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常州法院2013年十大典型案例

常州法院2013年十大典型案例

2013年，常州市兩級法院緊緊圍繞全市改革發展大局，忠實履行各項審判職能，共受理各類審判案件8萬余件，審執結案件7萬余件，為常州加快蘇南現代化示范區建設，存進全市經濟社會穩定發展提供了堅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為進一步弘揚法治精神，推進司法公開，向社會展示法官判案解紛的風采，接受人民群眾評判，從2013年審結的案件中評選出了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1：朱廣亮、郝玉飛搶劫殺人案

【案情】2013年1月5日，朱廣亮、郝玉飛共同商量搶劫“黑車”。由郝玉飛打電話給被害人靳某謊稱到鎮江大港接人，后兩人搭乘靳某所駕駛的轎車將其騙至鎮江市大港新區某處工地旁，期間將購買的麻繩和膠帶扔給朱廣亮實施搶劫。兩人將靳某拖至后排座位后，朱廣亮遂采用膠帶捆手封嘴、麻繩勒頸等手段將靳某勒死。兩人將尸體拋至新北區春江鎮長江邊蘆葦灘內，劫得黑色現代索納塔牌轎車一輛。

【審判】常州中院審理后認為，朱廣亮、郝玉飛采用暴力手段搶劫他人財物，致一人死亡，手段極其惡劣，后果極其嚴重。朱廣亮在刑滿釋放后五年內再犯罪，屬累犯，應當從重處罰，遂一審判處朱廣亮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郝玉飛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點評】（常州中院刑一庭沈翔）：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然而為了錢財鋌而走險，無視他人生命權利，也必然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本案向社會昭示：在侵犯公民生命財產權利、危害人民生活安全感的犯罪行為面前，刑法的威嚴不容褻瀆，同時也警示我們，要時刻加強自身的安全防范。

案例2：吳麗青故意殺人案

【案情】吳麗青與被害人王某之母史某系同事關系。2009年下半年，吳麗青因猜疑史某散布其個人隱私，而產生報復史某的念頭。2010年6月，史某參加職稱評定所需的榮譽證書在辦公室丟失，懷疑系吳所為，后兩人關系疏遠。2012年12月12日8時許，吳麗青利用其他美術老師外出參加活動之機，以輔導畫畫為名，將王某誘騙至學校美術室內，用事先準備的繩子扼勒

其頸部，將其勒死后逃離現場。經鑒定，吳麗青患偏執性精神障礙，作案時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審判】常州中院審理后認為，吳麗青作案動機卑劣手段殘忍，罪行極其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鑒于其作案時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可不立即執行。遂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點評】（常州中院刑一庭朱文箭）：吳麗青曾經是一名優秀的美術老師，卻因未能妥善處理好自己的家庭關系和工作關系，而出現了明顯的心理、精神異常，并最終釀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劇。此案以血淋淋的教訓再一次向世人敲響警鐘，當今社會，請關注心理健康！

案例3：李紅訴金壇某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

【案情】2010年7月，李紅因瑣事與鄰居發生爭吵受傷后被送往金壇某醫院搶救。經診斷為顱腦外傷。經過治療，李紅病情好轉后出院。2012年1月始，李紅出現雙側髖周疼痛不適，并漸加重，遂至南京某醫院檢查，結果是雙側股骨頭壞死。常州醫學會認為，金壇某醫院在給李紅使用地塞米松的過程中存在“指征把握不嚴”、“療程過長”等過錯，李紅發生雙側股骨頭壞死與醫院過錯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審判】金壇法院審理后認為，鑒于原告本身屬易感染人群，被告作為提供醫療服務的一方，負有提供安全服務的責任和義務。被告在診療過程中對于地塞米松的使用存在過錯，且與原告雙側股骨頭壞死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遂判決醫院承擔50%的賠償責任，由醫院承擔賠償醫療費、護理費等共計人民幣20.4萬元。

【點評】（金壇法院民一庭錢蓉）：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運用醫學理論和方法維護人體生命健康，是一種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行為，本身是好事。但如果在醫療過程中存在過錯，致使患者損傷，把好事做成了壞事，醫療機構也應承擔賠償責任。

案例4：胡某、李某、潘某貪污、詐騙案

【案情】2011年8月至2012年4月，胡某利用職務之便，伙同李某、潘某，網購假就醫資料，在自己負責的新農合專管窗口報銷，共同貪污新農合補償金992490.79元。2012年1月，潘某利用職務之便，伙同胡某、李某，虛造大病補助申報表和發放單，貪污新農合大病補助金94000元。2011年8

月至9月，3名被告人采用上述手段虛構參保農民需醫療報銷，通過欺騙其他審核人員冒充上述村民的家屬，到醫院農村醫保專管窗口報銷補償，騙新農合醫療補償金229858.02元。

【審判】溧陽法院審理后認為，胡某利用擔任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騙取公共財物，數額特別巨大；采用虛構事實的手段，騙取公共財物，數額巨大；李某、潘某明知胡某騙取公共財物，仍為其提供幫助，其行為均已構成貪污罪和詐騙罪，遂判決胡詠娟有期徒刑十二年、李某有期徒刑七年、潘某有期徒刑六年，并處沒收財產和罰金。

【點評】（溧陽法院刑庭湯建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由我國農民自己創造的互助共濟的醫療保障制度，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及建設新農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此案警示人們：新農合職能部門和工作人員要全面落實制度要求，嚴格審核把關，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

案例5：潘某某強制醫療申請案

【案情】2013年1月2日，被申請人潘某某在常州市武進區洛陽鎮暫住地，因幻想妻子韋某與他人有奸情并意圖謀害自己，遂持磚塊、鐵棍猛砸韋某頭部，致韋某顱腦損傷死亡，并意圖點燃液化氣瓶焚燒家中物品。案發后，經常州市德安醫院司法鑒定所鑒定，潘某某患精神分裂癥，無刑事責任能力。根據潘某某的病情及行為判斷，潘某某有繼續危害社會的可能。經武進檢察院提出申請，3月18日，武進法院在武進區第三人民醫院巡回審理了此案。

【審判】法院審理后認為，被申請人潘某某實施殺害他人的暴力行為，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司法鑒定為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的可能，遂依法作出對被申請人潘某某實施強制醫療的決定。

【點評】（武進法院刑庭朱云妹）：潘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癥，其出于臆想，就把與自己共同生活二十幾年的結發妻子殘暴殺死，使得原本幸福、快樂的一家三口生死兩隔。扼腕難回良妻命，悲憤長恨喪母痛，面對兒子悲痛的眼神、壓抑的情緒，潘某某不思量、自難忘。同時警示世人注意心理健康：樂觀開朗常相伴，笑口常開幸福在。

案例6：常州市能通鋼管有限公司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

【案情】2012年10月至11月間，常州市能通鋼管有限公司因經營不善，累計拖欠公司67名工人工資總計96萬余元。2012年10月26日，常州市武

進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向該公司發出《勞動保障監察限期改正指令書》，責令該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后協商為2012年11月10日）前按照國家規定及時足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該單位主管人員唐某在收到指令后，于11月8日起關閉手機逃匿，至2012年11月20日被抓獲歸案，期間均未露面且未支付所拖欠工資。

【審判】法院審理后認為，常州市能通鋼管有限公司、唐某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勞動者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唐某系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均已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遂判處常州市能通鋼管有限公司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判處罰金十萬元；唐某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點評】（武進法院刑庭朱云妹）：勞動者起早摸黑，吃辛吃苦，就為了多掙點錢，支撐起風雨中的小家，而有些企業經營者卻昧心克扣、拖欠勞動者的報酬，用他們的血汗錢為自己的需求“埋單”，事后四處逃匿、躲藏，最終鋃鐺入獄。提醒企業經營者，企業經營應以人為本，同心經營效益高。

案例7：常州市瑞晶電子有限公司訴被告楊靜娟、常州市合泰辦公用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案情】楊靜娟系合泰辦公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其公司會計周某向瑞晶電子有限公司借款100萬元整，雙方無書面合同或字據。周某稱賬戶不便請求楊靜娟幫忙轉賬。取得全款后周某及丈夫潛逃在外。瑞晶公司催要未果遂要求楊靜娟及合泰辦公用品公司償還借款100萬元。

【審判】常州新北法院審理后認為，瑞晶電子有限公司與合泰辦公用品有限公司及楊靜娟素不相識，卻在既無書面借款合同，也未約定利息、借款期限、還款方式等重要內容的情況下將巨額借款交給被告實屬讓人費解。相反被告卻證明了其無需對外借款的事實，并陳述了100萬元打入其賬戶的緣由。綜上，應認定兩公司之間不存在借款合同關系，兩被告系為周某夫婦轉賬，且100萬元款項已實際交付給周某夫婦，兩被告在此期間無任何收益，也未收取任何費用，遂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點評】（新北法院民二庭傅璟琳）：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書面合約。本案原告與被告之間互不認識，原告也未能提供雙方存在借貸事實的證據。法官提醒，不應輕易出借與自身身份有關的金融信息，如賬號、信用卡、電子賬戶等；大額交易盡量形成書面記載，用以對抗惡意訴訟。

案例8：劉更萬等人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案

【案情】劉更萬、鄧新建于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間，為謀取非法利益，通過租賃房屋、互聯網發布收購腎源廣告、他人介紹等方式，招攬自愿出賣活體腎臟的賣腎人員于曉明等20余人，以提供食宿、安排體檢、聯系交易等方式組織上述人員出賣活體腎臟。

【審判】常州市鐘樓法院審理后認為，劉更萬等8人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其行為均已構成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其中，劉某等三人組織多人出賣人體器官，屬情節嚴重。8名被告人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劉更萬、魏浩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鄧新建等人在各自參與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是從犯，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遂以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分別判處8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九個月不等的有期刑期。

【點評】（鐘樓法院刑庭王可）：人體器官買賣是社會之殤，案件的背后反映了我國人體器官移植中“供需”的嚴重失衡，導致地下器官買賣猖獗。要從根本上解決人體器官供需嚴重失衡的瓶頸問題，不僅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更需要社會和公眾提高對人體器官捐贈的科學觀念和理性認識。

案例9：索中林合同詐騙案

【案情】索中林，34歲，江蘇連云港人，一個在常州乃至江蘇房產中介市場享有盛名的“青年企業家”，2011年年底，他利用房屋中介交易之便，僅付個首付，就將客戶的房屋“買”下，再抵押套現，一直不給付余款。案件被揭發后，經過一年的調查，證實涉及的房屋共有20套，房主損失高達1216.7萬元。

【審判】常州市鐘樓法院審理后認為，索中林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他人簽訂合同，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索中林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遂判決索中林犯合同詐騙罪、詐騙罪，合并執行有期徒刑20年。

【點評】（鐘樓法院刑庭王潔）：索中林案的發生，暴露了當前存量房交易監管不力、房產經紀機構從業人員缺乏應有的法律知識、內部管理混亂

等問題，有關部門應進一步加強存量房交易活動的監管力度，規范公證事項的形式審查，同時還要做好房產經紀機構從業人員的法制教育工作。

案例10:文晟電器公司不服常州市戚墅堰區人社局勞動監察行政處罰案 【案情】2012年2月，未滿16周歲之童工王某某在其父王運權的帶領下在原告文晟電器公司從事生產工作。王某某在當年7月因工作而受傷，事后隨其父到被告戚區人社局申報工傷，并反映原告非法招錄童工一事。被告收到舉報后依法立案、調查取證，并作出了《勞動保障監察行政處罰決定書》，對原告處以25000元的罰款。此決定經常州市人社局復議維持，原告不服，以其在招錄時不知王某某未滿十六周歲且王父同意其女王某某在本公司工作為由，要求撤銷行政處罰決定。

【審判】戚區法院審理后認為，任何單位未經法定程序、沒有法定事由，均不得雇傭童工，否則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原告在招錄員工時未盡審查職責，非法招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從事生產工作，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被告在受理王某某和王運權的投訴后，依法進行了立案、調查、告知等程序，并依法送達相關法律文書，程序合法，因此一審維持了被告的行政處罰決定。

【點評】（戚墅堰法院行政庭強亞鳳）：未成年人的成長離不開家庭和社會為其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壞境。當前，一些家庭和企業未成年人保護意識不高，童工現象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本案再次警示我們：家庭、學校、企業、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等應當相互協作，共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親情網、關愛網、法律網。

第二篇：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年常州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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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年常州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2016年，常州法院忠實履行審判職能、堅持推進依法治國，全年共審執結案件94413件。市中院從中梳理出10件社會關注度高、案情疑難復雜或審判結果有重大突破、借鑒作用的典型案件，向社會發布。

1、中科協原黨組書記申維辰受賄案 【案情】

1992年至2014年，被告人申維辰先后利用擔任山西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晉中地委書記、晉中市委書記、山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太原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在企業經營、職務晉升、崗位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9541萬余元。

【審判】

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申維辰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鑒于申維辰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絕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對被告人申維辰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申維辰受賄所得財物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點評】

申維辰并不是一上任就開始腐敗，大部分是在他經過了過去的努力，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后，疏于自省，不愿意接受人民的監督，無視小惡累成大罪的道理，才走上了不歸路。面對黨中央的強力反腐，任何人都不要有什么僥幸心理，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辦事，才是正確的為官之道。

2、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受賄案 【案情】

2001年至2014年，被告人令政策先后利用擔任山西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常務副主任、山西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或者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項目審批、企業經營、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者通過其子非法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607萬余元。

【審判】

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令政策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鑒于令政策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對被告人令政策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對令政策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點評】

令政策落馬前后，山西其他七名高官卷入十八大后的反腐風暴。中央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朝中有人也不靈。對高官落馬的依紀依法處理，體現了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也彰顯了黨和國家從嚴懲治腐敗的力度和堅強決心。

3、全國首例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人提起的公益訴訟案 【案情】

2010年至2014年，許某惠、許某仙在常州市武進區遙觀鎮某村租用他人廠房，在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非法從事廢樹脂桶和廢油桶的清洗業務，對周邊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因犯污染環境罪，二人被武進法院判處緩刑并處罰金。

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上述案件線索，經審查后認為，雖然兩被告的污染環境行為已經被依法追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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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刑事責任，但污染尚未清除。依照法律規定，常州市人民檢察院作為公益訴訟人向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環境公益訴訟。

【審判】

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定被告許某惠、許某仙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造成了環境污染的后果，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判決：

1、許某惠、許某仙將洗桶場地內遺留的廢桶、兩個污水池中蓄積的污水及池底污泥、以及廠區內堆放的殘渣委托有處理資質的單位全部清理處置，消除環境繼續污染危險；

2、許某惠、許某仙委托有土壤處理資質的單位制訂土壤修復方案，提交常州市環境保護局審核通過后實施。

3、許某惠、許某仙賠償對其它環境造成的損失150萬元。

【審判】

該案系我國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的第一案。此案受到全國關心環保人士的密切關注，主流媒體多有報道。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嚴格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堅持充分體現雙方當事人的訴訟地位平等，注重公眾參與，收集和聽取被污染地群眾意見。在案件的審理程序、環境技術鑒定報告內容的采用、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裁判的執行方式上皆有創新。作為一次檢察機關參與保護環境在司法實踐上的最新探索，該案例具有典型的理論價值和實踐示范作用。

4、張某某等非法獲取他人微信信息案 【案情】

2016年7月至8月間，被告人張某某將從被告人杜某處購買的含有大量郵箱用戶名及密碼的數據，導入非法微信掃號軟件后，非法獲取可以直接登陸的微信用戶名及密碼372組以及需短信驗證的微信用戶名及密碼1900余組，并將上述數據轉賣他人，違法所得共計人民幣6235元。

2016年6月至8月間，被告人杜某、熊某某也用同樣手段非法獲取可以直接登陸的微信用戶名909組并轉賣他人，違法所得共計人民幣13202元。案發后，被告人張某某、杜某、熊某某退出全部贓款。

【審判】

新北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張某某、杜某、熊某某違反國家規定，采用技術手段，獲取他人計算機信息系統中的數據，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判決：

1、被告人張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二千元。被告人杜某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被告人熊某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2、三被告退出的贓款，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審判】

計算機信息系統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日常經濟活動、社會交往等都很大程度上依賴計算機信息系統，但其自身的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本案幾名被告人出于牟利的目的，采用技術手段獲取國家事務、國防建設、尖端科學技術領域以外的普通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的、處理或者傳輸的微信數據，并轉賣給他人，可能對原使用者的權利造成損害或被他人作為工具進行網絡詐騙等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社會危害性較大。因此，需要打擊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犯罪，加大對信息網絡安全的保護力度，從而有利于從源頭上切斷利益鏈，有效遏制網絡犯罪的蔓延和泛濫。

5、陳某詐騙罪 【案情】

2015年9月30日至11月17日期間，被告人陳某通過在微信朋友圈、微信好友中發布可以幫助他人通過支付寶中的螞蟻花唄支付平臺進行套取現金的消息，采用騙取被害人支付寶賬號、密碼或讓被害人在大眾點評、美團、百度糯米等平臺上購買指定商家指定的虛假商品后返現的方式，先后10次騙取張某、周某、唐某等10名被害人人民幣共計69846元。

【審判】

溧陽市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陳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通過網絡傳播，多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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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騙取他人錢財，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據此法院依法判處陳某有期徒刑4年10個月，并處罰金3萬元。

【審判】

“螞蟻花唄”是由支付寶推出的一種網購結算平臺，能夠用于網絡賒賬購物，用戶開通螞蟻花唄后，可免費使用一定額度的透支消費服務額度購物，確認收貨后次月再還款，在其受到網民追捧的同時，有人卻利用它作為一種新型網絡詐騙手段。本案中，陳某用“螞蟻花唄”套現的手段進行詐騙，相比較一般傳統意義上的詐騙，受害人范圍要大的多，而且還具備很大的不確定性，社會危害性更大。

6、鄭某與周某“校園貸”糾紛案 【案情】

2016年2月24日，南京某高校學生周某向社會人士鄭某以“校園貸”名義借款。借款到期后，鄭某多次催要未果，遂將周某告上法庭。庭審過程中，雙方對借款金額產生了較大分歧。

鄭某稱，其向周某出借現金人民幣10萬元。當場，周某出具借據一份，載明借款期限為2016年2月24日至2016年3月17日，借款月利率2%，到期未還支付違約金2000元一天。同時，周某還出具收條一份，載明“今收到鄭某借款人民幣現金拾萬元整”。周某稱，其經人介紹到鄭某處借款2.5萬元，實際收到現金1.5萬元，剩余的1萬元被鄭某以保證金、中間費等名義抽走。當場，周某出具了2.5萬元的借據和收條。同時，周某又應鄭某的要求寫了一張出借人處和收到人處均為空白的借據和收條，金額按照鄭某的要求填寫為借款的4倍即10萬元。當時雙方約定，如果周某不按時歸還2.5萬元，鄭某方面會按10萬元的借條來催要。

【審判】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經武進法院主持調解，原、被告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周某結欠鄭某借款3.5萬元，該款項于庭審當天一次性付清，本糾紛一次性解決，今后各方無涉。

【審判】

隨著信息化的發展、網貸平臺的興起，大學校園周圍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各類校園貸，只要一張身份證就可以貸款，便捷的背后是各種隱藏的風險，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尤其容易深陷其中。在此，提醒廣大在校大學生：

一、借貸有風險，貸款須謹慎。請選擇正規合法機構辦理相關貸款事宜。

二、盡量選擇銀行轉賬等有據可循的款項支付方式，一旦發生糾紛可以有維權的書面憑證。

三、加強自身法律學習，遇到問題可以向有社會經驗的輔導員求助，或者選修相關法律課程。

7、全市首起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 【案情】

2009年至2016年5月，殷某在市房產信息中心、房信網絡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工作期間，為牟私利，利用負責房產信息中心商品房預售系統日常運行維護與管理的職務之便，違反保密規定，擅自將商品房預售系統數據庫中的3萬余條小區業主個人信息以每條兩三毛錢不等的價格銷售給鄰居章某。后來，上述信息又被章某以0.8元至1元的價格轉賣給前同事顧某，顧某又以普通住宅每條0.9元、別墅每條1.2元至1.5元的價格倒賣給朋友李某，而李某又采用同樣的手法以4元至5元的價格出售給從事房地產銷售中介和房屋裝修的人，致使房產信息中心系統中的業主個人信息嚴重泄露，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審判】

鐘樓法院根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殷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分別判處章某、李某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顧某有期徒刑十一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沒收以上四人違法所得，上繳國庫。

【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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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個人信息，通常是指與公民個人密切相關的、其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其他人群所知悉的信息。從信息的內容看，其涉及公民的個人隱私權。因此，行為人只要沒有出售、提供、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法律依據或者資格，也沒有得到公民個人的許可，就可能構成犯罪。被告人殷某身為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依法應當有著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特殊的保密責任，而他竟為一己私利，濫用職權，致使海量公民信息被泄露，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其行為構成犯罪，依法應該從重處罰。

8、共同飲酒后致死賠償糾紛案 【案情】

2016年4月1日，楊某接受某機械商行的指派至王某處檢修機器，當晚七點左右王某邀請其朋友孫某某和賈某同楊某共四人在一小飯店吃晚飯，期間楊某飲用了白酒。晚飯后，四人又至KTV唱歌娛樂，期間楊某又飲用了啤酒。四人玩至凌晨左右結束并一起下樓，王某至服務臺買單，此時發現楊某不見，便四周找尋。找尋未果后遂要求服務人員查看當日監控錄像，錄像顯示楊某從KTV后門走出去，三人于是在后門沿河找尋但始終未能找到楊某。4月7日12時左右，有群眾報案稱在附近某河中發現一具尸體，派出所接到報案后組織人員進行打撈，尸體經家屬及朋友辨認系楊某。楊某尸體經法醫進行尸檢，未發現尸體表面有外傷，未發現心血內有毒物，心血內酒精含量為121.2mg/100ml，達到醉酒標準。

【審判】

經開區法院審理后認為，楊某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應當意識到過量飲酒給自己帶來的后果，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醉酒后失足而致死亡，其本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重大過錯，應承擔主要責任，確定楊某自行承擔90%的責任。三被告在與楊某飲酒、醉酒的過程中，沒有盡到提醒、勸誡、護送等義務，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其中，王某作為召集人，應較其他共同飲酒的被告承擔更多的責任，確定王某承擔5%的賠償責任；孫某某和賈某各承擔2.5%的賠償責任。

【審判】

如今，因共同飲酒產生的索賠案件屢見不鮮，逐漸引起社會的關注和熱議，其中混雜著道德和法律的是非判斷。生活中，飲酒在所難免，但是應當注意相關的法律義務：

一、明知其中一人已經飲酒過多的情形下，共同飲酒的人應當勸阻或者謝絕與其飲酒；

二、對已經喝醉酒的人，要將其安全送到家中或者家人手中，同時告知其家人醉酒的程度，免得耽誤最佳救治時機；

三、對于開車的朋友，如果對方喝酒后，一起喝酒的人應當勸阻其不得駕車。

9、“積分兌現金”--偽基站電信詐騙案 【案情】

2015年7月初，被告人柯某、王某經事先預謀，購置筆記本電腦、上網卡、手機及手機卡等作案工具，通過QQ群雇傭劉某為其實施利用偽基站發送詐騙信息的行為。2015年8月3日至9日間，王某某、鄭某在劉某的安排下，駕駛轎車先后在溧陽市區、金壇區城區范圍內，利用偽基站屏蔽中國移動通信公司正常基站發出的信號，冒用中國建設建行95533客服中心名義，強行向周圍的移動公司用戶手機推送內容為“尊敬的建行用戶：您的帳戶積分，可兌換5%的現金，請登錄??”的詐騙短信，造成26698名移動用戶通信中斷不滿一小時，被告人柯某、王某通過后臺程序獲得被害人的建設銀行賬戶、密碼等資料后，通過消費網站騙得被害人錢財共計33900元。

【審判】

金壇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柯某、王某的行為不僅造成了移動公司用戶被騙導致財物損失，還導致2萬多名移動公司用戶通信暫時中斷，其行為同時符合了詐騙罪與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構成要件。根據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以犯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判處被告人柯某有期徒刑四年九個月，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劉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鄭某有期徒刑三年。2016年9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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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金壇法院向十余名被害人統一發還了被騙款。

【點析】

隨著通信、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電信詐騙等新型犯罪不斷涌現，危害日趨凸顯。電信詐騙犯罪針對不確定對象，襲擊對象覆蓋社會的各個階層，受害人即使“足不出戶”也可能上當受騙。打擊電信詐騙需各部門聯合行動，在刑事上予以嚴懲，同時也需要老百姓提高防范意識，不要輕信陌生電話、短信；不要輕易點擊信息中的鏈接；不要按陌生電話、短信要求轉賬匯款；不要安裝不了解的軟件。

10、兒童福利院申請徐某某撤銷監護權糾紛案 【案情】

徐某某原系某寺廟出家人，徐小某出生后被遺棄至某寺廟，由該寺廟出家人釋某抱回寺內，先交由徐某某的親戚代養，后又送回某寺廟撫養，由徐某某及寺內其他人員共同照顧。因為徐小某需要落戶口，釋某年紀較大，不符合收養要求，2011年12月29日，徐某某與徐小某辦理收養登記手續。2014年9月25日，徐小某被送至兒童福利院，該寺廟支付徐小某一年的費用共計19480元。2015年9月25日至今，徐小某的各項費用均由兒童福利院承擔。徐小某被送至兒童福利院后，徐某某未探望過徐小某，亦未支付過徐小某的相關費用。

【審判】

天寧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徐小某生父母不詳，被收養后先后由被申請人徐某某的親戚、該寺廟內人員與被申請人徐某某共同照顧，且徐小某患有腦裂畸形疾病。2014年9月25日，由該寺廟送至兒童福利院撫養至今，期間徐某某長期不履行監護職責，現并明確表示其不具備撫養、監護徐小某的能力。申請人兒童福利院愿意擔任徐小某的監護人，并已自2014年9月25日起實際履行了監護職責。據此，判決撤銷被申請人徐某某對徐小某的監護人資格，指定兒童福利院為徐小某的監護人。

【審判】

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不履行監護職責的消極不作為行為，導致未成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的行為，亦應認定為監護侵害行為。未成年人無其他近親屬可以擔任監護人的，兒童福利院作為民政部門設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提出撤銷監護人申請符合法律規定，體現了國家監護制度對于未成年人監護權益的補充和保障，指定其作為監護人，也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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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7全國法院破產十大典型案例

全國法院破產典型案例

案例1:浙江南方石化工業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破產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南方石化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方石化）、浙江南方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系紹興地區最早一批集化纖、紡織、經貿為一體的民營企業，三家公司受同一實際控制人控制。其中南方石化年產值20億余元，納稅近2億元，曾入選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由于受行業周期性低谷及互保等影響，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出現債務危機。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柯橋法院）裁定分別受理上述三家公司的破產清算申請，并通過競爭方式指定聯合管理人。

（二）審理情況

由于南方石化等三公司單體規模大、債務規模大，難以通過重整方式招募投資人，但具有完整的生產產能、較高的技術能力，具備產業轉型和招商引資的基礎。據此，本案采取“破產不停產、招商引資”的方案，在破產清算的制度框架內，有效清理企業的債務負擔，阻卻擔保鏈蔓延；后由政 府根據地方產業轉型升級需要，以招商引資的方式，引入戰略性買家，實現“產能重整”。

三家企業共接受債權申報54.96億元，裁定確認30.55億元，臨時確認24.41億元。其中南方石化接受債權申報18.58億元，裁定確認9.24億元，臨時確認9.34億元。鑒于三家企業存在關聯關系、主要債權人高度重合、資產獨立、分散以及南方石化“破產不停產”等實際情況，柯橋法院指導管理人在充分尊重債權人權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展債權人會議職能，并確定三家企業“合并開會、分別表決”的方案。2017年1月14日，柯橋法院召開南方石化等三家企業 本案是在清算程序中保留有效生產力，維持職工就業，實現區域產業整合和轉型升級的典型案例。審理中，通過運用政府的產業和招商政策，利用閑置土地70余畝，增加數億投入上馬年產50萬噸FDY差別化纖維項目，并通過托管和委托加工方式，確保“破產不停產”，維持職工就業；資產處置中，通過債權人會議授權管理人將三家企業資產可單獨或合并打包，實現資產快速市場化處置和實質性的重整效果。此外，本案也是通過程序集約，以非實質合并方式審理的關聯企業系列破產清算案件。對于尚未達到法人格高度混同的關聯企業破產案件，采取聯合管理人履職模式，探索對重大程序性事項尤其是債權人會議進行合并，提高審理效率。

案例2：松暉實業（深圳）有限公司執行轉破產

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松暉實業（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松暉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經營工程塑料、塑膠模具等生產、批發業務。2015年5月，松暉公司因經營不善、資金鏈斷裂等問題被迫停業，繼而引發1384宗案件經訴訟或仲裁后相繼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在執行過程中，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寶安法院）查明，松暉公司名下的財

產除銀行存款3483.13元和機器設備拍賣款1620000元外，無可其他供執行的財產，459名員工債權因查封順序在后，拍賣款受償無望，執行程序陷入僵局。2017年2月23日寶安法院征得申請執行人深圳市寶安區人力資源局同意后，將其所涉松暉公司執行案移送破產審查。2017年4月5日，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松暉公司破產清算案，松暉公司其他執行案件相應中止，所涉債權債務關系統一納入破產清算程序中處理。

（二）審理情況

深圳中院受理松暉公司破產清算申請后，立即在報紙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開展工作。經管理人對松暉公司的資產、負債及經營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審核后發現，松暉公司因欠薪倒閉停業多年，除銀行存款3483.13元和機器設備拍賣款1620000元外，已無可變現資產，而負債規模高達1205.93萬元，嚴重資不抵債。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暉公司破產。按照通過的破產財產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產財產1623645.48元，優先支付破產費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償職工債權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終結松暉公司破產清算程序。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通過執行不能案件移送破產審查，從而有效化解執行積案、公平保護相關利益方的合法權益、精準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典型案例。由于松暉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權，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員工權益，在執行程序中很難平衡。通過充分發揮執行轉破產工作機制，一是及時移送、快速審查、依法審結，直接消化執行積案1384宗，及時讓459名員工的勞動力資源重新回歸市場，讓閑置的一批機器設備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產程序打通解決了執行難問題的“最后一公里”，實現對所有債權的公平清償，其中職工債權依法得到優先受償；二是通過積極疏導和化解勞資矛盾，避免了職工集體鬧訪、上訪情況的發生，切實有效的保障了職工的權益，維護了社會秩序，充分彰顯了破產制度價值和破產審判的社會責任；三是通過執行與破產的有序銜接，對生病企業進行分類甄別、精準救治、及時清理，梳理出了盤錯結節的社會資源，盡快釋放經濟活力，使執行和破產兩種制度的價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發揮。

案例3：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鋼鐵）于1997年8月11日登記注冊，主要從事鋼鐵生產、加工和銷售，其股票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以下簡稱聯交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掛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慶鋼鐵合并報表資產總額為364.38億元，負債總額為365.45億元，凈資產為-1.07億元。因連續兩年虧損，重慶鋼鐵股票于2017年4月5日被上交所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經債權人申請，重慶市 據重慶鋼鐵發布的2017年報告顯示，通過成功實施重整計劃，其2017獲得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3.2億元，已實現扭虧為盈。

（三）典型意義

重慶鋼鐵重整案是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業債務危機，從根本上實現企業提質增效的典型案例。該案因系目前全國涉及資產及債務規模最大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股票同時在上交所和聯交所掛牌交易的“A+H”股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鋼鐵行業上市公司重整，而被認為屬于“特別重大且無先例”。該案中，人民法院發揮重整程序的拯救作用，找準企業“病因”并“對癥下藥”，以市場化方式成功剝離企業低效無效資產，引入產業結構調整基金，利用資本市場配合企業重組，實現了企業治理結構、資產結構、產品結構、工藝流程、管理制度等的全面優化。另外，人民法院在準確把握破產法精神實質的基礎上積極作為，協同創新，促成了重整程序中上交所首次調整資本公積金轉增除權參考價格計算公式、聯交所首次對召開類別股東大會進行豁免、司等六家公司破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其下屬的五家控股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輕紡進出口有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服裝進出口有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機電進出口有限公司、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針織進出口有限公司、無錫新蘇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是江蘇省紡織及外貿行業內有較高影響力的企業，經營范圍主要為自營和代理各種進出口業務及國內貿易。在國際油價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因代理進口化工業務的委托方涉嫌違法及自身經營管理等原因，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出現總額高達20余億元的巨額負債，其中80%以上為金融債務，而六公司經審計總資產僅為6000余萬元，資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

（二）審理情況

根據債權人的申請，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京中院）分別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其中無錫新蘇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經請示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南京中院管轄）重整案，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接管六家公司。管理人對六家公司清理后認為，六家公司存在人員、財務、業務、資產等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據此申請對六家公司進行合并重整。南京中院在全面聽證、審查后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省紡織進出口公司與五家子公司合并重整。基于六家公司在紡織及外貿行業的影響力及經營前景，管理人通過談判，分別引入江蘇省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等作為戰略投資人，投入股權等優質資產增資近12億元，對債務人進行重整并進行資產重組，同時整合省紡織進出口公司與子公司的業務資源，采用“現金清償+以股抵債”的方式清償債權。2017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債權人會議及出資人組會議經過分組表決，各組均高票或全票通過管理人提交的合并重整計劃草案。經管理人申請，南京中院審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批準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計劃；終止省紡織進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義

該案是探索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實現企業集團整體脫困重生的典型案例。對分別進入重整程序的母子公司，首先在程序上進行合并審理，在確認關聯企業人格高度混同、資產和負債無法區分或區分成本過高以致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并全面聽取各方意見后，將關聯企業進行實質合并重整。合并重整中，通過合并清理債權債務、整合關聯企業優質資源，同時綜合運用“現金清償＋以股抵債”、重整的同

時進行資產重組等方式對危困企業進行“綜合診治”，不僅使案件審理效率大為提升，債權人的整體清償利益得到有效維護，還化解了20余億元的債務危機，有效防范了金融風險，實現了六家企業整體脫困重生，凸顯了破產審判的制度功能與社會價值，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經驗。

案例5：云南煤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

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云南煤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煤化工集團）系云南省國資委于2005年8月組建成立的省屬大型集團企業，下轄近百家企事業單位，并系上市公司云南云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云維股份）的控股股東。2012至2015年煤化工集團經營性虧損合計超過100億元，涉及經營性債權人1000余家，整個集團公司債務約650億元，云維股份則面臨終止上市的緊迫情形。如債權人維權行為集中爆發，煤化工集團進入破產清算，集團旗下4.3萬名職工中大多數將被迫離開工作崗位，72億元債券面臨違約，數百億金融債權將損失慘重。

（二）審理情況

（三）典型意義

本案系全國首例在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STAQ系統）和NET系統（以下簡稱“兩網”系統）流通轉讓股票的股份公司破產重整案。1999年9月，上述“兩網”系統停止運行后，“兩網”公司普遍存在經營困難、股份流動性差等問題，但由于存在著可能申請公開發行的政策優勢，因而仍具有一定的重整價值。本案中，京中興公司通過重整引入優質旅游資產，實現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培育了發展新動能，并為公司在符合法律規定條件時申請公開發行奠定了基礎，也為其他“兩網”公司通過重整重返資本市場提供了借鑒。同時，對拓寬企業投融資渠道，落實北京金融工作會議關于“促進首都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建設，把企業上市作為一個重要增長點來抓”的要求，對于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首都營商環境亦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本案中北京一中院采用預重整方式，通過對識別機制、重整聽證程序、溝通協調機制的綜合運用，大大提高重整的效率和成功率，充分發揮了預重整的成本優勢和效率優勢，實現了多方利益的共贏。

案例7：莊吉集團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產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莊吉服裝是溫州地區知名服裝品牌,莊吉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莊吉集團)、溫州莊吉集團工業園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園區公司)、溫州莊吉服裝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銷售公司)、溫州莊吉服裝有限公司服裝公司(以下簡稱服裝公司)四企業長期經營服裝業務,且服裝業務一直經營良好。但因盲目擴張,投資了并不熟悉的造船行業，2014年受整體經濟下行影響,不但導致投入造船業的巨額資金血本無歸,更引發了債務人的銀行信用危機。2014年10月9日,除服裝公司外,其余三家公司向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溫州中院）申請破產重整。

（二）審理情況

2015年2月27日,溫州中院裁定受理莊吉集團、園區公司、銷售公司三企業的重整申請,并根據企業關聯程度較高的情況,指定同一管理人。本案中債權人共有41人,申報債權約20億元,確認約18億元。2015年8月20日,管理人請求溫州中院將重整計劃草案提交期限延長三個月。2016年1月27日,服裝公司亦進入重整程序。由于四企業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符合合并重整的基礎條件，且合并重整有利于公平清償債務，符合《破產法》的立法宗旨。溫州中院在經債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四企業合并重整的基礎上，經過該院審委會討論決定，對管理人提出的實質合并重整申請予以準許。隨后管理人制定整體性的重整計劃草案，并在債權人會

議表決的過程中獲得了絕大部分債權人的認可,僅出資人組部分股東不同意。經與持反對意見的股東溝通,其之所以反對主要是對大股東經營決策失誤有怨言,對重整計劃本身并無多大意見。2016年3月17日,溫州中院強制裁定批準該重整計劃草案。在重整計劃草案通過后,溫州中院及時根據《中共溫州市委專題會議紀要》[（2016）9號文件]對重整企業進行信用修復,使得重整企業隔斷歷史不良征信記錄、恢復正常使用包括基本戶在內的銀行賬戶、正常開展稅務活動、解除法院執行部門的相關執行措施,為重整企業營造了良好的經營環境。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法院依法審慎適用重整計劃草案強制批準權、積極協調保障企業重整后正常經營的典型案例。實踐中，一些企業在重整計劃通過后，因相關配套制度的缺失又重新陷入困境。因此,重整是否成功,并不僅僅體現在重整計劃的通過上，雖然重整司法程序在法院裁定批準后終止，但重整后的企業能否迅速恢復生機,還需要在信用修復、適當的稅收優惠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順利恢復生產經營活動，才是完整發揮重整制度價值的關鍵。本案中，在莊吉服裝系列公司重整計劃通過后,溫州中院積極協調，為重整后的莊吉服裝系列公司贏得良好經營環境。此外，法院依法審慎適用強制批準權，維護了各方主體利益平衡以及整體利益最大化，莊吉

服裝系列公司在重整成功后的 中茶農債權人83名，債權金額合計約776萬元）。管理人采用公開遴選的方式，引入投資人向鐵觀音集團增資2.2億元，持有鐵觀音集團股權76.2%，原股東的股權稀釋為23.8%；鐵觀音集團普通債權清償率7.54%（其中10萬元以下部分清償率30%），比清算條件下的清償率提高三倍；安溪茶廠普通債權清償率16%（其中10萬元以下部分清償率40%），兩案重整計劃草案均獲得高票通過。2016月11月3日，泉州中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終止重整程序。2017年8月31日重組方投資全部到位，2017年10月31日，泉州中院裁定確認兩案的重整計劃執行完畢。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通過破產重整制度促進傳統農業企業轉型升級的典型案例。安溪茶廠、鐵觀音集團等企業共同形成了茶葉種植、生產、研發、銷售的產、供、銷一體化涉農企業。重整成功使“安溪鐵觀音集團”這一著名商號得以保留，帶動茶農、茶配套生產商、茶葉營銷加盟商相關產業發展；且投資方“互聯網+”思維模式、合伙制商業模式、“制茶大師工作室”等創新模式的引入，對傳統農業企業從營銷模式、產品定位、科研創新等方面進行升級轉型，同時化解了金融債權約5.8億元，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此外，本案中，經審計機構和管理人調查，兩家企業在主要財產、交易渠道、賬冊等方面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形，故未采用實質性合并重整的

方式，而是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審理模式對于安溪茶廠和鐵觀音集團兩個關聯企業進行重整。基于兩家企業母子公司的關系，招募同一個投資人作為重整案件的重組方，最大限度整合兩家企業的資源，提高重整的價值，實現債務人和債權人利益最大化。

案例9：中順汽車控股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中順汽車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順汽車）成立于2002年，主要業務為輕型客車的制造、銷售。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市場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企業陷入困境。2009年開始停產，訴訟集中爆發，職工大規模上訪。至2017年1月，累計負債27億元，其中拖欠職工工資、社保1440人，普通債權人130余家，相關執行案件130余件，嚴重資不抵債。2017年1月13日，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沈陽中院)根據債權人申請，裁定受理中順汽車破產重整案件。

（二）審理情況

法院裁定受理后，基于該企業停產時間長、社會穩定壓力突出、協調審批事項復雜等現實情況，法院通過“沈陽工業企業依法破產（重整）工作小組”會商后決定指定清算組擔任管理人。在重整工作中，法院牽頭抓總，主導重整程序

推進；清算組除管理人基本職責外，側重解決職工安置、維護穩定，協調、審批，產業政策把握等事務。

針對企業的困境成因，在重整計劃草案制定中，一方面立足于化解債務問題，保證公平清償；另一方面著眼于促進企業提質增效，增強盈利能力。在重整投資人引入過程中，采用市場化招募方式，將引入新能源產業作為目標，指導管理人利用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發布招募公告，將符合國家政策支持導向并具有技術創新能力作為核心要件，通過嚴格的招募遴選程序，從報名的主體中擇優選定威馬汽車制造溫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陽思博智能汽車技術有限公司作為重整投資人。威馬汽車作為致力于新能源汽車研發、生產的企業，給中順汽車注入活力，構建綠色出行，智慧出行，實現了中順汽車由傳統汽車制造企業向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的轉型升級。2017年6月30日，債權人會議各組均表決通過重整計劃草案。2017年7月6日，沈陽中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2018年1月，中順汽車管理人提交重整計劃執行完畢報告。

（三）典型意義

中順汽車重整案是充分發揮政府與法院協調機制的優勢，以常態化工作平臺有針對性指導個案，同步化解困境企業債務和經營問題，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現振興的典

型案例。中順汽車案件審理中，充分利用“沈陽工業企業依法破產（重整）工作小組”平臺優勢，判斷企業的救治價值和可能性，把握重整產業發展方向，搭建引資平臺，促進項目落地，并在重整計劃執行階段，督促、協調有關部門快速完成變更、審批事項，在法院依法完成程序推進工作的基礎上，共同實現成功重整，助力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調整。

案例10：桂林廣維文華旅游文化產業有限公司破產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桂林廣維文華旅游文化產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維公司）擁有全球 確定相關債權數額并將出資人權益調整為零,明確文投公司義務。享有擔保權的債權組，代表債權金額275,892,800.36元，表決通過該草案；普通債權組過半數同意，代表債權金額761,128,974.33元，占該組債權總額的77.30%，超過三分之二以上；出資人組表決未通過該草案。2017年12月4日，廣西高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草案，終止重整程序。2018年1月份，文投公司出資資金到位；1月26日，廣西高院裁定確認柳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5位債權人債權共計1,469,526,673.18元，其受償金額分配共計589,207,646.36元；2月中旬，文投公司完成股權過戶。

（三）典型意義

本案系全國首個直接由高級法院受理的破產重整案件。由于考慮到公司經營項目為國際知名大型實景《印象·劉三姐》劇目，對廣西旅游業、地方經濟影響較大，且公司所有資產被國內、區內數十家法院查封、涉及職工人數眾多且成分復雜等情況，廣西高院依據我國《企業破產法》 力，確保800多名演職人員就業機會也解決關聯公司548名職工安置問題，相關產業通過《印象·劉三姐》項目實現升級改造，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

第四篇：四川法院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法院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時值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實施一周年之際，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以促進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進一步了解新修行政訴訟法，提高全民的法治觀念，增強對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是對行政機關的善意提示，以促進行政機關進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行政糾紛的發生，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一、四川省川糧米業股份有限公司訴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川糧米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川糧米業)以4050元／噸的價格從東海縣平明鎮匯盟米業有限公司購進120噸蘇北香米。2014年5月26日，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德陽市食藥監局）對川糧米業進行監督檢查時，發現川糧米業在未辦理食品流通許可證的情況下，于 2013年4月22日將其中的30噸蘇北香米以3860元／噸的價格直接銷售給了昌良公司，銷售的貨值金額為115800元。2014年11月18日，德陽市食藥監局作出（德）食行罰[2014]1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川糧米業未經許可從事食品流通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對其處以貨值金額1.5倍，即人民幣173700元的罰款。川糧米業不服，向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維持了被訴行政處罰決定。川糧米業不服上訴，四川省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是川糧米業是否未經加工直接銷售蘇北香米。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首先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本案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的行政處罰認定川糧米業銷售未經加工的蘇北香米，所提供的證據中，僅憑川糧米業的業務人員在發貨明細表上手寫的“蘇北香米直接銷售30噸，加工銷售58噸”和川糧米業的情況說明中“蘇北香米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購入作原糧使用，由于銷售疲軟未能如期加工銷售完”的內容作出。但該情況說明也載明“購入作原糧使用”，而未對川糧米業相關人員調查，也未對購買方重慶昌良公司核實蘇北香米的生產廠家、包裝袋等主要事實進行調查。在德陽市食藥監局聽證時，川糧米業提出銷售的蘇北香米經過加工、倉儲、生產，德陽市食藥監局對此也未予調查核實，德陽市食藥監局認定直接銷售無充分證據。而川糧米業的內部調撥移庫單載明30噸蘇北香米是4月19日出庫，同月22日發給重慶昌良公司，與川糧米業陳述的加工生產程序和購入作原糧使用一致，也與川糧米業所提供的重慶南岸區公證處的公證書所載明的該批蘇北香米的生產商是川糧米業的詢問筆錄和包裝袋照片的證據相互印證。大米的生產、加工程序，生產廠家和原產地是否可以不一致，是否允許翻袋、除塵、拋光等事實，德陽市食藥監局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在訴訟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申請二審法院對本案相關證據進行調查取證，更進一步印證作出行政處罰時，德陽市食藥監局的證據不夠充分。故德陽市食藥監局作出行政處罰的主要證據不足。四川省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

（二）項、第七十條

（一）項的規定，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

一、撤銷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法院（2015）旌行初字第18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德）食行罰[2014]16號行政處罰決定。

（三）典型意義食品藥品安全與人民群眾的健康緊密相關，依法應當嚴格監督管理，對于食品藥品領域的違法行為應當嚴厲查處。但是監督管理應當依法進行，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應當認定案件事實并有相應的證據證明。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需審查被訴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事實是否屬實，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判斷主要證據是否充足，需結合司法實踐和行政管理實際情況來具體判斷，要達到清楚且具有說服力的程度。本案涉及對當事人權益影響較大的處罰，應遵循更嚴格的證明標準。本案中，德陽市食藥監局對有無經過加工生產的事實未進行調查，不能形成完整鎖鏈，不能排除川糧米業提供證據證明蘇北香米系其加工生產的事實。訴訟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申請二審法院對本案相關證據進行調查取證，更進一步印證作出行政處罰時證據不夠充分。行政處罰決定主要證據不足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

（一）項之規定予以撤銷。人民法院經合法性審查后判決行政機關敗訴，能夠倒逼行政機關強化依法行政意識，改進履行職權的薄弱環節。本案典型意義在于起到了鏡鑒之效，要求行政機關規范執法行為，尤其要強化證據意識。

二、熊濛濛訴雙流縣規劃建設局、雙流縣房產管理局、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規劃行政強制案

（一）基本案情熊濛濛于2012年開始在其位于雙流縣勝利鎮牧馬山易城的房屋上進行違章搭建，雙流縣規劃建設局（以下簡稱雙流規劃局）從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多次向其發送《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設決定書》、《強制拆除違法建設決定書》、《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設公告》等文書，并予公告和催告。逾期后熊濛濛并未將違法建設拆除完畢。雙流規劃局遂組織四川省世紀名流建筑拆遷有限公司對熊濛濛的房屋搭建部分實施強制拆除。雙流縣房產管理局、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均派員在場。拆除行為致使房屋主體部分受損。經鑒定結論為，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行為時因拆除方法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術規范》（JGJ147-2004）第4.1.3條規定，造成房屋當前程度損害，其產生的結構性損害現象，均能進行修復，該損害與熊濛濛的搭建行為無直接因果關系。

（二）裁判結果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熊濛濛修建的構（建）筑物位于雙流縣，雙流規劃局具有對其作出強制拆除違法建設決定和依法實施強制拆除的法定職權。熊濛濛的房屋存在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進行建設的事實。雙流規劃局在告知、公告和催告之后決定強制拆除違法建設的程序合法。但強制拆除行為的實施，既要保證行政管理目標的實現，又要兼顧相對人的權益，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相對人遭受最小的侵害。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行為時因拆除方法不符合拆除安全技術規范的規定，且這種拆除方法是造成房屋損害的原因。故雙流規劃局實施的強制拆除行為不必要地增加了熊濛濛的損失，給熊濛濛造成了過度的不利影響，屬于明顯不當。遂判決：

一、確認雙流規劃局于2013年12月13日對雙流縣勝利鎮牧馬山易城41棟房屋實施的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駁回熊濛濛對雙流縣房產管理局的訴訟請求；

三、駁回熊濛濛對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的訴訟請求。熊濛濛不服，提起上訴。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熊濛濛違法建設事實成立，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之前，已經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了告知、責令自行拆除、催告、公告等行為。但雙流規劃局在實施拆除時方法不當而造成熊濛濛房屋損害，該行政強制行為顯然不當，鑒于該行為不具有可撤銷內容，故一審判決確認該行為違法并無不當。另外，本案中并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雙流房管局和被上訴人勝利鎮政府共同實施了強制拆除行為，故熊濛濛起訴要求確認以上二行政機關實施強制拆除行為違法的訴訟請求亦不能成立，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時應當遵循最小侵害原則，秉承最低限度主義。對違法的建筑物、構筑物，既要依法拆除，又要在拆除過程中注重保障相對人合法權益，避免造成損失擴大的情形。換言之，強制拆除行為的實施，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相對人遭受最小的侵害。本案中因行政機關實施強制拆除時未嚴格按照安全技術規范的要求，確定科學、合理的拆除方法，其后果自然是對相對人房屋合法部分帶來財產性損失，給其造成過度的不利影響，屬于明顯不當。因此，人民法院對該行為給出了否定評價，旨在提示行政機關應當以人為本地文明執法、科學執法。三、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訴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確認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1月25日，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虎公司）與成都心意誠科技產業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心意誠公司）簽訂《保安服務合同書》，為心意誠公司提供保安服務。合同書約定，天虎公司派駐心意誠公司保安人員的工作范圍為：

1、科創中心、展業大廈、華西項目、青教項目的安全防范工作、所有進出通道門衛工作、周邊及停車場的安全保衛工作；

2、保安人員未經雙方許可，不可參與甲方任何收費工作及未約定事宜。同時約定，心意誠公司不能安排保安人員去做與保安工作職責無關的工作，違反約定造成損失由心意誠公司承擔全部責任。2014年2月1日，陳煒仁與天虎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成為該公司職工，并被派遣到心意誠公司從事安保服務工作。2014年4月9日9時40分左右，陳煒仁在為心意誠公司取送郵件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成都市人社局）認為陳煒仁受到的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之規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15-265號認定工傷決定，認定陳煒仁所受傷害屬于工傷。天虎公司不服該工傷認定，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工傷認定的主體在勞動者與其存在勞動關系的用人單位之間。勞務派遣工和實際用工企業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本案中天虎公司與陳煒仁簽訂了《勞動合同》將工作內容約定為“服務”，對“服務”的具體工作內容未作約定。之后天虎公司將陳煒仁派遣至實際用工單位心意誠公司工作，心意誠公司的《門崗、巡邏崗工作安排》第一項“門崗工作安排”，其中第七條已經明確規定門崗工作包括“負責信件收發，并做好記錄”。陳煒仁需要遵守用工企業的規章制度并為其提供勞動，工作期間進行的郵件收發工作系接受心意誠公司安排進行勞動，該工作內容不能認為已經超出了陳煒仁與天虎公司約定的工作范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相關法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約定和國家規定，向勞動者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陳煒仁從事保安工作，在天虎公司處領取勞動報酬，從未在心意誠公司處因從事郵件收發工作領取額外的報酬，不應當認定陳煒仁與心意誠公司之間就此建立了事實勞動關系。勞務派遣中認定工傷僅是為保障職工權益而確定工傷保險責任主體，并非勞務派遣這一復雜三方關系的最終權利義務歸責，認定勞動者與實際用工企業不建立新的事實勞動關系并不影響實質公平正義的實現。勞務派遣單位與實際用工企業之間存在“勞務租賃關系”，雙方對各自權利義務均有約定。本案中，天虎公司如認為心意誠公司違反合同約定，亦可根據合同約定或法律規定，向合同相對方主張權利。同樣天虎公司與心意誠公司之間的約定并不影響成都市人社局在本案中對工傷認定的作出。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二）項的規定，判決：

一、撤銷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法院（2015）龍泉行初字第177號行政判決書；

二、駁回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三）典型意義勞務派遣作為一種新型的用工關系，與之相應工傷認定中也存在一些新的變化。行政機關應當從立法本意出發，通過對勞務派遣關系中三方法律關系的判斷，結合個案的具體情況，作出工傷認定。建立工傷保險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工傷職工的救治權與經濟補償權。職工在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以后，首要權利在于得到及時、有效的搶救，故工傷認定應當盡快確定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主體，使職工在遭受事故傷害之后所需費用得到足額保障。本案中相關證據不能充分證明陳煒仁與實際用工單位心意誠公司存在新的事實勞動關系。為此成都市人社局為了保障職工盡快獲得救助與補償而依法作出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應予以支持。

四、陳啟明等13人訴峨眉山市交通運輸局交通行政行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3日，峨眉山市城市客運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峨眉客管辦，訴訟時其包括出租汽車客運在內的道路運輸經營管理職權由峨眉山市交通運輸局承繼，故由后者作被告）作出峨客管[2014]3號《峨眉山市城市客運管理辦公室關于到期出租車經營權重新配置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在其第一部分實施內容中的第五項經營模式部分規定：出租車收費項目及標準實行半承包模式經營。即由現有車輛實際經營者與公司簽訂承包合同，由承包經營者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行承擔安全和經營風險。根據公司的管理成本及承擔的連帶責任，承包費（管理費）1000元/月·車，并按每年5%遞增，經營期內最高不得超過1200元∕/月·車，經營收入全部歸承包經營者所有，但涉及車輛入戶、維修、油耗、年檢審、保險、稅收以及駕駛員工資福利等與車輛和經營相關的費用由承包經營者承擔。作為出租車實際經營者的陳啟明等13人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撤銷《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的內容。峨眉交通局認為該《通知》是行政指導行為，沒有行政強制力和實際拘束力，因此不具有可訴性。

（二）裁判結果樂山市市中區人民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管理過程中，所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導、咨詢、建議、訓導等性質的行為。當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選擇實施行政指導行為，違反行政指導行為不會給行政管理相對人帶來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明確、具體規定了實行半承包模式經營、承包費（管理費）等內容。從文義上理解，該內容沒有任何示范、倡導、咨詢、建議、訓導等指導性含義。同時，作為出租車實際經營者陳啟明等人也實際按照該部分規定的半承包模式經營、交納承包費（管理費），如果不按照該部分規定執行，陳啟明等人是不能正常承包經營的。因此，對峨眉交通局認為《通知》的經營模式部分屬于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的主張不予支持，且其沒有提交《通知》中關于經營模式部分符合法律、法規、規章等規定的依據。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2目的規定，判決：撤銷《通知》第一部分實施內容中的第五項經營模式部分。一審宣判后，當事人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行政指導行為不具有當事人必須履行的法律效果，行政管理相對人可以選擇按行政指導行為去做，也可以選擇不按行政指導行為去做，違反行政指導行為不會給行政管理相對人帶來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機關在實踐中也存在分不清“指導”與“強制”的區別，以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之名過度干預市場經濟的情況。本案中，峨眉客管辦在《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要求經營者與出租車公司采取半承包模式簽訂承包合同，并規定了具體的承包費（管理費），原告也按照《通知》的規定向第三人繳納了承包費（管理費）。《通知》的該部分內容實際已經不僅僅是“倡導性、示范性”的規定，而是影響到本該由作為市場主體的經營者與出租車公司通過合同自主決定經營模式與承包費的自由，已不屬于“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因此并非不可訴。且其亦沒有事實與法律上的依據，依法應予撤銷。

五、陳勇訴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道路交通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7月23日8時許，陳勇在瀘州市江陽區刺園路一段駕駛無號牌通勝牌電動三輪車時，被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以下簡稱瀘州交警支隊）執勤民警攔下檢查。經查，該車未辦理行駛證，陳勇也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2014年7月24日，瀘州交警支隊委托四川菲斯特司法鑒定所對陳勇駕駛的通勝牌電動車的屬性進行鑒定。經鑒定機構檢測，該電動三輪車為摩托車類的正三輪輕便摩托車。瀘州交警支隊于2014年8月2日對陳勇進行處罰前告知，告知擬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陳勇明確表示暫不提出陳述和申辯。同日，瀘州交警支隊對陳勇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機動車的違法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決定給予陳勇罰款壹仟元的行政處罰。陳勇在處罰當日繳納了罰款壹仟元。后陳勇認為其駕駛的電動三輪車不屬于機動車，瀘州交警支隊對其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為此提起訴訟，請求撤銷瀘州交警支隊的行政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瀘州交警支隊作為瀘州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部門，具有在本行政區域內對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行為作出相應行政處罰的法定職權。本案中，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為動力裝置驅動的車輛，不具有非機動車的種類屬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關于“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的定義以及國家標準，瀘州交警支隊對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屬于機動車的認定正確。2014年11月，一審法院依據修改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對瀘州交警支隊就陳勇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違法駕駛機動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這一具體行政行為予以維持。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中的鑒定機構具有司法鑒定許可證，鑒定業務范圍包括機動車技術性能鑒定，其作出的鑒定意見可以采信。故陳勇主張其駕駛的電動三輪車屬非機動車，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同時，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處罰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行政行為，陳勇以行政強制措施違法為由，主張行政處罰行為違法，該主張不能成立。故2015年3月，二審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本案中，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是否屬于機動車是瀘州交警支隊進行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的前提條件。鑒定機構在其業務范圍內出具的鑒定意見是人民法院作出認定的重要依據。對于作為證據的鑒定意見，特別是涉及科學技術的鑒定意見，人民法院通常進行程序性審查。《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對于何為機動車有規定，但在具體的審理過程中，對于特定的事物內涵及外延是否在法律定義范疇內，需要相應的專家、權威機構進行確定。對于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采納的具有法定資格的鑒定機構依據法定程序作出的鑒定意見，若另一方訴訟當事人未提出充分證據證明有鑒定人不具備鑒定資格、程序嚴重違法、結論錯誤、不明確或者內容不完整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采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據行政訴訟證據規則最終認定了電動三輪車屬于機動車。

六、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訴平昌縣規劃管理局行政不作為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5日，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經濟和商務委員會申請擬在平昌縣南河子高速互通出入口引道側新建加油站一座。平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平昌縣規劃和建設局、平昌縣國土資源局、平昌縣公安消防大隊、平昌縣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平昌縣經濟和商務委員會先后在加油站建設申請登記表上簽字同意上報并蓋章。經平昌縣經濟和信息化局（平昌縣原經濟和商務委員會）上報，四川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復函同意巴中石化公司在辦理相關批準證書及驗收合格文件，取得相關合法手續可開工建設。因擬建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所處位置互通立交未按期建成，2013年10月21日，四川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同意延長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建設期限一年。2014年6月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平昌縣原規劃和建設局）遞交《關于再次要求辦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設項目選址意見書的函》，2014年8月2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人民政府書面請求協調解決加油站規劃選址問題，平昌縣人民政府辦公室于2014年9月3日將該書面材料及縣領導批示轉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傳閱。2014年10月11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遞交《關于再次要求辦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設項目選址并出具規劃條件的函》，平昌縣規劃管理局未對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請進行書面回復和處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補充提供相關材料。2014年10月20日，巴中石化公司以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城市規劃行政許可不作為為由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通江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巴中石化公司申請擬在平昌縣高速公路出口南河子修建加油站項目，已向相關部門申請立項并獲初步審批，平昌縣規劃管理局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平昌縣轄區內的城鄉規劃和審批，規劃和審批南河子加油站項目與巴中石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巴中石化公司依法應具有訴訟的主體資格。巴中石化公司在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遞交規劃許可申請后，申請程序是否合法、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備、申請的規劃許可事項是否在平昌縣規劃管理局的職責范圍內，是否應當準許應當依法在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之日起二十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并予以書面回復，二十日不能作出決定的，可依法延長十日，但平昌縣規劃管理局至今未對巴中石化公司申請的規劃許可事項作出處理，應屬于行政不作為，現巴中石化公司要求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其申請的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項目履行規劃職責的主張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予以支持。通江縣人民法院判決：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在判決生效后二十日內對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申請的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項目履行建設規劃法定職責。平昌縣規劃管理局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在上訴期間，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違法行為作出了糾正，經四川省巴中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法定職責必須為。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符合條件的申請，行政機關依法應該實施某種行為或履行某種法定職責，而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卻拒絕作為也是違法行為。個別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怠政”、“懶政”現象，會損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四十二條規定“除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外，行政機關應當自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二十日內不能作出決定的，經本行政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十日，并應當將延長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請人”。本案中，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請在法定期限內，既未作出任何書面回復和處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補正材料，構成行政不作為。實踐中，不少行政相對人在向行政機關多次提出請求，甚至投訴舉報無果后，才選擇通過訴訟方式尋求救濟，致使矛盾不斷激化，“官民”關系緊張。到了訴訟中，多數行政機關能發現行政行為存在的問題，并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使行政糾紛得到實質解決。在相對人不撤訴的情況下，行政機關依然要承擔敗訴后果。

七、歐良海訴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強制案

（一）基本案情2008年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405號《關于瀘州市江陽區2008年第四批鄉鎮建設用地的批復》，同意將歐良海原所在的集體土地征收為國家所有。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政府履行實施程序。歐良海房屋在上述被征收集體土地范圍內，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在對其依法進行了補償并簽訂了貨幣還房及購買定向限價商品房協議后，于2012年6月20日對其房屋實施強制拆除。歐良海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確認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強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一審法院認為，歐良海作為被拆房屋的權利人，有訴訟主體資格。本案系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產生的爭議，不應適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規定。被告關于代為倒房的主張，因未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法院不予支持。我國相關法律未設定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的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無權對被征地房屋實施強制拆除。被告不是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具有組織實施集體土地征收相關行為的行政職權，其強制拆除歐良海房屋的行為超越職權。一審法院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確認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強制拆除歐良海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上訴后，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法無授權即違法”。行政機關在履行行政職責的過程中，必須在法律、法規授權的范圍內審慎地行使行政權。行政執法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所作出的行政行為，超越了法律、法規規定的權限范圍，或者實施了根本無權實施的行政行為，必然是違法行政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十三條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由法律設定。法律沒有規定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本案中，雖然行政相對人房屋占用的集體土地被依法征收，并進行了補償，簽訂了貨幣還房及購買定向限價商品房協議，從實體上看行政機關拆除其房屋并未侵害其合法權益。但行政機關在并無強制執行權的情況下，強制行政相對人遷出房屋并將房屋拆除，系超越職權的行為。鑒于其房屋已經被拆除，撤銷并無意義，故確認違法。

八、曾仲林訴會理縣果元鄉南郊村民委員會其他行政行為案

（一）基本案情曾仲林系會理縣果元鄉南郊村東山組居民。2013年5月，曾仲林曾向鄉、村、組申請對自家土坯房進行原拆原建。在相關建房手續尚未辦理完畢之前，曾仲林便開始動工修建。因相鄰權人顧XX認為原告修建房屋時損壞了雙方共同的基礎，雙方由此產生糾紛。該糾紛經鄉村協調未果。后曾仲林在完善相關建房手續時，因相關申請表格的更換，需要相關部門另行簽署意見重新審批。2015年4月，曾仲林再次要求南郊村委會簽署意見，該村委會以無四鄰簽字為由拒絕簽署意見，并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在你沒處理好同顧XX矛盾糾紛，得到四鄰簽字之前，暫時不予你申請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許可簽字蓋章”的決定。曾仲林不服，向四川省會理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決定。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會理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村民委員會在一定范圍內具有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具有一定的公共權力，在一定范圍內具有行政訴訟被告地位。《四川省城鄉規劃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在鄉、村規劃區內使用原有宅基地進行農村村民住宅建設的，申請人應當持原有宅基地批準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證明、戶籍證明、住宅建設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通用設計圖、村民委員會書面意見等材料向鎮、鄉人民政府提出申請，由鎮、鄉人民政府依據鄉、村規劃審批，核發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據此，村民委員會對本村內使用原有宅基地進行農村村民住宅建設具有行政管理的職能，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實施相應行政行為。因此，南郊村委會是本案適格被告。南郊村委會沒有在舉證時限內向一審法院提交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應當視為該行政行為沒有相應證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判決：撤銷南郊村委會于2015年5月27日向曾仲林作出的“在你沒處理好同顧XX矛盾糾紛，得到四鄰簽字之前，暫時不予你申請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許可簽字蓋章”的決定。南郊村委會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引導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村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成員作出的決定侵害村民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撤銷，責任人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村民委員會雖然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但因法律、法規賦予其在一定范圍內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依法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可以成為行政訴訟中的被告。本案被告沒有在舉證時限內向一審法院提交作出該行政決定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應當承擔敗訴的責任。

九、劉強宗訴四川省民政廳傷殘等級行政批復案

（一）基本案情

劉強宗原系軍人。1964年6月5日，劉強宗在訓練超越障礙時，致脛腓骨骨折，被評定為七級傷殘（原三等甲級）。劉強宗退伍后被安排在南部縣大坪鎮供銷社工作。2010年8月，劉強宗向南部縣民政局申請調整殘疾等級。8月6日，南充市中心醫院經診斷，認定劉強宗的右脛腓骨陳舊性骨折（畸形愈合），右膝關節功能障礙伸展活動受限。根據民政部民發〔2006〕110號《軍人殘疾等級評定標準（試行）》第六條第十九款之規定，該院建議評定等級為六級。2010年9月7日，南部縣民政局核定的申報等級為六級。9月8日，南充市民政局復核等級為六級。后南充市民政局報四川省民政廳審批。2011年3月22日，四川省醫學會省級醫療專家小組重新作出鑒定，診斷為：右脛骨向前成角畸形>15，右膝退變較左膝明顯。根據《軍人殘疾等級評定標準（試行）》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款之規定，建議評定八級殘疾。經審核，四川省民政廳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354號批復，認定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為八級。劉強宗認為該廳自行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到八級的行為違法，遂提起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四川省民政廳作出的354號批復。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現役軍人被評定殘疾等級后，在服現役期間或者退出現役后殘疾情況發生嚴重惡化，原定殘疾等級與殘疾情況明顯不符，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關系人）申請調整殘疾等級的，可以重新評定殘疾等級。”本案中，省民政廳提供的證據能證明劉強宗因認為其殘疾病情惡化，申請民政部門對其殘疾等級進行調整的事實。《傷殘撫恤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對公示的意見進行審核，在《評定、調整傷殘等級審批表》上簽署審批意見，加蓋印章。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辦理傷殘人員證（調整等級的，在證件變更欄處填寫新等級），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傷殘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發給申請人。對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填寫《不予評定、調整傷殘等級決定書》，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殘疾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和申請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退還申請人。”本案中，南充市民政局向四川省民政廳報送的申報表內容是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到六級。省民政廳認為該申請不符合條件，并未填寫《不予評定、調整傷殘等級決定書》，并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殘疾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和申請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退還申請人，而是逕行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調整到八級，該行為不符合上述規定，本案民政廳的具體行政行為無法律依據。該院遂于2014年12月5日，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2目的規定，判決撤銷四川省民政廳作出的川民函〔2011〕354號批復中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為八級的具體行政行為，并責令四川省民政廳在60日內對劉強宗的調殘申請重新作出處理。四川省民政廳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程序中申請撤回上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上訴。

（三）典型意義依法行政的基本含義是指行政主體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為，不得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對行政管理相對人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對行政主體而言，“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這是法治社會應當普遍適用的原則。該案例涉及民政部門在傷殘者申請將傷殘等級調整為較高等級時，是否可以逕行將其傷殘等級調整為更低等級的問題。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規范依據，不能在法外行政。根據《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的規定，劉強宗在被評定殘疾等級后，因認為殘疾情況發生嚴重惡化，可以申請重新評定為更高的殘疾等級。《傷殘撫恤管理辦法》亦規定，對申請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作出相應處理后，將相關材料逐級退還申請人。這說明，民政部門在認為當事人的申請不符合條件時，并沒有逕行降低申請人殘疾等級的權力。本案中，民政部門的做法不僅有違正當程序原則，更因為沒有法律規范的支撐而對申請人的信賴利益造成了侵犯。

十、徐剛訴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政府不履行出庭應訴義務案

（一）基本案情徐剛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稱：之前，徐剛因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拆除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15年6月16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徐剛的訴訟代理人北京京潤律師事務所李海霞律師為此從北京飛往成都，徐剛也向單位請假參加庭審，為此共計花費3444.54元。但當日因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未出庭，且沒有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因出庭人員不符合法律規定，合議庭不得不停止當日的庭審活動，并通知另行安排開庭時間。成華區人民政府的上述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的規定，致使徐剛遭受上述經濟損失。徐剛為此訴請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確認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并判令成華區人民政府支付徐剛的應訴費用3444.54元。

（二）裁判結果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徐剛訴請確認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并向徐剛支付開庭應訴費用3444.54元，不屬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圍，徐剛的起訴不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五十一條第二款之規定，裁定對徐剛的起訴不予立案。徐剛不服提起上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八條規定，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從上述規定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等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被管理人對行政行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活動中，與提起訴訟的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被管理人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在訴訟活動中所發生的行為，是作為訴訟當事人參與訴訟的訴訟行為，而非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行政行為。本案中，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或其工作人員參加訴訟活動的行為并不是行政行為。徐剛因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實質是對訴訟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提出的異議，不符合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由于起訴行政機關履行訴訟義務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所以徐剛一并提出的賠償請求，系對違反訴訟義務而產生的法律責任的追究，自然也不應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給予救濟，這是因為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所決定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提起訴訟應當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該法第五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一審法院裁定對徐剛的起訴不予立案，該處理結果并無不當。徐剛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義

隨著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實施以及立案登記制的深入推行，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強化了訴權保護意識，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了有效的訴訟救濟，使長期困擾行政訴訟發展的“立案難”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在法律屬性上具有多樣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糾紛也具有多樣性，并非行政機關的所有行為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訴訟，只有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圍和受案條件的起訴才會被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中起訴人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參與行政案件庭審時，行政機關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未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參加訴訟活動，這一行為在法律屬性上屬于訴訟法所調整的當事人的訴訟行為，而非行政法律規范所調整的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行為。對于行政機關的訴訟行為引發的糾紛只能在特定的訴訟程序中加以解決，而不能通過另行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進行救濟。但是，本案的典型意義并不局限于此。行政訴訟中，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這既是行政機關的法定訴訟權利，更是行政機關應當遵守的法定訴訟義務。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不能出庭應訴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書面說明理由，并委托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對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將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況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監察機關或者被告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依法給予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處分的司法建議。這說明行政機關不遵守法定出庭應訴義務是需要承擔相應責任的。當對方當事人因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出庭應訴義務而產生了不必要的訴訟費用時，自然應當由行政機關予以承擔。有人用微信聊天，有人卻在微信中學習，成長。下面是2016年最HOT法律公眾號，累計覆蓋50萬法律人，總有一個適合您！

第五篇：江蘇省法院發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蘇省法院發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日前，江蘇省法院民一庭發布了近期審理的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這些案例涉及離婚、房產分割、夫妻債務、子女撫養、彩禮返還、家庭暴力等多個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家庭問題，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下社會婚姻家庭糾紛的全貌和民生案件的矛盾集中點，具有較強的指導教育意義。

一、家暴是毀滅家庭的罪魁禍首

【案情】張某（女）與李某（男）于2003年10月登記結婚，2004年11月生一女小李。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并多次發生毆打現象，于2008年8月起分居生活。2008年5月4日，李某曾寫保證書一份，載明：“茲保證再也不打張某，否則女兒和房產歸張某所有”。2008年7月30日，當地派出所接到張某報警后趕到雙方住地，發現張某又被李某打傷。2008年8月，張某以李某實施家庭暴力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與李某離婚，由李某支付離婚損害賠償金，依法處理子女撫養問題和分割財產。訴訟過程中，張某提供證人尹某、江某出庭證明李某曾多次毆打張某，張某與李某的女兒小李雖然只有4歲，也對法官表示李某經常毆打其和媽媽張某。張某還提供了醫院病歷和照片證明李某存在家庭暴力。訴訟期間，張某以李某不斷對其進行恐嚇，極有可能繼續對其實施家庭暴力為由，申請法院采取措施保護其人身安全。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結合雙方現已分居，且居住地點臨近，接觸機會多，張某多次報警，現處于恐懼之中，李某有一定暴力傾向等諸多因素，可以認定張某在離婚訴訟期間存在遭受李某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的可能性。遂裁定禁止李某毆打、威脅、騷擾張某。

案件經過審理，法院認為，張某提供的病歷、照片、李某書寫的保證書、證人尹某、江某、小李的證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記錄，已形成一系列證據鎖鏈，足以證明李某對張某多次進行毆打，實施家庭暴力，導致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張某的離婚請求應予準許。按照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權益的原則，小李由張某撫養為宜，李某應按月給付撫養費。因李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對張某實施家庭暴力，過錯較大，張某可適當多分得部分財產。同時，李某因其實施家庭暴力的行為，應支付張某離婚損害賠償金。遂判決準予張某與李某離婚，小李由張某撫養，李某按照每月1000元的標準支付撫養費至小李獨立生活時止，張某分得夫妻共同財產的70%，李某分得夫妻共同財產的30%，李某支付張某離婚損害賠償金10000元。

【點評】家庭暴力是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壞家庭和諧、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殺手。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條將實施家庭暴力作為導致夫妻感情破裂準予離婚的法定事由。區別于其他類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因此取證比較困難，近親屬尤其是子女的證言往往成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證據形式。與此同時，法律還賦予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的權利。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在“保全”一章中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于可能因當事人一方行為造成當事人損害的案件，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申請裁定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該規定對人身安全保護裁定提供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對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據《婚姻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受害人可以要求施暴者給予損害賠償，并可適當多分得部分財產。

二、夫妻一方對外欠款到底由誰償還？

【案情】盛某（男）與韋某（女）原為夫妻，二人于2001年8月因感情破裂分居生活，2003年9月25日離婚。連某是盛某的表哥，2003年9月20日，盛某向連某出具借條一份，言明：今有盛某借連某20萬元，期限為3個月，年利率為10%。因盛某一直未歸還借款，連某認為韋某與盛某雖然已經離婚，但仍應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盛某、韋某共同歸還借款20萬元及利息。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本案中，借款不是以盛某與韋某二人共同名義所借，盛某未提供證據證實該借款是在與韋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為夫妻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借，在夫妻擁有存款和財產的情況下，也不能合理解釋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開支，況且，借款五日后盛某與韋某即離婚，由此推知該筆款項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盛某向連某所借的20元款項應當認定為盛某的個人欠款，由其個人承擔清償責任。遂判決盛某歸還借款20萬元及利息，駁回連某要求韋某承擔連帶償還責任的訴訟請求。

【點評】夫妻債務涉及兩層法律關系：夫妻關系內部和夫妻關系外部。就夫妻關系內部而言，當夫妻離婚時，如借款人提出借款為共同債務要求配偶共同承擔償還責任時，借款人必須舉證證明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證明不了，應自行承擔。但在涉及外部關系時，即債權人主張夫妻共同償還時，應如何處理，則應結合司法解釋和《婚姻法》的規定進行認定。也就是說，債權人如證明借款是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則推定為雙方共同債務，但如出借人與借款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該約定、出借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借款項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則應由借款人對外承擔責任，配偶無義務償還。

三、婚后一方父母全資購買的房屋算贈與嗎？

【案情】沈某（男）與高某（女）于2006年9月登記結婚，婚后生育一女。沈某是“富二代”，又是家中獨子，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2007年4月，沈某父母為沈某全資購買了一套高檔別墅，但為了防止將來產生矛盾，別墅產權登記在沈某名下。近年來，沈某和高某逐漸產生糾紛并矛盾不斷。2010年6月后雙方分居。2011年5月，高某訴至法院，要求與沈某離婚，并認為登記在沈某名下的高檔別墅系雙方共同財產而要求依法分割。沈某雖同意離婚但認為登記在其名下的高檔別墅系其個人財產，高某要求分割的請求應予駁回。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雙方當事人因家庭矛盾產生糾紛并長期分居，感情破裂，應準予離婚。婚生女年齡較小，由高某撫養為宜，沈某應支付撫養費。涉案房屋經查證系沈某的父母以沈某的名義購買，產權證登記在沈某名下，應視為沈某的父母對沈某個人的贈與，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遂判決準予沈某與高某離婚，婚生女由高某撫養，沈某每月給付撫養費1000元，至孩子獨立生活時止。

【點評】結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贈與當為子女的個人財產，不因子女結婚而導致財產轉為夫妻共同財產，而子女婚后接受父母的贈與，原則上應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系子女與配偶的夫妻共同財產，但如父母明確表示贈與子女個人的，仍屬于子女的個人財產。為避免日后產生紛爭，建議父母在贈與子女財產時明確財產系贈與子女個人還是子女夫妻雙方。《婚姻法解釋三》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該規定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將產權登記主體與明確表示贈與一方聯系起來，可以使父母出資購房真實意圖的判斷依據更為客觀。

四、不動產物權變動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

【案情】2006年12月，劉某與張某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約定張某將某小區302室房屋以100萬元的價格出售給劉某，劉某需一次性付清全款，張某在收到款項后一個月內協助劉某辦理房屋過戶手續，任何一方違反約定，則支付對方違約金10萬元。合同簽訂次日，劉某付清全款，張某將房屋鑰匙交給劉某。事后，劉某要求張某協助辦理房屋過戶手續，張某總以種種理由推脫。劉某認為，自己付清全款，也拿到了房屋鑰匙，房屋已經屬于自己，辦理過戶手續不必急于一時，遂未再催促張某。2007年2月，劉某按照單位安排出國學習一年。2007年房價大幅上升，302室房屋按照市價已經漲到150萬元。張某認為自己當初以100萬元的價格出售房屋損失甚劇，遂將房屋以165萬元的價格出售給王某，并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劉某回國后發現房屋已經被王某入住，遂起訴到法院要求確認張某與王某的房屋買賣行為無效，由王某返還房屋。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張某雖違反誠信原則，將房屋一房二賣，但由于王某系善意購買房屋，支付合理對價，并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故王某取得302室房屋所有權。劉某雖簽訂合同在先，但由于未辦理房屋過戶手續，故房屋所有權尚未發生轉移，劉某僅能依據《房屋買賣合同》向張某主張違約責任。遂判決駁回劉某的訴訟請求。

【點評】本案系典型“一房二賣”的案例。《物權法》第九條規定：“ 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物權登記是房屋所有權變動的生效要件，未經登記，房屋所有權不發生變動。這則案例提醒廣大購房者，在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后，一定要及時辦理房屋過戶手續。否則，萬一出賣人“一房二賣”，將會直接影響將來物權的實現。

五、民間借貸中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

【案情】宋某在焦某經營發廊時認識，2008年1月20日和3月6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條，分別借款30萬元和10萬元，通過匯款形式支付，匯款金額分別為27.6萬元和9.2萬元。宋某于2008年3月19日起陸續歸還合計5.8萬元。2009年1月22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條，借款90萬元，約定還款期限為2009年6月22日。后焦某起訴要求宋某歸還欠款90萬元。宋某主張90萬元系高利貸，雙方約定了月息8％，30萬元和10萬元分別預扣了一個月的利息。90萬元系之前兩筆本金40萬元按月息8％計算，利息為50萬，合計正好90萬元。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銀行匯款36.8萬元結合宋某每個月歸還的數額，90萬元的構成與宋某主張的8％月息相吻合，焦某沒有證據證明實際支付了90萬元，且無合理理由，遂判決宋某返還焦某本金36.8萬元及利息（按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四倍計算）。

【點評】民間借貸案件中，高利貸現象較為普遍，約定的利率往往高于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對此法院應予以適當調整，以最高不超過四倍為限。出借人不得預先扣除利息，預先扣除利息的，以實際出借數額計算本金。對于借款本金數額的確定，不能單單依據借條認定，而應綜合全案證據和事實進行分析判斷。如果債權人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款項交付事實，且不能就借款發生的具體情況作出合理說明的，對其請求不予支持。

六、汽車借給飲酒伴郎 出事后車主擔責

【案情】王某和李某系朋友關系。2009年5月，王某結婚，邀請李某做伴郎。婚宴后，李某想用王某的面包車送朋友回家。王某認為李某已在婚宴上飲酒，因此不同意其開車，李某則表示以自己的酒量，這點酒根本不算事，而且發生什么事由其自行承擔。王某再三考量，認為李某平時酒量確實很大，朋友住得也不遠，李某又當了自己的伴郎，礙于情面，遂同意李某開車送人，并再三叮囑一定要注意安全。后車輛在通過一三叉路口時，由于李某對路況觀察不足，將一正常行走的行人張某撞倒，致張某重傷。交警部門認定李某對事故發生承擔全部責任。事后，張某訴至法院，要求面包車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余額由李某和王某承擔。王某認為，自己雖是面包車的所有人，但發生事故時車輛由李某實際管理和控制，李某也承諾發生什么事責任自負，因此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王某在明知李某飲酒的情況下，仍將車輛出借給李某，主觀過錯明顯，應承擔相應的責任。遂判決王某對交強險范圍外的賠償數額承擔40%的賠償責任。

【點評】近年來，交通事故案件穩居各類案件榜首，且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車輛出借后，車輛所有人已喪失了對車輛的實際管領和控制，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應由車輛使用人承擔責任。但如果車輛所有人在出借車輛時有過錯，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機動車存在缺陷、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駕駛人無駕駛資格或者未取得相應駕駛資格、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駕駛人因飲酒、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或者患有妨礙安全駕駛機動車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駕駛機動車等等情形下，仍出借車輛，則應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責任。

七、過量飲酒致人死亡勸酒者應擔責

【案情】2011年5月5日，謝某為了感謝李某對其生意上的幫助，邀請李某到家中就餐，并邀請好友王某、張某作陪。席間，四人推杯換盞，沒一會兒，李某即表現出醉意。但謝某、王某和張某仍不罷休，繼續輪番勸酒，李某盛情難卻，來者不拒，四人越喝越興奮，直至當晚11時左右方才散去。李某被謝某送回住所地時已經不省人事。謝某見狀立即撥打“120”，將李某送至急救醫療中心搶救。經醫生診斷，李某已經死亡。診斷記載：“心跳呼吸驟停。

1、酒精中毒；

2、窒息。”事后，李某的妻子孫某訴至法院，要求謝某、王某和張某共同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李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自己大量飲酒產生的后果應當有充分認識，其對飲酒過度致死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應承擔主要責任。謝某、王某和張某應當預見到過量飲酒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在李某已經不勝酒力的情況下，非但不予勸阻，反而輪番勸酒，主觀過錯亦非常明顯，應對李某的死亡承擔次要責任。遂判決謝某、王某、張某共同承擔30%的賠償責任。

【評析】酒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然而，過度飲酒、極度勸酒則有悖于社會公序良俗，為法律所不倡導。以上案例，對喝酒和勸酒兩方面都有警示。本案中，謝某與作為陪酒者的王某、張某

明知李某已經不勝酒力，仍不斷勸酒，未盡到安全注意義務，對于李某的死亡應基于其過錯程度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此提醒大家，為了生命健康及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喝酒需適量，勸酒需謹慎。

八、違法裝修噪音擾民為法律所禁止

【案情】周某與王某是上下樓鄰居。2013年8月，住在樓上的周某裝修房子。考慮到裝修噪音會影響鄰居的正常生活，物業公司告知周某施工時間為上午8：30至11：30，下午為2：00至6：00。然而裝修人員為了趕工期，并未按照規定時間施工，經常干到晚上9點多種，嚴重影響了王某的正常生活。王某多次找到周某交涉，但周某每次都草草應付，事后任然我行我素，最后甚至關機不再接聽王某的投訴。王某忍無可忍，訴至法院，要求周某立刻停止在非規定時間內施工，同時賠償精神損失費2萬元。本案在法院的調解下，周某終于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保證以后規范施工，并自愿補償王某5000元精神損失費。

【評析】本案是一個因噪音污染引發的案例。室內裝潢噪音產生的污染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但是很少有人去考慮這種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室內裝潢是生活中所必須的，也是法律所允許的。周圍鄰居應當給予一定的容忍和諒解，但是因為其產生的噪音畢竟給周圍鄰居帶來不便，影響他人正常的生產生活，所以，我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對室內裝潢的時間做出了嚴格限制，該法第47條規定：“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樓內進行室內裝修活動，應當限制作業時間，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減輕、避免對周圍居民造成環境污染。”對于違反上述規定的，其行為必為法律所禁止。因此，提醒大家，在裝潢施工時，應當事先做好周圍鄰居的思想工作，取得別人的諒解與寬容，同時要嚴格遵守施工的時間，文明施工，盡量減少對別人的影響，防止產生鄰里糾紛。

九、物業服務存在瑕疵怎能拒交物管費？

【案情】唐某是某小區的業主。2010年，唐某入住小區后發現該小區物業公司的服務不到位，保安服務態度差，小區環境臟亂差，小廣告滿天飛，而且還不時發生偷盜事件。唐某認為，該物業公司提供低質量的服務卻要求很高的物業管理費，顯然不公平，遂向物業公司投訴，要求物業公司整改。物業公司接到唐某的投訴后，也進行了部分整改，但唐某始終不滿意，從2011年開始唐某拒交物業管理費。物業公司與其多次交涉未果，遂訴至法院，要求唐某交納拖欠的物業管理費4000元。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交納物業管理費是業主應承擔的一項基本合同義務，也是物業公司開展服務需要的資金保證。業主拒絕交納物業管理費，必然導致物業公司經費不足，無法維持正常的物業服務水平，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本案中唐某以物業公司提供的物業服務存在瑕疵為由拒交物業管理費不妥，遂判決唐某向物業公司補交拖欠的物業管理費4000元。

【點評】近年來，隨著物業管理行業持續快速發展，如何理順物業管理企業和業主的關系，使“管家”更好地服務于“主人”，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交納物業管理費是業主應承擔的一項基本合同義務。作為業主，發現問題時應當通過正常的途徑，如向物業公司反映通過協商解決，也可向業主委員會反映，通過業主委員會與物業公司溝通解決，必要時也可向物業行政主管部門投訴，如果物業公司服務質量確實差而無法通過上述途徑解決，業主還可以通過業主大會決定解聘物業公司，選聘新的物業公司，并根據物業合同的規定，追究物業公司的責任。業主不能隨意拿不交物業管理費作“擋箭牌”，否則可能造成惡性循環，侵害到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

十、老爸遺囑處分老媽財產 依法認定為無效

【案情】李某（男）和張某（女）老兩口生有一兒一女，即小李和小張。李某和張某婚后擁有一套房屋，產權登記在李某名下。1998年，張某因病去世。2001年1月，李某立下遺囑，載明：“我夫妻二人擁有一套房屋，在我死后，歸兒子小李所有。以此為證。”2003年，李某亦去世。小李和小張因繼承問題產生糾紛。小張訴至法院，要求對房屋及遺囑沒涉及的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依法繼承。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李某在遺囑中處分了張某對房屋的份額，違反了法律規定，該部分遺囑依法應認定為無效。涉案房屋為李某和張某的夫妻共同財產，張某先于李某去世，故張某在房屋中擁有的1/2份額應予法定繼承，由李某、小李和小張各繼承1/6。李某在房屋中所占2/3的份額應由小李繼承。對于遺囑中未涉及的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應按照法定繼承處理。遂判決小李繼承房屋份額的5/6,小張繼承房屋份額的1/6，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由小李繼承2.5萬元，由小張繼承2.5萬元。

【評析】現實生活中，遺囑人在遺囑中處分配偶或家庭成員財產的情形較為常見。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遺囑人以遺囑處分了屬于國家、集體或他人所有的財產，遺囑的這部分，應認定無效。對于遺囑無效部分所涉及的財產，根據《繼承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應按照法定繼承辦理。同時，根據法律規定，對于遺囑未處分的遺產，同樣應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本案中，李某在遺囑中處分了張某對房屋的份額，該部分遺囑應為無效，所涉份額應按法定繼承處理。對于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雖然遺囑并未涉及，但為李某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屬于遺產范疇，應依法定繼承依法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