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刑事審判典型案例

2014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刑事審判典型案例

1.嵐林公司等騙取貸款、鄭某信用卡詐騙案???????（1）2.顧某、沈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同詐騙、貸款詐騙、騙取貸款案??????????????????????（3）3.吳某等偽造金融票證案??????????????（8）4.艾某、徐某妨害信用卡管理案???????????（10）5.錢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11）6.大乾同公司等逃匯案??????????????（13）7.張某信用證詐騙、合同詐騙案???????????（16）8.劉某信用卡詐騙案????????????????（18）9.薛某、曹某保險詐騙案??????????????（20）10.俞某非法經營案????????????????（22）

嵐林公司等騙取貸款、鄭某信用卡詐騙案

【裁判要旨】

以偽造公司財務資料、采購合同，虛構貸款用途等方式，取得銀行貸款，給銀行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構成騙取貸款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透支信用卡，數額巨大，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基本案情】

被告單位嵐林公司及其實際負責人被告人鄭某、阮某，在上海某鋼材市場經營期間，為獲取銀行貸款，經預謀后于2012年5月，采取偽造公司財務資料、采購合同，虛構貸款用途等方式，向華夏銀行上海分行申請流動資金貸款500萬元，貸款發放后全部用于償還嵐林公司原有債務，至貸款期限屆滿，嵐林公司無力償還貸款本息，造成銀行損失500萬元。

2007年12月、2008年7月，鄭某還分別向交通銀行、民生銀行申領信用卡。至2013年8月，累計透支信用卡本金296,000余元，經發卡銀行多次催收后，超過三個月未還。【審判結果】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單位嵐林公司及公司的實際負責人被告人鄭某、阮某，以虛構事實的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500萬元，至今尚有470萬元未歸還，給銀行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其行為均已構成騙取貸款罪，且屬共同犯罪。阮某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透支信用卡，數額巨大，其行為又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阮某犯兩罪，應數罪并罰。對于騙取貸款犯罪，嵐林公司、鄭某、阮某均具有自首情節，依法均可從輕、減輕處罰。在共同犯罪中，鄭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阮某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應從輕處罰。被告單位及兩名被告人均有部分退贓情節，可酌情從輕處罰。對于信用卡詐騙犯罪，鄭某有坦白情節，依法可從輕處罰。據此，以騙取貸款罪判處被告單位嵐林公司罰金三十萬元；判處被告人阮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五萬元；以騙取貸款罪和信用卡詐騙罪兩罪并罰判處被告人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十一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 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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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惡意透支的。

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顧某、沈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同詐騙、貸款詐騙、騙取貸款案

【裁判要旨】

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借款，承諾支付高額利息，非法吸收公眾資金，數額巨大的，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中，騙取擔保公司為銀行承兌匯票提供擔保，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合同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貸款詐騙罪。冒用公司名義，私刻印章，騙取小額貸款公司貸款，情節嚴重的，構成騙取貸款罪。【基本案情】

2005年至2012年5月間，被告人顧某以籌措經營資金等為由，口頭或者書面承諾支付高額利息，以本人或者路用材料分公司名義，通過直接收取現金或者銀行轉賬等方式，在被告人沈某的介紹和協助下，向社會不特定個人或單位吸收資金2.3億余元，至案發尚有1.2億余元本金無法歸還。此外，顧某還以上述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600余萬元，至案發大部分未予歸還。

2011年9月，顧某明知其個人經營的路用材料分公司已嚴重資不抵債，伙同沈某，在向中信銀行嘉定支行提供734萬元的保證金和向住房擔保公司提供110萬元的反擔保資金后，利用偽造的羅依萊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權書、財務報表、購銷合同、發票等材料，騙得上海住房置業擔保公司為其一張金額為 1,833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提供擔保。在扣除先期支付的保證金等費用后，顧某將騙得的匯票資金主要用于歸還借款。2012年4月，票據到期后，住房擔保公司因代其歸還銀行而損失799.79萬元。

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顧某伙同沈某，假借采購原材料的名義，詐騙中國農業銀行普陀支行、平安銀行上海分行等5家銀行貸款8,900萬元，主要用于歸還借款。至案發，前述五家銀行共計損失8,549.95萬元。

2011年8月，顧某伙同沈某，采用私刻印章等手法，冒用羅依萊公司名義與上海嘉定嘉加小額貸款公司簽訂《借款合同》，騙取該公司250萬元貸款資金。【審判結果】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顧某在被告人沈某的協助和參與下，未經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變相吸收公眾存款達2.3億余元，顧某還單獨變相吸收公眾存款600余萬元，數額巨大；顧某伙同沈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住房擔保公司790余萬元，數額特別巨大；顧某伙同沈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欺騙手段取得中國農業銀行普陀支行等5家銀行貸款8,500余萬元，數額特別巨大；顧某伙同沈某以欺騙手段取得上海嘉定嘉加小額貸款公司貸款250萬元，情節嚴重，兩人的行為均已分別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和騙取貸款罪，依法應四罪 并罰予以處罰。在共同犯罪中，顧某系主犯，沈某系從犯。沈某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同詐騙和貸款詐騙罪行，系自首。據此，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騙取貸款罪四罪并罰判處被告人顧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財產六百八十萬元；判處被告人沈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八十萬元。判決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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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的；

(二)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的；

(三)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的；

(四)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或者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詐騙貸款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吳某等偽造金融票證案

【裁判要旨】

竊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制作偽卡，并利用偽卡進行信用卡詐騙，可能同時構成竊取信用卡信息罪、偽造金融票證罪和信用卡詐騙罪，三罪之間成立牽連犯，應從一重處。本案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屬于較重的處罰。【基本案情】

2012年7月，被告人吳某、彭某經商議后，由吳某聯系被告人胡某，利用其在酒店工作的便利，竊取消費客戶銀行卡磁條信息并伺機窺探銀行卡交易密碼。2012年7月至8月，胡某竊取銀行卡磁條信息52條，彭某、吳某利用竊得的信息偽造銀行卡18張。2012年10月，彭某、吳某使用其中2張套現、消費，金額共計33萬余元。2012年8、9月間，吳某指使胡某采用相同手法，竊取信用卡磁條信息117條，并利用竊取的信息偽造銀行卡34張。吳某使用其中2張套現 78,000元，將部分贓款分給胡某。胡某單獨使用其中1張套現24,000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吳某、胡某、彭某的行為均分別觸犯竊取信用卡信息、偽造金融票證、信用卡詐騙三個罪名，且屬于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的牽連關系，應擇一重罪處罰。吳某、胡某偽造金融票證的行為系情節特別嚴重，彭某偽造金融票證的行為系情節嚴重，而三被告人竊取信用卡信息的行為均達到數量巨大，信用卡詐騙的行為均達到數額巨大。故對吳某、胡某、彭某均應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且吳某、胡某系情節特別嚴重，彭某系情節嚴重。三被告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可以從輕處罰。胡某有退贓情節，可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判處被告人吳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十二萬元；判處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判處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六萬元。一審判決后，公訴機關提出抗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 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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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偽造信用卡的。

艾某、徐某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裁判要旨】

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系他人非法獲取的銀行卡，代為接收、校驗、轉交，數量巨大的，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他人指使下，持有大量銀行卡進行密碼修改的行為，也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基本案情】

2012年6月起，被告人艾某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相關人員將非法獲取的他人銀行卡用于違法行為，仍應相關人員的要求，實施接收、校驗、轉交銀行卡等行為。被告人徐某明知艾某非法持有他人銀行卡，仍在艾某指使下，分二次在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數家金融機構的ATM機上，將艾某當場交于其的70余張銀行卡進行密碼修改，獲取非法利益600元。同年11 月1日，公安人員抓獲艾某，當場繳獲其非法持有的發卡行為中國銀行上海市南京西路第二支行等金融機構的他人銀行卡290余張。【審判結果】

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艾某、徐某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共同犯罪中，艾某系主犯，徐某系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艾某、徐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據此，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處被告人艾某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五萬元；判處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量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明知是偽造的信用卡而持有、運輸的，或者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數量較大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較大的；

（三）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的；

（四）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 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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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

【裁判要旨】

基金管理公司從業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未公開信息，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基本案情】

2007年9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錢某在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先后擔任該公司新增長基金、紅利基金、量化基金三只基金的基金經理。2009年2月28日至2014年1月23日間，錢某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基金股票交易情況等未公開信息，使用其控制的“戴元東”證券賬戶，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買入或賣出 “航天電器”“寧波富達”“國投電力”等135只相同的股票，累計交易金額1.22億余元，累計獲利金額1,40萬余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錢某身為基金公司的從業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未公開信息，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交易金額1.22億余元，獲利140萬余元，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 易罪。錢某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具有自首情節；其協助偵查機關凍結相關賬戶內資金297萬余元，可視為主動退繳全部違法所得。據此，以內幕交易罪判處被告人錢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百六十萬元。一審宣判后，被告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八十條

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或者非法獲取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在涉及證券的發行，證券、期貨交易或者其他對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買入或者賣出該證券，或者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期貨交易，或者泄露該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上述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

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以及有關監管部門或者行業協會的工作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的信息，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期貨交易活動，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相關 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大乾同公司等逃匯案

【裁判要旨】

違反國家規定，虛構轉口貿易，將境內的外匯非法轉移到境外，數額巨大的，構成逃匯罪。【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至2013年4月，被告人王某在經營大乾同公司期間，虛構轉口貿易背景，以虛假的銷售合同、貨物裝箱單、貨物提單等材料向銀行申請外匯貸款；同時，向他人借款、借用銀票以用于向銀行支付保證金、提供銀票質押等，為外匯貸款提供擔保，其中保證金存入銀行保證金賬戶，利息按定期存款利率計算。由此，以獲取人民幣定期存款利息收入與外匯貸款成本之間的利差部分。

通過上述方式，王某以大乾同公司名義從7家國內銀行獲取外匯融資資金76筆，金額累計為29,493.11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81,885.17萬元），均以轉口貿易名義匯入王某控制的境外公司銀行賬戶。

另查明，2013年3月，王某在經營昊祥公司期間，為達到前述同樣目的，以虛構轉口貿易背景且支付保證金的方式向交通銀行上海新區支行申請付款保函6筆，金額總計6,259.36 萬美元，同時存入等額于票面金額的人民幣保證金。2013年9月4日至23日，上述保函業務陸續到期，交通銀行上海新區支行即購匯向境外貼現行付款6259.35萬美元。2013年10月16日，昊祥公司在保證金賬戶內歸還銀行上述購匯墊款本金，償還銀行墊款逾期利息，支付各項手續費后，實際獲利370萬余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單位大乾同公司、昊祥公司虛構轉口貿易，致使境內外匯被非法轉移至境外，其中大乾同公司涉及金額為2.9億余美元，昊祥公司涉及金額為6,259萬余美元，數額巨大，大乾同公司、昊祥公司均構成逃匯罪；王某系大乾同公司、昊祥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構成（單位）逃匯罪。王某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對王某及被告單位均依法從輕處罰；被告單位的相關銀行賬戶被凍結，王某也當庭表示愿意退繳違法所得，對被告人及被告單位再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逃匯罪判處被告單位上海大乾同公司罰金九千一百萬元；判處被告單位昊祥公司罰金二千萬元；判處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一審判決后，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條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違反國家 規定，擅自將外匯存放境外，或者將境內的外匯非法轉移到境外，數額較大的，對單位判處逃匯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單位判處逃匯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張某信用證詐騙、合同詐騙案

【裁判要旨】

采用虛構貿易、偽造相關單據的方式，騙取銀行開立信用證，數額特別巨大，構成信用證詐騙罪。單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編造項目等虛假理由，騙取銀行貸款，數額特別巨大，構成合同詐騙罪。【基本案情】

1998年11月至1999年3月間，被告人張某以上海捷耀公司名義，采用虛構貿易、指使公司員工偽造信用證附隨單據和虛假財務報表等方式騙取銀行開立信用證，先后騙取招商銀行上海分行、民生銀行上海分行、農業銀行上海分行、蘇州分行信用證項下資金共計3,410余萬元，造成實際損失3,240余萬元。

1998年9月、1999年3月至4月，上海捷耀公司以虛構 的購買原料用途先后向農行漕河涇支行貸款980萬元，后將錢款用于支付到期信用證及開證保證金等。2002年2月，上海捷耀公司被吊銷法人營業執照。【審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原上海捷耀公司采用騙取信用證、偽造信用證附隨單據、文件并使用等方法，騙取信用證項下資金共計3,410余萬元，造成實際損失3,240余萬元；在簽訂合同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銀行貸款共計980萬元，被告人張某作為原上海捷耀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應以信用證詐騙罪、合同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且均屬數額特別巨大。鑒于張某主動投案自首，并退繳贓款200萬元，依法可對其所犯兩罪均予以減輕處罰。據此，以信用證詐騙罪、合同詐騙罪兩罪并罰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八十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證詐騙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使用偽造、變造的信用證或者附隨的單據、文件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證的；

（三）騙取信用證的；

（四）以其他方法進行信用證詐騙活動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

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劉某信用卡詐騙案

【裁判要旨】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基本案情】

被告人劉某自2009年3月至2011年6月間，陸續以本人名義向交通銀行、中信銀行和工商銀行申領多張信用卡，并于2009年4月至2013年2月期間，持上述信用卡透支消費和提取現金。雖經上述銀行多次催討，超過三個月其仍拒不歸還欠款，截止案發尚有本金346萬余元未歸還。

【審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劉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持本人信用卡惡意透支，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劉某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并主動退賠部分違法所得，可依法和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信用卡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劉某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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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惡意透支的。

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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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某、曹某保險詐騙案

【裁判要旨】

投保人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夸大損失程度，騙取保險金，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保險詐騙罪。【基本案情】

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被告人薛某為騙取保險公司 醫療保險理賠款，陸續以本人、其子、親屬的名義，向中國人壽、平安保險、建信人壽保險、招商信諾保險、泰康人壽保險、海康保險、美亞保險、安聯保險購買含有住院補貼的險種。之后，薛某利用與醫生相熟的關系，虛構或夸大本人及家屬的病情，在上海中醫醫院、上海閘北區市北醫院、上海第二人民醫院、上海閘北區中心醫院等醫院開具虛假病歷、辦理虛假住院，并以虛假住院證明材料作為理賠依據，騙取上述保險公司理賠款共計32萬余元。

2008年4月至2012年10月間，被告人曹某在妻子薛某的授意、出資下，以其本人名義向友邦保險、安聯保險、美亞保險、合眾人壽保險、中國人壽、海康保險、招商信諾保險購買含有住院補貼的險種，后薛某采用前述手段，幫助曹某虛構或夸大病情，偽造病歷并開具住院證明，以此為依據向上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共同騙取保險理賠款13萬余元。

2009年7月至2013年4月，薛某為徐某、王某、張某介紹相熟的醫生出具虛假病史及住院證明材料，幫助上述人員騙取保險理賠款共計16.8萬余元，薛從中獲利。【審判結果】

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薛某、曹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購買保險后通過虛構或夸大病情的方式，騙取保險金，其中薛某犯罪數額特別巨大，曹某犯罪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保險詐騙罪。在共同犯罪中，薛某系主犯，曹 某系從犯，依法可對曹某減輕處罰。兩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從輕處罰。另在案件審理中，薛某退出部分違法所得，曹某退出全部違法所得，依法均可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保險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薛某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六萬元；判處被告人曹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三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保險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發生的保險事故編造虛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的程度，騙取保險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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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某非法經營案

【裁判要旨】

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務，從中賺取傭金，情節特別嚴重的，構成非法經營罪。【基本案情】

2009年7月至案發，被告人俞某同殷某、陳某（均已被判刑）為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務設立上海金嘯投資管理公司、上海頂勝投資管理公司、香港黃金匯行公司，在未取得經營黃金期貨、基金業務資質的情況下，租借商務樓，招聘員工以隨機撥打電話形式招攬客戶，并向客戶提供香港黃金匯行、香港中國金、香港金業金庫交易平臺，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務、共同基金業務，從中賺取傭金。其間，俞某擔任公司副總經理、行政總監，負責員工考勤、設備維護等行政管理，并經殷某、陳某授意，將客戶部分資金提現。至案發，該公司非法經營黃金期貨等業務金額共計30,769,786.70元。【審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俞某與他人結伙，違反國家規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業務，擾亂市場秩序，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在共同犯罪中，俞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案發后其自首，可從輕處罰。據此，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人俞某有期徒 刑八年，并處罰金四十萬元。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相關法條】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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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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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年上海法院金融典型案例

2015 金融商事審判十大案例

2016年6月17日，上海高院發布了2015上海法院金融審判系列白皮書，并公布了2015 金融商事審判十大案例。

01.內幕交易行為人對投資者的損失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02.銀行向持卡客戶發送商業服務性短信是否構成民事侵權的認定原則 03.信用卡遭盜刷非因臨時額度期限過長所致應由泄露密碼的持卡人承擔責任 04.保險理財產品的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及其認定標準

05.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 06.P2P網貸平臺受讓出借人的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07.車損險合同中對火災所作解釋符合專業含義的，法院應當認可 08.金融機構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應以存在欺詐行為為前提 09.清償票據貼現擔保之債務無法取得票據追索權 10.夫妻之間的財產侵權不屬于商業三者險的賠償范圍

01.內幕交易行為人對投資者的損失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裁判要旨

本案系我國首起內幕交易行為人被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案。內幕交易行為人實施了內幕交易行為且具有主觀過錯，如投資者在內幕交易期間進行了與內幕交易品種直接相關的且主要交易方向與內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貨交易，存在損失的，推定其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內幕交易行為人應當對投資者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16日 11時05分，乙證券公司在進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以下簡稱ETF）申贖套利交易時，因程序錯誤，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統以234億元的巨量資金申購股票，實際成交 72.7億元。在當日下午13時開市后，乙證券公司在未披露相關事實的情況下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至 14時22分才公告稱“公司策略投資部自營業務在使用其獨立套利系統時出現問題”。同年 11月，中國證監會對乙證券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作出沒收非法所得及罰款 5.2億元等處罰。在乙證券公司錯單交易過程中，甲某等投資者認為市場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乙證券公司董事會秘書通過媒體否認烏龍傳聞，故進行了相關股票或股指期貨合約的交易，造成了損失。甲某等投資者認為其損失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故起訴至法院，要求乙證券公司承擔賠償責任。2014 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告楊某訴被告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市場禁入決定兩案一審公開宣判，兩案均判決駁回楊某訴訟請求。楊某不服上訴。2015年5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4）滬二中民六(商)初字第8號等民事判決：乙證券公司賠償甲某等部分投資者損失。乙證券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滬高民五(商)終字第61號等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 ：乙證券公司于 2013年8月16日11時05分因程序錯誤巨量申購 180ETF成份股，并于當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該信息的情況下，即通過賣空股指期貨、賣出ETF對沖風險，后被中國證監會處罰，其行為已構成內幕交易。乙證券公司在發生錯單交易后，應立即披露卻未披露該信息，反而實施對沖交易以規避自己損失，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主觀上存在過錯，乙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與投資者的損失具有因果關系，符合民事侵權構成要件，乙證券公司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首先，關于侵權行為的認定：乙證券公司存在內幕交易行為。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以及相關行政訴訟生效判決已認定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信息公開前將所持股票轉換為ETF賣出和賣出股指期貨空頭合約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行為，可以作為本案定案依據。乙證券公司提出媒體報道已經事先公開了錯單交易信息，但該報道并非由乙證券公司主動披露或經其他權威機構確認，而是由財經媒體自主報道，不能視為乙證券公司履行了法律法規以及證券監管部門、證券交易所要求的公開披露義務。在當天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市場上各種消息魚龍混雜的情況下，該報道的權威性和真實性受到市場各方的懷疑，難以作為各方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的可靠依據。此外，乙證券公司董事會秘書在下午開市前又對外否認存在錯單交易。鑒于投資者對同一事件所獲得的信息截然相反且真偽難辨，絕大部分投資者難以從當天中午出現的各種信息中獲得準確答案。因此，相關媒體報道不能作為對錯單交易信息進行公開的依據。受眾無法從中確信內幕信息已經公開。

其次，關于侵權主觀方面的認定：乙證券公司具有主觀過錯。當日11時40分，乙證券公司已經開會準備進行對沖，這說明乙證券公司此時完全知曉其上午的交易屬于錯單交易。乙證券公司作為上市公司，又系專業的證券、期貨經營單位，理應知道并充分理解我國證券、期貨法律法規關于禁止內幕交易的規定，其對于錯單交易可能影響投資者的判斷，對相關證券、期貨品種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應屬明知，其關于不能判斷是否屬于內幕信息的辯解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乙證券公司作為上市公司，有義務在了解事件真相后的第一時間，將相關錯單交易信息向市場予以及時、全面的披露，同時在內幕信息未披露前應戒絕交易。但乙證券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尚未披露內幕信息的情況下，采取對沖減損的措施以規避自身的損失，其隱瞞事實真相，利用內幕信息獲取非法利益的主觀過錯至為明顯。

第三，關于行為違法性的認定：乙證券公司提出，其進行的對沖交易是根據既定的、公開的交易策略和《策略投資部業務管理制度》進行的，所以具有合規性和正當性。對此，法院認為，對沖交易策略其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是否違法違規的問題，采用何種交易策略和方式是市場參與者的自主選擇。但無論采用何種交易策略和方式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都不能違反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否則就構成違法交易行為，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乙證券公司可以進行正常的對沖交易，但是該案中，乙證券公司決策層在了解相關事件的重大性之后，在沒有披露之前就決定進行交易，并非針對可能遇到的風險進行一般對沖交易的既定安排，而是利用內幕信息進行的違法交易。

第四，關于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的認定：基于證券、期貨市場的特殊性，侵權人和被侵權人往往不直接進行交易，雙方交易的證券、期貨品種難以完全一一對應，而且市場中影響證券、期貨價格發生變化的因素眾多，在此情況下，完全由被侵害的投資者提供證據證明內幕交易的因果關系幾乎不可能。對此，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采用推定因果關系。即在乙證券公司實施內幕交易行為的期間，如果投資者從事了與內幕交易行為主要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為，而且投資者買賣的是與內幕信息直接關聯的證券、證券衍生產品或期貨合約，最終遭受損失，則應認定內幕交易與投資者損失具有因果關系。至于內幕交易人進行內幕交易的數量多少和時間長短，內幕交易人是否因內幕交易獲得實際的利益，其內幕交易行為是否對相關證券、期貨品種的交易價格產生實質性影響，都不影響對內幕交易侵權因果關系的認定。（1）具體針對交易品種而言，如果原告投資者進行50ETF、180ETF、IF1309、IF1312交易，可推定存在因果關系。如果原告投資者進行50ETF、180ETF的成份股交易，因乙證券公司在內幕交易期間50ETF、180ETF的成交量與市場同期成交量相比巨大，足以通過套利機制等因素影響50ETF、180ETF成份股的價格，故可推定50ETF、180ETF成份股損失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至于原告投資者上述品種之外的交易品種，與乙證券公司內幕交易品種的價格關聯性極為微弱，無法認定存在法律上認可的因果關系。（2）具體針對交易方向而言，50ETF、180ETF以及相應的成份股交易規則為T+1，可根據買賣方向判斷交易方向。對于股指期貨IF1309、IF1312而言，基于股指期貨攤低成本、規避風險的策略，投資者會存在反復買賣行為，這種情況下可根據內幕交易時間段內投資者買入的總手數與賣出總手數進行比較來認定交易方向。如果兩者總手數相同，則應對該時間段內的交易結算結果來判斷交易方向，產生損失的，可認定為原告交易方向與乙證券公司交易方向相反。（3）具體針對交易時間而言，原告投資者在非內幕交易時間段跟風操作引發的損失，與乙證券公司的內幕交易行為不存在因果關系。因為對于投資者而言，在一個價格瞬息萬變、波動巨大的市場上，每位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時應依賴于自己的判斷，而不應對其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產生任何信賴，而且根本無法事先判斷其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是有意、無意或者是存在錯誤。在交易之時，該投資者并不存在重大誤解，也無從要求撤銷這種交易行為。

第五，關于損失范圍的確定：應區分不同情況計算損失金額。考慮到不同品種的交易規則區別較大(比如保證金交易、T+1還是T+0等等)，對適格投資者的標準亦不相同，投資者的交易頻率也有所差別，故應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基準價及損失計算方法。（1）對于50ETF、180ETF及其成份股，應以內幕信息公開后的十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基準價格。如果原告在基準日及以前賣出證券的，其損失為買入證券總成交額與實際賣出證券總成交額之差；如果原告投資者在基準日之后賣出或者仍持有證券的，其損失為買入證券總成交額與以基準價格計算的賣出證券總成交額之差。總成交額以股數×交易價格計算，多次買入的累計計算；如果原告有庫存股票，則應根據先進先出的原則計算差價。（2）對于股指期貨品種，則以三個交易日平均結算價作為基準價格。計算損失時，原告內幕交易時間段內的所有反向交易(無論開倉或者平倉)價格減去基準價格形成的差額，乘以交易的具體數量，以此作為損失額。如果原告在內幕交易時間段內還存在同向交易的，則應將反向交易與同向交易在同等交易量(手)基礎上先行結算沖抵計算交易盈虧額，剩余的反向交易按第1項原則計算交易盈虧額，然后兩項交易盈虧額相加，以此作為損失額。

裁判意義

證券市場中的內幕交易侵權行為，是我國當前證券市場多發的一種侵權行為，其不僅破壞了證券市場公平交易，影響了證券市場健康、規范、有序發展，更直接損害了廣大證券投資者的利益，應予依法規范。當前，我國對證券市場的內幕交易多采取行政處罰方式予以制裁和規范，但僅此尚不能彌補投資者的損失，內幕交易行為人理應承擔相應民事賠償責任。本案受理之后，為維護資本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法院對于內幕交易民事責任相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依據我國證券期貨法律規定，充分考量了相關法律制度的精神、證券期貨市場的相關政策和監管規則、證券期貨民事索賠的現狀，立足于制裁內幕交易行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最終判決乙證券公司賠償投資者的損失，開啟了我國內幕交易民事賠償先例。本案的法律適用標準確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探索界定內幕交易行為以及認定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二是以推定因果關系認定內幕交易行為同期間的反向交易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三是初步通過市場差別、交易量大小、套利模式等因素來區分不同交易品種之間的價格關聯互動關系；四是嘗試認定股指期貨的交易方向及損失計算方法。本案判決依法制裁了內幕交易行為，保護了投資者利益，對證券市場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同時為我國證券內幕交易民事賠償糾紛的司法處理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具有開創性的示范意義。

02.銀行向持卡客戶發送商業服務性短信是否構成民事侵權的認定原則

裁判要旨

銀行向其客戶發送與銀行卡商業性消費服務有關的信息，已成為目前銀行向其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的一種普遍做法，但也產生了客戶因不滿銀行向其發送商業性服務信息所引發的訴訟。銀行卡領用合約對發送商業信息等行為有明確約定的，銀行依據合同約定發送與銀行卡相關的商業性服務信息的行為不構成侵權。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3日，甲某向乙銀行申領信用卡一張，相應領用合約第五條約定：“甲方（申領人）在申請表中所填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單位、聯系方式及地址、身份證件號碼）有所變更時，需立即以書面或雙方認可的其他形式通知乙方辦理資料變更。否則，由此產生的后果或損失由甲方承擔。甲方同意乙方可通過短信或電子郵件方式向其發送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乙方保留終止發送的權利。”

2013年6月起，乙銀行使用客服短號碼向甲某發送諸如“某某卡攜手連卡佛傾情回饋！11/2-11/17持乙銀行某某信用卡至大上海時代廣場連卡佛化妝品專柜刷卡消費，當日單張POS消費滿1,000元獲贈100元現金券，滿2,000元獲贈300元現金券及限量版連卡佛化妝包一個，憑購物小票可在下次購買化妝品時抵用”、“購車有驚喜，分期0費率！3月15日-16日，乙銀行攜上海通銳汽車4S店在閔行體育公園開展一汽馬自達購車促銷活動，乙銀行信用卡客戶申請2年期購車分期享0手續費0利息，成功申請更可獲贈驚喜禮品”、“乙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登陸card.zoe360.com參加歌詩達大西洋游輪6月3日出發6天5晚濟州釜山游，最低僅需2,799元/人起，港務/簽證等費用全包，更享免費升艙特惠”等多條短信。

2013年10月31日，甲某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送短信，內容為：“根據全國人大關于網絡信息安全的決定，你行發送商業信息屬于垃圾信息，應立即停止發送。否則需依法承擔責任。”同日，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給您造成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若您的問題仍未解決，請撥我行服務熱線或者前往營業網點進行反映，我們會盡快地為您解決問題。”2014年3月12日，甲某再次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送短信：“你使用短號碼發送商業信息，未經同意，應停止發送。賠償損失。再次警告，否則起訴。”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短信客服是我行新推出的服務渠道，由于您是我行優質客戶，符合我行各類宣傳短信的發送條件，如經常使用客服熱線的客戶等，因此有可能會收到多條宣傳短信。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2014年5月4日，甲某第三次向乙銀行客服短號碼發送短信：“你使用短號碼發送商業信息屬于違法行為，請停止。否則依法應承擔責任。”乙銀行客服短號碼回復短信稱：“您好，給您造成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若您的問題仍未解決，請撥我行服務熱線或者前往營業網點進行反映，我們會盡快地為您解決問題。”之后，甲某提起本案訴訟，要求乙銀行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公證費及律師費損失，并賠償其精神損害50,000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107號民事判決：駁回甲某原審全部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銀行卡領用合約明確載明，乙銀行可通過短信或電子郵件方式向持卡人發送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該領用合約雖未對何謂“與信用卡有關的信息”作出明確界定，但本案所涉電子信息內容均為與系爭銀行卡有關的將來商業信息，雖與涉案信用卡已實際發生的交易行為并無直接關聯，但顯然亦屬于系爭銀行卡有關的信息，故乙銀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具有相應合同依據。當然，乙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在其擬定的格式合同中未對相應概念予以細化并由此引發爭議，有所不當，但此種瑕疵并不足以否定系爭電子信息的法律屬性，亦不能據此認定乙銀行存在相應過錯。

甲某在收到系爭電子信息后，并未立即表示異議，足以使乙銀行認為其同意接收系爭電子信息，屬以默示方式表達其意思表示，故即使締約時甲某對系爭領用合約中的信息概念尚不清晰，依照其之后的默示行為，亦應認定甲某與乙銀行已達成相應合意，乙銀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并無不當。此后甲某雖又有拒絕接收此類信息的表示，但甲某的拒絕行為屬對合同約定的變更，鑒于甲某未依照合同約定辦理相應手續，則其變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尚未送達乙銀行，相應變更行為并未完成，乙銀行之后繼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亦無過錯，故不構成侵權行為。

此外，系爭電子信息均為簡短之文字，占用移動設備的空間極小，對甲某所有移動設備及其存儲空間不構成價值上的貶損，且甲某可自行對其移動設備恢復原狀，認定乙銀行此種極微且極易自行消除的行為構成對財產性權利的侵害，既無金額上的計算依據，亦缺乏實際必要。乙銀行發送系爭電子信息的行為分布于16個月的期間內，甲某又自認其收到系爭電子信息數量為30余條，則其每月所收到系爭電子信息不過2、3條，相應電子信息的內容亦無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之嫌，以此種頻率接收內容合法的信息尚不足以使民事主體產生精神上的痛苦，亦不可能產生要求乙銀行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事實基礎。故駁回甲某原審全部訴訟請求。

裁判意義

近年來，有關“垃圾短信”的話題一度曾成為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一方面，社會上確有商業主體利用通訊手段頻繁向社會大眾發送各種商業性信息，其中不乏騷擾甚至詐騙信息，令接收者不堪其擾；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商業性信息確實為消費者提供了優惠，給企業帶來了商業機會。因此，對于商業性信息的發送行為，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聽之任之，而應通過清晰合理的方式對其予以規范。本案裁決確定的審理原則對銀行發送商業性信息行為的權利義務邊界的合理界定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本案判決對認定銀行發送商業服務短信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主要考量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要素：

1、本案判決將銀行發送商業性服務短信是否具有合同依據作為判斷銀行是否具有主觀過錯的重要考量因素。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如其發送商業性信息的行為具有相應的合同依據，則即使合同對信息內容未做細化約定，亦不能以合同約定不明為由認定銀行具有主觀過錯。

2、銀行發送的商業性信息的內容。銀行發送的商業性服務信息應與其發行的銀行卡的使用消費相關聯，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同時，銀行發送的商業性信息內容主要系為其持卡人提供優惠，不存在騷擾或詐騙嫌疑。

3、銀行發送信息的數量及頻率。銀行發送信息的數量及頻率應保持合理水平，不得濫用合同權利，影響持卡人生活安寧。結合本案事實，乙銀行信息的發送數量及頻率極低，不足以構成民事侵權。

本案判決確立的上述原則的意義在于，其并不僅限于銀行發送商業性信息的商事行為，對于其他存在規則缺失的商事糾紛的審理，亦具有借鑒意義。對于此類糾紛，法院首先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對相關商事行為的性質及效力作出認定，之后應當在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與促進金融市場創新發展間求得合理的平衡。尤其對于商事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應從行為性質、過錯程度、損害后果等各方面予以全面考慮，避免司法過度干預、不當加重金融機構的義務。

03.信用卡遭盜刷非因臨時額度期限過長所致應由泄露密碼的持卡人承擔責任

裁判要旨

信用卡消費中，銀行基于持卡人的申請在一定期限內臨時調整信用卡授信額度，已成為市場中的一種交易慣例，其核心在于充分實現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費目的和提高交易效率。在發卡行已通過短信方式與持卡人就臨時調高信用卡授信額度達成合意的情況下，雖然信用卡被盜刷發生在發卡行臨時調高系爭卡片授信額度期間內，但持卡人信用卡遭網絡盜刷系因自身泄露必要交易信息所致，與發卡行給予其臨時授信額度期限的長短不存在因果關系，故持卡人應就其過錯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原告乙某持有被告甲銀行信用卡中心核發的信用卡一張，初始額度為18,000元。2014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系統發送短信申請臨時提升授信額度，后收到被告短信確認臨額調整成功，額度為36,000元，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同年10月4日，原告在網上購物，翌日接到陌生電話，對方稱因系統問題需將購物款退還原告，爾后在QQ上發送了一個鏈接，原告點擊后進入某網絡退款頁面，并按提示輸入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銀行卡號及密碼等信息。后原告陸續收到九條由95***發送的短信，每條均提示原告正在使用信用卡付款1,995元并顯示了驗證碼。原告將其中的某幾條驗證碼告知對方后，收到95***發送的七條金額分別是1,995元的消費使用短信通知。交易發生后，原告信用卡當月產生爭議款項13,965元。原告認為，被告給予其58天的臨時額度期限違反了上海銀監局關于“給予持卡人臨時授信額度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個月”的規定，屬于過度授信，且被告的交易系統存在漏洞，對于異常交易未做到實時監控，導致原告遭受盜刷損失，故起訴要求被告承擔上述被盜刷的爭議款項，并恢復原告的征信記錄。

裁判結果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4639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乙某要求被告甲銀行信用卡中心承擔盜刷款項的訴訟請求，但被告應撤銷原告名下系爭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記錄。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首先，從雙方約定角度，系爭信用卡的領用合約對額度調整期限未作約定，雙方系通過短信的方式對調高臨時額度及具體期限達成了合意。原告提出的上海銀監局相關規定系于2014年11月14日發布，在時間上不溯及既往，在效力上亦僅為信用卡業務風險管控的行政監管要求，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禁止性規定，故被告給予原告超過一個月的臨時授信額度期限未違反法律規定。其次，原告自認其在系爭交易過程中將關鍵信息告知案外人進而導致盜刷發生，其自身明顯存在過錯，該等情形已超出了被告的合理預見和控制范圍。考慮交易效率的因素，要求被告將系爭每筆交易均列為異常交易而進行特別風險提示未免過于苛求，且被告將動態驗證碼發送至原告本人手機的步驟已是對系爭交易進行的提醒和防范，故被告已盡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因此，原告應對其損失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最后，在雙方當事人就原告是否負有還款義務存在重大爭議的情形下，原告對系爭交易的暫不還款行為并非失信的體現，不應記入不良征信記錄。

裁判意義

本案系持卡人的信用卡在臨時授信額度調高期間遭盜刷而引發的糾紛。我國現行對信用卡授信額度調整的法律、法規，均是從風險控制的角度要求發卡行對信用卡授信額度進行動態管理，并未對具體的授信額度或期限加以法律限制。可見，對信用卡授信額度的調整是國家賦予商業銀行的一項自主決策權。作為發卡行的經營策略之一，信用額度策略能否正確地平衡風險和收益的交換關系，對信用卡的效益影響重大，尤其當發卡行同意臨時調高授信額度時，雖加大了該卡的潛在壞賬風險和欺詐交易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持卡人刷卡消費的余地，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利于其消費目的的實現，銀行利息收益潛力也隨之增加，發卡行一般會對此進行綜合權衡。即使發卡行給予持卡人超過一個月的臨時授信額度期限，亦系其結合持卡人信用風險及刷卡交易收益性等因素綜合考量后的自主決策，并未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持卡人通過與發卡行協商一致的方式就臨時額度調整的內容達成合意，即應對相應的交易風險存有預期。銀行在調整臨時額度方面不存在過錯，且已盡到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而持卡人自身泄露交易信息導致盜刷的，持卡人應自行承擔相應后果。本案判決從維護金融交易效率，尊重銀行運營信用卡業務的自主性及合理商業判斷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指出銀行安全保障義務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亦提示金融消費者在交易中應當盡到謹慎注意義務，妥善保管個人信息，共同促進信用卡業務的良性健康發展。04.保險理財產品的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及其認定標準

裁判要旨

分紅人身保險屬于人身保險領域中的新型產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資功能。保險人應當就分紅人身保險紅利的不確定性風險和紅利分配的相關信息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就保險人披露信息的內容，在法律尚無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參照監管部門的相關規章加以判斷。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8日，甲某向乙保險公司投保人身兩全保險（分紅型），合同約定投保人為甲某，被保險人為其子丙某；投保主險為人身兩全保險（分紅型），保險期間終身，繳費年限10年，基本保險金額200,000元，首期交保險費54,940元，紅利領取方式為累積生息。保險條款第2.3條保險責任中約定乙保險公司承擔給付生存保險金和身故保險金的保險責任；第4.1條保單紅利中約定，“本主險合同為分紅保險合同??每年根據分紅保險業務的實際經營狀況確定紅利分配方案。保單紅利是不保證的。??我們會向您寄送每個保單的分紅報告，告知您分紅的具體情況”；第8.1條解除合同的手續及風險中約定“猶豫期后可以申請解除本主險合同??自我們收到解除合同申請書時起，本主險合同終止??您在猶豫期后解除合同會遭受一定損失”。該合同由甲某在投保人、被保險人暨法定監護人處簽名確認，甲某親筆書寫“本人已閱讀保險條款、產品說明書和投保提示書，了解本產品的特點和保單利益的不確定性”。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1月12日，甲某分別向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費54,940元，共計109,880元。截至2014年11月8日，甲某共從乙保險公司處領取生存金20,000元、紅利1,576.29元（不包括利息）。乙保險公司向甲某發送的分紅通知書中，載明了上一紅利核算被告分紅保險保費收入及可分配盈余的金額，以及甲某累積紅利從本期紅利分配日到下一紅利分配日期間適用的累計利率。甲某稱乙保險公司未將紅利來源、相關經營項目的收益、支出及相關財務報表向其告知，紅利分配方案不合理，乙保險公司構成根本違約，致其訂立合同的目的無法實現，故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系爭人身保險合同并由乙保險公司全額返還已繳納的保險費109,880元，并主張需全額退費，否則不行使解除權。

裁判結果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靜民四（商）初字第745號民事判決：駁回甲某的訴訟請求。甲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5）滬二中民六(商)終字第220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分紅人身保險屬于人身保險新型產品，兼具人身保障功能和投資功能，條款內容繁多，利益演算復雜。雖然法律尚未對保險人信息披露義務的內容和標準作出具體規定，但為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險人仍應遵循最大誠信原則就此類保險合同主動披露重要信息。就信息披露義務的內容和標準，法院可以參照監管部門的相關規章加以判斷。2009年保監會制定的《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規定，對于投資連接保險、萬能保險、分紅保險等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保險人應當從產品特性、利益測算和經營成果三個方面履行信息披露的義務。系爭合同簽訂時，保險人就該險種的紅利存在不確定風險以投保提示書、保險條款等保險合同明確記載的方式進行了披露，甲某亦簽字確認。就利益預測，保險人在投保時提供的《保險利益和分紅測算圖表》演示的紅利水平具有低、中、高三檔，甲某應當能夠預見實際分紅水平存在的不確定性。就經營成果，保險人在保險條款中明確約定紅利來源于乙保險公司的分紅保險業務經營狀況，也以定期發送通知書的方式告知甲某相關紅利分配的信息。據此，應當認為保險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義務。甲某因實獲紅利低于預期水平從而認為未能實現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據。

裁判意義

以“理財投資有收益+人身風險有保障”為賣點的新型人身保險產品，已經成為當前保險市場的新寵，引得眾多保險消費者的青睞。該類保險產品，既有人身保險保障功能，又有投資理財功能，條款內容繁多，利益演算復雜。為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險人應當在合同簽訂時和履行期間，就此類產品的重要信息進行必要披露，比如紅利來源和具體收益。但關于保險人披露信息的內容標準，目前尚無法律、司法解釋層面的相應規定。一旦發生糾紛，保險人常提出自己并無法定信息披露義務的抗辯。本案判決指出，雖然沒有具體法律規定，保險人仍應基于最大誠信原則，按照監管部門規定承擔必要披露義務。本裁判所確立的規則對解決此類糾紛進行積極探索。

05.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無效

裁判要旨

證券及期貨從業人員以個人名義接受委托人全權委托進行交易，是證券法和期貨行業相關規定嚴格禁止的行為。因此，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以個人名義接受委托進行理財的行為，系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應屬無效，其與投資者所訂立的委托理財合同應歸于無效。違規的期貨從業人員應當返還其基于無效合同取得的收益并承擔損失賠償責任。委托人自身存在過錯的，亦應分擔相應損失。

基本案情

乙某系丙期貨公司投資部經理，接受公司指派對甲某進行投資指導。2011年4月甲某在丙公司開立期貨賬戶，賬戶初期金額為599萬元。同年5月乙某接受甲某全權委托，雙方以口頭方式建立委托理財合同關系，由甲某聘請的交易員根據乙某的交易指令進行期貨、股票交易操作。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間，甲某累計向乙某支付19萬余元。2013年5月，乙某借走甲某的交易軟件加密狗，此后由乙某直接在甲某賬戶內進行交易操作。2013年7月15日，乙某簽署承諾書，承諾2013年12月31日前將甲某賬戶總資產達到600萬元，若未能達到由乙某負責補償。同年9月17日，乙某再次簽署承諾月均收益超過1%，不足部分將補足。同年11月17日，乙某再次簽署承諾表示沒有補足，以自有房產抵押，但隨后將上述內容涂劃掉。由于甲某賬戶自2011年12月2日起開始出現連續虧損，截至2013年11月18日甲某平倉后，該賬戶虧損121萬余元。甲某遂起訴至法院要求乙某返還其之前支付給乙某的盈利收益19萬余元，并要求乙某賠償損失。乙某則辯稱19萬余元系其應得款項，且認為承諾書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承諾的保底條款無效，損失不應由其承擔，并反訴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3月至其11月的勞務費5萬余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長民二(商)初字第1251號民事判決：認定甲某、乙某之間的口頭委托理財合同無效，乙某應返還甲某19萬余元，并承擔60%的損失，同時駁回了甲某的其余訴訟請求及乙某的反訴請求。乙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一(民)終字第2655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合同效力問題中法院應依職權主動審查是否存在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或是否存在違反其它規范的禁止性規定進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之情形。

本案中，系爭委托理財合同的受托主體為期貨從業人員，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期貨公司不得向客戶作獲利保證；不得在經紀業務中與客戶約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擔風險。且根據《期貨從業人員管理辦法》規定，期貨從業人員向客戶提供專業服務時不得作出不當承諾或保證，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義從事期貨交易。被告行為顯然違反了上述期貨從業人員不得接受客戶全權委托之禁止性規定，擾亂了金融市場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而且，基于期貨、證券市場高風險、高信用要求的行業特性，及其市場秩序的安全、穩定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的關鍵性作用，被告行為勢將導致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之后果。

因此，系爭期貨從業人員作為受托主體簽訂的委托理財合同屬于違反禁止性規定進而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情形，應認定為無效，作為其補充內容的兩份承諾函，亦應均屬于無效。根據法律規定，因無效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有過錯的一方應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責任。乙某作為期貨行業專業從業人員，在其可從事的業務范圍內較一般民事主體具有更高的認知能力，應當知曉雙方違規約定的不利后果，但仍接受客戶全權委托直接進行期貨交易操作并收取傭金，其過錯程度顯然較大。而甲某作為投資者，在其簽署的《客戶須知》中已被明確告知不得要求期貨公司或其工作人員以全權委托的方式進行期貨交易，但其仍委托乙某進行交易，且在長達兩年持續虧損后方提出異議，故其對損失亦存在一定過錯。因此，綜合考慮雙方過錯程度，酌定甲某、乙某雙方按照4：6比例承擔損失。

裁判意義

期貨市場不同于一般市場，是具有高風險、高信用特征的金融市場，因此證券、期貨等專業人員的違法、違規行為相較于一般市場主體而言具有更為嚴重的不良影響和后果。期貨從業人員，作為從事金融行業的專業人員，因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行業內信息和客戶交易信息，且與投資者存在信息不對稱、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之情形，若允許從業人員接受全權委托，容易引發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利用客戶賬戶和資金炒作、為獲取高額傭金頻繁交易損害投資者利益等行為，損害金融市場公開、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則，擾亂和破壞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基于此，法律法規對期貨從業資格及操作規范予以了較高要求，明確禁止期貨從業人員接受客戶全權委托或向客戶做獲利保證。

當前，證券期貨行業不少從業人員為謀求高額利益而鋌而走險，規避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違規接受客戶的委托理財，擾亂了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最終損害了金融投資者的根本利益。加之近年來期貨、證券市場迅猛發展過程中，業務發展、創新速度與制度約束、風險管控之間呈現不匹配現象，因此期貨、證券業的監管迫切需要向從嚴化、精細化方向轉型，更加側重于對風險的控制，對行為的監管和對良性、規范、有序的金融市場秩序的維護。因此，本案判決從期貨、證券市場的行業屬性及相關規章的立法目的出發，對期貨從業人員違反從業禁止性規定的行為，認定為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進而損害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明確該行為將導致委托理財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并對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過錯的認定進行了界定。此種裁判必然有助于從司法層面規范期貨從業人員的從業行為，契合證券監管轉型要求，維護期貨金融市場秩序，同時對此類委托理財糾紛的處理亦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導意義。

06.P2P網貸平臺受讓出借人的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裁判要旨

P2P網貸平臺可以與出借人約定受讓其債權，在取得債權后具有訴訟主體資格，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起訴債務人。借款本金金額應以出借人實際出借的金額為準。

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提供網絡借貸居間服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擁有某網站，出借人與借款人可通過成為該網站會員達成借貸意向。2013年9月29日，乙某通過甲公司網站與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達成借款意向，該網站提供的經乙某點擊確認的電子合同打印件顯示：會員號為94702等264人共計向乙某出借資金50萬元，借款開始日為出借人指定賬戶劃付之日，借款到期日為借款開始后的第12個自然月的借款開始日當日，月還款額為46,314.86元，還款方式為等額本息；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甲公司，由甲公司統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通過簽訂《保證合同》承諾，對乙某的還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上述各協議生效后，全體出借人通過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臺向乙某放款50萬元，后乙某開始逾期還款，甲公司通過電話、短信方式進行催收均未果。甲公司通過電子郵件告知乙某已受讓出借人的全部債權。鑒于乙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罰息，甲公司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乙某支付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裁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黃浦民五(商)初字第6199號民事判決：乙某向甲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逾期利息；丙某、丁某、戊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一審判決宣判后，各方當事人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全體出借人與被告乙某通過甲公司網站達成的《借款協議》，以及被告丙某、丁某、戊公司分別簽訂的《保證合同》，均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各方當事人均應恪守約定并按約履行各自的義務。出借人已依約向乙某履行了放款義務，乙某收款后未按約償還本息，其行為已構成違約，理應承擔清償本金、償付利息、罰息之責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均承諾對乙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甲公司起訴仍在約定的保證期間和保證范圍內，故保證人理應按《保證合同》的約定對乙某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丙某、丁某、戊公司在承擔了保證責任后，有權在其保證范圍內向乙某追償。

原告甲公司作為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貸咨詢和管理服務，促成雙方簽訂借款合同的平臺，提供的系居間服務。但同時出借人與借款人簽訂的《借款協議》已明確約定，若借款人出現逾期還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現逃避、拒絕溝通或拒絕承認欠款事實等惡意行為的，全體出借人一致同意將本協議項下債權無償轉讓給原告，由原告統一向借款人追索。該約定是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于法無悖，本案債權轉讓亦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十九條所規定的債權轉讓的除外情形，且原告已于2014年7月11日通過電子郵件形式通知本案被告債權轉讓的事實，故甲公司已成為合法債權人，在借款人不履行還款義務時，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借款本金金額應以出借人實際借出金額50萬元為計算標準。

裁判意義

P2P網貸，英文為Peer-to-Peer Lending，是具有借貸意愿的借貸雙方在網絡平臺的幫助下，實現信息交流，確立借貸關系進而完成資金轉移的新型商業運營模式。P2P網貸作為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模式之一，近年來發展迅猛。在P2P網貸的實際運營中，網貸平臺為方便實現債權，集中受讓眾多債權人的債權。對此種債權轉讓模式，法律法規并無明文禁止，故法院通過司法裁判確認其轉讓效力。但由于缺少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制，審判實踐中對于P2P平臺訴訟主體資格審核、電子證據如何認定、本金認定等問題爭議較大。本案中法院基于債權轉讓相關理論，結合訴訟經濟原則，認定P2P平臺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并審慎認定P2P網站上的電子證據，在P2P平臺提供完整證據鏈的基礎上，賦予電子證據打印件同等證明力。本案對于今后P2P網貸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借鑒意義。

07.車損險合同中對火災所作解釋符合專業含義的，法院應當認可

裁判要旨

火災一詞系非保險術語，系爭車損險合同中就火災和自燃分別作了解釋，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該解釋與保險監管部門就機動車輛火災責任所作規定一致，應認定該解釋符合專業含義，法院可予采納。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為其車輛向被告乙保險公司投保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等保險，并不計免賠。被保險車輛行駛證上使用性質欄記載為“貨運”，保單正面車輛使用性質欄記載為“營業特種車”。

《車損險條款》為乙保險公司提供的格式條款，附于保單背面。其中保險責任部分第五條第2款約定：“保險期間內，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過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險機動車的全部損失或部分損失，保險人依照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

2、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用車、企業非營業用車的自燃??。”責任免除部分第八條約定：“下列原因導致的保險機動車的損失和費用，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三）??保險責任第五條第2款中未列名的其他使用性質的車輛的自燃??。”第三十五條保險合同術語第5款約定：“火災：是指保險機動車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在時間或空間上失去控制的燃燒（即有熱、有光、有火焰的劇烈的氧化反應）所造成的災害。”第8款約定：“自燃：是指保險機動車因本車電器、線路、供油系統、供氣系統發生故障或載運的貨物自身、機動車運轉摩擦等原因造成的起火燃燒。”保單正面明示告知一欄中第2條記載：“請您在收到保險單后立即核對，保險單內容如與事實不符，請立即通知本公司采用‘神行車保系列產品批單’批改，自行改動或采用其他方式更改無效。”第3條記載：“請您詳細閱讀所附保險條款，特別是加黑突出標注的、免除保險人責任部分的條款內容。”

2014年6月25日11時19分許，被保險車輛于本市某路口500米處發生火災，事故造成車頭部分燒毀。上海市浦東新區公安消防支隊出具的《火災事故簡易調查認定書》記載：該起火災原因為車輛電氣線路故障引起。事故發生后，上海天磊價格評估有限公司為原告車輛定損為169,621元，原告為此支付了評估費3,600元。后原告因向被告索賠未果，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相應保險金。

另查明，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其于2003年6月20日作出的《關于機動車輛火災責任等問題的復函》（以下簡稱“保監會復函”）中指出：“

一、中國保監會《關于明確〈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中‘火災’責任的批復》（保監復[2000]159號）中已經明確指出：《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第一部分第一條第一款第２項的‘火災’責任是指，因保險車輛本身以外的火源以及基本險第一條所列的保險事故造成的燃燒導致保險車輛的損失。

二、《機動車輛保險條款解釋》第一部分第三條第（六）項‘自燃以及不明原因產生火災’是指保險車輛發生自燃和保險車輛因不明原因產生火災而造成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責賠償。該條規定中對于‘自燃’和‘不明原因產生火災’均作出了解釋。‘自燃’是指：‘沒有外界火源，保險車輛也沒有發生碰撞、傾覆的情況下，由于保險車輛本車漏油或電器、線路、供油系統、載運的貨物等自身問題引起的火災。’中國保監會《關于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中‘自燃’解釋的復函》（保監函[2001]133號）中指出，‘自燃’定義中‘等’字指‘保險車輛本車漏油或電器、線路、供油系統、載運的貨物’引起火災的幾種情況，無更多內涵。”

審理中，原告甲公司確認火災原因為車輛自燃，要求被告乙保險公司承擔保險責任的依據為《車損險條款》第五條第2款約定，即“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用車、企業非營業用車的自燃”。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虹民五（商）初字第2578號民事判決：駁回甲公司要求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172,368元并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支付起訴之日至實際賠付日的利息損失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根據上述法律規定，發生條款含義的爭議時，應首先采取“通常理解”對條款內容進行解釋，即按照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的方法解釋條款內容，在窮盡上述解釋方法后仍有兩種以上理解的，方可適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火災可以理解為（機動車因）失火造成的災害，并不區分起火原因為機動車自身或外來火源，但《車損險條款》第35條保險合同術語第5款、第8款已就火災、自燃的概念作出了明確區分，火災為機動車本身以外火源引起的燃燒，自燃為機動車本身故障引起的燃燒，該定義表達清晰無歧義，兩者顯然不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從體系解釋的角度，《車損險條款》第5條第2款將火災與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等車輛自燃并列，也與《車損險條款》對火災、自燃的定義邏輯相恰，聯系上下文語境，不存在其他的理解；從歷史解釋的角度，被告保險合同中對火災、自燃的定義與保監會復函的精神一致，系多年采用的合同范本，原告甲公司作為專業的物流運輸企業，應當知曉本行業保險慣例，如認為車損險不足以覆蓋損失風險，可以附加投保相應自燃險種。因此，在采取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的方法后，對火災概念應得出《車損險條款》中火災定義的唯

一、確定解釋，故不適用疑義利益規則。

再者，火災一詞系非保險術語，系爭車損險合同中就火災和自燃分別作了解釋，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上述解釋與保險監管部門就機動車輛火災責任所作規定一致，應認定該解釋符合專業含義，法院可予采納。被保險車輛為營業特種車，發生的自燃事故不符合原、被告在保險合同中約定的“火災、爆炸，黨政機關、事業團體用車、企業非營業用車的自燃”的責任范圍，故原告甲公司請求被告乙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缺乏合同依據，法院對原告要求支付保險金及利息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義

保險合同使用的詞語常會與日常生活使用中的含義存在差異，保險人為了避免發生糾紛，通常會在保險合同中對這些詞語作出解釋。比如火災、車輛顛覆。當被保險人、受益人和保險人就這些詞語的含義發生爭議時，法院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七條的規定處理。對合同已就詞語作出解釋的，應當判斷該詞語是否屬于保險術語，對于不屬于保險術語的，保險合同對于該術語的解釋如果符合專業意義的，法院應當認定其效力。判斷保險合同的解釋是否符合專業含義，可以參考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火災一詞雖然不屬于保險專業術語，但我國保險監管部門在車輛保險中長期將之界定為不包括自燃。所以系爭合同將自燃排除在火災之外的解釋，符合專業含義。

08.金融機構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應以存在欺詐行為為前提

裁判要旨

目前，金融消費者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起訴金融機構要求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金融糾紛案件日益增多。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時應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金融消費者在主張懲罰性賠償責任時，應按照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舉證證明金融機構在向其提供金融服務時存在欺詐行為。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3日，乙某在甲銀行處申辦借記卡賬戶，在其簽訂的《領用合約》中約定：“存款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規定計付利息”。使用過程中，乙某發現有四筆活期存款在計息時未計算大月31日的利息，合計少付利息0.40元。乙某認為：甲銀行未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計算利息，應當賠償其利息損失；由于甲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故意違反中國人民銀行的相關規定，構成欺詐，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故起訴要求甲銀行支付利息損失0.40元并賠償500元。

審理中，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就居民儲蓄活期存款的計息方式向法院函復：“現行的居民儲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計、結息方式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存貸款計結息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2005]129號文”）的有關規定為準。該文規定，銀行可采用積數計息法和逐筆計息法計算利息。逐筆計息法的計息期中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整年（月）按對應的年（月）利率乘以本金和年（月）數計算利息，零頭天數按日利率乘以本金和零頭天數計算利息。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銀行也可選擇將計息期全部化為實際天數計算利息，即每年為365天（閏年366天），每月為當月公歷實際天數，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實際天數×日利率。”

經查明，甲銀行未與乙某具體明確采用何種計息方式，其實際采用的計息方式系 [2005]129號文規定的逐筆計息法的第一種公式，即計息期既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計息公式為：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

另查明，2005年11月，甲銀行發布下發［2005］129號文的通知和公告，稱將根據［2005］129號文調整部分人民幣存貸款計結息規則。

裁判結果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4）閔民四（商）初字第526號民事判決：

一、甲銀行向乙某賠償0.40元；

二、駁回乙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乙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第303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本案雙方當事人對于應適用[2005]129號文規定方式計息并無異議，在雙方就應采用[2005]129號文規定的何種計息方式未作明確約定，并對此產生了不同理解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計算儲戶的利息是本案的關鍵問題。根據[2005]129號文的規定，逐筆計息法有整年（月）又有零頭天數的，利息＝本金×年（月）數×年（月）利率＋本金×零頭天數×日利率，而本案系爭四筆活期存款的時間均不滿月，僅存在“零頭天數”，故法院認定此時只需按照通常的理解，計算零頭天數的利息即可。

本案主要焦點在于，甲銀行是否應承擔《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所規定的三倍賠償責任。所謂欺詐，是指故意使相對方陷于錯誤認識而作出不真實意思表示之行為。認定欺詐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有無欺詐故意及行為，相對方是否作出不真實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是否與欺詐行為有因果關系為基礎要件。甲銀行于2005年發布的公告中，已公示將依[2005]129號文調整計結息規則，鑒于上述[2005]129號文中已明確規定相應計息方式，故甲銀行的上述公告已達到對計息方式予以公示的法律效果，并無隱瞞的故意。雙方雖就計息方式產生爭議，但爭議導致的金額差異極微，就此種微小差異產生的原因僅應認為雙方對計息方式存在理解差異，并不能據此認定乙某因甲銀行的行為作出了不真實意思表示。甲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對于計息方式的理解雖不盡合理，但并不構成欺詐惡意，乙某據此要求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張，法院不予采納。

裁判意義

2013年，我國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了再次修訂，除了將經營者和服務提供者的范圍擴大至保險、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外，還對經營者課以更加嚴格的欺詐賠償責任。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其立法目的在于通過設定嚴格的賠償責任，平衡經營者、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實力強弱對比和信息不對稱，震懾企圖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不法經營者。本案中，法院從欺詐的構成要件出發，重點審查了金融機構是否具有欺詐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尤其是在認定金融機構存在不足的情況下，區分了一般過錯和欺詐故意，認定銀行雖在計息方式的選擇上不夠合理，但并無隱瞞真實信息、侵犯儲戶合法權益的故意。本案審判結果對于金融消費者保護類訴訟中如何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懲罰性賠償規定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09.清償票據貼現擔保之債務無法取得票據追索權

裁判要旨

貼現申請人提出貼現申請，貼現擔保人另行簽訂擔保合同，其本質上是擔保法律關系。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依法取得擔保追償權。基于貼現擔保法律關系而非票據法律關系清償的債務，清償人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從而對出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無論是持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還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權，對出票人、承兌人的票據權利的時效是不變的，其中對本票出票人、匯票出票人、承兌人的時效是兩年。

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0日，乙公司簽發一張金額為400萬元的匯票，收款人為甲公司，付款人為乙公司并已承兌，到期日為1997年4月10日，交易合同號碼載明為096－00157。1996年12月25日，甲公司持該匯票向丁銀行申請貼現，并填寫《承兌匯票貼現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一份，申請書中載明商品交易品名及合同編號為膠合板096－00157（甲公司、乙公司均承認不存在對應的膠合板交易，填寫上述交易編號是基于銀行貼現要求），丙公司在該申請書中蓋章承諾為甲公司的貼現進行擔保。丁銀行貼現后到期請求付款，因乙公司賬戶余額不足而被退票。丁銀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據權利未獲清償后，轉而要求丙公司承擔貼現擔保責任。丙公司作為貼現擔保人向丁銀行履行了400萬元付款義務后，遂訴訟向甲公司和乙公司進行追償。法院經審理后判決，丙公司有權以貼現擔保關系向甲公司追償688萬余元（票款加利息），但不能直接向乙公司行使票據法上的追索權。甲公司履行該判決后，又于2014年以行使票據追索權為由起訴乙公司（即本案訴訟），請求判令乙公司支付票據追索款600萬余元及利息。乙公司則抗辯稱：甲公司無票據原件，無權追索；票據追索權時效已過；甲公司取得票據無對價，當時簽發票據完全是為了從銀行融資。

法院還查明：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原為關聯企業，其中甲公司為丙公司全資子公司。1997簽發票據時，甲公司與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為王某。后乙公司改制后脫離關聯關系。另外，為認定對價問題，一審法院組織雙方對賬，發現在1996年至1997年6月期間，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有數十筆銀行轉賬往來，經軋差后甲公司流入乙公司的資金額為1600余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號民事判決：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已清償的全部金額688萬余元及利息。乙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滬二中民六(商)終字第266號終審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37號民事判決；

二、對甲公司全部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本案涉及以下兩個法律問題：

一是法律關系的確定對追索權的影響。本案中丙公司為甲公司的貼現提供擔保，丁銀行在向乙公司、甲公司追索票據權利未獲清償后，轉而要求丙公司承擔貼現擔保責任，這不是主張票據權利，而是主張貼現擔保合同的權利。為此，丙公司付款后后取得了向貼現申請人甲公司追償的權利。無論是丙公司向丁銀行履行貼現擔保責任的行為，還是之后丙公司向甲公司追償并獲甲公司清償的行為，均系基于貼現擔保法律關系，而非基于票據法律關系。丙公司并非票據法律關系中任一環節的參與主體，其提供的是貼現擔保而不是票據保證，因此其承擔的責任系擔保責任，而非票據責任。同理，丙公司向甲公司行使擔保追償權后，甲公司向丙公司清償債務的行為并不能產生其向丁銀行清償因票據法律關系而產生的債務的法律后果，甲公司不能因此取得持票人的法律地位，從而對出票人乙公司行使票據權利。簡而言之，基于貼現擔保而產生的追償權，并非票據法律關系中的票據追索權。

二是票據追索權行使的時間要求。《票據法》第十七條規定：“票據權利在下列期限內不行使而消滅：

（一）持票人對票據的出票人和承兌人的權利，自票據到期日起二年。??

（三）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

（四）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八條規定：《票據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四）項規定的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不包括對票據出票人的追索權。再追索權的行使“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如何理解是本案的爭議所在。甲公司認為，只要自己隨時清償，自此后便有追索權，不受票據簽發時間限制。這種觀點有誤。上述法律條文應解讀為：無論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權，還是被追索人行使再追索權，對出票人、承兌人的票據權利的時效是不變的，其中對本票出票人、匯票出票人、承兌人的時效是兩年。本案中甲公司2014年清償債務，無權對1996年簽發票據的出票人行使票據追索權。

裁判意義

票據和票據貼現擔保屬于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各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行為法律后果均存在差異。在票據法律關系中，票據是文義、無因、設權證券，票據行為是要式法律行為。基于法律對于票據的特殊規定，在票據記載、票據時效方面有其獨特的規則，不符合這些規則，無法行使票據權利。在符合這些規則的情況下，持票人有追索權和付款請求權，被追索人有對其前手的再追索權。而貼現擔保法律關系，系由貼現申請人提出貼現申請，貼現擔保人另行簽訂擔保合同，并未在票據上有任何記載，其本質上是擔保法律關系，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依法取得擔保追償權。追索權與追償權雖僅有一字之差，但法律要求及后果并不相同。由于票據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即便存在資金交付的行為，如果所對應的法律關系不同，不能視為《票據法》意義上的“清償債務”，并不能據此取得票據追索權。

關于票據追索權時效，《票據法》第十七條規定：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該條文中的“前手”是否包括出票人引發了爭議，如果不包括，不符合《票據法》對“前手”所下的定義;如果包括，持票人對出票人的權利究竟是“二年”還是“六個月”需要明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十八條規定，上述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不包括對票據出票人的追索權。該條文應正確理解為：持票人對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持票人對出票人之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而對于出票人的追索權或者再追索權，仍應為《票據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所規定的“自票據到期日起二年”。不能把第十八條解讀為對于出票人的再追索權僅受清償之日限制，不受其他任何時間限制。因為票據的交易，貴在流通，比起其他商業活動，更注重迅速。錯誤的解讀違背了《票據法》對于票據權利較短時效的立法精神，會導致票據權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據權利。.夫妻之間的財產侵權不屬于商業三者險的賠償范圍

裁判要旨

商業三者險本質上是責任保險，即以對第三者承擔侵權責任為前提。夫妻雙方各自駕駛的車輛互撞發生交通事故的，夫妻分別為侵權人和受害人。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財產向另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構成債權債務混同。由于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被保險人基于責任保險要求保險公司賠償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為其名下的車輛A向被告乙保險公司投保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第三者商業責任險（以下簡稱“商業三者險”）。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第五條約定，“交強險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險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險機動車本車車上人員、被保險人”；交強險保險責任第八條約定，“被保險人在使用被保險機動車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商業三者險條款第四條約定，“本保險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險機動車發生意外事故的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險人以及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機動車本車上人員”；商業三者險保險責任第六條約定，“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財產的直接損失，對被保險人依法應支付的保險金額，保險人依照本保險合同的約定，對于超過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各分項賠償限額的部分給予賠償”。商業三者險責任免除第九條約定，“下列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和費用，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三）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所有、承租、使用、管理、運輸或代管的財產的損失”。

A車與B車的所有人均為甲某。2014年8月9日15時，在本市南北高架共和新路出口處，案外人甲某之妻丙某駕駛的A車追尾撞上原告甲某駕駛的B車，致車輛受損。經公安部門認定丙某負事故全部責任。2014年8月26日，B車維修完畢，維修費用為48,000元。乙保險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出具機動車保險損失計算書，載明修理費總金額為48,000元。

甲某與丙某系夫妻關系，雙方于2009年登記結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未約定夫妻分別財產制。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虹民五(商)初字第956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甲某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保險責任的成立必須以符合保險法規定和保險合同約定為前提，不違背責任保險的基本性質。本案中，原告主張的財產損失不屬于交強險、三者險的保險責任范疇，具體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依據交強險、商業三者險主張權利，應符合責任保險的本質。根據保險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責任保險是以被保險人依法對第三者應負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本質上是責任保險，即以需對第三者承擔侵權責任為前提。侵權責任系因民事主體自身的過錯侵害行為而對他人所應承擔的一種義務。侵權之債關系中存在兩個以上主體是應有之義。任何人不得對自己享有債權，向自己請求或履行債務亦毫無意義。當債權、債務同歸一人時，侵權之債歸于消滅。本案中，侵權人雖然為實際駕駛滬A車輛的案外人丙某，且存在獨立財產意義上的兩輛車和兩份保險合同關系，但從終局責任主體而言，債權、債務同歸一人，即丙某為債務人，甲某為債權人。基于雙方的夫妻身份和我國夫妻財產法定共有制，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從財產關系而言在法律上應視為一人，夫或妻一方以家庭共有財產向另一方履行給付，構成債權債務混同，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也因此消滅。因此，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不符合責任保險適用的前提，甲某無法基于責任保險主張理賠。

其次，甲某依據所投保的交強險、商業三者險主張合同權利，理應受合同條款的約束。交強險條款第五條、商業三者險條款第四條均開宗明義對保險合同的基本概念和其賠付對象，即“受害人”、“第三者”進行了定義，明確排除了“被保險人”本人。而本案中滬B車的損失恰恰系滬A車的被保險人甲某自己的財產損失，顯然不屬交強險和商業險的賠付范圍。上述條款規定系關于險種類型、保障責任范圍的統領性約定，保險人有權對其提供的保險服務范疇作出劃定，合同相對方自愿簽訂后理應予以遵照，投保人有義務對其所投保的險種和基本承保范圍進行了解和注意。如果將保險服務范疇的約定視為免責條款，則會打破保險險種的既有合理劃分也有違契約自由精神。此外，在商業三者險責任免除條款中對被保險人的財產損失亦予以明確排除。該免責條款系在上述賠付對象統領規定下的單列與細化，且乙保險公司已經以黑體加粗的形式予以特別提示，以示對被保險人財產不予賠付的進一步強調，結合合同類型和承保范圍基本約定，投保人應予注意且能夠理解，無需額外解釋說明。

綜上，法院認為無論是根據保險法的規定，還是依照交強險、商業三者險條款之約定，甲某均不符合責任保險的理賠條件與要求。甲某可通過訴爭車輛已投保的其他財產險實現損失填補目的，以適當途徑救濟權利。裁判意義

交強險和商業第三者責任險均屬于責任險范疇。責任險設立的初衷在于排除被保險人的責任，保護受害的第三者獲得有效的賠償，解決的是對外責任。本案侵權人與被保險人是夫妻關系，基于夫妻財產法定共有制，一共有人向另一共有人賠償沒有債權法上的意義。因此在無證據證明事故發生時夫妻雙方別產的情況下，從財產關系而言夫妻在法律上應視為一人，侵權人不符合責任險中第三者身份的定位。同時，在侵權關系中，因夫妻雙方債權債務混同，獨立意義上的侵權責任并不存在，侵權之債歸于消滅。既然作為前提基礎的侵權之債不存在，被保險人也就失去了行使責任險的基礎，自有財產的損失無法通過責任險進行理賠。此外，責任險關于險種類型、保障責任范圍的統領性約定，屬于保險公司對提供的保險服務范疇作出劃定，不同于免責條款。按照契約自由精神，投保人有義務對其所投保的險種和基本范疇進行了解和注意。合同相對方自愿簽訂后理應予以遵照，無需保險公司履行額外的解釋說明義務。當下，家庭擁有多輛車輛現象比較普遍，正確投保險種事關家庭財產能否有效分散風險。本案通過剖析責任險的本質，以“第三者所負侵權責任”為導向，明晰了該類險種項下保險賠付的機理，防范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同時強調車損險的重要性，在引導家庭通過投保正確的險種保護財產方面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第三篇：上海鐵路運輸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典型案例-上海高級人民法院

上海鐵路運輸法院 環境資源審判典型案例

一、傅世春、陳西全、顧建權等污染環境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底，被告人傅世春為牟取不法利益，在未獲得相關部門許可的情況下，與被告人陳西全、顧建權等7人合謀在傅世春實際控制的本市金山區某處約25000平方米的農業用地內傾倒、填埋混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雜物，期間由傅世春等人主要策劃安排，呂東彬、劉軍、周紅專、石建瓊等人共同參與。經環境部門評估，從上述涉案地塊內均檢出有毒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相關清理工程費近2500萬元。

（二）裁判結果

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認定，被告人傅世春、陳西全、顧建權等人違反國家規定，傾倒、處置有毒物質，共同嚴重污染環境且后果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污染環境罪。上述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共同謀劃，相互配合，對犯罪行為的完成起到關鍵作用，均系主犯。綜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法院以污染環境罪分別對被告人傅世春等七名被告人判處五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違法所得予以追繳。

（三）典型意義

該案系上海鐵路運輸法院集中管轄全市環資刑事案件以來涉案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一起案件。涉案七名被告人與另案處理的其他共犯相互配合，形成了一條隱蔽、完整的污染物非法處置產業鏈條，作案時間較長，造成環境損失近2500萬元，嚴重破壞了當地生態環境，后果特別嚴重。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至案發地法院巡回開庭審理該案，通過依法審判嚴厲打擊了此類偷倒污染物的黑色產業鏈條，起到普法宣傳和社會教育作用。

二、祁扣健偷排工業廢水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起，被告人祁扣健以上海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名義租賃本市寶山區富錦路某處廠房從事玻璃制品加工，祁扣健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明知公司未經環保部門審批且未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仍將清洗玻璃產生的含氟化銨和氫氟酸的廢水排入車間集水池，之后又通過私設的地面溝渠直排雨水井后流入河道。2016年12月，環保部門會同公安機關對該公司進行聯合調查，并對廠房廢液外排口、生產車間廢液地溝排放處分別取樣。經相關職能部門檢測該公司外排廢液的無機氟化物超過《國家危險廢物鑒別標準浸出毒性》規定的標準值，屬于危險廢物，同時環保部門認定，該公司的排污方式屬于以使用暗管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污。

（二）判決結果

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認定，被告人祁扣健違反國家規定，通過暗管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質，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綜合犯罪案情，對被告人祁扣健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并處罰金。

（三）典型意義

該案屬于典型的利用暗管逃避監管的污染環境案件。利用暗管、滲井、滲坑等方式進行污染物的排放往往具有隱蔽性，具有數量多、發現難、修復難的特點。打擊此類犯罪，在環保執法部門的積極查處之外，還需要廣大市民積極配合，提供線索，共同守護美好家園。

三、黃中剛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起，被告人黃中剛在本市普陀區靈石路某花鳥市場內經營寵物店，出售各類烏龜。期間被告人黃中剛為謀取利益，明知陸龜系保護動物，仍在店內售賣。2017年4月6日，公安機關接報后依法對該店鋪進行搜查，當場查獲店內待售的陸龜六只，并抓獲被告人。經鑒定，上述陸龜中四只系蘇卡達陸龜、兩只系紅腿陸龜，均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的物種，被核準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二）裁判結果

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認定，被告人黃中剛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其行為已構成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根據本案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對被告人黃中剛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繳獲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予以沒收。

（三）典型意義

該案系一起典型的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件。近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對于寵物的需求已經不僅限于貓狗，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也都被當做寵物進入交易市場中，市場需求導致捕獵、銷售野生動物等違法犯罪行為高發。而該案的特點正在于被告人為了迎合非法市場需求，在明知售賣的是國家保護動物的情況下，利欲熏心，鋌而走險，繼而觸犯刑法。保護野生動物、推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人有責，此類案件的處理告誡公眾，經營、飼養寵物，必須符合法律規定。

四、邵友勤非法狩獵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8月至10月，被告人邵友勤在本市崇明區陳家鎮某村，架設掛網捕捉野生鳥類。后經群眾舉報，公安機關將邵友勤抓獲，并從其居住地冰箱內查獲已死亡的鳥類160只。經鑒定，涉案鳥類中黃鹡鸰111只、珠頸斑鳩1只、虎 斑地鶇2只、理氏鷚5只、樹鷚5只、灰背鶇16只、鹀屬小型鳥類20只，除理氏鷚外其余被鑒定物種均被列入《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黃鹡鸰、虎斑地鶇、樹鷚、灰背鶇另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保護候鳥及其棲息環境的協定》，黃鹡鸰另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澳大利亞國政府保護候鳥及其棲息環境的協定》。

（二）裁判結果

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認定，被告人邵友勤違反狩獵法規，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進行狩獵，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狩獵罪。根據相關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判處被告人邵友勤有期徒刑八個月。

（三）典型意義

野生動物資源對于實現生態系統平衡和資源永續利用具有重要的價值。2017年上海市政府發布了《崇明世界級生態島發展“十三五”規劃》，力求以更高標準、更開闊視野、更高水平和質量推進崇明生態島的建設。該案被告人環境資源保護意識及法律觀念淡薄，私自架設捕鳥網群、非法狩獵，對此類犯罪的打擊，能促使人們進一步提高野生動物保護理念，助力上海生態環境建設。

五、肖臘生、張曙光非法處置廢油料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起，被告人肖臘生伙同張曙光在未取得行政部門許可的情況下，在寶山區陳廣路某廢棄廠房內無證開設經營廢機油回收加工點，裝卸、過濾、處理廢機油后轉賣牟利。2017年1月，公安機關對上述地址進行檢查時，當場查獲非法處置的廢機油50余噸。經環保部門對涉案廢機油及地面土壤取樣分析，認定涉案廢機油為《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所列危險廢物，廢物類別為HW08。經測試，該加工點地面土壤中石油烴TPH(C10-C40)濃度為290000mg/kg（檢出限值10mg/kg）。

（二）判決結果

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認定，被告人肖臘生、張曙光違反國家規定，共同非法處置危險廢物，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均已構成污染環境罪。判處被告人肖臘生有期徒刑六個月，張曙光拘役四個月，兩被告人均被并處罰金。

（三）典型意義

廢機油等有害廢棄物的處理必須取得相關經營許可資質，不起眼的小作坊往往隱藏著破壞生態的大隱患。保護環境，懲處環境違法行為，需要多方聯動，加強監管。

第四篇：典型刑事案例

銀行業典型刑事案例心得體會

近年來，隨著“三化三達標”創建、安全生產等工作的持續推進，全行內部控制水平不斷提升，員工合規意識不斷提高，刑事案件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同時也要看到，隨著社會治安形勢的變化，不法分子作案手段不斷翻新，針對基層營業機構、銀行客戶及銀行自助設備的詐搶劫、盜竊、詐騙等刑事案件仍時有發生，全行案件防控和安全生產面臨的形勢仍十分嚴峻。為進一步加強基層營業機構安全管理水平，教育全行員工認清形勢，切實克服麻痹僥幸思想，有效防范案件的發生，2015年2月9日至3月20日，省分行決定在全行范圍內開展典型刑事案例學習教育活動。

本次活動旨在通過銀行典型刑事案例學習教育活動，將案件防范及處置與本職崗位安全保衛職責緊密結合，開展“查自身、擺位置、談體會”等活動方式，掌握不法分子作案手段和案件特點，分析案件暴露的問題，增強員工安全防范意識，提升一線員工處置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完善應急預案，開展針對性學習和演練，保障全行安全運營。

主要案例包括：廊坊文安左各莊商業銀行不法分子持大錘搶劫案件，上海浦東北蔡支行成功處置劫持人質搶劫銀行案件，保定淶源支行百泉分理處堵截持槍搶劫案件，廊坊分行視頻監控中心與大城支行成功堵截不法分子持偽卡盜取客戶資金案件，工商銀行上海浦東支行自助設備監守自盜案件。

典型案例分析：

通過上述案例我們可以認識到銀行業這個高風險行業在這起案件中有幾點啟示：

一是健全和完善金融機構特別是基層營業網點防搶劫、防盜竊等各類預案，加強演練，提高員工處置突發事件能力是關鍵。

二是強化一線員工安全教育，業務發展和安全保衛同安排、同布置、同落實一刻也不能放松。

三是大額現金及時入柜，現金區配備日間柜，嚴格鎖閉和密碼管理，是避免不法分子作案得逞的關鍵。

四是配齊配足網點保安，為保安配備必要反恐防暴裝備，是避免搶劫案件發生的有效手段。分析：在這起案件中，所有人員沉著冷靜，按照預案靈活處置：保安配備到位，及時疏散客戶，保安和保潔人員全力阻擊；柜員及時報警，穩住歹徒；客戶見義勇為。案件的成功處置說明了銀行應急預案到位、防暴演練到位、保安管理到位、安防設施到位、警銀協作到位。

分析：一是支行“平安農行”創建工作扎實，員工防范意識較強。2014年以來，該行始終把“平安農行”建設作為一項基礎性的工作常抓不懈，積極落實各項案防措施，及時組織員工學習，通報各種案件。特別是昆明火車站廣場發生蒙面暴徒砍人事件以后，支行加大了防范和處置恐怖襲擊及暴力侵害事件工作力度，制定了切實可行的“防范和處置措施”應急預案。認真組織員工開展對突發事件應急知識的學習和應急預案的演練，提升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二是網點保安責任心強正確履職。2014年以來，支行與保安公司召開聯席會議2次，開展保安業務技能培訓2次。對保安的履職、突發事件處置、站姿、文明用語等進行了規范。要求保安提高警惕，保持高度的責任心，按規定履職，正是得益于日常教育、演練到位，面臨歹徒持槍行兇搶劫的時候，才能做到臨危不懼，果斷處置。三是應急機制運作高效，日常演練到位。淶源支行百泉分理處員工按要求做好日常應急演練，熟知應急職責。遇到歹徒持槍搶劫，才能按照預案要求行動和報警。同時，支行應急小分隊組織健全，日常管理到位，從而迅速集結趕到現場，發揮了應急機制的作用。

分析：一是該案件系團伙作案，具有流竄性。二是作案時間選擇在凌晨等客戶較少時段使用偽造克隆卡盜取客戶資金，手段隱蔽，作案時間段，防控難度大。三是不法分子作案時頭戴帽子、臉遮口罩，具備較強反偵察意識。四是不法分子手持克隆卡，均為白色卡片，從出鈔口攝像機可進行清晰辨認。案件能夠成功堵截，得益于廊坊市分行視頻監控中心認真值守，警惕性高；縣支行應急處置分隊機構健全，演練到位，反映迅速，措施得當。

分析：上述案件暴露出，一是銀行內部管理存在漏洞，銀行加鈔員能夠同時掌握ATM鈔箱密碼和鑰匙，導致內部人員作案得手。二是銀行業務外包后相關安全管理存在隱患，區域報警系統撤防密碼和鈔箱門密碼外泄，鈔箱門上的機械鎖和密碼鎖經常處于開啟狀態，區域報警服務公司不能及時發現布、撤防的異常情況。三是保安押運公司對保安員的招聘和管理存在漏洞，規章制度和安全管理等相關操作流程執行不到位，監督機制落實不到位，對保安員思想動態、社會交往等可能影響押運安全的動態情況不掌握。四是銀行金融機構對金融業務外包企業的工作流程、操作規范等監督考核管理缺失，缺乏安全責任意識。

銀行是經營風險的企業，始終在風險博弈中求生存、求發展。但風險無處不在，幾年來，國內外銀行業因操作風險導致重大資金損失的案件頗多，嚴重威脅銀行和客戶資金安全，這些案件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銀行內控不健全，執行不到位，缺乏應有的行為制約機制。因此，采取相應措施，從源頭上加強預防，是

一、對策

在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和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基層機構案件瀕發的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這些案件的發生，不僅給國有商業銀行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給其社會形象帶來了不利影響。如何通過剖析案件成因，從源頭上防范銀行案件的發生，是各級銀行機構都應該思考的問題。通過對《代價》警示教育案例的學習，結合自己在銀行多年工作的體會，在案件的防范對策方面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端正經營理念，促進銀行業務穩健、快速發展。以價值最大化為經營目標，是國有商業銀行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早已明確了的經營指導思想。銀行各級經營管理者在實際工作中要堅決拋棄只求規模、不講質量、不惜成本抓存款的短期行為，始終把握正確的經營理[“文 秘 港”還有更多精彩文章等著您！]念。

（二）加強內部管理，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管理機制。商業銀行應根據銀行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和綜合經營計劃，建立和完善以經濟增加值為核心、權責利相結合的績效評價和考核機制。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強化全行員工的風險意識，構筑內部稽核、委派會計主管、業務檢查、風險管理、審計監督等多層次的風險抵御防線，形成監督合力。強化和落實各級分支行經營管理責任，推行問責制，加大責任追究力度，尤其對案件頻發的機構負責人要實行引咎辭職制度。

（三）以人為本，構建和諧團隊，加強員工隊伍建設。銀行機構要把每一位員工都當作主人和價值創造者，建立公正、公開、公平的薪酬、晉升等激勵辦法，為員工搭建穩定的、通暢的發展空間。弘揚企業文化，培養員工的敬業精神、進取精神，提升員工對銀行的忠誠度和貢獻度。同時，經常對員工開展警示教育，定期進行員工排查，及時掌握員工的思想和行為動態，將案件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

（四）強化合規經營、合規操作意識，培育合規文化。不斷強化經營管理者和員工的合規經營、合規操作意識，做到人人主動合規，事事處處合規，逐步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合規文化。

警示教育對防范案件風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進行警示教育，應該注重引導員工思考人生目的、人生價值、人生態度等問題，對照案例校正人生坐標，增強自律意識。在教育中陳述反面典型的犯罪過程，則應盡可能避免提及犯罪技巧和躲避檢查伎倆，以免被居心叵測之人仿效借鑒。同時，要多挖掘犯罪根源，少展現個性細節。盡管犯罪形形色色，種類多樣，但走上違法道路，都有其共性所在。應該從紛繁的犯罪個案中抽象出共性的東西來教育人，在提及違紀犯罪實例時要對內容和具體細節把關。通過對違紀犯罪現象的理性分析，讓員工明白一個道理：人的墮落，并非偶然，都有一個不知不覺從小變大的漸進過程，都因循從小惡到大惡，最終走向身敗名裂的軌跡，如果不拘小惡，忽微常積，明天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從而讓員工真正得到警示

讀《代價》感想

讀完《代價》一書，思緒萬千，心情非常沉重，一樁樁一件件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活生生的案例使人喘不過氣來，真是痛心疾首，既有對他們所犯罪行給國家財產和建行聲譽造成巨大危害的痛恨，也有對他們缺泛法律知識、追求金錢享受、斷送美好前程而惋惜。這本書通過透視活生生的案例來敲響我們的警鐘，解讀《中國建設銀行警示教育案例》我們發現從福建省福州市城北支行林妮娜挪用公款案到山西太原市萬柏林支行邵進民詐騙案,從甘肅省蘭州市鐵路支行的連環騙貸案到湖南省常德市安鄉支行朱衛挪用公款案。在這些內外勾結、相互串通且重蹈覆轍、駭人聽聞的大案、要案中，讓我們看到了銀行暴露出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也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警示。

一、必須加強各級的防范責任。在這些案件中，內部人員與社會不法分子協同作案之所以得逞，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作案者能違反制度，逆程序操作。一些責[“文 秘 港”還有更多精彩文章等著您！]任不明、責任意識差、礙于情面的員工，任憑作案者依仗“業務熟、環境熟、人熟”，且占有“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乘虛而入，不管不問不糾，故此隱患不斷，導致案件頻生。因此，如何強化各級的防范責任、真正杜絕各類風險，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必須實施嚴密細致的防范教育，教育員工誠信做人，認真貫徹落實各種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也是做好防范工作的根本所在和重要前提。對此要針對員工的思想實際，有針對性地抓好員工的防范教育，要像抓經營工作一樣教育員工增強防范意識。在教育中，既要進行政治、法制、規章制度教育，又要進行職業道德、思想品德、家庭美德教育，既要進行防范形勢教育，又要進行預案演練和警示教育，既要克服形式主義，又要注重教育的實效，只有這樣，才能使員工在各種條件下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必須強化嚴密的監督制約機制。各項規章制度的落實既不能停留在書本上、墻壁上，也不能停止于業務考核上，應當貫徹到每個干部員工頭腦中去。三條防線的監督制約必須完善，科學嚴密的業務操作規程必須制訂，自律監管體系必須有效建立。因為監督一動真格，作案者的犯罪事實就會暴露無遺。否則，監督流于形式而走過場，或者是被動地走了過場，監督者自覺不自覺地就成為影響或推遲作案者真相暴露的一種庇護傘了。所以，實施上下共管、全員齊抓、崗位制約機制，構成“點、線、面”三種方式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的安全防范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面對當前改革與發展的實際，要不斷地拓寬和暢通信息渠道，各級領導應經常撲下身子，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從關心愛護員工的角度出發，及時了解群情，發現問題，并及時溝通解決。結合作案分子作案的手法、犯罪的特點，制訂出臺與銀行實際相配套、相適應的信息反饋制度，克服案件防范的盲區和誤區，從而將案件杜絕在萌芽狀態。

俗話說：覆水難收。員工應在做每一筆業務是要控制好風險，要以清醒的頭腦面對。一失足成古恨，不要輕易以身試法，否則監獄的大門將為你敞開；而領導要當好優秀的“領頭羊”，要真正實現領導的管理價值。領導與員工要從各方面自我提升，科學技術不斷提高。雙管齊下，那么所謂的“代價”將會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第五篇：四川法院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法院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時值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實施一周年之際，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以促進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進一步了解新修行政訴訟法，提高全民的法治觀念，增強對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是對行政機關的善意提示，以促進行政機關進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行政糾紛的發生，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一、四川省川糧米業股份有限公司訴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川糧米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川糧米業)以4050元／噸的價格從東海縣平明鎮匯盟米業有限公司購進120噸蘇北香米。2014年5月26日，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德陽市食藥監局）對川糧米業進行監督檢查時，發現川糧米業在未辦理食品流通許可證的情況下，于 2013年4月22日將其中的30噸蘇北香米以3860元／噸的價格直接銷售給了昌良公司，銷售的貨值金額為115800元。2014年11月18日，德陽市食藥監局作出（德）食行罰[2014]1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川糧米業未經許可從事食品流通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對其處以貨值金額1.5倍，即人民幣173700元的罰款。川糧米業不服，向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維持了被訴行政處罰決定。川糧米業不服上訴，四川省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是川糧米業是否未經加工直接銷售蘇北香米。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首先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本案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的行政處罰認定川糧米業銷售未經加工的蘇北香米，所提供的證據中，僅憑川糧米業的業務人員在發貨明細表上手寫的“蘇北香米直接銷售30噸，加工銷售58噸”和川糧米業的情況說明中“蘇北香米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購入作原糧使用，由于銷售疲軟未能如期加工銷售完”的內容作出。但該情況說明也載明“購入作原糧使用”，而未對川糧米業相關人員調查，也未對購買方重慶昌良公司核實蘇北香米的生產廠家、包裝袋等主要事實進行調查。在德陽市食藥監局聽證時，川糧米業提出銷售的蘇北香米經過加工、倉儲、生產，德陽市食藥監局對此也未予調查核實，德陽市食藥監局認定直接銷售無充分證據。而川糧米業的內部調撥移庫單載明30噸蘇北香米是4月19日出庫，同月22日發給重慶昌良公司，與川糧米業陳述的加工生產程序和購入作原糧使用一致，也與川糧米業所提供的重慶南岸區公證處的公證書所載明的該批蘇北香米的生產商是川糧米業的詢問筆錄和包裝袋照片的證據相互印證。大米的生產、加工程序，生產廠家和原產地是否可以不一致，是否允許翻袋、除塵、拋光等事實，德陽市食藥監局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在訴訟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申請二審法院對本案相關證據進行調查取證，更進一步印證作出行政處罰時，德陽市食藥監局的證據不夠充分。故德陽市食藥監局作出行政處罰的主要證據不足。四川省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

（二）項、第七十條

（一）項的規定，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

一、撤銷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法院（2015）旌行初字第18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德）食行罰[2014]16號行政處罰決定。

（三）典型意義食品藥品安全與人民群眾的健康緊密相關，依法應當嚴格監督管理，對于食品藥品領域的違法行為應當嚴厲查處。但是監督管理應當依法進行，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應當認定案件事實并有相應的證據證明。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需審查被訴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事實是否屬實，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判斷主要證據是否充足，需結合司法實踐和行政管理實際情況來具體判斷，要達到清楚且具有說服力的程度。本案涉及對當事人權益影響較大的處罰，應遵循更嚴格的證明標準。本案中，德陽市食藥監局對有無經過加工生產的事實未進行調查，不能形成完整鎖鏈，不能排除川糧米業提供證據證明蘇北香米系其加工生產的事實。訴訟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申請二審法院對本案相關證據進行調查取證，更進一步印證作出行政處罰時證據不夠充分。行政處罰決定主要證據不足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

（一）項之規定予以撤銷。人民法院經合法性審查后判決行政機關敗訴，能夠倒逼行政機關強化依法行政意識，改進履行職權的薄弱環節。本案典型意義在于起到了鏡鑒之效，要求行政機關規范執法行為，尤其要強化證據意識。

二、熊濛濛訴雙流縣規劃建設局、雙流縣房產管理局、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規劃行政強制案

（一）基本案情熊濛濛于2012年開始在其位于雙流縣勝利鎮牧馬山易城的房屋上進行違章搭建，雙流縣規劃建設局（以下簡稱雙流規劃局）從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多次向其發送《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設決定書》、《強制拆除違法建設決定書》、《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設公告》等文書，并予公告和催告。逾期后熊濛濛并未將違法建設拆除完畢。雙流規劃局遂組織四川省世紀名流建筑拆遷有限公司對熊濛濛的房屋搭建部分實施強制拆除。雙流縣房產管理局、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均派員在場。拆除行為致使房屋主體部分受損。經鑒定結論為，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行為時因拆除方法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術規范》（JGJ147-2004）第4.1.3條規定，造成房屋當前程度損害，其產生的結構性損害現象，均能進行修復，該損害與熊濛濛的搭建行為無直接因果關系。

（二）裁判結果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熊濛濛修建的構（建）筑物位于雙流縣，雙流規劃局具有對其作出強制拆除違法建設決定和依法實施強制拆除的法定職權。熊濛濛的房屋存在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進行建設的事實。雙流規劃局在告知、公告和催告之后決定強制拆除違法建設的程序合法。但強制拆除行為的實施，既要保證行政管理目標的實現，又要兼顧相對人的權益，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相對人遭受最小的侵害。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行為時因拆除方法不符合拆除安全技術規范的規定，且這種拆除方法是造成房屋損害的原因。故雙流規劃局實施的強制拆除行為不必要地增加了熊濛濛的損失，給熊濛濛造成了過度的不利影響，屬于明顯不當。遂判決：

一、確認雙流規劃局于2013年12月13日對雙流縣勝利鎮牧馬山易城41棟房屋實施的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駁回熊濛濛對雙流縣房產管理局的訴訟請求；

三、駁回熊濛濛對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的訴訟請求。熊濛濛不服，提起上訴。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熊濛濛違法建設事實成立，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之前，已經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了告知、責令自行拆除、催告、公告等行為。但雙流規劃局在實施拆除時方法不當而造成熊濛濛房屋損害，該行政強制行為顯然不當，鑒于該行為不具有可撤銷內容，故一審判決確認該行為違法并無不當。另外，本案中并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雙流房管局和被上訴人勝利鎮政府共同實施了強制拆除行為，故熊濛濛起訴要求確認以上二行政機關實施強制拆除行為違法的訴訟請求亦不能成立，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時應當遵循最小侵害原則，秉承最低限度主義。對違法的建筑物、構筑物，既要依法拆除，又要在拆除過程中注重保障相對人合法權益，避免造成損失擴大的情形。換言之，強制拆除行為的實施，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相對人遭受最小的侵害。本案中因行政機關實施強制拆除時未嚴格按照安全技術規范的要求，確定科學、合理的拆除方法，其后果自然是對相對人房屋合法部分帶來財產性損失，給其造成過度的不利影響，屬于明顯不當。因此，人民法院對該行為給出了否定評價，旨在提示行政機關應當以人為本地文明執法、科學執法。三、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訴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確認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1月25日，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虎公司）與成都心意誠科技產業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心意誠公司）簽訂《保安服務合同書》，為心意誠公司提供保安服務。合同書約定，天虎公司派駐心意誠公司保安人員的工作范圍為：

1、科創中心、展業大廈、華西項目、青教項目的安全防范工作、所有進出通道門衛工作、周邊及停車場的安全保衛工作；

2、保安人員未經雙方許可，不可參與甲方任何收費工作及未約定事宜。同時約定，心意誠公司不能安排保安人員去做與保安工作職責無關的工作，違反約定造成損失由心意誠公司承擔全部責任。2014年2月1日，陳煒仁與天虎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成為該公司職工，并被派遣到心意誠公司從事安保服務工作。2014年4月9日9時40分左右，陳煒仁在為心意誠公司取送郵件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成都市人社局）認為陳煒仁受到的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之規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15-265號認定工傷決定，認定陳煒仁所受傷害屬于工傷。天虎公司不服該工傷認定，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工傷認定的主體在勞動者與其存在勞動關系的用人單位之間。勞務派遣工和實際用工企業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本案中天虎公司與陳煒仁簽訂了《勞動合同》將工作內容約定為“服務”，對“服務”的具體工作內容未作約定。之后天虎公司將陳煒仁派遣至實際用工單位心意誠公司工作，心意誠公司的《門崗、巡邏崗工作安排》第一項“門崗工作安排”，其中第七條已經明確規定門崗工作包括“負責信件收發，并做好記錄”。陳煒仁需要遵守用工企業的規章制度并為其提供勞動，工作期間進行的郵件收發工作系接受心意誠公司安排進行勞動，該工作內容不能認為已經超出了陳煒仁與天虎公司約定的工作范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相關法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約定和國家規定，向勞動者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陳煒仁從事保安工作，在天虎公司處領取勞動報酬，從未在心意誠公司處因從事郵件收發工作領取額外的報酬，不應當認定陳煒仁與心意誠公司之間就此建立了事實勞動關系。勞務派遣中認定工傷僅是為保障職工權益而確定工傷保險責任主體，并非勞務派遣這一復雜三方關系的最終權利義務歸責，認定勞動者與實際用工企業不建立新的事實勞動關系并不影響實質公平正義的實現。勞務派遣單位與實際用工企業之間存在“勞務租賃關系”，雙方對各自權利義務均有約定。本案中，天虎公司如認為心意誠公司違反合同約定，亦可根據合同約定或法律規定，向合同相對方主張權利。同樣天虎公司與心意誠公司之間的約定并不影響成都市人社局在本案中對工傷認定的作出。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二）項的規定，判決：

一、撤銷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法院（2015）龍泉行初字第177號行政判決書；

二、駁回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三）典型意義勞務派遣作為一種新型的用工關系，與之相應工傷認定中也存在一些新的變化。行政機關應當從立法本意出發，通過對勞務派遣關系中三方法律關系的判斷，結合個案的具體情況，作出工傷認定。建立工傷保險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工傷職工的救治權與經濟補償權。職工在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以后，首要權利在于得到及時、有效的搶救，故工傷認定應當盡快確定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主體，使職工在遭受事故傷害之后所需費用得到足額保障。本案中相關證據不能充分證明陳煒仁與實際用工單位心意誠公司存在新的事實勞動關系。為此成都市人社局為了保障職工盡快獲得救助與補償而依法作出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應予以支持。

四、陳啟明等13人訴峨眉山市交通運輸局交通行政行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3日，峨眉山市城市客運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峨眉客管辦，訴訟時其包括出租汽車客運在內的道路運輸經營管理職權由峨眉山市交通運輸局承繼，故由后者作被告）作出峨客管[2014]3號《峨眉山市城市客運管理辦公室關于到期出租車經營權重新配置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在其第一部分實施內容中的第五項經營模式部分規定：出租車收費項目及標準實行半承包模式經營。即由現有車輛實際經營者與公司簽訂承包合同，由承包經營者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行承擔安全和經營風險。根據公司的管理成本及承擔的連帶責任，承包費（管理費）1000元/月·車，并按每年5%遞增，經營期內最高不得超過1200元∕/月·車，經營收入全部歸承包經營者所有，但涉及車輛入戶、維修、油耗、年檢審、保險、稅收以及駕駛員工資福利等與車輛和經營相關的費用由承包經營者承擔。作為出租車實際經營者的陳啟明等13人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撤銷《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的內容。峨眉交通局認為該《通知》是行政指導行為，沒有行政強制力和實際拘束力，因此不具有可訴性。

（二）裁判結果樂山市市中區人民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管理過程中，所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導、咨詢、建議、訓導等性質的行為。當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選擇實施行政指導行為，違反行政指導行為不會給行政管理相對人帶來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明確、具體規定了實行半承包模式經營、承包費（管理費）等內容。從文義上理解，該內容沒有任何示范、倡導、咨詢、建議、訓導等指導性含義。同時，作為出租車實際經營者陳啟明等人也實際按照該部分規定的半承包模式經營、交納承包費（管理費），如果不按照該部分規定執行，陳啟明等人是不能正常承包經營的。因此，對峨眉交通局認為《通知》的經營模式部分屬于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的主張不予支持，且其沒有提交《通知》中關于經營模式部分符合法律、法規、規章等規定的依據。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2目的規定，判決：撤銷《通知》第一部分實施內容中的第五項經營模式部分。一審宣判后，當事人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行政指導行為不具有當事人必須履行的法律效果，行政管理相對人可以選擇按行政指導行為去做，也可以選擇不按行政指導行為去做，違反行政指導行為不會給行政管理相對人帶來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機關在實踐中也存在分不清“指導”與“強制”的區別，以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之名過度干預市場經濟的情況。本案中，峨眉客管辦在《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要求經營者與出租車公司采取半承包模式簽訂承包合同，并規定了具體的承包費（管理費），原告也按照《通知》的規定向第三人繳納了承包費（管理費）。《通知》的該部分內容實際已經不僅僅是“倡導性、示范性”的規定，而是影響到本該由作為市場主體的經營者與出租車公司通過合同自主決定經營模式與承包費的自由，已不屬于“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因此并非不可訴。且其亦沒有事實與法律上的依據，依法應予撤銷。

五、陳勇訴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道路交通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7月23日8時許，陳勇在瀘州市江陽區刺園路一段駕駛無號牌通勝牌電動三輪車時，被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以下簡稱瀘州交警支隊）執勤民警攔下檢查。經查，該車未辦理行駛證，陳勇也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2014年7月24日，瀘州交警支隊委托四川菲斯特司法鑒定所對陳勇駕駛的通勝牌電動車的屬性進行鑒定。經鑒定機構檢測，該電動三輪車為摩托車類的正三輪輕便摩托車。瀘州交警支隊于2014年8月2日對陳勇進行處罰前告知，告知擬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陳勇明確表示暫不提出陳述和申辯。同日，瀘州交警支隊對陳勇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機動車的違法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決定給予陳勇罰款壹仟元的行政處罰。陳勇在處罰當日繳納了罰款壹仟元。后陳勇認為其駕駛的電動三輪車不屬于機動車，瀘州交警支隊對其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為此提起訴訟，請求撤銷瀘州交警支隊的行政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瀘州交警支隊作為瀘州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部門，具有在本行政區域內對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行為作出相應行政處罰的法定職權。本案中，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為動力裝置驅動的車輛，不具有非機動車的種類屬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關于“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的定義以及國家標準，瀘州交警支隊對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屬于機動車的認定正確。2014年11月，一審法院依據修改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對瀘州交警支隊就陳勇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違法駕駛機動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這一具體行政行為予以維持。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中的鑒定機構具有司法鑒定許可證，鑒定業務范圍包括機動車技術性能鑒定，其作出的鑒定意見可以采信。故陳勇主張其駕駛的電動三輪車屬非機動車，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同時，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處罰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行政行為，陳勇以行政強制措施違法為由，主張行政處罰行為違法，該主張不能成立。故2015年3月，二審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本案中，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是否屬于機動車是瀘州交警支隊進行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的前提條件。鑒定機構在其業務范圍內出具的鑒定意見是人民法院作出認定的重要依據。對于作為證據的鑒定意見，特別是涉及科學技術的鑒定意見，人民法院通常進行程序性審查。《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對于何為機動車有規定，但在具體的審理過程中，對于特定的事物內涵及外延是否在法律定義范疇內，需要相應的專家、權威機構進行確定。對于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采納的具有法定資格的鑒定機構依據法定程序作出的鑒定意見，若另一方訴訟當事人未提出充分證據證明有鑒定人不具備鑒定資格、程序嚴重違法、結論錯誤、不明確或者內容不完整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采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據行政訴訟證據規則最終認定了電動三輪車屬于機動車。

六、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訴平昌縣規劃管理局行政不作為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5日，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經濟和商務委員會申請擬在平昌縣南河子高速互通出入口引道側新建加油站一座。平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平昌縣規劃和建設局、平昌縣國土資源局、平昌縣公安消防大隊、平昌縣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平昌縣經濟和商務委員會先后在加油站建設申請登記表上簽字同意上報并蓋章。經平昌縣經濟和信息化局（平昌縣原經濟和商務委員會）上報，四川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復函同意巴中石化公司在辦理相關批準證書及驗收合格文件，取得相關合法手續可開工建設。因擬建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所處位置互通立交未按期建成，2013年10月21日，四川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同意延長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建設期限一年。2014年6月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平昌縣原規劃和建設局）遞交《關于再次要求辦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設項目選址意見書的函》，2014年8月2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人民政府書面請求協調解決加油站規劃選址問題，平昌縣人民政府辦公室于2014年9月3日將該書面材料及縣領導批示轉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傳閱。2014年10月11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遞交《關于再次要求辦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設項目選址并出具規劃條件的函》，平昌縣規劃管理局未對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請進行書面回復和處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補充提供相關材料。2014年10月20日，巴中石化公司以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城市規劃行政許可不作為為由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通江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巴中石化公司申請擬在平昌縣高速公路出口南河子修建加油站項目，已向相關部門申請立項并獲初步審批，平昌縣規劃管理局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平昌縣轄區內的城鄉規劃和審批，規劃和審批南河子加油站項目與巴中石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巴中石化公司依法應具有訴訟的主體資格。巴中石化公司在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遞交規劃許可申請后，申請程序是否合法、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備、申請的規劃許可事項是否在平昌縣規劃管理局的職責范圍內，是否應當準許應當依法在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之日起二十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并予以書面回復，二十日不能作出決定的，可依法延長十日，但平昌縣規劃管理局至今未對巴中石化公司申請的規劃許可事項作出處理，應屬于行政不作為，現巴中石化公司要求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其申請的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項目履行規劃職責的主張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予以支持。通江縣人民法院判決：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在判決生效后二十日內對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申請的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項目履行建設規劃法定職責。平昌縣規劃管理局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在上訴期間，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違法行為作出了糾正，經四川省巴中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法定職責必須為。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符合條件的申請，行政機關依法應該實施某種行為或履行某種法定職責，而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卻拒絕作為也是違法行為。個別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怠政”、“懶政”現象，會損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四十二條規定“除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外，行政機關應當自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二十日內不能作出決定的，經本行政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十日，并應當將延長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請人”。本案中，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請在法定期限內，既未作出任何書面回復和處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補正材料，構成行政不作為。實踐中，不少行政相對人在向行政機關多次提出請求，甚至投訴舉報無果后，才選擇通過訴訟方式尋求救濟，致使矛盾不斷激化，“官民”關系緊張。到了訴訟中，多數行政機關能發現行政行為存在的問題，并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使行政糾紛得到實質解決。在相對人不撤訴的情況下，行政機關依然要承擔敗訴后果。

七、歐良海訴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強制案

（一）基本案情2008年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405號《關于瀘州市江陽區2008年第四批鄉鎮建設用地的批復》，同意將歐良海原所在的集體土地征收為國家所有。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政府履行實施程序。歐良海房屋在上述被征收集體土地范圍內，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在對其依法進行了補償并簽訂了貨幣還房及購買定向限價商品房協議后，于2012年6月20日對其房屋實施強制拆除。歐良海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確認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強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一審法院認為，歐良海作為被拆房屋的權利人，有訴訟主體資格。本案系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產生的爭議，不應適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規定。被告關于代為倒房的主張，因未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法院不予支持。我國相關法律未設定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的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無權對被征地房屋實施強制拆除。被告不是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具有組織實施集體土地征收相關行為的行政職權，其強制拆除歐良海房屋的行為超越職權。一審法院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確認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強制拆除歐良海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上訴后，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法無授權即違法”。行政機關在履行行政職責的過程中，必須在法律、法規授權的范圍內審慎地行使行政權。行政執法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所作出的行政行為，超越了法律、法規規定的權限范圍，或者實施了根本無權實施的行政行為，必然是違法行政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十三條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由法律設定。法律沒有規定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本案中，雖然行政相對人房屋占用的集體土地被依法征收，并進行了補償，簽訂了貨幣還房及購買定向限價商品房協議，從實體上看行政機關拆除其房屋并未侵害其合法權益。但行政機關在并無強制執行權的情況下，強制行政相對人遷出房屋并將房屋拆除，系超越職權的行為。鑒于其房屋已經被拆除，撤銷并無意義，故確認違法。

八、曾仲林訴會理縣果元鄉南郊村民委員會其他行政行為案

（一）基本案情曾仲林系會理縣果元鄉南郊村東山組居民。2013年5月，曾仲林曾向鄉、村、組申請對自家土坯房進行原拆原建。在相關建房手續尚未辦理完畢之前，曾仲林便開始動工修建。因相鄰權人顧XX認為原告修建房屋時損壞了雙方共同的基礎，雙方由此產生糾紛。該糾紛經鄉村協調未果。后曾仲林在完善相關建房手續時，因相關申請表格的更換，需要相關部門另行簽署意見重新審批。2015年4月，曾仲林再次要求南郊村委會簽署意見，該村委會以無四鄰簽字為由拒絕簽署意見，并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在你沒處理好同顧XX矛盾糾紛，得到四鄰簽字之前，暫時不予你申請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許可簽字蓋章”的決定。曾仲林不服，向四川省會理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決定。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會理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村民委員會在一定范圍內具有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具有一定的公共權力，在一定范圍內具有行政訴訟被告地位。《四川省城鄉規劃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在鄉、村規劃區內使用原有宅基地進行農村村民住宅建設的，申請人應當持原有宅基地批準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證明、戶籍證明、住宅建設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通用設計圖、村民委員會書面意見等材料向鎮、鄉人民政府提出申請，由鎮、鄉人民政府依據鄉、村規劃審批，核發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據此，村民委員會對本村內使用原有宅基地進行農村村民住宅建設具有行政管理的職能，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實施相應行政行為。因此，南郊村委會是本案適格被告。南郊村委會沒有在舉證時限內向一審法院提交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應當視為該行政行為沒有相應證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判決：撤銷南郊村委會于2015年5月27日向曾仲林作出的“在你沒處理好同顧XX矛盾糾紛，得到四鄰簽字之前，暫時不予你申請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許可簽字蓋章”的決定。南郊村委會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引導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村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成員作出的決定侵害村民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撤銷，責任人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村民委員會雖然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但因法律、法規賦予其在一定范圍內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依法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可以成為行政訴訟中的被告。本案被告沒有在舉證時限內向一審法院提交作出該行政決定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應當承擔敗訴的責任。

九、劉強宗訴四川省民政廳傷殘等級行政批復案

（一）基本案情

劉強宗原系軍人。1964年6月5日，劉強宗在訓練超越障礙時，致脛腓骨骨折，被評定為七級傷殘（原三等甲級）。劉強宗退伍后被安排在南部縣大坪鎮供銷社工作。2010年8月，劉強宗向南部縣民政局申請調整殘疾等級。8月6日，南充市中心醫院經診斷，認定劉強宗的右脛腓骨陳舊性骨折（畸形愈合），右膝關節功能障礙伸展活動受限。根據民政部民發〔2006〕110號《軍人殘疾等級評定標準（試行）》第六條第十九款之規定，該院建議評定等級為六級。2010年9月7日，南部縣民政局核定的申報等級為六級。9月8日，南充市民政局復核等級為六級。后南充市民政局報四川省民政廳審批。2011年3月22日，四川省醫學會省級醫療專家小組重新作出鑒定，診斷為：右脛骨向前成角畸形>15，右膝退變較左膝明顯。根據《軍人殘疾等級評定標準（試行）》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款之規定，建議評定八級殘疾。經審核，四川省民政廳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354號批復，認定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為八級。劉強宗認為該廳自行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到八級的行為違法，遂提起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四川省民政廳作出的354號批復。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現役軍人被評定殘疾等級后，在服現役期間或者退出現役后殘疾情況發生嚴重惡化，原定殘疾等級與殘疾情況明顯不符，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關系人）申請調整殘疾等級的，可以重新評定殘疾等級。”本案中，省民政廳提供的證據能證明劉強宗因認為其殘疾病情惡化，申請民政部門對其殘疾等級進行調整的事實。《傷殘撫恤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對公示的意見進行審核，在《評定、調整傷殘等級審批表》上簽署審批意見，加蓋印章。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辦理傷殘人員證（調整等級的，在證件變更欄處填寫新等級），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傷殘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發給申請人。對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填寫《不予評定、調整傷殘等級決定書》，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殘疾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和申請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退還申請人。”本案中，南充市民政局向四川省民政廳報送的申報表內容是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到六級。省民政廳認為該申請不符合條件，并未填寫《不予評定、調整傷殘等級決定書》，并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殘疾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和申請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退還申請人，而是逕行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調整到八級，該行為不符合上述規定，本案民政廳的具體行政行為無法律依據。該院遂于2014年12月5日，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2目的規定，判決撤銷四川省民政廳作出的川民函〔2011〕354號批復中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為八級的具體行政行為，并責令四川省民政廳在60日內對劉強宗的調殘申請重新作出處理。四川省民政廳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程序中申請撤回上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上訴。

（三）典型意義依法行政的基本含義是指行政主體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為，不得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對行政管理相對人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對行政主體而言，“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這是法治社會應當普遍適用的原則。該案例涉及民政部門在傷殘者申請將傷殘等級調整為較高等級時，是否可以逕行將其傷殘等級調整為更低等級的問題。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規范依據，不能在法外行政。根據《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的規定，劉強宗在被評定殘疾等級后，因認為殘疾情況發生嚴重惡化，可以申請重新評定為更高的殘疾等級。《傷殘撫恤管理辦法》亦規定，對申請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作出相應處理后，將相關材料逐級退還申請人。這說明，民政部門在認為當事人的申請不符合條件時，并沒有逕行降低申請人殘疾等級的權力。本案中，民政部門的做法不僅有違正當程序原則，更因為沒有法律規范的支撐而對申請人的信賴利益造成了侵犯。

十、徐剛訴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政府不履行出庭應訴義務案

（一）基本案情徐剛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稱：之前，徐剛因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拆除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15年6月16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徐剛的訴訟代理人北京京潤律師事務所李海霞律師為此從北京飛往成都，徐剛也向單位請假參加庭審，為此共計花費3444.54元。但當日因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未出庭，且沒有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因出庭人員不符合法律規定，合議庭不得不停止當日的庭審活動，并通知另行安排開庭時間。成華區人民政府的上述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的規定，致使徐剛遭受上述經濟損失。徐剛為此訴請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確認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并判令成華區人民政府支付徐剛的應訴費用3444.54元。

（二）裁判結果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徐剛訴請確認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并向徐剛支付開庭應訴費用3444.54元，不屬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圍，徐剛的起訴不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五十一條第二款之規定，裁定對徐剛的起訴不予立案。徐剛不服提起上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八條規定，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從上述規定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等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被管理人對行政行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活動中，與提起訴訟的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被管理人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在訴訟活動中所發生的行為，是作為訴訟當事人參與訴訟的訴訟行為，而非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行政行為。本案中，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或其工作人員參加訴訟活動的行為并不是行政行為。徐剛因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實質是對訴訟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提出的異議，不符合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由于起訴行政機關履行訴訟義務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所以徐剛一并提出的賠償請求，系對違反訴訟義務而產生的法律責任的追究，自然也不應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給予救濟，這是因為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所決定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提起訴訟應當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該法第五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一審法院裁定對徐剛的起訴不予立案，該處理結果并無不當。徐剛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義

隨著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實施以及立案登記制的深入推行，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強化了訴權保護意識，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了有效的訴訟救濟，使長期困擾行政訴訟發展的“立案難”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在法律屬性上具有多樣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糾紛也具有多樣性，并非行政機關的所有行為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訴訟，只有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圍和受案條件的起訴才會被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中起訴人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參與行政案件庭審時，行政機關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未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參加訴訟活動，這一行為在法律屬性上屬于訴訟法所調整的當事人的訴訟行為，而非行政法律規范所調整的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行為。對于行政機關的訴訟行為引發的糾紛只能在特定的訴訟程序中加以解決，而不能通過另行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進行救濟。但是，本案的典型意義并不局限于此。行政訴訟中，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這既是行政機關的法定訴訟權利，更是行政機關應當遵守的法定訴訟義務。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不能出庭應訴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書面說明理由，并委托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對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將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況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監察機關或者被告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依法給予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處分的司法建議。這說明行政機關不遵守法定出庭應訴義務是需要承擔相應責任的。當對方當事人因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出庭應訴義務而產生了不必要的訴訟費用時，自然應當由行政機關予以承擔。有人用微信聊天，有人卻在微信中學習，成長。下面是2016年最HOT法律公眾號，累計覆蓋50萬法律人，總有一個適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