披露出借人，也未披露借款合同、居間合同，導致在發生糾紛時披露信息后，發生爭議。對于此類問題，監管部門應進一步予以懲治和督促改進。平臺公司應依法合規誠信經營，樹立良好的企業信譽。投資人在投資P2P網貸時，應選擇在預期收益率合理、平臺信用好、交易依法合規的平臺中開展。切忌在投資中一味追逐超高回報而不注重風險防范。借款人在借款中應恪守誠信，在清楚法律后果條件下，進行與自己還款能力相適應的借款行為。

案例四：陳某訴王某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

【要旨】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從事外匯保證金交易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當事人由于過錯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案情】

王某系國外某外匯交易平臺公司在中國的代理人。根據QQ聊天記錄顯示，王某主動向陳某推薦交易平臺，并承諾開戶后負責保底并實際操盤交易，隨后陳某在國內注冊為該國外平臺賬戶會員。2014年10月9日至10日，陳某投入資金合計5,600.04美元，同時依規則獲取了平臺贈金3,000美元。其后，陳某該平臺賬戶開始進行外匯保證金交易，杠桿高達1:500。陳某與王某通過電子郵件簽訂了《共同投資協議》，共同合伙投資。協議約定陳某為共同賬戶資金出資人，王某負責實盤操作，同時還約定若合同到期，陳某賬戶虧損，則王某須支付陳某虧損部分資金。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止，發生了多筆虧損，最終賬戶結余為4.80美元。王某自陳某的交易累計獲得約900美元傭金。在陳某賬戶發生虧損后，王某一直聲稱自己不做代客理財，陳某將錢轉給他后，他直接將錢轉給了該國外平臺。王某認為其與該國外平臺的合作并不違反法律的規定，拒絕賠償陳某投資損失。陳某訴至法院要求王某承擔投資本金損失人民幣31,828.12元及利息損失、公證費。

【審判】

法院認為，境內機構和個人參與境外機構提供的外匯保證金交易屬違法違規行為。陳某在國內注冊外國外匯交易平臺賬戶從事外匯保證金交易，不符合國家外匯管理部門的監管規定，王某與陳某簽訂的《共同投資協議》無效。由于雙方都有過錯，應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王某一再承諾由其操盤并負責保底，鼓勵和引導陳某到該平臺進行交易，其不僅不合理提示交易風險，而且在出現交易虧損時也未按約支付陳某虧損的部分資金，故王某既未盡到一般人所應負有的合理提示義務，也未履行雙方的約定義務。不論王某是否對該平臺的合法性存在認識錯誤，其向陳某推薦該平臺并實際從事交易的行為，違反了謹慎注意的義務。王某在本案存在較大過錯。法院判決王某對陳某的損失承擔60%的賠償責任，即王某賠償陳某人民幣19, 147.99元。

【提示】

本案陳某雖然獲得了理財損失60%的賠償，但依然損失了數額可觀的本金，反映出其在金融消費活動中不夠謹慎，未能充分認識到自己在國內從事國外外匯交易平臺外匯保證金交易可能面臨的風險。陳某在未充分了解平臺公司金融產品等情況下即貿然委托他人操作賬戶從事違法交易，且在知悉賬戶密碼情況下未能及時查詢賬戶情況，監控止損，說明其依法理性交易意識和風險防范意識薄弱。金融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應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強化風險意識，加強投資知識的學習，增強自身投資理財能力。

案例五：李某訴甲保險公司人身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在保險合同訂立和履行時，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對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同意承保、提高保險費率，或虛構事故理賠的，保險人有權行使解除合同等權利。

【案情】

2012年11月21日，李某向甲保險公司投保平安智勝人生終身壽險(萬能型)，包括智勝人生主險、智勝重疾等附加險。其中智勝人生主險的保險金額20萬元，保險期間為終身。被保險人為李某。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其子李某某。2014年7月24日至同年7月28日，李某于甲市人民醫院住院治療，入院記錄中記載，患者12年前因排尿困難等在某醫院行膀胱手術。李某以乙市軍區總醫院的住院記錄及發票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獲得保險金9,000元。之后李某又以2014年9月就醫的材料再次申請理賠，甲保險公司發現李某涉嫌保險欺詐，遂于2014年11月18日出具理賠決定通知書作出解除保險合同并不退還保險費的決定。李某于2015年7月20日死亡，其子李某某再次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20萬元身故保險金遭拒，訴至法院要求甲保險公司給付身故保險金20萬元。訴訟中，李某某承認第一次理賠材料即乙市軍區總醫院的住院記錄及發票均系在醫院門口購買的偽造材料，法院同時查明李某在投保時未如實告知常年患腎病的事實。

【審判】

法院認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在投保書中對投保人是否患過腎病進行了明確的詢問，而投保人李某隱瞞了既往病史，違反了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2014年8月13日，李某使用偽造的病歷資料、發票等申請理賠，故其存在隱瞞既往病史、騙取保險金的主觀故意，構成了保險法規定的“謊稱發生了保險事故”的行為，違反了保險合同應遵循的最大誠信原則，保險人依法有權解除保險合同。系爭保險合同在投保人身故前已經解除，法院判決駁回李某某訴訟請求。

【提示】

投保人在投保及申請理賠的過程中均應秉承最大誠信原則。在訂立人身保險合同時，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如投保人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或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或是有騙保行為，如未發生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謊稱發生了保險事故，向保險人提出賠償或給付保險金請求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并不退還保險費。因此，保險消費者應誠信投保，誠信理賠，而保險人則應及時做好審查工作，共同推動誠信、健康的保險市場的形成，使各方利益得到有效的維護。

案例六：楚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對保險合同條款首先應按照一般人的認知進行文義解釋；對格式條款有爭議，一般應根據法律規定，采取不利于格式條款提供方的解釋。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條款約定車輛未進行安全技術檢驗為免責情形，但此前行政主管部門已對上述安全技術檢驗實行免檢，故保險公司仍應承擔賠償責任。

【案情】

2014年11月28日，楚某為其轎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車損險、三者險及相應的不計免賠險和交強險等保險。保險合同條款約定，未按時進行安全技術檢驗或檢驗未通過屬免責情形。2014年4月29日，公安部、國家質檢總局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機動車檢驗工作的意見》，規定“自2014年9月1日起，試行6年以內的非營運轎車和其他小型、微型載客汽車(面包車、7座及7座以上車輛除外)免檢制度。對注冊登記6年以內的非營運轎車和其他小型、微型載客汽車(面包車、7座及7座以上車輛除外)，每2年需要定期檢驗時，機動車所有人提供交通事故強制責任保險憑證、車船稅納稅或者免征證明后，可以直接向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申請領取檢驗標志，無需到檢驗機構進行安全技術檢驗”。楚某車輛購置不滿六年。2015年5月6日10時，楚某駕駛該車追尾案外人周某車輛。事故經交警認定，楚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周某無責。經定損，楚某車輛損失為59,000元，周某車輛損失為2,400元。各方據此對受損車輛進行了維修，楚某支出施救費1,700元。后楚某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甲保險公司以該車屬于“未按時進行安全技術檢驗或檢驗未通過”這一免責條款中“檢驗未通過”為由而拒賠。楚某訴至法院要求甲保險公司理賠保險金。

【審判】 法院認為，系爭保險條款系甲保險公司延用多年至今的格式條款，在合同制定時，并無免除安全技術檢驗的規定。但2014年4月29日國家規范性文件出臺后，免除了試行非營運轎車等車輛6年內年檢的義務，合同條款因此發生爭議。從系爭保險免責條款的表述來看，已明確為“安全技術檢驗”，而《關于加強和改進機動車檢驗工作的意見》明確免除了這一義務，這種理解更符合文義和普通人的認知。即便甲公司與楚某對該格式免責條款的含義存在不同的理解，也應作對格式條款提供者甲公司不利的解釋。涉案保險車輛在事故發生時因無需進行安全技術檢驗，故不存在安全技術檢驗未通過的情形。楚某未按時申領檢驗合格標志的行為不屬于系爭免責條款約定的免責情形。法院判決甲公司賠付楚某保險金63,100元。

【提示】

對保險條款在內的所有合同條款的理解，首先應采用文義解釋，以一般人的認知去解釋。對于保險合同中免責條款的解釋，還應嚴格按照合同法、保險法的規定，即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采用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保險公司應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在訂立合同時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保險公司應根據法律法規的修訂及時更新保險合同條款，否則將可能承擔不利后果。當然，為更好地維護自身的權益，投保人在簽約時也應注重對免責條款的閱看與理解，并積極詢問保險人，以避免產生糾紛，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案例七：顧某訴甲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

【要旨】上市公司等信息披露義務人違反法律規定，進行證券虛假陳述，致使投資人遭受損失的，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案情】

甲上市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年度報告中虛增資產和利潤總額，虛減成本，存在虛假記載。2012年年度報告未對2008年至2011年年度報告中披露財務數據進行更正，而是將2008年至2011年隱瞞的所有虧損作為2012年當年虧損反映在2012年度報告中，存在虛假記載。2015年6月9日，證監局認定甲公司存在虛假陳述行為，并對其進行了行政處罰。顧某在上述期間購買9,500股該公司股票，認為甲公司虛假陳述造成其股票投資虧損，起訴要求甲公司賠償其股票損失43,890元。

【審判】

法院認為，證監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已確認甲公司存在虛假陳述行為，并應以2013年10月12日甲公司在證監會指定網站公布其收到證監局對其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的《調查通知書》之日為虛假陳述揭露日。顧某投資系爭股票發生于虛假陳述行為實施日至揭露日之間，如投資者在該期間的證券買入平均價與其賣出平均價或基準價存在差額的，就相應的投資損失，甲公司應承擔賠償責任。顧某的投資差額損失計算方式為：買入平均價與賣出平均價之差乘以所持證券數量，即：(18.01元/股-13.39元/股)*9,500股=43,890元。法院判決甲公司賠償顧某損失43,890元。

【提示】

為保障投資者利益、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上市公司應嚴格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將自身的財務變化、經營狀況等信息和資料真實、準確、全面、及時向證券管理部門和證券交易所報告，并向社會公開或公告，以便使投資者充分了解情況。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是指信息披露義務人違反證券法律規定，在證券發行或者交易過程中，對重大事件作出違背事實真相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時發生重大遺漏、不正當披露信息的行為。如上市公司存在虛假陳述行為，不僅要受到監管部門的行政處罰，而且同樣應賠償投資者因虛假陳述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在證券虛假陳述糾紛中，投資者索賠一般需滿足以下條件：投資人所投資的是與虛假陳述直接關聯的證券；投資者在虛假陳述日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間的時間段買入該證券；投資人在虛假陳述揭露或者更正日之后，因賣出或持續持有該證券而產生虧損。如果明知虛假陳述存在而進行投資、惡意投資、操縱證券價格等不在賠償之列。

案例八：應某訴甲公司期貨強行平倉糾紛案

【要旨】

證券公司在履行了通知義務并給予投資者追加保證金的合理時間后，可依規則強行平倉。

【案情】

2013年4月3日，應某與甲公司簽訂期貨經紀合同，并于2015年7月13日買入中證500指數合約IC1507。當日13點43分26秒，交易系統向應某發送通知，告知其交易保證金已不足，要求采取追加保證金或減倉措施，否則將依據市場情況進行強平。當日13點46分11秒，交易系統向應某發送通知，告知其風險級別提升為強平，此時應某的持倉風險率為110.36%。15點06分，甲公司工作人員致電應某，告知其保證金嚴重不足須馬上平倉或入金，否則將在收盤前強平，應某詢問能否次日再平掉并可能補足保證金。在通話過程中，甲公司工作人員又告知應某因跌得太快，已經強平，強平時應某的持倉風險率為256.78%。應某認為甲公司的強行平倉行為違反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存在明顯過錯，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故訴至法院要求甲公司賠償其被強行平倉的損失123,880元及利息損失。

【審判】

法院認為，甲公司盤中強行平倉符合系爭期貨經紀合同的約定。甲公司在強平之前也履行了通知義務。對于首次通知的效力認定為，在收到通知后無論客戶的持倉合約價格如何波動，只要在盤中強行平倉的時間節點該持倉合約仍處于須追加保證金狀態，且客戶的持倉在此期間保持不變的，則同一交易日中首次追加保證金的通知就仍應認定有效。甲公司給予了應某追加保證金的合理時間。從通知至強平這一個多小時內，應某有足夠充分的時間追加保證金或自行減倉，也具備入金的相應客觀條件，但應某并未采取相應措施。法院判決駁回應某的訴請。

【提示】

期貨市場尤其是金融期貨市場對各類市場信息的反應迅速、敏感，價格波動頻繁，波幅較大，加之期貨交易的杠桿規則，市場風險較大。進入該市場的投資者需充分了解交易品種的交易規則，全面準確掌握期貨市場的保證金、強行平倉、限倉等規則。在交易的過程中，應嚴格進行資金管理，善用止損，在某一投資出現的虧損達到預定數額時，及時斬倉出局，以免形成更大的虧損。

第二篇：金融消費典型案例

金融消費典型案例

周某訴甲銀行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

【要旨】

銀行對其代銷的基金產品，已履行風險提示、信息披露等義務的，投資者應自擔基金投資風險。

【案情】

2015年6月5日，周某在甲銀行營業網點簽署了《個人基金業務申請書》，認購了某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100,000元，該申請書載明“申請人提交本申請書后，相關業務的最終確認方為注冊登記機構或基金管理公司，本行不承擔確保交易申請成功之責任”，并用黑色加粗字體明示“基金有風險，您的投資有可能遭受損失。請在填表前詳閱證券投資基金投資人權益須知、填表須知、擬購基金的公告信息，銀行僅代理接收投資人申請，對基金的業績不承擔任何擔保或責任”。2015年6月8 日，某基金管理公司向周某的手機號碼發送短信，載明周某在甲銀行成功認購某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00,000 元，確認 98,814.23 份。2015 年8月25日，周某在甲銀行自助終端辦理了該基金的贖回手續，贖回資金74,723.32元。因發生投資虧損，周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銀行承擔其損失25,276.68元。審理中，周某表示其曾經投資過股票，后因操作難度大且風險較高故轉而投資銀行理 財產品。周某和甲銀行均確認在周某購買系爭基金產品前曾做過風險評估測試。

【審判】

法院認為，周某申購基金時，甲銀行已在《個人基金業務申請書》中以特別提示的方式說明了投資基金的風險以及銀行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責任，并以黑體加粗的方式進行標注，應認定甲銀行已履行了風險提示義務和對格式免責條款的提請注意義務。根據甲銀行提交的錄像光盤，甲銀行也向周某披露了基金名稱和基金代碼，并對手續費費率、封閉期等重要事項進行了告知。周某以不知悉免責條款和簽署申請書并非真實意思表示來否認其簽字的有效性缺乏證據支持。周某提出甲銀行的錄像光盤經截取不能反映案件事實，但未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無法采信。綜上，甲銀行已對基金的相關信息及風險進行披露，且未有證據證明甲銀行在銷售基金的過程中存在違規不當操作，不應對周某的投資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法院遂駁回了周某的訴訟請求。

【提示】

當前，將閑置資金投資購買理財產品已成為金融消費者的一種慣常選擇，而銀行往往被認為是最穩妥的投資場所。然而所有的投資均存在風險，而且在銀行購買的金融產品并不均是銀行自營理財產品，還可能是銀行代銷的金融產品。本案周某購買的基金即屬于銀行代銷 的基金產品。對于該類基金產品，銀行僅是代理銷售機構，而不是基金產品的經營主體，產品的設計、投資、管理等均由基金公司承擔。金融消費者在購買該類產品前應充分了解基金產品及所屬公司的相關情況，謹慎做出投資決策；應嚴格按照銀行要求進行風險測評，選擇與自身風險評估等級相匹配的產品，做一個適格的投資者。同時，金融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應仔細閱讀相關申購文件，詳細了解相關產品的信息和投資風險，并對自己的投資行為承擔責任。李某訴甲證券公司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

【要旨】

證券公司在銷售理財產品時已充分履行風險揭示等義務的，對投資者的損失不承擔賠償責任,投資者應自擔損失風險。

【案情】

2007年8月28日，李某與甲證券公司簽訂《管理合同》，委托甲證券公司購買其發售的“XX理財1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投資金額10萬元。《管理合同》載明：委托人保證委托資產的來源及用途合法，并已閱知本合同和集合計劃說明書全文，了解相關權利、義務和風險，自行承擔投資風險。管理人承諾以誠實信用、謹慎勤勉的原則管理和運用本集合計劃資產，但不保證本集合計劃一定盈利，也不保證最低收益。托管人承諾以誠實信用、謹慎勤勉的原則履行托管職責，保護集合計劃資產的安全，但不保證本集合計劃資產投資不受損失，不保證最低收益。該合同還約定委托人義務包括按該合同約定承擔集合計劃的投資損失。《管理合同》簽章頁以及說明書亦對投資風險、不保本保收益等事項進行了明確提示。后李某投資發生虧損，2010年5月25日，李某同意將“XX理財1號”展期，并于同年9月10日與甲證券公司簽訂了展期合同。李某認為甲證券公司在推銷產品時進行 了夸大宣傳，誤導其購買了涉案產品，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證券公司承擔其本金損失 35,000 余元及利息損失。

【審判】

一審法院認為，涉案《管理合同》及其簽章頁、說明書均提示管理人、托管人不保證該集合計劃資產投資不受損失，不保證最低收益。故甲證券公司在簽訂合同時對“XX理財1號”的風險進行了揭示。李某作為購買理財產品的委托方，所從事的是風險投資行為，其應當具備較一般民事主體更高的注意義務，在合同簽訂前甲證券公司已經明確表示該產品不保證本金不受損失，不保證最低收益。李某對與其預期不符的產品，應當進一步了解該產品的組成以及可能存在的風險，審慎投資。李某認為根據宣傳資料及官網宣傳內容，甲證券公司在推銷產品時夸大了自身實力、淡化風險，誤導李某購買了該產品，但未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此外，李某在得知“XX理財1號”出現虧損的情況下，也未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申請撤銷合同，應視為其對合同內容的認可。一審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了李某的訴請。李某不服提出上訴。在二審中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李某撤回了上訴。

【提示】

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系近年來證券公司針對客戶開發的一項理財服 務創新產品，它是指集合客戶的資產，由專業的投資者（即證券公司）進行管理。為規范證券公司集合資產管理業務活動，中國證監會頒布了《證券公司集合資產管理業務實施細則》。根據該細則第五十八條規定，證券公司從事集合資產管理業務，不得向客戶作出保證其資產本金不受損失或者保證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諾。本案李某與甲證券公司簽訂的《管理合同》等文件也明確了這一內容。本案最終雖在二審中以和解方式解決，但也反映出金融消費者在購買類似理財創新產品時應注意的問題：首先應知悉該產品并不能保本保收益的投資風險，不要將其誤認為銀行存款或者證券公司會剛性兌付；其次要了解證券公司是否具有開展此項業務的資格，產品是否按照規定履行了備案等手續；最后還要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進行投資決策，避免發生糾紛。

韓某訴甲公司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

【要旨】 約定代客理財、保證本金不受損失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合同雙方應當按照各自過錯比例對合同無效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責任。

【案情】

2013年6月18日，韓某在自稱甲公司市場部總監的李某帶領下至甲公司營業處簽署蓋有甲公司公章的《資產管理協議》和《投資咨詢合同》。合同約定甲公司為韓某提供專業化理財服務，以謀求穩健的投資收益；韓某出資120,000元委托甲公司進行貴金屬投資套利交易，甲公司確保委托人韓某的本金不虧損及年化收益10%等。合同簽訂后，李某以及甲公司員工龔某為韓某辦理了貴金屬交易開戶、入賬等手續，韓某并將賬戶交由李某獨立交易操作。2013年7月1日，韓某再次與甲公司簽訂《資產管理協議》和《投資咨詢合同》，約定韓某委托交易資金280,000元，并對合同期限等重新進行了約定。當日下午，韓某向賬戶轉入資金160,000元，該賬戶仍由李某負責操作。2013年8月9日，韓某向李某要回賬戶密碼，并對賬戶密碼進行修改。后韓某自行平倉，扣除相關費用后，賬戶內共轉出資金173,967元。2014年4月24日，公安機關對李某進行調查，李某陳述稱，其與甲公司負責人相識，曾帶韓某到甲公司簽訂了《資產管理協議》和《投資咨詢合同》，其名片是為了做業務方便，經甲公司同意后印刷制作的。韓 某認為，根據雙方約定甲公司應承擔賬戶資產內超出本金以外的全部虧損，故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公司償還款項106,000元。

【審判】

法院認為，關于簽約主體，涉案合同在甲公司營業場所簽訂，合同上蓋有甲公司印章，且李某系在甲公司營業場所內招攬生意并向客戶出示與公司員工印刷版本相同的名片，其行為構成了表見代理，故可以認定甲公司是涉案合同的簽約主體。關于賬戶內損失的承擔，首先，甲公司并無開展客戶資產管理業務的資質，且其違反了不得代客理財、對客戶進行類似收益保證的規定。涉案合同中均定有保證本金不受損失或部分不受損失的保底條款，該保底條款違背市場經濟基本規律，有違公平原則，應屬無效。由于保底條款對整個委托理財協議的合同目的及存續必要性有決定性的影響，故保底條款的無效導致委托理財協議整體無效。其次，合同無效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雙方應當按照各自過錯比例對合同無效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責任。甲公司屬于專業從事貴金屬投資的機構，明知代客理財行為違法而為之，允許他人冒用公司員工名義主動向客戶推銷，并許諾保本和高回報，存在主要的、重大的過錯。韓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高收益的誘惑下簽訂載有違法保底條款的協議，且對李某的操作行為疏于監督，存在次要的過錯，根據雙方過錯程度酌情認定甲公 司對本金損失承擔70%的責任，韓某對本金損失承擔30%的責任。法院遂判決甲公司賠償韓某損失7萬余元。

【提示】

近年來，貴金屬交易市場中代客理財、承諾保底等違法違規行為并不鮮見。金融消費者因對貴金屬交易不熟悉，又受到保本高收益的誘惑，往往選擇將賬戶交由貴金屬經營公司代為操作。而貴金屬經營公司不僅違規代客理財，還為謀求額外收益，放松監管和自律，并以許諾保本和高回報的方法達到招攬客戶的目的。一旦產生虧損，金融消費者即以合同中關于保證本金不受損失這一保底條款主張貴金屬經營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本案判決認定，代客理財、載有保底條款的合同無效，韓某因自身過錯亦應承擔 30%的本金損失責任。金融消費者在金融交易過程中，應強化風險防范意識，依法理性審慎投資，充分了解委托公司資質，詳細閱讀簽約材料，不盲目輕信他人。同時，金融消費者應加強投資金融、法律等方面知識的學習，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面對高收益誘惑保持清醒頭腦，增強自身投資理財能力。

李某訴甲保險公司侵權責任糾紛案

【要旨】 投資人輕信保險代理人購買其虛構的內部員工理財產品，與其個人簽訂合同并將錢款匯至其個人賬戶導致損失的，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

【案情】

祝某系甲保險公司的保險代理人。自2008年起，李某通過祝某經辦投保了數份甲保險公司的人壽保險。2011年11至2012年1月，祝某利用李某對其的信任，虛構甲保險公司和乙銀行推出內部員工短期高息理財產品，李某將50萬元交予祝某用于購買該虛構的理財產品。2012 年，李某與祝某簽訂協議，約定李某自愿將其合法所有的資金委托給祝某，同意并授權祝某利用其在乙銀行的信息及管理優勢，利用理財產品等有效運作，幫助李某獲取利益。后祝某經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犯詐騙罪，但李某未獲得退贓。扣除祝某已給付的投資收益，李某還損失48萬余元。李某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其損失。

【審判】

法院認為，李某曾多次購買保險產品、簽訂保險合同，對購買保險有一定的經驗。而本案所涉款項，是李某與祝某簽訂不同于以往的協議，款項匯入祝某的個人賬號，由祝某個人出具收條。在公安機關調查筆錄中，李某亦清楚提出過當時存在疑慮，說明李某當時能夠分辨 出此系祝某個人的行為，而不是甲保險公司的行為。祝某聲稱錢款用于投資甲保險公司內部產品，即便甲保險公司存在這樣的內部產品，李某明知其本人非甲保險公司員工，也不具備購買上述理財產品的資格。此外，從李某與祝某簽訂的協議表明，祝某所編造的是乙銀行的內部理財產品，銀行理財產品與甲保險公司的保險產品有較大的不同，對此李某亦應引起足夠的警覺。李某忽略這些異常情況，選擇將款項交由祝某個人，即與祝某實際上構成委托理財關系，對于款項被挪用的風險應有預見，并自行承擔風險。法院遂判決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

【提示】

本案系一起投保人因輕信保險代理人受騙購買其虛構的內部員工理財產品致損而引發的糾紛，因保險代理人已無償還能力，投保人訴請要求保險公司對其保險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賠償責任。本案判決認為，保險公司對于保險代理人的管理與對內部員工的管理有所不同，對于保險代理人以往業績的認可和業務的推薦，會提升客戶的好感，但并不能表明，保險代理人的所有行為，都不加區分地由保險公司承擔。保險消費者在購買保險產品時，對于保險代理人的推介和銷售，應當具備普通人的辨別能力，擦亮眼睛辨別其行為是代表保險公司的職務行為還是其個人行為，避免上當受騙遭受損失。

曾某訴甲保險公司人壽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投保人在投保時故意或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合同，對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責任。【案情】

2008年10月10日，曾某作為投保人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被保險人為其配偶汪某，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法定，保險期間為終身，保費每年6,000元。同日，曾某與汪某在投保書上簽字，在投保書中，關于投保人、被保險人過去幾年的就醫情況、醫學檢查、患病情況等等問題，均勾選了“否”的答案。投保書中“投保人、被保險人聲明和授權”欄有“請您確認各項內容填寫完整后親筆簽名”的提醒字樣，并以黑體標出，該欄的具體事項中第2條為“本人在投保書中的健康、財務及其他告知內容均屬真實，與本投保書有關的問卷、體檢報告書及對體檢醫生的各項陳述均確實無誤，如有不實告知，甲保險公司有權依法解除保險合同，并對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保險責任。所有告知事項以書面告知為準，口頭告知無效。”2011年8月24日，汪某因肺部感染、II 型呼吸衰竭死亡。曾某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因汪某投保前就有紅斑狼瘡、高血壓等疾病，甲保險公司以“被保險人投保前存在有影響本公司承保決定的健康狀況，而在投保時未書面告知”為由，書面告知對該保險合同解約、拒賠，并向曾某退還部分保費18,000元。曾某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102,000元及相應利息。在審理中查明，汪某曾系上海某醫院 的醫生，其自2005年起至2008年投保前，多次因系統性紅斑狼瘡及高血壓就醫。

【審判】

法院認為，被保險人汪某在投保前，已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高血壓等疾病，且汪某本人系醫生，對疾病專業的認知比常人更準確。投保人曾某作為汪某的配偶，對其病史也應該清楚。但曾某、汪某在填寫投保書時，未就被保險人的患病情況向甲保險公司如實告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規定“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曾某未能提供證據證明上述疾病對保險事故的發生無嚴重影響，而通常情況下，紅斑狼瘡這種較為嚴重的疾病會對保險合同的承保或提高費率有影響。依據保險合同約定，甲保險公司有權解除合同，并不承擔保險理賠之責。曾某稱其投保時口頭向甲保險公司業務員告知了被保險人疾病情況，但雙方合同明確要求告知事項應當以書面為準、口頭無效，且曾某也無證據證明該節事實。因曾某在投保時具有未如實告知的情形，甲保險公司依法具有單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并對解除前的保險事故不承擔保險責任。法院遂駁回了曾某的訴訟請求。

【提示】 本案涉及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其核心內容是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針對保險人就保險標的或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的詢問，應當本著誠實信用原則，將其知悉的相關情況向保險人如實告知。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屬法定義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規定，如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過失未履行這一法定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合同，并對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如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保險人還有權不退還保險費。保險消費者在通過保險提高抵御風險能力的同時更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在投保時嚴格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才能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得到相應的理賠。

蔡某訴甲銀行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

【要旨】 持卡人主張銀行卡遭盜刷，但無法舉證證明交易系非本人操作的，銀行不承擔賠償責任。

【案情】

蔡某在甲銀行辦理借記卡一張。2017年6月27日，蔡某在查詢并打印交易明細時發現該銀行卡于2016年11月16日通過甲銀行ATM機取款三筆，金額分別為5,000元、1,000元、500元。蔡某認為其銀行卡被盜刷，于次日至公安機關報案，但并未被立案。審理中發現，涉案三筆ATM取款均為憑密碼交易。該銀行卡除上述涉案操作之外，蔡某于2016年11月10日在甲銀行打印交易明細，2017年6月10日兌付國債本金6萬元和利息3,000元，2017年6月12日消費40,000元等。蔡某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銀行賠償損失6,500元。

【審判】

法院認為，涉案三筆取款發生前不久，即2016年11月10日，蔡某曾到該涉案三筆ATM取款銀行網點查詢了涉案銀行卡交易流水，蔡某在涉案銀行卡ATM取款發生之后仍繼續使用該銀行卡，直至2017年6 月28日蔡某才向甲銀行首次提出異議，但此時距2016年11月16日三筆ATM憑密碼取款發生已有超過6個月之久。蔡某也未提供證據證明事發當時不存在人卡分離的情況。從涉案交易發生時間、地點，同期前后交易情況以及蔡某用卡情況，其到銀行網點查詢 交易明細、向公安機關報案等一系列過程分析，難以認定本案為盜刷。法院遂判決駁回蔡某的訴訟請求。

【提示】

在參與金融活動的過程中，金融消費者應遵循誠實守信的原則，不得濫用權利，同時，也應提升風險防范意識，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在日常生活中，持卡人應注意妥善保管銀行卡與密碼，防止因銀行卡信息泄露而造成財產損失。持卡人可采取開通手機短信通知功能、開通網上銀行等方法，及時掌握銀行卡使用消費情況。對于一些不熟悉網絡操作的中老年消費者，在存取款后應妥善保存書面證據，以備日后查閱。在發現卡被盜刷的情況下，應及時止損維權，立即與銀行聯系，向公安機關報案，固定證據。持卡人若未盡注意義務，對銀行卡盜刷產生的損失存有過錯的，將視過錯程度承擔相應的責任。

竇某某、寧某某等人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要旨】

非法集資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具有集資行為的非法性、集資對象的不特定性等特征。投資者在投資前應 認真審查資金募集方的真實身份、經營資質、項目真偽、資金用途、償付能力，必要時向有關部門咨詢核實，作出正確辨別。

【案情】

2013年10月，甲集團負責人張某甲（另案處理）因集團經營虧損，資金鏈斷裂，遂到上海成立分公司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張某甲任分公司負責人。被告人鞠某某任分公司財務；被告人張某乙任分公司出納；被告人竇某某任分公司業務團隊負責人，并聘請被告人寧某、寧某某、王某等人擔任業務員。2013年10月起，被告人寧某、寧某某、王某等人根據公司要求和提供的宣傳資料，以虛假身份對外聯系，并通過隨機撥打電話、在公共場所散發宣傳資料、讓他人互相介紹等方式宣稱，甲集團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逐年大幅增長，該集團將向民間借貸資金3,000萬元用于經營活動，項目前景良好，同時承諾按照24%的年利率支付投資者利息，一年到期后歸還本金。期間，竇某某等六名被告人還組織部分投資者參加“農家樂”旅游活動，繼續鼓吹所謂的投資項目，以穩住“老客戶”，吸引“新客戶”。截至2014年1月7日，該分公司共向金某某、李某某等300余名投資者募集資金1,900余萬元。被告人鞠某某、張某乙在收到投資者資金后即銷毀合同，并將所收資金的45%作為業務提成交給竇某某，由竇某某分配給業務團隊。其余 55%資金除支付利息、辦公樓租金、水電費、辦公用 品費、相關活動費以外，剩余款項全部匯入張某甲控制的銀行賬戶。至案發，實際造成投資者損失共計1,700余萬元。檢察機關以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對上述人員提起公訴。

【審判】

法院認為，被告人竇某某、鞠某某、張某乙明知甲集團上海分公司使用虛假身份等欺騙方法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且募集的資金實際并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的情況下，仍分別擔任公司業務部門負責人、財務、出納，積極參與或協助公司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致使被害人資金不能返還，三名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集資詐騙罪。被告人寧某某、寧某、王某在明知甲集團上海分公司未經有關部門批準，而向社會公眾變相吸收資金的情況下，仍積極參與，擾亂金融秩序，三名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根據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及認罪悔罪態度，最終以集資詐騙罪分別判處竇某某、鞠某某、張某乙有期徒刑六年到十二年并處罰金，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分別判處寧某某、寧某、王某有期徒刑二年到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予以追繳并發還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責令退賠。

【提示】近年來，非法集資犯罪處于多發態勢，涉案金額巨大，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侵害了投資者合法權益。這類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根據法律規定，行為人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規，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同時具備下列四個條件，除刑法另有規定以外，應當認定為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未經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形式吸收資金；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向社會不特定公眾吸收資金。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常見手段一般有：不具有房產銷售的真實內容或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銷售房產份額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以轉讓林權并代為管護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以代種植（養殖）、租種植（養殖）、聯合種植（養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不具有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的真實內容或不以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購、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不具有發行股票、債券的真實內容，以虛假轉讓股權、發售虛構債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實內容，以假借境外基金、發售虛構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不具有銷售保險的真實內容，以假冒保險公司、偽造保險單據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以 投資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資金；以委托理財的方式非法吸收資金；利用民間“會”、“社”等組織非法吸收資金等。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并使用詐騙方法實施上述行為的，構成集資詐騙罪。通常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下列行為：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攜帶集資款逃匿；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等。

實踐中，非法集資的名目繁多，手段各異，迷惑性極大，投資者要結合非法集資的本質特征認真辨別。一般來講，投資者若遇到這些情形，則務必提高警惕：有單位或者個人通過網絡、電話、傳單、推介會、組織免費旅游、帶領參觀等方式宣傳投資項目，向投資者承諾遠超銀行利息的高額回報，以個人賬戶或者現金方式收取集資款甚至當場支付部分返利、分紅，集資對象主要是中老年人，對投資項目只宣傳光明前景不提示風險。此時，投資者應注意審查對方的真實身份、經營資質、項目真偽、資金用途、償付能力等，必要時到相關部門咨詢核實。

任某合同詐騙案

【要旨】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投資者在購買各類理財產品以及從事其他經濟活動時，要樹立理性的投資觀念，增強風險意識，注意辨別，防止被騙。

【案情】

2009年8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任某利用其系甲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的身份，虛構甲保險公司儲蓄性理財產品，謊稱半年回報 5%至12%，冒用甲保險公司名義與朱某某、張某某等28名被害人達成理財合意，并出具蓋有其私刻的甲保險公司印章的收據，騙得錢款共計696 萬余元，實際造成被害人損失616萬余元。2014年10月，被告人任某又違反中國保監會及甲保險公司關于保險代理人代收現金保費的規定，利用其系甲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的身份，謊稱一次性繳納續保費可以打折，騙取被害人徐某某“某款年金保險(分紅型)”的續保費7.3萬元。被告人任某將上述款項主要用于期貨投資、購買彩票 等，后因無力還款而逃匿。2015年4月1日，公安機關將任某抓獲。檢察機關以合同詐騙罪對任某提起公訴。【審判】

法院認為，被告人任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冒用甲保險公司名義騙取被害人錢款共計620余萬元后逃匿，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被告人任某與甲保險公司之間不具有勞動關系，其在違反監管規定收取被害人徐某某續保費時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職務便利，該行為亦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任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2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并發還被害人，不足部分責令退賠。【提示】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識別對方是否從事合同詐騙，主要看其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有無使用欺詐手段。合同詐騙罪中的欺詐手段主要有：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在判斷對方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時，除了考察其是否采用上述欺詐手段簽訂、履行合同以外，還可以根據對方在事前、事中、事后的行為綜合判斷。實踐中，行為人若有以下情形，則投資人應引起足夠注意：虛構合同標的，虛構代理權限，隱瞞沒有履行能力的真相，揮霍對方交付的貨款、預付款、定金、保證金，將貨款、預付款、定金、保證金用于合同規定以外的高風險用途等。

投資者在購買各類理財產品以及從事其他經濟活動時，要樹立理性的投資觀念，增強風險意識，注意辨別，防止被騙。對于高額的投資承諾要保持足夠的警惕，切記不要一味追逐高額回報。在簽訂、履行合同等全過程中要仔細閱讀合同條款，認真審查合同相對方的真實身份、經營資質、履約能力以及合同的付款方式等。對方有代理人的，還要著重核實代理人的代理權限。當業務員要求投資者將現金交給業務員或者將款項匯至其個人賬戶時，投資者要尤其當心，避免落入合同詐騙的陷阱。

第三篇：上海高院通報金融典型案例

上海高院通報金融典型案例

涉及銀行、保險、證券期貨信托、金融消費者權益、信用卡犯罪等

本報記者 衛建萍 本報通訊員 嚴劍漪

--------------------

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過程中，各類金融機構不斷推出金融創新，在此背景下，規范金融市場主體行為、維護交易安全和高效尤為重要。2014年4月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向社會通報了2013年上海金融商事、刑事審判的總體情況和典型案例，并針對涉銀行、涉保險、涉證券期貨信托、涉金融消費者權益、涉信用卡犯罪案件等5個分類進行了專題發布。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對金融犯罪的有效防治，通過商事裁判合理引導金融創新，維護上海乃至全國的金融市場安全。”上海高院副院長盛勇強說。

眼花繚亂的境外交易平臺

2008年起，許某在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的情況下，先后以其實際控制的富信寶公司和融衡公司的名義招聘員工，通過租賃境外服務器及交易軟件，設置三個網站的方式，在境內招攬客戶，搭建ETCATS、IG、ETF三個期貨交易平臺，進行黃金、外匯、原油、股指等期貨保證金交易。

經司法審計，上述三個交易平臺有內地客戶共計1812人，存入資金共計1.9億余元，取出資金共計1.6億余元，內地客戶虧損額6596萬余元。根據資金收入支出流水賬和“每天工作內容”及涉案個人賬戶明細反映的客戶出入金記錄，2008年1月10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間，三個交易平臺出入金客戶共計2494人，入金金額為1.9億余元，出金金額為1.1億余元。三個交易平臺盈利資金用于交易平臺的運營、員工工資、公司辦公費用等共計800余萬元，用于IB返傭5192萬余元。法院最終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許某等五名被告人八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10萬元至5000元不等的罰金。

【點評】

根據《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的規定，任何期貨交易及其相關活動，均需要經過國務院或國務院職能部門的批準，許某等人在境內發展代理商、招攬客戶、簽署合約、開戶、收取、結算保證金等期貨交易關鍵節點的行為，反映出金融犯罪手段的新型化和智能化。隨著金融犯罪日益向偽造信用卡、銷售基金、林權、推薦股票信息、代理操作證券賬戶、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虛構交易非法套現等領域拓展，金融投資者需要具備理性投資意識，對“高額回報”、“快速致富”的投資項目要冷靜分析。

“代銷基金”的誘惑

2011年6月，吳先生前往銀行辦理存款業務，在銀行理財顧問沈某的極力推薦下購買了某基金，沈某通過銀行計算機代吳先生操作購買了9萬元基金，吳先生輸入銀行卡密碼，但銀行未與吳先生辦理書面手續。

4個月后，吳先生得知該基金發生虧損，與銀行發生爭執。2012年7月，吳先生將基金全部拋售，虧損達24000余元，隨后他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銀行賠償其資金損失。

法院最終判決銀行賠償吳先生損失7000余元。

【點評】

網點眾多的優勢使得銀行成為代銷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的重要渠道，銀行作為第三方發行理財產品的代銷方，向客戶推介投資產品時，應了解客戶的風險偏好、風險認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評估客戶的財務狀況，提供合適的投資產品由客戶自主選擇，并向客戶解釋相關投資工具的運作市場及方式，揭示相關風險。金融消費者作為具有完全認知能力的民事主體，則應對自身的投資行為風險承擔合理注意義務。

期貨交易軟件惹禍

邱先生是期貨公司的老客戶。2010年1月7日期貨市場開盤后，大連商品期貨交易所多個期貨合約的價格出現大幅下跌，當天上午10時至10時15分，期貨公司的網上交易系統出現客戶登錄緩慢和無法正常登錄交易的異常情況。后經調查，系軟件程序處理能力不足導致客戶在該時段無法正常交易，期貨公司很快通過軟件更新修補了上述系統漏洞。

邱先生向法院起訴，表示自己在當天持有大量期貨合約，本來打算上午10時全部平倉，因交易軟件故障導致無法及時成交，只能在10時15分后以較低價格平倉，產生了122萬元的損失，現要求期貨公司全額賠償。

法院綜合考量了邱先生可能下達平倉指令的蓋然率、合約價格快速下跌過程中以最高價格實際成交的蓋然率，以及邱先生在發現系統故障后未及時采取其他交易方式進行平倉的情況，最終判決期貨公司賠償邱某損失34萬元。

【點評】

券商和期貨公司作為交易系統的指定和提供者，應當通過對交易系統定期或不定期的測試以發現系統可能存在的瑕疵，并通過程序更新予以修補，或對金融消費者進行必要的提示和指導，以避免因交易系統故障而致使金融消費者遭受損失。

“高息攬儲”嚇出一身汗

2008年5月，徐某和時任銀行客戶經理的陳某采用虛構銀行高息攬儲業務的手法，誘騙俞先生辦理金額為2500萬元、期限為一年的存款業務，約定息差為16%。整個過程中，陳某負責接待俞先生，為其辦理理財金賬戶開戶手續。俞先生在空白回單上簽字確認，然后將開戶申請材料及身份證交給陳某，陳某在沒有征得俞先生同意的情況下，在開戶申請資料上的“網上銀行”欄打鉤，并開通俞先生上述賬戶的網上銀行，領取了移動數字證書，即“U盾”。隨后，俞先生僅拿到一張理財金賬戶銀行卡和一本加蓋銀行印章的理財金賬戶活期對賬簿，陳某則暗地里將U盾交給了徐某。

此后，俞先生將2091萬元存入賬戶，徐某將息差等共計409萬元轉入上述賬戶，隨后徐某利用U盾冒充俞先生登錄網上銀行，將2500萬元存款轉賬支取。

詐騙犯罪團伙案發后，俞先生訴至法院，請求判令銀行兌付其存款本金2500萬余元及相應利息。法院最終判決銀行返還俞先生存款本金人民幣2091萬余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點評】

銀行對其工作人員、經營場所管理不善，操作流程內控不嚴，導致犯罪分子利用客戶對銀行的信賴，勾結或冒充銀行工作人員，在銀行經營場所內實施詐騙行為。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應當建立完善合理的業務操作和監控管理流程，維護金融交易安全。

■權威透析■

●當前上海金融商事案件特點

1.新類型案件不斷涌現，如涉及海外公司短線交易行使收益歸入權糾紛、貴金屬現貨及延期交易的金融衍生產品糾紛等。

2.金融案件的涉眾性日益增強，主要集中在證券和保險領域，并有向其他領域擴展的趨勢。

3.融資擔保引發的糾紛明顯增多。

4.實體經濟對金融領域的風險傳導及效應日益凸顯，光伏、鋼貿等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價格持續下滑的行業風險，并衍生出了小額借款糾紛、追償權糾紛、典當糾紛、保證合同糾紛等其他金融案件。●當前上海金融刑事案件特點

1.收案數量下降近四成，信用卡詐騙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八成以上，以惡意透支型為主。

2.犯罪類型發生明顯變化。信用卡詐騙、假幣犯罪、票據詐騙、非法經營外匯等多發性犯罪大幅減少，非法經營黃金期貨、妨害信用卡管理、內幕交易、集資詐騙等犯罪有所增加。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犯罪中，中老年人已成為重要受害群體。

3.犯罪特征明顯。非法集資類犯罪緊跟市場熱點，善用媒體和合法成立的公司做包裝。涉信用卡犯罪中，從獲取信用卡信息、身份證信息到偽造、騙領信用卡，再到非法套現的產業化趨勢明顯，POS機成為犯罪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4.犯罪的專業化、智能化、網絡化趨勢明顯。如利用金融專業知識從事非法證券、期貨業務，利用高科技偽造信用卡，通過網絡發布非法金融活動信息、招攬客戶、買賣信用卡信息、出租POS機。

5.涉眾型非法集資犯罪追贓維穩任務艱巨。上海法院去年審結的22件非法集資犯罪案件，涉案金額4億余元，投資人、被害人2000余人，將近2.4億余元贓款尚未追回。

■司法聲音■

上海高院提出五項建議

針對金融商事和刑事審判的情況，上海高院提出五大建議：

1.加強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人員、營業場所及操作流程的管理。

2.加強對金融新型業態的監管，對自貿區新型金融交易的監管做好提前應對，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業務與資本市場的監管力度。

3.嚴格防范行業性、系統性風險的誘發，銀行要嚴格審核貸款人資信，核實貸款人提供的擔保，慎用風險較大的擔保方式，加大對倉儲、供貨方的管控力度，及時做好壞賬核銷。

4.加大對金融消費者教育的力度，相關監管部門建立教育的專門機構，通過定期發布信息通報等形式，向金融消費者宣傳、普及金融知識和風險教育。

5.加強金融基礎設置的配套制度建設，建立并完善擔保登記制度設計，及時構建存款保險制度，加強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立法與機制建設。

第四篇：上海：新金融糾紛典型案例

上海：新金融糾紛典型案例

編者按：2016年11月，首屆金融中心建設司法論壇在上海召開。此次會議上，上海二中院通報了6件涉及新金融領域的金融糾紛典型案例，內容涉及證券內幕交易民事侵權、保單質押貸款、儲值卡發售、金融非法集資、P2P網貸以及融資融券交易等新類型金融糾紛。這6件案例均來自生效判決，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值得借鑒參考。案例一：徐某等投資者訴甲證券公司證券/期貨內幕交易責任糾紛系列案

裁判要點：內幕交易行為人實施了內幕交易行為且具有主觀過錯，如投資者在內幕交易期間進行了與內幕交易品種直接相關的且主要交易方向與內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貨交易，存在損失的，推定其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內幕交易行為人應當對投資者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本案系我國首起內幕交易行為人被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案。基本案情：2013年8月16日11時05分，甲證券公司在進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以下簡稱ETF）申贖套利交易時，因程序錯誤，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統以234億元的巨量資金申購股票，實際成交72.7億元。在當日下午13時開市后，甲證券公司在未披露的情況下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至14時22分才公告稱“公司策略投資部自營業務在使用其獨立套利系統時出現問題”。同年11月，中國證監會對甲證券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甲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IF1309、IF1312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作出沒收及罰款5.2億元等處罰。在甲證券公司錯單交易過程中，徐某等投資者認為市場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甲證券公司董秘通過媒體否認烏龍傳聞，故進行了相關股票或股指期貨合約的交易，造成了損失。徐某等投資者認為其損失與甲證券公司內幕交易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故起訴至法院，要求甲證券公司承擔賠償責任。2014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告楊某訴被告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市場禁入決定兩案一審公開宣判，兩案均判決駁回楊某訴訟請求。楊某不服上訴，2015年5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認為，甲證券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11時05分因程序錯誤巨量申購180ETF成份股，并于當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該信息的情況下，即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后被中國證監會處罰，其行為已構成內幕交易。甲證券公司在發生錯單交易后，應立即披露卻未披露該信息，反而實施對沖交易以規避自己損失，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主觀上存在過錯，甲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與投資者的損失具有因果關系，符合民事侵權構成要件，甲證券公司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較生效文書有刪減）案例二：劉某訴甲保險公司人身保險合同糾紛案裁判要點：保單質押貸款中質權的設立需按照法律規定交付權利憑證或以適當形式公示登記，否則不產生擔保物權效力。保險合同解除后，在符合法定抵銷或約定抵銷的條件下，保險公司退回保單現金價值等款項時可一并扣除保單貸款的本金及利息。基本案情：2012年7月30日，劉某向甲保險公司購買了“XX人壽十年兩全保險（分紅型）”，該保險交費方式為年交、保險期間10年、交費年期10年、保額/份數100萬元、保險費100萬元、保單一年末的現金價值58萬余元等，劉某支付了第一期保費100萬元。雙方保險條款約定，保險人在給付各項保險金、紅利、退還現金價值或返還保險費時，如投保人有欠交的保險費及利息、保單貸款及利息或其他未還清款項，保險人可直接將上述款項償還貸款本金及利息。次日，劉某以該保險單的現金價值為質押，向甲保險公司申請保單質押貸款，甲保險公司同意向劉某貸款，貸款利率6.1%，代扣印花稅27.85元；貸款金額55萬余元、貸款期限6個月；貸款期間保險合同發生的各項保證金、退還現金價值或返還保險費時，保險人可直接將上述款項償還貸款本金及利息等。屆期，劉某未按約歸還貸款。2013年8月，甲保險公司向劉某出具保單報告，要求劉某支付第二期保費100萬元。同年10月，因劉某未繼續交費，甲保險公司通知劉某保單于2013年9月30日中止。劉某因紅利、生存金等返款事宜與甲保險公司未達成一致，故訴至法院，請求解除保險合同以及甲保險公司退還保險費100萬元。訴訟中，甲保險公司認為依保險條款約定退回劉某現金價值等款項時可一并扣除保單貸款本金及利息。裁判理由：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保險合同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無爭議，爭議焦點在于保險合同解除后，甲保險公司退回劉某現金價值等款項時是否可一并扣除該保單貸款的本金及利息問題。首先，關于保單質押。甲保險公司與劉某之間成立保單質押貸款合同關系，雙方約定以保單現金價值為質押標的設立質權，并簽訂了書面協議，保單質押合同已成立生效。但保單質押的質權是否設立并生效應符合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保單之所以能成為質押標的是因為其實質上為現金價值請求權的外在形式載體，故保單質押的性質屬于權利質押。因本案雙方在設立系爭質權時未按照法律規定交付權利憑證或以適當形式公示登記，故該保單質權并未設立，不產生擔保物權的效力。但雙方仍可按照質押合同條款中以現金價值折抵保單貸款本息等不涉及質權的內容等有效約定處理爭議。其次，關于抵銷權。本案保險合同解除后，甲保險公司即向劉某負支付現金價值等債務，劉某即向保險公司負支付貸款本息的債務，該債務均合法有效、已屆清償期且性質同為錢款，此外雙方簽訂的保險條款及保單貸款申請書對于抵銷亦有約定，故符合法定抵銷及約定抵銷的條件，甲保險公司可據此行使抵銷權。法律并不必然要求當事人的抵銷主張與對方當事人訴訟請求具有牽連性，只需標的物的種類、品質相同，故甲保險公司在訴訟中僅以抵銷作為抗辯意見，而未提起反訴或另行起訴，不影響其在訴訟中行使抵銷權，也不影響法院就抵銷債務以及抵銷權行使進行審查。為減少訟累，應依據查明事實和法律規定對抵銷債務在本案中一并作出處理，故依法判決甲保險公司支付給劉某7萬元（包括甲保險公司自愿補償部分）。

案例三：甲公司訴乙銀行債權人代位權糾紛案裁判要點：銀行對其發行的儲值卡收取逾期賬戶管理費需提前告知持卡人，否則對持卡人不產生效力。實際售卡方作為債權人向發卡銀行提起代位權訴訟，要求其支付逾期賬戶管理費，應以債權人對債務人享有合法到期債權為前提。對于不合法或未到期債權，應認定債權人提起代位權訴訟的前提并不成立。基本案情：2011年，乙銀行與丙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約定通過雙方系統對接平臺發行具有銀聯標識、符合銀聯業務規范和技術標準的儲值卡；丙公司利用其銀行卡系統、遍布全國的銷售網絡、聯盟商戶資源等優勢，提供銷售服務和系統支持；交易手續費60%部分歸丙公司所有，40%部分歸乙銀行所有；逾期卡延期手續費及逾期賬戶管理費收益歸丙公司享有，由丙公司委托乙銀行從持卡人賬戶上扣收；乙銀行按卡內資金的年日均余額的2.4%（按日計算）向丙公司支付委托服務費用等。另，乙銀行官網公告稱儲值卡設有有效期，但卡片上未標注有效期及賬戶管理費收取條件、標準。2011年12月16日，丙公司與案外人丁公司簽訂協議，約定丁公司提供儲值卡的代理銷售服務，發卡銀行所得交易手續費的60%部分、丙公司所得的代理服務費用、逾期卡延期手續費及逾期賬戶管理費等均歸丁公司所有。2012年初，儲值卡停止銷售，累計發行金額約9億元，其中丁公司銷售逾6.7億元。2013年12月13日，第三人丙公司、案外人丁公司、甲公司等簽訂協議，約定乙銀行儲值卡項目合作協議中丁公司的所有權利義務全部轉讓給甲公司，丙公司在收到乙銀行支付了相應的交易手續費、代理服務費用、逾期卡延期手續費及逾期賬戶管理費后，按儲值卡協議約定期限支付給甲公司。2014年10月，乙銀行官網公告稱其將于2014年12月起，對已到期儲值卡收取賬戶管理費用，儲值卡有效期為36個月，自發卡之日第37個月起，每月10日扣除卡內實際余額的10%作為賬戶管理費用，直至賬戶余額為0。賬戶余額不足10元時，一次性全部扣除。后該公告被刪除。截止2015年2月15日，所有已發行的儲值卡距發卡之日均已超過36個月。該日丁公司銷售的儲值卡內余額（沉淀資金）為388萬余元，此后逐月減少，至2016年5月卡內余額為250萬余元。第三人丙公司已向丁公司、甲公司陸續支付截止2015年12月的儲值卡交易手續費、代理服務費等1,200余萬元。目前儲值卡仍處于可正常使用的狀態，通過儲值卡服務專區網頁可查詢到目前儲值卡有效期具體到期日期已再次延長了3年。甲公司認為，根據協議約定，乙銀行收取的逾期賬戶管理費應當按月全額支付給丙公司，再由丙公司按月全額支付給甲公司。現丙公司怠于向乙銀行行使其到期債權，其合法權益被侵害，故提起本案訴訟，要求乙銀行支付逾期賬戶管理費232萬余元及違約利息損失95萬余元。

裁判理由：法院認為，債權人提起代位權訴訟，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合法；

（二）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

（三）債務人的債權已到期；

（四）債務人的債權不是專屬于債務人自身的債權。具體到本案中，首先，甲公司主張的儲值卡逾期后按每月卡內余額10%收取賬戶管理費這一標準，無論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明確約定，現均無充分證據表明在售卡時對持卡人進行了告知，更未取得持卡人的授權同意，無法認定對持卡人發生效力，不應從持卡人賬戶上扣收。況且，甲公司的訴請金額明顯將影響到持卡人對儲值卡的繼續使用，有悖于相關監管文件中對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要求，故甲公司的訴請主張不符合“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合法”這一條件。其次，即便認為甲公司主張的賬戶管理費收費標準對持卡人生效，乙銀行也有權延長而且已經延長了儲值卡的有效期，不能向持卡人收取賬戶管理費，自然也就不存在針對賬戶管理費的債權，故甲公司的訴請主張不符合“債務人的債權已到期”這一條件。再次，即便認為當前能夠收取賬戶管理費，甲公司對丙公司的相應債權也因協議中的約定而未到期，無法認定債權受到損害；另即便認為甲公司的債權受到損害，丙公司實質上也屬于放棄了對乙銀行的債權而非怠于行使，故甲公司的訴請主張不符合“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這一條件。綜上所述，甲公司不符合提起代位權訴訟的條件，其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故判決駁回了甲公司的訴請。

案例四：李某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裁判要點：被告人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等方式，通過向社會公開宣傳，向不特定對象非法吸收資金的，應當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基本案情：2010年9月26日，被告人李某以其與他人共同設立的甲公司名義收購本市金山區朱涇鎮金龍新街388號的房產，后將該房產分別登記在甲公司、乙公司名下，同時將該房產改名為“金山義烏小商品城”。2011年1月30日和2月24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義和承債方式，收購丙公司、丁公司股權，兩家單位名下主要資產是位于本市黃浦區人民路386號、388號“上海灘商廈”的相關房產，但該房產除物業用房外均已被分別抵押給銀行。2011年2月24日和6月20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義和承債方式，收購戊公司，該單位名下主要資產是位于本市靜安區萬航渡路838號、858弄8號“中華商城”的相關房產，但該房產已被抵押給銀行。被告人李某通過收購房產和受讓股權的方式獲得“金山義烏小商品城”、“上海灘商廈”和“中華商城”相關房產后，除少部分商鋪和辦公樓已獲得獨立產權外，在未經有關部門批準及相關房地產抵押權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其余房產分割成小商鋪，并以相關被告單位名義，通過廣告、網絡、電話、現場咨詢、房產中介等，向社會公開發布出售商鋪和辦公樓產權或使用權的信息，同時承諾由相關被告單位包租商鋪和辦公樓，每年支付6%至10%不等的固定回報，到期可按原價110%至120%回購等，以此方式變相非法招攬社會公眾向被告單位存入資金。自2010年10月起至2012年2月止，五家被告單位直接或者委托房產中介，借助簽訂房地產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形式，非法向社會公眾3,300余人吸收資金13億余元。以上吸收的資金主要用于前述收購股權、購買房產、歸還借款及出售上述商鋪和辦公樓的經營開支等。至案發，五家被告單位通過退還房款、支付回報、退房補償等形式僅向部分涉案社會公眾返還資金1.2億余元。?裁判理由：法院認為，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是在投入少量資金的情況下收購“金山義烏小商品城”房產和“上海灘商廈”、“中華商城”相關房產原權利人公司的股權，并在取得“金山義烏小商品城”和已被抵押的“上海灘商廈”、“中華商城”對應房產權利后，為獲取支付上述房產和股權收購款的巨額資金，未經有關部門批準或相關房地產抵押權人同意，擅自將相關房產分割成小商鋪，連同少部分獲得獨立產權的小商鋪和辦公樓一起，通過廣告、網絡、電話、現場咨詢和房產中介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以出售該商鋪和辦公樓產權或使用權、售后包租回租支付固定租金、到期可高于售價回購商鋪和辦公樓房產權利為名，招攬社會公眾向被告單位投入資金，所獲資金主要用于支付收購“金山義烏小商品城”房產和“上海灘商廈”、“中華商城”原權利人公司股權所欠的債務。而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實際出售的商鋪和辦公樓因系違法分割或被抵押，不僅不能辦理產權轉移登記，無法確定對應的產權，而且又始終被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實際占有并支配，使用權也沒有發生轉移。其行為的實質，就是將無法實現產權轉移和實際也不轉移使用權的商鋪和辦公樓，采用買賣、回購和包租、回租的形式，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禁止非金融機構向社會公眾攬儲吸存的規定，提供與國家金融機構保本付息、固定回報、不擔風險的攬儲條件相同的待遇，公開宣傳并大規模地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融資，以支付其所欠收購股權和房產的債務。顯然，五家被告單位及李某的主要目的不是商鋪和辦公樓房產權利的銷售，而是出于融資需要公開吸收不特定社會公眾的資金，其行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關于“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不以房產銷售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銷售、售后包租約定回購等方式，通過向社會公開宣傳，向不特定對象非法吸收資金的，應當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的規定，依法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追究五家被告單位及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李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刑事責任。案例五：甲公司訴李某等借款合同糾紛案裁判要點：P2P網貸平臺與出借人約定受讓其債權，在取得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起訴債務人。基本案情：甲公司系提供借貸居間服務的有限責任公司，其擁有某網站，出借人與借款人可通過成為該網站會員達成借貸意向。2013年9月29日，李某通過甲公司網站與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達成借款意向，借貸雙方根據網站提供的格式文本約定：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共計向李某出借資金50萬元，借款開始日為出借人指定賬戶劃付協議項下借款之日，借款到期日為借款開始后的第12個自然月的借款開始日當日，節假日不順延，月還款額為46,314.86元，還款方式為等額本息；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甲公司，由甲公司統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黃某、陳某、乙公司通過簽訂《保證合同》承諾，對李某的還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上述各協議生效后，全體出借人通過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臺向李某放款50萬元，但李某自2013年12月30日開始逾期還款，甲公司通過電話、短信方式進行催收均未果。2014年7月11日，甲公司通過電子郵件告知李某已受讓出借人的全部債權。鑒于李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罰息，甲公司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李某支付借款本金、相應利息及罰息，黃某、陳某及乙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裁判理由：法院認為，全體出借人與李某通過甲公司網站達成的《借款協議》，以及黃某、陳某、乙公司分別簽訂的《保證合同》，均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各方當事人均應恪守約定并按約履行各自的義務。出借人已依約向李某履行了放款義務，李某收款后未按約償還本息，其行為已構成違約，理應承擔清償本金、償付利息、罰息之責任。黃某、陳某、乙公司均承諾對李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甲公司起訴時仍在約定的保證期間和保證范圍內，故保證人理應按《保證合同》的約定對李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黃某、陳某、乙公司在承擔了保證責任后，有權在其保證范圍內向李某追償。甲公司作為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貸咨詢和管理服務，促成雙方簽訂借款合同的平臺，提供的確系居間服務。然出借人與借款人簽訂的《借款協議》已明確約定，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甲公司，由甲公司統一向借款人追索。該約定是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于法無悖，本案債權轉讓亦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十九條所規定的債權轉讓的除外情形，且甲公司已通過電子郵件形式通知李某債權轉讓的事實，故甲公司已成為合法債權人，在借款人不履行還款義務時，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本案中的居間服務費的性質不屬于借款利息，借款本金以出借人實際借出金額50萬元為計算標準，更符合合同的實質。故判決支持了甲公司的訴請。

案例六：黃某訴甲證券公司融資融券交易糾紛案裁判要點：融資融券交易中，投資者未按合同約定及時清償債務的，證券公司有權按約啟動強制平倉程序，強制平倉風險由投資者承擔。基本案情：2011年5月5日，黃某與甲證券公司簽訂了《融資融券合同》，合同約定甲方（黃某）向乙方（甲證券公司）作如下聲明與保證：甲方已詳細閱讀合同及《融資融券交易風險揭示書》的所有條款及內容，聽取了乙方對融資融券的相關業務規則的詳細講解。甲方已經準確理解合同及《融資融券交易風險揭示書》和融資融券的相關業務規則的確切含義，清楚認識并愿意自行承擔融資融券交易的風險和損失，接受合同的約束。融券到期日，甲方未歸還融券債務的，乙方將在到期日的下一交易日開市即啟動強制平倉程序，甲方信用賬戶內的資產將被強制平倉至所有該筆融資或融券債務歸還時停止等。同日，黃某在《融資融券交易風險揭示書》上簽名，該風險揭示書提醒投資者應充分了解相關強制平倉風險事項。2011年11月4日，黃某簽署了《融資融券客戶合同條款變更知曉承諾書》，其中，關于融資融券期限、利息和費用條款變更為融資、融券期限從甲方實際使用資金或證券之日起計算，不得超過180日。融資融券期限以自然日計算，到期日如遇法定節假日則順延。2013年8月26日，黃某分兩次融券賣出長江證券（00783），成交數量為9,1056股。2014年1月23日，甲證券公司以短信、電子郵件方式提醒黃某上述融券債務將于2月22日到期，提醒黃某及時歸還負債，逾期未還將承擔違約責任。平倉日前，甲證券公司工作人員再次提醒黃某歸還債務，次日就會觸發平倉。2014年2月25日，甲證券公司進行融券平倉。裁判理由：法院認為，黃某與甲證券公司簽訂的《融資融券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雙方均應按協議履行各自義務。甲證券公司在締約合同時，已向黃某解釋了交易規則，并提示了信用資金賬戶可能被強制平倉的風險，黃某作為投資者在投資前應充分了解融資融券的相關業務規則，理性投資。2011年11月4日，黃某與甲證券公司對融資融券期限進行了修訂，約定融券期限不超過180日，并明確該期限以自然日計算。黃某稱融券期限應以交易日計算，缺乏合同依據，不予采信。由于黃某在到期日前未清償債務，甲證券公司啟動強制平倉程序符合合同約定。故判決駁回黃某的訴請。

第五篇：2015年上海法院金融典型案例

2015 金融商事審判十大案例

2016年6月17日，上海高院發布了2015上海法院金融審判系列白皮書，并公布了2015 金融商事審判十大案例。

01.內幕交易行為人對投資者的損失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02.銀行向持卡客戶發送商業服務性短信是否構成民事侵權的認定原則 03.信用卡遭盜刷非因臨時額度期限過長所致應由泄露密碼的持卡人承擔責任 04.保險理財產品的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及其認定標準

05.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 06.P2P網貸平臺受讓出借人的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07.車損險合同中對火災所作解釋符合專業含義的，法院應當認可 08.金融機構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應以存在欺詐行為為前提 09.清償票據貼現擔保之債務無法取得票據追索權 10.夫妻之間的財產侵權不屬于商業三者險的賠償范圍

01.內幕交易行為人對投資者的損失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裁判要旨

本案系我國首起內幕交易行為人被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案。內幕交易行為人實施了內幕交易行為且具有主觀過錯，如投資者在內幕交易期間進行了與內幕交易品種直接相關的且主要交易方向與內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貨交易，存在損失的，推定其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內幕交易行為人應當對投資者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16日 11時05分，乙證券公司在進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以下簡稱ETF）申贖套利交易時，因程序錯誤，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統以234億元的巨量資金申購股票，實際成交 72.7億元。在當日下午13時開市后，乙證券公司在未披露相關事實的情況下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至 14時22分才公告稱“公司策略投資部自營業務在使用其獨立套利系統時出現問題”。同年 11月，中國證監會對乙證券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作出沒收非法所得及罰款 5.2億元等處罰。在乙證券公司錯單交易過程中，甲某等投資者認為市場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乙證券公司董事會秘書通過媒體否認烏龍傳聞，故進行了相關股票或股指期貨合約的交易，造成了損失。甲某等投資者認為其損失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故起訴至法院，要求乙證券公司承擔賠償責任。2014 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告楊某訴被告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市場禁入決定兩案一審公開宣判，兩案均判決駁回楊某訴訟請求。楊某不服上訴。2015年5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4）滬二中民六(商)初字第8號等民事判決：乙證券公司賠償甲某等部分投資者損失。乙證券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滬高民五(商)終字第61號等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 ：乙證券公司于 2013年8月16日11時05分因程序錯誤巨量申購 180ETF成份股，并于當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該信息的情況下，即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后被中國證監會處罰，其行為已構成內幕交易。乙證券公司在發生錯單交易后，應立即披露卻未披露該信息，反而實施對沖交易以規避自己損失，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主觀上存在過錯，乙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與投資者的損失具有因果關系，符合民事侵權構成要件，乙證券公司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首先，關于侵權行為的認定：乙證券公司存在內幕交易行為。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以及相關行政訴訟生效判決已認定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可以作為本案定案依據。乙證券公司提出媒體報道已經事先公開了錯單交易信息，但該報道并非由乙證券公司主動披露或經其他權威機構確認，而是由財經媒體自主報道，不能視為乙證券公司履行了法律法規以及證券監管部門、證券交易所要求的公開披露義務。在當天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市場上各種消息魚龍混雜的情況下，該報道的權威性和真實性受到市場各方的懷疑，難以作為各方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的可靠依據。此外，乙證券公司董事會秘書在下午開市前又對外否認存在錯單交易。鑒于投資者對同一事件所獲得的信息截然相反且真偽難辨，絕大部分投資者難以從當天中午出現的各種信息中獲得準確答案。因此，相關媒體報道不能作為對錯單交易信息進行公開的依據。受眾無法從中確信內幕信息已經公開。

其次，關于侵權主觀方面的認定：乙證券公司具有主觀過錯。當日11時40分，乙證券公司已經開會準備進行對沖，這說明乙證券公司此時完全知曉其上午的交易屬于錯單交易。乙證券公司作為上市公司，又系專業的證券、期貨經營單位，理應知道并充分理解我國證券、期貨法律法規關于禁止內幕交易的規定，其對于錯單交易可能影響投資者的判斷，對相關證券、期貨品種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應屬明知，其關于不能判斷是否屬于內幕信息的辯解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乙證券公司作為上市公司，有義務在了解事件真相后的第一時間，將相關錯單交易信息向市場予以及時、全面的披露，同時在內幕信息未披露前應戒絕交易。但乙證券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尚未披露內幕信息的情況下，采取對沖減損的措施以規避自身的損失，其隱瞞事實真相，利用內幕信息獲取非法利益的主觀過錯至為明顯。

第三，關于行為違法性的認定：乙證券公司提出，其進行的對沖交易是根據既定的、公開的交易策略和《策略投資部業務管理制度》進行的，所以具有合規性和正當性。對此，法院認為，對沖交易策略其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是否違法違規的問題，采用何種交易策略和方式是市場參與者的自主選擇。但無論采用何種交易策略和方式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都不能違反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否則就構成違法交易行為，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乙證券公司可以進行正常的對沖交易，但是該案中，乙證券公司決策層在了解相關事件的重大性之后，在沒有披露之前就決定進行交易，并非針對可能遇到的風險進行一般對沖交易的既定安排，而是利用內幕信息進行的違法交易。

第四，關于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的認定：基于證券、期貨市場的特殊性，侵權人和被侵權人往往不直接進行交易，雙方交易的證券、期貨品種難以完全一一對應，而且市場中影響證券、期貨價格發生變化的因素眾多，在此情況下，完全由被侵害的投資者提供證據證明內幕交易的因果關系幾乎不可能。對此，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采用推定因果關系。即在乙證券公司實施內幕交易行為的期間，如果投資者從事了與內幕交易行為主要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為，而且投資者買賣的是與內幕信息直接關聯的證券、證券衍生產品或期貨合約，最終遭受損失，則應認定內幕交易與投資者損失具有因果關系。至于內幕交易人進行內幕交易的數量多少和時間長短，內幕交易人是否因內幕交易獲得實際的利益，其內幕交易行為是否對相關證券、期貨品種的交易價格產生實質性影響，都不影響對內幕交易侵權因果關系的認定。（1）具體針對交易品種而言，如果原告投資者進行50ETF、180ETF、IF1309、IF1312交易，可推定存在因果關系。如果原告投資者進行50ETF、180ETF的成份股交易，因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交易期間50ETF、180ETF的成交量與市場同期成交量相比巨大，足以通過套利機制等因素影響50ETF、180ETF成份股的價格，故可推定50ETF、180ETF成份股損失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至于原告投資者上述品種之外的交易品種，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品種的價格關聯性極為微弱，無法認定存在法律上認可的因果關系。（2）具體針對交易方向而言，50ETF、180ETF以及相應的成份股交易規則為T+1，可根據買賣方向判斷交易方向。對于股指期貨IF1309、IF1312而言，基于股指期貨攤低成本、規避風險的策略，投資者會存在反復買賣行為，這種情況下可根據內幕交易時間段內投資者買入的總手數與賣出總手數進行比較來認定交易方向。如果兩者總手數相同，則應對該時間段內的交易結算結果來判斷交易方向，產生損失的，可認定為原告交易方向與乙證券公司交易方向相反。（3）具體針對交易時間而言，原告投資者在非內幕交易時間段跟風操作引發的損失，與乙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不存在因果關系。因為對于投資者而言，在一個價格瞬息萬變、波動巨大的市場上，每位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時應依賴于自己的判斷，而不應對其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產生任何信賴，而且根本無法事先判斷其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是有意、無意或者是存在錯誤。在交易之時，該投資者并不存在重大誤解，也無從要求撤銷這種交易行為。

第五，關于損失范圍的確定：應區分不同情況計算損失金額。考慮到不同品種的交易規則區別較大(比如保證金交易、T+1還是T+0等等)，對適格投資者的標準亦不相同，投資者的交易頻率也有所差別，故應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基準價及損失計算方法。（1）對于50ETF、180ETF及其成份股，應以內幕信息公開后的十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基準價格。如果原告在基準日及以前賣出證券的，其損失為買入證券總成交額與實際賣出證券總成交額之差；如果原告投資者在基準日之后賣出或者仍持有證券的，其損失為買入證券總成交額與以基準價格計算的賣出證券總成交額之差。總成交額以股數×交易價格計算，多次買入的累計計算；如果原告有庫存股票，則應根據先進先出的原則計算差價。（2）對于股指期貨品種，則以三個交易日平均結算價作為基準價格。計算損失時，原告內幕交易時間段內的所有反向交易(無論開倉或者平倉)價格減去基準價格形成的差額，乘以交易的具體數量，以此作為損失額。如果原告在內幕交易時間段內還存在同向交易的，則應將反向交易與同向交易在同等交易量(手)基礎上先行結算沖抵計算交易盈虧額，剩余的反向交易按第1項原則計算交易盈虧額，然后兩項交易盈虧額相加，以此作為損失額。

裁判意義

證券市場中的內幕交易侵權行為，是我國當前證券市場多發的一種侵權行為，其不僅破壞了證券市場公平交易，影響了證券市場健康、規范、有序發展，更直接損害了廣大證券投資者的利益，應予依法規范。當前，我國對證券市場的內幕交易多采取行政處罰方式予以制裁和規范，但僅此尚不能彌補投資者的損失，內幕交易行為人理應承擔相應民事賠償責任。本案受理之后，為維護資本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法院對于內幕交易民事責任相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依據我國證券期貨法律規定，充分考量了相關法律制度的精神、證券期貨市場的相關政策和監管規則、證券期貨民事索賠的現狀，立足于制裁內幕交易行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最終判決乙證券公司賠償投資者的損失，開啟了我國內幕交易民事賠償先例。本案的法律適用標準確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探索界定內幕交易行為以及認定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二是以推定因果關系認定內幕交易行為同期間的反向交易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三是初步通過市場差別、交易量大小、套利模式等因素來區分不同交易品種之間的價格關聯互動關系；四是嘗試認定股指期貨的交易方向及損失計算方法。本案判決依法制裁了內幕交易行為，保護了投資者利益，對證券市場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同時為我國證券內幕交易民事賠償糾紛的司法處理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具有開創性的示范意義。

02.銀行向持卡客戶發送商業服務性短信是否構成民事侵權的認定原則

裁判要旨

銀行向其客戶發送與銀行卡商業性消費服務有關的信息，已成為目前銀行向其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的一種普遍做法，但也產生了客戶因不滿銀行向其發送商業性服務信息所引發的訴訟。銀行卡領用合約對發送商業信息等行為有明確約定的，銀行依據合同約定發送與銀行卡相關的商業性服務信息的行為不構成侵權。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3日，甲某向乙銀行申領信用卡一張，相應領用合約第五條約定：“甲方（申領人）在申請表中所填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單位、聯系方式及地址、身份證件號碼）有所變更時，需立即以書面或雙方認可的其他形式通知乙方辦理資料變更。否則，由此產生的后果或損失由甲方承擔。甲方同意乙方可通過短信或電子郵件方式向其發送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乙方保留終止發送的權利。”

2013年6月起，乙銀行使用客服短號碼向甲某發送諸如“某某卡攜手連卡佛傾情回饋！11/2-11/17持乙銀行某某信用卡至大上海時代廣場連卡佛化妝品專柜刷卡消費，當日單張POS消費滿1,000元獲贈100元現金券，滿2,000元獲贈300元現金券及限量版連卡佛化妝包一個，憑購物小票可在下次購買化妝品時抵用”、“購車有驚喜，分期0費率！3月15日-16日，乙銀行攜上海通銳汽車4S店在閔行體育公園開展一汽馬自達購車促銷活動，乙銀行信用卡客戶申請2年期購車分期享0手續費0利息，成功申請更可獲贈驚喜禮品”、“乙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登陸card.zoe360.com參加歌詩達大西洋游輪6月3日出發6天5晚濟州釜山游，最低僅需2,799元/人起，港務/簽證等費用全包，更享免費升艙特惠”等多條短信。

2013年10月31日，甲某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送短信，內容為：“根據全國人大關于網絡信息安全的決定，你行發送商業信息屬于垃圾信息，應立即停止發送。否則需依法承擔責任。”同日，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給您造成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若您的問題仍未解決，請撥我行服務熱線或者前往營業網點進行反映，我們會盡快地為您解決問題。”2014年3月12日，甲某再次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送短信：“你使用短號碼發送商業信息，未經同意，應停止發送。賠償損失。再次警告，否則起訴。”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短信客服是我行新推出的服務渠道，由于您是我行優質客戶，符合我行各類宣傳短信的發送條件，如經常使用客服熱線的客戶等，因此有可能會收到多條宣傳短信。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2014年5月4日，甲某第三次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送短信：“你使用短號碼發送商業信息屬于違法行為，請停止。否則依法應承擔責任。”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給您造成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若您的問題仍未解決，請撥我行服務熱線或者前往營業網點進行反映，我們會盡快地為您解決問題。”之后，甲某提起本案訴訟，要求乙銀行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公證費及律師費損失，并賠償其精神損害50,000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107號民事判決：駁回甲某原審全部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銀行卡領用合約明確載明，乙銀行可通過短信或電子郵件方式向持卡人發送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該領用合約雖未對何謂“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作出明確界定，但本案所涉電子信息內容均為與系爭銀行卡有關的將來商業信息，雖與涉案信用卡已實際發生的交易行為并無直接關聯，但顯然亦屬于系爭銀行卡有關的信息，故乙銀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具有相應合同依據。當然，乙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在其擬定的格式合同中未對相應概念予以細化并由此引發爭議，有所不當，但此種瑕疵并不足以否定系爭電子信息的法律屬性，亦不能據此認定乙銀行存在相應過錯。

甲某在收到系爭電子信息后，并未立即表示異議，足以使乙銀行認為其同意接收系爭電子信息，屬以默示方式表達其意思表示，故即使締約時甲某對系爭領用合約中的信息概念尚不清晰，依照其之后的默示行為，亦應認定甲某與乙銀行已達成相應合意，乙銀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并無不當。此后甲某雖又有拒絕接收此類信息的表示，但甲某的拒絕行為屬對合同約定的變更，鑒于甲某未依照合同約定辦理相應手續，則其變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尚未送達乙銀行，相應變更行為并未完成，乙銀行之后繼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亦無過錯，故不構成侵權行為。

此外，系爭電子信息均為簡短之文字，占用移動設備的空間極小，對甲某所有移動設備及其存儲空間不構成價值上的貶損，且甲某可自行對其移動設備恢復原狀，認定乙銀行此種極微且極易自行消除的行為構成對財產性權利的侵害，既無金額上的計算依據，亦缺乏實際必要。乙銀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的行為分布于16個月的期間內，甲某又自認其收到系爭電子信息數量為30余條，則其每月所收到系爭電子信息不過2、3條，相應電子信息的內容亦無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之嫌，以此種頻率接收內容合法的信息尚不足以使民事主體產生精神上的痛苦，亦不可能產生要求乙銀行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事實基礎。故駁回甲某原審全部訴訟請求。

裁判意義

近年來，有關“垃圾短信”的話題一度曾成為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一方面，社會上確有商業主體利用通訊手段頻繁向社會大眾發送各種商業性信息，其中不乏騷擾甚至詐騙信息，令接收者不堪其擾；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商業性信息確實為消費者提供了優惠，給企業帶來了商業機會。因此，對于商業性信息的發送行為，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聽之任之，而應通過清晰合理的方式對其予以規范。本案裁決確定的審理原則對銀行發送商業性信息行為的權利義務邊界的合理界定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本案判決對認定銀行發送商業服務短信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主要考量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要素：

1、本案判決將銀行發送商業性服務短信是否具有合同依據作為判斷銀行是否具有主觀過錯的重要考量因素。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如其發送商業性信息的行為具有相應的合同依據，則即使合同對信息內容未做細化約定，亦不能以合同約定不明為由認定銀行具有主觀過錯。

2、銀行發送的商業性信息的內容。銀行發送的商業性服務信息應與其發行的銀行卡的使用消費相關聯，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同時，銀行發送的商業性信息內容主要系為其持卡人提供優惠，不存在騷擾或詐騙嫌疑。

3、銀行發送信息的數量及頻率。銀行發送信息的數量及頻率應保持合理水平，不得濫用合同權利，影響持卡人生活安寧。結合本案事實，乙銀行信息的發送數量及頻率極低，不足以構成民事侵權。

本案判決確立的上述原則的意義在于，其并不僅限于銀行發送商業性信息的商事行為，對于其他存在規則缺失的商事糾紛的審理，亦具有借鑒意義。對于此類糾紛，法院首先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對相關商事行為的性質及效力作出認定，之后應當在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與促進金融市場創新發展間求得合理的平衡。尤其對于商事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應從行為性質、過錯程度、損害后果等各方面予以全面考慮，避免司法過度干預、不當加重金融機構的義務。

03.信用卡遭盜刷非因臨時額度期限過長所致應由泄露密碼的持卡人承擔責任

裁判要旨

信用卡消費中，銀行基于持卡人的申請在一定期限內臨時調整信用卡授信額度，已成為市場中的一種交易慣例，其核心在于充分實現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費目的和提高交易效率。在發卡行已通過短信方式與持卡人就臨時調高信用卡授信額度達成合意的情況下，雖然信用卡被盜刷發生在發卡行臨時調高系爭卡片授信額度期間內，但持卡人信用卡遭網絡盜刷系因自身泄露必要交易信息所致，與發卡行給予其臨時授信額度期限的長短不存在因果關系，故持卡人應就其過錯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原告乙某持有被告甲銀行信用卡中心核發的信用卡一張，初始額度為18,000元。2014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系統發送短信申請臨時提升授信額度，后收到被告短信確認臨額調整成功，額度為36,000元，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同年10月4日，原告在網上購物，翌日接到陌生電話，對方稱因系統問題需將購物款退還原告，爾后在QQ上發送了一個鏈接，原告點擊后進入某網絡退款頁面，并按提示輸入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銀行卡號及密碼等信息。后原告陸續收到九條由95***發送的短信，每條均提示原告正在使用信用卡付款1,995元并顯示了驗證碼。原告將其中的某幾條驗證碼告知對方后，收到95***發送的七條金額分別是1,995元的消費使用短信通知。交易發生后，原告信用卡當月產生爭議款項13,965元。原告認為，被告給予其58天的臨時額度期限違反了上海銀監局關于“給予持卡人臨時授信額度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個月”的規定，屬于過度授信，且被告的交易系統存在漏洞，對于異常交易未做到實時監控，導致原告遭受盜刷損失，故起訴要求被告承擔上述被盜刷的爭議款項，并恢復原告的征信記錄。

裁判結果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4639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乙某要求被告甲銀行信用卡中心承擔盜刷款項的訴訟請求，但被告應撤銷原告名下系爭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記錄。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首先，從雙方約定角度，系爭信用卡的領用合約對額度調整期限未作約定，雙方系通過短信的方式對調高臨時額度及具體期限達成了合意。原告提出的上海銀監局相關規定系于2014年11月14日發布，在時間上不溯及既往，在效力上亦僅為信用卡業務風險管控的行政監管要求，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禁止性規定，故被告給予原告超過一個月的臨時授信額度期限未違反法律規定。其次，原告自認其在系爭交易過程中將關鍵信息告知案外人進而導致盜刷發生，其自身明顯存在過錯，該等情形已超出了被告的合理預見和控制范圍。考慮交易效率的因素，要求被告將系爭每筆交易均列為異常交易而進行特別風險提示未免過于苛求，且被告將動態驗證碼發送至原告本人手機的步驟已是對系爭交易進行的提醒和防范，故被告已盡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因此，原告應對其損失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最后，在雙方當事人就原告是否負有還款義務存在重大爭議的情形下，原告對系爭交易的暫不還款行為并非失信的體現，不應記入不良征信記錄。

裁判意義

本案系持卡人的信用卡在臨時授信額度調高期間遭盜刷而引發的糾紛。我國現行對信用卡授信額度調整的法律、法規，均是從風險控制的角度要求發卡行對信用卡授信額度進行動態管理，并未對具體的授信額度或期限加以法律限制。可見，對信用卡授信額度的調整是國家賦予商業銀行的一項自主決策權。作為發卡行的經營策略之一，信用額度策略能否正確地平衡風險和收益的交換關系，對信用卡的效益影響重大，尤其當發卡行同意臨時調高授信額度時，雖加大了該卡的潛在壞賬風險和欺詐交易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持卡人刷卡消費的余地，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利于其消費目的的實現，銀行利息收益潛力也隨之增加，發卡行一般會對此進行綜合權衡。即使發卡行給予持卡人超過一個月的臨時授信額度期限，亦系其結合持卡人信用風險及刷卡交易收益性等因素綜合考量后的自主決策，并未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持卡人通過與發卡行協商一致的方式就臨時額度調整的內容達成合意，即應對相應的交易風險存有預期。銀行在調整臨時額度方面不存在過錯，且已盡到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而持卡人自身泄露交易信息導致盜刷的，持卡人應自行承擔相應后果。本案判決從維護金融交易效率，尊重銀行運營信用卡業務的自主性及合理商業判斷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指出銀行安全保障義務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亦提示金融消費者在交易中應當盡到謹慎注意義務，妥善保管個人信息，共同促進信用卡業務的良性健康發展。04.保險理財產品的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及其認定標準

裁判要旨

分紅人身保險屬于人身保險領域中的新型產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資功能。保險人應當就分紅人身保險紅利的不確定性風險和紅利分配的相關信息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就保險人披露信息的內容，在法律尚無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參照監管部門的相關規章加以判斷。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8日，甲某向乙保險公司投保人身兩全保險（分紅型），合同約定投保人為甲某，被保險人為其子丙某；投保主險為人身兩全保險（分紅型），保險期間終身，繳費年限10年，基本保險金額200,000元，首期交保險費54,940元，紅利領取方式為累積生息。保險條款第2.3條保險責任中約定乙保險公司承擔給付生存保險金和身故保險金的保險責任；第4.1條保單紅利中約定，“本主險合同為分紅保險合同??每年根據分紅保險業務的實際經營狀況確定紅利分配方案。保單紅利是不保證的。??我們會向您寄送每個保單的分紅報告，告知您分紅的具體情況”；第8.1條解除合同的手續及風險中約定“猶豫期后可以申請解除本主險合同??自我們收到解除合同申請書時起，本主險合同終止??您在猶豫期后解除合同會遭受一定損失”。該合同由甲某在投保人、被保險人暨法定監護人處簽名確認，甲某親筆書寫“本人已閱讀保險條款、產品說明書和投保提示書，了解本產品的特點和保單利益的不確定性”。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1月12日，甲某分別向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費54,940元，共計109,880元。截至2014年11月8日，甲某共從乙保險公司處領取生存金20,000元、紅利1,576.29元（不包括利息）。乙保險公司向甲某發送的分紅通知書中，載明了上一紅利核算被告分紅保險保費收入及可分配盈余的金額，以及甲某累積紅利從本期紅利分配日到下一紅利分配日期間適用的累計利率。甲某稱乙保險公司未將紅利來源、相關經營項目的收益、支出及相關財務報表向其告知，紅利分配方案不合理，乙保險公司構成根本違約，致其訂立合同的目的無法實現，故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系爭人身保險合同并由乙保險公司全額返還已繳納的保險費109,880元，并主張需全額退費，否則不行使解除權。

裁判結果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靜民四（商）初字第745號民事判決：駁回甲某的訴訟請求。甲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5）滬二中民六(商)終字第220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分紅人身保險屬于人身保險新型產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資功能，條款內容繁多，利益演算復雜。雖然法律尚未對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的內容和標準作出具體規定，但為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險人仍應遵循最大誠信原則就此類保險合同主動披露重要信息。就信息披露義務的內容和標準，法院可以參照監管部門的相關規章加以判斷。2009年保監會制定的《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規定，對于投資連接保險、萬能保險、分紅保險等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保險人應當從產品特性、利益測算和經營成果三個方面履行信息披露的義務。系爭合同簽訂時，保險人就該險種的紅利存在不確定風險以投保提示書、保險條款等保險合同明確記載的方式進行了披露，甲某亦簽字確認。就利益預測，保險人在投保時提供的《保險利益和分紅測算圖表》演示的紅利水平具有低、中、高三檔，甲某應當能夠預見實際分紅水平存在的不確定性。就經營成果，保險人在保險條款中明確約定紅利來源于乙保險公司的分紅保險業務經營狀況，也以定期發送通知書的方式告知甲某相關紅利分配的信息。據此，應當認為保險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義務。甲某因實獲紅利低于預期水平從而認為未能實現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據。

裁判意義

以“理財投資有收益+人身風險有保障”為賣點的新型人身保險產品，已經成為當前保險市場的新寵，引得眾多保險消費者的青睞。該類保險產品，既有人身保險保障功能，又有投資理財功能，條款內容繁多，利益演算復雜。為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險人應當在合同簽訂時和履行期間，就此類產品的重要信息進行必要披露，比如紅利來源和具體收益。但關于保險人披露信息的內容標準，目前尚無法律、司法解釋層面的相應規定。一旦發生糾紛，保險人常提出自己并無法定信息披露義務的抗辯。本案判決指出，雖然沒有具體法律規定，保險人仍應基于最大誠信原則，按照監管部門規定承擔必要披露義務。本裁判所確立的規則對解決此類糾紛進行積極探索。

05.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

裁判要旨

證券及期貨從業人員以個人名義接受委托人全權委托進行交易，是證券法和期貨行業相關規定嚴格禁止的行為。因此，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以個人名義接受委托進行理財的行為，系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應屬無效，其與投資者所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應歸于無效。違規的期貨從業人員應當返還其基于無效合同取得的收益并承擔損失賠償責任。委托人自身存在過錯的，亦應分擔相應損失。

基本案情

乙某系丙期貨公司投資部經理，接受公司指派對甲某進行投資指導。2011年4月甲某在丙公司開立期貨賬戶，賬戶初期金額為599萬元。同年5月乙某接受甲某全權委托，雙方以口頭方式建立委托理財合同關系，由甲某聘請的交易員根據乙某的交易指令進行期貨、股票交易操作。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間，甲某累計向乙某支付19萬余元。2013年5月，乙某借走甲某的交易軟件加密狗，此后由乙某直接在甲某賬戶內進行交易操作。2013年7月15日，乙某簽署承諾書，承諾2013年12月31日前將甲某賬戶總資產達到600萬元，若未能達到由乙某負責補償。同年9月17日，乙某再次簽署承諾月均收益超過1%，不足部分將補足。同年11月17日，乙某再次簽署承諾表示沒有補足，以自有房產抵押，但隨后將上述內容涂劃掉。由于甲某賬戶自2011年12月2日起開始出現連續虧損，截至2013年11月18日甲某平倉后，該賬戶虧損121萬余元。甲某遂起訴至法院要求乙某返還其之前支付給乙某的盈利收益19萬余元，并要求乙某賠償損失。乙某則辯稱19萬余元系其應得款項，且認為承諾書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承諾的保底條款無效，損失不應由其承擔，并反訴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3月至其11月的勞務費5萬余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長民二(商)初字第1251號民事判決：認定甲某、乙某之間的口頭委托理財合同無效，乙某應返還甲某19萬余元，并承擔60%的損失，同時駁回了甲某的其余訴訟請求及乙某的反訴請求。乙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一(民)終字第2655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合同效力問題中法院應依職權主動審查是否存在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或是否存在違反其它規范的禁止性規定進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之情形。

本案中，系爭委托理財合同的受托主體為期貨從業人員，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期貨公司不得向客戶作獲利保證；不得在經紀業務中與客戶約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擔風險。且根據《期貨從業人員管理辦法》規定，期貨從業人員向客戶提供專業服務時不得作出不當承諾或保證，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義從事期貨交易。被告行為顯然違反了上述期貨從業人員不得接受客戶全權委托之禁止性規定，擾亂了金融市場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而且，基于期貨、證券市場高風險、高信用要求的行業特性，及其市場秩序的安全、穩定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的關鍵性作用，被告行為勢將導致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之后果。

因此，系爭期貨從業人員作為受托主體簽訂的委托理財合同屬于違反禁止性規定進而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情形，應認定為無效，作為其補充內容的兩份承諾函，亦應均屬于無效。根據法律規定，因無效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有過錯的一方應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責任。乙某作為期貨行業專業從業人員，在其可從事的業務范圍內較一般民事主體具有更高的認知能力，應當知曉雙方違規約定的不利后果，但仍接受客戶全權委托直接進行期貨交易操作并收取傭金，其過錯程度顯然較大。而甲某作為投資者，在其簽署的《客戶須知》中已被明確告知不得要求期貨公司或其工作人員以全權委托的方式進行期貨交易，但其仍委托乙某進行交易，且在長達兩年持續虧損后方提出異議，故其對損失亦存在一定過錯。因此，綜合考慮雙方過錯程度，酌定甲某、乙某雙方按照4：6比例承擔損失。

裁判意義

期貨市場不同于一般市場，是具有高風險、高信用特征的金融市場，因此證券、期貨等專業人員的違法、違規行為相較于一般市場主體而言具有更為嚴重的不良影響和后果。期貨從業人員，作為從事金融行業的專業人員，因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行業內信息和客戶交易信息，且與投資者存在信息不對稱、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之情形，若允許從業人員接受全權委托，容易引發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利用客戶賬戶和資金炒作、為獲取高額傭金頻繁交易損害投資者利益等行為，損害金融市場公開、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則，擾亂和破壞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基于此，法律法規對期貨從業資格及操作規范予以了較高要求，明確禁止期貨從業人員接受客戶全權委托或向客戶做獲利保證。

當前，證券期貨行業不少從業人員為謀求高額利益而鋌而走險，規避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違規接受客戶的委托理財，擾亂了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最終損害了金融投資者的根本利益。加之近年來期貨、證券市場迅猛發展過程中，業務發展、創新速度與制度約束、風險管控之間呈現不匹配現象，因此期貨、證券業的監管迫切需要向從嚴化、精細化方向轉型，更加側重于對風險的控制，對行為的監管和對良性、規范、有序的金融市場秩序的維護。因此，本案判決從期貨、證券市場的行業屬性及相關規章的立法目的出發，對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的行為，認定為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進而損害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明確該行為將導致委托理財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并對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過錯的認定進行了界定。此種裁判必然有助于從司法層面規范期貨從業人員的從業行為，契合證券監管轉型要求，維護期貨金融市場秩序，同時對此類委托理財糾紛的處理亦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導意義。

06.P2P網貸平臺受讓出借人的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裁判要旨

P2P網貸平臺可以與出借人約定受讓其債權，在取得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起訴債務人。借款本金金額應以出借人實際出借的金額為準。

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提供網絡借貸居間服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擁有某網站，出借人與借款人可通過成為該網站會員達成借貸意向。2013年9月29日，乙某通過甲公司網站與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達成借款意向，該網站提供的經乙某點擊確認的電子合同打印件顯示：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共計向乙某出借資金50萬元，借款開始日為出借人指定賬戶劃付之日，借款到期日為借款開始后的第12個自然月的借款開始日當日，月還款額為46,314.86元，還款方式為等額本息；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甲公司，由甲公司統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通過簽訂《保證合同》承諾，對乙某的還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上述各協議生效后，全體出借人通過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臺向乙某放款50萬元，后乙某開始逾期還款，甲公司通過電話、短信方式進行催收均未果。甲公司通過電子郵件告知乙某已受讓出借人的全部債權。鑒于乙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罰息，甲公司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乙某支付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裁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黃浦民五(商)初字第6199號民事判決：乙某向甲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一審判決宣判后，各方當事人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全體出借人與被告乙某通過甲公司網站達成的《借款協議》，以及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分別簽訂的《保證合同》，均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各方當事人均應恪守約定并按約履行各自的義務。出借人已依約向乙某履行了放款義務，乙某收款后未按約償還本息，其行為已構成違約，理應承擔清償本金、償付利息、罰息之責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均承諾對乙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甲公司起訴仍在約定的保證期間和保證范圍內，故保證人理應按《保證合同》的約定對乙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在承擔了保證責任后，有權在其保證范圍內向乙某追償。

原告甲公司作為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貸咨詢和管理服務，促成雙方簽訂借款合同的平臺，提供的系居間服務。但同時出借人與借款人簽訂的《借款協議》已明確約定，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原告，由原告統一向借款人追索。該約定是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于法無悖，本案債權轉讓亦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十九條所規定的債權轉讓的除外情形，且原告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過電子郵件形式通知本案被告債權轉讓的事實，故甲公司已成為合法債權人，在借款人不履行還款義務時，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借款本金金額應以出借人實際借出金額50萬元為計算標準。

裁判意義

P2P網貸，英文為Peer-to-Peer Lending，是具有借貸意愿的借貸雙方在網絡平臺的幫助下，實現信息交流，確立借貸關系進而完成資金轉移的新型商業運營模式。P2P網貸作為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模式之一，近年來發展迅猛。在P2P網貸的實際運營中，網貸平臺為方便實現債權，集中受讓眾多債權人的債權。對此種債權轉讓模式，法律法規并無明文禁止，故法院通過司法裁判確認其轉讓效力。但由于缺少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制，審判實踐中對于P2P平臺訴訟主體資格審核、電子證據如何認定、本金認定等問題爭議較大。本案中法院基于債權轉讓相關理論，結合訴訟經濟原則，認定P2P平臺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并審慎認定P2P網站上的電子證據，在P2P平臺提供完整證據鏈的基礎上，賦予電子證據打印件同等證明力。本案對于今后P2P網貸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借鑒意義。

07.車損險合同中對火災所作解釋符合專業含義的，法院應當認可

裁判要旨

火災一詞系非保險術語，系爭車損險合同中就火災和自燃分別作了解釋，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該解釋與保險監管部門就機動車輛火災責任所作規定一致，應認定該解釋符合專業含義，法院可予采納。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為其車輛向被告乙保險公司投保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等保險，并不計免賠。被保險車輛行駛證上使用性質欄記載為“貨運”，保單正面車輛使用性質欄記載為“營業特種車”。

《車損險條款》為乙保險公司提供的格式條款，附于保單背面。其中保險責任部分第五條第2款約定：“保險期間內，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過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險機動車的全部損失或部分損失，保險人依照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

2、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用車、企業非營業用車的自燃??。”責任免除部分第八條約定：“下列原因導致的保險機動車的損失和費用，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三）??保險責任第五條第2款中未列名的其他使用性質的車輛的自燃??。”第三十五條保險合同術語第5款約定：“火災：是指保險機動車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在時間或空間上失去控制的燃燒（即有熱、有光、有火焰的劇烈的氧化反應）所造成的災害。”第8款約定：“自燃：是指保險機動車因本車電器、線路、供油系統、供氣系統發生故障或載運的貨物自身、機動車運轉摩擦等原因造成的起火燃燒。”保單正面明示告知一欄中第2條記載：“請您在收到保險單后立即核對，保險單內容如與事實不符，請立即通知本公司采用‘神行車保系列產品批單’批改，自行改動或采用其他方式更改無效。”第3條記載：“請您詳細閱讀所附保險條款，特別是加黑突出標注的、免除保險人責任部分的條款內容。”

2014年6月25日11時19分許，被保險車輛于本市某路口500米處發生火災，事故造成車頭部分燒毀。上海市浦東新區公安消防支隊出具的《火災事故簡易調查認定書》記載：該起火災原因為車輛電氣線路故障引起。事故發生后，上海天磊價格評估有限公司為原告車輛定損為169,621元，原告為此支付了評估費3,600元。后原告因向被告索賠未果，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相應保險金。

另查明，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其于2003年6月20日作出的《關于機動車輛火災責任等問題的復函》（以下簡稱“保監會復函”）中指出：“

一、中國保監會《關于明確〈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中‘火災’責任的批復》（保監復[2000]159號）中已經明確指出：《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第一部分第一條第一款第２項的‘火災’責任是指，因保險車輛本身以外的火源以及基本險第一條所列的保險事故造成的燃燒導致保險車輛的損失。

二、《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第一部分第三條第（六）項‘自燃以及不明原因產生火災’是指保險車輛發生自燃和保險車輛因不明原因產生火災而造成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責賠償。該條規定中對于‘自燃’和‘不明原因產生火災’均作出了解釋。‘自燃’是指：‘沒有外界火源，保險車輛也沒有發生碰撞、傾覆的情況下，由于保險車輛本車漏油或電器、線路、供油系統、載運的貨物等自身問題引起的火災。’中國保監會《關于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中‘自燃’解釋的復函》（保監函[2001]133號）中指出，‘自燃’定義中‘等’字指‘保險車輛本車漏油或電器、線路、供油系統、載運的貨物’引起火災的幾種情況，無更多內涵。”

審理中，原告甲公司確認火災原因為車輛自燃，要求被告乙保險公司承擔保險責任的依據為《車損險條款》第五條第2款約定，即“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用車、企業非營業用車的自燃”。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虹民五（商）初字第2578號民事判決：駁回甲公司要求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172,368元并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支付起訴之日至實際賠付日的利息損失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根據上述法律規定，發生條款含義的爭議時，應首先采取“通常理解”對條款內容進行解釋，即按照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的方法解釋條款內容，在窮盡上述解釋方法后仍有兩種以上理解的，方可適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火災可以理解為（機動車因）失火造成的災害，并不區分起火原因為機動車自身或外來火源，但《車損險條款》第35條保險合同術語第5款、第8款已就火災、自燃的概念作出了明確區分，火災為機動車本身以外火源引起的燃燒，自燃為機動車本身故障引起的燃燒，該定義表達清晰無歧義，兩者顯然不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從體系解釋的角度，《車損險條款》第5條第2款將火災與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等車輛自燃并列，也與《車損險條款》對火災、自燃的定義邏輯相恰，聯系上下文語境，不存在其他的理解；從歷史解釋的角度，被告保險合同中對火災、自燃的定義與保監會復函的精神一致，系多年采用的合同范本，原告甲公司作為專業的物流運輸企業，應當知曉本行業保險慣例，如認為車損險不足以覆蓋損失風險，可以附加投保相應自燃險種。因此，在采取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的方法后，對火災概念應得出《車損險條款》中火災定義的唯

一、確定解釋，故不適用疑義利益規則。

再者，火災一詞系非保險術語，系爭車損險合同中就火災和自燃分別作了解釋，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上述解釋與保險監管部門就機動車輛火災責任所作規定一致，應認定該解釋符合專業含義，法院可予采納。被保險車輛為營業特種車，發生的自燃事故不符合原、被告在保險合同中約定的“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用車、企業非營業用車的自燃”的責任范圍，故原告甲公司請求被告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缺乏合同依據，法院對原告要求支付保險金及利息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義

保險合同使用的詞語常會與日常生活使用中的含義存在差異，保險人為了避免發生糾紛，通常會在保險合同中對這些詞語作出解釋。比如火災、車輛顛覆。當被保險人、受益人和保險人就這些詞語的含義發生爭議時，法院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七條的規定處理。對合同已就詞語作出解釋的，應當判斷該詞語是否屬于保險術語，對于不屬于保險術語的，保險合同對于該術語的解釋如果符合專業意義的，法院應當認定其效力。判斷保險合同的解釋是否符合專業含義，可以參考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火災一詞雖然不屬于保險專業術語，但我國保險監管部門在車輛保險中長期將之界定為不包括自燃。所以系爭合同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的解釋，符合專業含義。

08.金融機構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應以存在欺詐行為為前提

裁判要旨

目前，金融消費者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起訴金融機構要求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金融糾紛案件日益增多。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時應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金融消費者在主張懲罰性賠償責任時，應按照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舉證證明金融機構在向其提供金融服務時存在欺詐行為。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3日，乙某在甲銀行處申辦借記卡賬戶，在其簽訂的《領用合約》中約定：“存款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規定計付利息”。使用過程中，乙某發現有四筆活期存款在計息時未計算大月31日的利息，合計少付利息0.40元。乙某認為：甲銀行未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計算利息，應當賠償其利息損失；由于甲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故意違反中國人民銀行的相關規定，構成欺詐，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故起訴要求甲銀行支付利息損失0.40元并賠償500元。

審理中，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就居民儲蓄活期存款的計息方式向法院函復：“現行的居民儲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計、結息方式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存貸款計結息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2005]129號文”）的有關規定為準。該文規定，銀行可采用積數計息法和逐筆計息法計算利息。逐筆計息法的計息期中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整年（月）按對應的年（月）利率乘以本金和年（月）數計算利息，零頭天數按日利率乘以本金和零頭天數計算利息。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銀行也可選擇將計息期全部化為實際天數計算利息，即每年為365天（閏年366天），每月為當月公歷實際天數，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實際天數×日利率。”

經查明，甲銀行未與乙某具體明確采用何種計息方式，其實際采用的計息方式系 [2005]129號文規定的逐筆計息法的第一種公式，即計息期既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

另查明，2005年11月，甲銀行發布下發［2005］129號文的通知和公告，稱將根據［2005］129號文調整部分人民幣存貸款計結息規則。

裁判結果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4）閔民四（商）初字第526號民事判決：

一、甲銀行向乙某賠償0.40元；

二、駁回乙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乙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第303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本案雙方當事人對于應適用[2005]129號文規定方式計息并無異議，在雙方就應采用[2005]129號文規定的何種計息方式未作明確約定，并對此產生了不同理解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計算儲戶的利息是本案的關鍵問題。根據[2005]129號文的規定，逐筆計息法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而本案系爭四筆活期存款的時間均不滿月，僅存在“零頭天數”，故法院認定此時只需按照通常的理解，計算零頭天數的利息即可。

本案主要焦點在于，甲銀行是否應承擔《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所規定的三倍賠償責任。所謂欺詐，是指故意使相對方陷于錯誤認識而作出不真實意思表示之行為。認定欺詐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有無欺詐故意及行為，相對方是否作出不真實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是否與欺詐行為有因果關系為基礎要件。甲銀行于2005年發布的公告中，已公示將依[2005]129號文調整計結息規則，鑒于上述[2005]129號文中已明確規定相應計息方式，故甲銀行的上述公告已達到對計息方式予以公示的法律效果，并無隱瞞的故意。雙方雖就計息方式產生爭議，但爭議導致的金額差異極微，就此種微小差異產生的原因僅應認為雙方對計息方式存在理解差異，并不能據此認定乙某因甲銀行的行為作出了不真實意思表示。甲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對于計息方式的理解雖不盡合理，但并不構成欺詐惡意，乙某據此要求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張，法院不予采納。

裁判意義

2013年，我國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了再次修訂，除了將經營者和服務提供者的范圍擴大至保險、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外，還對經營者課以更加嚴格的欺詐賠償責任。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其立法目的在于通過設定嚴格的賠償責任，平衡經營者、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實力強弱對比和信息不對稱，震懾企圖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不法經營者。本案中，法院從欺詐的構成要件出發，重點審查了金融機構是否具有欺詐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尤其是在認定金融機構存在不足的情況下，區分了一般過錯和欺詐故意，認定銀行雖在計息方式的選擇上不夠合理，但并無隱瞞真實信息、侵犯儲戶合法權益的故意。本案審判結果對于金融消費者保護類訴訟中如何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懲罰性賠償規定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09.清償票據貼現擔保之債務無法取得票據追索權

裁判要旨

貼現申請人提出貼現申請，貼現擔保人另行簽訂擔保合同，其本質上是擔保法律關系。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依法取得擔保追償權。基于貼現擔保法律關系而非票據法律關系清償的債務，清償人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從而對出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無論是持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還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權，對出票人、承兌人的票據權利的時效是不變的，其中對本票出票人、匯票出票人、承兌人的時效是兩年。

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0日，乙公司簽發一張金額為400萬元的匯票，收款人為甲公司，付款人為乙公司并已承兌，到期日為1997年4月10日，交易合同號碼載明為096－00157。1996年12月25日，甲公司持該匯票向丁銀行申請貼現，并填寫《承兌匯票貼現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一份，申請書中載明商品交易品名及合同編號為膠合板096－00157（甲公司、乙公司均承認不存在對應的膠合板交易，填寫上述交易編號是基于銀行貼現要求），丙公司在該申請書中蓋章承諾為甲公司的貼現進行擔保。丁銀行貼現后到期請求付款，因乙公司賬戶余額不足而被退票。丁銀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據權利未獲清償后，轉而要求丙公司承擔貼現擔保責任。丙公司作為貼現擔保人向丁銀行履行了400萬元付款義務后，遂訴訟向甲公司和乙公司進行追償。法院經審理后判決，丙公司有權以貼現擔保關系向甲公司追償688萬余元（票款加利息），但不能直接向乙公司行使票據法上的追索權。甲公司履行該判決后，又于2014年以行使票據追索權為由起訴乙公司（即本案訴訟），請求判令乙公司支付票據追索款600萬余元及利息。乙公司則抗辯稱：甲公司無票據原件，無權追索；票據追索權時效已過；甲公司取得票據無對價，當時簽發票據完全是為了從銀行融資。

法院還查明：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原為關聯企業，其中甲公司為丙公司全資子公司。1997簽發票據時，甲公司與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為王某。后乙公司改制后脫離關聯關系。另外，為認定對價問題，一審法院組織雙方對賬，發現在1996年至1997年6月期間，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有數十筆銀行轉賬往來，經軋差后甲公司流入乙公司的資金額為1600余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號民事判決：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已清償的全部金額688萬余元及利息。乙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滬二中民六(商)終字第266號終審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號民事判決；

二、對甲公司全部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本案涉及以下兩個法律問題：

一是法律關系的確定對追索權的影響。本案中丙公司為甲公司的貼現提供擔保，丁銀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據權利未獲清償后，轉而要求丙公司承擔貼現擔保責任，這不是主張票據權利，而是主張貼現擔保合同的權利。為此，丙公司付款后后取得了向貼現申請人甲公司追償的權利。無論是丙公司向丁銀行履行貼現擔保責任的行為，還是之后丙公司向甲公司追償并獲甲公司清償的行為，均系基于貼現擔保法律關系，而非基于票據法律關系。丙公司并非票據法律關系中任一環節的參與主體，其提供的是貼現擔保而不是票據保證，因此其承擔的責任系擔保責任，而非票據責任。同理，丙公司向甲公司行使擔保追償權后，甲公司向丙公司清償債務的行為并不能產生其向丁銀行清償因票據法律關系而產生的債務的法律后果，甲公司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從而對出票人乙公司行使票據權利。簡而言之，基于貼現擔保而產生的追償權，并非票據法律關系中的票據追索權。

二是票據追索權行使的時間要求。《票據法》第十七條規定：“票據權利在下列期限內不行使而消滅：

（一）持票人對票據的出票人和承兌人的權利，自票據到期日起二年。??

（三）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

（四）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八條規定：《票據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四）項規定的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不包括對票據出票人的追索權。再追索權的行使“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如何理解是本案的爭議所在。甲公司認為，只要自己隨時清償，自此后便有追索權，不受票據簽發時間限制。這種觀點有誤。上述法律條文應解讀為：無論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權，還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權，對出票人、承兌人的票據權利的時效是不變的，其中對本票出票人、匯票出票人、承兌人的時效是兩年。本案中甲公司2014年清償債務，無權對1996年簽發票據的出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

裁判意義

票據和票據貼現擔保屬于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各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行為法律后果均存在差異。在票據法律關系中，票據是文義、無因、設權證券，票據行為是要式法律行為。基于法律對于票據的特殊規定，在票據記載、票據時效方面有其獨特的規則，不符合這些規則，無法行使票據權利。在符合這些規則的情況下，持票人有追索權和付款請求權，被追索人有對其前手的再追索權。而貼現擔保法律關系，系由貼現申請人提出貼現申請，貼現擔保人另行簽訂擔保合同，并未在票據上有任何記載，其本質上是擔保法律關系，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依法取得擔保追償權。追索權與追償權雖僅有一字之差，但法律要求及后果并不相同。由于票據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即便存在資金交付的行為，如果所對應的法律關系不同，不能視為《票據法》意義上的“清償債務”，并不能據此取得票據追索權。

關于票據追索權時效，《票據法》第十七條規定：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該條文中的“前手”是否包括出票人引發了爭議，如果不包括，不符合《票據法》對“前手”所下的定義;如果包括，持票人對出票人的權利究竟是“二年”還是“六個月”需要明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十八條規定，上述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不包括對票據出票人的追索權。該條文應正確理解為：持票人對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持票人對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而對于出票人的追索權或者再追索權，仍應為《票據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所規定的“自票據到期日起二年”。不能把第十八條解讀為對于出票人的再追索權僅受清償之日限制，不受其他任何時間限制。因為票據的交易，貴在流通，比起其他商業活動，更注重迅速。錯誤的解讀違背了《票據法》對于票據權利較短時效的立法精神，會導致票據權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據權利。.夫妻之間的財產侵權不屬于商業三者險的賠償范圍

裁判要旨

商業三者險本質上是責任保險，即以對第三者承擔侵權責任為前提。夫妻雙方各自駕駛的車輛互撞發生交通事故的，夫妻分別為侵權人和受害人。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財產向另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構成債權債務混同。由于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被保險人基于責任保險要求保險公司賠償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為其名下的車輛A向被告乙保險公司投保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第三者商業責任險（以下簡稱“商業三者險”）。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第五條約定，“交強險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險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險機動車本車車上人員、被保險人”；交強險保險責任第八條約定，“被保險人在使用被保險機動車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商業三者險條款第四條約定，“本保險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險機動車發生意外事故的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險人以及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機動車本車上人員”；商業三者險保險責任第六條約定，“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財產的直接損失，對被保險人依法應支付的保險金額，保險人依照本保險合同的約定，對于超過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各分項賠償限額的部分給予賠償”。商業三者險責任免除第九條約定，“下列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和費用，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三）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所有、承租、使用、管理、運輸或代管的財產的損失”。

A車與B車的所有人均為甲某。2014年8月9日15時，在本市南北高架共和新路出口處，案外人甲某之妻丙某駕駛的A車追尾撞上原告甲某駕駛的B車，致車輛受損。經公安部門認定丙某負事故全部責任。2014年8月26日，B車維修完畢，維修費用為48,000元。乙保險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出具機動車保險損失計算書，載明修理費總金額為48,000元。

甲某與丙某系夫妻關系，雙方于2009年登記結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未約定夫妻分別財產制。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虹民五(商)初字第956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甲某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保險責任的成立必須以符合保險法規定和保險合同約定為前提，不違背責任保險的基本性質。本案中，原告主張的財產損失不屬于交強險、三者險的保險責任范疇，具體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依據交強險、商業三者險主張權利，應符合責任保險的本質。根據保險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責任保險是以被保險人依法對第三者應負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本質上是責任保險，即以需對第三者承擔侵權責任為前提。侵權責任系因民事主體自身的過錯侵害行為而對他人所應承擔的一種義務。侵權之債關系中存在兩個以上主體是應有之義。任何人不得對自己享有債權，向自己請求或履行債務亦毫無意義。當債權、債務同歸一人時，侵權之債歸于消滅。本案中，侵權人雖然為實際駕駛滬A車輛的案外人丙某，且存在獨立財產意義上的兩輛車和兩份保險合同關系，但從終局責任主體而言，債權、債務同歸一人，即丙某為債務人，甲某為債權人。基于雙方的夫妻身份和我國夫妻財產法定共有制，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從財產關系而言在法律上應視為一人，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財產向另一方履行給付，構成債權債務混同，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也因此消滅。因此，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不符合責任保險適用的前提，甲某無法基于責任保險主張理賠。

其次，甲某依據所投保的交強險、商業三者險主張合同權利，理應受合同條款的約束。交強險條款第五條、商業三者險條款第四條均開宗明義對保險合同的基本概念和其賠付對象，即“受害人”、“第三者”進行了定義，明確排除了“被保險人”本人。而本案中滬B車的損失恰恰系滬A車的被保險人甲某自己的財產損失，顯然不屬交強險和商業險的賠付范圍。上述條款規定系關于險種類型、保障責任范圍的統領性約定，保險人有權對其提供的保險服務范疇作出劃定，合同相對方自愿簽訂后理應予以遵照，投保人有義務對其所投保的險種和基本承保范圍進行了解和注意。如果將保險服務范疇的約定視為免責條款，則會打破保險險種的既有合理劃分也有違契約自由精神。此外，在商業三者險責任免除條款中對被保險人的財產損失亦予以明確排除。該免責條款系在上述賠付對象統領規定下的單列與細化，且乙保險公司已經以黑體加粗的形式予以特別提示，以示對被保險人財產不予賠付的進一步強調，結合合同類型和承保范圍基本約定，投保人應予注意且能夠理解，無需額外解釋說明。

綜上，法院認為無論是根據保險法的規定，還是依照交強險、商業三者險條款之約定，甲某均不符合責任保險的理賠條件與要求。甲某可通過訴爭車輛已投保的其他財產險實現損失填補目的，以適當途徑救濟權利。裁判意義

交強險和商業第三者責任險均屬于責任險范疇。責任險設立的初衷在于排除被保險人的責任，保護受害的第三者獲得有效的賠償，解決的是對外責任。本案侵權人與被保險人是夫妻關系，基于夫妻財產法定共有制，一共有人向另一共有人賠償沒有債權法上的意義。因此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從財產關系而言夫妻在法律上應視為一人，侵權人不符合責任險中第三者身份的定位。同時，在侵權關系中，因夫妻雙方債權債務混同，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侵權之債歸于消滅。既然作為前提基礎的侵權之債不存在，被保險人也就失去了行使責任險的基礎，自有財產的損失無法通過責任險進行理賠。此外，責任險關于險種類型、保障責任范圍的統領性約定，屬于保險公司對提供的保險服務范疇作出劃定，不同于免責條款。按照契約自由精神，投保人有義務對其所投保的險種和基本范疇進行了解和注意。合同相對方自愿簽訂后理應予以遵照，無需保險公司履行額外的解釋說明義務。當下，家庭擁有多輛車輛現象比較普遍，正確投保險種事關家庭財產能否有效分散風險。本案通過剖析責任險的本質，以“第三者所負侵權責任”為導向，明晰了該類險種項下保險賠付的機理，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同時強調車損險的重要性，在引導家庭通過投保正確的險種保護財產方面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