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2003-04-21】（范文模版）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2003年4月21日公經[2003]436號

近來，有多地公安機關就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是否有管轄權問題請示部經偵局。對于該問題，部經偵局曾于2001年3月正式批復，此批復征求過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同意部經偵局意見，即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具有管轄權。現予網上公布，請各地參照執行。

附：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

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管轄問題的意見

2001年4月10日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你局《關于征求對案件管轄權問題意見的函》（公經[2001]248號）收悉。經研究，提出以下意見，供參考：

鑒于職務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管轄問題，原則上以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管轄為宜，如果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更為適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

第二篇：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2003-6-5 杭州市公安局經偵部門收集

關于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意見

公安部經偵局

公經[2003]436號

近來，有多地公安機關就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是否有管轄權問題請示部經偵局。對于該問題，部經偵局曾于2001年3月正式批復，此批復征求過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同意部經偵局意見，即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公安機關具有管轄權。現予網上公布，請各地參照執行。

附：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管轄問題的意見

二00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

管轄問題的意見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你局《關于征求對案件管轄權問題意見的函》（公經[2001]248號）收悉。經研究，提出以下意見，供參考：

鑒于職務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管轄問題，原則上以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所在地的公安機關管轄為宜，如果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更為適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為實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管轄。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001年4月10日

第三篇：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關于職務侵占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批復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關于職務侵占案件管轄權問題的批復

作者：王成 律師時間：2012年04月13日

2003年4月21日 公經[2003]435號

貴州省公安廳經偵總隊：

你總隊《關于職務侵占案件管轄權問題的請示報告》（黔公經偵[2003]15號）收悉。經研究，我們認為：

此案原則上應由犯罪嫌疑人所屬公司、企業注冊地的公安機關即貴陽市公安局管轄，如果由犯罪行為實施地的公安機關管轄更為適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為實施地的公安機關即六盤水市公安局和六枝縣公安局管轄。

附：貴州省公安廳經偵總隊《關于職務侵占案件管轄權問題的請示報告》

貴州省公安廳經偵總隊關于職務侵占案件管轄權問題的請示報告

2003年4月2日 黔公經偵[2003]15號

公安部二局：

2001年11月，周辛（男、28歲）、張元鵬（男、23歲）分別被貴陽市萬事達貿易有限公司錄用為貴州省六盤水市和六枝縣負責人，在任職期間，二人利用職務之便，分別將所收取的公司貨款40200元和34425元侵占后逃匿。

關于此案管轄權存在兩種意見：

1、認為應由犯罪嫌疑人所屬公司、企業注冊地公安機關即貴陽市公安局立案；

2、認為應由犯罪實施地公安機關即六盤水市和六枝縣公安局立案。

近年來，我省在辦理職務侵占案中，基本上以犯罪嫌疑人所屬公司、企業所在地作為管轄依據，但在具體實施中多次受到以上兩種意見的困擾。我們認為，職務侵占犯罪的主體是以特定的職務身份為構成要件的，其侵占的是公司、企業的財物，與其他的侵財案件有明顯的區別，由犯罪主體所屬公司、企業注冊地公安機關管轄，更有利于案件的偵查。

當否，請指示。

第四篇：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取證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取證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學習xx縣人民檢察院 x勇

職務犯罪案件能否成功起訴和審判，取決于案件偵查收集固定的證據及證據的證明力。偵查人員如何圍繞犯罪構成全面客觀依法收集和固定證據，確保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并努力提高證據的證明力，是擺在偵查人員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常常會遇到因為證據上的原因，導致一些案件在檢察機關訴不出，在法院判不了，不得不作撤案或不訴處理的情況。究其原因，是因為偵查人員在取證中出了問題。本人結合自身偵查實踐及案件質量檢查、公訴、審判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歸納起來，偵查取證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證據收集方面

（一）不按犯罪構成要件收集和固定證據

犯罪構成要件是偵查取證的指南。不同的案件，其犯罪構成要件雖有不同，但總體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犯罪的主體、客體、主觀、客觀四個方面。我們的偵查人員往往容易忽視的是對主體和主觀方面證據的收集，而這恰恰是案件定性量刑最至關重要的東西。

主體身份不同，所涉嫌的罪名不一樣。比如，同樣是受賄，一個是國家工作人員，一個是企業人員，由于主體身份的不同，其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樣，一個構成受賄

犯罪，一個則可能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同樣是企業人員受賄，一個是國有公司人員，一個是非國有公司人員，他們所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樣。再如破壞鄉鎮換屆選舉和破壞村（居）委選舉，前者可能構成破壞選舉罪，而后者則不構成犯罪。

主觀故意不明，直接影響案件定性。在一些瀆職失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把自己的瀆職失職行為說成是工作中的失誤；在一些索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將自己向他人索賄說成是向對方借錢，如果我們的取證工作稍有不慎，就會出現罪與非罪的爭議。

（二）不按證據的關聯性收集和固定證據

一些偵查人員在取證中，不認真分析證據的關聯性，不管與案件有關或無關，都一古腦兒取回來。結果案卷裝了厚厚的幾大冊，有用的證據找不到幾個。將辦案中收集證據變成了碼材料。

（三）證據收集不及時、不全面、不客觀

能否在第一時間全面、及時、客觀收集和固定相關證據，是決定案件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職務犯罪案件主體身份的特殊性、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和應對偵查的對抗性，就要求偵查人員在第一時間內收集固定好相關證據。這是因為：一是隨著案件的偵查，一些證據可能會被轉移、隱匿、毀滅或滅失；二是相關知情人員可能會串供訂立攻守同盟；三是能及時掌握新線索，發現新情況，為案件深挖和擴大戰果奠定基礎。如在偵查貪污賄賂案件時，偵查人

員就應在第一時間收集固定贓款的來源和去向，這對日后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對證據間的矛盾未能合理排除

對職務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判，在證據上要求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證據間要形成完整的鏈條，不允許存在矛盾。但少數偵查人員在取證中，往往容易忽視案件中的小矛盾。比如賄賂案件中關于行、受賄的時間、地點、情節等，個別偵查人員認為只要金額是吻合的，其他都無關緊要。但很多時候，恰恰是這無關緊要的小矛盾，導致案件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的困難，甚至可能滿盤皆輸。

在取證理念方面

（一）重言詞證據 輕物證書證收集

少數偵查人員在案件偵查中仍停留在由供到證的辦案模式上，過分相信或倚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辯解，通過言證來發現線索和收集其他證據，對案件相關的物證、書證的收集不夠重視或不及時收集。殊不知，因言詞證據的可變性、不穩定性，致使依靠言詞證據定案，往往具有較大的風險性。犯罪嫌疑人一旦翻供或證人改變證言，整個案件將可能發生巨大逆轉。特別是修訂后的刑訴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批準、不受監聽，明確了律師的會見、調查取證等執業權利，使律師獲取有關案件信息更為及時、更為全面；犯罪嫌疑人、證人翻供、翻證的情況時有發生，沒有足夠的物證、書證對案件事實加以固定和印證，這對進一步突破

案件、偵查取證、指控犯罪增加了難度。

（二）重有罪證據 輕無罪或罪輕證據收集

全面、準確、客觀收集證據是每個偵查人員必備的證據意識。但在實踐中，少數偵查人員往往注重犯罪嫌疑人有罪證據的收集，而忽視犯罪嫌疑人罪輕或無罪證據的收集。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地位，有無檢舉他人犯罪并積極查證核實，有無主動交代偵查人員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實，這些犯罪事實是不是犯罪嫌疑人所為等影響案件定罪量刑的這些情節，都要收集相關的證據加以證實，這既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也體現了司法的公平正義。

（三）對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辯解重視不夠

在辦案中，當犯罪嫌疑人作出無罪或罪輕的辯解時，偵查人員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個人態度不老實、在狡辯。無數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就是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無罪辯解不重視造成的。法律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無罪的辯解。對于犯罪嫌疑人的無罪或罪輕的辯解，偵查人員應當及時查證核實，以免日后犯罪嫌疑人或其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提出，讓公訴人措手不及。

在取證規范方面

在辦案中，由于取證程序不規范致大量瑕疵證據出現。證據除了要具備客觀真實性外，還必須合法。也就是說證據必須要依法獲取。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取證的主

體要合法，二是取證的程序或手段要合法。在司法實踐中，少數偵查人員往往忽視取證的規范性。比如取證的人員，按規定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一人取證的情況存在；取證的地點在茶樓、酒店或其他場所，卻又不說明原因或情況；搜查時沒有見證人在場或見證人簽字；提取的物證、書證沒有注明來源或加蓋印章（騎縫章）、錄音、錄相等視聽資料與筆錄不同步等，這些證據盡管是客觀真實的，但卻是有瑕疵的，在法庭上會遭到律師的質疑，很可能被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如果這些證據對定罪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旦作為非法證據被排除，則全案功虧一簣。

在辦案細節方面

細節決定成敗。在辦案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往往會導致案件煮成“夾生飯”或滿盤皆輸。辦案人員容易忽視或不注重的一些細節問題，主要表現在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詢問中：一是、記錄不準確。我們的少數書記員在記錄犯罪嫌疑人、證人的供述或證詞時，不盡可能記錄犯罪嫌疑人、證人的原話，而是對他們的陳述進行歸納總結，將他們說的幾句話的意思揉合成一句話，甚至很長的一句話，也不進行斷句，讀起來生硬拗口。這樣的筆錄在法庭上容易被當事人否認或被律師質疑。二是、抄襲或復制筆錄。在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證人多次訊問、詢問中，有的辦案人員為達到供述、陳述的一致性，照抄犯罪嫌疑人、證人以前的筆錄或復制、粘貼以前的筆錄，出現

了前后供述、陳述的完全相同，其結果是適得其反，更容易被律師或法庭質疑。三是、訊問、詢問關鍵問題不到位。一些辦案人員在訊問或詢問中，往往忽視對當事人主觀故意的進一步明確，對其主觀故意一句話帶過，在以后的法庭審判中成為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如在對行、受賄案當事人的訊問、詢問中，雙方都承認收錢、送錢的事實，但為什么收錢、送錢則不進一步訊問、詢問；又如在一起索賄案中索賄人將向他人索賄說成是向別人“搓”點錢來用，而“搓”在當地方言中是“借”的意思。辦案人員對此未進一步訊問，后在庭審中被律師抓住這一點作無罪辯護，法庭支持了律師的觀點。四是、對形成的筆錄不認真審閱。在辦案中，我們發現一些筆錄上沒有偵查人員簽名或只一名偵查員簽名，訊問有開始時間沒有結束時間等,有的犯罪嫌疑人在筆錄上簽上“有錯”或“不一致”等詞語。其實這都是犯罪嫌疑人玩的小把戲，先寫“無錯”、“一致”，后將“無”字叉掉加個“有”字，或在“一致”前加個很小的“不”字，為其日后在法庭上翻供打下伏筆。這些雖是一些細小的問題，但因證據要件上的不規范會成為瑕疵證據，甚至會被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同時也說明了辦案人員工作粗心大意，對形成的筆錄未進行最后審閱。

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取證中出現的上述問題，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辦案人員證據意識不強。用證據和事實說話是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的第一要務；二是審查判斷

證據的能力不強。認為審查判斷證據是公訴部門的事情，對案件偵查需要收集哪些證據，這些證據的證明力如何，證據之間有無矛盾，在如何補強證據和排除證據間的矛盾上欠功夫；三是規范取證意識不強。取證中不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和執法規范的現象依然存在；四是辦案責任心不強。辦案中粗心大意，對偵查取證中的一些細節不注重或忽視，致證據瑕疵，證明力降低。

要提高職務犯罪案件檢控成功率，就要強化證據意識，實現三大轉變。

其一、在證據的標準上，由客觀證據標準向法定證據標準轉變。客觀證據標準以證據的客觀真實為首要判斷標準，而法定證據標準則以證據法定為原則。所謂法定證據，有三層含義：一是證據的形式法定，二是取證的主體法定，三是取證的程序法定。在辦案中，偵查人員比較注重證據的客觀性，而往往忽視證據的法定性。取證主體不適格、取證程序不規范，盡管證據的內容是真實的，但不符合證據的外在形式，或不是按法定程序或手段獲取的，則證據本身存在瑕疵，其證明力將大打折扣。如果該證據被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就沒有任何證明力可言。

其二、在證據證明的要求上，從客觀真實向法律真實轉變。應該說，客觀真實是最高的真實，也是訴訟的理想。但是，客觀真實就是現存的真實，而案件并非現存，而是已經過去了的現實。要求對已經過去的案件事實的調查和證明達到像現存真實那樣的真實，顯然是不現實的，是無法達到的。我們雖然不能把案件事實原原本本還原，但我們卻可以通過收集相關證據，用這些證據來證據案件事實，使之得到法律的確認。盡管通過證據認定的事實可能與客觀事實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甚至差異很大，我們也認為是真實的，是法律上的真實。相反，有些時候，我們內心也確認某些事實是客觀真實的，但是卻沒有相應的證據，也只能當作是不存在的事實或不真實的事實。堅持法律真實的證明標準，在我國的民事訴訟中已有明確的規定。2002年最高法院公布的《證據規定》第63條規定了民事訴訟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判決。”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更符合人的認識規律，也便于法官裁判，這一證明要求在刑事訴訟中也得到普遍認可和運用。

其三、在偵查理念上，從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在傳統的偵查模式中，對案件的查處以偵查為中心，運用一系列偵查手段和強制措施，訊問詢問、搜查扣押、查封凍結，獲取口供證詞，調取物證書證，迅速將案件偵查終結后移送審查起訴。至于案件能不能訴的出，法院能不能判的了，則不太關心。對公訴部門在案件審查中提出的完善證據、補充偵查意見，在心理上往往存在抵觸情緒，認為公訴部門是故意挑刺。

事實上，案件查處的結果，是以法院的最終判決為標準。案件訴不出，法院判不了，是案件的質量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偵查取證出了問題。證據不充分、證據證明力

不強、證據不符合法定要求等，都是偵查取證中常見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取證一開始，就站在公訴人或法官的角度去看問題，特別是要站在律師的角度去審視我們獲取的證據，能否在法庭上經過質證最終被法庭所確認。按照這樣的思路和要求去審查判斷證據，那么取證中存在的問題就會盡可能避免，案件也會順利得以審判。

第五篇：公安部關于對居民身份證丟失補領有關問題綜合答復意見

公安部關于對居民身份證丟失補領有關問題綜合答復意見

近期有不少網友在我部網站上留言，咨詢居民身份證丟失后應怎樣補辦，是否需要“掛失”，以及丟失后證件被人撿到冒用，證件所有人是否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現就以上問題答復如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以下簡稱《居民身份證法》）有關規定，公民丟失居民身份證后應當向常住戶口所在地派出所申報丟失補領。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居民身份證收費標準及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丟失補領或損壞換領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的收取工本費40元。公民辦理丟失補領證件的行為也就告知了公安機關證件丟失的事實，不需要再辦理“掛失”和登報聲明，也沒有相關法律規定公民丟失居民身份證后需辦理“掛失”和登報聲明。居民身份證是公民的法定身份證件，其主要功能是公民從事有關活動時證明本人身份。公民在使用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時，各相關證件使用部門負有核對人、證一致性的義務，確認無誤后方可為持證人辦理相關業務。如果居民身份證丟失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相關部門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丟失證件者無須對自己未實施的行為承擔責任。《居民身份證法》也明確規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證的，由公安機關處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或者處十日以下拘留，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在此，我們也提醒廣大群眾，為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對于居民身份證等重要身份證件，要妥善保管，盡可能防止丟失、被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