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看《比較憲法》

我看《比較憲法》

《比較憲法》一書由武漢大學前校長王世杰先生于1927年編纂出版，開創了中國研究比較憲法學的開端，此后在30和40年代掀起了比較憲法學研究的熱潮,并出版了一批具有學術造詣的著作。本人選此書一覽，一則是豐富自己《憲法》專業課的知識，二則有感于當代中國憲政建設的艱難與潛力并存。

王世杰其人

王世杰，生于1891年，卒于1981年，字雪艇，湖北崇陽人；先后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士，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歷任北京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校長、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1949年隨蔣介石退往臺灣后，擔任了一些虛職，潛心研究古畫，著成《故宮名畫三百種》、《藝苑遺珍》。

王世杰先生在幼年到武昌讀小學的時候巧遇在鄂興辦實業的地方大員張之洞，張問“這么小，為什么要來武昌讀書？”王答“為人杰，為堯舜。”張之洞驚奇之，并錄取他進入其所興辦的小學就讀。可見，王先生從小立志成為一名杰出人士，擁有一番作為，而他也就是這么去踐行的。

先生深受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倡導的民主思想的影響，在武昌起義爆發后，放棄在天津北洋大學的學習，回鄂參加革命，并進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任務。王先生的經歷說明，晚清政府倡導的新政，培養的新式人才，正是為自己的覆亡充當了掘墓人——歷史何其地諷刺。

袁世凱刺殺宋教仁，進行獨裁統治，推翻臨時約法，引起了南方革命黨人的相當不滿和憤慨，遂爆發二次革命。先生基于對民主政治的渴求，毅然決然參加討袁運動。由于革命黨人與袁氏實力相差懸殊，二次革命失敗。先生決定到西方探求救國救民之真理，于是漂洋過海，求學海外。他在英國獲得政治經濟學士后，又赴法國攻讀法學博士，可以說先生在海外多年研習各國法律制度頗有造詣，深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優劣長短，為《比較憲法》的寫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先生回國后擔任了北大的教授，并于1922年與李大釗等人創辦了《現代評論》，為傳播馬列主義、鼓吹民主科學思想、針砭時弊、倡導新政等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對《比較憲法》的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比較憲法》中，他沒有基于他是國民政府的高官而對共產黨嗤之以鼻，也頗為委婉含蓄地表達了對國民政府黨政不分以及蔣介石專制獨裁式的制定法律迎合政治需要表達了不滿。1927年4月18日，國民黨政府奠都南京，王世杰被任命為首任立法委員。同時擔任法制局長,兼任海口國際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頒布的眾多“法規”，大都是王主持制訂的。如當時謂之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物權、債編、親屬繼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專家學者，草擬、修改的。這足以見王先生在民國時期的法律界的學術地位、國立武漢大學是先生一手創辦起來的，是其畢生之心血。在任內，他不僅開明辦學，治校有方，全國各地名流紛紛報名應聘其麾下，而且章法有度，紀律嚴明，深得蔣介石的好感。創建武大，發展武大，王世杰殫精竭慮，勵精圖治。他本人認為，武大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筆。以至他在臺島臨終的遺囑中對子女說：“以后為我立碑時，去掉所有頭銜，只須刻上?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見，王世杰對先前的從政生涯早以厭倦，而對親手創建的國立武漢大學卻始終傾注著無限的深情和厚意。

如果說先生的政治生涯有何污點的話，那么1945年他以外交部長身份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美通商航海條約》，實在是有違先生個人之本意而為歷史之不齒，為人民之唾棄。當然，他也是受蔣介石的授意而做出的不由衷之舉。居其位而未能謀其政真的是先生的悲哀！

《比較憲法》概述

全書共為六編，分別是第一編《緒論》，第二編《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第三編《公民團體》，第四編《國家機關及其職權》，第五編《憲法的修改》，第六編《中國制憲史略及現行政制》。在內容上，本書探討了憲法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規范以及實施，應該是比較全面具體的；在體例上，本書采取的是

編、章、節、目的形式分說，應該是相對科學嚴謹的。

“緒論”論

在《緒論》中，作者探討了憲法的概念和國家的概念。在“憲法的概念”中，作者將憲法的特性分為形式上的與實質上的。憲法形式上的特性，即憲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憲法的修改異于普通法律。作者認為的憲法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只是任何普通法律的內容不得與憲法發生抵觸，否則即是違憲。我認為，作者過于簡單地歸納了憲法形式上的特性，不只是憲法要有異于普通法律的內容；憲法的制定、修改都要異于普通法律，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全體公民都不得違犯憲法，都應歸于憲法形式上的特性。

憲法實質上的特性即內容上的特性在于規定國家根本的組織，作者將它歸于三點：

一、規定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二、規定國家最重要的機關的組織職權及其相互關系；

三、規定憲法的修改——現代意義上的憲法在這三點上都有規定。我認為他所歸納的畢竟缺乏一點，那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是憲法制定者必須要關注和協調的，并確立了多種不同的模式，如美國憲法所確立的聯邦制——地方分權模式，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中央集權為主，結合地方分權的模式。而憲法在規定國家根本的組織時是必須對中央、地方關系作出某種抉擇的。

現代憲法的一個特色即是，公民權利得到最大化的保障，私權利的某種合法膨脹。作者對權利和義務的精辟論述：所謂個人的基本權利亦即是國家權力的限度，所不應侵犯的權利；所謂個人的基本義務，即是人民所必須犧牲的自由。于第一點論述而言，近代流傳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思想正是對其的最好闡釋，公權力非經允許不能干涉私權利的領域，這樣才能使公權力機關能夠做好自己的本分，私權利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于第二點論述而言，義務即是必須犧牲的自由，我不敢茍同。其實，權利和義務是統一體，履行了義務才能更好地實現權利，實現權利也必須以履行義務為基礎。任何人都生活在社會這個集合中，如果人人只想著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想擁有權利，不想履行義務，那么這個社會將一塌糊涂。

在“憲法的分類”中，作者繼承了西方的傳統思想，將憲法分為剛性憲法和柔性憲法以及成文憲法和不成文憲法兩大類。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憲法分類可以有許多形式，如根據憲法頒布的主體分為欽定憲法、民定憲法和協定憲法，根據憲法的性質分為資本主義憲法和社會主義憲法。當然，基于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其階級立場，我們不能苛求他以現代人的觀念去著作。

在“憲法觀念的沿革”一節中，作者強調中國古代沒有憲法觀念，這具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他認為，中國的法典系有臣屬起草，不具有代表性；由皇帝認可頒布，不具有民主性。中國的一切法律均有皇帝制定，任何法律的效力也是同等的，根本不具有憲法形式特性。至于實質上的特性，我認為，中國古代的法律還是有一點憲法的影子的。中國古代的法典不外乎兩類：刑法和國家機關組織法，我們暫且認為它規定了一個國家的根本組織問題，雖然不涉及或是很少涉及人民的基本權利，但義務還是規定的比較詳細的，這多少體現了專制社會的某些特色。另外國家機關的職權問題及其相互關系也是古代法典的一大特色：君權至上，皇帝獨尊，是專制社會的常態；而皇帝統率下的各個機關仍需要分工，并且相互制衡，相互監督，如隋唐以來的三省六部便是其中的翹楚。當然，國家各部門職權及其相互關系不是有皇帝金口一開就能夠完事的，是需要法律的明文規定的，這樣才能促進政府辦事效率的提高，國家各項工作有條不紊的展開，從而更好地維護封建皇權。

而對于西方自古希臘羅馬時期到作者所生活的時代憲法觀念的變化，作者論述的則比較系統。自古希臘羅馬時代到作者所處時代，西方憲法觀念中有幾點基本未變，即基本法（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組織和它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當然，古希臘羅馬時代所謂的基本法尚不具備現代憲法的特性，但作為近現代西方法律淵源的鼻祖，其所確定的這些原則歷來為西方社會所遵循，并不斷得到完善和補充。

而在“國家的概念”一節中，作者探討了國家的幾個基本問題：國家的名稱、要素、主權問題和起源及根據。在此擇“國家的起源和根據”一目發表個人見解。作者根據西方的傳統觀點，著重探討了神意說、契約說、強力說。作為深受馬克思主義熏陶的唯物主義者，我們或許對神意說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其實，神意說也有其合理之處，它的依據是國家的存在基于神意，那么人民便不能不服從國家。這其實是讓人民心中有所敬畏——人還是需要信仰的——從而更好地服從、服務于這個國家。心中有猛虎，而心生畏懼。

關于契約說，作者先是介紹了契約說的一般性質，然后介紹了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思想，比較系統地分析了每種學說的優點和缺點。在談到霍布斯的思想時，作者認為“依著霍布斯的學說，這個造國的契約只成立于人民與人民之間，政府并非契約的當事者；因此，人民雖已將其一切權利自愿轉讓，而有完全服從政府的義務，政府卻可不受民約的束縛” “本為克倫威爾革命的一種反動，其用意即在為君主專制求得一個理論上的根據，故其輕視民權，自亦理所應當”。至于洛克的思想，作者認為“其目的為當時的革命統治（1688年革命）尋求理論上的依據”，因為洛克認為人民相約以自己權利的一部分讓與統治者，借此來保障人民所保留的權利；但是這個權利是有限度的，即統治者不能侵犯人民所保留的權利，否則人民可以推翻統治者的政權。而對于盧梭的思想，作者先是分三點介紹：一是，民約系成立于人民之間；二是，契約內的條款必已給與人民一切平等的待遇；三是，一切人民必俱已承認將其固有的權利歸諸國民全體，而聽國民共同意志的支配。對于契約說，作者毫不客氣地指出它的不足，即它把國家的起源看成是由一群毫無政治經驗的人民依著理性與意志根據一個契約組成一個國家。很顯然，這是很荒謬的。當然，作者對契約說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根據我的理解，至少對于盧梭的批評就是有失偏頗的。在盧梭看來，人與人在自然狀態下市自由平等的，但這只是一種低級的無差別的自由平等，隨著私有制的產生，人類必然向文明進化，而私有制就是不平等的第一階段。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盧梭認為私有制的出現——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表現引起了上層建筑—— 人權平等的變化，這是值得肯定的。另外盧梭認為，人民把一切權利讓諸國家，表面上是喪失了他的天然自由以及對于他所企圖和所能得到的一切東西的無限的權利，但換回的是社會的自由以及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這從某種程度上是由權利本位到社會本位的淵源，值得肯定。

論“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和“公民團體”

作者把“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放到“緒論”之后，足見作者對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的重視，而這也是作者出國留學多年接受西方權利觀念的一種表現。個人的基本權利是否可以與人權等量齊觀，作者采贊同態度，并將人權分為三類：積極的基本權利或是受益權、消極的基本權利和參政權。

在作者看來，積極的基本權利即是“為謀個人知識、道德及身體上優性的發育，有時候國家尚須對于個人，積極地履行若干種活動”的義務，如公民的受教育權、接受國家救濟的權利和勞工保護權；將消極的基本權利看做是個人自由，即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信教自由、集會自由等，并認為“為使個人知識、道德及身體上的優性，得以盡量發揮，國家對于這種自由，負有不加侵犯與防止侵犯的義務”。這是傳統憲法理論的基本觀點，它把國家對基本權利的義務劃分為消極義務與積極義務，同時認為國家對自由權（即憲法上的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利）負有消極義務，對社會權（即憲法上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負有積極義務。正是由于此種理論，國家可以合法合理地以社會公共利益來干預公民的自由，對公民的自由進行諸多限制，或許在憲法典上明確規定國家有義務保護公民的自由或是公民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具體到各部門法上則無明確的法律后果來承擔此種違犯公民自由的行為。其實國家對每項基本權利的義務都具有復合性，即既有消極義務，又有積極義務。國家對基本權利的兩種義務不能截然分開，即不能認為國家對一部分基本權利即自由權負有消極義務，而對另一部分基本權利即社會權負有積極義務，這種認識不符合事實，是不準確的。譬如受教育與勞動，既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義務。依近代啟蒙思想家盧梭看來，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都全部轉讓給這個集體——這是主權在民思想的精髓。照此種理論看來，既然每個人都是國家主權的擁有者，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那么國家與公民融為一體，公民享受權利、履行義務就是國家對于公民權利的尊重，對公民自由的保障，就是公民履行對國家的承諾。

對于參政權，作者將其單獨列出作為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的一點，并將參政權細分為公民選舉

權、公民直接立法權、公民罷免權。何為公民？在作者看來，公民系享有選舉權的人民，如有些國家譬如英法，選民只享有選舉權，而無直接立法權和罷免權，故選民不為公民。從此種意義上說，選民的范圍更廣，公民的范圍受限。姑且不論人民是否可以享有直接立法權和罷免權，選舉權有多大范圍的覆蓋率和受益面也是值得探究的。依作者看來，選舉權為一種固有權利和社會職務。既然是固有權利，則各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但是近代各國在憲法中關于選舉權的適用都有各式各樣的限制規定，如年齡、財產、性別、教育、國籍等，說明選舉權是不平等的。我們也不能一棒子打死，畢竟年齡不夠、教育程度不足、國籍不明的人的選舉權是必須受限的。當然隨著社會發展與公民政治素養的提高，對于財產、性別和教育程度的要求業已放寬，選舉的范圍擴大，公民在更高層次上、更廣范圍內參與社會事務與國家事務，享有一定的話語權。然而一個擁有億萬家財的人與一個學富五車的人在選舉活動中所擁有的話語權是明顯比一個家徒四壁的人和一個學識淺陋的人大，故選舉權在此種意義上是不平等的。放眼現實，被選舉人的背景獲是其所掌握的話語權，在選舉活動中的造勢，選舉過程的舞弊行為等等，都說明了選舉權是不平等的，那種絕對意義上的平等只存在于理想家的烏托邦之中以及政客的宣傳鼓動之中。

論中國制憲史略及現行政制

本編論述并探討了自清末立憲到作者所處時代的憲法沿革，及國民政府歷次政制的變革，不無批評，更具勇氣。作者系國民政府高官，而能從憲政層面委婉批評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真獨裁，假民主”，實屬一名有學術良知的知識分子對真正憲政的渴望，對中國法治的希冀。個人認為，這是本書最為精彩，最值得一讀的一編。

在此擇幾個問題，發表看法：

第一個問題是關于臨時約法的歷史定位。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都被灌輸這樣的一種思想：《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廢除了中國延續兩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體制，促進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確實，我們對臨時約法的歷史意義無可指摘，對它的頒布感到歡欣鼓舞。但是，作者認為，臨時約法存在明顯的兩點紕漏：代表性不足，缺乏一個民主的形式，其組成人員只是各省都督府所委派的人員,而不是國民選舉的代表；新增的“人民”一章末條有“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的規定，實質使得“人民”一章的增添顯得無足輕重，規定的權利只能去限制行政司法機關，而對立法機關無可奈何。

其實，對于臨時約法的功過，我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在辛亥年的十月份所通過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確立的政體是總統制，然而因以孫文下野，袁世凱上臺為代價的南北議和成功，南方同盟會所控制的參議院就在臨時約法中將政體更換為責任內閣制，以期限制袁世凱，維護同盟會的利益。從歷史的進程來看，這實在是畫蛇添足，偷雞不成蝕把米。憑什么孫文可以當有實權的大總統，而袁世凱要受你內閣的限制？袁氏難免心理不平衡，在后來的撤銷臨時約法也是情理之中了。況且，當時的參議院未有充分的代表性，廣大北方省份未加入，袁氏更有理由去挑戰約法權威。在臨時約法頒布伊始，就決定了它的實施是異常困難的。再者，臨時約法規定自約法頒布后成立國會的時間為六個月，確顯倉促，在中國民主土壤發育的尚未完全或幾乎沒怎么發育過的情況下，以半年時間為限去成立一個具有代表性，民主性的國會是多么地可笑。

第二個問題是國民政府組織法的歷次變遷。從民國十四年到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共更改了七部政府組織法，可謂朝令夕改，樂此不疲。透過這歷次的更改，我們不難發現：這都是以某些政治勢力力量對比變化為表現的，以某些政客個人利益的滿足為表現的。

在民國十四年的組織法中，它在中央采用的是合議制：中央執行委員會共16人，汪精衛為主席，但重大事項的決定以委員會全體裁之。關于這點，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合議制的采用，系因孫先生亡故后，中國國民黨黨內尚分派別，一時尚無一個領袖全黨的人物。

在民國十六年的組織法中，它廢除了主席制，僅設常務委員5人，并明定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只需“國民政府所在地委員過半數之出席”。作者認為主席制的廢除，蓋因當時領袖間不能互相信任；出

席會議法定人數的縮減，蓋因召集愈難，黨內呈分裂之勢。事實上，寧漢分立，分庭抗禮，實屬必然。

但是隨著北伐戰爭的成功，蔣介石個人實力的增強，聲望的提升，體現在民國十七年的國民政府組織法中的就是“就軍事而言，國民政府主席，依該法第九條的規定，即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則該法第二條所定‘國民政府統率陸海空軍’的職權，自應由主席單獨行使”。根據孫中山的理論，在中國實行憲政必須經歷“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軍政時期軍權最為重要，所謂槍桿子里出政權。

而在民國十九年的國民政府組織法中，蔣介石獨裁的面目更為彰顯。第十三條規定“公布法律，由國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長之副署行之；發布命令，由國民政府主席署名，以主管院院長之副署行之”。而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為蔣介石，行政院院長也是蔣介石。你總不能要求蔣某人自己否決自己的命令吧？作者坦言，國民政府的組織，已自形式上的合議制成為行政院院長總攬行政權之制了。

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政府組織法與十九年的無所謂大的改變，蔣介石仍處于獨裁的位置，權力極大，幾乎沒其他力量對他有制約。但是民國二十年的組織法卻有改變這一勢態的趨勢，通過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的任期和權限，大為縮減了國民政府主席權力，樹立了所謂的責任內閣制。這體現了一種進步的態度，但這只是立法的理想，具體到行法上那就另當別論了。蔣家王朝還是蔣家的，在民國這種政治生態下想改變，確屬不易。

國民政府的嚴重黨政不分，學術化的講是合議制，難聽點的說是一黨獨裁，一人獨大。作者作為一名國民政府的高官，能以頗為委婉含蓄的方式去表達對國民政府黨政不分以及蔣介石專制獨裁式的制定法律迎合政治需要，可謂難得。

第三個問題是國民黨的黨治問題。在《黨治》一章中，作者開門見山，“所謂‘黨治’即由一黨統治，由一黨獨裁之意”。國民黨的黨治，即為國民黨一黨之治，政治完全取決于國民黨一黨的全體黨員，可不問黨外人員的意見。黨的決議，實質上等同于法律；黨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高于法律。民國政府黨政不分，以黨統政，政府機關就是黨機關的延伸。而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常務委員會，在名義上都是黨的最高機關，實質上只有總裁（蔣介石）具有真正的實權。這樣，黨治又淪為了個人獨裁。而以大歷史史觀來看的話，國民黨與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爭鋒就是法統之爭，破除國民黨一黨統治的金身。另外，國民黨一黨統治的覆亡，對于共產黨的統治也有借鑒意義，即要健全黨內民主和黨外監督的體系，剔除個人崇拜的魔咒，真正的構建社會主義民主法治。

后記

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終于看完《比較憲法》！大家著作，名家風范，果然是與眾不同。可看了以后總感到自己學識淺陋，知識儲備嚴重不足，不夠格對它指手畫腳，評頭論足。最后仍鼓起勇氣為《比較憲法》寫書評，不為別的，只是向著者致敬，向《比較憲法》致敬！

2009級法學一班張駿2009300080020

第二篇：我讀憲法征文

“我讀憲法”征文活動

法，與愛長存

“有些愛轟轟烈烈，如及時雨傾盆而下；有些愛默默無聞，如細雨潤物無聲；有些愛卻無需語言的表白，可以深深埋藏在心底，從不被提起。”有人看到這段話時，可能會想到父親、母親、朋友或是偉人。可是恰恰相反，我想到的卻是“憲法”。也許在某些人心中，憲法是嚴肅的、憲法是冰冷的，憲法是難以親近的。是的，憲法帶給我們的感覺也不外乎是這些。但誰想那冰冷的面紗下卻藏著對全國人民的愛呢？

提起法律作為中國人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們的“母親”——中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法治國家。不能不提到的就是我國正在落實的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還記得嗎？“十八大落幕二十余天，七起高官涉嫌違紀落馬”的事情。事情主要是包括四川省副書記—李春成、深圳市原副市長—梁道行，英德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鄭北泉等在內的七名政府高官涉嫌違紀而因此落馬的事件。十八大以后，多名高官因違紀而落馬，這彰顯了國家懲治腐敗的決心。同時也體現出我國正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此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作為任何一個公民，都應當嚴格按照法律來活動，超越法律允許的范圍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我們究竟受誰的制裁呢？毫無疑問，那就是我們的“母法”—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 “我讀憲法”征文活動

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根本活動準則，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2012年12月4日，我國迎來了現行憲法頒布的30周年紀念日。也是在2014年將每年的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這樣可以使公民在日常的生活中真正的感受到憲法的價值和權威。如果大點說，它加快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步伐，推進了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偉大進程。往小點說，它突出了憲法在普通法律中的核心地位，鞏固了憲法實施的群眾基礎和黨的執政基礎和推動了憲法實踐。

自從“法制宣傳日”活動開展以來，在全社會普及了法律知識，從而提高了公眾的法制觀念，推動了法治的發展與進步。而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背后，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宣傳？如何使法律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國也作了不少努力，例如上面提到的“憲法日”，可為什么如今還無法解決呢？答案顯而易見，那就是------人們口中有法而人們心中無法。少數犯罪分子正是利用這種心理進行犯罪活動。致使有些未成年人也深受毒害。

記得曾經看過的一部電影——《黑白記憶》。片中的主人公默默是一名京劇學員。一天，她放學回家后，看到媽媽正躺在地上樣子十分痛苦。無知的默默按照媽媽所說的藥店購買“藥”。可誰知那“藥”竟是海洛因！后來她的媽媽瘋了。他媽媽吸毒的消息也傳遍了京劇團。默默在失去親人的呵護下，不慎認識了幾個販 “我讀憲法”征文活動

賣毒品的犯罪分子，自己也吸了毒。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最終還是被警方緝拿歸案了。主人公默默也只能在戒毒所浪費了自己的花樣年華。脫離影片，回歸實際。我捫心自問：“如果再這樣下去，法何在？”這種行為是蔑視憲法的行為，無視憲法的行為。要知道，法律無處不在，犯罪行為必然受到制裁。任何時候都請請記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所謂“天網”顧名思義，就是法律所織成的網。而憲法就是那織網所用的總準繩。憲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礎和立法依據。

曾經有人問：“法治”與“人治”有何種區別？它們的區別在于，在法律和個人的意志發生沖突時，是法律的權威高于個人意志，還是個人的意志高于法律。“法治”崇尚法律的權威，“人治”崇尚個人意志。如果法律帶有感情色彩的話，那法律就無法公正公平地判斷對與錯了。

莊嚴的憲法看似無愛卻滿滿的全是愛。憲法對每個人的保護是堅不可摧的，而這種愛護又何嘗不是一種愛的表現呢？因此當法與愛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那一刻，陽光在小樹的枝葉上飛舞，那份明亮，那份溫暖，直入靈魂深處。

作為祖國花朵的我們，在努力學習，助國昌盛，為國爭光的同時，也應多學習憲法，增強法律意識；在必要時，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并傳遞給身邊的人，讓身邊的人也了解憲法，遵守憲法。讓我們一同攜手，共同為充滿正能量的中國而奮斗吧！“我讀憲法”征文活動

不知不覺間，當風吹起蒲公英的那一刻。愛與法，永留心間……

姓名：肖曼

學校：前郭縣八郎鎮中學

班級：九年一班

指導教師：王艷梅

第三篇：我讀憲法

我讀憲法

我讀憲法了解到，我國的憲法本質含義是一部組織法，一部我國的根本法。當然，翻閱我國的憲法史，我國的古代憲法的詞義是沒有根本法與組織法之意的。在中國，將憲法一詞作為國家根本法的也只是晚清的鄭觀應先生在《盛世危言》中提及。當然，在古代的西方也只是側重與憲法的組織法的功能而沒有提及根本法的地位。上段提及憲法乃我國的根本法，那么為何它是我國的根本法呢？在讀憲法中，我了解到，首先，從內容上來說，憲法所規定的乃我國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乃法律之法；再次，從效力上來看，憲法是制定普通法的依據，任何的普通法律都不得與憲法相互抵觸，憲法是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全體公民的最高準則；最后，從制定與修改的程序上來說，憲法的制定與修改程序是比普通法嚴的多，因為制定與修改憲法的機關是特設的而非普通的立法機關。所以綜上，憲法乃我國的根本法，我們必須遵從并擁護它。正如，總書記所言，憲法是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行政首先要依憲行政。

當然，我們銀行人要堅決的擁護憲法的原因不僅僅因憲法是我國的最高法、在我國有著最高法效力，更是因為憲法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是保護我們自己的法。我們知道，憲法的核心價值就是保障公民的權利，是通過規范國家權利來達到保障公民權利的目的。憲法所規定的權利，那是我們的基本權利，是我們每個人主要的、必不可少的的權利，有其廣泛性、現實性。例如當我們遭受不平待遇時，憲法規定了對我們平等權的保護，保護我們不受任何差別對待，要求國家對我們平等的保護；當我們面臨失業時，憲法保障我們的勞動權利，要求我們的國家為我們創造良好的就業條件，加強我們的勞動保護以防我們受到侵害，改善我們的勞動條件，提高我們的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當我們作為銀行從業者，休息權難以獲得保障時，憲法亦明文規定我們的休息權，同時也只我我們勞動者享有該權利，這樣權利的保護，哪怕我們退休了國家亦保障我們，所謂的退休后的保障機制正是很好的體現。所以，綜上，我們又沒理由不擁護保護我們自己的法。

最后，我們說憲法是保障我們的根本法我們要擁護它。但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擁護？有人說把憲法捧在手里放在心里這是愛憲法，的確這是對憲法的忠誠，是值得稱贊的舉動。但是問題是，我們遵從憲法是可以的，但我們無法每時每刻都把憲法捧在手里。所以說擁護憲法，至少該擁護憲法規定的我們的基本的義務。當我們的國家面臨港獨、疆獨、藏獨時，我們要堅決的擁護我們的國家的統一與領土完整，堅決的同分裂者作斗爭，堅決的維護民族的團結。當然，有人說這離我們太遠了？那么此時，依法納稅我們能做到吧，愛護公共財物遵守銀行的勞動紀律我們能做到吧。當然此時，也許你會說憲法的基本義務你完全不知那該如何擁護？我且告訴你，莫做違法事就是對憲法最簡單的擁護。綜上，便是我讀憲法的感悟。

第四篇：我眼中的憲法

我眼中的中國憲

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憲法以其神圣的地位和面孔在不同時代的不同人的心中，樹立了至高無上的尊嚴。但是憲法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其根本宗旨該如何定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的眼中也有一部憲法。

我心中的中國憲法

1、憲法的權威性。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是整個國家和人民必須遵守的最高藍本。應該建立其在一個國家和人民心中的至高權威，一旦制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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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意修改。只有啟動極其嚴格的法律程序才能對其制定、修改和解釋，從而保證憲法的神圣和權威性。朝令夕改、頻繁修改的憲法從來不能給國家和社會穩定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制度保障。最為明顯的例子不過是法國了，從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到1958年第五共和國的建立，短短的169年的時間里，先后頒布了14部憲法，平均每十一年時間就修改或制定一部憲法，創下人類歷史之最。而在這一百多年也是法蘭西民族命運多舛、動蕩不安的時期，期間法國政治風云多變，國內外的階級斗爭尖銳復雜，階級力量對比關系不斷變化，政治形式多次變更，總共經歷了兩次封建王朝復辟，兩次帝制和五次共和。相比而言，1958年以來，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趨于穩定，雖然先后修改了六次，但并沒有大動干戈，只是在原有基礎上加以細節上修改使之更加完善，而此時的法國社會也一直趨于穩定，可以說剛性的第五共和國憲法給法蘭西民族帶來了長久的社會和平和繁榮。

2、憲法的限制作用。憲法之所以可以給國家制度帶來根本意義上的保障，確立國家最高權力運行的結構和主要原則，是因為憲法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分權原則，建立完善的國家制度。一提到憲法，不可回避地要涉及憲政，憲政也應是“限政”。法律高于一切，法治是政府治國之本，政府的一切權利都應該來源于憲法的授權。除依法治國之外，憲法的還需要分權，這個分權不僅僅是行政、司法和立法的簡單的分離，關鍵是如何設置國家機構使其處于一個合理而有效的最佳平衡狀態。我國憲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法，但前提是必須是在合理而民主的憲政框架內建立下的分權體制，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應該怎么做，都是憲法應該解決的根本問題。

3、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障。《人權宣言》中提到：凡分權未確立和個人權利無切實保障的社會，就沒有憲法。憲法功能除了“限政”，另一層關鍵含義應該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列寧曾經說過，“憲法是寫著人民權利的一張紙”，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憲法不可推卸的神圣職責，憲法指向的應該是一套價值體系，其本質應該是對人尊嚴和價值的強調，對理性的神圣肯定。沒有人權的保障，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存在。我國現行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進行了全面而廣

泛的規定，從根本上保障了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是權利的證明書，也是權利的“護身符”。公民的權利通過得到法律的確認和保障，才不至于被公共權力所侵犯，即便遭受侵犯，也可以通過司法予以救濟，使之得以恢復和整合。

4、司法化的憲法。若要使憲法對公民的基本權利保障切實落到實處，使憲法實現其作為“人權宣言”的價值，就必須實現憲法司法化。只有憲法司法化，在公民權利遭到侵犯時，才能拿起憲法作為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權利，否則這些基本權利的規定只能是一紙空文，沒有任何價值可言。憲法的可訴性不但不會損害其權威性和嚴肅性，反而能走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公民維護其基本權利的利器，從而使憲法的基本理念在人們的心中得到徹底有效貫徹。憲法可訴性只是憲法司法化的一方面，憲法司法化應該包含三層含義：憲法司法化首先是憲法作為法院審理爭端的依據，即憲法在司法裁判中具有最高、最直接的法律效力。其次，當公民基本權利受到國家權力侵害，其他法律救濟手段被用盡的情況下，憲法是公民權利的終極的、不可剝奪的救濟渠道，即憲法可訴。第三，憲法司法化還應該確定違憲審查制度，即特定機關可以裁決憲法性糾紛。

目前我國憲法還存在的一些問題

1、以“政策性修憲”作為我國憲法修改的的主導模式

我國現行的修憲模式在本質上乃是一種“政策推進型”，而不是“憲法主導型”的憲法演變方式，利用政策手段推進社會轉型，等條件成熟了再根據政策對憲法進行修改。

以政策性修憲作為一種單一的修憲模式，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憲法不同于政黨綱領，它不是“宣言書”也不是“政策性文件”，只能對涉及一個國家根本事項的問題作出規定。在“政策性修憲”模式下，憲法規定了大量的政策，進行頻繁修改的往往是憲法中關于政策的規定，這樣就很難從憲法目的出發進行制度建設。同時，一國的憲法需要保持穩定性，它是憲法性質的內在要求，也是憲法權威賴以建立的基礎。因此，許多國家通常不愿輕易動用修憲程序來滿足社會變革

合法性、合憲性的要求。在我國現行修憲模式下，一方面，我國憲法規定得過細過密，充斥了大量政策性規定；另一方面，我國又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變革劇烈，相應的政策就極具有變易性，所以，憲法的穩定很難保障。

2、我國現行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保障還有缺失

現行憲法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制定的，對公民基本權利體系的界定缺乏周密性，具有時代的局限性。許多基本的公民權利并沒有被列入憲法之中，歷次修憲著重于宏觀體制建構，并不直接關注微觀的公民權利體系變遷。而且，我國缺乏成熟的憲法解釋學，也沒有憲法司法化判例實踐，不能及時、審慎地回應社會的權利需求，致使公民權利體系處于相對不完備狀態。權利普遍性原則、生命權、生活方式選擇權、出入境自由權、遷徙自由權、擔任公共職務權、救濟權等等，憲法沒有或較少提及。

我國的各種制定法在立法事項和規范等級效力上沒有體現出嚴格秩序性，大量的公民基本權利是借助法律、法規、規章甚至“紅頭文件”進行首次界定和實施保護的。制定法不應該初始性地確定和固定什么是或者不是“基本權利”，由非憲法性規范界定基本權利，會使“基本權利”喪失固有尊嚴，架空憲法的權威性。基本權利屬于憲法保留事項，其判斷標準仰賴于抽象人權法的理性思辨以及習慣法的支持、比較法的域外影響。我國國籍法、出入境管理法、公安部戶籍放松規章、訴訟法等分別首次確認了某種權利，很難說它們不是基本權利。

3、我國憲法司法化的困境

中國當前的現狀也需要將憲法司法化提上日程，但具體采取哪種模式，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而且從現實看來，還面臨重重困難。現行憲法中存在一些瑕疵和漏洞。憲法規范具有原則性、規范性、抽象性的特點，它體現的只是法律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而不涉及到訴訟中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不具有操作價值，不能作為裁判性規范。“刑法的味道是苦的，民法的味道是酸的，而憲法的味道是甜的”。憲法的弱制裁性也是憲法司法化的重大障礙。因為憲法規定的大部分內容都不能由法院強制執行，如果違反也無法制裁它。

我國司法權的非獨立性也對憲法司法化造成了困境。憲法的司法化是公民防

止國家權力未經法定正當程序而對其合法權利造成損害的有效手段。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對侵害公民正當權益的行政機關給予指責或制裁。但在我國，不像一些西方國家實行三權分立，司法機關要真正實現對行政機關的制裁，還有一定的困難。這就涉及到司法權與其他國家權力之間如何保持制衡。

憲法是一種無盡的語言，但不論何種語言，其根本宗旨都旨在以其至高權威建立有限政府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為追求人類的幸福和自由而不懈努力，從而使人類的自由和幸福能得到切實地實現。雖然目前的憲法還有瑕疵之處，離其根本宗旨的實現還有很遠的道路要去探索，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心中、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我國憲法在未來的一天都會得到實現。

第五篇：憲法在我身邊

憲法在我們身邊

長嶺縣實驗小學六年一班 劉梓旭

她——承載著民心民意，根植于法律源頭；她——關乎到我們生活的一點一滴,卻又少為適用。她便是憲法。她是法律的根本，她授命于民，卻又制約著人民。

她是信仰的盾牌，是自由的力量，也是權力的牢籠。

她好似天地間矗立著的高墻，是行為之界，阻擋一切越界之矛。

她就像一個保護層，人民被保護在里面，任何犯罪份子都無法逃脫她的制裁。不管是富豪、企業家、知識分子還是農民，都要遵守她的約束。

人民創造了憲法，她將永遠保護我們。但我們不能在她的庇佑下一勞永逸，奢侈地躺在這得到庇護的搖籃中。她至高無上，高貴優雅。作為人民的一份子，我們有義務維護她的圣潔與尊嚴。

創造憲法的人給我們的只是羅盤，而不是藍圖。我們要在她的指引下走出濃霧，走向光明。我們要在她的引導下，沖出“私”的空間，走向“公”的社會。我們要在她的教導下遠離犯罪線，創造出美好的明天。

每一位炎黃子孫都有責任遵守國家的憲法，要利用她保護他人和自己。要將憲法根植于心中。而這根植的方式不是機械的，不是迫于無奈的，不是死記硬背的，而是出于內心真正的渴望，而是出于對憲法權威性的敬仰，而是出于對人民民主權力的追求。

愿我們在憲法的引導下掃除中國夢之路上的障礙，樹立更多法律之門。中國夢，憲法夢。天地之間，時間綻放，萬物欣欣向榮，一切光明璀璨。因為，憲法就在我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