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圍繞中心0809工作與檢察改革展開基礎理論研究0806

圍繞中心工作與檢察改革展開基礎理論研究

2010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緊緊圍繞檢察機關的中心工作和檢察工作機制改革開展理論研究，注重檢察理論研究重大項目的調研和攻關，注重提高檢察理論宣傳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注重培養和造就高素質檢察理論研究人才隊伍;法學界積極參與檢察改革中有關重大理論問題的研討，推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促進了檢察理論的繁榮和發展。

從公開出版和發表的成果內容看，2010年的檢察理論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幾方面展開的:

一、圍繞三項重點工作開展理論研究

2010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緊緊圍繞三項重點工作開展檢察理論研究。年初，曹建明檢察長在《求是》(第五期)上發表了“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重要文章，論證了檢察機關在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中的重大責任，強調堅持把執法辦案作為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基本途徑，把改革創新作為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強大動力，把統籌兼顧作為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根本方法。

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如何發揮各項檢察職能，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于世平在《檢察日報》(2010年8月17日)上發表了“發揮民行檢察職能，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文章。文中指出:化解社會矛盾是法律監督所追求的目的與結果。辦理民行申訴案件是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進行法律監督的主要途徑，暢通民行申訴渠道，加大民行檢察辦理案件的力度;樹立抗訴與息訴并重的觀念，主動把執法辦案工作向化解社會矛盾延伸;積極探索申訴風

險評估預警機制，防止社會矛盾激化。民行檢察的監督理念正在實現由單一的訴訟監督模式向多元化的監督格局轉變，參與社會管理已經納入了民行檢察工作的制度功能體系。以法律監督為核心，強化民行檢察工作的社會責任，推動完善民行檢察監督范圍和程序，不斷創新民行檢察監督機制和方式，實現民行檢察工作與行政執法和司法工作的互動和銜接，是民行檢察工作發展的題中之義，也是檢察機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途徑。在對民事審判、行政訴訟活動的多元化監督體系中，民行檢察與其他監督方式相輔相成，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統一、權威和尊嚴。對于公正廉潔執法的保障，是民行檢察工作推進社會矛盾化解和社會管理創新的合理性依據。

有的學者撰文認為:三項重點工作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具有密切的關系。法律監督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措施，是參與和促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形式，是公正廉潔執法的重要保障。檢察機關要從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出發，緊密結合檢察工作實際，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圍繞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統籌安排各項檢察工作，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職能作用，并在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中全面提升檢察工作水平。

2010年9月，第八屆全國檢察長論壇·南寧會議以“強化法律監督與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為主題舉辦。與會的檢察長結合檢察工作實踐進一步探討如何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胡澤君在論壇上強調，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最終目標，就是要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公平正義，這也是檢察工作主題的根本要求所在。各級檢察機關要進一步準確把握強化法律監督與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內在統一性，不斷加深對法律監督職能內在要求的認識，緊密結合法律監督職能創新工作思路、總結工作規律、完善工作機制，深化細化實化各項工作措施，切實推動三項重點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二、圍繞訴訟監督開展理論研究

到2010年12月，全國已有19個省市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檢察機關訴訟監督的地方立法，其中多數是2010年通過的;2010年1月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對訴訟活動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因此，訴訟監督問題成為2010年檢察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2010年7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舉辦了“訴訟監督論壇”，出版了《人大監督與訴訟監督》的論文集。《人民檢察》設立了“加強訴訟監督專題”欄目，《河南社會科學》以“如何認識和加強訴訟監督”為專題發表了一組8篇相關論文。《河北法學》、《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也相繼發表了有關訴訟監督方面的文章。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訴訟監督與人大監督的關系、訴訟監督的外部工作機制和內部工作機制、訴訟監督的難點、重點和對策、訴訟監督的基本理論等方面。

有的學者認為，訴訟監督要尊重訴訟規律。訴訟監督的作用場域限于訴訟程序，一般針對訴訟中的公權力的運行狀態而進行，具體監督活動的展開必然受制于訴訟場域自身運行的特殊性。因此要實現訴訟監督的既定效能，必須將訴訟監督機制置于訴訟程序之中進行根本性的考察，根據訴訟程序的特殊性來確定其具體的運行形態和作用方式。這就意味著，訴訟監督機制從設計到實施都必須遵照訴訟程序的運行規律，訴訟監督活動的開展不能偏離甚至違反訴訟規律，不能以犧牲訴訟參與人的利益為代價。只有按照訴訟規律的要求而實施的訴訟監督活動才能達到監督的目的。因此，訴訟監督應當無損于訴訟構造，應當涵蓋刑事訴訟全程，應當以檢察官客觀義務為理論基礎，以訴權為行使方式。

有的學者認為，訴訟監督需要處理好五大關系，即監督與配合支持的關系、強化外部監督與完善被監督者內部監督的關系、監督者監督他人與完善對自身執法辦案的監督的關系、監督內容與監督形式的關系、全面監督與重點監督的關系。也有學者認為，訴訟監督需要注意八個問題，即明確監督職責、增強監督意識、提高監督能力、把握監督時機、講究監督方法、解決監督問題、完善監 3

督機制、注重監督效果。有的學者提出，訴訟監督要堅持五個原則，即依法監督原則，及時、有效監督原則，監督與配合相結合原則，促進執法機關內部監督原則，接受黨的領導和人大監督原則。

三、圍繞檢察工作機制改革開展理論研究

檢察改革始終是檢察理論研究的熱點，也是近年來檢察機關普遍關注的一個重點。2010年，許多學者圍繞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就檢察職權的優化配置，提出了改革的建議。

1.偵查監督工作機制改革

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是對偵查活動的專門監督，但由于國家權力配置和具體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實踐中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基本上還不能形成對偵查活動的實質性監督。對此，有文章指出，強化偵查監督，必須保障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的上位權力地位，以使檢察機關有能力對偵查權進行控制。在監督模式上，要借鑒司法審查制度，依托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的客觀中立地位，建立完全的檢察官審查制度，對所有的強制偵查權力進行控制，限制偵查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從制度層面消除偵查權過度膨脹的現象。同時，在偵查階段構建類似訴訟狀態的偵查結構模式，以偵查監督的權力，結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共同制約偵查權的行使，對受違法偵查行為侵害的相對人采取及時有效的救濟。為保證偵查監督的效果，還應設置檢察機關的特別偵查程序，即在偵查機關不立案的情況下由檢察機關介入行使普通刑事犯罪的立案權、偵查權，為檢察機關通過公訴權追究犯罪提供程序前提和證據基礎。

2.職務犯罪案件審查逮捕程序改革職務犯罪案件審查逮捕程序“上提一級”改革，即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審查逮捕決定權“上提一級”改革措施實施以來，實務部門及學術界出現了不解和擔憂的聲音。有的擔心辦案時間壓力過大，偵查部門和上級院偵查監督部門都面臨著時 4

間管理的考驗;有的擔心“上提一級”把關過嚴，基層院偵捕聯動條件缺失，不利于打擊職務犯罪。對此，有文章指出，這項改革措施是優化檢察職權配置、加強上級院對下級院辦理職務犯罪案件的領導和監督，完善檢察機關內部監督制約機制的重要舉措。上下級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的雙重審查、變更強制措施報上級院同意等程序設置，使得上級院和下級院的偵查監督部門對偵查部門的監督制約力度明顯加大，對案件初查、立案、刑事拘留、逮捕的證據收集將提出更高要求。同時，可以通過依法統一職務犯罪案件逮捕證據標準，建立健全適時介入偵查、捕后跟蹤監督等工作機制，調整人民監督員監督程序等措施，不斷完善檢察機關內部職權配置，提高執法水平。

3.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優化配置

有論著提出，應在檢察機關內部設立統一的職務犯罪偵查機構，將貪污賄賂犯罪都劃歸該機構統一行使，取消監所等其他業務部門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將舉報中心、職務犯罪預防機構也都劃歸該機構管理，同時進一步完善偵查一體化機制建設。還應從立法上明確檢察機關的初查權和完整的強制措施權，并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和運用秘密技術偵查的權力，為查辦職務犯罪提供手段上的支援。

4.強化公訴權的訴訟監督職能

有文章指出，指控犯罪和訴訟監督是我國公訴權的兩項基本職能，其中指控犯罪、維護社會穩定是公訴的首要任務，而訴訟監督則是檢察權的法律監督職能在公訴環節的重要體現和公訴權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檢察機關公訴權的訴訟監督職能主要體現在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和死刑執行臨場監督等方面。根據現代司法規律的要求和我國司法現狀，我國公訴權的訴訟監督職能需要從幾方面加強，一是明確對死刑復核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完善法律規定，規范監督工作程序，依法開展監督;二是進一步明確死刑執行臨場監督工作規則，防止和糾正死刑執行活

動中的違法行為;三是進一步規范對檢察機關自身偵查活動的監督，積極探索有效的監督制約方式;四是充分發揮檢察監督的整體優勢，將對審判活動的訴訟監督和打擊司法腐敗的檢察職能相結合，深挖審判不公背后的違法犯罪行為，加強審判監督效果。

5.刑事執行檢察監督模式

目前檢察機關對刑事執行活動進行監督的職能部門是監所檢察部門，有論著提出，“監所檢察”這個名稱雖然沿用多年，但已經不適應刑事執行監督統一化的要求，應借鑒目前檢察機關其他有關職能部門名稱的更改經驗，將其在法律監督中的主要職責作為命名依據，將刑事執行法律監督工作為重點的監所檢察部門更名為刑事執行監督部門，使現有的財產刑、資格刑等刑罰執行監督空白獲得部門歸屬，便于人民群眾更好地理解刑事執行監督的職能。具體而言，建議在人民檢察院現有的監所檢察部門基礎上構建刑事執行監督(廳、處、科)局，內設生命刑執行監督部門(處、科)、監禁刑執行監督部門(處、科)、非監禁刑監督部門(處、科)、非刑罰執行監督部門(處、科)。

關于刑罰執行檢察監督的手段，有論著建議，建立檢察機關隨時介入制度和與罪犯隨時約談制度，賦予檢察機關一般司法調查權和要求協助調查權，賦予檢察機關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裁定程序提請建議權和抗訴權，同時賦予檢察機關糾正違法通知的強制性法律效力。

6.民行檢察監督的范圍及方式

關于民行檢察監督的范圍，一直存在各種不同意見。最高人民法院不斷通過批復將民事檢察監督的范圍限定在民事案件的生效判決上，但更多學者和來自檢察實務界的聲音認為，對于影響當事人基本訴權的裁定以及嚴重違反程序的裁判，檢察機關均應有權提起抗訴。而對于法院在民事行政執行活動中的違法執行和不當執行的行為，檢察機關也有權進行監督，其中，違法執行行為包括執 6

行主體違法、執行程序違法、執行裁定超越審判權、執行裁定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不當執行行為包括明顯消極執行行為、濫用執行權損害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合法權益、嚴重的不文明執法、違反法律職業道德的執行行為等。

7.鐵路運輸檢察院管理體制改革關于我國鐵路運輸檢察機關管理體制的改革問題也是檢察改革的熱點問題之一。有文章指出，應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和我國現實國情，堅持將鐵路運輸檢察制度納入國家司法管理體系，改革現行的檢察業務與人財物分別由上級檢察機關和鐵路部門雙重領導管理的模式，使鐵檢人財物管理完全脫離開鐵道部、各鐵路局，實行屬地管理，納入國家公務員、地方機關管理體系。有的學者考察了俄羅斯聯邦運輸檢察制度的歷史發展及現狀之后，提出其正反兩方面經驗值得借鑒。一是不應以“接軌”為名取消專門檢察機關，而是應當進一步強化和發展包括運輸檢察機關在內的專門檢察機關;二是運輸檢察機關的發展應當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及時把單一種類的鐵路運輸檢察院改組為統一的運輸檢察院，有權對鐵路運輸、高速公路運輸、航空運輸、內水水上運輸、海洋運輸和海關執行法律情況實施監督的運輸檢察院;三是將運輸檢察院劃歸相應的區域性檢察院領導之后，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逐步完善運輸檢察制度。

四、圍繞檢察學學科體系開展理論研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曾出現過一些以檢察學或中國檢察學命名的著作。但是這些著作主要是對現行的檢察制度進行介紹或闡述，缺乏基本理論的支撐，未能得到學術界的認可。近年來，檢察學研究會發起了關于檢察學學科體系和基本范疇的研討，在此基礎上，出現了一些檢察學研究的新成果，如《檢察學》(2010年7月)、《檢察學的基本范疇》(2010年10月)、《學科的秩序——關于檢察學理論體系的一些基本問題》(2010年12月)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孝清等主編的《檢察學》。該書在總結近年來檢察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按照學科建設的基本要 7

求，以概念為分析工具，著力闡述檢察制度的基本原理，把理論與實踐、應然與實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超越了對檢察制度本身的簡單描述，構建了比較完備的檢察學理論體系。

關于檢察學的學科體系，有的學者認為，檢察學作為一個學科群，應當包含一系列分支學科，如研究檢察制度理論基礎和一般理論的檢察理學，研究檢察制度產生、發展與變化的歷史沿革及規律的檢察史學，研究各國檢察制度并從中探尋共同規律和獨有特色的比較檢察學，研究基于不同檢察職能而進行的各種檢察活動所形成的專門檢察學，又可以分成公訴學、職務犯罪偵查學和預防學、訴訟監督學、司法解釋學等學科，研究檢察管理的檢察管理學，其下又可分為檢察政策學、檢察官管理學、檢察業務管理學、檢務管理學等。有的學者則認為，檢察學學科體系的構建應以基本范疇為起點，對研究對象進行具體、系統的研究，可分為檢察學概述、法律監督、檢察制度理論等內容，檢察政策、檢察改革、檢察文化等內容不應列入。也有學者認為，檢察學的體系包括理論檢察學、應用檢察學和檢察史學三大領域。其中，理論檢察學包括檢察學原理、比較檢察學、檢察制度概論等;應用檢察學包括檢察實務類理論、檢察管理類理論、檢察教育類理論等。

2010年，可以說是檢察理論研究成果豐碩的一年。不僅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在數量上明顯多于往年，而且研究的視角比較開闊，成果的質量也有明顯的提升。但是，就檢察實踐中的問題進行深度研究還顯不足，特別是對一些制約檢察工作科學發展的重大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見;就檢察改革和檢察工作機制所進行的研究也缺乏宏觀的、前瞻性的成果。檢察理論研究仍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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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司法鑒定基礎理論研究五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司法鑒定基礎理論研究五

第四，鑒于鑒定較強的職權主義色彩及其中立地位，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一般規定，鑒定人的報酬及鑒定所需其他費用由國家支付。而英美法系的專家證人由于受聘于一方當事人，故其報酬由該當事人承擔，而且其報酬常常與其所提供專家證言的內容和結果直接掛鉤，這一點自然引來不少非議。

從上述幾個方面看來，鑒定結論與專家證言分別是職權主義與對抗制訴訟模式的必然產物。對他們的研究不能僅僅從表面現象出發進行膚淺的對比和紙上談兵的所謂“互相借鑒”。這樣的研究盡管在學者的筆下會左右逢源，但當付諸實施時卻很可能寸步難行，必須將它們放在作為各自的根源的整個訴訟模式的大背景下加以考慮，才有可能把握其本質和規律，并提出真正有價值的見解。

3.鑒定結論的主要功能在于增強事實裁判者的認識能力。鑒定結論是針對案件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而產生的。盡管我們無法精確界定專門性問題到底專門到何種程度，具體個案中的專門性問題又會有何種區別，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這種專門性問題已經對法官的認識能力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正是在對這種專門性問題進行判斷的問題上，法官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對案件作出裁判要求法官必須對該問題關涉的事實作出判斷，另一方面，法官自身的知識和經驗對該問題無能為力。也就是說，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需要作出判斷的專門性問題超出了法官根據其知識和經驗可以進行的理性思維的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必須借助于外界的力量來增強自己的認識能力，以保證自己可以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的認定。當鑒定結論產生后，由于其包含著專業人員對相關事實的判斷，法官通過對鑒定結論的審查認定，可以有效地彌補其認識能力的欠缺，使得自身對案件的專門性問題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

(二)鑒定結論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鑒定結論既然作為一種證據，那么就應當具有證據的兩大特性，即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前者是鑒定結論能夠在法庭上當作證據使用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后者則是其對于證明對象所具有的證明作用。在一般情況下，證據規則主要對證據能力作出規制，而證明力則交由裁判者以自由心證的方式加以認定。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律也會就某些證據的證明力作出規定，以之作為自由心證原則的例外。

1.鑒定結論的證據能力。任何一份鑒定結論欲具備證據能力，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交付鑒定的事項應屬專門事實領域。

對于鑒定結論來說，如果其要作為證據提交給法庭，首先必須滿足的條件是鑒定所針對的事項必須是事實問題，而且該事實問題只有借助于專門的知識和技能才能認定。只有滿足這個條件，訴訟中進行的鑒定才具有必要性，由此得出的鑒定結論才具備證據能力。

第一，當鑒定結論超出事實問題的范圍，對法律問題發表意見時，便構成了對司法者權力的侵犯。因為無論在何種訴訟模式之下，對有關法律問題作出判斷都是司法者的職責，越俎代皰的鑒定結論當然不具有任何證據能力。但是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區分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命題，而現實情況常常不象理論命題那樣整齊劃一。實踐中，在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交界處，常常會存在一些模棱兩可的情形，使人們難以將其完全歸入一方，即出現所謂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和作為事實問題的法律。訴訟過程中某一外國法律或歷史上曾經存在的法律可能會被作為證據提出，便是這里所說的作為事實問題的法律，鑒定活動一般不會涉及到這些問題;但是，當遇到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時，常常會造成混亂。法律對于一定的事實基礎賦予其法律含義，便產生了所謂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就其性質而言，作為法律問題的事實應屬于法律問題的范疇，而非純粹的事實問題。因此，其判斷權歸司法者所有，而鑒定人只能就其基礎事實發表意見。

第二，鑒定結論所針對的必須是借助于專門知識和技能才能認定的事實問題，即有鑒定之必要性的問題。當鑒定人對普通經驗層面的事實問題發表意見時，由于出現兩個方面的侵權，而使其鑒定結論失去了證據能力。一方面，侵犯了事實裁判者的權力。根據一般理性認定案件事實是事實裁判者的職權。因此，通常情況下證人只能就其所感受到的客觀事實進行陳述，而不得加入主觀推測的成份，這一點在英美被稱為意見證據的排除規則。而鑒定結論作為遇到專門性問題時的一項例外舉措，必須嚴格遵守其職責范圍。另一方面，侵犯了當事人舉證的權利。在大陸法系的鑒定人模式之下，存在著鑒定的決定權與當事人舉證權分離的問題。對于那些被列入“專門知識和技能”范圍的事實問題，只能由享有鑒定決定權的主體交付鑒定，而對于此范疇之外的事實問題則屬于控辯雙方有權舉證證明的范圍。因此，對一個本屬于普通經驗層面的問題進行鑒定，則構成對當事人舉證權的侵犯。

但是，如何確定訴訟中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困難在于無法確立一個相對固定的判斷標準，將所謂“專門知識和技能”與普通知識進行區分，而且更困難的是，“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并不具有固定的概念涵蓋范圍，在不同的案件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英美國家，由于無論普通證人還是專家證人都是由控辯雙方提供的，只要能對陪審團認定事實有幫助，無論何人均可以接受當事人的委托而成為專家證人就法庭審理所涉及的專門問題進行作證。因此，英美法國家的專家范圍較廣，他們并不僅限于接受過嚴格職業訓練的專家，其他具有豐富執業經驗的普通人如磚瓦工、薄板金屬工、測量工、木工和電工等也被歸入專家行列的現象并不存在多少異議。但在大陸法系國家，鑒定決定權與當事人舉證權分離的現狀決定了必須在“專門知識技能”與普通知識之間作出一個非此即彼的明確區分，以劃定鑒定權與舉證權的界限。絕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都把鑒定的決定權交給法院，這實際上即意味著，法院對于是否屬于“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問題上享有充分的判斷權。而且各國立法對法官行使這一權力所設定的限制是非常少的，事實上，立法也難以對該權利設定限制。因為案件事實復雜多樣和科學知識不斷發展，使立法者不可能制定一條整齊劃一的標準，而不得不由法官依據具體情況加以個別判斷。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這一規定表明：我國法律也沒有對何為“專門性問題”給出確定的標準，這一點本無可厚非;但是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我國現行的是一套在鑒定決定權上的不平等模式，公訴方與法院共同享有鑒定的決定權，而被告人卻不具有此項權利。這樣的一套模式賦予法院鑒定權固然是職權主義訴訟的應有之義，但同時也給公訴方任意解釋“專門知識和技能”的范圍以剝

奪被告人舉證權提供了可乘之機，從而造成雙方舉證能力的不平等。因此，從這個角度也折射出構建鑒定決定權上的平等模式的必要性。

(2)鑒定人具有鑒定資格。

鑒定人的鑒定資格是鑒定結論具有證據能力的一個當然條件。鑒定資格主要是指鑒定人應當具備鑒定所需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開展相應的司法鑒定業務。大陸法系國家采取了鑒定權主義的做法，對鑒定人的資格問題進行事先審查，凡是達到法律規定標準的鑒定人都要統一注冊，形成鑒定人名冊，鑒定活動的開展必須從鑒定名冊中挑選鑒定人。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就像無法對所有需要鑒定的問題作出列舉性規定一樣，由于具體案件情況的復雜多變，其所涉及的鑒定問題也是千差萬別，法律不可能對于具備何種知識程度的人可以在具體案件中擔任鑒定人給出一個確實的標準，此時必須由法官在個案中加以判斷。

在西方國家，即使對于那些被列入鑒定人名冊的人，法律也不排除控辯雙方對其是否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提出質疑。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法律可能會對某些特定的鑒定人資格加以具體規定。我國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0條第2款規定，“對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或者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據此，對于本條指出的鑒定，只有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才有權進行，其他單位作出的鑒定結論一律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是，符合該條規定只是證據能力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僅此并不能使其鑒定結論當然具有證據能力。如果法院認為該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不具備鑒定所需的有關專門知識和技能，則其所作出的鑒定結論同樣不能作為證據作用。

(3)鑒定人應當中立。

值得在法律上作更加深入探討的是鑒定人的中立性問題。鑒定結論是一種意見證據，鑒定人作出鑒定結論的過程是一個判斷的過程。因此，為了減少這一判斷過程中外界因素的干擾，盡可能保證鑒定結論的客觀真實性，在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模式之下，一般都要求鑒定人像法官那樣，在控辯雙方之間保持中立

性。首先，各大陸法系國家基本都規定了鑒定人回避的條款，當鑒定人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者其他關系時應當回避，否則其所作出的鑒定結論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是，回避條款所列舉的各種情況就保障鑒定人的中立性而言是不夠的。有時鑒定人即使與雙方當事人均無利害關系，也可能會由于某種不經意間形成的預斷或偏見而喪失中立性。那么，在鑒定人已經產生預斷或偏見的情況下，其鑒定結論是否有證據能力呢?是直接否認其證據能力，還是在承認其有證據能力的同時，對其證明力作出某些限制性規定呢?導致鑒定人對案件產生預斷或偏見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一，過早或過多地了解案情。前面論述鑒定人的權利時已經談到，如果鑒定人對與鑒定無關的事實了解太多，則難免會形成某種預斷，從而影響其鑒定的客觀真實性。其二，我國以及俄羅斯都允許公訴方選任鑒定人，當鑒定人由控方選任時，他與控方之間本身便具有了一種牽連關系，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其在鑒定過程中會倒向控方而對被告人心存偏見。這一點是不平等的鑒定人制度自身產生的悖論。從目前我國鑒定權分配體制來看，對于這種有預斷和偏見嫌疑的鑒定結論，很難完全否認其證據能力，而只能作為其證明力判斷的一個考慮因素。只有建立起平等的鑒定權分配模式并根據鑒定活動的客觀規律，對其進行科學規制之后，才能將這種缺乏中立性的鑒定結論在證據能力上連根鏟除。

(4)鑒定過程正當。

大陸法系各國法律在鑒定過程正當性對鑒定結論之證據能力的影響問題上大都沒有作出直接的規定。在此，從兩個方面對這一問題加以分析。

第一，在鑒定基礎的材料來源之合法性對鑒定結論證據能力的影響這一點上，美國的做法較有啟發意義。根據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703條的規定，如果某一事實或資料對于專家作出結論具有合理的必要性，那么，該事實或資料不需要具備作為證據的可采性。但是，這一規定并不意味著專家證言可以完全建立在非法證據的基礎之上。根據美國學曾作出的解釋，盡管該條規定允許專家將其證言建立在雖不具可采性，但事實上可靠的傳聞或其他證據之上，但是，控方的專家證言仍然不得以違反“米蘭達規則”所獲得的證

據為基礎。在此，“毒樹之果規則”依然適用。同樣，當一定的政策性考慮使某些材料不具有可采性時，該材料也不得作為專家意見的基礎。

大陸法系國家在證據可采性問題上限制較少，但基本都在不同程度上規定了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對于某些以非法手段得來的證據，法律禁止其作為證據適用，以此為基礎作出的鑒定結論也當然不具有證據能力。鑒定不能成為某些非法證據之非法性因素的過濾器。

總之，法律雖然不要求作為鑒定結論之基礎的所有事實或材料都具有可采性，[55]但是，當某些基礎性的事實或材料是以非法手段得來或違反某些政策性考慮時(例如違反證人特權的規定及其所產生的救濟措施所得來的資料，以及因辯訴交易中的讓步而獲的材料)，其非法性將殃及以此為基礎的鑒定結論的可采性。

我國法律對于這一問題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長期以來的司法實踐對非法證據一直采取一種遷就態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物證、書證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是非法得來的也不予排除，而只排除那些以刑訊逼供或其他非法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那么，以非法物證、書證為基礎的鑒定結論在我國自然也就具有證據能力。

第二，就鑒定手段的正當性對鑒定結論證據能力的影響而言，鑒定作為一個運用科學知識的過程，其手段不得違背公序良俗。鑒定人不能為了鑒定而不擇手段。如果鑒定手段違反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標準和倫理準則，不論其結論是否正確，也應當排除其作為證據的資格。這一點在各國法律中雖然很少有明確規定，但是，鑒定手段的正當性應當被視為整個訴訟過程正當性的應有之義。

2.鑒定結論的證明力。證據的證明力屬于事實認定的范圍，法律一般不作規定，而交由法官或陪審員依自由心證原則加以判斷。有學者指出，一般情況下，有五個方面的因素會影響到鑒定結論的證明力。即：鑒定人知識水平的高低是鑒定結論證明力的重要衡量因素，在有關專門領域造詣較高的鑒定人，其所作的結論應當具有更高的證明力;鑒定所使用的儀器設備的先進程度是衡量鑒定結論證明力的又一個重要標

志，一般說來，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能夠保障鑒定結論具有較高的真實性;用作鑒定之基礎的事實材料的可靠性對鑒定結論的證明力具有決定作用，即使該基礎性事實材料具備證據能力，但如果裁判者對其真實性心存疑慮，則必將影響到其對鑒定結論的證明力的衡量;如前所述，當鑒定人在鑒定過程中受到某些外界因素的影響而形成一定的預斷和偏見時，鑒定結論的證明力也將大打折扣，即使法律仍然承認其作為證據的能力;同案當中的其他證據也是認定鑒定結論的證明力的重要標準，即使鑒定結論在形式上顯得無懈可擊，但它也并不必然具有比其他證據高出一籌的證明力，司法者應當將其與所有證據放在一起綜合考慮。

可以說，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基本涵蓋了實踐中可能會對鑒定結論的證明力形成影響的因素的范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點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具體的判斷需要交給法官根據個案情況進行具體衡量。實際上，因為自由心證原則的存在，法律也不能就證明力的確定制定任何完全確定的標準。但是，鑒定結論畢竟在其科學性、意見性等了了面具有不容忽視的特點，而裁判者作為普通人的知識與經驗，相對而言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為防止裁判者在有關專門問題上的恣意擅斷，作為自由心證原則的補充，各國往往“通過一些例外規則限制對其證明力的任意裁量或心證的濫用。” [57]比如，在美國，由于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在證明標準上要求不同，法律規定，當涉及到有關科學上的物理自然現象時，如果普通證人與專家證人的證言存在矛盾，則在民事訴訟中，法官應當指示陪審員不可采信該普通證人的證言;而在刑事訴訟中，法官卻不得為陪審團衡量證據。[58]《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80條規定，“鑒定人的意見對于調查人員、偵查員、檢察長和法院，不是必須采納的，但是他們必須說明不同意鑒定意見的理由。”這一規定意味著，法官在不能提出拒絕理由的情況下必須承認該證據的證明力。上述規定是各國根據其對鑒定結論的理解，并結合本國具體情況作出的。通過這些作為特例的規定，鑒定結論的證明力與法官權力之間可以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制約，實現本國訴訟追求的目的。

(三)鑒定結論的效力司法鑒定之“司法”并不是說這種鑒定是由司法機關進行或是帶有司法裁判的性質，它只具有分類學上的意義，表明這種鑒定結論是在司法過程中開展的。所以，司法鑒定只是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活動，鑒定人的判斷并不是法官的判斷，鑒定結論也只是證據形式的一種，不能作為最終事實

結論成為法院判決的直接依據，“經合法程序形成的鑒定結論與其他形式的證據一樣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都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并不具有優先采信或必須采信的證據地位”。[59]因此，“司法鑒定只具有科學性，沒有所謂權威性，二者不可劃等號”，[60]其科學性只是賦予了其證據能力，究竟能否得到采納以及證明力的大小還是要取決于法官的自由心證。我們不能把“必須加以證明的東西(這是每一個案件中的法律要求)與證明所要依賴的證據混為一談。在法律工作者的心中，必須將這兩者區別得十分清楚。” [61]因此，就鑒定結論而言，其在訴訟中的效力在于為法官在事實認定問題上提供了一個可資參照和借鑒的“范本”，至于這個“范本”所認定的事實是否就是案件的事實，需要法官根據全案的具體情況進行判定。也就是說，鑒定結論對事實問題的分析和判斷對法官并不具有必然的約束力，法官對事實的認定完全可以同鑒定結論所認定的事實不一致，鑒定結論在訴訟中同其他證據一樣，具有同等的地位。但是，在我國法律中卻有規定，因工傷提起的賠償訴訟要求有傷害鑒定和工傷事故鑒定為前提條件，以及醫療事故糾紛必須有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結論作為進入訴訟的前置條件。這些規定把取得鑒定結論作為進行訴訟的前提條件，實際上賦予了鑒定結論高于其他證據的地位，在理論上是不適當的。

七、司法鑒定之構成要素Ⅲ——鑒定程序的啟動作為一種訴訟活動，司法鑒定的進行在外觀上必須具有一定的嚴肅性，需要按照事先確定的程序逐步開展。雖然司法鑒定本身會經歷一個從啟動到過程再到結果的流程，但由于鑒定過程本身因鑒定事項之不同而千差萬別，因而證據法學應當聚焦于鑒定的啟動程序。從訴訟的角度來說，司法鑒定程序必須經過正式啟動之后，其后續行為及結果才可能產生預期的法律效力。在司法鑒定的制度設計上，如何建立完善的鑒定啟動機制，對于發揮鑒定的功能，實現通過司法鑒定中科學技術的運行發現案件事實，加強對當事人權益的保護，體現訴訟公正的價值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此，下文將圍繞鑒定程序的啟動問題進行討論。

(一)鑒定程序啟動的被動性

大陸法系國家在設定鑒定制度的時候，往往因為對鑒定人訴訟地位的界定而要求鑒定人在訴訟中保持客觀中立，而且規定鑒定人適用回避制度以防止帶有偏見的鑒定人介入到司法過程中從而產生不公正的鑒

定結論，因此，從維護訴訟公正的角度來說，鑒定人不能主動要求進行鑒定，只有當訴訟中具有開展司法鑒定的需要時，經過法官批準，鑒定人才可以按照規定進行司法鑒定活動。也就是說，鑒定程序必須在外觀上保持一種被動性，需要某種外來因素將其激活，而其背后的理論基礎就在于維護鑒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這是因為，科學活動需要理性的頭腦來操作，鑒定不像證人作證，一般只要陳述自己體驗之事實即可，鑒定是對科學知識的運用，鑒定結論必然包含了鑒定人的主觀判斷。如果鑒定人自身或其利益牽涉于案件之中，人性的弱點就會使他難以客觀地進行事實的鑒別和斷定。因此，鑒定人的中立性能夠保證其冷靜地不偏不倚地作出準確客觀的鑒定結論，從而實現訴訟結果的公正性。這種中立性的要求反映到制度上，首先是要求建立鑒定人回避制，從外觀上確保其中立的：立場，這可參考有關法官回避的規定來要求鑒定人實行回避。其次，中立性還反對在當事人內部設立鑒定機構，因為這種做法會使鑒定人依附于當事人，鑒定結論服從于訴訟目標，其客觀性和準確性就令人懷疑了。最后，保證鑒定的中立和公平最有效的途徑是建立獨立的鑒定體系，鑒定人獨立行使鑒定權，就如同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一樣，不受任何個人或者組織的干擾。

(二)鑒定程序啟動權主體

在大陸法系的模式下，鑒定的啟動權基本上被國家機關所壟斷，法官享有鑒定決定權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俄羅斯甚至檢察官和偵查人員都可以享有鑒定決定權。[62]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大陸法一直強調職權因素在訴訟進程中的作用，鑒定是司法機關解決專門性問題的一種方法，啟動鑒定的權力是一種公權力，因而只能由國家機關享有。但是為了維護鑒定在形式上的公正性，大陸法國家基本上將鑒定啟動權賦予了法官，允許其在是否進行鑒定的問題上進行裁量，而控辯雙方相應地則只有申請權。但是如果從理論上來說，法官享有的鑒定程序啟動權一旦在具體的案件中得以行使，那么就必然意味著法官主動對案件進行調查取證工作，法官的消極性無法得到維持。而同時法官基于對自己所獲取的鑒定結論的信任，很有可能會在鑒定結論產生后受其影響帶有傾向性地去對待訴訟雙方當事人，從而喪失中立性。就當事人雙方來說，其作為訴訟中對抗的雙方，為了維持訴訟平衡的需要，必須要求雙方享有平等的訴訟地位，可以平等地行使權利，承擔義務，因此僅從理論上分析，控辯雙方應當就鑒定程序的啟動問題享有平等的發

言權。這應當是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而某些傳統上比較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開始拋棄以往僵化的做法，在鑒定程序啟動問題上賦予了當事人雙方平等的權利，法官雖然仍可以決定鑒定程序是否啟動，但是其中職權主義的因素較以往已經大大減少，當事人雙方的程序權利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例如，意大利在最近幾年的立法修改中，就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進行鑒定，法官決定是否進行鑒定，但同時，當事人可以根據需要自行聘請技術顧問為自己在訴訟中提供支持。這就在鑒定問題上賦予了控辯雙方較多的權利，大大加強了訴訟的對抗性，從而增加了發現真實，實現公正裁判的可能性。而由于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得到了尊重，其參與訴訟的手段也得到擴大，對程序的依賴性和認同度也有所強化，程序的重要性逐步得到體現。

如果以此來對照我國的相關規定，我們會發現，在我國不僅法院可以決定啟動鑒定程序，而且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都享有鑒定決定權，而被告人不僅沒有鑒定決定權，甚至連鑒定申請權都不享有，只能就鑒定結論提出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的請求。這些規定不僅與英美的司法鑒定體制有較大的區別，也與大陸法系的鑒定制度不相同。它是我國“流水作業式”訴訟構造下的特產，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而且在理論上與訴訟的基本法理相悖，在制度設計上也與我國審判方式向對抗式邁進的思路格格不入，在實踐中引發了諸如暗箱操作、重復鑒定等等許多的問題。它是當下我國鑒定制度備受指責，成為眾矢之的的根源所在，應該在司法改革中加以摒棄，并按照訴訟公正、平等的要求賦予雙方當事人鑒定的啟動權。

第三篇：蒙醫藥基礎理論研究與發展現狀

蒙醫藥基礎理論研究與發展現狀

鄂爾多斯市蒙醫研究所(蒙醫醫院)成立于1979年，是鄂爾多斯市規模最大、設備齊全、人才濟濟，整體功能較全的一所以蒙醫為主體，科研為中心，醫、教、研、藥緊密結合的綜合性蒙醫研究所（蒙醫醫院）。全所在職職工120人，其中：所級領導6人，占總人數的5%；科級干部25人，占總人數的20%；

少數民族95人，占總人數的83%；衛生專業技術人員88人,占總人數的77%，其中：具有高級職稱的技術人員29人；中級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42人；初級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17人。

科室設置有蒙醫傳統科、蒙醫內兒科、外、婦、蒙醫肝膽科、蒙醫皮膚科、蒙醫骨傷科、五官、蒙醫心腦血管科、蒙醫肛腸科、等臨床科室；藥械、放射檢驗功能等輔助科室健全，還有中心制劑室和綜合實驗室。實際開放床位65張。除醫療工作外還承擔著全市的蒙醫科研、教學、執業醫師實踐技能考試等任務。

建所以來，蒙研所不斷深化改革，調整內部結構和功能，加強管理，提高醫療服務，內強素質，外塑形象，使全所各項工作上了一個新臺階。

一、基礎理論研究及科研成果

我所蒙醫基礎理論研究主要以整理、挖掘蒙醫古典著作、編寫論著為主。鄂爾多斯名老蒙醫王永福作為我所蒙醫藥發展奠基人，為我市蒙醫藥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西拉病學”一書是王永福同志在60年的蒙醫臨床、科研，教學工作中的經驗總結，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西拉病（血熱性疾病）的研究成果結合了現代醫學理論，對蒙醫關于西拉病的傳統理論做了全新的補充，同時對西拉病的診斷、治療、護理等也提出了新的見解。這對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研究蒙醫提供了新的線索。并于1991年12月獲伊盟科技進步二等獎。

他自1979以來先后主持完成了?王永福醫案?1—2集的編著出版工作。全書共十三章52萬字、由一百三十一類病例、四百零一例典型治愈病例和他多年來在臨床實踐中所運用過的一百二十一種驗方，三十八種藥物泡制法等組成，1985年經內蒙古自治區科委組織鑒定，全區有關專家、教授認定?王永福醫案?1—2集一書添補了以蒙醫案形式發表著作的空白，和蒙醫發展史上的空白，達到過國內先進水平1987年12月榮獲內蒙古自治區科技進步二等獎。1988年榮獲北方地區10個省市區科學技術優秀圖書一等獎。

近年來我所挖掘和整理名老蒙醫方劑，整理出如;《鄂爾多斯名老蒙醫醫案》、《王永福醫案1.2集》、《鄂爾多斯蒙藥資源調查》、《西拉病初探》、《鄂爾多斯常用蒙藥方劑》等十多部醫學著作，已出版著作11部。

科研成果及利用上，我所把科研如何為臨床服務作為科研工作的重點，進一步轉變觀念，提高認識，建所以來我所科研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實施的科研項目40項，其中，獲自治區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三等獎1項，獲盟市級科技進步二等獎8項，三等獎4項，通過成果鑒定10項，待鑒定的項目7項，正在開展的項目16項。

二、注重民族醫療特色，發揮蒙醫藥優勢

近幾年來，我所的一切工作都從民族地區的實際出發，在繼承傳統醫學的基礎上，不斷研究、探索和發展蒙醫藥事業。在臨床治療上，十分注重突出蒙醫特色，發揮蒙醫藥優勢，采用蒙醫治療或蒙西醫結合治療各種疾病及疑難病癥，均有顯著療效，使蒙醫藥的特殊作用和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我們十分注重突出蒙醫特色，發揮蒙醫藥優勢，采用蒙醫治療或蒙西醫結合治療各種疾病及疑難病癥，使蒙醫藥的特殊作用和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如；正骨、震腦、推拿、針灸、放血、拔火罐、藥浴、泥療、沙療、酸馬奶療法等都顯示了蒙醫的特殊優勢和作用，受到了廣大患者的認可和好評。在全體職工共同努力下，醫療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業務工作創下了建所以來最好水平，超額完成了年初確定的增長雙10%奮斗目標，2005年完成業務收入548萬元，其中蒙藥收入近320萬，2006年 業務收入超600萬，蒙藥收入近400萬。

三、蒙藥的精品化發展及劑型改革

傳統蒙藥都是在長期臨床應用的實踐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并被廣大人民群眾認可，具有一定的療效而無嚴重的毒副作用的藥物。蒙醫藥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為各族人民的衛生保健防病治病做出了重要貢獻；深受各族同胞的歡迎和信賴。然而，由于種種歷史客觀原因，在現代醫學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蒙醫藥學并沒有隨之相應發展。究其原因，蒙醫藥學和其它民族醫藥在發展中所遇到困難是一樣的。除了缺乏重要的人力、財力及與現代醫學相結合等因素外，我們認為制約蒙醫事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藥”。即原始落后的蒙藥劑型已遠遠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保健需求。此外，還有許多民間療效較好的

第四篇：蒙醫藥基礎理論研究與發展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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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醫藥基礎理論研究與發展現狀2010-06-29 18:28:59免費文秘網免費公文網蒙醫藥基礎理論研究與發展現狀蒙醫藥基礎理論研究與發展現狀(2)

蒙醫藥基礎理論研究與發展現狀

鄂爾多斯市蒙醫研究所(蒙醫醫院)成立于1979年，是鄂爾多斯市規模最大、設備齊全、人才濟濟，整體功能較全的一所以蒙醫為主體，科研為中心，醫、教、研、藥緊密結合的綜合性蒙醫研究所（蒙醫醫院）。全所在職職工120人，其中：所級領導6人，占總人數的5%；科級干部25人，占總人數的20%；少數民族95人，占總人數的83%；衛生專業技術人員88人,占總人數的77%，其中：

具有高級職稱的技術人員29人；中級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42人；初級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17人。

科室設置有蒙醫傳統科、蒙醫內兒科、外、婦、蒙醫肝膽科、蒙醫皮膚科、蒙醫骨傷科、五官、蒙醫心腦血管科、蒙醫肛腸科、等臨床科室；藥械、放射檢驗功能等輔助科室健全，還有中心制劑室和綜合實驗室。實際開放床位65張。除醫療工作外還承擔著全市的蒙醫科研、教學、執業醫師實踐技能考試等任務。

建所以來，蒙研所不斷深化改革，調整內部結構和功能，加強管理，提高醫療服務，內強素質，外塑形象，使全所各項工作上了一個新臺階。

一、基礎理論研究及科研成果

我所蒙醫基礎理論研究主要以整理、挖掘蒙醫古典著作、編寫論著為主。鄂爾多斯名老蒙醫王永福作為我所蒙醫藥發展奠基人，為我市蒙醫藥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西拉病學”一書是王永

福同志在60年的蒙醫臨床、科研，教學工作中的經驗總結，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西拉病（血熱性疾病）的研究成果結合了現代醫學理論，對蒙醫關于西拉病的傳統理論做了全新的補充，同時對西拉病的診斷、治療、護理等也提出了新的見解。這對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研究蒙醫提供了新的線索。并于1991年12月獲伊盟科技進步二等獎。

他自1979以來先后主持完成了?王永福醫案?1—2集的編著出版工作。全書共十三章52萬字、由一百三十一類病例、四百零一例典型治愈病例和他多年來在臨床實踐中所運用過的一百二十一種驗方，三十八種藥物泡制法等組成，1985年經內蒙古自治區科委組織鑒定，全區有關專家、教授認定?王永福醫案?1—2集一書添補了以蒙醫案形式發表著作的空白，和蒙醫發展史上的空白，達到過國內先進水平1987年12月榮獲內蒙古自治區科技進步二等獎。1988年榮獲北方地區10個省市區科學技術優秀

圖書一等獎。

近年來我所挖掘和整理名老蒙醫方劑，整理出如;《鄂爾多斯名老蒙醫醫案》、《王永福醫案集》、《鄂爾多斯蒙藥資源調查》、《西拉病初探》、《鄂爾多斯常用蒙藥方劑》等十多部醫學著作，已出版著作11部。

科研成果及利用上，我所把科研如何為臨床服務作為科研工作的重點，進一步轉變觀念，提高認識，建所以來我所科研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實施的科研項目40項，其中，獲自治區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三等獎1項，獲盟市級科技進步二等獎8項，三等獎4項，通過成果鑒定10項，待鑒定的項目7項，正在開展的項目16項。

二、注重民族醫療特色，發揮蒙醫藥優勢

近幾年來，我所的一切工作都從民族地區的實際出發，在繼承傳統醫學的基礎上，不斷研究、探索和發展蒙醫藥事業。在臨床治療上，十分注重突出蒙

醫特色，發揮蒙醫藥優勢，采用蒙醫治療或蒙西醫結合治療各種疾病及疑難病癥，均有顯著療效，使蒙醫藥的特殊作用和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我們十分注重突出蒙醫特色，發揮蒙醫藥優勢，采用蒙醫治療或蒙西醫結合治療各種疾病及疑難病癥，使蒙醫藥的特殊作用和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如；正骨、震腦、推拿、針灸、放血、拔火罐、藥浴、泥療、沙療、酸馬奶療法等都顯示了蒙醫的特殊優勢和作用，受到了廣大患者的認可和好評。在全體職工共同努力下，醫療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業務工作創下了建所以來最好水平，超額完成了年初確定的增長雙10%奮斗目標，2005年完成業務收入548萬元，其中蒙藥收入近320萬，2006年 業務收入超600萬，蒙藥收入近400萬。

三、蒙藥的精品化發展及劑型改革

傳統蒙藥都是在長期臨床應用的實踐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并被廣大人民群眾認可，具有一定的療效而無

嚴重的毒副作用的藥物。蒙醫藥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為各族人民的衛生保健防病治病做出了重要貢獻；深受各族同胞的歡迎和信賴。然而，由于種種歷史客觀原因，在現代醫學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蒙醫藥學并沒有隨之相應發展。究其原因，蒙醫藥學和其它民族醫藥在發展中所遇到困難是一樣的。除了缺乏重要的人力、財力及與現代醫學相結合等因素外，我們認為制約蒙醫事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藥”。即原始落后的蒙藥劑型已遠遠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保健需求。此外，還有許多民間療效較好的

第五篇：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

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 所長 張智輝

? 2013-03-10 21:30:17

來源：《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2 年第 5 期

關鍵詞: 檢察改革/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法律監督/職能調整/模式轉變

內容提要: 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其工作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系。近年來，檢察機關進行的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為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完善，特別是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新的職責，必將引起檢察工作機制的變革和檢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 2012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時指出：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適應新形勢下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需要，著力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這些話，充分反映了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與近年來進行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之間的內在聯系。檢察改革作為國家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亦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具有密切的聯系。回顧檢察改革的推進歷程和基本內容，分析探討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關系，對于深化檢察改革，深刻理解和貫徹實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檢察改革的簡要回顧

自 1997 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以來，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圍繞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中存在的問題，開始了檢察改革的研究和探索。2000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三年檢察改革實施意見》，首次對檢察改革進行了全面規劃，從改革檢察業務工作機制、改革檢察機關的機構等組織體系、改革檢察官辦案機制、改革檢察機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檢察機關內外部監督制約機制等五個方面提出了 35 項改革任務。

2002 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司法改革的目標和任務，提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進一步健全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2003 年 4 月，中央政法委牽頭成立了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2004 年 12 月，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從十個方面規定了司法改革的內容。在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下，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領導小組，并設立了辦公室，負責研究和協調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中的相關問題，并于 2005 年 8 月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檢察改革的三年實施意見》，明確了 2005 年至2008 年檢察改革的任務。該意見從重點解決當前制約檢察工作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入手，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對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制度、完善檢察機關接受監督和內部制約的制度、創新檢察工作機制、完善檢察機關組織體系、改革和完善檢察干部管理體制、改革和完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體制等六個方面的 36 項改革任務，并提出了完成檢察改革任務的主要措施。

2007 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精神，中央政法委員會于 2008 年12 月發出了《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從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政法隊伍建設、加強政法經費保障等四個方面提出了 60 項改革任務。根據這個意見，并結合現行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在某些方面出現的與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以及檢察工作科學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2009 年 2 月 19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貫徹落實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關于深化檢察改革 2009—2012 年工作規劃》，提出今后一段時期深化檢察改革的總體目標，并把檢察改革的重點確定為強化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和加強對人民檢察院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該規劃從優化檢察職權配置、改革和完善人民檢察院接受監督制約制度、完善檢察工作中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制度和措施、改革和完善人民檢察院組織體系和檢察干部管理制度、認真落實中央關于改革和完善政法經費保障體制的總體部署等五個方面提出了深化檢察改革的 40 項任務。按照中央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以及檢察改革工作規劃，近年來，檢察改革穩步推進，各項改革措施相繼完成。

從改革的目標上看，檢察改革重點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強化法律監督。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的根本性質和基本職能，強化法律監督不僅是檢察工作的目標，也是檢察改革始終堅持的目標。檢察改革就是要通過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促進檢察機關更好更充分地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從制度上保障檢察機關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二是強化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為了保障檢察權的正確行使，加強對檢察機關執法辦案活動的內部制約和外部監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強化對其他機關執法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的同時，檢察機關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也高度重視，反復強調要把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放在與法律監督同等重要的位置。

從具體措施上看，有關強化法律監督的檢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改革和完善對立案活動的監督機制。針對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罰代刑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有關部門會簽了《關于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工作機制，明確檢察機關對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監督職責和程序；會同公安部聯合制定并下發了《關于刑事立案監督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進一步加強了對刑事立案活動的法律監督。第二，改革和完善對偵查活動的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聯合制定并下發了《關于審查逮捕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規定》，通過增強審查逮捕程序的司法性，及時發現和糾正偵查活動中可能存在的違法行為；制定并下發《關于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工作中加強證據審查的若干意見》，完善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工作機制，力圖遏制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行為。第三，改革和完善對審判活動的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與最高人民法院會簽《關于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列席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的實施意見》、《關于對民事審判活動與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若干意見》、《關于在部分地方開展民事執行活動法律監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及《關于調閱訴訟卷宗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文件，落實和完善檢察長和受委托的副檢察長列席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制度，規范列席會議的職責、范圍和程序，強化對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探索對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出臺《關于加強適用簡易程序公訴案件訴訟監督工作的通知》，完善對適用簡易程序的公訴案件實行法律監督的工作機制；出臺《人民檢察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與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制定《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配合人民法院規范量刑程序的相關改革，規范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活動；出臺《關于辦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改革檢察機關辦理刑事申訴案件的工作機制，加強對生效裁判的法律監督。第四，改革和完善對羈押場所執法活動的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下發了《關于減刑、假釋法律監督工作的程序規定》、《關于加強對監外執行罪犯脫管、漏管檢察監督的意見》，進一步規范和加強了對減刑、假釋、監外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針對近年來出現的“躲貓貓”等事件，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聯合制定并印發了《關于人民檢察院對看守所實施法律監督若干問題的意見》，與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制定并印發了《關于建立和完善人民檢察院派出機構與監獄、看守所、勞教所工作聯系制度的意見》等規范性文件，建立刑罰變更執行同步監督機制，推行與看守所監管活動的信息聯網，強化對看守所執法活動的動態監督，建立健全糾正和防止超期羈押的長效工作機制，維護被羈押人的合法權益。第五，改革和完善對司法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的法律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會簽并下發了《關于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明確了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可以采取調查核實、建議更換辦案人等方式進行監督，調查核實可以詢問當事人、知情人，查閱、復制、摘抄、調取有關材料等，進一步豐富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手段。

有關強化對自身執法活動監督的檢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推行職務犯罪審查逮捕程序改革。為了解決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和逮捕在同一檢察院內部運行，制約效果不明顯的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規定（試行）》和《〈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規定（試行）〉的補充規定》，從 2009 年 9 月起在省級以下（不含省級）人民檢察院有步驟地推行逮捕職務犯罪嫌疑人報請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的制度，進一步規范職務犯罪偵查中強制措施的適用，以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實行偵查職權與抗訴職權相分離。為切實強化檢察機關執法辦案環節中不同性質權能之間的有效制衡，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完善抗訴工作與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內部監督制約機制的規定》，決定各級人民檢察院的抗訴職權與職務犯罪偵查職權由不同業務部門行使，并規范了抗訴工作與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內部職責分工與協作配合，防止因同一部門權力過于集中導致權力被濫用，增強了檢察機關執法的公信力。第三，健全和規范檢察委員會制度。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議事和工作規則》、《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選任及職責暫行規定》，通過優化檢察委員會委員的人員和知識結構，規范檢察委員會的議事規則，加強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建設，以保證檢察委員會作為檢察機關最高業務決策機構對重大案件和檢察業務工作重大問題的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第四，完善對執法活動的內部監督制度。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人民檢察院執法辦案內部監督暫行規定》、《關于強化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執法辦案活動監督的若干意見》，不斷加強對檢察機關執法辦案活動的監督制約；出臺《人民檢察院訊問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試行）》，建立和推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規范職務犯罪偵查行為；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舉報線索管理工作的意見》，加強和改進檢察機關對舉報線索的辦理機制；出臺《人民檢察院扣押、凍結涉案款物工作規定》，建立規范扣押、凍結、保管、處理涉案款物的長效機制；出臺《關于進一步建立健全檢察機關執法辦案考評機制的指導意見》，改革和完善檢察機關的執法辦案考評機制；成立專門的案件管理機構，加強對人民檢察院辦案工作全過程的規范化管理和有效控制。第五，改革和完善接受監督制約制度。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并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專項工作報告有關問題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聯絡工作辦法》、《關于進一步深化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的意見》、《關于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規定》等規范性文件，使檢察機關接受人民群眾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的工作更加規范。檢察機關還開通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絡專網和專線電話，完善了檢察新聞發布制度，舉辦“檢察開放日”活動，推行不起訴案件、申訴案件聽證會制度和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制度，不斷深化和拓展檢務公開，加強了對檢察活動的社會監督。這些改革措施不僅加強了對檢察機關執法辦案活動的監督制約，而且進一步規范了檢察機關的執法行為，增強了檢察機關執法的公信力。

此外，檢察改革還圍繞著制約檢察工作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展開，取得了明顯成效。例如，鐵路檢察院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徹底改變了企業管檢察院的體制；檢察機關干部人事管理體制改革積極推進，檢察人員工資待遇和職業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體制進一步科學化，經費保障水平明顯提高，基層基礎設施明顯改善。

二、檢察改革對刑事訴訟制度完善的實踐意義

從對檢察改革的簡要回顧中不難看出，檢察改革的內容，無論是為了強化法律監督，還是為了強化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多數都與刑事訴訟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刑事訴訟制度修改完善的組成部分。可以說，近年來的檢察改革在許多方面都為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提供了實踐基礎。

例如，為有效防止和糾正檢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羈押現象，從 2003 年 5 月開始，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范圍內單獨或聯合其他機關共同開展清理超期羈押活動，并制定了《關于在檢察工作中防止和糾正超期羈押的若干規定》，建立了羈押期限告知、期限屆滿提示、檢查通報、超期投訴和責任追究等八項制度。2010 年 10 月，高檢院又會同公安部制發了《關于人民檢察院對看守所實施法律監督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強化了看守所法律監督工作。這些改革舉措，為羈押制度的修改完善奠定了實踐基礎。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不僅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逮捕后，應當立即送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訊問，而且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規定的偵查羈押、審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后，應當在三日以內作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不同意的理由”。刑事訴訟法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這些規定對于完善刑事羈押制度，充分保障被羈押人的權利，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它們之所以被寫入刑事訴訟法，應該說，與近年來檢察機關在改革過程中同有關國家機關密切配合，積極防止和糾正超期羈押，加強對看守所的法律監督，有著密切的聯系。

又如，按照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審查逮捕，主要是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和證據進行審查并作出決定。這意味著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準逮捕的時候，往往單方面地依據公安機關的意見。為了保證逮捕適用的公正性和準確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從 2005 年起就要求實行審查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制度。2010 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聯合制定并印發了《關于審查逮捕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規定》，明確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中認為證據存有疑問的，可以復核有關證據、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在以下四類案件中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1）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實、是否有逮捕必要等關鍵問題有疑點的；（2）案情重大、疑難、復雜的；（3）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4）有線索或者證據表明偵查活動可能存在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在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立法機關吸收了這項改革的成功經驗，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

（一）對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檢察人員當面陳述的；

（三）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顯然，在檢察改革基礎上形成的這些規定進一步完善了審查批準逮捕程序。

再如，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是檢察機關推進司法民主的一項重大舉措，其改革成果也為本次刑訴法修改所采納。2005 年 11 月，高檢院制定并下發了《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試行）》，并明確了相關的技術規范，建立了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錄音錄像制度。隨著該項工作的全面推開和不斷深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水平不斷提高，對訊問活動的監督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得到進一步強化。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吸收了這一成功做法，第 121 條明確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這個規定，既是對檢察機關率先推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改革舉措的充分肯定，也是在吸取檢察機關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

此外，2010 年 6 月“兩高三部”聯合制發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證據規定”）。為了落實兩個證據規定，高檢院于 2010 年 12 月制發了關于適用兩個證據規定的指導意見，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檢察機關對非法證據的處理、庭審中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證據的調查核實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等問題作了進一步明確和規范。全國檢察機關據此切實排除非法證據，為刑事證據制度的修改完善積累經驗。在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立法機關肯定了檢察機關在排除非法證據中的重要地位，也重點吸收了相關檢察改革的成果。

正如王兆國副委員長所指出的：“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是中央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進一步規范司法行為，推進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貫徹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要求的具體舉措。”因此，以檢察改革為代表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經驗，被立法機關吸收或者借鑒而上升為法律規范，亦在情理之中。

三、刑事訴訟法修改對檢察改革提出的新課題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既吸收了檢察改革乃至整個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成果，也為檢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課題。刑事訴訟法對原有刑事訴訟制度的修改，需要檢察機關調整和改變原有的執法觀念和辦案模式，進行工作機制創新；刑事訴訟法新設立的制度，需要檢察機關對內部機構的職責分工作出新的規定，或者調整原有的工作機制以滿足貫徹實施新的刑事訴訟法的要求。

第一，新增職能的分工問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進一步擴大了檢察機關的訴訟職責，如何切實履行這些新增職責，是檢察機關必須思考的問題。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這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賦予檢察機關的一項新的職責。這個職責應當由哪個部門具體行使，是一個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有的人認為，審查批準逮捕和決定逮捕以及延長羈押期限的審查批準，都是由偵查監督部門負責的，羈押必要性審查也應當由偵查監督部門負責。有的人認為，監所檢察部門對羈押的情況最了解，是否有必要繼續羈押，應當由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審查，并且監所檢察部門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也符合決定權與執行權相分離的原則。究竟羈押必要性審查的職責由哪個內設機構來履行更為合適，就涉及到一個檢察權內部的優化配置問題，需要通過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來完成。

第二，職務犯罪偵查模式的轉變問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進一步強化了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對偵查程序的規制也愈加嚴格，如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這些規定，對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原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空間阻隔、信息封閉的辦案優勢被打破，這就必然要引起職務犯罪偵查模式的轉變和偵查工作機制的創新，否則難以適應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需要。

第三，公訴模式的轉變問題。刑事訴訟法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的規定（第 210 條第 2 款）、關于“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或者第二審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公訴案件，同級人民檢察院都應當派員出席法庭”的規定（第 224 條）、關于“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再審案件，同級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的規定（第 245 條第 2 款），關于庭前會議的規定，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關于“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的規定（第 193 條），尤其是關于四個特別程序的規定，都給檢察機關的公訴活動帶來重大影響。這些規定，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公訴部門的工作量，進一步加劇了公訴部門案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賦予了公訴活動一些新的職能，必將引起公訴模式的改變。這都對檢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課題，需要在以后的改革進程中加以解決。

第四，刑罰執行監督的機制改革問題。對刑罰執行活動實行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責。但過去，這種監督一直是一種事后監督，檢察機關提出的監督意見往往因為有關的決定或者裁判已經執行而難以發揮作用。為此，檢察機關在有關機關的配合下，積極推進刑罰執行監督程序的改革。在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立法機關總結了近年來檢察改革的實踐，對刑罰執行監督作了重大改革。刑事訴訟法第255、256 條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將書面意見的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決定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應當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以內將書面意見送交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后，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核查”。第 262、263 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執行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應當依法予以減刑、假釋的時候，由執行機關提出建議書，報請人民法院審核裁定，并將建議書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應當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后二十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后一個月以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這些規定改變了過去那種事后監督的模式，使檢察機關有可能在決定機關變更刑罰執行方式的同時，有針對性地提出監督意見，實現對刑罰執行活動的同步監督。而這些規定的貫徹執行，同樣需要改革檢察機關監所檢察工作機制。

總之，由于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必然引起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改革。檢察機關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情況，調整內部職責分工，更新工作機制，保證新的刑事訴訟法在檢察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切實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