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2003-6-5 杭州市公安局經偵部門收集

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公安部經偵局

公經[2003]436號

近來，有多地公安機關就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是否有管轄權問題請示部經偵局。對于該問題，部經偵局曾于2001年3月正式批復，此批復征求過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同意部經偵局意見，即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具有管轄權。現予網上公布，請各地參照執行。

附：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管轄問題的意見

二00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

管轄問題的意見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你局《關于征求對案件管轄權問題意見的函》（公經[2001]248號）收悉。經研究，提出以下意見，供參考：

鑒于職務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管轄問題，原則上以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管轄為宜，如果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更為適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001年4月10日

第二篇：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2003-04-21】（范文模版）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2003年4月21日公經[2003]436號

近來，有多地公安機關就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是否有管轄權問題請示部經偵局。對于該問題，部經偵局曾于2001年3月正式批復，此批復征求過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同意部經偵局意見，即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具有管轄權。現予網上公布，請各地參照執行。

附：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

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管轄問題的意見

2001年4月10日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你局《關于征求對案件管轄權問題意見的函》（公經[2001]248號）收悉。經研究，提出以下意見，供參考：

鑒于職務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管轄問題，原則上以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管轄為宜，如果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更為適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

第三篇：對醫療衛生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的調研分析

對醫療衛生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的調研分析

近年來,醫療衛生系統職務犯罪案件呈現高發、多發態勢,由于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該系統賄賂犯罪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醫療衛生管理秩序,也直接侵害了群眾切身利益,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2010年以來,東海縣院共查辦了醫藥衛生系統賄賂犯罪案件13件17人,為提升辦案水平,增強系統預防效果,筆者對此類案件進行了綜合調研分析。

一、案件特點

1、主體身份特殊,多為單位領導或主要負責人員。賄賂犯罪的隱蔽性使得涉案人員會盡量縮小知情范圍,尤其是在醫藥衛生領域,無論是行賄方還是受賄方,參與者一般為掌握管理權或決定權的單位負責人員,如衛生院院長、科室主任、醫藥公司經理等。該院2010年以來查處的醫藥衛生系統賄賂犯罪案件中,醫院和衛生院院長占5人,其他科室負責人占2人,醫藥購銷公司經理占4人,業務員占3人,單位占3人。

2、大案較多,窩串案高發。隨著藥價的不斷走高,醫藥衛生領域賄賂犯罪的數額也隨之升高。另外,藥品購銷的市場特性決定了一家公司不可能僅與一家醫院存在業務上的往來,使得某一公司案發后常常會帶出其他多人或多家單位。

3、犯罪行為連續性強,作案次數較多。就經銷商而言,由于公司管理體制上的缺陷,其完全可以在被查處后借用他人身份重新注冊新公司從事醫藥經銷行業。就院方來說,由于工作環境的相對封閉性和工作性質的相對專業性,造成該領域案件線索發現和案件偵查存在較大難度。以上兩方面原因使得犯罪嫌疑人作案連續性較強,作案次數普遍較多,除非受到相關案件的影響,行賄方與受賄方在案發之前一般不會停止犯罪行為。

4、行業特征明顯,潛規則盛行。本領域職務犯罪潛規則主要表現在醫藥購銷環節,從藥品招投標,到院方準入,再到臨床用藥,整個利益鏈都與藥品回扣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收受回扣已成為該領域公認的潛規則,一些醫藥經銷商法制觀念淡薄,認為給付一定比例的回扣是正常的市場競爭行為,絲毫沒有意識到已觸犯法律甚至構成犯罪。該院2010年以來查辦的本領域職務犯罪案件13件17人全部為賄賂犯罪,且全部涉及醫藥購銷環節。

二、發案環節和主要作案手段

醫藥衛生系統案件發案環節相對集中,作案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工程建設環節。在法律上,院方和承建方均需嚴格遵守相應的工程建設和招投標規定,但在實踐中,承建方常常采取多種形式規避招投標制度或通過雙方串通投標進行暗箱操作,這時最終審批權集于院長一人,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導致醫藥衛生系統工程建設領域職務犯罪案件多發。

2、醫藥用品購銷環節。醫藥用品購銷環節是醫藥衛生系統最主要的發案環節,作案手段主要表現為受賄人通過與醫藥代表、器材經銷商等商定一定的比例,然后按照相應的比例收取回扣款或感謝費等,受賄人一般會根據回扣比例的高低決定使用哪家的藥品或是否采購相關的設備。從辦案情況來看,2010年以來該院所辦理的醫藥衛生系統行受賄案件均存在上述現象,且作案時間長、作案次數多、涉案金額大等特點十分明顯。

3、財務管理環節。此環節主要表現為受賄人在收取回扣款或其他好處費后,在藥品、醫用器械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為相關人員提供便利,一般表現為提前支付。

4、人事管理環節。院長的簽字許可是人事變動的必經程序,在職務調動以及人員聘用過程中,院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些不符合條件的人員便采用行賄等非法手段在人事管理方面獲取不正當利益,造成此環節行受賄案件多發。

5、其他行政管理環節。其他行政管理環節的犯罪主體一般為醫院的主要負責人員,主要表現在利用醫院行政管理權,為相關人員從事醫療相關行業提供便利。例如該院查辦的許某受賄一案,許某在收取季某賄賂后,允許季某以醫院名義從事理療等行業謀取私人利益,嚴重侵害了患者權益。

6、其他特定事件。其他事件主要指在婚嫁、升學、“兩節”等期間,行賄人以過節費、禮金等名義給予相關人員錢、卡、物等,其金額和數量明顯超過正常的禮尚往來范圍或明顯不對等,在本質上應認定為為拉近雙方關系,進而在業務往來中獲取利益提供的賄賂,屬于為行受賄行為。

三、發案原因

腐敗產生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醫藥衛生系統而言,主要表現在體制機制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完善、制度執行不到位、思想意志不堅定等方面。

(一)體制機制不健全。藥品招投標及采購環節的體制機制缺陷是導致醫藥購銷環節腐敗行為的根本誘因。在藥品流通環節,藥品從出廠后大都要經過藥品批發商、零售商、醫院藥房和醫生才能到達患者,而且中間還有藥品招標機構和藥品代理商等中介環節,藥品供應鏈長、中間環節多,藥品層層加價,導致藥價虛高,為商業賄賂留下了利潤空間。另一方面,藥品種類繁多,市場競爭激烈,使得一些醫藥代表為了讓自己代理的藥品能夠進入醫院并獲得有利的價格,千方百計討好、拉攏相關科室負責人員和處方醫生等,其中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回扣、紅包等非法手段。

(二)監督管理不完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辦案中發現,權力過于集中,缺少有效的監督制約,民主政策淪為一紙空文是導致腐敗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管理者和監督者名義上分開設立,實質上卻沒有真正的人員配備,有些地方雖然領導班子健全,但缺少常態化的議事、運行機制,監督工作名存實亡,造成部分醫院院長、科室負責人甚至是普通醫生都可以決定藥品采購的種類和數量,需要監督的人員多、環節多、方式隱蔽,而監督的人員少、力度小、方法不足,必然導致監督工作不到位、不理想。

(三)制度執行不到位。制度執行力逐層遞減,使得現有制度難以發揮應有效力,是造成醫藥衛生系統腐敗發生的直接原因。比如,藥品采購中的民主決策制度被一把手的一言堂取代;處方上原本廉價的特效藥,卻因一些人利欲熏心被新藥、貴藥取代,而原本最有效、最對癥的藥品卻因為廠家不想生產、醫生不愿使用不得不退出市場,嚴重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法律規定的招投標制度、逐級審批制度、工程質量驗收制度被暗箱操作、權錢交易取代,成為不法分子鉆空子、謀私利的重要手段。

(四)思想意志不堅定。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不能夠坦然面對利益的誘惑,不良心理隨之產生,是造成醫藥衛生系統腐敗行為的主觀原因。一方面,在醫療衛生系統工作,嚴謹細致是第一要求,尤其是長期工作在基層一線的醫療工作者,面對各種各樣的病人和紛繁復雜的病情,工作生活壓力較大。另一方面,“以藥養醫”等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績效考核機制的存在,導致某些衛生院長或業務骨干的收入水平難以與其面對的壓力和付出的勞動相適應,在高額的藥品回扣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見利忘義、心理失衡,再加上部分醫藥生產、銷售人員百般討好,最終造成腐敗行為發生。

四、查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1、主體特殊,定性方面存在難度。醫藥衛生系統工作人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對涉案人員屬于以普通醫生身份收受回扣還是屬于檢察機關管轄范圍的醫療機構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賄賂犯罪行為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難度。

2、犯罪行為隱蔽性強,偵查難度大。一是由于在工作環境和工作性質方面具有相對的專業性和封閉性,各種藥品種類繁多,犯罪分子一般以業務往來、贊助費等多種名義使收受回扣行為表明上合法化,取證時需反復比對,耗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二是行賄人員流動性大,取證活動不易開展。醫藥購銷人員多以他人名義設立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以不同公司身份與相關單位開展業務,再加上涉案人員眾多且地域分散,給偵查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3、社會關系復雜,辦案阻力大。從辦案情況來看,涉案人員多為醫院主要行政管理人員或某一領域專家、人才或業務骨干,一旦被查處,將給醫院帶來不小的損失,導致醫院方面常常消極對待辦案工作,不利于案件的快速辦理。另外,涉案人員一般在本地具有一定的人脈資源和社會影響力,在案件啟動和查辦過程中阻力較大。

五、治理建議

衛生系統腐敗問題成因復雜,涉及多個部門,其治理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外部環境的改變,更需要個人內心的凈化,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從健全體制機制、強化監督管理、合理績效考核、加強思想教育四個方面入手,構建完善的預防體系,著力從源頭上鏟除腐敗滋生和蔓延的土壤,營造廉潔行醫、誠信服務的良好社會氛圍。

(一)建立藥品購銷新機制

一是要進一步規范醫院內部的藥品招投標制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進行,杜絕人為操控。建議成立專門的基本藥品采購機構,統一負責機構內部各成員單位的藥品選擇,減少藥品購銷的中間環節。同時,允許醫療機構在不高于國家中標價的前提下與供應商進行價格談判,并將實際采購價與國家中標價之間的價差用于醫院發展和改善醫務人員待遇。二是探索建立選購分離制度,將藥品選擇權與議價權適當分開,形成選擇者與執行者之間的良性制約,真正使藥品價格回歸到合理的范圍之內。三是要始終堅持醫藥產品的公益性質,建立更加合理的核算定價機制,使符合條件的企業都能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推動藥品市場的有序發展。四是要充分運用刑事司法和行政執法銜接平臺,加強與工商、戶籍管理部門的協調配合,做到信息互通共享,確保企業違法行為能夠得到迅速有效的處置。五是要建立更高標準的藥品準入制度,加強對醫藥器械銷售公司、人員的跟蹤管理,在注冊時盡可能詳細地錄入、審查負責人個人信息,從源頭上杜絕“皮包公司”和無資質個人經營此類行業,嚴把藥品入口關。

(二)強化監督管理,規范權力運行

一是要進一步完善財務和人事管理制度,加強醫藥衛生系統內部監督,對重要崗位負責人員權力進行適當分解,對部門內部重大事項實行民主決策,依法公開,自覺接受監督,保證醫院內部運行陽光透明。二是建議建立藥品使用巡查制度,對醫生的用藥數量、種類進行定期檢查,對濫用藥人員進行依法處理。三是對于人事安排以及基建工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應嚴格執行相關管理規定,確保相關款項準確及時支付,既避免提前,又防止拖欠,實現人員安排各盡其才,職務變動競爭擇優,避免暗箱操作和惡性競爭。

(三)改革績效考核機制,激發工作積極性

一是要實施醫藥分開,加大醫療衛生行業投入支持力度,取消藥品、器材加成,將個人收入與藥品器材使用量完全脫鉤,切斷醫生收入與藥品之間的聯系。二是應在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前提下,制定更加科學的工作量統計辦法,把接診次數、接診時間、診斷準確率、公共衛生服務等綜合性指標作為考核的主要內容,不斷優化服務質量評價體系。三是要以“人員能上能下、工資能升能降”為主要考核原則,建立職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對于獎勵性績效工資的分配,應向醫療水平高、門診病人多以及處理的工作事務復雜的人員傾斜,充分調動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四)加強法制教育,提升職業素養

首先應加強對醫療衛生系統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增強法制觀念,自覺維護良好的職業形象,形成良好的行醫風氣和良好的市場環境,把好給付和收受兩個重要關口,徹底杜絕回扣、感謝費等違法違紀行為。其次要堅持懲防并舉,在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依托檢察職能,通過實地參觀、法制講座等多種形式的警示教育,使其更加直觀地感受到違法犯罪的嚴重后果,筑牢思想防線,從而自覺遠離犯罪,保持清正廉潔。

第四篇：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取證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取證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學習xx縣人民檢察院 x勇

職務犯罪案件能否成功起訴和審判，取決于案件偵查收集固定的證據及證據的證明力。偵查人員如何圍繞犯罪構成全面客觀依法收集和固定證據，確保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并努力提高證據的證明力，是擺在偵查人員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常常會遇到因為證據上的原因，導致一些案件在檢察機關訴不出，在法院判不了，不得不作撤案或不訴處理的情況。究其原因，是因為偵查人員在取證中出了問題。本人結合自身偵查實踐及案件質量檢查、公訴、審判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歸納起來，偵查取證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證據收集方面

（一）不按犯罪構成要件收集和固定證據

犯罪構成要件是偵查取證的指南。不同的案件，其犯罪構成要件雖有不同，但總體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犯罪的主體、客體、主觀、客觀四個方面。我們的偵查人員往往容易忽視的是對主體和主觀方面證據的收集，而這恰恰是案件定性量刑最至關重要的東西。

主體身份不同，所涉嫌的罪名不一樣。比如，同樣是受賄，一個是國家工作人員，一個是企業人員，由于主體身份的不同，其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樣，一個構成受賄

犯罪，一個則可能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同樣是企業人員受賄，一個是國有公司人員，一個是非國有公司人員，他們所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樣。再如破壞鄉鎮換屆選舉和破壞村（居）委選舉，前者可能構成破壞選舉罪，而后者則不構成犯罪。

主觀故意不明，直接影響案件定性。在一些瀆職失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把自己的瀆職失職行為說成是工作中的失誤；在一些索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將自己向他人索賄說成是向對方借錢，如果我們的取證工作稍有不慎，就會出現罪與非罪的爭議。

（二）不按證據的關聯性收集和固定證據

一些偵查人員在取證中，不認真分析證據的關聯性，不管與案件有關或無關，都一古腦兒取回來。結果案卷裝了厚厚的幾大冊，有用的證據找不到幾個。將辦案中收集證據變成了碼材料。

（三）證據收集不及時、不全面、不客觀

能否在第一時間全面、及時、客觀收集和固定相關證據，是決定案件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職務犯罪案件主體身份的特殊性、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和應對偵查的對抗性，就要求偵查人員在第一時間內收集固定好相關證據。這是因為：一是隨著案件的偵查，一些證據可能會被轉移、隱匿、毀滅或滅失；二是相關知情人員可能會串供訂立攻守同盟；三是能及時掌握新線索，發現新情況，為案件深挖和擴大戰果奠定基礎。如在偵查貪污賄賂案件時，偵查人

員就應在第一時間收集固定贓款的來源和去向，這對日后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對證據間的矛盾未能合理排除

對職務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判，在證據上要求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證據間要形成完整的鏈條，不允許存在矛盾。但少數偵查人員在取證中，往往容易忽視案件中的小矛盾。比如賄賂案件中關于行、受賄的時間、地點、情節等，個別偵查人員認為只要金額是吻合的，其他都無關緊要。但很多時候，恰恰是這無關緊要的小矛盾，導致案件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的困難，甚至可能滿盤皆輸。

在取證理念方面

（一）重言詞證據 輕物證書證收集

少數偵查人員在案件偵查中仍停留在由供到證的辦案模式上，過分相信或倚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辯解，通過言證來發現線索和收集其他證據，對案件相關的物證、書證的收集不夠重視或不及時收集。殊不知，因言詞證據的可變性、不穩定性，致使依靠言詞證據定案，往往具有較大的風險性。犯罪嫌疑人一旦翻供或證人改變證言，整個案件將可能發生巨大逆轉。特別是修訂后的刑訴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批準、不受監聽，明確了律師的會見、調查取證等執業權利，使律師獲取有關案件信息更為及時、更為全面；犯罪嫌疑人、證人翻供、翻證的情況時有發生，沒有足夠的物證、書證對案件事實加以固定和印證，這對進一步突破

案件、偵查取證、指控犯罪增加了難度。

（二）重有罪證據 輕無罪或罪輕證據收集

全面、準確、客觀收集證據是每個偵查人員必備的證據意識。但在實踐中，少數偵查人員往往注重犯罪嫌疑人有罪證據的收集，而忽視犯罪嫌疑人罪輕或無罪證據的收集。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地位，有無檢舉他人犯罪并積極查證核實，有無主動交代偵查人員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實，這些犯罪事實是不是犯罪嫌疑人所為等影響案件定罪量刑的這些情節，都要收集相關的證據加以證實，這既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也體現了司法的公平正義。

（三）對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辯解重視不夠

在辦案中，當犯罪嫌疑人作出無罪或罪輕的辯解時，偵查人員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個人態度不老實、在狡辯。無數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就是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無罪辯解不重視造成的。法律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無罪的辯解。對于犯罪嫌疑人的無罪或罪輕的辯解，偵查人員應當及時查證核實，以免日后犯罪嫌疑人或其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提出，讓公訴人措手不及。

在取證規范方面

在辦案中，由于取證程序不規范致大量瑕疵證據出現。證據除了要具備客觀真實性外，還必須合法。也就是說證據必須要依法獲取。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取證的主

體要合法，二是取證的程序或手段要合法。在司法實踐中，少數偵查人員往往忽視取證的規范性。比如取證的人員，按規定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一人取證的情況存在；取證的地點在茶樓、酒店或其他場所，卻又不說明原因或情況；搜查時沒有見證人在場或見證人簽字；提取的物證、書證沒有注明來源或加蓋印章（騎縫章）、錄音、錄相等視聽資料與筆錄不同步等，這些證據盡管是客觀真實的，但卻是有瑕疵的，在法庭上會遭到律師的質疑，很可能被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如果這些證據對定罪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旦作為非法證據被排除，則全案功虧一簣。

在辦案細節方面

細節決定成敗。在辦案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往往會導致案件煮成“夾生飯”或滿盤皆輸。辦案人員容易忽視或不注重的一些細節問題，主要表現在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詢問中：一是、記錄不準確。我們的少數書記員在記錄犯罪嫌疑人、證人的供述或證詞時，不盡可能記錄犯罪嫌疑人、證人的原話，而是對他們的陳述進行歸納總結，將他們說的幾句話的意思揉合成一句話，甚至很長的一句話，也不進行斷句，讀起來生硬拗口。這樣的筆錄在法庭上容易被當事人否認或被律師質疑。二是、抄襲或復制筆錄。在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證人多次訊問、詢問中，有的辦案人員為達到供述、陳述的一致性，照抄犯罪嫌疑人、證人以前的筆錄或復制、粘貼以前的筆錄，出現

了前后供述、陳述的完全相同，其結果是適得其反，更容易被律師或法庭質疑。三是、訊問、詢問關鍵問題不到位。一些辦案人員在訊問或詢問中，往往忽視對當事人主觀故意的進一步明確，對其主觀故意一句話帶過，在以后的法庭審判中成為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如在對行、受賄案當事人的訊問、詢問中，雙方都承認收錢、送錢的事實，但為什么收錢、送錢則不進一步訊問、詢問；又如在一起索賄案中索賄人將向他人索賄說成是向別人“搓”點錢來用，而“搓”在當地方言中是“借”的意思。辦案人員對此未進一步訊問，后在庭審中被律師抓住這一點作無罪辯護，法庭支持了律師的觀點。四是、對形成的筆錄不認真審閱。在辦案中，我們發現一些筆錄上沒有偵查人員簽名或只一名偵查員簽名，訊問有開始時間沒有結束時間等,有的犯罪嫌疑人在筆錄上簽上“有錯”或“不一致”等詞語。其實這都是犯罪嫌疑人玩的小把戲，先寫“無錯”、“一致”，后將“無”字叉掉加個“有”字，或在“一致”前加個很小的“不”字，為其日后在法庭上翻供打下伏筆。這些雖是一些細小的問題，但因證據要件上的不規范會成為瑕疵證據，甚至會被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同時也說明了辦案人員工作粗心大意，對形成的筆錄未進行最后審閱。

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取證中出現的上述問題，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辦案人員證據意識不強。用證據和事實說話是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的第一要務；二是審查判斷

證據的能力不強。認為審查判斷證據是公訴部門的事情，對案件偵查需要收集哪些證據，這些證據的證明力如何，證據之間有無矛盾，在如何補強證據和排除證據間的矛盾上欠功夫；三是規范取證意識不強。取證中不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和執法規范的現象依然存在；四是辦案責任心不強。辦案中粗心大意，對偵查取證中的一些細節不注重或忽視，致證據瑕疵，證明力降低。

要提高職務犯罪案件檢控成功率，就要強化證據意識，實現三大轉變。

其一、在證據的標準上，由客觀證據標準向法定證據標準轉變。客觀證據標準以證據的客觀真實為首要判斷標準，而法定證據標準則以證據法定為原則。所謂法定證據，有三層含義：一是證據的形式法定，二是取證的主體法定，三是取證的程序法定。在辦案中，偵查人員比較注重證據的客觀性，而往往忽視證據的法定性。取證主體不適格、取證程序不規范，盡管證據的內容是真實的，但不符合證據的外在形式，或不是按法定程序或手段獲取的，則證據本身存在瑕疵，其證明力將大打折扣。如果該證據被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就沒有任何證明力可言。

其二、在證據證明的要求上，從客觀真實向法律真實轉變。應該說，客觀真實是最高的真實，也是訴訟的理想。但是，客觀真實就是現存的真實，而案件并非現存，而是已經過去了的現實。要求對已經過去的案件事實的調查和證明達到像現存真實那樣的真實，顯然是不現實的，是無法達到的。我們雖然不能把案件事實原原本本還原，但我們卻可以通過收集相關證據，用這些證據來證據案件事實，使之得到法律的確認。盡管通過證據認定的事實可能與客觀事實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甚至差異很大，我們也認為是真實的，是法律上的真實。相反，有些時候，我們內心也確認某些事實是客觀真實的，但是卻沒有相應的證據，也只能當作是不存在的事實或不真實的事實。堅持法律真實的證明標準，在我國的民事訴訟中已有明確的規定。2002年最高法院公布的《證據規定》第63條規定了民事訴訟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判決。”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更符合人的認識規律，也便于法官裁判，這一證明要求在刑事訴訟中也得到普遍認可和運用。

其三、在偵查理念上，從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在傳統的偵查模式中，對案件的查處以偵查為中心，運用一系列偵查手段和強制措施，訊問詢問、搜查扣押、查封凍結，獲取口供證詞，調取物證書證，迅速將案件偵查終結后移送審查起訴。至于案件能不能訴的出，法院能不能判的了，則不太關心。對公訴部門在案件審查中提出的完善證據、補充偵查意見，在心理上往往存在抵觸情緒，認為公訴部門是故意挑刺。

事實上，案件查處的結果，是以法院的最終判決為標準。案件訴不出，法院判不了，是案件的質量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偵查取證出了問題。證據不充分、證據證明力

不強、證據不符合法定要求等，都是偵查取證中常見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取證一開始，就站在公訴人或法官的角度去看問題，特別是要站在律師的角度去審視我們獲取的證據，能否在法庭上經過質證最終被法庭所確認。按照這樣的思路和要求去審查判斷證據，那么取證中存在的問題就會盡可能避免，案件也會順利得以審判。

第五篇：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立案標準與量刑受賄立案標準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立案標準與量刑受賄立

案標準

法律資訊頻道 2010年11月04日 15:35 立案[導讀]

立案的前提條件是司法機關審查后確定有犯罪事實存在，并且該犯罪事實依法需追究刑事責任

司法機關對犯罪案件或民事糾紛審查后，決定列為訴訟案件進行偵查或審理的訴訟活動，是訴訟活動的開始階段。一般包含刑事案件立案、行政訴訟案件立案及民事訴訟立案。

一、釋義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danwei)的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二、立案標準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danwei)工作人員以財物，個人行賄數額在1萬元以上的，單位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

三、定罪標準

1.犯罪客體：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正常經濟活動的管理秩序和社會主義公平交易秩序。

2.犯罪客觀方面：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3.犯罪主體：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法人；既可以是中國公民，也可以是外國人。

4.犯罪主觀方面：本罪在主觀方面必須出于行賄的故意，行賄的目的在于使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即行為人明知所謀求的不正當利益系上述人員違背職務的行為，而故意實施行賄行為。

四、量刑標準

1.數額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3.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個人犯罪規定處罰。

4.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五、刑法條文

第一百六十四條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