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國前后人民幣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1-3 建國前后人民幣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一、人民幣制度的誕生

人民幣制度誕生于戰火紛飛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撕毀國共合作宣言，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處于被封鎖、包圍、分割的狀態，為了自力更生地支援人民解放戰爭，各解放區銀行紛紛發行地方性的流通貨幣，用以防止國民黨貨幣的入侵，保護人民群眾的物質財富。

在戰爭環境下，解放區貨幣制度存在發行和流通不統一的缺點。因為各個解放區在經濟上是保持獨立的，不可能發行整個解放區的統一貨幣，各種地方性的貨幣不能相互流通。由于發行的分散性，解放區的地方性貨幣價值不同，比價經常發生變化，幣值難以穩定。隨著解放區的不斷開辟和擴大，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有所增強，多元化貨幣流通的格局影響到解放區之間的物資交流和戰爭供給，因此客觀上要求貨幣發行和流通由分散走向統一，以適應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需要。

1947年，人民解放戰爭從防御轉入進攻階段，華北地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后方，擔負著推翻蔣家王朝，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任務。4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及任命董必武為主任的決定。次月，華北財辦籌備處召開華北財經會議，這是為準備反攻而召開的第一次有眾多解放區參加的具有深遠影響的會議。會議決定各個解放區貨幣的兌換比價，可以相互流通，向統一發行過渡，并積極籌建全國性的銀行。10月1日，董必武致電中央時提出：“銀行的名稱擬定為中國人民銀行”。8日，經中央同意后，即成立南漢辰為主任的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24日，中共中央華北財經辦事處正式成立，統一領導華北各解放區的財經工作，同時，中共中央批準華北財經會議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具體著手貨幣的統一事項。

1948年以后，各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鄰近的解放區開始統一行政區劃，統一財政和銀行。例如，1948年1 月陜甘寧邊區與晉綏邊區合編為西北解放區，陜甘寧邊區銀行并入晉綏邊區的西北農民銀行。5月，華北解放區決定，晉冀魯豫邊區的冀南銀行與晉察冀邊區的晉察冀邊區銀行合并成立華北銀行總行。這些邊區的地方性貨幣實行固定比價，混合流通，把各區間的貨幣流通統一向前推進了一大步。10月，山東解放區的北海銀行幣、西北解放區的西北農民銀行幣，又與華北解放區的冀南銀行幣實行按固定比價混合流通。這樣，華北、華東和西北三大解放區的貨幣實現相互流通，為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的統一鋪平了道路。到了冬季，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展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貨幣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1948年12月1日，由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 銀行合并組成的中國人民銀行宣告成立，發行統一的人民幣，定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貨幣，統一流通。

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和人民幣的發行，開創了中國金融史上的新紀元。華北人民政府布告說，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本位貨幣。人民幣“不但統一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貨幣，且將逐步統一所有各解放區的貨幣，成為新中國戰時的本位貨幣”（注：《華北銀行總行關于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的指示》，1948年11月25日。），標志著新中國貨幣制度的開端。

從源流上來說，人民幣制度是解放區貨幣制度進一步發展的產物，人民幣繼承了解放區貨幣的優良傳統，但更加集中統一，“人民銀行新貨幣的發行，預告著解放區貨幣的進一步鞏固，和解放區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注：新華社社論《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幣》，1948年12 月7日《人民日報》。）人民幣發行和流通的擴大，首先是從解放區開始的。它的價格是從各解放區貨幣的固定比價中體現出來的。在合理制定人民幣與解放區地方性貨幣比價的情況下，積極開展對解放區地方性貨幣的收兌工作，為全國建立統一的人民幣市場奠定基礎。

二、獨立、統一、穩定的人民幣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采取了一種完全不同于解放前，也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國的貨幣制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貨幣發行權屬于國家；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匯、外幣和金銀的買賣，統由國家銀行經理。”為此，人民幣除了在解放區內部逐漸統一外，各地采取了下列金融措施：

首先是堅決肅清敵幣。蔣介石集團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在其統治的最后幾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人民遭受的災難是空前絕后的。人民解放軍進入剛解放的地區，立刻宣布急劇貶值、形同廢紙的國民黨貨幣為非法貨幣，并堅決、迅速、徹底地肅清這些敵幣，從而為人民幣占領市場鋪平道路。

其次是嚴禁金銀流通。國民黨統治區因紙幣毫無信用，造成金銀在市場上計價流通，并成為金融投機的主要對象。解放初期，這種現象依然相當普遍，成為人民幣占領市場的主要障礙。黨和人民政府嚴禁金銀流通，規定金銀買賣與兌換統一由國家銀行辦理，私下買賣和計價行使屬于犯法行為。當時采取藏金銀于民的政策，允許人民持有金銀，并以適當的價格進行收兌，把保存在人民手中的金銀逐步集中到國家銀行用作外匯儲備。依靠廣大人民的支持，各地取締金銀投機活動，金銀管理的辦法取得顯著成效。

再次是實行外匯管理。人民解放軍每解放一個地區，必須取消外國銀行的擅發貨幣權，禁止外幣流通，實施外匯管理。外匯（包括外幣）均須存入中國銀行換成外匯存單或售予中國銀行，任何人不得經營買賣或私下轉讓，統由國家銀行經營管理。

通過以上措施，徹底摧毀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貨幣制度，結束了金銀、外幣在市場上流通計價的歷史，使中國人民砸碎了長時期來惡性通貨膨脹的桎梏，人民幣流通得到空前的統一。

然而，人民幣剛發行時，只能解決統一全國貨幣的問題，還來不及解決貨幣的穩定性。1949年是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年，財政支出猛烈增加，不得不發行大量人民幣來彌補赤字。這一年中，曾多次出現程度不等的通貨膨脹。特別是10月中旬以來，全國物價劇漲，幣值大跌，人民幣流通經歷一場嚴峻的考驗。陳云同志及時指出：“這次幣值下跌、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龐大，因而鈔票發行過多。”他又說：“在政府的財政措施上，不能單一依靠增發通貨，應該在別的方面尋找出路。”（注：《陳云文稿選編》第34-35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盡管新中國的通貨膨脹與舊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的政策有本質的區別，但也對人民生活和經濟建設發生負面影響，因此，穩定通貨是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

尋找什么出路才能從根本上穩定通貨呢？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實施對穩定通貨具有深遠意義的“三平衡”政策，即統一全國財政收支，實現全國財政收支平衡；統一全國物資調撥，實現全國物資調撥平衡；統一全國現金收支，實現全國現金收支平衡。由于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很快就停止了通貨膨脹，全國出現前所未有的通貨穩定和物價穩定。

接著，政務院發布了《關于實現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規定所有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的現金及票據，除保留規定限額外，全部存入銀行。單位往來一般使用轉帳支票，而不使用現金。實施現金管理和轉帳制度，使原來留在單位中的現金和流通領域中的大批通貨，源源流回國家銀行，縮減了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量。同時，貨幣流通范圍相應地發生了很大變化，一部分是現金收付按照一定軌道運轉，一部分是非現金（轉帳劃撥）大量結算，人民幣流通渠道有了新的拓展。

為了主動掌握與調劑貨幣流通，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于1950年12月批準《貨幣管理實施辦法》和《貨幣收支計劃編制辦法》，強調貨幣管理制度是進一步統一財經工作的重要環節，旨在集中資金，統一管理，有效使用，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中巨大資金的需要。

另外，政務院在1951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出入國境辦法》和《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主要內容是嚴厲打擊偽造、變造人民幣或販運、行使偽造、變造人民幣等違法犯罪行為，從法律上進一步保證人民幣的正常流通，維護國家貨幣的尊嚴和群眾的合法權益。

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和貨幣立法工作的開展，是穩定通貨的關鍵。一方面，人民幣的穩定性在財政收支平衡、物資調撥平衡、現金收支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上都能充分地表現出來，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人民幣的穩定又為平衡財政收支創造了有利條件，使財政年有結余，從而順利地進入大規模的國民經濟建設時期。這樣，獨立、統一與穩定的人民幣制度已經形成。

三、人民幣制度的健全和鞏固

貨幣制度是國家以法令規定的貨幣流通的組織形式。但在建國初期，人民幣制度是不夠完善的。具體表現在鈔票種類復雜，面額大小懸殊，票幅尺寸參差不齊，紙張質量和印刷技術也較差，還沒有完全擺脫通貨膨脹、物價不穩的痕跡。據統計，“從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共印制發行了12種面額、62種版別的人民幣，最小面額只有1元，最大面額則50000元”。（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發行司編：《人民幣圖錄》第3頁，中國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這段時期的人民幣因券種紛繁，不利于交易和核算，亟需進行整頓和改革。

實際上，人民幣的改革從1950年財政收支平衡和物價穩定以后就開始準備工作，原來定于1953年實施，但由于技術上的原因推遲了時間。到1955年2月20日，國務院頒發《關于發行新的人民幣和收回現行的人民幣的命令》，對貨幣制度實行改革，以便利交易和核算。《命令》責成中國人民銀行自3月1日起發行新的人民幣（簡稱新幣），收回現行的人民幣（簡稱舊幣），新舊幣的折合比率為1比1萬。新幣主幣面額1 元至10元，輔幣面額1分至5角，每種券別印有漢、藏、蒙、維吾爾四種文字。自新幣發行之日起，凡機關、團體、企業和個人的一切貨幣收付、帳薄記載及國際間的清算等，均以新幣為計算單位。

應當指出，這次幣制改革并不是重建一種新的貨幣制度，而是對新生的人民幣制度作了改進，主要是改變了貨幣的單位價值使人民幣具有好看、好算、好使用、好記帳的優點。將動輒以萬元為單位的價格標度縮小為1元，不僅提高了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而且化繁為簡為計算和流通提供便利。鈔票上印有四種文字，更有益于全國各地區的經濟交流，展現了我國各民族的平等和團結。

經過改革的人民幣制度是適應國家建設需要的符合廣大人民愿望的。新人民幣種類簡潔，交易與計算均感方便，能節約大量人力和財力，從而一舉消除了舊人民幣上留有的通貨膨脹的痕跡，令人耳目一新。這是我國進入國民經濟建設時期在貨幣流通方面的一項重大改革，在財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價穩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健全和鞏固我國的貨幣制度，并提高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

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貨幣制度，人民幣制度有以下幾個基本特點：

第一，人民幣是集中統一的貨幣。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合法貨幣是人民幣，也就是說，在我國市場上只準人民幣流通。中國人民銀行以國家信用作保證發行 人民幣，代表國家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并通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來調控國民經濟。貨幣流通規律要求市場貨幣流通量必須與商品流通量相適應，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人民幣的發行原則是堅持經濟發行、計劃發行和高度集中統一發行，其中堅持經濟發行是最根本的原則。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國家授權統一掌管人民幣，負責集中統一印制和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法律保護人民幣，任何損害人民幣和損害人民幣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二，人民幣是獨立自主的貨幣。建國不久，我國即排除了市場上流通的外國貨幣，以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受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影響。國內一切收付、計價單位和匯價的單位都由人民幣承擔，在國際上則作為計價、結算手段。人民幣對外國貨幣的比價，是根據國內國際市場情況獨立自主確定的。人民幣是國家主權的象征。

第三，人民幣是相對穩定的貨幣。人民幣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購買力，“因為我國物價是建立在國家擁有雄厚的物質儲備，并按穩定的價格投入市場的基礎之上的，同時我們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統一管理了金融業，使貨幣流通的計劃性日益加強，國家掌握的黃金、外匯也在逐日增多，單只黃金儲備一項1954年就比1950年增加了10倍以上。”（注：《人民日報》1955年3月1日社論：《做好新人民幣的發行工作》。）由此可見，人民幣不僅有充分的物資保證，而且有不斷增加的金融儲備，這是幣值穩定的堅強后盾。當然，人民幣是受紙幣流通規律所制約的，在一定情況下也會出現通貨膨脹的危險，所以，人民幣的穩定是相對的，這就要求將“穩定幣值”突出地放在貨幣政策目標的首位。

第四，人民幣采取主輔幣流通結構。人民幣的代號為“￥”，以“元”字的漢語拼音“Y”加兩橫而成，其主幣具有無限法償能力，無論每次支付數額多大，任何單位、個人都不得拒絕。輔幣是有限法償貨幣，供日常零星使用。在流通中，兩者的比例應根據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以滿足金額大小不同的購買支付需要。一般地說，人民幣主幣與輔幣的比例，各種主幣之間的比例以及輔幣之間的比例，搭配均是合理的，與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相適應的。

第二篇：社火的形成與發展

關中社火的形成、發展與環境關系論述

在秦嶺和黃土高原南北夾持下有一塊肥沃的土地，東西長400公里，南北寬100公里，號稱“八百里秦川”，這就是關中---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在關中這塊黃土地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原生態的民俗。特別是在遠離城市的鄉鎮上，一些傳統的習俗仍頑強地存活著，它們與這方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蘊唇齒相依，關中社火就是一種極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動。

社火，在當地又稱“耍社火”，是傳統民間節目綜合的文化活動。包括舞蹈、雜技、雜耍、武術、鼓樂等，是群眾在年節慶典、廟會上自娛自樂、表演性強的民間歌舞技藝活動的統稱。其歷史悠久，在甘肅、陜西等地方發揚傳承。俗話說：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無論從內容、形式還是唱腔，不同的地方稍有不同，但大體形勢還是一致。

社火主要在每年春節期間，具體集中在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在當地農村，每年每個村都要產生一個負責廟會及全年民間文化、祭祀活動的民間組織，一般由農戶輪流擔任，其負責人稱“會長”。每年春節期間，會長既負責自己村的社火活動，也負責與鄰村社火演出的來往接待。表演程式：

敬神:社火出村時就已經裝扮好，沿途敲鑼打鼓。進村后先進廟，秧歌隊簡單引場，唱《十支香》等娛神祈禱小曲。然后才去正式演出場所，一般在較大的農家院落。

打場、引場：因為是地攤演出，觀眾攢集，需要“打”出一個場地。一般用舞龍或武術表演“打場”。舊時“打”出場后，提燈籠的小孩迅速圍出一個圈，中心就是演出場地。

節目表演：秧歌隊“引場”之后，開始各種小調(曲)、對唱、小劇表演。語言類節目演唱后是帶“道具”的演唱，如“踩仙鶴”、“跑旱船”、“高蹺” 等。社火的壓軸戲一般是獅子舞表演。

追根溯源，社火，作為最古老的風俗，在中國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它來源于古老的土地與火的崇拜，是遠古時期巫術和圖騰崇拜的產物，是古時候人們用來祭祀拜神進行的宗教活動。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祖，是傳說中的火神，能驅邪避難。崇拜社神，歌舞祭祀，意在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國泰民安，萬事如意。在以農業為主的環境中，土地是人們立足之本，它為人類的生存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火，是人們熟食和取暖之源，也是人類生存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遠古人們憑著原始思維認為火也有“靈”，并視之為具有特殊含義的神物，加以崇拜，于是形成了尚火觀念。古老的土地與火的崇拜，產生了祭祀社與火的風俗。

由于黃土高原特殊的氣候與環境，當地居民是群居生活是社火得以以原生態的面貌流傳下來的主要原因。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使祭把社火的儀式逐漸增加了娛人的成分，成為規模盛大，內容繁富的民間娛樂活動。例如：社火之鄉——寶雞的《對口曲》，解放初的：“這個場子平又平，驢馱金來馬馱銀，騾子馱的聚寶盆，金銀財寶滾進門”，改革開放后的：“這個場子寬又寬，加耍秧歌帶拜年，包產到戶政策好，不愁吃來不愁穿。”；新時期的：“進了場子四下看，四合大院新嶄嶄，你的生意跑得歡，銀行存的定期款。”

國家也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民間社火”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隨著社會發展，社火用更多的表演形式表現關中農耕文化的精華，以更完美的姿態傳承下去。

第三篇：自我意識的形成與發展

自我意識的形成與發展

一、自我意識的形成自我意識是個體在機體生長發育，特別是腦機能的成熟過程中通過個體的社會化而形成與發展起來的。有研究表明，自我意識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生理的自我；二是心理的自我；三是社會的自我。

新生兒不具有自我意識。嬰兒最初是先能辨認客體的屬性，而后才逐漸認識自己的。一歲前的兒童全然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更不能分辨主客體的區別。他們經常擺弄自己的手指，并把它們放進嘴里吮吸，但并不知道手指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而把它們當做玩具。

一歲左右的嬰兒，才開始把自己的動作和動作的對象加以區別，意識到自己的手指與腳趾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這是自我意識的最初級形態。

一歲半左右的兒童，從成人那里學會使用自己的名字，表明他們能把自己和別人相區別。兒童會使用自己的名字，是自我意識發展中的巨大飛躍。

二歲以后的兒童，在語言學習中掌握了物主代詞“我的”和人稱代詞“我”，由此實現了自我意識發展的又一次飛躍，即從把自己看作是客體轉變為把自己當做主體來認識。這標志著他們真正的自我意識的出現。

幼兒期兒童的自我意識發展主要表現在自我評價、自我體驗、自我控制能力的發展上，其中以自我評價為主導標志。

童年期兒童隨著年齡的增長、認識能力的提高，自我評價出現了新的飛躍，乃至以后進入少年期、青年期，自我意識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也日益復雜，直至達到成人的成熟的自我意識水平。

二、自我意識發展的途徑

研究表明，個體自我意識發展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四種。

1．通過認識別人，把別人與自己加以對照來認識自己

人最初是以別人來反映自己的。個體往往把對他人的認識遷移到自己身上，像認識他人那樣來“客觀”地認識自己。如，當看到別人對長者很有禮貌并受到大家稱贊時，就來對照反思自己的言行，從而認識到自己平時對長者的態度。經過多次對比，就會促進個體對自我的認識，形成相應的自我概念。

2．通過分析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來認識自己

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受他人評價的影響。這如同人對著鏡子來認識自己的模樣一樣，兒童認識自己是把別人對自己的評價當做一面鏡子，來不斷認識自我的，包括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由于人的活動范圍比較大，經常從屬于不同的團體，接觸不同的人，每個團體、每個人對你的評價就是一面鏡子，這樣就可以通過不同的鏡子來照出多個自我，這樣，個體就能較全面地認識自己，從而促使自我意識的不斷發展。

3．通過考察自己的言行和活動的成效來認識自己

自我意識是個體實踐活動的反映。自己在實踐活動中的表現和取得的成果也會成為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能反映出自己的體力、智能、情感、意志和品德等特性，從而使之成為自我認識、評價的對象。如一個學生，在學習上或一項競賽中取得了好成績，他會從中體驗到一種自信，對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就會有新的認識。

4．通過自我監督與自我教育來完善自己

個體通過以上幾方面的途徑，在不斷的反省自己中，發現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差距，一方面通過自我監督，來克制、約束自我，服從既定目標；另一方面通過自我教育，按社會要求對客體自我自覺實施教育，以實現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積極統一。總之，自我監督，著眼于“克制”，而自我教育，著眼于“發展”，二者共同承擔自我意識的不斷完善。

第四篇：茶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茶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茶以文化面貌出現，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若論其起緣就要追溯到漢代，有正式文獻記載的是漢朝人王褒所寫《僮約》。最早喜好飲茶的多是文人雅士，在我國文學史上，提起漢賦，首推司馬相如與楊雄，他二人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馬相如所作《凡將篇》、楊雄所作《方言》，一個從藥用角度，一個從文學角度都談到了茶。

晉代張載曾寫《登成都樓詩》：“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

茶文化產生之初是由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開始的。兩晉南北朝時，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養廉”，以對抗當時的奢侈之風。魏晉以來，天下騷亂，文人無以匡世，漸興清淡之風。這些人終日高談闊論，必有助興之物，于是多興飲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

如：竹林七賢。后來清淡之風發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飲終日不醉的畢竟是少數，而茶則可長飲且始終能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們就轉向好茶，因此后期出現了許多茶人。

漢代文人的飲茶之舉為茶進入文化領域開了個頭。而到南北朝時，幾乎每一個文化、思想領域都與茶套上了關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潔、對抗奢侈之風的工具；在詞賦家那里，茶是引發思維以助雅興的手段；在佛家看來，茶是禪定入靜的必備之物。這樣，茶的文化、社會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國茶文化初現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與當時的經濟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唐朝疆域廣闊，注重對外交往，長安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國茶文化正是在這種大氣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還與當時佛教的發展、科舉制度、詩風大盛、貢茶的興起以及禁酒有關。唐朝陸羽自成一套的茶學、茶藝、茶道思想及其所著的《茶經》，是一個劃時代的標志。《茶經》非僅述茶，而是把諸家精華及詩人的氣質和藝術思想滲透其中，奠定了中國茶文化的理論基礎。

唐朝茶文化是以僧人、道士、文人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則進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宮廷茶文化的出現，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間斗茶之風的興起。宋代一改唐人直接煮茶法為點茶法并講究色香味的統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現泡茶法，為飲茶的普及開辟了道路。宋代飲茶技藝是相當精湛的，但很難溶進思想感情。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數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與相關藝術融為一體的過程。像徐鉉、王禹、林通、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梅堯臣等文學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詩人有茶詩，書法家有茶帖，畫家有茶畫。這使茶文化的內涵得以拓展，成為文學、藝術等純精神文化直接關聯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如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進新居，左右鄰居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

這時，茶已成為民間禮節。

宋朝人拓寬了茶文化的社會層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興旺，但茶藝走向了繁復、瑣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

元朝時，北方民族雖嗜茶，但對宋人繁瑣的茶藝很不耐煩。文人也無心以茶事表現自己的風流倜儻，而希望在茶中表現自己的氣節，磨煉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這兩種思潮卻暗暗契合，即茶藝簡約，返璞歸真。

在由元朝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藝簡約化，二是茶文化精神與自然契合，以茶表現自己的氣節。晚明到清初，精細的茶文化再次出現，制茶、烹飲雖未回到宋人的繁瑣，但茶風趨向纖弱，不少茶人甚至終生泡在茶里，出現了玩物喪志的傾向。

第五篇：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鄧小平理論有一個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這一過程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大，在撥亂反正和改革起步中，鄧小平理論初步形成。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這次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1979年，針對撥亂反正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思潮，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

第二階段，從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三大，在全面改革初步推進的過程中，鄧小平理論形成輪廓。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以后，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體制到各方面體制全面展開，改革的方針、政策和理論觀點也不斷豐富。1987年，黨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概括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并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作了系統概括。

第三階段，從黨的十三大到黨的十四大，在改革進一步深化的過程中，以1992年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談話和十四大為標志，鄧小平理論走向成熟，形成完整的科學體系。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精辟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經驗，深刻地回答了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對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本質和“三個有利于”標準等重大理論問題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深入闡發，把鄧小平理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黨的十四大對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內容作了科學概括，構成了鄧小平理論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第四個階段，黨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多方面推進鄧小平理論的發展。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鄧小平理論”這一概念，對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指導意義、科學體系和時代精神做了全面闡述，并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隨后又載入我國憲法。

（1）第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鄧小平理論的產生

（2）1982年，十二大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3）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4）1992年，十四大確立了它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5）1997年，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

啟示

從總結鄧小平理論形成的主觀條件中，我們不難看到，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與其個人的勤學和對社會的各種現象的總結以及他的睿智，果斷的一面是分不開的。從經典結論中發展新認識的睿智。對已有的正確結論或認識，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進行觀察和分析，拓展、延伸和概括出新的認識，把過去的思想提升到一個新高度或深化、或升華到一個新境界。根據形勢的發展拓展已有的結論。因而，我們做事情的時候，更多的是需要冷靜的思索和果斷的行動，在借鑒別的經驗和資料的同時要注意以自己的分析為重。看問題時要把思考的角度放的遠些，站的更高一些。這樣方能將問題的主流看清楚。

再次，我們要具備有創新的精神，從否定錯誤中開辟新道路的勇氣。某種意義上講，創新就是對舊有的錯誤的東西進行否定，沒有對被實踐證明是錯誤事物的拋棄，就談不上創新。同時，否定舊事物和錯誤的東西，還要有善于創造新事物的智慧和魄力。從總結實踐中作出對新事物新判斷的敏感。對革命和建設中日益涌現、層出不窮的大量新事物，保持求知的欲望和敏銳的感悟，是激發創新精神的一種重要因素。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前行，需要我們后代人的不斷努力與創造，我們只有具備了創新的精神才能更好的扮演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這個光榮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