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0-2014年金融商事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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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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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日前，江蘇省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2016年全省法院審判執行工作情況，并發布了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韓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詐騙團伙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間，蔡秉喨（又名蔡可名，由臺灣另案處理）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設立詐騙窩點組織電信詐騙。后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至該詐騙窩點擔任話務員。在詐騙窩點內，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伙同組織中的其他人員假冒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相關單位客服人員等身份，通過發送詐騙語音信息誘使被害人撥打詐騙窩點電話等電信技術手段，虛構國家工作人員查案需要查驗資金、收取保證金等事實，向不特定的多數人實施詐騙。通過上述方式，該詐騙窩點共計騙取人民幣2200余萬元。其中被告人韓彩菊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100余萬元，被告人宋秀芳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吳勇強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郭東明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700余萬元，被告人崔春香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600余萬元，被告人李情文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500余萬元。

【裁判結果】

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昆刑二初字第00568號刑事判決，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韓彩菊有期徒刑十年三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宋秀芳等五人十年六個月至五年六個月不等有期徒刑，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一審宣判后，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訴。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韓彩菊等六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均屬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韓彩菊等人起次要作用，均系從犯。六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依法予以從輕處罰。本案中，被害人陳述、銀行匯款記錄、詐騙機房賬務報表、相關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及辯認筆錄等證據均能相互印證，足以證實上訴人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參與分工明確的詐騙犯罪組織，四上訴人共同協作參與詐騙共同犯罪，各自應對其參與實施的共同犯罪后果承擔全部責任。原審判決綜合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參與實施詐騙的金額，造成的社會危害后果，歸案后的認罪、悔罪表現及被告人吳勇強父母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的相關量刑情節，量刑適當。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蘇05刑終393號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系國內人員加入境外詐騙窩點進行電信詐騙的典型案件。由于我國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一直保持高壓態勢，一些詐騙窩點轉移到境外，甚至將撥打詐騙電話、網絡平臺、轉賬取現等設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給案件偵破和贓款追繳帶來了不少困難。隨著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國際合作的進一步開展，對境外詐騙窩點的打擊力度將持續加強。同時，也提醒廣大群眾，加大對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公安機關工作人員、稅務工作人員等詐騙電話的警惕，遇有此類情形要理性分析，必要時應及時向警方求助。

二、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訴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環境侵權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5年，被告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鴻順造紙公司）連續三年被查獲以私設暗管方式向蘇北堤河偷排濃度嚴重超出排放標準的生產廢水2600噸。徐州市銅山區環境監測站對該公司外排廢水監測數據顯示：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等污染物指標分別超過《紙漿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GB3544-2008）12.1倍、2.5倍、1倍。徐州市銅山區環保局曾經于2014年、2015年兩次對鴻順造紙公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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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罰款合計人民幣15萬元。2015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鴻順公司將遭受污染的環境恢復原狀或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其中修復費用以環境污染損害咨詢意見所確定的人民幣26.91萬元為基準的三至五倍確定。

【裁判結果】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5）徐環公民初字第6號民事判決：鴻順造紙公司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服務功能損失共計105.82萬元。宣判后，被告鴻順造紙公司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鴻順造紙公司排放廢水污染環境，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該公司多次以私設暗管的方式偷排，非法排放行為隱蔽，在環保機關查處后依然違法排放，過錯程度嚴重。該公司連續三年被發現私設暗管排放廢水，查獲的廢水排放量逐年增多，有理由相信該公司實際排放廢水量遠高于被查獲的排放量。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要求以2600噸廢水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為基準，判決鴻順造紙公司在該基準的三至五倍承擔賠償責任，系主張鴻順造紙公司實際偷排廢水為查獲量的三至五倍。鴻順造紙公司有能力對該公司廢水實際排放量進行舉證卻未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應當認定徐州市人民檢察院所提主張成立。一審法院認定鴻順造紙公司應當以實際查獲偷排量2600噸的四倍計算侵權賠償費用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蘇民終1357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以來全國法院首批受理、最先開庭審理并作出判決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為全國法院審理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提供了可借鑒經驗。本案在審理中高度重視司法公開和公眾參與，合議庭由三名審判員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于當庭作出宣判；庭審向社會公開并且在新浪網等網絡進行了全程視頻直播，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法制日報等多家媒體進行了報道，社會反響良好。本案的審理體現了環境資源審判專業性特點，法庭邀請專家輔助人就環境保護專業技術問題提出專家咨詢意見，較好地解決了環境資源案件科學性和公正性銜接問題；科學分配舉證責任，確定在公益訴訟人提供證明被告排污量的初步證據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對排放量承擔舉證責任的證明規則，為解決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取證難問題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徑；初步探索了根據被告主觀惡性程度裁量具有一定懲罰因素的修復費用計算方法，對于從源頭上遏制企業違法排污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三、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件審理情況】

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舜天船舶）系江蘇最大國有上市船企。自2014年起，因受航運與船舶市場持續低迷影響，加之企業管理不善，舜天船舶經營陷入困境。2015年，公司股票被處以“退市風險警示”特別處理，面臨退市風險。2015年12月22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簡稱中行崇川支行）作為債權人，以舜天船舶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現有資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為由，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對舜天船舶進行重整。經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南京中院于2016年2月5日裁定受理舜天船舶重整案。針對舜天船舶資產效能低、債務負擔重、面臨退市風險等多重困難，南京中院經充分研究論證并主持重整參與各方協商后，在江蘇國信集團支持下，最終確定了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同步實施的重整方案，通過剝離虧損資產、注入優質資產，同時實施市場化債轉股，把握時機，高效挽救企業。重整方案經債權人會議和出資人組會議表決，在各表決組均獲得超過98%表決權的高票通過。經逐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參考證監會并購重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出具的專家咨詢意見，南京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批準重整計劃，終止舜天船舶重整程序。12月16日，舜天船舶完成了證券監管部門對于重大資產重組的行政審批工作。目前，重整計劃已基本執行完畢，債權人債務得到全額清償，公司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涉及的資本公積金轉增及股票劃轉等有關事項均已完成，經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開市起復牌，舜天船舶重整取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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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義】

舜天船舶在實施重整過程中同步進行重大資產重組，開創了我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實踐先河，通過首創式同步操作，高效化解了企業危機，成為困境企業反轉投資策略的最佳選擇，其開拓性和創新性對未來上市國企脫困具有廣泛的示范效應。通過同步實施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舜天船舶擺脫了退市危機，實現了去產能、調結構的目標，使企業重回健康發展軌道，近86億元債務均得到100%清償，創下歷年上市公司重整最高債權清償率。通過提升資產盈利能力，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全案近55.86億元金融債權得到全額保護，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得到進一步優化。同時，舜天船舶重整成功，有效維護了3.1萬戶股東利益，為國家挽回稅款2億元，維護了民生和地方發展。舜天船舶重整案是人民法院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采用層報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有效解決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的銜接問題，為我國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審理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樣板。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四、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水務集團）制定的《供用水合同》中約定，用戶逾期交納水費的，除應補足應繳納的水費外，還應當支付從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應繳納水費數額0.5%計算的違約金。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認為，上述規定中違約金比例明顯過高，遠遠超過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金融機構計收逾期利息的標準，系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格式條款，不合理加重了消費者的責任。為此，江蘇省消費者協會曾多次約談南京水務集團，但該公司只是將違約金條款以留白的形式進行合同備案，并未按照江蘇省消費者協會建議的示范條款進行整改。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至法院，要求確認該違約金條款無效。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在詳細閱卷、厘清爭點后，立即組織雙方就違約金條款問題進行了充分溝通，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南京水務集團提交書面承諾，將原條款修改為 “??每逾期一日還應支付欠繳水費金額同期同檔貸款利率1.3倍的違約金”，并將修改后的條款報工商部門備案。

【裁判結果】

南京水務集團修改涉案條款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以南京水務集團已對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糾正為由，向法院提出撤訴申請，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蘇01民初2034號裁定：準許原告撤回起訴。

【典型意義】

本案是江蘇省首例針對公共服務行業提起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城市供水、供電、供氣等行業屬于具有公益屬性的公共事業，同時也屬于壟斷行業，當出現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條款時，消費者個人往往難以維權。本案中，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代表廣大消費者群體針對南京水務集團的不合理違約金條款提起民事訴訟，經過法院的組織協調，案件得以圓滿處理，維護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促進了相關行業收費標準的規范化。本案是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施行后的一次實踐探索，對類案的處理和糾紛的解決具有引導示范意義。

五、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 【基本案情】

顧某出生于2008年10月13日，戶籍地為南京市建鄴區某住宅小區，系應于2015年9月入學的適齡兒童。南京市建鄴區教育局于2015年3月1日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2015年入學的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于同年5月20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公眾參與研討會，由參會代表對《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意見征求稿》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1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專家論證會，由參會代表對上述文件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5日召開辦公會議，專題研究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于同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在附件中對2015年建鄴區公辦小學招生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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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及施教區進行了規定，并于當日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根據上述辦法，顧某戶籍所在地屬于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學施教區范圍。顧某對施教區劃分的行政行為不服，于2015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建鄴區教育局的施教區劃分行為，并責令被告重新作出施教區劃分行政行為。

【裁判結果】

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建少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顧某的訴訟請求。顧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建鄴區教育局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后，根據建鄴區學校分布及適齡兒童數量、分布狀況劃分施教區，分別召開公眾參與研討會以及專家論證會，對本小學入學方案征求意見，并在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后，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會造成部分適齡兒童未能被安排至離家最近的學校入學，但由于建鄴區目前教育資源不均衡、適齡兒童及學校分布不均勻、街區形狀不規則，因此“就近入學”本身并不意味著直線距離最近入學。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未能完全滿足上訴人的利益訴求，但其在盡可能滿足個體利益的前提下，綜合考量社會整體現狀，兼顧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與個體利益的維護，符合行政權行使的基本價值取向。被訴行政行為對施教區的劃分符合建鄴區教育現狀，符合義務教育全員接納、教育公平、就近入學原則，不屬于法律規定的“明顯不當”情形。但同時，法院認為，被訴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間，被上訴人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據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蘇01行終139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南京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件。本案所涉劃分施教區問題，因關系到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本案在裁判中正確把握行政訴訟合法性審查原則，提出“就近入學”不等于直線距離最近入學，而應綜合考慮學校分布以及適齡兒童、少年的數量和分布狀況；“廣泛聽取意見”的“廣泛”不一定及于每個相對人，行政機關有一定裁量空間。因此，本案中行政機關的行為并不構成明顯不當，法院依法不應予以撤銷。但同時，本案體現了人民法院對合理性存在瑕疵的行政行為的積極作為，文書說理中直接指出：“被訴行政行為雖具有合法性，且不構成明顯不當，但其合理性仍存在提升空間，行政機關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從而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教育熱點問題的關切，推動了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對教育資源分配問題的再思考。

六、張愛民等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破壞環境資源案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間，被告人張愛民、李楠、王杰、王學義等十五人利用張愛民設立的“蘇州鷹隼交流群”、王學義設立的“西北鷹獵群”以及“西安鷹獵群”、“寵物石猴買賣交流群”等騰訊QQ、微信網絡交流平臺相互結識，并通過支付寶、微信、銀行轉賬等支付方式，采取長途客運車輛快遞運輸等手段將非法獵捕的野生動物予以出售或非法收購，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二級重點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金雕、獵隼、游隼、雀鷹、獼猴、網紋蟒等。

【裁判結果】

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野生動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具有較高的生態、經濟和科研價值。保護、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對于維護生態平衡、改善自然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過度狩獵、棲息地喪失、黑市交易等，野生動物的滅絕速率呈逐步上升趨勢。案涉金雕、獵隼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本身屬于生物鏈頂端的物種，且繁殖率低、數量稀少，極易受環境影響，如再亂捕濫獵、非法交易，更易使其瀕臨滅絕，導致生物鏈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樣性被破壞，進而破壞整個生態環境，因此更需刑事司法保護。行為人非法收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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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使未予以出售獲利而是自行飼養，或者在非法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過程中沒有獲利，但其行為均侵害了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資源，應以犯罪論處。

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蘇0302刑初189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張愛民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五千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對其他被告人亦處以相應刑罰。

一審宣判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在法定上訴期間內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本案是迄今查獲的全國最大網絡販賣野生動物案，涉及10個省級行政區23個地市。當前，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不法分子愈發熱衷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非法收藏、販賣與食用，同時，網絡平臺和物流業的發展無形中為犯罪分子打開了方便之門。野生動物走私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毒品、軍火的非法貿易，嚴重威脅到自然生態平衡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已刻不容緩。本案的審理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今日說法》、《新華日報》、《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等全國30余家媒體報道，不僅有效提高了民眾的法治意識和環保意識，更彰顯了我國堅決打擊有關野生動物類犯罪、致力于維護生態平衡、保障國家生態穩定與安全的態度和決心。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七、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訴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屠榮靈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基本案情】

原告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于1994年，營業范圍包括熱水器、燃氣灶、吸油煙機等的生產、銷售。

被告屠榮靈曾于2005年5月10日出資設立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8日及7月29日，櫻花衛廚公司以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為由，分別提起訴訟。兩案均經過一、二審，最終認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判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變更企業字號、賠償損失等。

2009年5月8日，被告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櫻花公司），2009年6月29日成立蘇州櫻花中山分公司，負責人屠榮靈；2011年6月2日，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中屠榮靈均占股90%。

2009年12月7日，被告余良成與被告屠榮靈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山水凈化電器設備有限公司，后該公司2012年10月被核準注銷。2011年12月1日，被告余良成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其中余良成占股90%。

被告屠榮靈、余良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從事廚房電器、燃氣用具等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的業務，不規范使用其注冊商標，使用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似的廣告宣傳語，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

【裁判結果】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蘇州櫻花公司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被告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被告中山櫻花衛廚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上述公司均應依法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消除影響的民事責任；同時認為，原告櫻花衛廚公司的現有舉證并不能證明被告屠榮靈、余良成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濫用各自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進而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情形，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以和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僅為屠榮靈、余良成實施涉案侵權行為載體的事實依據不足。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蘇州櫻花公司停止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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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20萬元；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的行為，賠償損失30萬元；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50萬元；上述公司刊登聲明，消除影響。一審判決后，櫻花衛廚公司、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均提起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蘇州櫻花公司等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屠榮靈作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經有過侵犯櫻花衛廚公司知識產權的歷史，在法院判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構成侵權的情況下，屠榮靈又相繼成立了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主觀惡意明顯。余良成作為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明知櫻花衛廚公司的“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與其自身注冊商標的區別。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至今系以侵權經營為主業，屠榮靈與余良成應對此承擔相應責任。綜合上述分析，足以認定屠榮靈與余良成在明知櫻花衛廚公司“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商譽的情況下，通過控制上述公司實施侵權行為，其個人對全案侵權行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應對上述公司所實施的涉案侵權行為所產生的損害結果承擔連帶責任。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5）蘇知民終字第00179號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將“櫻花”作為其企業字號；停止侵害櫻花衛廚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連帶賠償櫻花衛廚公司經濟損失（包括合理費用）200萬元。

【典型意義】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重復侵權、惡意侵權糾紛，屠榮靈在前案判決后，陸續成立新的公司繼續實施侵權行為，公司成為其實施侵權行為的工具和載體。本案二審判決在判定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等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停止使用“櫻花”字號等的同時，結合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觀惡意、公司股東構成及公司的侵權行為，最終認定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判令屠榮靈、余良成對公司的涉案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本案的判決，充分體現了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加大懲治力度的司法裁判引導作用，對于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具有典型意義。

八、程春穎訴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網絡約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張濤為其所有的蘇AT9M32號轎車在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保險金額為100萬的商業三者險，保險期間均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7日止。蘇AT9M32號轎車行駛證上的使用性質為“非營運”，保單上載明的使用性質為“家庭自用汽車”。

2015年7月28日，張濤通過打車軟件接到網約車訂單一份，遂根據訂單駕駛蘇AT9M32號轎車搭載網約車乘客，行駛至清水亭東路丁字路口右轉彎過程中，遇原告程春穎駕駛電動自行車直行通過該路口發生碰撞，致程春穎構成傷殘、車輛損壞，張濤負事故全部責任。后程春穎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裁判結果】

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保險合同是雙務合同，保險費與保險賠償金為對價關系，保險人依據投保人告知的情況，評估危險程度而決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險費。保險合同訂立后，如果危險程度顯著增加，保險事故發生的概率超過了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對事故發生的合理預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險合同的約定要求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對保險人顯失公平。基于此，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在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的，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約定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險人未履行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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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車輛保險領域中，保險公司根據被保險車輛的用途，將其分為家庭自用和營運車輛兩種，并設置了不同的保險費率。相較于家庭自用車輛，營運車輛的運行里程多，使用頻率高，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營運車輛的保費接近家庭自用的兩倍。本案中，張濤將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用于網約車營運活動，使被保險車輛危險程度顯著增加，其依法應當及時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因張濤未履行通知義務，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據此，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蘇0115民初5756號民事判決：原告程春穎因本次交通事故產生各項損失合計279236.34元，由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賠償120000元，由被告張濤賠償159236.34元。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網約車滿足了社會公眾多樣化出行需求，但由于尚處起步階段，相關配套制度并未健全，網約車參與人的權利義務缺乏清晰界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積極探索糾紛解決方案，對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進行區分處理，并認定由于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從事網約車載客活動增加了車輛的風險，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公司，被保險人未通知的，因載客活動發生的交通事故，保險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該裁判規則基于對各方合法權益的平等保護，體現了對保險法基本原則的貫徹，對于規范網約車保險行為、促進網約車行業和保險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九、全朝暉、韋軍等九人販賣、運輸毒品、非法持有槍支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5日，被告人全朝暉和被告人韋軍電話聯系販賣毒品事宜后，全朝暉指使被告人方剛橋及陳新華（另案處理）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與韋軍進行毒品交易。抵寧后，方剛橋將約5千克冰毒和469顆麻古交予韋軍。韋軍指使被告人朱靳將上述毒品向陳兵（另案處理）及被告人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等人販賣后，又指使朱靳先后向全朝暉提供的銀行賬戶匯付毒資共計人民幣66萬元。

2013年8月3日，全朝暉與韋軍再次商議販毒事宜后，全朝暉與方剛橋、陳新華一同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途徑江西撫州時，全朝暉下車留宿撫州，并安排方、陳二人繼續駕車來寧。8月4日，方、陳二人抵寧后將毒品交給受韋軍指使前來取貨的朱靳，后朱靳攜帶毒品至其暫住處附近時被公安機關抓獲，當場查獲毒品甲基苯丙胺5988.25克、氯胺酮823.36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均在85%以上。偵查人員從朱靳暫住處另查獲海洛因1.577克、氯胺酮38.948克，并查獲韋軍于2013年6月以來藏匿于該暫住處的手槍2支、獵槍1支、子彈11發，經鑒定，上述槍支均具有致傷力。當日，韋軍在其住處小區內被公安機關抓獲。8月5日，全朝暉在江西省撫州市環城南路附近被公安機關抓獲。

本案中，韋軍以販賣為目的共向全朝暉購買甲基苯丙胺約10988.25克、麻古469顆、氯胺酮823.36克。其中，韋軍指使朱靳向陳兵販賣甲基苯丙胺約500克、麻古200顆；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共計向楊聯合販賣甲基苯丙胺1027克、麻古200顆，楊聯合向白云容（案外人）販賣甲基苯丙胺約6克；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向陳雪販賣甲基苯丙胺925克，陳雪將其中約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王毓彬，王毓彬向羊磊（另案處理）販賣甲基苯丙胺約12克并被公安機關抓獲；韋軍指使朱靳三次向劉金城販賣甲基苯丙胺1250克，劉金城將其中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楊國華。

【裁判結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寧刑初字第3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全朝暉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韋軍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方剛橋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楊國華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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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王毓彬犯販賣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九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上訴人全朝暉、楊國華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運輸毒品，其行為已構成販賣、運輸毒品罪；上訴人方剛橋明知是毒品而運輸，其行為已構成運輸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王毓彬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毒品，其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槍支，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上訴人韋軍、朱靳犯數罪，依法應數罪并罰。全朝暉指使方剛橋運輸毒品，韋軍指使朱靳向他人販賣毒品、非法持有槍支，均系共同犯罪。方剛橋、韋軍、劉金城、王毓彬、楊國華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依法應從重處罰。劉金城、王毓彬曾分別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販賣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販賣毒品罪，楊國華曾因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判，又犯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依法應從重處罰。朱靳、楊聯合、王毓彬歸案后對部分事實如實供述，均構成坦白，均可從輕處罰。原審判決對九名上訴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蘇刑一終字第00096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近年來，我省毒品犯罪持續高發蔓延，案件數量急劇增長，毒品犯罪態勢極為嚴峻。與此同時，毒品犯罪日趨隱蔽化、集團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不斷翻新，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打擊，不斷提高反偵察意識和措施，給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收集和審理提出了很多難題。本案中，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在涉案毒品犯罪團伙中分別處于第一、二層級，二人均是零口供，且涉案毒品交易方式多采取安排馬仔取貨、存貨、送貨，從而實現二人與毒品的“人貨分離”，因此，如何通過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客觀證據形成證據鎖鏈對于定案十分關鍵。經法院審理查明，雖然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對于犯罪事實均不供認，但是通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手機通話資料、聲紋鑒定、銀行轉賬記錄、記賬本等一系列客觀證據形成的鎖鏈，足以鎖定二人的犯罪事實。本案涉案毒品數量大、層級多、分工明確，在南京地區形成了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販毒脈絡，且顯現出“槍毒合一”的特征，社會危害性極大，最終判處兩名被告人死刑、六名被告人死緩、一名被告人無期徒刑，對于嚴厲打擊和預防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十、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訴如城街道辦事處、如城街道宏壩居委會等房屋拆除行政強制案 【基本案情】

2003年9月18日，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冷拉型材公司）與如城街道宏壩社區居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宏壩居委會）簽訂《土地租賃協議》，土地租賃期限自2003年10月起算至2021年10月止。2011年8月20日，冷拉型材公司的房屋被強制拆除。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城街道辦事處共同拆除，遂訴至法院，要求確認三被告共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為違法；宏壩居委會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裁判結果】

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73號行政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冷拉型材公司房屋的行為違法，駁回冷拉型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冷拉型材公司、如城街道辦事處、宏壩居委會均提起上訴。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三被告共同拆除；如城街道辦事處主張其未拆除涉案房屋；宏壩居委會主張涉案房屋系由其拆除而非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本案一審庭審中，冷拉型材公司申請證人出庭作證，該證人證言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房屋拆除視頻資料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多名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城管人員；冷拉型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證人出庭作證申請書》亦主張，錢德圣（案外人）曾經受如城街道辦事處某領導的指派參與強拆前后與上訴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談判。據此，冷拉型材公司已完成初步舉證責任，在如城街道辦事處無相反證據予以反駁的情況下，一審法院認定如城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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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辦事處強拆房屋正確。同時，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故冷拉型材公司主張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無事實依據。第三人宏壩居委會并無賠償能力，且與涉案土地開發無關，其主張涉案房屋系其組織人員拆除不符合常理，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法院對其主張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被強拆前未給予冷拉型材公司補償安置，如城街道辦事處亦未提供強拆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據，一審法院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涉案房屋行為違法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蘇行終387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拆除房屋均應依法拆除。實踐中，在難以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情況下，違法強拆的情況時有發生。行政機關拆除房屋時，往往并不通知所有權人到達現場，導致權利人在行政訴訟中對于確定強拆主體的舉證發生困難。本案裁判明確，在房屋所有權人提供了行政機關實施強拆的初步證據，而行政機關不能提供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當推定權利人關于強拆主體的主張成立，避免出現權利人房屋被拆除后行政機關推諉承擔責任的局面。該裁判標準對于規范行政機關依法強拆行為、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1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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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家事審判十大典型案例（小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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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家事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27日，江蘇省高院與省婦聯共同發布江蘇家庭事務案件審理情況，并公布了2016江蘇法院“家事”審判十大典型案例，以引導公眾弘揚孝老愛親的傳統美德，彰顯法律公正。

心理疏導春風化雨，消除隔閡重歸于好 【案情】

經某（女）與張某（男）于1997年7月經人介紹相識相戀，并于1998年1月辦理結婚登記。婚后兩人育有一兒一女，家庭和睦。2015年張某因家庭瑣事打罵經某，經某認為張某的家暴行為侵犯了自己的身體健康，傷害了雙方的夫妻感情，遂于2015年5月4日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并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江蘇省市銅山區人民法院認為，張某毆打經某的行為已經構成家庭暴力，遂依據經某的申請依法發出了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禁止張某毆打、謾罵、威脅經某并依法送達雙方當事人。案件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經過實地走訪了解到張某與經某夫妻之間的矛盾源于雙方之間未能進行有效的溝通，案件存在調解和好的可能性。承辦法官依據該院《少年家事案件心理疏導規則》，邀請專職心理咨詢師對雙方當事人分別進行心理疏導。通過數次的心理疏導，夫妻雙方逐漸意識到導致他們溝通產生誤會和矛盾的根源何在，并在心理咨詢師的幫助下嘗試學會了用全新的溝通交流模式相處。最終，通過心理咨詢師的參與，承辦法官的調解，夫妻雙方重歸于好，經某也主動提出撤訴申請。經某撤訴后，承辦法官通過案后回訪了解到張某未再實施家暴行為，雙方恢復到平靜的生活。

【點評】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沒有就當事人的訴請直接裁判，而是根據個案的特殊情況邀請了心理咨詢師這一具有專業資質的人員參與進來，以專業力量輔助離婚案件的審理。從以往法院對離婚案件的審理注重感情是否破裂及離婚后財產分割等問題直接深入到當事人的心理訴求，進一步分析出現婚姻危機的原因，通過了解雙方當事人的心理、情感需求，妥善處理雙方之間的矛盾。目前，全省家事審判改革試點法院根據最高法院和省法院的改革試點要求已經將心理疏導員全部配備到位，借助心理學專業領域人員及時為當事人提供心理疏導和治療等服務。2016年12月，省法院與東南大學合作共建了全國首個家事審判心理學重點研究基地，重點研究心理學介入家事審判的創新機制，為家事案件當事人提供心理診療服務。

夫妻之間負有法定的扶養義務 【案情】

孟某（女）與何某（男）于2006年登記結婚，婚后不久即分居生活。孟某因患有精神疾病多次住院治療，2012年12月，孟某又因左乳癌入院治療。期間，孟某實際支付醫藥費26352.18元。2015年10月，孟某訴至法院要求何某支付已發生的醫療費，并按月支付扶養費。

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人民法院認為，《婚姻法》第二十條規定：“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給付扶養費的權利。”孟某因患重疾致貧，且無法工作喪失生活來源，符合婚姻法規定的被扶養人范圍和條件。何某作為孟某的丈夫在具備扶養能力的情況下應當承擔扶養義務。遂判決何某給付孟某醫療費23000元，并每月給付孟某扶養費1500元。

【點評】

夫妻之間應當相互扶持，患難與共。近年來，因夫妻一方患病導致夫妻感情淡化，因意外事故導致婚姻難以維系，一方離家不離婚以及一方堅決離婚、不盡扶養義務的糾紛層出不窮，婚內扶養案件也愈來愈多。婚內扶養義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是夫妻之間的法定義務，《婚姻法》第二十條規定：“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給付扶養費的權利。”有扶養能力的一方必須自覺履行這一義務，特別是在對方患病或是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更應該做到這一點。如果一方不履行這一法定義務，另一方可通過法律途徑實現自己的合法權益。扶養責任的承擔，既是婚姻關系得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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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系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本案中，作為妻子的孟某因病致殘喪失勞動能力，作為丈夫的何某卻撒手不管，法院鑒于孟某確實需要扶養，而何某又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判令何某承擔醫療費并支付扶養費，充分保護了需要扶養一方的權利，也給那些不盡夫妻扶養義務的人一定的警示。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未直接撫養一方有權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并請求變更撫養權 【案情】

陳某（女）與徐某（男）于2009年協議離婚，約定婚內所育子女徐某某隨徐某共同生活。2015年，徐某與何某再婚，因何某脾氣火爆，經常對徐某某實施家暴。2016年3月15日，陳某向法院起訴要求變更撫養權。第一次開庭審理后，徐某和何某再次對徐某某實施家暴，陳某遂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法院收到陳某申請后，立刻前往當地派出所調取出警記錄及現場照片，并前往徐某所在村村民委員會調查，在村委會的配合下向當時在場村民做了調查筆錄，隨即法院發出人身安全保護裁定并送達給徐某、村民委員會及派出所。

江蘇省啟東市人民法院認為，子女撫養應從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權益出發，并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等情況綜合予以考慮。陳某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徐某及其妻子何某對徐某某有實施家暴的行為，遂判決變更徐某某由陳某撫養。

【點評】

父母離異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已經是一種傷害，家庭暴力的存在更是揮之不去的夢魘。為了更好的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保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等原因無法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其近親屬、公安機關、婦女聯合會、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救助管理機構可以代為申請。”本案中，陳某作為徐某某的母親，雖未直接撫養徐某某，但在徐某某遭受家庭暴力時有權依法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對于子女撫養權的確定應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權益出發，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等具體情況妥善解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意見》第十六條明確規定，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盡撫養義務或有虐待子女行為或其與子女共同生活對子女身心健康確有不利影響的，一方要求變更子女撫養權的，人民法院應當準予變更。本案中，基于徐某與何某的家暴行為，法院通過判決變更撫養權，充分保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父母不履行監護職責，監護權可依法變更 【案情】

錢某某（男）與陳某某（女）婚后育有一子錢某。2007年5月2日，錢某某因病去逝，同年10月陳某某離家出走至今未歸。陳某某離家出走后，錢某一直隨爺爺奶奶共同生活。2016年5月，錢某的爺爺奶奶向當地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指定二人為錢某的共同監護人。當地村民委員會認為錢某的生母陳某某仍然在世，不宜指定錢某的爺爺奶奶擔任共同監護人。2016年8月，錢某的爺爺奶奶訴至法院，要求變更為錢某的共同監護人。

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人民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條規定，認定監護人的監護能力，應當根據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經濟條件，以及與被監護人在生活上的聯系狀況等因素確定。本案中，陳某某自2007年10月離家后，未再與錢某有聯系，在事實上無法履行有效的監護行為，客觀上造成監護不能。錢某作為年僅13歲的未成年人，為其及時地確定明確、有效的監護人對其利益影響重大。為了更好地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保障其日常生活、學習順利的進行和開展，綜合考慮錢某與兩申請人的關系及兩申請人的監護能力，法院依法變更錢某的爺爺奶奶為其共同監護人。

【點評】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監護人。同時，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父母或其他監護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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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在指定監護人時，應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從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綜合考量與未成年人的情感聯系、健康狀態、個人品格、文化程度、經濟能力、未成年人本人的意愿等因素，慎重作為決定。本案通過判決形式依法變更監護人，既保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又讓未成年人的父母更加珍視其享有的法定監護權，法定監護權既是一種權利，同時也意味著責任與擔當。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未成年子女可以要求父母一方支付撫養費 【案情】

楊某（男）與費某（女）2010年11月15日登記結婚，婚后生育雙胞胎女兒楊甲、楊乙。近年來，費某與楊某因瑣事產生矛盾，致夫妻關系不睦。楊某曾于2014年7月21日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法院判決不準離婚。自此費某與楊某開始分居生活，楊甲、楊乙隨費某生活，費某無業，楊某月收入5000元。楊甲、楊乙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楊某給付撫養費。

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人民法院認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父母雙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撫養子女義務，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請求支付撫養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楊某應自與費某分居開始給付楊甲、楊乙撫養費。撫養費的數額應根據子女的實際需要、父母的負擔能力和當地的實際生活水平綜合考慮后予以確定。結合楊某月收入5000元、費某無工作收入，法院酌定楊某自2014年8月起每月給付楊甲、楊乙生活費2000元，并負擔其醫療費、教育費的50%。

【點評】

我國的法定夫妻財產制為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夫妻關系正常的情況下，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所得一般為夫妻共同財產，一方以自己的收入撫養子女可以視為另一方的共同撫養，通常不會產生要求支付撫養費的問題，因此未成年子女要求支付撫養費，多數是在夫妻雙方離婚時或離婚后才產生。但在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生活時，則另當別論。此時，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著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財產，與夫妻分別財產制或離婚后各自的財產關系相似。此種情形下，如果不允許未成年子女主張撫養費，勢必使一些父母借此逃避自己應盡的法定撫養義務。《婚姻法解釋三》第三條明確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父母雙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撫養子女義務，未成年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請求支付撫養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因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義務是無條件的、強制性的，解除婚姻關系并不是父母給付子女撫養費的前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父母拒不履行撫養子女義務的，子女亦有權請求支付撫養費。

撫養照顧孫輩的（外）祖父母有隔代探望權 【案情】

王某夫婦的女兒王某某婚后生育周某某。在周某某嬰幼兒階段、上幼兒園期間以及王某某患病期間，王某夫婦均參與了對周某某的撫養照顧。2013年4月5日，王某某因病醫治無效去世。此后，周某某隨其父親周某與周某父母共同生活。王某夫婦多次要求探望周某某，均被周某以各種理由拒絕。王某夫婦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準予其對周某某行使探望權。

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認為，我國《婚姻法》雖然沒有將（外）祖父母列入探望權主體范圍，但正常的親屬之間的往來，有利于未成年人親情觀念和關心他人等良好品行的養成，部分彌補了單親家庭子女父（母）愛的缺失，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保護原則。王某夫婦與周某某具有親屬關系上的權利義務，且參與對周某某的撫養照顧，將對女兒的思念寄托在外孫身上，是情理之所在。如果不允許王某夫婦進行適時探望，對已年逾花甲的王某夫婦，無疑是極大的心理傷害，也有悖于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公序良俗。故從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角度出發，對我國法律規定之精神、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等方面綜合考量，判決王某夫婦每月可探望周某某一次至其十八周歲止，周某給予必要協助。

【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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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踐中，對于未成年人的（外）祖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權，頗有爭議。有觀點認為，按照中國傳統，祖孫之間關系非常親密，即所謂的“隔代親”，（外）祖父母探望（外）孫子女天經地義，而且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同時也符合我國的家庭倫理，因此應賦予（外）祖父母探望權。另有觀點則認為，從立法意義上，探望權的主體是特定的，只是賦予離婚后不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人民法院作為司法機關，無權隨意對《婚姻法》第三十八條做擴張解釋。《婚姻法》只是規定人們在婚姻家庭領域中所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還有諸多問題有賴于通過道德規范、風俗習慣來加以調整。根據《婚姻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享有探望權的主體僅是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母），其他近親屬即使有探望未成年人的感情需求，一般也不能由國家強制力保護其探望的權利。因此，通常情況下，（外）祖父母起訴主張探望（外）孫子女不是法律調整的范圍。但是，在特定情況下，應當允許對探望權主體的突破。例如（外）祖父母依照《婚姻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代替自己已經死亡或者無撫養能力的子女盡撫養義務時，人民法院應支持其探望（外）孫子女的訴訟請求。一方面，此種情形下賦予（外）祖父母探望權有利于彌補未成年人情感交流的缺失，維系親屬關系的和諧穩定，另一方面，法律既然要求（外）祖父母在特定情形下對未成年（外）孫子女盡撫養義務，如果不賦予其探望權，則不符合民法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

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即同居生活彩禮可酌情返還 【案情】

2013年3月，周某（男）和張某某（女）經人介紹建立戀愛關系。2013年6月30日，周某給張某某購買了總金額41294元的金手鐲、鉆戒等，2014年1月，雙方舉辦了結婚儀式。在舉辦結婚儀式前，周某另給付了張某某68000元的彩禮，張某某則購買了電視、洗衣機、冰箱等物品作為陪嫁。后張某某和周某在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情況下即同居生活，同居期間張某某曾懷孕流產。2015年7月中旬，周某和張某某發生爭吵后，周某訴至法院要求返還68000元的彩禮及41294元的金手鐲、鉆戒等。

江蘇省儀征市人民法院認為，彩禮通常系男女雙方以締結婚姻為目的，婚約一方給予對方的數額較大的金錢或價值較大的財物。如果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本案中，考慮到周某與張某某已按習俗舉行婚禮，并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約一年半，有部分彩禮用于籌備婚禮和日常生活，結合張某某舉行婚禮時陪嫁的家電等物品在周某處，張某某與周某同居期間曾經懷孕流產等情況，判決張某某返還周某30000元。

【點評】

彩禮，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婚嫁習俗。按照這種風俗，男方要在娶妻時向女方家下聘禮。彩禮的多少，隨當地情況、當事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而定。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彩禮的數額也不斷增加，小到金銀首飾，大到汽車、住房、股票，由于彩禮價值的增大，男女雙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約引發的彩禮返還糾紛也日益增多。根據《婚姻法解釋二》第十條第（一）項的規定，如果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當事人應返還彩禮。此處的“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并非針對雙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雖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已共同生活的，則法院應根據雙方共同生活的時間、彩禮數額、有無生育子女、財產使用情況、雙方經濟狀況等因素，酌定是否返還及返還的數額。

離婚分割夫妻一方婚前購買的按揭房屋應根據夫妻另一方的貢獻給予合理補償 【案情】

馮某某（女）與張某某（男）系大學同學，雙方于2008年10月戀愛，2014年9月1日登記結婚，2015年5月2日生一子張某。婚后雙方常因生活瑣事產生矛盾導致夫妻感情破裂，馮某某訴至法院，要求與張某某離婚，由其撫養張某，并由張某某承擔坐月子費用及醫療費。另查明，馮某某在2013年10月曾與案外人何某某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購買房屋一套，于2013年11月6日登記到馮某某名下，張某某出資58萬余元，尚欠貸款36萬元，該房屋用于婚后共同居住，目前該房屋含裝修價值現值1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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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認為，馮某某與張某某雖系自主戀愛結婚，但因婚后不注重夫妻感情培養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現雙方均同意離婚，應予準許。結合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婚生子張某由馮某某撫養，張某某每月支付撫養費1200元。坐月子費用10000元及醫療費3800元，由張某某承擔6900元。涉案房屋雖產權登記在馮某某名下，但系雙方以結婚為目的購買的房屋，張某某支付了首付款，房屋裝修及家具家電則主要由馮某某出資，考慮到婚生子由馮某某撫養，本著照顧婦女和未成年人的原則，涉案房屋判歸馮某某所有，馮某某向張某某給付房屋折價款85萬元，尚欠貸款由馮某某承擔。

【點評】

對于夫妻雙方婚前以按揭方式購買的房屋，離婚時該房屋應如何分配，《婚姻法解釋三》第十條作出明確規定：“夫妻一方婚前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個人財產支付了首付款并在銀行貸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不動產登記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離婚時該不動產由雙方協議處理。不能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該不動產歸產權登記一方，尚未歸還的貸款為產權登記一方的個人債務。雙方婚后共同還貸支付的款項及其相對應財產增值部分，離婚時應根據《婚姻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原則，由產權登記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補償。”本案中，涉案房屋雖系以馮某某的名義購買，辦理按揭貸款，并登記在馮某某名下，但首付款卻由張某某支付，雖然與司法解釋規定的情形略有不同，但法院的處理結果卻秉承了司法解釋的精神。首先，涉案房屋雖然登記在馮某某名下，但鑒于張某某支付了首付款，并參與了夫妻共同還貸，對涉案房屋有貢獻，故涉案房屋不能認定為馮某某的個人財產。其次，將涉案房屋判歸馮某某所有有其合理性，因為馮某某婚前已經通過銀行貸款的方式向房地產公司支付了全部購房款，獲得房屋的物權只是財產權利的形態轉化，故將按揭房屋判歸產權登記一方有充分的法理基礎。另一方面，將按揭房屋判歸一方所有的基礎上，未還債務也應由其繼續承擔，這樣處理不僅易于操作，也符合合同相對性原理。因為，婚前一方與銀行簽訂抵押貸款合同，銀行是在審查其資信及還款能力的基礎上才同意貸款，其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合同相對人，離婚后由其繼續承擔還款義務也是名正言順的。最后，鑒于張某某支付了首付款并參與了共同還貸的行為，離婚時應結合不動產的市場價格及其出資份額、所作貢獻，對其做出公平合理的補償。

婚后父母為子女購房出資在未明確表明出資性質時應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 【案情】

2013年5月10日，陳某與房地產開發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陳某購買該公司開發的一處商鋪，首付款755000元。2013年5月9日，陳某的父親陳某某將首付款匯入房地產公司的賬戶。2015年5月7日，涉案房屋登記為陳某與其妻子胡某某共同共有。近期，陳某與胡某某產生矛盾分居生活。2016年3月1日，陳某就涉案房屋首付款向陳某某出具欠條，載明欠到首付款755000元。2016年4月1日，陳某某訴至法院，要求判令陳某與胡某某歸還借款755000元及利息。

江蘇省泗陽縣人民法院認為，陳某某為陳某與胡某某購房出資，該出資究竟是借款還是贈與，陳某某未提供證據證明其真實意思表示，但涉案房屋登記在陳某與胡某某名下，應視為該款項系對陳某與胡某某的贈與。父母出資是借款還是贈與應在出資時予以明確表示。本案中，在陳某與胡某某夫妻感情不和且已分居的情況下，陳某向陳某某出具借條，與常理不符，且可能損害胡某某的利益。遂駁回了陳某某的訴訟請求。

【點評】

我國婚姻家庭領域在子女結婚方面具有濃厚的傳統倫理觀念，父母在子女婚嫁時出資購房似乎成為父母的法定義務。現實生活中，由于父母與子女不和、子女離婚時父母為保全自己的出資等原因經常會出現父母請求返還出資的情形。從司法實踐反饋情況來看，父母請求返還出資所主張的基礎法律關系通常是借貸而非贈與。對此，通常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一是應首先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對父母出資性質的認定原則上應以父母的明確意思表示為依據。如果父母與子女之間約定為贈與或者父母明確表示為贈與，即為贈與關系。對于父母出資贈與的意思表示，應發生在出資的當時。一旦父母在出資時作出贈與的意思表示，則贈與關系成立生效。即使父母日后再主張借貸關系也不應得到支持，以防止當子女婚姻有變或父母子女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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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惡化，父母違反誠信原則以所謂的借貸關系為由要求返還出資。二是對借貸關系是否成立的舉證責任應嚴格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具體到父母出資情形中，在出資性質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應將出資為借貸這一事實的證明責任分配給父母一方。首先，贈與為單務法律行為，而借貸為雙務法律行為，相對于證明借貸關系，贈與關系更難以證明。其次，借貸關系中往往都有借據，而贈與關系中贈與人沒有必要保留證明贈與關系存在的證據，因此主張借貸關系的父母會比主張贈與關系的子女更接近證據并更容易保留證據。再次，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關系也決定了父母出資為贈與的可能性高于借貸關系。從中國現實國情來看，子女剛參加工作缺乏經濟實力，無力獨立承擔高額的購房費用，絕大多數父母出資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或改善子女的住房問題，希望子女過得更加幸福，而不是有朝一日要回出資，父母借貸給子女買房的比率要遠遠低于將出資贈與給子女買房。因此，由主張借貸關系這一低概率事件存在的父母來承擔證明責任與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感知相一致。因此，為了避免日后產生紛爭，我們建議父母在為子女購房出資時最好能“先小人后君子”，明確出資的性質，防止自己的財產權益受損。

養子女不盡贍養義務 養父母有權起訴解除收養關系 【案情】

李某某夫婦于1989年6月24日撿拾一名棄嬰取名李某。夫妻二人省吃儉用將李某撫養成人，雙方以父母子女名義共同生活至今。共同生活期間，李某與李某某夫婦因家庭瑣事發生矛盾。李某某夫婦曾于2015年3月24日訴至法院，要求解除與李某的事實收養關系，未獲得法院支持。事后，雙方關系仍未緩和，李某離家出走，與李某某夫婦斷絕往來。李某某夫婦再次訴至法院，要求解除與李某的事實收養關系，李某遷出二人居住的房屋。

江蘇省沭陽縣人民法院認為，李某某夫婦兩次起訴解除收養關系，李某長期未與李某某夫婦聯系，法院系公告送達的法律文書，李某未到庭應訴，漠視收養關系的存續，現李某某夫婦解除收養關系的態度堅決，可以認定雙方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涉案房屋系李某某夫婦建設，李某某夫婦要求解除與李某的收養關系，并要求李某遷出涉案房屋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

【點評】

百善孝為先，贍養老人回報養育之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是子女應盡的法定義務。子女應對老年人履行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先哲孟子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將敬老愛幼提高到了治國安邦的高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天下父母們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大都做得無私而近乎完美，把子女養大成人后仍無怨無悔地奉獻余熱，心甘情愿地被“傍老”、“啃老”，相比之下子女們做得又如何呢？答案是令人遺憾的。在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今天，不少子女和父母對簿公堂，原因是老人得不到最起碼的贍養。父母、子女在彼此矛盾沖突和泣血傷痛后終于無奈地訴諸法律。這不能不說是和諧社會大篇章下的不和諧音符。本案中，兩位善良的老人將撿拾的棄嬰含辛茹苦撫養成人，所謂“親娘不及養娘大”，但李某的行為絲毫未體現知恩圖報之情，僅僅因為家庭瑣事與兩位老人鬧矛盾便下落不明與老人斷絕關系，不盡任何贍養義務，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親情如此淡漠？老人的白發清淚，兩度起訴解除收養關系的無奈與嘆息，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2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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