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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四川法院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法院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時值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實施一周年之際，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以促進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進一步了解新修行政訴訟法，提高全民的法治觀念，增強對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是對行政機關的善意提示，以促進行政機關進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行政糾紛的發生，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一、四川省川糧米業股份有限公司訴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川糧米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川糧米業)以4050元／噸的價格從東海縣平明鎮匯盟米業有限公司購進120噸蘇北香米。2014年5月26日，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德陽市食藥監局）對川糧米業進行監督檢查時，發現川糧米業在未辦理食品流通許可證的情況下，于 2013年4月22日將其中的30噸蘇北香米以3860元／噸的價格直接銷售給了昌良公司，銷售的貨值金額為115800元。2014年11月18日，德陽市食藥監局作出（德）食行罰[2014]1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川糧米業未經許可從事食品流通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對其處以貨值金額1.5倍，即人民幣173700元的罰款。川糧米業不服，向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維持了被訴行政處罰決定。川糧米業不服上訴，四川省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是川糧米業是否未經加工直接銷售蘇北香米。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首先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本案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的行政處罰認定川糧米業銷售未經加工的蘇北香米，所提供的證據中，僅憑川糧米業的業務人員在發貨明細表上手寫的“蘇北香米直接銷售30噸，加工銷售58噸”和川糧米業的情況說明中“蘇北香米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購入作原糧使用，由于銷售疲軟未能如期加工銷售完”的內容作出。但該情況說明也載明“購入作原糧使用”，而未對川糧米業相關人員調查，也未對購買方重慶昌良公司核實蘇北香米的生產廠家、包裝袋等主要事實進行調查。在德陽市食藥監局聽證時，川糧米業提出銷售的蘇北香米經過加工、倉儲、生產，德陽市食藥監局對此也未予調查核實，德陽市食藥監局認定直接銷售無充分證據。而川糧米業的內部調撥移庫單載明30噸蘇北香米是4月19日出庫，同月22日發給重慶昌良公司，與川糧米業陳述的加工生產程序和購入作原糧使用一致，也與川糧米業所提供的重慶南岸區公證處的公證書所載明的該批蘇北香米的生產商是川糧米業的詢問筆錄和包裝袋照片的證據相互印證。大米的生產、加工程序，生產廠家和原產地是否可以不一致，是否允許翻袋、除塵、拋光等事實，德陽市食藥監局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在訴訟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申請二審法院對本案相關證據進行調查取證，更進一步印證作出行政處罰時，德陽市食藥監局的證據不夠充分。故德陽市食藥監局作出行政處罰的主要證據不足。四川省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

（二）項、第七十條

（一）項的規定，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

一、撤銷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法院（2015）旌行初字第18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德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德）食行罰[2014]16號行政處罰決定。

（三）典型意義食品藥品安全與人民群眾的健康緊密相關，依法應當嚴格監督管理，對于食品藥品領域的違法行為應當嚴厲查處。但是監督管理應當依法進行，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應當認定案件事實并有相應的證據證明。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需審查被訴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事實是否屬實，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判斷主要證據是否充足，需結合司法實踐和行政管理實際情況來具體判斷，要達到清楚且具有說服力的程度。本案涉及對當事人權益影響較大的處罰，應遵循更嚴格的證明標準。本案中，德陽市食藥監局對有無經過加工生產的事實未進行調查，不能形成完整鎖鏈，不能排除川糧米業提供證據證明蘇北香米系其加工生產的事實。訴訟中，德陽市食藥監局申請二審法院對本案相關證據進行調查取證，更進一步印證作出行政處罰時證據不夠充分。行政處罰決定主要證據不足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

（一）項之規定予以撤銷。人民法院經合法性審查后判決行政機關敗訴，能夠倒逼行政機關強化依法行政意識，改進履行職權的薄弱環節。本案典型意義在于起到了鏡鑒之效，要求行政機關規范執法行為，尤其要強化證據意識。

二、熊濛濛訴雙流縣規劃建設局、雙流縣房產管理局、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規劃行政強制案

（一）基本案情熊濛濛于2012年開始在其位于雙流縣勝利鎮牧馬山易城的房屋上進行違章搭建，雙流縣規劃建設局（以下簡稱雙流規劃局）從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多次向其發送《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設決定書》、《強制拆除違法建設決定書》、《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設公告》等文書，并予公告和催告。逾期后熊濛濛并未將違法建設拆除完畢。雙流規劃局遂組織四川省世紀名流建筑拆遷有限公司對熊濛濛的房屋搭建部分實施強制拆除。雙流縣房產管理局、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均派員在場。拆除行為致使房屋主體部分受損。經鑒定結論為，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行為時因拆除方法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術規范》（JGJ147-2004）第4.1.3條規定，造成房屋當前程度損害，其產生的結構性損害現象，均能進行修復，該損害與熊濛濛的搭建行為無直接因果關系。

（二）裁判結果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熊濛濛修建的構（建）筑物位于雙流縣，雙流規劃局具有對其作出強制拆除違法建設決定和依法實施強制拆除的法定職權。熊濛濛的房屋存在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進行建設的事實。雙流規劃局在告知、公告和催告之后決定強制拆除違法建設的程序合法。但強制拆除行為的實施，既要保證行政管理目標的實現，又要兼顧相對人的權益，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相對人遭受最小的侵害。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行為時因拆除方法不符合拆除安全技術規范的規定，且這種拆除方法是造成房屋損害的原因。故雙流規劃局實施的強制拆除行為不必要地增加了熊濛濛的損失，給熊濛濛造成了過度的不利影響，屬于明顯不當。遂判決：

一、確認雙流規劃局于2013年12月13日對雙流縣勝利鎮牧馬山易城41棟房屋實施的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駁回熊濛濛對雙流縣房產管理局的訴訟請求；

三、駁回熊濛濛對雙流縣勝利鎮人民政府的訴訟請求。熊濛濛不服，提起上訴。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熊濛濛違法建設事實成立，雙流規劃局在實施強制拆除之前，已經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了告知、責令自行拆除、催告、公告等行為。但雙流規劃局在實施拆除時方法不當而造成熊濛濛房屋損害，該行政強制行為顯然不當，鑒于該行為不具有可撤銷內容，故一審判決確認該行為違法并無不當。另外，本案中并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雙流房管局和被上訴人勝利鎮政府共同實施了強制拆除行為，故熊濛濛起訴要求確認以上二行政機關實施強制拆除行為違法的訴訟請求亦不能成立，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時應當遵循最小侵害原則，秉承最低限度主義。對違法的建筑物、構筑物，既要依法拆除，又要在拆除過程中注重保障相對人合法權益，避免造成損失擴大的情形。換言之，強制拆除行為的實施，應以達到行政執法目的和目標為限，盡可能使相對人遭受最小的侵害。本案中因行政機關實施強制拆除時未嚴格按照安全技術規范的要求，確定科學、合理的拆除方法，其后果自然是對相對人房屋合法部分帶來財產性損失，給其造成過度的不利影響，屬于明顯不當。因此，人民法院對該行為給出了否定評價，旨在提示行政機關應當以人為本地文明執法、科學執法。三、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訴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確認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1月25日，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虎公司）與成都心意誠科技產業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心意誠公司）簽訂《保安服務合同書》，為心意誠公司提供保安服務。合同書約定，天虎公司派駐心意誠公司保安人員的工作范圍為：

1、科創中心、展業大廈、華西項目、青教項目的安全防范工作、所有進出通道門衛工作、周邊及停車場的安全保衛工作；

2、保安人員未經雙方許可，不可參與甲方任何收費工作及未約定事宜。同時約定，心意誠公司不能安排保安人員去做與保安工作職責無關的工作，違反約定造成損失由心意誠公司承擔全部責任。2014年2月1日，陳煒仁與天虎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成為該公司職工，并被派遣到心意誠公司從事安保服務工作。2014年4月9日9時40分左右，陳煒仁在為心意誠公司取送郵件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成都市人社局）認為陳煒仁受到的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之規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15-265號認定工傷決定，認定陳煒仁所受傷害屬于工傷。天虎公司不服該工傷認定，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工傷認定的主體在勞動者與其存在勞動關系的用人單位之間。勞務派遣工和實際用工企業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本案中天虎公司與陳煒仁簽訂了《勞動合同》將工作內容約定為“服務”，對“服務”的具體工作內容未作約定。之后天虎公司將陳煒仁派遣至實際用工單位心意誠公司工作，心意誠公司的《門崗、巡邏崗工作安排》第一項“門崗工作安排”，其中第七條已經明確規定門崗工作包括“負責信件收發，并做好記錄”。陳煒仁需要遵守用工企業的規章制度并為其提供勞動，工作期間進行的郵件收發工作系接受心意誠公司安排進行勞動，該工作內容不能認為已經超出了陳煒仁與天虎公司約定的工作范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相關法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約定和國家規定，向勞動者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陳煒仁從事保安工作，在天虎公司處領取勞動報酬，從未在心意誠公司處因從事郵件收發工作領取額外的報酬，不應當認定陳煒仁與心意誠公司之間就此建立了事實勞動關系。勞務派遣中認定工傷僅是為保障職工權益而確定工傷保險責任主體，并非勞務派遣這一復雜三方關系的最終權利義務歸責，認定勞動者與實際用工企業不建立新的事實勞動關系并不影響實質公平正義的實現。勞務派遣單位與實際用工企業之間存在“勞務租賃關系”，雙方對各自權利義務均有約定。本案中，天虎公司如認為心意誠公司違反合同約定，亦可根據合同約定或法律規定，向合同相對方主張權利。同樣天虎公司與心意誠公司之間的約定并不影響成都市人社局在本案中對工傷認定的作出。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二）項的規定，判決：

一、撤銷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法院（2015）龍泉行初字第177號行政判決書；

二、駁回四川天虎保安服務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三）典型意義勞務派遣作為一種新型的用工關系，與之相應工傷認定中也存在一些新的變化。行政機關應當從立法本意出發，通過對勞務派遣關系中三方法律關系的判斷，結合個案的具體情況，作出工傷認定。建立工傷保險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工傷職工的救治權與經濟補償權。職工在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以后，首要權利在于得到及時、有效的搶救，故工傷認定應當盡快確定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主體，使職工在遭受事故傷害之后所需費用得到足額保障。本案中相關證據不能充分證明陳煒仁與實際用工單位心意誠公司存在新的事實勞動關系。為此成都市人社局為了保障職工盡快獲得救助與補償而依法作出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應予以支持。

四、陳啟明等13人訴峨眉山市交通運輸局交通行政行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3日，峨眉山市城市客運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峨眉客管辦，訴訟時其包括出租汽車客運在內的道路運輸經營管理職權由峨眉山市交通運輸局承繼，故由后者作被告）作出峨客管[2014]3號《峨眉山市城市客運管理辦公室關于到期出租車經營權重新配置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在其第一部分實施內容中的第五項經營模式部分規定：出租車收費項目及標準實行半承包模式經營。即由現有車輛實際經營者與公司簽訂承包合同，由承包經營者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行承擔安全和經營風險。根據公司的管理成本及承擔的連帶責任，承包費（管理費）1000元/月·車，并按每年5%遞增，經營期內最高不得超過1200元∕/月·車，經營收入全部歸承包經營者所有，但涉及車輛入戶、維修、油耗、年檢審、保險、稅收以及駕駛員工資福利等與車輛和經營相關的費用由承包經營者承擔。作為出租車實際經營者的陳啟明等13人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撤銷《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的內容。峨眉交通局認為該《通知》是行政指導行為，沒有行政強制力和實際拘束力，因此不具有可訴性。

（二）裁判結果樂山市市中區人民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管理過程中，所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導、咨詢、建議、訓導等性質的行為。當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選擇實施行政指導行為，違反行政指導行為不會給行政管理相對人帶來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明確、具體規定了實行半承包模式經營、承包費（管理費）等內容。從文義上理解，該內容沒有任何示范、倡導、咨詢、建議、訓導等指導性含義。同時，作為出租車實際經營者陳啟明等人也實際按照該部分規定的半承包模式經營、交納承包費（管理費），如果不按照該部分規定執行，陳啟明等人是不能正常承包經營的。因此，對峨眉交通局認為《通知》的經營模式部分屬于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的主張不予支持，且其沒有提交《通知》中關于經營模式部分符合法律、法規、規章等規定的依據。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2目的規定，判決：撤銷《通知》第一部分實施內容中的第五項經營模式部分。一審宣判后，當事人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行政指導行為不具有當事人必須履行的法律效果，行政管理相對人可以選擇按行政指導行為去做，也可以選擇不按行政指導行為去做，違反行政指導行為不會給行政管理相對人帶來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機關在實踐中也存在分不清“指導”與“強制”的區別，以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之名過度干預市場經濟的情況。本案中，峨眉客管辦在《通知》中“經營模式”部分要求經營者與出租車公司采取半承包模式簽訂承包合同，并規定了具體的承包費（管理費），原告也按照《通知》的規定向第三人繳納了承包費（管理費）。《通知》的該部分內容實際已經不僅僅是“倡導性、示范性”的規定，而是影響到本該由作為市場主體的經營者與出租車公司通過合同自主決定經營模式與承包費的自由，已不屬于“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因此并非不可訴。且其亦沒有事實與法律上的依據，依法應予撤銷。

五、陳勇訴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道路交通行政處罰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7月23日8時許，陳勇在瀘州市江陽區刺園路一段駕駛無號牌通勝牌電動三輪車時，被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以下簡稱瀘州交警支隊）執勤民警攔下檢查。經查，該車未辦理行駛證，陳勇也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2014年7月24日，瀘州交警支隊委托四川菲斯特司法鑒定所對陳勇駕駛的通勝牌電動車的屬性進行鑒定。經鑒定機構檢測，該電動三輪車為摩托車類的正三輪輕便摩托車。瀘州交警支隊于2014年8月2日對陳勇進行處罰前告知，告知擬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陳勇明確表示暫不提出陳述和申辯。同日，瀘州交警支隊對陳勇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機動車的違法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決定給予陳勇罰款壹仟元的行政處罰。陳勇在處罰當日繳納了罰款壹仟元。后陳勇認為其駕駛的電動三輪車不屬于機動車，瀘州交警支隊對其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為此提起訴訟，請求撤銷瀘州交警支隊的行政處罰決定。

（二）裁判結果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瀘州交警支隊作為瀘州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部門，具有在本行政區域內對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行為作出相應行政處罰的法定職權。本案中，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為動力裝置驅動的車輛，不具有非機動車的種類屬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關于“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的定義以及國家標準，瀘州交警支隊對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屬于機動車的認定正確。2014年11月，一審法院依據修改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對瀘州交警支隊就陳勇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違法駕駛機動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這一具體行政行為予以維持。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中的鑒定機構具有司法鑒定許可證，鑒定業務范圍包括機動車技術性能鑒定，其作出的鑒定意見可以采信。故陳勇主張其駕駛的電動三輪車屬非機動車，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同時，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處罰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行政行為，陳勇以行政強制措施違法為由，主張行政處罰行為違法，該主張不能成立。故2015年3月，二審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本案中，陳勇駕駛的電動三輪車是否屬于機動車是瀘州交警支隊進行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的前提條件。鑒定機構在其業務范圍內出具的鑒定意見是人民法院作出認定的重要依據。對于作為證據的鑒定意見，特別是涉及科學技術的鑒定意見，人民法院通常進行程序性審查。《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對于何為機動車有規定，但在具體的審理過程中，對于特定的事物內涵及外延是否在法律定義范疇內，需要相應的專家、權威機構進行確定。對于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采納的具有法定資格的鑒定機構依據法定程序作出的鑒定意見，若另一方訴訟當事人未提出充分證據證明有鑒定人不具備鑒定資格、程序嚴重違法、結論錯誤、不明確或者內容不完整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采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據行政訴訟證據規則最終認定了電動三輪車屬于機動車。

六、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訴平昌縣規劃管理局行政不作為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5日，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經濟和商務委員會申請擬在平昌縣南河子高速互通出入口引道側新建加油站一座。平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平昌縣規劃和建設局、平昌縣國土資源局、平昌縣公安消防大隊、平昌縣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平昌縣經濟和商務委員會先后在加油站建設申請登記表上簽字同意上報并蓋章。經平昌縣經濟和信息化局（平昌縣原經濟和商務委員會）上報，四川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復函同意巴中石化公司在辦理相關批準證書及驗收合格文件，取得相關合法手續可開工建設。因擬建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所處位置互通立交未按期建成，2013年10月21日，四川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同意延長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建設期限一年。2014年6月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平昌縣原規劃和建設局）遞交《關于再次要求辦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設項目選址意見書的函》，2014年8月2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人民政府書面請求協調解決加油站規劃選址問題，平昌縣人民政府辦公室于2014年9月3日將該書面材料及縣領導批示轉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傳閱。2014年10月11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遞交《關于再次要求辦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設項目選址并出具規劃條件的函》，平昌縣規劃管理局未對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請進行書面回復和處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補充提供相關材料。2014年10月20日，巴中石化公司以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城市規劃行政許可不作為為由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通江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巴中石化公司申請擬在平昌縣高速公路出口南河子修建加油站項目，已向相關部門申請立項并獲初步審批，平昌縣規劃管理局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平昌縣轄區內的城鄉規劃和審批，規劃和審批南河子加油站項目與巴中石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巴中石化公司依法應具有訴訟的主體資格。巴中石化公司在向平昌縣規劃管理局遞交規劃許可申請后，申請程序是否合法、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備、申請的規劃許可事項是否在平昌縣規劃管理局的職責范圍內，是否應當準許應當依法在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之日起二十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并予以書面回復，二十日不能作出決定的，可依法延長十日，但平昌縣規劃管理局至今未對巴中石化公司申請的規劃許可事項作出處理，應屬于行政不作為，現巴中石化公司要求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其申請的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項目履行規劃職責的主張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予以支持。通江縣人民法院判決：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在判決生效后二十日內對中石化巴中石化銷售有限公司申請的平昌縣南河子加油站項目履行建設規劃法定職責。平昌縣規劃管理局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在上訴期間，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違法行為作出了糾正，經四川省巴中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法定職責必須為。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符合條件的申請，行政機關依法應該實施某種行為或履行某種法定職責，而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卻拒絕作為也是違法行為。個別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怠政”、“懶政”現象，會損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四十二條規定“除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外，行政機關應當自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二十日內不能作出決定的，經本行政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十日，并應當將延長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請人”。本案中，平昌縣規劃管理局對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請在法定期限內，既未作出任何書面回復和處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補正材料，構成行政不作為。實踐中，不少行政相對人在向行政機關多次提出請求，甚至投訴舉報無果后，才選擇通過訴訟方式尋求救濟，致使矛盾不斷激化，“官民”關系緊張。到了訴訟中，多數行政機關能發現行政行為存在的問題，并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使行政糾紛得到實質解決。在相對人不撤訴的情況下，行政機關依然要承擔敗訴后果。

七、歐良海訴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強制案

（一）基本案情2008年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405號《關于瀘州市江陽區2008年第四批鄉鎮建設用地的批復》，同意將歐良海原所在的集體土地征收為國家所有。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政府履行實施程序。歐良海房屋在上述被征收集體土地范圍內，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在對其依法進行了補償并簽訂了貨幣還房及購買定向限價商品房協議后，于2012年6月20日對其房屋實施強制拆除。歐良海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確認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強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一審法院認為，歐良海作為被拆房屋的權利人，有訴訟主體資格。本案系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產生的爭議，不應適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規定。被告關于代為倒房的主張，因未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法院不予支持。我國相關法律未設定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的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無權對被征地房屋實施強制拆除。被告不是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具有組織實施集體土地征收相關行為的行政職權，其強制拆除歐良海房屋的行為超越職權。一審法院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確認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強制拆除歐良海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瀘州市江陽區泰安鎮人民政府上訴后，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法無授權即違法”。行政機關在履行行政職責的過程中，必須在法律、法規授權的范圍內審慎地行使行政權。行政執法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所作出的行政行為，超越了法律、法規規定的權限范圍，或者實施了根本無權實施的行政行為，必然是違法行政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十三條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由法律設定。法律沒有規定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本案中，雖然行政相對人房屋占用的集體土地被依法征收，并進行了補償，簽訂了貨幣還房及購買定向限價商品房協議，從實體上看行政機關拆除其房屋并未侵害其合法權益。但行政機關在并無強制執行權的情況下，強制行政相對人遷出房屋并將房屋拆除，系超越職權的行為。鑒于其房屋已經被拆除，撤銷并無意義，故確認違法。

八、曾仲林訴會理縣果元鄉南郊村民委員會其他行政行為案

（一）基本案情曾仲林系會理縣果元鄉南郊村東山組居民。2013年5月，曾仲林曾向鄉、村、組申請對自家土坯房進行原拆原建。在相關建房手續尚未辦理完畢之前，曾仲林便開始動工修建。因相鄰權人顧XX認為原告修建房屋時損壞了雙方共同的基礎，雙方由此產生糾紛。該糾紛經鄉村協調未果。后曾仲林在完善相關建房手續時，因相關申請表格的更換，需要相關部門另行簽署意見重新審批。2015年4月，曾仲林再次要求南郊村委會簽署意見，該村委會以無四鄰簽字為由拒絕簽署意見，并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在你沒處理好同顧XX矛盾糾紛，得到四鄰簽字之前，暫時不予你申請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許可簽字蓋章”的決定。曾仲林不服，向四川省會理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決定。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會理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村民委員會在一定范圍內具有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具有一定的公共權力，在一定范圍內具有行政訴訟被告地位。《四川省城鄉規劃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在鄉、村規劃區內使用原有宅基地進行農村村民住宅建設的，申請人應當持原有宅基地批準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證明、戶籍證明、住宅建設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通用設計圖、村民委員會書面意見等材料向鎮、鄉人民政府提出申請，由鎮、鄉人民政府依據鄉、村規劃審批，核發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據此，村民委員會對本村內使用原有宅基地進行農村村民住宅建設具有行政管理的職能，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實施相應行政行為。因此，南郊村委會是本案適格被告。南郊村委會沒有在舉證時限內向一審法院提交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應當視為該行政行為沒有相應證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判決：撤銷南郊村委會于2015年5月27日向曾仲林作出的“在你沒處理好同顧XX矛盾糾紛，得到四鄰簽字之前，暫時不予你申請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許可簽字蓋章”的決定。南郊村委會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引導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村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成員作出的決定侵害村民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撤銷，責任人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村民委員會雖然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但因法律、法規賦予其在一定范圍內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依法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可以成為行政訴訟中的被告。本案被告沒有在舉證時限內向一審法院提交作出該行政決定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應當承擔敗訴的責任。

九、劉強宗訴四川省民政廳傷殘等級行政批復案

（一）基本案情

劉強宗原系軍人。1964年6月5日，劉強宗在訓練超越障礙時，致脛腓骨骨折，被評定為七級傷殘（原三等甲級）。劉強宗退伍后被安排在南部縣大坪鎮供銷社工作。2010年8月，劉強宗向南部縣民政局申請調整殘疾等級。8月6日，南充市中心醫院經診斷，認定劉強宗的右脛腓骨陳舊性骨折（畸形愈合），右膝關節功能障礙伸展活動受限。根據民政部民發〔2006〕110號《軍人殘疾等級評定標準（試行）》第六條第十九款之規定，該院建議評定等級為六級。2010年9月7日，南部縣民政局核定的申報等級為六級。9月8日，南充市民政局復核等級為六級。后南充市民政局報四川省民政廳審批。2011年3月22日，四川省醫學會省級醫療專家小組重新作出鑒定，診斷為：右脛骨向前成角畸形>15，右膝退變較左膝明顯。根據《軍人殘疾等級評定標準（試行）》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款之規定，建議評定八級殘疾。經審核，四川省民政廳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354號批復，認定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為八級。劉強宗認為該廳自行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到八級的行為違法，遂提起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四川省民政廳作出的354號批復。

（二）裁判結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現役軍人被評定殘疾等級后，在服現役期間或者退出現役后殘疾情況發生嚴重惡化，原定殘疾等級與殘疾情況明顯不符，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關系人）申請調整殘疾等級的，可以重新評定殘疾等級。”本案中，省民政廳提供的證據能證明劉強宗因認為其殘疾病情惡化，申請民政部門對其殘疾等級進行調整的事實。《傷殘撫恤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對公示的意見進行審核，在《評定、調整傷殘等級審批表》上簽署審批意見，加蓋印章。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辦理傷殘人員證（調整等級的，在證件變更欄處填寫新等級），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傷殘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發給申請人。對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填寫《不予評定、調整傷殘等級決定書》，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殘疾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和申請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退還申請人。”本案中，南充市民政局向四川省民政廳報送的申報表內容是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到六級。省民政廳認為該申請不符合條件，并未填寫《不予評定、調整傷殘等級決定書》，并連同醫療衛生專家小組出具的殘疾等級醫學鑒定意見（復印件）和申請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逐級退還申請人，而是逕行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調整到八級，該行為不符合上述規定，本案民政廳的具體行政行為無法律依據。該院遂于2014年12月5日，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2目的規定，判決撤銷四川省民政廳作出的川民函〔2011〕354號批復中將劉強宗的傷殘等級由七級調整為八級的具體行政行為，并責令四川省民政廳在60日內對劉強宗的調殘申請重新作出處理。四川省民政廳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程序中申請撤回上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上訴。

（三）典型意義依法行政的基本含義是指行政主體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為，不得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對行政管理相對人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對行政主體而言，“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這是法治社會應當普遍適用的原則。該案例涉及民政部門在傷殘者申請將傷殘等級調整為較高等級時，是否可以逕行將其傷殘等級調整為更低等級的問題。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規范依據，不能在法外行政。根據《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的規定，劉強宗在被評定殘疾等級后，因認為殘疾情況發生嚴重惡化，可以申請重新評定為更高的殘疾等級。《傷殘撫恤管理辦法》亦規定，對申請不符合條件的，由民政部門作出相應處理后，將相關材料逐級退還申請人。這說明，民政部門在認為當事人的申請不符合條件時，并沒有逕行降低申請人殘疾等級的權力。本案中，民政部門的做法不僅有違正當程序原則，更因為沒有法律規范的支撐而對申請人的信賴利益造成了侵犯。

十、徐剛訴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政府不履行出庭應訴義務案

（一）基本案情徐剛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稱：之前，徐剛因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拆除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15年6月16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徐剛的訴訟代理人北京京潤律師事務所李海霞律師為此從北京飛往成都，徐剛也向單位請假參加庭審，為此共計花費3444.54元。但當日因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未出庭，且沒有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因出庭人員不符合法律規定，合議庭不得不停止當日的庭審活動，并通知另行安排開庭時間。成華區人民政府的上述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的規定，致使徐剛遭受上述經濟損失。徐剛為此訴請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確認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并判令成華區人民政府支付徐剛的應訴費用3444.54元。

（二）裁判結果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徐剛訴請確認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并向徐剛支付開庭應訴費用3444.54元，不屬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圍，徐剛的起訴不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五十一條第二款之規定，裁定對徐剛的起訴不予立案。徐剛不服提起上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八條規定，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從上述規定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等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被管理人對行政行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活動中，與提起訴訟的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被管理人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在訴訟活動中所發生的行為，是作為訴訟當事人參與訴訟的訴訟行為，而非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行政行為。本案中，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或其工作人員參加訴訟活動的行為并不是行政行為。徐剛因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行政負責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關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的行為違法，實質是對訴訟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提出的異議，不符合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由于起訴行政機關履行訴訟義務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所以徐剛一并提出的賠償請求，系對違反訴訟義務而產生的法律責任的追究，自然也不應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給予救濟，這是因為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所決定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提起訴訟應當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該法第五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一審法院裁定對徐剛的起訴不予立案，該處理結果并無不當。徐剛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義

隨著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實施以及立案登記制的深入推行，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強化了訴權保護意識，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了有效的訴訟救濟，使長期困擾行政訴訟發展的“立案難”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在法律屬性上具有多樣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糾紛也具有多樣性，并非行政機關的所有行為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訴訟，只有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圍和受案條件的起訴才會被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中起訴人認為成華區人民政府參與行政案件庭審時，行政機關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未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參加訴訟活動，這一行為在法律屬性上屬于訴訟法所調整的當事人的訴訟行為，而非行政法律規范所調整的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行為。對于行政機關的訴訟行為引發的糾紛只能在特定的訴訟程序中加以解決，而不能通過另行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進行救濟。但是，本案的典型意義并不局限于此。行政訴訟中，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這既是行政機關的法定訴訟權利，更是行政機關應當遵守的法定訴訟義務。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不能出庭應訴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書面說明理由，并委托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對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將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況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監察機關或者被告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依法給予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處分的司法建議。這說明行政機關不遵守法定出庭應訴義務是需要承擔相應責任的。當對方當事人因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出庭應訴義務而產生了不必要的訴訟費用時，自然應當由行政機關予以承擔。有人用微信聊天，有人卻在微信中學習，成長。下面是2016年最HOT法律公眾號，累計覆蓋50萬法律人，總有一個適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