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職業道德對個人發展的意義
論職業道德對個人發展的意義
人總是在一定的職業中工作和生活,一個人如果具備了良好的職業道德,他便會在職業生涯中更順暢,更好的實現人生的價值、促進自身的發展。
一、職業道德已成為人才任用的重要標準
據多方考查顯示:學歷已不再是公司招聘最先重視的條件,大多數用人單位認為,積極的工作態度是公司在任用員工時最優先考慮的,其次才是職業技能,接著是工作經驗。毋庸置疑,工作態度已被視為組織錄用人才時的重要標準,職業道德在個人的就業及職業生涯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職業道德是事業成功的保證
缺乏職業道德的人任何工作都干不了。缺乏職業道德別說成功,再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一個中國留學生在日本一家餐館打工,刷盤子的時候要求刷6遍,一開始還能照做,后來發現刷5遍也一樣干凈,就少刷了一遍。顯然,這就是缺乏職業道德的表現,相信任何老板都不會用這種心態的員工。雖然只是簡單的刷碗工作,缺乏職業道德也是做不好的。
三、職業道德是人們事業成功的重要條件 一個人想要把事業做成,光有技術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具備職業道德。在現代社會中,職業道德在人們從事的不同事業中所起的作用表現得日益明顯。一個人如果想在任何領域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必須具備高尚的職業道德品質。這也是事業成功的重要條件。
四、每一個成功的人都有較高的職業道德
如比爾.蓋茨、張瑞敏、董明珠等一批優秀的企業家,他們都具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都具有很高的職業道德。就拿張瑞敏砸冰箱的事情來說吧,發現問題冰箱后他敏銳的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毅然帶頭把問題冰箱當眾砸了,正因為這一點,具備了行事魄力和強烈的質量意識,后來的海爾才能一步步發展成世界品牌,具備同國外品牌競爭的能力。
五、職業道德是人格的一面鏡子
人的職業道德品質反映著人的整體品德,從一個人的職業道德可以看出其整體道德水平的高低。人的職業道德素質與思想道德素質緊密聯系,一方面的變化也會對另一方面產生影響。提高職業道德修養是人格升華最重要的辦法,努力提升職業道德水平也是一個塑造優秀人格的過程。
綜上所述,職業道德不僅對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個人人格的養成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篇:論毛澤東思想對當代中國發展的意義
智能0903田文龍2009011075
論毛澤東思想對當代中國發展的意義
毛澤東思想是在許多方面以其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構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思想體系。它緊緊圍繞著中國革命和建設這個主題,提出了一系列相關聯的重要的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經過中國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的檢驗,被證明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不斷地從中汲取理論營養和智慧力量,在新時期看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有利于加強我們黨的建設。
現如今,全國共有八千多萬中共黨員。在黨員隊伍不斷壯大的前提下,加強我們黨的建設成為不容忽視的一部分。作為執政黨,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站并逐漸富了起來,但越來越多的事例表明,貪污腐敗、假公濟私等現象也出現在我們的黨員隊伍中;許多黨員都沒有盡到應盡的義務,有些黨員甚至和群眾劃清界限,背離人民群眾,這不僅傷害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我們黨的感情,也一定程度上敗壞了我們黨的名聲。這些黨員的所做作為,正與我們黨的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背道而馳。值此之際,正是我們深入學習毛澤東“讓黨內同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資本主義”等思想的重要時期。只有讓廣大黨員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才能保持我們黨在執政之路上走的穩走的遠,也才能最終帶領這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之上。
其次,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有利于加強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人民內部要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以及其他各項工作中實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等一系列方針政策,在如今看來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只有處理好我們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與其他黨派間的關系,以及與世界其他國家間的關系,我們才能順利進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才能使共產主義社會早日到來。
再次,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有利于指導我們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同志很早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方針,深刻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和極端重要性,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道路,為黨沿著中國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今天看來,毛澤東思想仍對我們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意道路有著不容忽視的指導作用,只有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才能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出中國自己的特色腳印。
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勛永垂千古,他的偉大精神、偉大思想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寶貴的財富。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對于推進我們黨偉大的事業,對于提高個人的理淪水平、工作能力,對于當代中國發展至關重要。我們應始終堅持對毛澤東思想的深入學習,堅持走好我們黨在執政之路上的每一步。
第三篇:論城市群的發展及其對新農村建設的意義
論城市群的發展及其對新農村建設的意義
發布時間:2011-8-21信息來源:中經專網
[摘要]農村改革發展中的新農村建設與城市群的推進,作為當代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兩極,意味著人口、資源、經濟等要素在空間分布上的大重組與結構性變遷,兩者之間既存在著矛盾和沖突,也可以相互交融。在推進城市群的發展中,要看到它給新農村建設帶來了跨越式發展的契機和支撐。
(中經評論·北京)
一、城市群: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根據現代化經典理論,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在現代化的實現過程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是經濟現代化,即社會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而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必然要求人力、資本的集中,城市化正是在生產要素高度聚合的背景下產生的。伴隨著產業革命,尤其是新技術革命以來,發達國家勞動生產力大大提高,大量鄉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世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在1925年前后達到高潮。1980年發達國家城市人口的比重一般達到70.2%左右。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在改革開放前,由于多種原因嚴重滯后于工業的發展,城市化水平只有19.4%。自改革開放以來,加快城鎮化成為共識。然而在城鎮化道路的選擇上是優先發展大城市,還是以中小城市為主,抑或是重點發展小城鎮,一直存在爭議,相當一個時期基本上重點是以發展小城鎮,控制大城市為主。從實踐來看雖然一定時期在解決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其城市經濟規模有限,經濟結構單
一、產業聚集水平較低,城市功能欠缺,無法形成對勞動力的巨大吸納能力,造成土地資源浪費的局限性日益顯現。《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通過統籌規劃,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這是對已有的城市化模式的修正。“城市群”在國際上通常被稱作“都市群”、“都市帶”、“大都市圈”、“大都市連綿區”等別稱。它是社會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城市空間組織形式,是高級階段的城市化。為什么在我國當前城市化水平總體不高,實際城市化水平只有20%左右,“三農”問題十分突出的情況下提出“城市群”的發展戰略呢?筆者認為,這是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與都市化發展潮流,提升中國經濟的發展質量,增強國家綜合競爭力,深度參與世界經濟分工與秩序重建的必然選擇。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城市的發展模式迅速變化:一方面城市工業和科學技術高速發展,使人口、資金和技術以更快的速度向大城市及其周圍地區集聚;另一方面城鄉之間交通高速發展,城市由長期的向心集聚向相對分散的郊區化發展,隨之工業、服務業也出現郊區化的傾向,造成郊區集聚擴張,大城市邊緣新城鎮大量涌現。這種城市集聚和擴散的雙向運動推動大城市地域迅速擴張,并與周圍小城鎮連成一體。同時由于外遷人口仍在中心城市上班,在郊區與中心城市之間形成了穩定的通勤流。這樣,就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與周圍地區保持密切社會聯系的城市化地區,使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共同構成內部相互關聯,有一定空間層次、地域分工和景觀特征的巨型地域綜合體,這一綜合體即為城市群。如美國的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大洛杉磯區三大都市群;日本的大東京區、阪神區、名古屋區三大都市群等。目前,這些城市群體系成為全球經濟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也是經濟全球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主體。如果我們繼續像過去那樣大力發展小城鎮、抑制大城市,會造成人力、資金、資源配置的浪費甚至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失。其后果是不發達的城市經濟社會與嚴重落后的農業地區的惡性循環。為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應與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產業跨越發展相對應,實現以城市群帶動城市化的跨越。
問題在于,相對于農村改革發展中的新農村建設,城市群的發展對此意義何在?在筆者所能涉獵到的文獻中較少論及。在“新農村”建設的研究中,人們主要探討如何實現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快農業產業化,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消除城鄉之間的制度差別,以及提倡農村城市化等等。而在城市群的研究中,又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內城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產業集聚、如何消除地區壁壘等方面,沒有考慮到城市群的推進對新農村建設的意義。由于就城市談城市,就農村談農村的研究思路,不僅使城市群的發展受到制約,而且從社會整體看,加劇了農村固有的問題,長期使經濟資源不能在城鄉之間實現合理配置,其結果使城市群的推進缺乏農村根基,農村發展缺乏引力和來自外部的反哺力量。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因此探討兩者的關系事關我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歷史任務的實現。
二、新農村建設與城市群推進的沖突
農村改革發展中的新農村建設與城市群推進,作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兩極,意味著人口、資源、經濟等要素在空間分布上的大重組與結構性變遷,兩者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和沖突。
沖突之一是集中爆發式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遷徙影響城鄉可持續發展。一般來說,在傳統的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要完成從鄉村到城市的升級,有一個相當漫長的積累與演化過程。首先在便利的地理條件上形成商業與物流中心,然后隨著商業的繁榮吸引來更多的人口,并最終隨著手工業、商業、運輸、市場的發展,形成有一定規模的市鎮。而市鎮要向更高形態的城市化演進,除了繼續強化其中心地的積聚與輻射功能,往往還伴隨著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特殊機遇,使其從眾多的市鎮中脫穎而出成為地區的中心城市,這種城市化過程的特點是,人口總量與流動規模有限、流動頻率低、人口空間分布相對均衡,使得城鄉之間保持了一種相對適度的張力與平衡,社會在緩慢發展的基礎上穩定有序地前行。都市群進程使這一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一方面表現為城市數量增加與規模擴張,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農業人口迅速地在城市,特別是數量有限的大城市高度積聚。由此使自然資源與城市環境陷入了過度透支與危機中。中國自2000年城市化開始駛上快車道,“急速”的城市化,導致少數大城市人口膨脹過快,使本就處于超負荷運轉的城市遭遇更加嚴重的發展問題。在中國每個大城市,都普遍存在著交通擁擠、居住密度增大、就業競爭激烈以及農村人口遷移之后沒有實現相應的職業轉換等“城市病”。這些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大城市自身的增長與發展,也間接影響大城市對周邊中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發展的帶動與輻射作用。
就廣大農村而言,大規模的人口向城市遷移,使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受到削弱。我國農村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大多是青壯年,素質也相對較高,導致長期留在農村的勞動力主要是婦女和老弱
病殘。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統計,2003年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4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占85.9%。其中,20歲以下的勞動力占47.3%,25歲~30歲的勞動力占15.6%,30歲~40歲的勞動力占23%,而且青壯年文化素質一般來說相對較高。農村高素質人才的流出,對農業發展的負面影響表現在:一是制約農業科技進步與技術推廣。由于體力、文化水平、思想觀念的限制,低素質的農業人口利用機械和先進技術能力有限,必然導致農業生產技術的長期落后,農業生產效率低下。二是影響農業結構調整的推進速度。農業結構調整本身就是不斷創新的過程,需要一定文化功底的勞動力。在農業勞動力普遍老齡化條件下,必然會導致種植結構單一,農業結構調整困難,不利于新農村的建設。
沖突之二是城鄉資源再分配的嚴重失衡。非農經濟要素的迅速培育與發展表現為生產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再分配與生產要素在城市空間中的重構。一方面,城市資源迅速膨脹,使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有關統計表明,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70%、國家稅收的80%、第三產業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表現為向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進一步的集中。與之相比,則是農業地區兩級政府近萬億的沉重債務。二是城市化進程仍在吞噬著農業地區的各種資源,使自然經濟賴以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更加薄弱。如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環境的嚴重破壞,粗放的城市群發展模式對本就緊張的農業用地的大肆侵吞與瘋狂圈占。據國土資源部報告顯示,從1996年到2005年,中國耕地面積凈減少1.2億畝,約占耕地總量的6.6%,而且城市土地的利用率低效。截止到2004年底,全國城鎮共有閑置土地、空閑地和批而未供地共計393.61萬畝,相當于現有城鎮建設用地總量的7.8%。還有工業固體廢棄物與城市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和填埋處理問題等等。在未來若干年內,新農村建設、城市及城市群的發展,將使有限的國土資源更加緊張,而競爭也會愈加激烈。
三、城市群的推進與新農村建設相互交融
城市化進程尤其是城市群的發展對中國農村發展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如果我們的認識僅停留于此,勢必將新農村建設與城市群的發展對立起來。認識它們之間的沖突,有助于我們保持一份清醒,在推進城市群的發展中,時刻不能忽視其對新農村建設的負面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城市群的推進也給農村改革發展帶來了跨越式發展的契機和支撐。農村改革和發展中的新農村建設與城市群的推進不僅存在著沖突,同時也包含著相互交融,協同發展。
沃思(L.Wirth)等人將農村和城市視為一個連續體,認為由農村這一極到城市這一極是一個連續變化的過程,各種社區形態均可以在這一連續的軸線上確立其位置。加爾平(C.J.Galpin)則將城市和鄉村看成一個完整而不可侵害的共同體,二者各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功能,可以互為補充和完善。
1.城市群的發展不僅能極大促進我國農村人口的轉型,而且更符合勞動力轉移的規律。城市化是農業人口、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在吸納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單一城市往往是力不從心的,以至于出現前面所談及的“大城市病”。作為城市發展更高形態的城市
群,其形成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各城市之間克服單個城市在資源等方面的不足,在更大區域范圍內調整資源配置、實現共同增長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的過程。一個內部經濟發展協調的城市群可以使地理位置、生產要素和產業結構不同的各等級城市承擔不同的經濟功能,在區域范圍內實現單個城市無法達到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積累了比普通城市更大的經濟與人力資本。這一特有的優勢在發達國家表現的十分明顯。2003年,美國10個大都市帶區域的居民已超過了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從經濟規模看,美國三大都市群的GDP占到全美國的67%;日本三大都市群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中國的長三角16城市2007年GDP也占到全國經濟總量的18.9%。同時,城市群發展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多樣化。相比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彈性較小,即東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更愿意留在周邊的城鎮從事制造業或其他產業,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從事制造業,使農村發展成為各具特色、互為分工的衛星城鎮。隨著城市群的發展,大量中西部農村勞動力流人大城市,有利于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也使他們獲得了更好的鍛煉與實踐機會,不僅學到了技術,積累了生存發展的一筆資金,同時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改變了生活觀念,提高了應對文明社會的能力,在經歷了城市化風雨洗禮后,他們即使回到鄉村,必然成為推動中西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堅力量。
2.城市群的發展有助于推動農村經濟的升級換代向生態型農業轉換。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農村改革發展任務之一,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基本形成,農村人居和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雖然城市群的發展給農業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要比“循規蹈矩”的城市化更加嚴重,但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升級版本與當代形態--城市群能使鄉鎮企業,以及以機械化作業、化學化為象征的現代農業生產發生改變。以化肥、農藥、地膜的大量使用為特征的現代農業對自然環境的污染與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并不亞于城市化進程本身。就我國目前而言化肥年使用量多達4124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達400公斤/公頃,遠遠地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水體造成污染而設置的225公斤/公頃的安全上限。但化肥的平均利用率僅40%左右,而發達國家則高達70%~80%。農藥的使用量也難以減少,污染隱患大。全國每年農藥使用量達30多萬噸,除30%~40%被作物吸收外,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933.3萬公頃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嚴重威脅了人們的身體健康。農藥在造成農田污染的同時,必然加劇了農產品污染程度。而要治理農業生產的污染,單靠農村經濟本身是無法解決的,而伴隨著城市群的推進,原本污染嚴重的郊區農業經濟就可以依托大城市發達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向現代生態型農業轉型。像北京、上海這些地區生態型農業、都市型農業遠遠走在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較低地區前列就是一個明證。
3.城市群較之“農村工業化”這種低層次的城鎮化模式對農業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的嚴重損耗而言,是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郁鵬等人通過較為詳盡的數據說明了這一點。
城市越大,人均占地面積越少,而且城市規模越大,單位產品能耗越低。同時,在對環境的影響方面,大城市工業由于大而且相對集中,新技術采用起來速度比較快、成本比較低。治理起來也比較有效,監督也比較容易,相應的影響城市空氣質量的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都較低。這些說明我國城市群的發展也是生態型農村經濟發展的技術支撐。
4.城市群的規模經濟與先進產業集群對農業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更強的輻射與帶動作用。表現為:一是城市群的經濟功能遠遠優于普通城市或單體大城市,可以在更廣闊的范圍內發揮更大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盡管城市群發展的一個負面影響是壓縮了中小城市發展的空間,但由于城市群意味著人力、資源在更大空間范圍內、更高層次的集聚,它同時也給中小城市帶來一般城市化進程不可能有的發展機遇。中國經濟十強縣(市)均分布在長三角與珠三角這兩大城市群中,充分說明了中小城市越接近城市群,越容易獲得更多的發展資源與經濟機會。而中小城市的良性發展,則進一步將其所受的輻射與影響傳遞給與之聯系密切的農村與農業地區,從而在大都市、中小城市與農村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和諧發展關系。二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也為農村經濟直接利用國際資源、介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現實契機。據江蘇省外經貿廳統計,2007年江蘇省農業實際利用外資突破10億美元,達13.12億美元。其中地處長三角城市群的南通市實際利用外資最多,為2.29億美元,占江蘇省的17%。這些都表明,在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村改革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已不僅是普通的城鎮化或傳統的城市化,而是作為城市化高端層次的城市群。
5.城市群的發展對于啟動農產品的需求市場從而擴大內需有著重要的意義。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國際經濟不景氣,外貿出口下降的情況,我國經濟要保持持續快速發展,必須要擴大內需。我國有57%的人口在農村,這是一個龐大的市場,要擴大內需就要增加農民收入,使農民富裕起來,依靠減免農業稅收、增加農業投入、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建立新型農業合作組織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收入。但由于受恩格爾法則的制約,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產值必然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只有推進城市化才能形成有效的農產品需求市場,進而增加農民收人。因為真正有效的農產品市場不是來自鄉村內部,而是來自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費。這是因為,我國農戶的農產品自給率在80%以上,真正投入市場進行交易的不足20%,而城市群的推進帶來的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則可以絕對地增加農產品的市場需求,從而可以有效地增加農民的貨幣收人。
6.城市文化對農民村的促進作用。城市文化作為一種充滿異質性與多元內涵的主流文化模式,對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產生了強烈的沖擊,由此帶來了城市文明的滲透,改變著農村生活方式。城市積累的雄厚的文化資源與發達的文化服務體系,為徹底改變農村地區的文化落后與精神不發達狀況提供了現實的可能。
四、結語
我們主張加快城市群的推進,并不意味著是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單項突進。城市群的發展是一種城市結構體系的整體演進,其內涵是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并舉、層次遞進、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網絡式、金字塔型的有機“集合體”。因而,加快城市群的推進,既有利于提升我國城市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又因其強大的積聚功能和輻射功能,可以有效帶動廣大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加快新農村建設。而過多強調城鎮化的發展道路,則很難
兩者兼顧。
(經濟學動態,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曹艷)
第四篇:論財經職業道德的教育目的及意義
論財經職業道德的教育目的及意義
一、現實的警鐘及啟迪
時代呼喚“升華道德”,然而近些年,我國會計面臨“誠信危機”,美國也嚴重陷入“信用沼澤”。會計信息大量失真,大量假帳盛行泛濫,注冊會計師公信力降低至低谷,從中國證券市場連續不斷的十大造假案,以及美國的安然公司會計假帳案、世界通訊公司最大破產案及因有失誠信導致瓦解倒臺等案件看,其本質是人們的道德標準下滑,真假、善惡、忍狂、是非等界限模糊,無法約束自身的心靈,進而導致不道德行為。習近平主席上臺后,反腐倡廉之風盛行,不少腐敗官員落馬。而以此反思,腐敗之所以能蔓延發展是由于源源不斷的公款支持,而這些公款金錢大多是經會計人員之手流入腐敗分子手中,客觀上助長了消極的腐敗現象。公款流失的主要責任是單位負責人一支筆批準報銷的,但與我們會計人員屈從壓力、不堅持原則以迎合領導心意,不能說沒有關系。許多貪污受賄、偷稅漏稅、挪用公款等經濟違法犯罪活動,幾乎都與財會人員做假帳分不開。意識決定行為,所以想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加強準財經人員的財經職業道德教育,促使準財經人形成財經職業道德,以財經職業道德規范自身的行為。
二、財經職業道德教育認知(1)職業道德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職業道德是指從業人員在職業活動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涵蓋了從業人員與服務對象、職業和職工、職業和職業之間的關系。狹義的職業道德是指在一定職業活動中應遵循的、體現一定職業特征的、調整一定職業關系的職業行為準則和規范。(2)職業道德的主要內容: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3)財經職業道德是指金融、會計、投資、商業營銷等財經行業從業人員在職業活動中理應遵守的,反映社會及公眾要求,調整相應職業關系,體現自身職業特點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4)財經職業道德教育是根據財經工作的特點,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對財經人員施加系統的財經職業道德影響,促使財經人員形成財經職業道德,履行財經職業道德義務的活動。(5)財經職業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是以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廉潔自律、客觀公正、堅持準則、提高技能、參與管理和強化服務為主要內容的財經職業道德規范。
三、教育目的
1.加強財經職業道德建設,構建財經職業道德系統工程,升華社會道德水準。
2.將正確的財經職業道德規范及觀念灌輸到財經人員的意識之中,提高其道德認知 3.促使財經人員在財經工作中廉潔奉公、遵紀守法、忠于職守,能實行自我監督
4.形成和改造社會道德風尚以及推動物質文明建設 5.培養財經人員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道德意志 6.提高社會整體公信度
四、教育意義
(1)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的呼喚,是全面提升財經管理水平的客觀要求
因為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且誠信乃“國之大綱”,“無信不商”。
(2)有利于規范市場經濟的運行,保證公平競爭,提高社會整體公信度
近年來老百姓喝牛奶時會想這個牛奶是否摻了水,買股票時會擔心今天是否買了“鄭百文”式的“偽裝上市”公司的股票,買了房子后會顧慮房子是否會垮掉等,而朱镕基總理在報告中就明確指出:要讓百姓放心地消費就必須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而市場經濟的運行很大程度上與財經人員有關,所以只有財經人員擁有正確的財經職業道德觀才能確保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3)有利于培養財經行業“四有”新人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各行各業勞動者的辛勤耕耘,更需要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排在第一、二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就是要把全體人民共同的、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和本職財經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敬業愛崗,樹立財經職業理想;“有道德”就是要把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落實到本職工作之中,形成良好的財經職業道德風尚。原河北省辦公廳副主任、省國稅局局長李真臨刑前說“蘇聯解體,我就錯誤地認為,與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萬物皆空,不如權力在握時及早做些經濟準備,以防萬無一失。可現在共產黨的江山依舊穩如磐石,我卻完了。”李真就是沒把自身本職與國家利益結合起來,所以才會縱容自己走上腐敗之路。
(4)提高財經人員道德水平
促使財經人員自我完善,以受到的財經職業道德教育來約束自身的行為,不屈從顧客、上司不合理的要求。
(5)糾正經濟領域的行業不正之風,形成反腐倡廉新風尚 企業偷稅漏稅,官員腐敗等無不與財經人員相關,當財經人員缺失財經職業道德意志時,就易成為行業不正之風的操縱者,腐敗之風的助長者。
(6)促使我國政府的正確決策和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
會計是為信息的使用者提供真實可靠、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而當會計人員為了自身利益或者為了上司口中的“顧全大局”做假帳,這不僅讓投資者利益受損;使很多統計信息及經濟指標誤差增大,嚴重影響了我國政府的正確決策和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而且大量的假帳會誤國害民。可見財經人員擁有良好的財經職業道德教育,堅守原則很重要。
財經職業道德教育是社會主義職業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道德在財經行業發展中的智力支持和利益調節作用的重要環節。
第五篇:論發展公共關系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
論
發
展
公
共
關
系
對
構
建
和
諧
社
會的意
義
系別:工商管理系
姓名:朱倫勇13160017鄭力于13160016王方奎13160013李宏偉13240012蒲長勇13160015何鵬13160014陳榮13160006
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
胡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自然———人———社會整個系統的和諧統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中央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市場經濟是基礎
人類自產生起一刻都不能夠離開物質資料的生產,社會的進步離不開物質財富的創造,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經濟繁榮、百業昌盛的社會,是經濟持續增長,人們生活逐步改善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小國寡民”式的“和諧”,不是人民生活低水平的“平均主義”的“和諧”,而是十幾億人口高水平生活中的和諧。我國GDP已經躍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下來,世界排名僅僅是第110位,要使十幾億人口都過上高水平的生活,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是經濟建設,只有在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能為社會和諧提供強大的物質條件,才能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三、公共關系管理在和諧社會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作用
1.公共關系管理客觀上促進誠信友愛的道德建設,推進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制度,除了需要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誠實、公正、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員工與企業之間都要在平等、互利和彼此信任的條件下,承擔自己的責任,履行自己的義務,享受自己的權利,誠信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道德基礎、內在動力和可靠保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單位和組織都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個人組成的團體,處于多重規定性和聯系之中,因此公眾之間的影響也是多維度和多向的。團體的活動都可以具體分解為一個個的具體的個人活動。組織和組織、單位和單位之間的沖突,細分起來,也就是人和人之間的沖突。在越來越復雜的社會矛盾面前, 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交往準則和規范都在發生著新的變化,越來越需要思想的灌溉,需要行動的感召,需要一種強大的、值得信賴的力量攜他們前行。公共關系管理無論思想內涵還是行為操守都蘊含著倫理標準,以公平、和諧為內凝力,協調每一個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強調以人為本,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意志、有愿望、有行動的活生生的具體的、現實的公眾,包括組織內部的及外部的所有的公眾,主張公眾利益至上,公眾利益優先、為公眾利益服務,在復雜的多變的公眾利益面前,不斷的調解組織的行為和政策,謀求組織與公眾之間的合作,并把這種合作意識灌輸給每一位內部公眾與外部公眾,使人與人、人與社會,社會各階層、各群體之間互信互助、平等友愛、共同發展,這必然對組織與公眾雙方的和諧關系起到促進與維護的作用。公共關系管理是以真實為基礎進行雙向溝通,達到交流與分享。一方面組織向公眾傳遞新聞、事實、意見、感情的信息,使公眾認識和了解組織,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理解關系的。另一方面組織要吸取人情民意以調整決策,改善自身,從而樹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譽,為實現組織長遠發展和長期獲益的目標創造條件,這在客觀上必然構筑了誠信與合作的氛圍。同時由于社會組織是社會最普遍的構成單位,社會組織的公眾也體現團體性和組織性,這種社會中間團體一旦協調起來,所創造的信任與合作的氛圍將會對整個社會及其各個層面產生普遍而深刻的影響,在社會中產生強大的信任與合作動能,必將為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創造良好的道德土壤,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2.公共關系管理為組織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益。人類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以后,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初級社會群體在很多方面已無法適應社會發展和社會活動的需要。因此,完成特定目標和承擔特定功能的社會組織的大發展就成為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作為公共關系管理的主體社會組織是人們按照一定的目標任務和形式建立起來的協調力量和合作系統,社會組織不能活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公共關系的環境系統是由自然環境和它的公眾及影響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組成的互動系統。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社會環境,都是組織生存發展的系統條件,由于人類社會的信息化,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發展,都充滿變數,組織受環境因素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公共關系管理必須以充分考慮外部環境的變化并不失時機的做出及時反應,為組織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各種各樣的信息,是公共關系管理系統中的一個個節點,只有通過各種有效的方法,有技巧地對信息節點不斷進行組合,才可以通過這些信息節點來促進整個系統平衡,才能為組織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采集信息是公關工作的必要前提,無論是內部公共關系還是外部公共關系,都是從采集信息開始,通過各種調查研究的方法,公共關系首先要采集與本組織形象評價有關的各種信息。這些信息涉及公眾對組織的政策、產品、行為、人員等方面的印象、看法、意見和態度。同時公共關系需要為組織監測社會變化與趨勢,還要采集組織環境中的各種社會信息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時尚潮流、民俗民情、輿論熱點等多方面的信息動態,分析其對組織的各種直接或潛在的影響,充分利用環境中的有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使組織與社會環境的變化保持動態平衡。
由于社會組織和公眾處于不同地位,面對各類公眾各自的利益要求,雙方在信息的掌握上總是不對稱的,主客體之間必然會存在利益的種種差異和矛盾。公共關系管理通過協調溝通手段,經過調整,一方面強化社會群體之間聯系,促成其合作,保持各個社會群體同步發展,促成社會良性運轉;另一方面可以互通信息,爭取諒解,化解矛盾和沖突。建立和維持良好公共關系狀態,在公共關系管理系統內形成自我調節機制,讓社會群體之間自覺、主動地協調一致,保持和諧發展。從
而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在組織內部,由于分工的緣故,組織內部各部門之間往往缺乏全局觀念,各自為政,產生一些矛盾,給組織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損失。公共關系部門通過溝通,加強部門之間的聯系、了解,使之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諒解,使各個局部能步調一致,以利于發揮總體優勢,確保計劃的落實和目標的實現。公共關系管理通過協調手段,協調地區經濟與國家經濟、行業經濟與國民經濟,具體企業與整個行業的關系,調整其間的合理布局與組合、分工與合作、疏通流通渠道,促進現代社會中信息的共享和交流,必然會大大降低組織的管理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提高組織績效,實現組織目標,使經濟活動變得更為規范和有序,使社會資源得到更為有效的利用。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卓越有效的公關工作,更需要將公關中的和諧理念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聯系起來。過去的十幾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人民群眾得實惠最多的時期,但不是群眾意見最少的時期。《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堅持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高度重視和維護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堅決糾正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有高素質的公關專家和卓越的公關工作。尤其是政府公關就要以黨的要求為理念,理論一定要和實際結合起來,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服務。總之,公共關系和和諧社會所達目的一致,公共關系中體現著和諧社會理念,社會和諧是公共關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論文分工:鄭力于、朱林勇文本資料收集;
王方奎、李宏偉文本排版整合;
蒲長勇、何鵬、陳榮論文修改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