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醫療救助款被騙引出的職務犯罪案件思考

對醫療救助款被騙引出的職務犯罪案件思考

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黨中央、國務院為切實解決農民看病難，統籌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普惠政策，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以下簡稱新農合基金）對于提高農民健康保障水平，幫助農民抵御重大疾病風險，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具有重要作用，而農村醫療救助基金是用于農民貧困家庭醫療救助的專用基金。2012年初，我院查處了該縣魚岳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負責人陳某濫用職權，致使國家醫療救助款被騙20余萬一案，雖然陳某已被法院作了有罪判決，但此案曝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基本案情

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犯罪嫌疑人陳某在擔任嘉魚縣魚岳鎮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負責人期間，先后四十七次為汪某等人偽造或變造《嘉魚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住院醫藥費報銷審批表》并加蓋嘉魚縣魚岳鎮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公章，或者在汪某等人拿來的不符合條件的嘉魚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住院醫藥費審批表上加蓋嘉魚縣魚岳鎮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的公章，汪某、王某等人利用這些審批表及其它虛假的住院、結算等報銷資料向嘉魚縣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局申報、領取城鄉貧困對象醫療救助，先后騙取醫療救助款共計20余萬元，給國家專項資金造成重大損失。

二、作案手段及特點

這起案件是發生在我縣“新農合”和民政醫療救助領域的首例詐騙案件，作案次數之多，金額之大，令人震驚。通過實地調查，本案呈以下特點：

1、偽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住院醫藥費報銷審批表》。民政部門的醫療救助是一種在“新農合”醫保報銷之后的救助，救助對象是低保戶和低保邊緣戶（因病致貧），對于低保邊緣戶，當其住院治療自費金額達到一定數額（城鎮居民2萬，農村居民1.5萬），就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救助，救助金額一般是自費數額的10%—20%，最高不超過5千元。民政部門在審核發放醫療救助金的過程中，必需的資料是“新農合”管理辦公室出具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住院醫藥費報銷審批表》。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正是利用了陳某系“新農合”管理辦公室干部的身份和職權偽造該審批表，為后續詐騙犯罪提供提供前提條件，本案中，嘉魚縣某鎮“新農合”管理辦公室負責人陳某共為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以低保邊緣戶的名義違法出具虛假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住院醫藥費報銷審批表》47次，為詐騙犯罪打開綠燈，并每次從中獲取煙酒或吃請等回報。

2、變造住院病歷、結算單等申領資料復印件。按規定，申請人向民政部門申領醫療救助只需提供加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公章的審批表和醫院住院治療及結算資料的復印件即可。由于這些資料原件經過“新農合”報銷一部分住院費用后都存放在“新農合”管理辦公室，犯罪分子正是利用這一條件實施詐騙。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均是從陳某處領取相關資料后，將真實的醫院結算票據、病歷資料等采取粘貼他人名字或涂改醫療費金額再進行復印的手段偽造相關資料實施詐騙。如：汪某等人先后利用村民的真實身份資料，偽造復印件騙取救助款。當個人支付金額達不到申領救助款標準時，通過修改變大住院結算金額達到領取救助款的目的。如：2010年10月，犯罪嫌疑人陳某明知其熟人洪某不符合領取救助款的條件，仍采取修改住院費金額，偽造資料的方法，使其在民政部門領取了救助款3000元。

3、以“小利”獲取群眾的相關身份證件為詐騙制造條件。對于醫療救助制度，大多數群眾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有“新農合”可以報銷一部分醫療費，卻不知道在報銷后，家庭經濟困難，還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救助資金。犯罪嫌疑人汪某曾經在居委會民政辦工作過，對這一政策和申領程序都非常了解。汪某等人在一些群眾不知情的情況下，以事后分給一定金額為利誘，使用其身份證、戶口本等資料騙取救助金。如：2010年12月，犯罪嫌疑人汪某以丁某的名義騙取了醫療救助金3000元，事后汪某獲贓款2500元，分給丁某500元。

4、作案頻繁，累計金額巨大。調查發現，該專項救助資金已成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機”，只要手中差錢花，就利用這種詐騙方式“蠶食”民政部門的醫療救助專項資金，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自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短短一年時間里，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瘋狂作案47次，共計在民政部門騙取救助款20余萬元。

三、醫療救助款被騙的主要原因。

1、監管失位，令犯罪嫌疑人有機可乘。根據國家相關規定，新農合醫療資金監管機構主要由各級管委會、衛生部門和市、縣、鄉三級合管辦組成。地方管委會由政府分管領導牽頭，相關職能部門參加，主要進行決策協調，不進行具體監管。衛生部門同樣是進行業務指導不進行具體監管，具體監管工作都落在了三級合管部門身上，但目前這種運行機制很難適應監管需要，合管辦既承擔經辦任務，又承擔監督任務，既要當裁判員，又要當運動員，在這種情況下監管自然易發生缺位，犯罪分子有機可乘，這是這一領域容易滋生職務犯罪的根本原因。

2、外部監督機制不健全，不能充分發揮監督制約作用。完善的外部監督機制是預防職務犯罪的重要保證，一般來說外部監督機制包括政府審計、部門監督、群眾監督等幾種。而現實情況是目前在新農合資金的使用審計方面，尚處于起步階段，新農合資金還未完全列入審計項目，審計力度還不夠。而部門監督方面，各監督部門又尚未形成合力，無法實施有效監督。群眾監督依賴于信息公開，目前新農合各級部門對于新農合資金的公開尚處于起步階段，信息公開還不完善，導致群眾監督困難，起不到監督效果。

3、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自2007年才開始全面推行，還是一項不成熟的制度，國家對該制度的規范，很大程度仍停留在正在引導及部門規范上，對于這項惠及幾億農民的大事，僅靠這種規范顯然是不足的。

4、主管人員責任意識不強，法律意識淡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資金總量龐大，主管人員責任意識不強，不能正確運用手中權力為社會盡責。同時對于相關法律法規特別是關于新農合方面的規章制度了解不深入，不透徹，極易發生違規行為，最終釀成職務犯罪。如，本案中的陳某，明知他人拿來的申報表系偽造的，仍不經審查就加蓋公章，還自己還幫助偽造審批表。

四、預防此類犯罪案件發生的對策與建議

1、強化對新農合工作的組織領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作為國家的一項重大惠民工程，政府部門應該高度重視，要進一步加強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資金的監管，由政府領導牽頭管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并且強化監管職能。二是強化各級管理機構建設，為新農合制度的運行監管提供組織保障。

2、加大宣傳力度。一項政策下來，宣傳是關鍵，通過此案的查處，我們了解到，大多數群眾不知道有醫療救助這項政策，為此，一是抓住宣傳時機。民政部門應當將醫療救助政策的規定通過各種途經進行宣傳，讓百姓家喻戶曉，廣泛深入地向群眾宣傳當年在關醫療救助的有關政策、救助標準、金額等，讓群眾心里有本明白“賬”。二是拓寬宣傳渠道。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多種媒體和村鎮宣傳專欄等有效形式，宣傳國家醫療救助的意義，引導群眾正確理解政策、擁護政策、落實政策。三是傾聽群眾的呼聲。無論是民政局還是新農合辦，都應進一步健全聯系群眾制度，構建群眾工作平臺，堅持深入基層、深入農村、深入群眾，向農民群眾宣傳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制定的醫療救助規定，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農民群眾的咨詢、信訪和舉報，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

3、建立和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科學管理機制。科學管理的前提是要有科學的管理制度，目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推行主要依靠政策引導和地方法規規制，這種狀況很難適應管理需要，要從根本上保證該制度的健康運行，必須為其提供法律保障。建議社會各界加強調研，提出立法建議，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起新農合法律體系，把新農合制度納入到依法行政的軌道上來，使之健康有序地發展，真正發揮其惠及廣大農民群眾的作用。

4、農合辦與民政部門應加強協調，共同堵塞漏洞。一是農合辦與民政局要共同制定相關規定，出臺措施，防止醫療救助款被事件的發生；二是要在嚴格醫療救助款的發放程序，民政部門與農合辦要協商好，嚴格按照國家的規定程序進行審批和發放。三是要相互監督、制約。作為醫療救助款發放和審批的民政部門和農合辦，要相互監督，相互制約，防止錯發、誤發、騙發。四是各村委會、社區在對申請人員的真實情況進行審核時要確實把好關，防止弄虛作假，騙取醫療救助款。

第二篇：淺析醫療領域職務犯罪案件

淺析醫療領域職務犯罪案件

時間：2012-06-07 作者：王集明

新聞來源：中國職務犯罪預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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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狀況]:

2007年來,老河口市人民檢察院院緊緊圍繞治理商業賄賂職務犯罪專項工作部署,從群眾反應強烈的醫藥購銷領域入手,通過縝密偵查,依法查處了9起醫療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其中,市第一人民醫院6件6人,市婦幼保健院1件1人,衛生防疫站2件2人。貪污數額最大的達到215118.51元,受賄數額最大的達到169000元。當前,在司法機關嚴厲打擊下,醫療領域職務犯罪仍然呈現出屢禁不止之勢。因此,有必要認真分析醫療衛生領域職務犯罪情況,提出切實有效的預防策略。

[特點分析]:

從我院查處的這幾起案件看,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從發案部門及涉案人員來看,主要集中在醫院的藥劑部門、財務部門和對藥品采購有決定權的醫療系統領導高層。涉案9人有4人是藥房負責人,3人是財務科會計,2人是衛生防疫站領導層。受賄者職位高。受賄人員均系我市醫療衛生系統知名的高層領導、科室主要負責人,對于藥品、設備能否中標入圍有決定權,是目前銷售商的主攻對象。

二、貪污、受賄多發生在藥品及醫療設備的采購環節。我院查處的這9起案件有8起發生在藥品及醫療設備采購環節。隨著藥品市場完全開放,藥品行業的利潤空間比較大,制藥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快速發展,銷售市場競爭異常激烈。一些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在藥品及醫療器械銷售中大做“文章”,紛紛采用回扣和好處費等不正當方式推銷藥品或醫療器械,使藥品及醫療器械采購環節成了發案的重災區。

三、罪名集中,窩串案突出。所涉罪名主要為貪污罪、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其中貪污罪占58.33%,受賄罪占33.34%,挪用公款罪占8.3%,有3人同時犯有貪污罪和受賄罪。一人行賄多人的現象比較普遍,從一個行賄人入手,往往能發現多起涉嫌受賄案件,如市衛生防疫站站長石某、副站長譚某就多次接受同一個醫藥代表的行賄。同一單位內部多人共同犯罪現象明顯,如市第一人民醫院藥劑科主任徐某與其他藥房負責人曹某、盛某等相互串通作案,并由此案牽出另外2起貪污、受賄案件。

四、案件呈現“一高一大”的特點。即涉案人員學歷普遍較高,有7人為大專以上學歷;涉案時間跨度大,行為人大多從2003年就開始犯罪了,時間跨度基本在3至4年,其每次的貪污或受賄金額不大,但是次數頻繁,均都在3次以上,最多的達到22次,故累計總涉案金額卻比較大,有的甚至驚人,例如查辦的徐某總貪污數額為215118.51萬元。

五、受賄方式多樣化,藥品回扣成為“潛規則”。藥品供應商在公開支付醫院“明扣”(一般是藥品購買額的5%—30%)的過程后,私下還給醫院里能對藥品采購起決定作用的有關人員一定的“暗扣”,如“處方費”、“旅游費”、“開單提成費”等等,名目繁多,且大都是“一對一”的運作行為,隱蔽性強,不易被發現。

六、危害后果嚴重,直接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產、經營企業或醫藥代表以回扣等手段,向醫療機構推銷質次價高甚至是假冒偽劣的藥品和醫療器械;二是一些醫務人員為獲得回扣、提成,濫用某些“高回報”藥品和高值耗器材,導致醫藥服務價格不斷攀升,既損害患者的健康,又加重了患者的醫療成本和經濟負擔。

[原因分析]:

一、潛規則盛行,醫務人員的法律意識淡漠,是誘發醫療機構職務犯罪的直接原因。我院在查辦這些案件過程中發現,權錢交易等潛規則的流行,是導致衛生系統大面積發案的重要原因。很多涉案人員把醫療回扣視為勞務所得,認識不到其受賄犯罪的性質,或者認為醫療回扣是行業規則,爭相效仿。他們對罪與非罪的界線認識不清,錯誤地認為在藥品、醫療器械、耗材等采購活動中收受一點“回扣”、“好處費”撈點外快是潛規則,而非犯罪,最多是違規行為,促成和導致了醫療領域受賄之風的盛行。

二、內部管理不規范,為醫療機構職務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一是藥品采購制度不規范。雖然現在很多地方都推行醫療衛生招投標制度,但往往中標企業都有2、3家,到底用哪家的藥品,還是醫院說了算。在涉案醫院,最終有決定權的都是醫院領導高層或藥房直接負責人;二是財務制度不規范。收支一條線現象普遍,客觀上為財務人員犯罪提供了便利條件。

三、監督制約不到位,為醫療機構職務犯罪提供了生存土壤。一方面,一些醫療機構偏重內部的業務建設,忽略了對有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有的單位監督機制不健全,有的雖然建立了監督機構,卻沒能認真履行職責,形同虛設,導致一些有職、有權的人員失去了應有的監督和制約。另一方面,由于對藥品行使監管職權的上級衛生行政部門、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醫院的監管往往沒有深入,而且部門之間也難以形成監管合力,使醫療機構的一些不良行為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約束和矯正。

四、醫療機構“醫、藥不分家”、“以藥養醫”的傳統模式,是導致醫療行業犯罪的根本原因。據調查,醫療機構維持正常運營的經費主要來源于三方面:醫療服務收費、藥品按比例加價收費和政府補貼。當前各級政府對醫療機構的經費補貼大概僅占醫療機構每年支出的7%左右,另外大約93%的支出要靠醫院自主創收,即來源于醫療服務和藥品的加成收入。“以藥養醫”、人為地拔高“以硬件設施養醫”,就成了目前醫院普遍的經營模式。而在現有的醫藥不分家、處方外放難的情況下,醫院藥房絕對地占有了藥品消費市場的壟斷地位。此種模式成為醫藥器械回扣的誘因之一,為醫務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收取藥品及醫療器械回扣提供了有利條件。

五、藥品定價機制不完善,藥價虛高,為醫藥領域的行賄受賄提供了資金來源。目前政府物價部門只對進入醫保目錄15%—20%的藥品實行定價調控,其余藥品價格由生產廠家自主定價。且在現實中,政府物價部門對藥品利潤空間的了解不充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藥品價格監督的不到位。另外,一些制藥企業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對外地同類藥品生產企業進行價格排斥,不按國家有關定價標準和規定如實進行藥品定價,導致藥品定價虛高。因此,藥品生產廠家就給予了藥品經銷商豐厚的利潤空間,藥品經銷商再用各種手段打通各個銷售環節,也正是這一利潤空間為醫療系統行賄受賄提供了資金來源。

六、對收取回扣行為的處罰較輕,客觀上放任了醫療機構賄賂型職務犯罪現象的發生。在打擊商業賄賂犯罪專項治理活動開展以來,一般對普通醫生的收回扣行為,大多數只通過行政手段給予處罰,警告、罰款等居多,最重的處罰也只是吊銷醫生執業證書。加之手段隱蔽,查處打擊難度大,即使查處,一般量刑偏輕,起不到震懾作用。這種風險小,成本低,回報高,客觀上放任了醫療機構賄賂型職務犯罪現象的發生。

[預防對策]:

針對醫療領域職務犯罪的成因,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

一、加強法律教育和醫生職業道德的建設。從查辦的醫療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的情況分析表明,相當一部分醫療衛生機構的領導忽視對法律、法規、政策的學習和貫徹,缺乏對醫療系統干部職工進行必要的法制宣傳教育,干部職工的法紀觀念比較淡薄,對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規常識不了解。針對這一深刻教訓,要切實加強法制教育工作,通過以案釋法、專題講座等形式,結合本單位、本行業的典型案例開展具有針對性的警示教育,切實增強醫療系統工作人員的法制理念,增強抵御不正之風的能力和定力。此外,還可以在醫療衛生系統積極倡導優良醫德醫風的職業道德,深入挖掘具有教育意義的醫務人員模范事跡,通過典型輻射,教育廣大醫務人員愛崗敬業、勤奮工作,增強其自我約束意識,自覺維護白衣天使的社會形象,從而構建好預防職務犯罪的道德防線。

二、建立健全監管、監督制約機制,從制度上防范未然。醫療機構職務犯罪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監督制約不力。因此,建立健全監督制約機制,充分發揮監督制約的職能作用,是預防職務犯罪的關鍵。首先,主管部門要加強對醫藥市場的監管,理順監督管理體制,使各部門的監管形成合力,對醫院進行跟蹤管理,及時掌握域內衛生系統藥品采購動態,進行行情分析。其次,醫療機構要針對自身在藥品、醫療設備、醫用耗材等容易出現問題的環節和一些關鍵人員,制定切實可行又便于操作的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的防范制度。在財務方面要建立權責分明、制約有效、規章健全、運作有序的財務內控制度,完善收支審計和稽查制度。再者,要保證采購得到有效的監督,藥事管理委員會、采購領導小組等不能象征性地開展工作,不僅要對所采購的藥品、器械的質量及價格行使監督管理權,而且對具體經辦人員的采購行為也要進行監督。要發揮有專業特長的醫務人員、紀檢監察部門、財務人員的監督作用,深入開展“醫務公開”活動,有條件的話將采購的標的物的相關內容公布上網,征求意見,充分發揮群眾的監督作用。

三、改革藥品生產、銷售體制,規范醫院藥品及醫療器械采購途徑和方式。藥品、醫療器械是關系到人民群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如果在流通環節沒有健全和完善的市場體系作保障,將嚴重導致市場無序競爭,交易活動“暗箱操作”,行賄受賄違法犯罪行為滋生,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受到嚴重侵害。因此,必須健全和完善藥品及醫療器械市場營銷體制,確保藥品及醫療設備實行“陽光采購”,這是預防和遏制醫療領域職務犯罪的重要舉措。歸納為:一是要建立藥品及醫療器械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制定相應法律、法規,切實規范藥品及醫療器械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二是要全面推行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耗材、醫用試劑等均以“招標采購制”進行購銷,逐步實行掛網競限價購銷,把采購活動推向社會,使其公開化、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這不僅有利于防止不法行為的出現,而且能切實降低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耗材、醫用試劑等在流通環節的成本,保護消費者利益。三是要積極探索藥品及醫療器械等實行專營的市場流通新路子,切實減少藥品及醫療器械等流通環節的中間“水分”。目前一些地區已經出臺了這方面的規定措施,如通州市出臺了醫療機構醫藥招標采購廉政準入規定(試行),廣東省對醫療機構藥品的集中招標實行采購價格改革等等。

四、改革現行醫療衛生、醫療體制,從根本上消除犯罪的滋生土壤。國家發改委下發《醫藥行業“十一五”發展指導意見》,“堅持政府主導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原則,積極穩步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并提出要“加大政府衛生投入,解決醫療機構的收入補償問題”,借此從根本上改變“以藥養醫”的局面。全國政協委員蔡玲在兩會的提案中也指出,要完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費用補償機制,弱化藥品收入的補償作用,增加財政投入。在醫療服務價格沒有達到社會平均成本以前,要努力保證財政對醫療機構的投入不低于財政支出的平均增長幅度。隨著醫療服務價格的提高,財政補助則要逐步向專項經費傾斜,以支持醫療機構的發展與提高醫療服務水平與質量。另外,如果能適當提高醫療服務價格,從結構上調整醫療機構經費來源的比例也是防治醫療賄賂的有效手段。即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診療、護理、手術等技術性勞務價格,提高醫療收入在醫療機構總收入中的比重,以體現醫生“醫”的技術含量;逐步降低藥品、醫療器材價格和大型醫療設備檢查、治療服務價格,降低其在醫療機構總收入中的比重,保證醫藥費用負擔與人民群眾的經濟承受能力基本相適應。

(作者單位: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檢察院)

第三篇：對醫療衛生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的調研分析

對醫療衛生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的調研分析

近年來,醫療衛生系統職務犯罪案件呈現高發、多發態勢,由于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該系統賄賂犯罪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醫療衛生管理秩序,也直接侵害了群眾切身利益,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2010年以來,東海縣院共查辦了醫藥衛生系統賄賂犯罪案件13件17人,為提升辦案水平,增強系統預防效果,筆者對此類案件進行了綜合調研分析。

一、案件特點

1、主體身份特殊,多為單位領導或主要負責人員。賄賂犯罪的隱蔽性使得涉案人員會盡量縮小知情范圍,尤其是在醫藥衛生領域,無論是行賄方還是受賄方,參與者一般為掌握管理權或決定權的單位負責人員,如衛生院院長、科室主任、醫藥公司經理等。該院2010年以來查處的醫藥衛生系統賄賂犯罪案件中,醫院和衛生院院長占5人,其他科室負責人占2人,醫藥購銷公司經理占4人,業務員占3人,單位占3人。

2、大案較多,窩串案高發。隨著藥價的不斷走高,醫藥衛生領域賄賂犯罪的數額也隨之升高。另外,藥品購銷的市場特性決定了一家公司不可能僅與一家醫院存在業務上的往來,使得某一公司案發后常常會帶出其他多人或多家單位。

3、犯罪行為連續性強,作案次數較多。就經銷商而言,由于公司管理體制上的缺陷,其完全可以在被查處后借用他人身份重新注冊新公司從事醫藥經銷行業。就院方來說,由于工作環境的相對封閉性和工作性質的相對專業性,造成該領域案件線索發現和案件偵查存在較大難度。以上兩方面原因使得犯罪嫌疑人作案連續性較強,作案次數普遍較多,除非受到相關案件的影響,行賄方與受賄方在案發之前一般不會停止犯罪行為。

4、行業特征明顯,潛規則盛行。本領域職務犯罪潛規則主要表現在醫藥購銷環節,從藥品招投標,到院方準入,再到臨床用藥,整個利益鏈都與藥品回扣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收受回扣已成為該領域公認的潛規則,一些醫藥經銷商法制觀念淡薄,認為給付一定比例的回扣是正常的市場競爭行為,絲毫沒有意識到已觸犯法律甚至構成犯罪。該院2010年以來查辦的本領域職務犯罪案件13件17人全部為賄賂犯罪,且全部涉及醫藥購銷環節。

二、發案環節和主要作案手段

醫藥衛生系統案件發案環節相對集中,作案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工程建設環節。在法律上,院方和承建方均需嚴格遵守相應的工程建設和招投標規定,但在實踐中,承建方常常采取多種形式規避招投標制度或通過雙方串通投標進行暗箱操作,這時最終審批權集于院長一人,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導致醫藥衛生系統工程建設領域職務犯罪案件多發。

2、醫藥用品購銷環節。醫藥用品購銷環節是醫藥衛生系統最主要的發案環節,作案手段主要表現為受賄人通過與醫藥代表、器材經銷商等商定一定的比例,然后按照相應的比例收取回扣款或感謝費等,受賄人一般會根據回扣比例的高低決定使用哪家的藥品或是否采購相關的設備。從辦案情況來看,2010年以來該院所辦理的醫藥衛生系統行受賄案件均存在上述現象,且作案時間長、作案次數多、涉案金額大等特點十分明顯。

3、財務管理環節。此環節主要表現為受賄人在收取回扣款或其他好處費后,在藥品、醫用器械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為相關人員提供便利,一般表現為提前支付。

4、人事管理環節。院長的簽字許可是人事變動的必經程序,在職務調動以及人員聘用過程中,院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些不符合條件的人員便采用行賄等非法手段在人事管理方面獲取不正當利益,造成此環節行受賄案件多發。

5、其他行政管理環節。其他行政管理環節的犯罪主體一般為醫院的主要負責人員,主要表現在利用醫院行政管理權,為相關人員從事醫療相關行業提供便利。例如該院查辦的許某受賄一案,許某在收取季某賄賂后,允許季某以醫院名義從事理療等行業謀取私人利益,嚴重侵害了患者權益。

6、其他特定事件。其他事件主要指在婚嫁、升學、“兩節”等期間,行賄人以過節費、禮金等名義給予相關人員錢、卡、物等,其金額和數量明顯超過正常的禮尚往來范圍或明顯不對等,在本質上應認定為為拉近雙方關系,進而在業務往來中獲取利益提供的賄賂,屬于為行受賄行為。

三、發案原因

腐敗產生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醫藥衛生系統而言,主要表現在體制機制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完善、制度執行不到位、思想意志不堅定等方面。

(一)體制機制不健全。藥品招投標及采購環節的體制機制缺陷是導致醫藥購銷環節腐敗行為的根本誘因。在藥品流通環節,藥品從出廠后大都要經過藥品批發商、零售商、醫院藥房和醫生才能到達患者,而且中間還有藥品招標機構和藥品代理商等中介環節,藥品供應鏈長、中間環節多,藥品層層加價,導致藥價虛高,為商業賄賂留下了利潤空間。另一方面,藥品種類繁多,市場競爭激烈,使得一些醫藥代表為了讓自己代理的藥品能夠進入醫院并獲得有利的價格,千方百計討好、拉攏相關科室負責人員和處方醫生等,其中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回扣、紅包等非法手段。

(二)監督管理不完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辦案中發現,權力過于集中,缺少有效的監督制約,民主政策淪為一紙空文是導致腐敗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管理者和監督者名義上分開設立,實質上卻沒有真正的人員配備,有些地方雖然領導班子健全,但缺少常態化的議事、運行機制,監督工作名存實亡,造成部分醫院院長、科室負責人甚至是普通醫生都可以決定藥品采購的種類和數量,需要監督的人員多、環節多、方式隱蔽,而監督的人員少、力度小、方法不足,必然導致監督工作不到位、不理想。

(三)制度執行不到位。制度執行力逐層遞減,使得現有制度難以發揮應有效力,是造成醫藥衛生系統腐敗發生的直接原因。比如,藥品采購中的民主決策制度被一把手的一言堂取代;處方上原本廉價的特效藥,卻因一些人利欲熏心被新藥、貴藥取代,而原本最有效、最對癥的藥品卻因為廠家不想生產、醫生不愿使用不得不退出市場,嚴重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法律規定的招投標制度、逐級審批制度、工程質量驗收制度被暗箱操作、權錢交易取代,成為不法分子鉆空子、謀私利的重要手段。

(四)思想意志不堅定。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不能夠坦然面對利益的誘惑,不良心理隨之產生,是造成醫藥衛生系統腐敗行為的主觀原因。一方面,在醫療衛生系統工作,嚴謹細致是第一要求,尤其是長期工作在基層一線的醫療工作者,面對各種各樣的病人和紛繁復雜的病情,工作生活壓力較大。另一方面,“以藥養醫”等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績效考核機制的存在,導致某些衛生院長或業務骨干的收入水平難以與其面對的壓力和付出的勞動相適應,在高額的藥品回扣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見利忘義、心理失衡,再加上部分醫藥生產、銷售人員百般討好,最終造成腐敗行為發生。

四、查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1、主體特殊,定性方面存在難度。醫藥衛生系統工作人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對涉案人員屬于以普通醫生身份收受回扣還是屬于檢察機關管轄范圍的醫療機構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賄賂犯罪行為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難度。

2、犯罪行為隱蔽性強,偵查難度大。一是由于在工作環境和工作性質方面具有相對的專業性和封閉性,各種藥品種類繁多,犯罪分子一般以業務往來、贊助費等多種名義使收受回扣行為表明上合法化,取證時需反復比對,耗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二是行賄人員流動性大,取證活動不易開展。醫藥購銷人員多以他人名義設立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以不同公司身份與相關單位開展業務,再加上涉案人員眾多且地域分散,給偵查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3、社會關系復雜,辦案阻力大。從辦案情況來看,涉案人員多為醫院主要行政管理人員或某一領域專家、人才或業務骨干,一旦被查處,將給醫院帶來不小的損失,導致醫院方面常常消極對待辦案工作,不利于案件的快速辦理。另外,涉案人員一般在本地具有一定的人脈資源和社會影響力,在案件啟動和查辦過程中阻力較大。

五、治理建議

衛生系統腐敗問題成因復雜,涉及多個部門,其治理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外部環境的改變,更需要個人內心的凈化,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從健全體制機制、強化監督管理、合理績效考核、加強思想教育四個方面入手,構建完善的預防體系,著力從源頭上鏟除腐敗滋生和蔓延的土壤,營造廉潔行醫、誠信服務的良好社會氛圍。

(一)建立藥品購銷新機制

一是要進一步規范醫院內部的藥品招投標制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進行,杜絕人為操控。建議成立專門的基本藥品采購機構,統一負責機構內部各成員單位的藥品選擇,減少藥品購銷的中間環節。同時,允許醫療機構在不高于國家中標價的前提下與供應商進行價格談判,并將實際采購價與國家中標價之間的價差用于醫院發展和改善醫務人員待遇。二是探索建立選購分離制度,將藥品選擇權與議價權適當分開,形成選擇者與執行者之間的良性制約,真正使藥品價格回歸到合理的范圍之內。三是要始終堅持醫藥產品的公益性質,建立更加合理的核算定價機制,使符合條件的企業都能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推動藥品市場的有序發展。四是要充分運用刑事司法和行政執法銜接平臺,加強與工商、戶籍管理部門的協調配合,做到信息互通共享,確保企業違法行為能夠得到迅速有效的處置。五是要建立更高標準的藥品準入制度,加強對醫藥器械銷售公司、人員的跟蹤管理,在注冊時盡可能詳細地錄入、審查負責人個人信息,從源頭上杜絕“皮包公司”和無資質個人經營此類行業,嚴把藥品入口關。

(二)強化監督管理,規范權力運行

一是要進一步完善財務和人事管理制度,加強醫藥衛生系統內部監督,對重要崗位負責人員權力進行適當分解,對部門內部重大事項實行民主決策,依法公開,自覺接受監督,保證醫院內部運行陽光透明。二是建議建立藥品使用巡查制度,對醫生的用藥數量、種類進行定期檢查,對濫用藥人員進行依法處理。三是對于人事安排以及基建工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應嚴格執行相關管理規定,確保相關款項準確及時支付,既避免提前,又防止拖欠,實現人員安排各盡其才,職務變動競爭擇優,避免暗箱操作和惡性競爭。

(三)改革績效考核機制,激發工作積極性

一是要實施醫藥分開,加大醫療衛生行業投入支持力度,取消藥品、器材加成,將個人收入與藥品器材使用量完全脫鉤,切斷醫生收入與藥品之間的聯系。二是應在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前提下,制定更加科學的工作量統計辦法,把接診次數、接診時間、診斷準確率、公共衛生服務等綜合性指標作為考核的主要內容,不斷優化服務質量評價體系。三是要以“人員能上能下、工資能升能降”為主要考核原則,建立職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對于獎勵性績效工資的分配,應向醫療水平高、門診病人多以及處理的工作事務復雜的人員傾斜,充分調動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四)加強法制教育,提升職業素養

首先應加強對醫療衛生系統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增強法制觀念,自覺維護良好的職業形象,形成良好的行醫風氣和良好的市場環境,把好給付和收受兩個重要關口,徹底杜絕回扣、感謝費等違法違紀行為。其次要堅持懲防并舉,在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依托檢察職能,通過實地參觀、法制講座等多種形式的警示教育,使其更加直觀地感受到違法犯罪的嚴重后果,筑牢思想防線,從而自覺遠離犯罪,保持清正廉潔。

第四篇：偵辦農村信用社職務犯罪案件的思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村信用社作為最基層的金融管理部門為農村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有效的資金保障擔負著越來越重要的任務。但近幾年來，某縣連續發生農村信用社職工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經濟犯罪案件，對當地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產生了嚴重影響。現結合經偵部門辦理農村信用社職工涉嫌經濟犯罪案件的實際情況，簡要地分析一下農村信用社職工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經濟犯罪的表現形式、原因及對策。

一、表現形式：

１．冒用他人身份證，發放冒名貸款。行為人往往利用工作便利，冒用農戶辦理銀行業務交付的身份證原件或復印件，私刻印章，以他人名義辦理貸款挪作己用。

２．收取儲戶存款不入賬。行為人利用農戶對自己的信任，以非正式儲蓄存單加蓋儲蓄專用章后出具給農戶，將資金挪作己用。如犯罪嫌疑人孫某利用其擔任某信用社信貸員的職務便利，利用儲蓄存單副本第五聯、以及農戶借款借據收取儲戶存款不入賬；犯罪嫌疑人趙某利用儲蓄存單副本、現金收入傳票收取儲戶存款不入賬。

３．收取農戶歸還貸款不入賬。行為人往往在收到農戶歸還貸款時，不出具正規的還貸證明單，而是開具便條或收條給農戶，將收回的貸款不上繳信用社入賬，而是私下截留，歸個人使用。

４．利用職務便利，盜取儲戶存款。行為人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冒用儲戶姓名將儲戶存單（折）掛失補辦或直接從儲戶存款中，將存款隨意支取。如犯罪嫌疑人孫某冒用王某的姓名，提前支取王某定期八年的存款１００００元，５．利用職務便利，違法發放貸款。如犯罪嫌疑人徐某利用其擔任某鎮信用社會計的職務便利，模仿信用社主任及信貸員簽名，私自發放貸款給他人使用。

二、原因分析：

一是人員業務素質參差不齊，政治思想薄弱，法律意識淡薄。

二是內部管理監督制度形同虛設，崗位工作職責落實不到位，信貸管理工作混亂。貸款管理工作混亂，嚴重違反“三到場、三核對”制度，以及貸前調查、貸中審查、貸后檢查制度。審查不到位，不良貸款反映不實，各個工作崗位不堅持原則，起不到相互監督制約作用，違規操作、違反制度辦理業務現象時有發生。

三是內部監督管理不力，對職工的政治思想和業務知識教育不夠。一些部門的領導只重視經濟指標任務，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放松了對干部和職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對基層信用社的監督管理不力，使一些規章制度得不到落實，對應掌握的職工思想動態疏忽大意，對職工暴露出的作風腐敗、賭博、貪圖享受等不良行為，不僅不及時勸阻，聽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

四是有法不依，處理不力，助長了犯罪分子作案的膽量。一些部門的領導從維護本單位、本部門的聲譽和考核成績出發，對本系統、本單位發生的經濟違法違紀問題，心慈手軟，不深查、不深究，一味遷就，為犯罪的再發生留下隱患。

三、應對之策：

１．加強政治思想及業務學習，不斷增強職工的法制意識，提高職工的敬業精神。

政治思想是關鍵，要把提高信貸管理人員的政治素質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對信貸人員進行經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樹立全心全意為農民、為農業服務的思想，使職工從思想上找準自己的位置，劃清公與私的界限。多方面組織職工分批分期進行業務培訓，并嚴格考試考核，不合格的堅決不上崗。

２．強化監督管理機制，確保各項規章制度的貫徹落實。

做到崗位明確，責任清楚，互相制約。嚴格按照貸款管理規定、貸款業務操作規程辦理貸款業務，定期進行貸款賬務核對，嚴格按照貸款“三查”制度，實行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檢查的制度辦理貸款業務，規范操作行為，有效防范貸款風險。

３．嚴格考核，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推行獎懲機制。要健全檢查監督制度，加強信貸管理情況檢查和對信貸人員的日常考核，推行獎勵和懲處制度。落實各項考核、檢查制度，既要對信貸人員儲蓄存款和收貸收息等數量指標進行考核，更要對貸款質量指標進行考核。

４．公開業務操作規則，發揮外部監督作用，增強群眾自我防范意識。不僅僅要將儲蓄存款及辦理貸款等業務的范圍和程序通過張貼、懸掛的方式實行公開，還可以通過媒體廣告、組織便民咨詢活動、聘選行風監督員、開通舉報電話或設置舉報信箱等形式，結合典型案例，對廣大群眾發動宣傳教育，一方面增加工作的透明度，發揮群眾及輿論監督的作用，防止職工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通過典型案例的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公民的法治觀念及防范意識，提高識別力，及時舉報此類經濟犯罪案件。

５．狠抓預防工作，加大打擊處理力度。

加強對農村信用社經濟犯罪預防工作的組織領導，查找工作的漏洞和隱患，密切注視經濟犯罪的新動向，搞好超前預防，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加強嚴厲打擊，提高預防犯罪的意識，增強責任感，從源頭上根治農村信用社從業人員犯罪高發趨勢。公檢法機關要牢固樹立為信用社改革與發展服務的思想，對涉及信用社從業人員的案件，要及時立案、及時審理。

第五篇：新型職務犯罪案件中有關利益輸送的思考

新型職務犯罪案件中有關利益輸送的思考

隨著新型反腐工作的深入開展，“利益輸送”作為一個新名詞逐漸納入自偵案件法律學者的視野。“利益輸送”通常指上市公司與公司股票的莊家配合或與其他上市公司配合，利用內幕消息或經營手段導致上市公司的股價波動或經營業績變化，從而使得莊家或其他公司盈利。目前，我國學者大多是從經濟、金融領域對其進行研究，但在職務犯罪領域，某些特定人員的以權謀私行為同樣牽扯到“利益輸送”行為。概括而言，“利益輸送”就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以獲取非法利益為目的，將利用職務便利謀取的非法所得通過隱蔽方式漂白轉化為“正當利益”的過程。

一、職務犯罪案件中“利益輸送”的特點

“利益輸送”做為犯罪分子漂白非法所得的新型途徑，其犯罪方式也比直接收取財物復雜、隱蔽。

1、“利益輸送”行為的隱蔽性和漂白性

隨著近年來反腐倡廉工作的日益深入，越來越多的腐敗分子并不與非法利益直接接觸，而是將這種非法所得采取貌似正當的途徑隱藏下來，使其披上合法的外衣來取得利益。如以個人或者其親屬名義與犯罪相對人人合伙辦企業；將子女留學、外出旅游等費用報銷等方式。這些獲利方式行為隱蔽，環節復雜，難以認定。

2、“利益輸送”過程的商業化

商業化模式極大地提升了全國的工業化進程，也給了犯罪分子越來越多的犯罪途徑。金融機構、融資市場、信托基金等各種各樣的資金流轉方式不僅方便了人們資金交易，同時也開拓了職務犯罪分子的視野。在這種環境下，新型的洗錢方式應運而生，地下錢莊、賭博、空殼公司等為犯罪分子轉換非法所得提供了極大地便利。越來越多的犯罪分子參與到洗錢過程中，將自己的非法所得層層轉換，最后轉化成合法利益。這些商業化模式的謀利途徑超出現有的偵查手段，在查辦這類案件時，往往不了了之。

3、“利益輸送”行為方式的多樣性

2007年，兩高頒布的10種新類型受賄行為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利益輸送”的影子。通過買賣交易、收受干股以及特定關系人受賄等多種途徑，犯罪嫌疑人成功的將非法所得轉換成合法利益。這些行為經過司法解釋一方面明確了其行為的違法性；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明白，隨著社會的發展，職務犯罪行為催生的利益輸送方式也將會越來越多。

在我國由于法治環境不健全，以至賄賂罪廣泛蔓延，縱深擴展，賄賂的內容范圍也不斷擴大。現有的社會大環境下，升學就業、提升職務、遷移戶口、提供女色等行為，也將逐漸成為利益輸送的重要途徑。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腐敗犯罪分子并不僅僅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而且越來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如原重慶市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武漢市新洲區原區委書記王世益等均涉嫌性賄賂。

這些無形的、非財產性質的利益由于法律的局限性，導致定性不明、認定困難，增加了我們偵查職務犯罪的難度。

4、“利益輸送”過程的長期性

新型的職務犯罪往往存在一個相對較長的犯罪過程，同時伴隨的是一個長期的“利益輸送”過程。犯罪行為與非法所得往往不能一一對應，具體表現為三點：

一是先獲取非法利益后實施具體行為。中國社會關系是所謂的熟人社會關系，具體體現在百姓口頭上的就是“政府有人好辦事”。在這種情況下，職務犯罪案件中的“利益輸送”行為并不是隨著一時一事而發生，而是為了和相關部門及具體人員保持穩定、長久的人跡關系，達到“政府有人好辦事”的目的，往往在過年過節時來完成量小次多的“利益輸送”行為。此類行為具有持續時間長，獲利單筆金額小、總額大的特點，使我們在偵查中在認定此類賬款金額時提供較大難度。

二是先實施具體行為后獲取非法利益。利益輸送相對人為了保證獲取的利益與所實施的行為之間沒有必然聯系，即達不到法律通常規定的所謂因果關系，往往采用事后獲利的方式來逃避偵查。如行賄案件中，常遇到的具體行為發生一段時間或退休后收取賄賂的情況。這些行為時間跨度大，增加了我們收集證據并形成證據鏈的難度。三是實施具體行為與獲取非法利益之間交叉發生。在偵查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發現某些犯罪嫌疑人存在“給錢不辦事”的情況。犯罪嫌疑人為了滿足自己逐漸擴張的欲望，在多次收取不同種類的利益后才實施具體行為。有的犯罪嫌疑人為了與國家工作人員達到一個長久穩定的關系，存在謀多次利，辦多次事，錢權之間多次交易的情況。

二、職務犯罪案件中，有關“利益輸送” 問題的幾點意見 “利益輸送”做為新概念引入職務犯罪時間不久，現行的對“利益輸送”的認識還停留在理論階段，實踐中并未形成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概念。實踐中也并沒有完全區分“利益輸送”與其他職務犯罪行為之間的區別。如何界定“利益輸送”行為，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

1、“利益輸送”中獲取利益種類的界定

“利益輸送”中獲取的利益應當包括能夠滿足人們物質或精神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無形、物質或者非物質、財產或者非財產性的利益。即包括財、物、有價證券等可以用價值衡量的財產性利益，也包括升學就業,提升職務,遷移戶口,提供女色等無形的、非財產性質的利益。為了獲取不正當利益，輸送人往往采用多種手段來達到利益轉移目的。如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為了順利達到走私目的，多次用財、物行賄，以女色引誘，成功拉攏腐蝕一大批國家工作人員，為其非法走私提供便利。目前，無形的、非財產性質的利益已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新型職務犯罪案件中，值得我們用法律來規范。當然如何用證據來認定這種非財產性質的利益也是我們實踐中將要面臨的難題。

2、“利益輸送”輸送渠道的界定

2007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很好的囊括了“利益輸送”的相關渠道，包括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問題；收受干股問題；以開辦公司合作等投資名義收受賄賂問題；以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問題等十種受賄渠道。其中“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

法律對范圍進行合理的界定有利于我們準確地認定證據，有力的打擊職務犯罪。但上述通過列舉方式提出的輸送渠道只能遏制當前的職務犯罪方式，隨著經濟的發展，利益輸送的渠道也越來越多，如地下錢莊、海外投資、博彩獲利等等。在新的“利益輸送”渠道出現前，如何發揮法律的前瞻性，將新的犯罪模式提前納入法治規范，是我們當前新型反腐預防要思考的要點。

3、“利益輸送”相對人身份思考

“利益輸送”就是一個利益流轉的過程，在職務犯罪案件中，輸出方與輸入方至少有一方要具備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身份，我們按照提供相關人是否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不同，為大家簡單概括一下職務犯罪案件中“利益輸送”的不同類別：

（1）若“利益輸送”輸出方為非國家工作人員，而輸入方是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主體，那么我們可以看出輸出方為了某些目的，而將利益轉給輸入方。這些利益包含有形的和無形的利益。通過“利益輸送”行為，輸出方順利達到自己的目的，在實踐中不論相對人代表的是個人還是單位，均可能構成賄賂行為；

（2）若輸出方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而輸入方為非國家工作人員，這時我們就先要調查輸出方與輸入方是否存在共同利益，輸出方是將單位的利益輸出，還是將個人的利益輸出，是為了達到什么目的？若存在將國家單位的利益輸出，最終受益人為與自己有關系的人員、單位等，則可能構成為親友謀利的行為，若輸出的利益最終自己完全沒有受益，則可能構成挪用公款的行為或者瀆職行為；

（3）若輸出方為與輸入方均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即輸出方代表自己或者單位，為了某些目的，將利益轉入另一國家工作人員身上，則其中仍有可能構成行賄行為；若是輸出方與輸入方為同一人，既輸出方輸出利益是代表的是單位，而輸入方的最終收益人為自己個人，則其中就可能構成貪污行為或者挪用行為。（4）若輸出方與輸入方均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則不屬于職務犯罪案件范疇，屬于經濟犯罪案件。

4、“利益輸送”的應用途徑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新型的職務犯罪可能逐漸與洗錢犯罪、經濟犯罪等高智商犯罪有效結合。在職務犯罪中，深入的研究“利益輸送”的有關問題，可以提前更新偵查思想，拓展偵查思路，為更好的打擊職務犯罪提供對策。

其次，將“利益輸送”概念引入刑法中，可以更好地解決有關法律缺失的問題，以利益為主線，查清利益最終受益人，將多重環節的復雜問題簡化為原因、目的、收益途徑的簡單問題，就可以更準確的定性新型的職務犯罪，做到從根本上解決預防職務犯罪產生的目的

三、結語

“利益輸送”過程復雜多變，形式也是多種多樣。但我們只要抓住利益這條主線，順藤摸瓜，確定利益輸出方與利益輸入方，便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脈絡，從而更好的打擊職務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