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理解到自由[精選]

從理解到自由

讓我來貼一篇文章，摘自《愛和自由》。希望能夠幫助琪琪媽媽！

從理解到自由

——摘自孫瑞雪著《愛和自由》

人們普遍同意，應該盡量給孩子一些愛，讓他充分享受到這些愛，這對他一生都是有影響。說起來容易，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事情總是這樣，原則的東西、抽象的東西容易，生活的事情、具體的事情做起來就不容易。甚至應該說我們平時給孩子的時間都不多。因為我們很忙，時間總是不夠，各種事情都排在孩子前面。沒有跟孩子在一起，沒有跟孩子在一起讀書、交流，沒有跟孩子一起工作、去欣賞孩子需要欣賞的東西，去傾聽孩子的心聲和感受。當孩子和我們在一起時，我們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理解孩子。

理解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必須了解孩子的心理狀態，尤其要了解孩子的發展狀態。母雞，是很弱小的動物了，在無論怎樣強大的敵害面前，它都能用自己的翅膀保衛著自己的小雞；一只老虎是很兇猛的野獸了，但他跟小老虎玩耍的時候，能夠達到極大的耐心。這種愛孩子，是每個母親都能做到的。而且這一點上父母都能做得很好。但在孩子真正有了獨立意識，需要父母了解孩子的成長狀態時，父母卻難以做到“愛”了。我們常會看到這種現象，當孩子一旦獨立的時候，父母就會說：“這孩子太犟了！”“這孩子這么不聽話。”實際是孩子要成長！要照他自己的意志去成長，孩子的意志同父母的意志開始產生矛盾了，要學會理解孩子成長的需求。

我們大多數人都面臨這樣的處境，前幾天保健院的大夫來給我們蒙特梭利幼兒園的孩子做體檢。孩子們都很“自由”，就是說按蒙特梭利方法規定，除了不得粗暴地干涉別人，不得打罵別人，拿教具必須歸位，不得打擾別人這幾點之外，其他一概自由。讓兒童在自由自在中經驗應該怎么做，和不應該怎么做。這是讓孩子獨立，獨立的做出選擇。當時所有的孩子都圍到那兒，一會兒摸摸大夫的衣服（我們有一個課叫觸摸課，就是分辨布料的粗細），一會兒摸摸那些醫用器具。雖然他不會破壞，但他會用手很輕的摸。因為這套東西和這種活動孩子沒有見過，尤其是做實驗，這個工作很吸引孩子。其中有一個糊得很臟的小孩，他的手已經被針刺過，取了一點血化驗，他站在那兒一個小時。我看了一下表，整整一個小時，手就那樣舉著，一動也不動站在那兒。他才兩歲過一點。當時那些大夫說：“你們學校太亂了，怎么能這個樣子呢？”說應該像其他幼兒園一樣，孩子們（苦著臉）排著長隊，做完一個孩子再進來一個，進化驗室，檢查完一個就回教室一個。他們必須特別安靜。而我們的孩子，滿大廳跑著，而老師在后面追著，有的剛抽了血哭著，一部分圍看著。我卻對大夫的不耐煩感到驚訝。我說：“你作為一個大夫，就應該了解兒童的心理。應該給兒童大量的時間，讓他們適應你們的工作，而且讓他們自由的觀察并同你們交流，在觀察了解的過程中解除恐懼。”

這確實是一個讓孩子學習的極好機會。這就讓我想起我們學校有個家長，她說原來在其他幼兒園的時候，她的小孩回家后，把買給她的一長溜的小娃娃從大到小排在床上。那個小孩說：“不許說話，趕快睡覺！要不睡覺我就要管你們了。”她媽媽說這個小孩把娃娃當木偶在表現她的老師的所作所為，其他場合的情況就更糟。因為我們大人也希望兒童像木偶一樣，我們很順利很快的就把這些孩子處理完了。

孩子是大人的一面鏡子。也有人反過來說，大人是孩子的一面鏡子。但意思是不一樣的。大

人什么樣，孩子就表現得什么樣。孩子失去了發展自己的自由，也習得了限制別人的習慣。這就是我們成人好控制和壓制他人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從未有過自由發展我們潛在能力的機會，我們就根深蒂固的形成自由是有害的，兒童需要成人管教的意識心態。

我們習慣上很難容忍讓孩子自由，尤其在說孩子“吵得很”時，你要是真正愛孩子，你會發現孩子們玩耍，在那兒“做驗血”時，非常可愛，你根本不覺得他吵。有的孩子不做，不檢查，他就離得遠遠的，堅決拒絕。要給他做思想工作，這個過程非常緩慢，要讓兒童有安全感才能讓他做，要不然對孩子就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尤其是肝功化驗，要在脖子上取血。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孩子硬按到桌子上，這個過程同殺動物的殘酷有著驚人的相似，這種方式對一個無知的孩子來說實在是太恐懼了。所以我們要很耐心的給孩子講解這些，讓孩子觀察，沒有其他辦法。

遺憾的是很多大人沒有這樣的耐性。我們越來發現，在生活中，不管是大夫，還是老師，都很難容忍讓孩子自由、快樂的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成人嫌麻煩，很簡單，一個像木偶一樣的孩子對成人來說是非常簡單的成人愿意做什么事很快就能完成。可是一個在自由中的孩子我們要付出大量的工作、精力和時間。成人大多不愿把時間放在孩子身上，掙錢重要，看電視重要……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在人的一生中，拿出六年給孩子，并通過孩子發展自己，是最有價值的。我們能肯定的是我們就在這種工作中一分一秒的成長，孩子也在這種生活中一分一秒的成長。只有付出心血，讓成長一分一秒的積攢起來，才可能造就出一個非常成功的孩子。

成人的錯誤具有驚人的普遍性，我今天來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真正是“老得掉牙的故事”。在公園的拐彎處，有一個媽媽正在給一個兩歲多的孩子買餅子。這個孩子就抓著餅子死不放，媽媽也抓著餅不放說：“你吃不了這么多，這樣會浪費的。”可這個孩子就是抓著餅不放，說：“我能行，我能行。”但他媽媽就不給他。我站在那兒看著他們的爭執，看來一時還無法解決，我才騎上車走了。為什么這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呢？這個母親以為孩子很貪心，一個餅子他吃不完，卻要整塊的。

在蒙特梭利幼兒園的好多孩子身上發現了這種情況：孩子要一個整塊，不要半塊。針對這個問題老師開會討論，當老師把每個班的情況都說出來的時候，我們發現兒童對事物有一種“堅定地追求完美”的審美觀。他的審美要求遠遠超過成人，比如說廁所里有水銹，便池里有黃色的水銹，孩子就不上那個廁所。

當成人不理解孩子的某些做法，而孩子卻哭著堅持時，甚至每天都在重復類似的情況時，我們難道不能問個為什么嗎？為什么？難道是太貪心、浪費。不！不要用這種消極的想法想孩子。當你不知如何辦時，給孩子自由難道不是個好辦法嗎？是的，尤其在兒童小的時候，正好是他的審美觀念形成和建構的時候，老師和家長一定要在這個時候給孩子提供這個（建立審美的）條件和機會。

就是說寧可讓他“浪費一點”也不能破壞孩子的這種完美的追求。因為這個時候節儉的觀念還不能在他心靈中形成，但是審美的觀念正是孩子發展的關口，一定要幫他建立起來。兒童在小的時候哭是絕對有理由的，而且他的那種感覺、感想是很奇妙的，很美好的。心理學家認為，在兒童期間，一個是建立兒童完整的人格和開發兒童的智力，另一點就是培養兒童的審美觀。審美觀建立的好壞，是決定孩子從小到大是否能遠離丑惡和犯罪的關鍵，也就是說審

美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道德觀。

這些事情從根本上講就是兒童發展中的自由有些時候孩子要發展什么我們知道，那是經過客觀的謹慎的研究才知道的，它需要兒童發展的很多專業的背景知識，需要我們對孩子的深深的愛。但更多的時候我們幾乎是一無所知，了解兒童真的很難，有個孩子蹲在一個樹坑里，那樹剛好容下他蜷伏，他就蜷臥在里面，背上背著一只兔子，坑口蓋上一塊紙板，里面的空間因為太小而使他一動不能動，可他就在里面趴半個小時外面還有個“小護衛”。然后他們急不可耐的輪換著，你說奇怪不奇怪！他們在發展什么呢？我們不知道，但孩子們喜歡這個游戲。

只要給兒童自由。有了自由兒童就擺脫了我們狹隘的界限。有了自由兒童就去自動施行我們想不到也不理解的“神奇”的發展方式。

蒙特梭利說，當一個人在樹林里散步的時候，他能夠長久的沉思，他能夠浪漫的聯想，在這個時候如果遠處鐘聲傳來的話，那么他這種感覺會更好的加深，像詩一樣。蒙特梭利說，一個優秀的蒙特梭利教師，她的杰出點就在于，當這個孩子正好在森林里散步的時候，老師就是那個鐘聲，能夠把這種美好的感覺加深。

我在我的兒子身上也發現了這種“追求完美”的敏感期。有一次我給了他一個大的豆沙餅，然后我說：“讓媽媽吃一口嗎？”他說：“可以”我就用手掰了一塊，他把餅子扔掉，躺倒就哭。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呢？我當時特別奇怪，他答應給我了，為什么還這樣？我說：“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媽媽再給你換一個。”我就給他換了一個。他立刻站了起來，說：“媽媽，這次吃。”我就在他那個餅子邊上慢慢的咬了一口。他笑了，說：“這次對了。”然后他用手在餅子邊緣做了個手勢，意思是這次是咬的，不是掰的。掰意味著破壞了一個整體和完整，咬一口卻不算破壞。

一個在審美情趣方面很高雅的孩子，長大后不會很平庸，也不會很野蠻，更不會很庸俗。他的整個人生基礎和結構就建立起來了。所以要作一個蒙特梭利老師，要作一個好的家長就要特別尊重孩子。

皮亞杰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想測驗一下他的兒子的智力狀態。他在兩把椅子上面放了兩個墊子，然后拿了一個東西藏在其中一個墊子底下。他把孩子請進來說：“你給爸爸說說，東西藏在哪個墊子底下？”孩子就徑直走到那個沒有藏東西的椅子前，掀起墊子說：“咦，沒有呀？”他爸爸說“噢，那就請你再出去吧。”孩子出去后他就把這個東西又藏到另一個墊子下面，又把孩子請進來。孩子進來后就徑直走到這邊沒有藏東西的墊子前，掀起來，說：“噢，沒有呀？”他爸爸說；“簡直不可理喻，怎么這樣呢？”蒙特梭利笑著說：“你根本不了解兒童，孩子現在是想讓父親有成功感。”這是在跟父親玩一種游戲，是為了滿足父親的一種需求，他認為他只要發現不了，爸爸就會覺得自己很聰明。但是他不知道爸爸在測試他的智力。所以蒙特梭利說：“我們成人根本沒有辦法了解兒童的真實心理狀態。”

兒童的內心世界是很大的，兒童的內心世界比天還要廣闊。只要我們潛心地去愛兒童，只要付出愛，兒童都會變得非常美好。只要愛兒童，我們就會給兒童自由。有了愛和自由，兒童就具備了基本成長的條件。

有一天，自由和愛就會在漫長的童年時代過去后，成為一個人身上最美、最崇高、最具人格魅力的品質。

第二篇：從自由民族主義到憲法愛國主義（范文）

——文化多元主義境遇中的政治論證 內容提要：從柏林的自由民族主義，經泰勒的承認的政治，到哈貝馬斯的立憲愛國主義，是觀察文化多元主義境遇中的政治論證發展的一個很有意義的視角。柏林強調歸屬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價值多元論是其自由民族主義的基礎，泰勒結合魁北克分離運動個案回應了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挑戰，揭示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觀念所包含的內在悖論，而哈貝馬斯則抓住泰勒對權利理論的模棱兩可之處，用立憲愛國主義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義成份，用政治文化觀融攝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的特殊主義要素，從而使其著重闡發的商議性政治觀成為政治理論的晚近發展中的一種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動向。文化多元主義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權的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治哲學界最熱門的話題。所謂文化多元主義政治，概括地說，是關于少數民族、“賤民”群體和女性主義對于承認的需求的政治話語。在冷戰結束后，種族、性別、民族—國家等問題以前所未有的尖銳程度凸現出來。這些在后冷戰時代出現的與傳統的民族解放運動、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的語境截然不同的問題使得在以權利自由主義形式出現的新老自由主義理論和當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別及民族主義問題以及民主法制國家內部以“尋求自主性”為標記的社會運動（包括分離主義運動）之間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戰結束以后在西班牙、蘇格蘭、印度和其他許多地區出現的分離主義運動與傳統的民族主義存在根本區別，這些運動與其說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不如說是族群主義(ethnicism)的表現。具體討論可參汪暉為所編《文化與公共性》所撰的導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社群主義的重鎮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認的政治”和批判理論的主將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正是在敏銳地感受到這些問題對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構成嚴重挑戰的情況下加入到這場爭論中來的。有意思的是，盡管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極自由觀念遭到社群主義的激烈批評（姑且不論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維柯與赫爾德的傳統，批判“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sm)，承認并且尊重個人的民族、社群、文化、傳統和語言的歸屬感，從而使其以價值（文化）多元論為基礎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成為90年代甚囂塵上的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重要精神資源。雖然泰勒和哈貝馬斯的理論并不能被涵蓋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吁求之中，從自由民族主義經承認的政治到憲法愛國主義的內在演進脈絡仍然構成了文化多元主義境遇中的政治論證發展的主線。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立論依據是其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對西方啟蒙和現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訴求的批判以及對價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約性和不同文化與文明的多樣性及其不可通約性的不懈論證，（注：參見顧昕，《柏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甘陽，《柏林與“后自由主義”》，載《讀書》，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論先驅則是赫爾德把各種文明、文化表現出來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義的突出表現的“反啟蒙主義”。[!--empirenews.page--] 赫爾德拒絕把理性的標準作為衡量每一個社會的惟一標準，他要求根據每個社會“自身的內部標準”對該社會作出判斷。在赫爾德看來，“文化的多樣性”表明，通過共同的語言，通過歷史的記憶、習慣、傳統、情感等紐帶而歸屬于某個社群，是人類的根本需要，并構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爾德和柏林看來，抽象的個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個人觀念的世界公民主義是空洞的。群體認同和民族認同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對柏林來說，個人的幸福不能與所屬的共同文化形式分離開來，因為他們所選擇的對象、追求的幸福均由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構成，這些文化形式破損的程度也是與個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適應的。而能夠使我們在歸屬問題上的各種選擇成為可能的，是自由，特別是柏林所謂消極自由。正是柏林這種強調歸屬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構成其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直接理論前提。在已屆82歲高齡時所作的名為《兩種民族主義概念》的訪談中，（注：此文中譯載于《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該處。）柏林對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和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進行了區分。所謂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在思想上表現為種族主義、大國或大民族沙文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各種宗教的原教旨主義、排外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等，在政治上表現為德國納粹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伊朗的神權政治等等，“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在捍衛自身文化的同時，對其他文化及其承擔者輕則拒斥、壓制，重則必欲毀滅而后快。”（注：參見顧昕，《柏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甘陽，《柏林與“后自由主義”》，載《讀書》，1998年第4期。）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柏林指的就是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針對那種認為赫爾德的民族主義是第三帝國的思想資源的觀點，柏林指出，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而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和習俗。根據赫爾德，每一群體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習俗與生活方式，一種看事和行為的態度。這些之所以有價值，純粹只因為它們屬于這個集體所有。赫爾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樣性，認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認為赫爾德所說的毫無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點在于文化自決。針對“文化自決的抱負怎會轉變成為民族主義的侵略行為？”的質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對民族主義的精妙闡述，他追隨席勒對民族文化就像“壓彎的細枝”這種觀點所作的解釋，把受傷的民族精神比喻為壓彎的細枝，它可能會因外在的壓力過大而被最終折斷，但是如果樹枝的韌性極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緩，樹枝就會以極大的力量反彈。民族自尊迸發的時候，時常是專橫中帶著侵略性的。現代民族主義的病態性發展正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反動。在回答“什么樣的政治體制可能適合這文化自決的新時代，同時又能維護自由，也許還能遏制流血？”的問題時，柏林坦率地承認，文化自決而沒有政治架構，這正是當前的問題。盡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經濟的統一又有文化的多樣是可能的事，一個現代民族，如果能夠有良好的政治體制，再加上一些好的運氣，其歸屬的需要是能夠同個人自由平安相處的。但在現實政治層面，許多民族的悲劇卻在于，其政治憲政體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不能使自由和歸屬的價值結合在一起。“充分滿足的國家民族具有相當程度的統一性，其他國家民族保持適意程度的多樣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終設想，但他沒有討論在什么樣的政治體制中，自由主義能夠同民族主義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顧兼容；他也沒有討論，在現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處的情形中，我們能夠發現什么共同的東西，尤其是制度層面的因素。[!--empirenews.page--]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詮釋者約翰·格雷的話來說，柏林思想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在接受了為批判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強調的多元論觀點以及他們贊同的對特殊文化保持忠誠的正當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來的人類理性和道德統一性的范圍和限制加以具體化的問題。（注：”格雷，《柏林》P.103，昆侖出版社，1999。）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柏林傳人的泰勒結合魁北京分離運動個案所提出的“承認的政治”正是沿著這一方向作出的進一步努力。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個以法語居民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這個集體目標為由對魁北[1][2][3][4]下一頁 克居民施加了某種限制，例如規定非法語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語學校就讀，擁有50名以上雇員的企業必須使用法語，以及規定不用法語鑒署的商業文件無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權利憲章增加了一個條款，承認魁北克為“特殊社會”，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使其集體目標合法化。這里產生的問題是，一方面，對于許多加拿大英語居民來說，一個支持某種集體目標的政治社會，對于憲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權利條款是一個威脅。因為支持某個民族群體的集體目標很可能會限制個人的行為從而侵犯他們的權利，即使不至于踐踏個人權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種司法權管轄的公民都屬于能從該司法權受益的民族群體，這樣做也可能被認為是內在歧視性的。另一方面，對于魁北克政府來說，在魁北克保存和發展法語文化是件不證自明的好事，政治社會不能在以下兩種人之間保持中立，一種人贊成保存我們祖先的文化，另一種人為追求自我發展的個人目標不惜割斷與傳統的聯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給予集體目標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傾向于選擇一種不同的自由社會模式，按照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用一種好生活的概念來組織社會，同時又并不因此而歧視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泰勒的“承認的政治”就是為了揭示這一當今重大政治問題的哲學價值，在無視差異的同質性要求和差異政治之間建立一種平衡。把觀念史分析方法運用到魁北克個案，泰勒深刻地闡發了平等的承認之中表現出的普遍主義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異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兩種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聯系的形態之間的內在緊張。前者是伴隨著從榮譽到尊嚴的轉移而來的，這種政治強調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嚴，其內容是權利和資格的平等化，這項原則最近贏得的最大勝利是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后者是從現代認同觀念中發展出來的，它要求承認個人或群體獨特的認同，這種認同正在被占據統治地位或多數人的認同所忽視、掩蓋和同化。這兩種政治的內在聯系在于支撐著差異政治的基礎正是一種普遍平等的原則。差異政治譴責任何形式的歧視，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尋味的是，差異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義的尊嚴政治完全吸收，因為“它要求我們承認并給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東西。換言之，我們承認每個人的獨特性，只是對某種普遍存在的情況——人人皆有其認同——給以適當的承認。普遍的要求推動了對于特殊性的承認。”（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據董之林、陳燕谷譯文，原載《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empirenews.page--] 但是，雖然這兩種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卻是相互沖突的，“一種觀點認為，平等尊重的原則要求我們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這種見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為我們都是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們應當承認甚至鼓勵特殊性。前者指責后者違背了非歧視性原則。后者對前者的指責是，它將人們強行納入一個對他們來說是虛假的同質性模式之中，從而否定了他們獨特的認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據董之林、陳燕谷譯文，原載《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義把無視差異的普遍主義看作是非歧視性的，而差異政治則認為“無視差異”的自由主義本身僅僅是某種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種冒充普遍主義的特殊主義。泰勒的方案包含了這樣的兩重性：一方面，他把差異政治看作是從平等尊嚴的規范中派生出來的，認為承認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貫徹平等的原則，這構成了對無視差異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義的批評；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價值作為一個假設或邏輯起點，實際上是強調承認的政治必須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進行，（注：參見汪暉為所編《文化與公共性》所撰的導論。）從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實質性判斷和強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種族中心主義。那么，就與權利自由主義的關系而言，究竟應當如何來把握泰勒推薦的“第三條道路”的性質？考察一下哈貝馬斯在《民主法治國家的承認斗爭》一文中對泰勒理論的批評將會有益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哈貝馬斯認為，只要正確地解釋權利理論，就會發現它不但對于不平等的社會生活條件不是無動于衷，就是對于文化差異同樣也不是置若罔聞。在哈貝馬斯看來，泰勒僅僅從個人的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的角度來理解權利自由主義，從而就與程序性自由主義忽視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樣，把自律概念一分為二，而沒有考慮到，“法律的受眾(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獲得（康德意義上的）自律，就應當能夠把自己視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據所制定的法律，他們又都是私法主體。（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譯見《文化與公共性》，P.342.）事實上，根據現代憲政的理性觀念，個體的主觀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設定為權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現代法律所保障的雖然是獲得國家認可的主體間的承認關系，由此產生的權利確保的卻是永遠處于個體狀態的法律主體的完整性。而一旦賦予主體法人一種主體間的認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釋所造成的盲目性，“個人，包括法人，只有經過社會化，才能充分地個體化。由此可見，一種得到正確領會的權利理論所要求的承認政治應當維護個體在建構其認同的生活語境中的完整性。這點無需任何對立模式來從另一種規范角度對個體主義類型法律體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堅定不移地把法律體系付諸實現。”（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譯見《文化與公共性》，PP.343-4.）[!--empirenews.page--] 如果說哈貝馬斯在《民主法治國家的承隊斗爭》一文中對泰勒的批評過于抽象（這種抽象性是與他沒有在該文中詳盡闡述其立場相關的），那么在作為《事實與有效性》英譯本的附錄發表的《公民身份與民族認同》一文中則把他倡導的所謂憲法愛國主義的豐富內涵全面地展示了出來。三 憲法愛國主義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貝馬斯的憲政觀中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前者要解決現代國家統一的價值規范問題，后者則是不但能夠置換民族性并賦予價值規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認同標準，而且能夠連接公民的動機和態度從而保證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穩定支持的動力資源。盡管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但兩德統一、歐洲聯盟以及移民與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貝馬斯倡導和推展憲法愛國主義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說前者是其理論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兩者則是其憲政觀中內含的基本原則的運用對象。首先，憲法是多元社會中表達形式的共識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義的事實和確保公民權利的任務決定了民族國家層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種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亞共同體之間的“公分母”，又是該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體現，哈貝馬斯把這個層次上的共同體稱作“法的共同體”。對哈貝馬斯來說，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個法的共同體即立憲民主國家中，不同的倫理生活共同體可以在同一個其核心為普遍主義原則的現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處，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構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賴的是以共同的善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來強制的動機和意圖的和諧背景的支持，這種公民身份的共和主義模式提醒我們，受憲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對這樣的人們才是有價值的，他們習上一頁[1][2][3][4]下一頁 慣于政治自由，適應于積極自決實踐的‘我們’視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須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其次，在確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識又培育多元社會共存感的立憲愛國主義的公分母或共同標準的論題之后，哈貝馬斯把其憲政觀的視野進一步拓展到歐洲一體化的范圍中來。在這里他關注的焦點是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哈貝馬斯認為，民主立憲國家和資本主義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線性的。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使得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系又以另一種形式表現了出來，這不但是由于民主過程迄今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內運作的，政治公共領域是以民族為單位的，而且因為其內涵是“朝向歐洲共同善的職責的意識”的“歐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問題尚在未定之數。具體來說，從歐洲一體化進程看，超民族水準的數量不斷增長的決策正在一個逐漸增長的程度上影響越來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為止公民的決策是在民族國家的水準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響歐洲決策的問題上擁有發言權的機會似乎微乎其微。經濟律則變成一種獨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則僅僅局限在民族國家的水準上，這一事實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與這種地位相聯系的共和主義要求相矛盾。很顯然，由于傳統的（歐洲）民族國家太小，不足以應付歐洲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經濟，因此應當聯合在更大的政治單元之中。而一個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夠的合法性，就必須包括基本的社會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礎不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討論（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主要成分）而實現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會權利，即以政治為基礎的福利制度。（注：參見希爾貝克(Gunnar Skirbekk)，《評哈貝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載《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從這一角度，哈貝馬斯把歐洲統一的事業看作是資產階級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對資產階級歷史局限性的超越是這種突破的題中應有之義。[!--empirenews.page--] 一百多年以前，以實施人權和民主為主要職能的民族國家框架，使得一種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會整合成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臨的任務則是以“進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圍內繼續這項任務。（注：參見童世駿，《政治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出處同上。）最后，移民和避難問題加劇了立憲民主的普遍主義原則和保護已經建立起來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義要求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果說，在兩德統一境遇中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主要針對的除了主張以德意志民族的傳統文化作為民族認同基礎的民族主義，還有后來在兩德統一時表現出來的所謂“德國馬克的民族主義”的話，那么，哈貝馬斯的憲政觀在移民問題上所要反對的則是所謂富裕的沙文主義。一方面，關于移民政策的辯論不應只涉及西歐的經濟體系吸收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應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觀點要求我們無偏私地對待移民問題，不但從富裕地區的居民的角度，而且從尋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尋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難而且是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在這里，哈貝馬斯援引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進行論證，對移民權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從互競的思慮得到辯護，即避免社會沖突和將會嚴重地危及社會的公共秩序或經濟再生產的負擔的需要才能使嚴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當性。相對于社群主義從保護特定生活形式的種族—文化內涵的角度對自由移民權利施加規范性限制的特殊主義的論證，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認為，同樣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認同并非依賴于作為整體的種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賴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則。的確，自決的民主權利包括保護形成公民身份權利的具體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權利，但它并不包括對一種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權利。在刻畫了這樣一幅誘人的圖景之后，哈貝馬斯充滿信心地預言，隨著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國大革命的情境中所夢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漸變成政治現實：“即使我們在完全實現這一目標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義的條件亦不再僅僅是一個海市蜃樓。至少，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個統一體，其輪廓已經隱約可見了。”（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四 如果說，柏林的自由主義和多元論之間的緊張關系消解了為自由主義尋找普遍正當的理由的努力，從而自由主義最好被理解為將自我選擇的活動視為最重要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貝馬斯則試圖在捍衛普遍主義（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義（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時把立憲民主的普遍原則與成為這種原則的動源并賦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聯系起來。“憲法的原則，只有當它們置身于由公民構成的民族的歷史情境之中，從而與公民的動機和意圖建立聯系，才會在社會實踐中具有形式，并成為動態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聯合體這個策劃的推動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貝馬斯強調，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憲法為結晶的。每個民族文化都根據其獨特的歷史而形成對同一些、也體現于其他共和主義憲法中的原則——如人民主權和人權——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解。這種與特定的亞文化、亞群體——包括主流文化與主流群體——相分離的政治文化與羅爾斯所謂“重疊的一致”非常近似而與泰勒更加實質性的共和主義論題拉開了距離。問題的實質在于，“自由主義的價值論是個體價值自決，并通過程序主義的公共理性秩序來平衡價值沖突，而非由首級政治制度一視同仁地（平等）對待優質品和劣質品、善與惡、好與壞”。（注：劉小楓，《自由主義，抑或文化民族主義的現代性？》，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P.79.）這一點無論對于柏林強調歸屬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還是對羅爾斯主張與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學說脫離的所謂“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學的”自由主義都是適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義的“文化現代性理論”以及過分拘泥于魁北克分離運動個案所造成的近視性不但使其“共和主義論題”沒有洞察到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系僅僅是一種帶有歷史偶然性的聯系而不是一種概念的聯系，而且使其“承認的政治”沒有能夠充分估價“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層次必須同亞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鑄成的認同相脫鉤”（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轉引自注(12)所及童世駿文。）的重大意義，后者不但是傳統自由主義政治論證的精髓，而且構成了哈貝馬斯在兩德統一、歐洲聯盟、移民與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導所謂“憲法愛國主義”的重要理論前提。[!--empirenews.page--]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哈貝馬斯把政治文化當作“做成”現代集體認同的關鍵，并把現代社會中同其他文化價值相分離的政治價值領域當作某種既予的東西的“與政治物相關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區別開來，后者不但為正確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關系鋪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們有足夠的余地來設想超越民族國家邊界而形成一種共上一頁[1][2][3][4]下一頁 同的政治文化（而不僅僅是一種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從而為像歐洲聯盟這樣超民族的集體認同提供基礎。（注：參見童世駿，《政治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出處同上。）哈貝馬斯清醒地意識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約束力顯然弱于在各民族國家內部近一兩個世紀所發展起來的國家公民互助，而成為歐洲統一進程瓶頸的欠缺正是缺乏對世界公民互助意識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貝馬斯的同齡人、德裔英籍社會學家達倫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會仍然局限在民族的邊界之內，它就必然與排他的態度、措施和規則相結合，而排他的態度、措施和規則是違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社會本身的原則的。只有當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建立公民社會的歷史任務才算完成。”（注：達倫多夫，《現代社會沖突》，P.6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會的理想上與達倫多夫一樣同屬康德信徒的哈貝馬斯則堅稱，如果我們不想回到作為“古老帝國中的政治上無能為力的農業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論，我們就必須把握復雜社會的民主自我調控的思想，“為什么那種偉大的、在歷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識和王朝意識上升為國家意識和民主意識的抽象力不能被繼續發揚光大呢？”（注：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譯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哈貝馬斯提出了“繼續進展的現代性還是被繼續引導的現代性”這樣的問題，他援引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和安東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種現代性”和“反思的現代性”這一觀念，并認為吉登斯所謂“如果現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盡頭”以及“我們并未進入后現代時代，而是走近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現代性的結果所產生的影響比迄今任何時候都更徹底、更普遍”這兩句話應當這樣理解：（注：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譯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一方面，現代社會無法再把社會再生產的后果—它表現為系統化地生產出來的風險—外化，即不能再把這些后果轉嫁給其他國家和社會，轉嫁給子孫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可以動用的外部資源越來越少，它必須日益依靠自己來再生產其基本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響意義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價保持在社會可承受的限度內”的意義上，在解決現代性的后果問題需要依靠現代性本身的能力的意義上，哈貝馬斯才把現代性稱作“未完成的謀劃”。

第三篇：如何理解從對外漢語到漢語國際教育

如何理解從對外漢語到漢語國際教育

學科的名稱是學科的內容和學科本質的反映。由于對某一學科本質認識的不同，在學科名稱上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加上歷史沿革，約定俗成等因素的影響，使看似簡單的學科名稱問題變得復雜化了。對外漢語教學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的解釋為“針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實際上也包括了對第一語言不是漢語的國外華人進行的漢語教學，廣泛使用十多年時間。但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趨勢的發展，以及近三十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國際價值日益凸顯。為了因應對外漢語教學發展的新形勢，國家成立了由多個部委共同參與的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統一協調領導全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尤其是2007 年成立了孔子學院總部以來，海外希望建立孔子學院的教育機構趨之若鶩。截至2009 年10 月，全球已建立282 所孔子學院和241 個孔子課堂，共計523所，分布在87 個國家(地區)。此外,國家漢辦還組織海外中小學校長夏令營，進行教師培訓，派遣志愿者去海外任教，組織編寫教材，研究教學法，舉辦漢語橋比賽，設立漢語橋基金，設立孔子學院獎學金，開發新的漢語考試，開展網絡教學等等。伴隨著孔子學院的遍地開花，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也在增加，據有關部門透露，目前海外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注冊學生人數已經有22 萬人。此時，同時涵蓋對來華留學生進行的漢語教學和在海外進行的漢語文化教學兩方面的“漢語國際教育”顯然更為貼切了。

陳璐曾在《從漢語國際推廣到國際漢語教育——21世紀國際漢語教育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國際漢語教育關注的焦點是將漢語放置在國際環境中，因此國際漢語教育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勢必都離不開這個大背景。”借助漢語國際推廣作為中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從對外漢語到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變化：即漢語國際推廣是對外漢語教學多年來在我國綜合國力提高的基礎上得到的碩果。漢語國際教育則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隨著國際漢語推廣的深入發展，對于漢語教學的再認識。

從對外漢語到漢語國際教育，看似只是簡單的學科名稱變更，但實質卻暗含著中國文化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華麗轉身。“引進來”的對外漢語教學固然可以讓來華留學生親身感受中國的巨大變化，體驗中國文化的偉大魅力，讓他們在漢語環境中成長;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就目前還是就長遠來說，來華學漢語的人數永遠是少數，海外漢語教學必將成為傳揚中國文化的主戰場。漢語的國際化程度主要取決于海外漢語教學的發展程度，取決于海外漢語教學的質量和效益。因此，我們必須增強國際視野，兼顧海內外建立國際漢語教育學科。漢語國際教育的“走出去”可以讓更多的人接觸漢語和中國文化，讓希望學習漢語又無法到中國來的人就近學習。

從對外漢語教學到漢語國際教育，這是一種非常大的改變。如果將對外漢語看做是固本強基，那么起基于國際視野的跨學科、跨區域的漢語國際教育則是為了更好地開展漢語作為外語教學的理論研究和資源建設，更好地研究和解決海內外漢語教學理論和實踐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更好地適應、支撐和促進漢語國際教育的持續發展，推進漢語的國際化進程，進一步增強全球視野下的學科意識，擴大交流的廣度和深度，加大合作的力度和水平，以圖共建、共享、共榮國際漢語教育學科而設立的。應該說，對外漢語教學與漢語國際教育是一個有機整體。

語言是不同文化之間相互溝通的橋梁。要想讓漢語真正走向世界，我們必須保持著開放包容的態度，敞開胸懷，團結高效，努力工作，為架起世界各國人民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的漢語之橋作貢獻。

第四篇：從盲目到完滿基于前理解的教學導引策略

從盲目到完滿基于前理解的教學導引策略

摘要：前理解是伽達默爾提出的詮釋學的重要概念。前理解帶有天然的盲目性，這雖然構成了學生文本解讀的陷阱，但是如果及時給予導引，就會增強學生文本解讀的有效性。將前理解的概念引入當下的語文教學，有助于教師對學情的掌握，并根據學情的特點和變化開展有效的文本解讀。

關鍵詞：文本解讀；前理解；學情

理解始于前理解，不僅是一個古老的傳統觀點，而且是詮釋學的重要理論前提。“前理解”的概念是伽達默爾在海德格爾的“前結構”的基礎上提出的。[1]他認為前理解是詮釋學最重要的條件。它來自于“與同一事物相聯的存在”并規定了“什么可以作為統一的意義被實現”。一般而言，我們所謂的教學中的前理解主要是指某種理解之前的理解，也就是說是在某種理解開始之前，理解者所具有的觀點、看法以及自己的見解等。

將前理解概念引入當下的語文教學，對實現基于學情的文本解讀大有裨益。前理解下的學情不僅包括學生對文本的自主預習，而且涉及課堂教學中的學情變化。只有通過對前理解的有效導引，才能最終實現學生與文本之間的有效對話。但同時，伽達默爾認為，前理解帶有天然的盲目性。如何抵消這種盲目性，并且在有效引導下實現完滿的理解，這是教師應該重點考慮的問題。

一、盲目性的表現形式及成因

（一）偏見與誤解

伽達默爾認為，偏見并非使我們“與過去分離”，而是“讓過去向我們開放”。他雖然承認偏見的合法性，但也承認偏見的狹隘和消極。學生在自主閱讀文本的過程中，雖然會產生個性化的解讀，但同時，誤解也是難以避免的。這里面的誤解，不僅是指錯誤的理解，而且也包括單一的理解。例如，當學生閱讀《我的叔叔于勒》時，他們對菲利普夫婦的認識一定會是“自私的、冷漠的、愛錢的”。這種理解雖具有合理性，卻不是立體化的，如此也就難以理解小說中小市民形象的性格特征。

（二）思維定勢與權威解讀

模式化已成為當下語文課堂的一大弊端。無論是課堂結構的設置，還是學生的語言表達，都在長期的訓練中漸漸落入模式的泥淖。其在學生閱讀中的表現形式有：對文體的絕對認同，對人物的模式化分析，對語言的單一運用，等等。另外，學生在閱讀過程中難免會參照相關的權威觀點，并將其作為解讀文本的鑰匙，從而消解個體在閱讀中產生的差異性和獨特性。這種參照，雖然為自主閱讀提供了一定的輔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學生在閱讀中的主體地位。

二、基于學情的教學導引策略

伽達默爾認為，如要實現對文本的詮釋，我們要“先設定被理解的東西本身必須是意義完整統一的”，只有這樣，才能“檢驗我們的意義預期并獲得正確的理解”。這種對文本意義的“設定”是實現解讀的前提。但是在教學中，我們必須考慮另外一種不可忽視的要素，那就是學生視角，即要有對學情的設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心中有數”，在課堂教學中有的放矢，從而拉近學生與文本之間的距離。

（一）發現與整合

前理解的盲目性決定了學生在預習和自讀課文過程中會出現淺讀和誤讀的現象。那么對教師而言，首要任務就是對這種現象的發現，其中包括學生對故事情節的把握、對人物形象的認知、對小說主題的理解，等等。這些內容是學情的重要表現形式，是開展教學的前提條件。一般而言，要實現這種發現，教師可以采取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課前針對性的預習；另一種是關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思維狀態。前者是靜態的，教師重在檢查；后者是動態的，教師重在觀察。

當然，發現的目的在于整合，這點對課堂教學尤為重要。一方面，我們可以將學生自主學習的盲目性進行歸類，尤其是在重點內容理解上的偏差，并將這種共性的偏差作為設計教學活動的聚焦點；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及時把握學情的動態變化，將教學活動中出現的“意外情況”作為調整教學策略的依據。和前者相比，后者是瞬時的、動態的，對教師的課堂調控能力有較高的要求。總之，只有及時準確地發現，才能了解學情；只有對學情進行及時有效的整合，才能基于學情制定和調整教學策略，從而實現教學活動的有效性。

（二）導引與轉化

如果說發現和整合都是為課堂教學做準備的話，那么在教學中對其進行有效的導引就是對學生“前理解”的正向轉化。以《我的叔叔于勒》為例，我們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對學生前理解的盲目性進行導引，從而在還原文本的基礎上增強學生對文本的解讀效果。

1.以自身體驗關聯文本

伽達默爾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對抗性，即“存在著一種熟悉性和陌生性的兩極對立”。學生對文本的理解亦是如此。蘇教版語文教材（九年級上冊）中的《我的叔叔于勒》的課后第三題為：

小說中有些話，看似平常，要讀出畫面形象，讀出真實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仔細揣摩下面的話，想一想，應該如何讀？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滿是皺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臉，那是一張又老又窮苦的臉，滿臉愁容，狼狽不堪。我心里默念道：“這是我的叔叔，父親的弟弟，我的親叔叔。”

此題的設置旨在引導學生讀出“看似平常”的話語背后的畫面形象，從而理解其內涵。當“我”看著他“滿是皺痕的水手的手”和“滿臉愁容”“狼狽不堪”的“又老又窮苦的臉”的時候，心里默念道：“這是我的叔叔，父親的弟弟，我的親叔叔。”“我”默念的這句話確實平常，學生也一時難以深刻理解，但是當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換位思考（假如你看見自己的父母這樣對待自己的叔叔，你作何感想）之后，學生就能夠明確這句話的指向在于親情，其涵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將學生的自身體驗引入文本，實際上就是將解讀者置身于文本的語境之中，從旁觀者轉化為親歷者，這樣，文本中的情境得以還原，情感也就能夠自然流露，學生對文本的解讀也就相對容易了。

2.以內容補充完善文本

文學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加之教材中的有些文本經過節選和刪改，這就使得學生和文本具有天然的時間阻隔。伽達默爾認為：“時間距離不是一個張著大口的鴻溝，而是由習俗和傳統的連續性所填滿，正是由于這種連續性，一切傳承物才向我們呈現了出來。”所以我們就要“把自身帶到這個他人的處境中”，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自我置入的意義”。

可見，內容上的補充（交代時代背景、創作動機、作者的寫作風格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需討論關于內容補充方面的兩個要素：一是必要性；二是時機。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這種補充的作用。雖然這種教學環節已經被廣泛運用，但是并不一定應該成為課堂教學的必備環節。如果學生在文本的解讀中已經能夠明確主題，那么這時再去補充就是畫蛇添足了。

其次，我們要警惕這種補充的陷阱。毫無疑問，如果我們在教學伊始就將作者的整體寫作風格、寫作背景以及表現主題的內容呈現，那么接下來的教學就會變成主題先行的模式。學生在明確的主題架構中尋章摘句就會變成帶著鐐銬的舞蹈，其本質上是取消了學生文本解讀中的主體性。

最后，我們要把握交代的時機。我們必須明確，交代創作背景的目的在于促進學生的文本解讀。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就是對時機的最好詮釋。一般而言，當學生實現了對文本的整體解讀，并且已經初步接觸了較為深刻的主題時，我們呈現相關的時代背景就會使學生明確其社會意義。以《我的叔叔于勒》為例，學生能夠在鮮明的對比中發現金錢在親情中扮演的角色，這時就可以出示馬克思的話“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此時，金錢和親情的關系已經不僅僅是于勒一家的特點，而是當時社會的典型寫照，小說的“反映社會生活”的目的就達到了。

3.以材料鏈接超越文本

伽達默爾說“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2]，又說“世界被啟示于人類，僅在于語言和通過語言”[3]。毫無疑問，語言是文本解讀的依托，所以，我們必須引導學生反復琢磨語言，并以此理解其深刻含義。如筆者在《我的叔叔于勒》的教學中發現，學生對菲利普夫婦的自私、冷漠分析得鞭辟入里，并且一致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他們。這種課堂氛圍雖然沒錯，但是容易遮蔽個性化的、有深度的解讀。這時筆者出示了與作者相關的材料，即莫泊桑對“道德風尚的丑惡，給以無情的揭露和嘲諷。只有在下層人民中，他才發現一些令人寬慰的健康品質”，他的作品“同情和表彰下層社會的小人物”。這樣，學生開始從新的角度分析菲利普夫婦，開始發現他們作為社會小人物的無奈與尷尬，并且對自私的母親凡事為女兒著想的行為表示理解。這樣的分析呈現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使得單一的形象豐滿起來，很明顯是學生文本解讀的深入。

前理解是伽達默爾在詮釋學中提出的概念，雖然在理解上比較復雜，但是將其引入當下的語文教學，尤其是學生視角下的文本解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它有利于我們對學情及其變化的掌握，有利于我們對學生自主學習的盲目性進行糾偏，并最終促使我們有針對性地制定并及時調整教學策略，從而實現文本解讀的準確與高效。

參考文獻：

[1]黃珊楠，陳隆升.閱讀教學中的“前理解”：內涵、類型與導引策略[J].初中語文教與學，2015（7）：20.[2]洪漢鼎.伽達默爾的前理解學說（上）[J].河北學刊，2008（1）：62.[3]洪漢鼎.伽達默爾的前理解學說（下）[J].河北學刊，2008（3）：46.（責任編輯：陳玉賽）

第五篇：從優秀到卓越

從優秀到卓越

時間：2004年4月21日晚7：00

地點：北京大學勺園多功能廳

李開復：各位同學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又來到北大，每次來到北大都是很擔心，又是很快樂，快樂的是有一批非常聰明的學生，擔心的是又會有問題，把我考倒了。今天我講的題目是科技人才和教育，就像石校長所說的我在32年前，步入了美國的國土，在美國一共住了30年，因為中間扣掉兩年在北京工作的。所以在美國30年我經過了兩所大學讀書，從本科讀到博士，在美國不同的大學做過兼職或任教，在美國三個成名的成功的公司工作。得到了一些啟發，得到了一些感想，想想美國是怎么成功的，今天我想把這些因素來和大家做一個介紹。當然任何的一個國家，它都有它的好處，有它的壞處，有它做的成功的地方，有它做的失敗的地方，當然今天在這兒我想如果要談美國的失敗，那么我就是班門弄斧應該和各位做一種探討。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并不是說美國都是對的，都是好的，但是我是把它好的，壞的里面挑出一些對中國也許有一些啟發的。

為什么要挑這個題目呢，因為今天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的一個奇跡，不管是從神州五號，是從申奧成功，還是甚至從一些體育明星在美國的成就，都讓我們在海外的華人感覺自豪，也讓全世界的公民感到矚目。中國的崛起是為什么成功的呢？我們看到的成功不止是這幾方面，還有中國的經濟的契機，中國的每年的公民每年的存儲，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機的市場，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的PC市場，而且很確定的是它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PC市場。這十幾年在中國成為一個公認的奇跡，這個奇跡有幾個原因了，一個是成本，一個是代價，也就是說中國的產品擁有很好的價格的優勢，中國的勞動市場當然是和這個是密切有關的，很多人把這個列為第一位，但是我認為這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更重要是中國市場的龐大，溫家寶總理曾經提出，這個是13億市場的概念，這個概念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視的，任何一個在國外做生意的都不敢忽視的，因為中國的市場會帶給國外的或者中國的所有的從商的無限的商業的想象力，也帶給他們無限的商機。

光是市場和優秀的性能價格比是不足夠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有相當大的作用，讓中國，讓更多的國際性的公司可以沒有后顧之憂地在中國做生意，讓中國更多的從商的人員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市場競爭，經過市場競爭來決定什么是成功的產品，什么是中國的品牌。那么這幾點都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我在中國工作兩年，但我深深感覺到最重要的是中國人的勤奮、向上，毅力。這三點中國人不但得到了成功，得到了經濟的奇跡，而且也贏得了世界的尊敬，這一點我希望各位同學，我們千萬不可以丟棄，因為這是一個中國時代來臨的基礎，也是一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中國達到了經濟契機，今天面臨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任何人都有信心，中國會成為一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的生產能力將超過亞洲的四小龍，國民所得接近四小龍，它會在十年左右能夠達到擁有亞洲一流的企業、高校等等。但是在這五千年的歷史的今天，我們處于一個十字路口，因為在21世紀的中國，在下十年，二十年，中國會僅僅因為它的人口眾多，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還是它會從優秀跨入卓越，成為一個真正最強的，成為世界之最的一個超級強國。它擁有自己的自主的知識產權，杰出的學者，杰出的技術的領導人和一個強大的經濟。這兩者最大的關鍵就是在科技，在人才，在教育，我之所以認為這三點如此的重要，是我在美國看到了美國的成功，美國的成功可以說是由政府提供的強大的經費，贊助教育，贊助科研，從這個科研提煉出了成功的產品，從這個產品得到了世界公民的認可，得到了價值，將這個價值經過了政府的稅收，又投入了教育，經過了售賣這些成功的產品，也投入了企業，也投入了科研，讓它成為了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良性的循環。

這整個成功里面，人才是占最關鍵的地位，我回過來說，科技、人才、教育，三者里當然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科技總是大家想得第一者，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狀況呢？因為一個成功，一個世界之最的經濟它必須要有可以延續的優點，科技是唯一一個讓優點能夠成為一個可以延續的，因為你有這個technology，技術比別人做得好。而唯有技術的國家，有技術的公司，它才能夠有這個優點，才能夠有這個帶來財富，唯有人才的國家它才能夠創新的技術，唯有有最好的教育系統的過程，它才能夠創最好的人才，所以這三者是非常相關，相連的，甚至我們可以把它當做一件事來探討。我們提到首先第一件我想講的是科技、技術。技術為什么這么重要呢？技術的重要性，因為今天世界的成長和過去歷史已經不一樣了，下午我在人民大會堂做同樣的演講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的問題，它的問題是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美國只有兩百年的歷史，為什么不能夠利用這五千年悠久的歷史來做一個differenciation，來靠這個做更好的科技。我的答案是在很多學科里面，不管是歷史、哲學都是靠時間的累計，你積越多的知識，五千年就比兩百年要多25倍的知識，但是科技的成長它不是靠時間的累計，而是靠differenciation的成長。它的成長我們舉一個，我最理解的例子，就是IT和軟件，為什么今天美國有每年兩千億IT帶來的財富呢，那是因為它財富的累計造成一個循環，再創造新的財富，如果我們看美國的狀態，在1980年代初期，在美國做的研究，做了很多研究，這個藍的曲線是科研，橘紅色的曲線是帶來的產品和財富，我們可以看到藍色的曲線，左邊的藍色的曲線是操作系統的研究，它是計算機架構的研究，這些研究有很多在80年初期的研究，這些投入得到了結果，這個結果就是市場的接受，市場的應用，經過操作軟件，操作系統的研究，得到了這個differenciation，這些應用。那么這些應用又被拿來當做投資，投資到了下一代的科研，下一代的科研當然是最經典的圖形用戶界面，鼠標的研究，這些研究過幾年也結果了，結的果實就是differenciation，造成了更多的財富。這些財富又被這些公司拿來繼續地投資，又走到下一步，這個下一步當然是Internet的來臨，新的研究包括Internet的標準。這些技術和標準又造成了新一代的應用和財富，包括了瀏覽器，包括了E―mail電子郵件，今天經過了這一批財富，我們又有很多成功的公司把它投入了更新一代的研究，因為這不是一個技術的演講，所以我不再做更深入的解釋，但是你很清楚看到人才創造科技，科技創造產品，產品創造財富，然后循環到科技、人才，教育里面，這就是美國經濟的成功，這就是中國未來的一個很大的關鍵，當然IT只是一個環節，IT很重要，因為它將帶給社會無比的效率，成為世界每一個世界每一個傳統企業和任何企業的一個核心，帶來無比的效率的好處，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領域，比如生命科學，這也是一個從農業到制藥業都會徹底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比如說納米技術，從細菌大小的空間能夠創造物質，釋放無窮的力量會徹底改變落有的制造業，未來還有更多的例子，每一個例子都可以帶來數千億美元的財富，那么這個財富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它能把握這個科技，它有人才來生產這個科技，它有教育生產這個人才，他就可以成為世界之最的超級強國。

美國的科研，我想講幾個重點，下面我將談的是科研、人才、教育，在這三個領域我會談到的是美國是由哪一些很好的做法，也許值得中國借鑒，第一個我能想到的就是科技方面，科技方面有科研，研究的工作，有產品的工作，由科研到產品的轉化，還有一個企業文化，這四點我會有四章來解釋。在美國有一個現象，就是說在產業做科研，尤其我到了微軟，讓我深深體會的一點，就是不是為了技術而做技術，我曾經到一所大學做了一個演講，他們也有一個很奇怪的慣例，每一個演講者講完了以后，要給學生留下一句話，他們把它刻在一個木頭做的一個plug上面，臨時問我，我就講了這么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做的目的不是創新，而是有用的創新，不能為了一個事情的新，沒有人做過，就大家一窩蜂去做它，我們要先理解這個事情做了以后對用戶，對商業有什么好處，這一點是我在微軟之前，沒有深深地理解，也做了很多浪費時間的，純粹的創新，到了微軟以后這是我學到了很大的一個教訓。

第二我們可以談的是研究，我這里說高校科研，也不見得是高校，也可能是national lab

這一類的地方，怎么去做研究能夠做得更好，美國的系統有幾個地方我非常的欣賞，第一個匿名的評審，就是說你做的好不好，你這個工作做得好不好，研究做得好不好，不是看你有沒有名，不是看你關系好不好，不是看別人尊不尊敬你，而是看你這個工作的提議有沒有價值的存在，也就是說我把我的一個proposal提出去之后，把我的名字刪了給別人做評審，那個人做來的評審的結果我也看不到是誰的評審，這樣唯有這樣一個匿名的過程才能夠真的做一個assessment，也就是說最優者存，第二很客觀的評估，而且勇于認錯，這一點我想舉一個實例。

我曾經做過于語音方面的研究，但是語音方面在美國剛開始研究總是A說A做的好，B說B做的好，每人寫一篇文章都說誰做的好，最后可信度降低了，這個時候美國一個科研單位就說了話，你不可以這么做，你如果拿我的經費，你必須每六個月一次用我的數據做客觀的評估，我的數據不可以讓你看到，而且保證是全新的，你從來沒有見過的數據，然后誰做的好，誰做的不好，我們做這個評估比賽就知道了。這一點是對語音界的一大福音，因為馬上就讓所有研究的結果，可信度變到百分之百，所以如果我是leader，我看做的研究結果比我好，我就向他學習，我就承認我是錯了，所以有了客觀的評估，就會讓每一個人勇于認錯，最后提升了每一個學校的，還有每一個研究單位的研究水平，這是第二點，第三點研究就是研究，研究不要和產品，和掙錢聯上關系，在美國的管理制度，你如果拿一個科研經費，這個科研經費是很神圣的，只能使用在這個項目上面的，是不可以帶回家的，是不可以分紅的，是不可變成一個橫向的題目了，如果一個教授想賺外塊可以的，每個星期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可以拿很高的薪資既也可以拿很多的錢，你也可以雇傭很多學生，但是這個事情請離開校園去做，這個

工作也非常客觀的把掙錢和科研分開了。

國家科研，我最敬仰的一位教授Raj Reddy先生，我在CMU讀書的時候，慢慢地理解了他對整個美國國家的科研的重要性，因為我常常看到他跟我講的一些道理，過了一陣就變成一個新的，為什么呢？因為他是一個大師，美國的科研單位會請一些大師，說你幫我們定一些方向，你看看未來科技會怎么走，是哪些研究大學現在沒有能力做，沒有金錢做，或者甚至企業都做不起的，但是會成為一個趨勢的。你告訴我們，我們大筆投錢進去，讓這個科研能夠往前走。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Internet，Internet是美國國防部支持的，在成為Internet之前，它做過的一個工具，它不但讓很多學校，可以利用這個工具，來做一些研究，或者當你把這些學校串起來，串起來之后，慢慢的成為了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面，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就談微軟和大學，微軟是怎么發現Internet的呢？有一年，應該是90年，有一批學生，他們對公司的一個回饋就是說我們來了微軟覺得軟件做的很好，但是你們居然不懂Internet，這個時候公司很多高深的官員就說什么叫做Internet，從這幾個學生身上學到了Internet，我們才知道Internet的重要性，但是Internet就是國防部有大師級的人告訴他做了Internet的研究，沒有公司做得起Internet，微軟要做Internet不知道怎么做，那個時候只有在Redmond，只有在西雅圖有這個校園，我們總不能自己連串自己，所以它這個能夠把所有的大學串起來就成為了一個平臺，讓大學生接觸到最前沿的技術，然后最后轉授給我們落后的這些技術公司。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我剛才提到的就是產學研要密切的合作，但是其實要分開。我們剛剛提到的是研究，研究怎么成為產品呢，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藝術。大概說一下，研究跟技術其實是兩碼事，做研究你要鼓勵冒險，要鼓勵失敗，鼓勵成功，也鼓勵失敗，要眼光放得遠做長期投資，你需要有idea，每天想一個新的主意，你可能是為了新，為了沒有人做過來嘗試一件事情，但是做產品，是非常嚴謹的，做企業做產品你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滿足你的用戶，GE的董事長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只有一個mission，那就是怎么去理解我們的顧客然后怎么去比別的公司更快去滿足他們，科技的公司也沒有差別，只是我們滿足這些顧客是靠科技的途徑，而且做企業，做產品我們有時間的限制，我們在明年某月某日一定要把這個product銷售出去，所以這兩組人是非常不好融合，不好協調的。因為他們的思路都是不一樣的，因為一個是thinker，一個是executive person，他們做的完全不一樣的人，研究的人他注重新，注重冒險，那么做產品的他更重視的是怎么樣能夠更快的去滿足用戶或者賺到錢，這兩批人如果硬搞在一起會有很嚴重的結果，你如果說今天開始研究部門你會報給產品部門，那么我可以保證這個研究就失去了任何的機會。因為產品部門就說，哎呀我們用戶還有一個要求，你幫我做吧，雖然你是個研究員但是你幫我可以編程，過了一陣研究員愿意放棄他們的崇高的理想，就變成了編程人員，不愿意放棄就離開了公司，這個研究部門就消失了在其他的公司工作，曾經親眼看到這樣的狀況，倒過來也是不會成功的，當然我們不必倒過來，不會任何公司把產品歸靠在研究部門，要不然就沒辦法賺錢了。所以這兩組人可以說不能水火不容，但是協調是很困難的，不能放在一起。

但是你讓他們各做各的事也是不行的，你如果讓研究人員追求創新，你讓產品人員去賺錢，或者滿足客戶，最后各做各的，甚至做出兩套不同的東西這也是一個問題。一個公司要創新，要滿足顧客，就要需要有一套機制，帶微軟有一套機制，不見得是最好的機制，我們研究員除了做研究，還要變成推銷人員，把自己的產品拿到產品部門說你就要研究，或者你這個眼光放得太遠了，你沒有看到未來科技的趨勢，或者有時候產品的部門的人，像我們部門眼光比較近，看得不遠，光聽可能還不夠，還要做一些demo給他看，聽不懂我演示給你看，終于懂了就拿去了，這要花很多的工夫的，至少研究部門要有足夠的期望，成為產品化的這樣一個欲望，亞洲研究院今天做的很成功也是我們每一個員工都有這樣一個愿望希望研究能夠造福很多很多的用戶。反過來說當他們有很好的關系的時候，你也可以想象一個產品的部門，它會幫助研究員來理解用戶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會幫助解釋未來的產品藍圖是什么，你這個技術很好，我們放在下一個版本，或者解釋產業的趨勢，是你可以告訴我這個技術很酷，但是你不知道在這個不符合于今天使用者的一些要求，我們也許會說為什么這個用戶的需求只有企業，只有產品來做，其實兩邊都要做的，Bill Gates最近做了一個演講，他說我們公司只要做兩種事情，一種是滿足用戶現在需要的需求，他們理解的需求，他們每天要求的需求，另外一種是滿足未來用戶他們將要需要，但是他們還看不清楚的需求。你只做這兩者之一也不見得成為一個成功的公司，前者就是說我的問題太多，幫我修好，或者病毒很嚴重我不希望有病毒，或者機器太慢，起動太慢這一類的問題。

后者用戶不會來說，為什么不把手機跟計算機做到一起，為什么不能對我的計算機講話，這些事情用戶今天沒有用過，他們沒有這種想象力，所以可以說研究部門，就是要去滿足未來用戶將會需要的一些東西。但是他們還看不到，看得不夠遠，我們就要做出一些雛形，讓他們看，然后得到他們的回饋。還有很多方面的協調，比如說密切的合作，但是合作的時候，不要比兩組并到一起去了，你一定要研究院有研究的機構，讓產品的部門滿足用戶，但是要有一些協調，在我們公司比爾蓋茨最好的協調，因為兩組人都聽他的話，所以在我們公司沒有這個問題，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公司最后研究的公司說我不做你這個產品的工作，或者產品部門說你這個研究沒有用，有時候談一談就談僵了，但是這是微軟很成功的部分。還有共同分享的目標，對任何的合作分享目標是很重要，一件事做成了，你也得到獎勵，我也得到獎勵，做的不好，我們都得到懲罰，這是

一些很簡單的機制。

最后還有人才的轉移，讓兩邊的部門都有一些，讓一些research的人能夠到產品部門去，讓一些sales的人能夠到研究部門來，所以像張亞勤和我，現在research的人現在被送到了產品部門，在受訓，這是我們的科技部門，但是最重要的應該是產品的文化，你可以得到一些啟發，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公司有哪些文化造成他的成功，這些文化哪些是適合移植到中國來的,第一點我們的企業文化，也就是非常有耐心，有毅力，不浮躁的做長期的投資，當大家都告訴比爾蓋茨你WINDOWS做了七年為什么還沒有掙錢，他看得很清楚，我們需要一個system來解決未來碰到安全問題，可以用這個框架解決的，今天我們碰到安全問題，其實安全問題如果你們做一些研究的話，會發現都是在WIN95，98碰到的最多。當時比爾蓋茨放棄了WIN2000，他說算了就用簡單的95做，如果他放棄了那個，今天我們在全球服務器市場就不會有任何的市場占有率，所以要眼光看得遠，看得對，要有耐心，不要浮躁。這個和我們的公司的一個culture也有關系。微軟culture在創立這個公司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PC，但是可以想像26年前，或者回去問你們的父母，如果26年前有人跟他說有個公司要把電腦放在每一個人的書桌或者是家中，他們會有什么感想。其實做軟件它的目的也就是讓人們能夠得回他們最寶貴的資源，他們的時間，讓人們更有效率，讓人們能夠發揮他們的潛力，這個才是我們最終永恒永遠不變的一個方向。第二個文化passion，這一點是美國人比較強的，美國人是很有熱情的，熱情當然有好處，有壞處，如果你是有熱情的事就做，別的不做，如果你是對某一種事情有熱情，對別的事沒有熱情那也不行。這里面更重要的是customer和partner, technology放在最后一位，我們過去曾經犯過錯誤，不是為技術創新而做技術創新，是為了顧客為了我們的合作伙伴，今天有了這幾句話，公司慢慢的轉移了，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做的工作可能是innovation，我們做好了我們的創新放過去顧客就來了，今天我們做的可能更是理解顧客要求什么，照這些要求來做他們所真的需要的一些技術，所以這個innovation，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當然我們在說一個企業文化，也許有人會說這個是不是很虛，當然不是，當公司推出了這樣的people review之后，我們所有的衡量，我們每個月，每的評估都要把這個放上去，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review。你為顧客做了什么，你花了多長時間，我去問哪個顧客會知道他很滿意跟你的合作，這些就是一定要貫徹在整個公司的，并不是說一個口號就可以，第三就是負責心，就是我要定一個目標，然后我要達到它，達到了我可以希望授獎，沒有達到我可以希望受懲罰，這是要非常公正的一種評估。怎么樣能夠做到accountable，accountability其實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定要有衡量，如果每一個員工，他的衡量的目標就是說今年要滿足一些用戶，或者說今年要發明幾個技術，第一步就是說你要確定自己有什么目標，每個目標你能夠衡量，最后你才能知道自己做的是好還是不好，才能夠有一種緊迫感，有一種主人翁感。

最后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就是說永遠不對自己滿足，一直追求卓越。當然提到自我批評，我總是不能忘記上次在北大演講，我講的題目是“如何做一個演講”做完了以后有位同學就說我有一個問題，我想你批評自己的演講哪里講的不好。這也是一種自我批評，但是這里的自我批評其實就類似的意思，就是你要教別人，你要自己能夠有能力，而且你不能夠自滿，要一直追求卓越，希望能夠做得更好。比如說比爾蓋茨他參觀了印度回來，他說這個印度在e-goverment上領先了微軟公司，我們到印度某某公司去參觀，他已經領先了微軟公司，它不全世界的e-goverment，做到每一個國家做一個e-goverment，我們自己做的不夠好，要慢慢反省，比爾蓋茨每次做完演講都會問他的演講，幫寫演講稿的說我哪里做的不好，你批評我，我才能做得更好，這些你可以想像這么偉大的，這么了不起的一個leader，他都這么self-critical，所以我們不能夠輕易地自滿。我們非常容易地可以講一些話，把自己講得很好，我們可以做一種包裝，任何一個公司在某一個指標，總是做得最好的，但是這種自我包裝和夸獎，不是一個能夠提升一個技術公司的一種很好的途徑。

現在我來談一談人才，剛才講的科技是造成持續的財富，但是科技是需要最好的人才才能造成的。可能很多人看過我寫的一些文章，那我的人才觀這篇文章里面我就提到了，在信息時代，人的重要更突出。在工業時代，你可以想象一個最好的工人和一個普通的工人他的差別可能就二三十百分比，但是在一個信息的時代，在一個最好的編程人員他比一個普通的編程人員可以有五倍，十倍的差別，所以人才在信息時代會越來越重要，在做研究方面可能差別會更大一些。比如說在信息時代，比爾蓋茨他一個人做了我們的一個產品，整個basic他一個人寫的，而且放到64K里面，他常常很自豪地告訴我們說你這個，十幾個，二十個MBytes，以前我64K就做成了，就是有這樣的奇才才能體會人的重要性，知道人的重要性我們做了很多的措施，我們可以舉微軟的例子，比如人才報告，比如Steve Ballmer他的床頭有一本書，這本書里面有公司最資深的六百個人，比如說我們這幾位院長，還有亞勤，我，都在這個書里面，這個書一翻開就可以看到張宏江的玉照，旁邊就會說他這次people review打了幾分，什么時候最新得到了一個升遷的機會，現在管多少人，以前管多少人，以前打分怎么樣，他先天有哪些優點，有哪些缺點，他的缺點比去年多，比去年少，一目了然。Steve Ballmer每天讀這本書入眠。他并不是說這本書很枯燥，而是他覺得這個重要性。他就是靠這本書理解了公司的人才，這有好幾個作用，一個作用他看到宏江，他就說宏江，你這個老板還在批評，他說宏江我們幾月幾月開過會，或者你這個工作做得很好，或者你管理這么大的機構，工程院成長這么快有沒有問題，都能理會你把這個話講出來，他是更重要他靠這本書，他覺得什么人在什么時候該升遷，張亞勤和我回到美國不知道是感謝還是不感謝，總之是因為這本書我們回到美國了。這本書哪來了，Microsoft每年花兩三個月的時間，就是公司六百個人，這六百個人也不換，當然你做這個體系你不能永遠是六百個人，永遠是這些人，有些人做的不好，就要

被踢下去，做的好提升上去，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另外還做人才追蹤，可能有些同學提過徐峰雄博士加入微軟，他原來是在IBM做深藍的人，他是發明深藍的人，他是我追蹤了至少五年的人，我每年給他打電話，我也不認為自己能夠有希望能夠雇到他，但是我就是不放棄，在這種執著不放棄之下終于把他挖來了，這是我們公司的一個要求，每一個人要做人才追蹤，要把最能干的人跟他們有好的關系，當他哪一天情況轉變了，他們愿意過來，就自然而然地過來了。

Meritocarcy(英文)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獎懲只看一個成績，不論他的年資，這個制度并不是一個微軟，一個公司的，幾乎美國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是這么做的，也就是說你做的優秀，你就可以期望一直往上升，你會得到很好的獎賞，不會因為你做的很好，不過只有林年經驗，那就慢慢等著吧，等前面那些有三年，五年經驗的人都升了，下一個就輪到你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只要你有卓越的表現就會有優秀的表現。任何一個機構都有一個弊端，包括美國公司，我們怎么防止這個弊端，有一種很常發生的弊端，某一個員工非常能干，我希望他跟我做一輩子，他比我聰明，比我能干，我把他藏在我這兒，永遠不讓他升，加薪可以加，可是不讓人知道他藏在這兒，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干，怎么樣避免這個狀況，這個就是剛才說的Steve Ballmer，就像Ballmer有六百人的一本書，我有我一百個人的一本書，這一百個人我隨時追蹤，當我下個星期回大美國就有一百個人中一個我要提升了，如果你問老板我把這個人拿走好不好，他總會說不好，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們講的一句話，很簡單，告訴大家這六百個人屬于我，不屬于你們，亞勤你的老板，他不能control你的命運，開復的老板不能control你的命運我要調他，就調他，同樣我對這一百個人，不能說命運，他們升遷的機會，所以也也是很好的措施，這樣才能避免一個樹狀的結構，下面的人升不上來，我們要隨時跟蹤最能干的人，然后我們會靠他評分，打分，你作為老板就要評分，打分，最后靠這個system，我們的人員可以得到很快的提拔，我們最快的達到這六百個人的一個書，有一個人大學畢業五年就在這本書里面了，他可能在下幾年就會成為一個VP，我們公司有好幾個三十歲大學畢業工作十年之內就成為VP的，管WIN的，他們今年大概都三十四五歲左右，他們都是三十歲左右成為公司的副總裁的。沒有這樣的制度，他們有可能就被埋沒了。這些制度包括了比你強的人，如果我雇了張亞勤過幾年以后他當了我的老板，很多人可能覺得你很丟人，但是我很自豪，我會說我居然幫公司雇到這么好的人，我也會受到我老板的獎勵的，當然張亞慶也會獎勵的，但是前一任老板的獎勵。所以這

個也是很特殊的措施。

讓賢也是一個可能，我這個工作做的很好，但是你做的比我好，我讓給你做。我舉一個不是微軟的公司，比如楊致遠他在雅虎，當公司成長到某一個狀態，他覺得他管不了這么大的公司，他就讓給別人做總裁，這是很比較特殊的做法，但是很重要的。還有微軟經過八個人很多很奇怪的問題，刁鉆的問題，然后還要去問你的朋友，問你的老師，最后非常謹慎才雇傭了一個人，為什么呢？在微軟有一句話，這句話叫做As have As, Bs have Cs，翻譯成中文比較不好聽一點，一流的人雇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三流的人，所以當你的組織里，雇傭了第一個二流的人時候就是你走下坡路的時候，所以我們緊緊牢記這句話，我們還有一句話，當你不確定這個人該不該雇的時候，答案就是不雇他，把握了這個才達到了人才的要求，另外所有的同時都是一視同仁，領導要以身作則，這是什么意思，當然我們雇傭的人也會犯錯誤的每年大概有百分之幾個人工作不好，而遭到解雇，有一次Ballmer認為我們這些人可能做人都太仁慈了，把把我們一百個人叫到那兒，開了一個會，他說今年我期望著你們都能達到某某的數目百分之幾的最不好的員工，再不然調教成好的公司，再不然就要離開公司。然后他說了一句話讓我們很驚訝，他說就像你們今天一百個人在這個房間，下一次開會的時候我相信只有95個。我們都很怕開了會以后，第二次開了會彼此數了一數真的少了五個人，actually少了11個人，當然有一些是自己走的。

這個工作就是說不可以有一個，員工不會接受一種不公平的待遇，這個世界大家都要公平，你不能說我是一個副總裁，我就受到保護，我可以胡亂做，我可以留在公司，因為我達到了副總裁。也不能說我是一個很資深的研究院長，工程院長我就不能動我了，任何人做的不好，都要去負責的。這個也是說當你人才觀不代表了每天都是去找最優秀的人做這么快樂的，帶一個公司像徐峰雄這么快樂的事情，也要面對一些比較困難的事情。

還有雙軌道的發展，因為人各有志，每個人興趣不一樣，我們不能夠假設都是一個模子，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人都要做副總裁，做總裁，所以我們公司有一個制度叫做雙軌道，就是說當你一個員工做得很好，一般公司可能就會說甚至美國公司說你做得真好，你明天做經理吧，又做得好再做主任吧，證明你很聰明再做總監，再做總經理，做副總裁等等，但是這對有些人，對很會做管理的人，也許很適合，但是很多人不適合管理，或者不喜歡管理，不適合和不喜歡做管理的人，他們都不會做得很好，所以也許去提升一個人反而是害了他們，也是害了公司。所以我們公司就有雙軌道，當一個人做的很好，說你做的真好，你對管理有沒有興趣，然后要不要上一個課，要不要試做一個管理的課，喜歡就往里走，不喜歡就可以留在technical這個軌道，當然這個互導不能是糊人的，你不能說你做得真好，你不愿意做經理，好繼續做你的technology，我們這兒有一個玻璃天花板，你長到了這個級就上不去了，因為只有做經理才能往上爬，這樣就不是雙軌道了，這有一個軌就死掉了。所以在我們公司做technology可以一直往上走，有一個比如說我們公司有一百位副總裁，也有二十多位所謂的distinguish engineer，他們的薪水，他們的股票，和副總裁是一樣的。所以這個就是說你要真的提供雙軌制度你就要給他們和管理人員一樣的獎懲制度，要不然你這個話就有問題你就等于要一個人誤入歧途，向一個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去走。

類似的一個問題，是多元化的人才，因此人各有志，我們可能要幫助他們發展自己的興趣，有些人適合研究，因為他們很好奇，有些人適合工程，因為他們每天能多寫一行程序就很快樂，有些人適合架構，因為他想看得更高，更遠，不愛編程，有些人愛測試，因為他喜歡挑毛病，有些人喜歡指示，因為他可以跟客戶接觸等等，每個人興趣都不一樣，所以在公司在學校都要發掘他們的興趣，然后讓他們往這個方向去走，同樣做市場、管理、流程，也是有同樣的想法，這樣才能夠真正達到

人盡其才的想法。

最后一點，本來我要演講花比較多的時間是領導力，我決定用這個演講，不用原來的演講，我其實在第二封信里面已經比較多的講到領導力的想法。很多人認為一個優秀的人，不管是管理還是技術，還是做商業等等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聰明，懂科技，戰略能力，執行能力，有經驗，商業頭腦，這個人就是一個全才，就是一個將才，是一個帥才，但是我今天對這個想法只有一個字，就是錯，這是最基本的能力，我們甚至可以說，比如說你可以說好，李開復你是做語音識別的，難道你把語音識別的工作放在最低的金字塔上面了，答案是對的，為什么呢？因為今天我的工作語音只是一小部分，甚至可能不是一部分，我講一個公司的要求，你們就會理解，公司希望任何的一個副總裁或者任何的一個總經理，他都可以去接幾乎任何一個副總裁的工作，就是他希望能夠把我拿回來放到一個研究部門，產品部門，技術支持部門我都能夠做副總裁的工作，這代表什么呢？代表這個金字塔最下面的一層其實并不重要，其實是上面的才重要。價值觀，還有這個領導的能力，人際的能力，團隊精神，表達的能力，與人相處的能力，還有我們所談到的情商，自覺，自控，影響力，社交能力，還有最高的謙虛，勇氣，毅力，這幾點我會挑幾個來稍微做一個簡短的代表。

我們先談這個，最上面是價值觀，這個價值觀不對，一個人在公司就留不下來了，因為公司的價值觀是credibility，你不能credible你就不能留下來了，所以這是一個必須需要的。優秀的領導，這個人際能力大家可能聽我過一些，情商可能聽過一些，但是很多人可能誤解了這些方面的，其實這個情商你可以說，我在網上曾經看到過有一篇我的文章，然后有很多讀者說情商嘛，就是會拍馬屁，會懂得跟人做社交，然后會做政治的工作，這個其實是不對的。我可以舉一些例子，告訴你為什么認為這個是不對的，但是在我舉這個例子之前，其實這個有統計的根據，在美國有一個很有名一篇文章，他做了這樣一個工作。他找了188個公司，他做了所有的領導的一個調查，他測試了他們的情商，測試了他們的智商，然后跟蹤了他們的事業，看他們成功還是不成功，然后他把他的成功和不成功去對比他的智商和情商，他發現的是情商對一個人的成功比智商要更重要9倍，這是有數據根據的。他做了一個research，做統計的同學都可以去參考這篇文章，他有非常多的科學的這

種根據。

情商，當然你可以說這個還沒有證明，為什么不是拍馬屁，但是我們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討。但是在我們做這個之前還有卓越的領導，《從優秀到卓越》這本書里面曾經談到的，他測了更多的公司，上千個公司，他把優秀到卓越的公司做了一個分化，什么叫做優秀的公司呢，就是賺錢的公司，什么叫卓越的公司呢，就是更賺錢的公司，這是他很可以理解的看法，不管怎么說，一個公司要從賺錢變到更賺錢，在一個20多年的時期來看，確實是有很大意義的。他發現這幾個公司有11個是很特殊的，本來就一直很好，但是能夠做到更好，他們特殊的地方，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CEO都是謙虛，為了公司著想，很有勇氣，愿意放權，而且有毅力，所以他做了更深入的探討，確實證實了這三個因素真的和一個公司的成敗是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所以作為一個統計的人，做學統計的人我非常相信，這兩本書，也介紹給過很多的人。如果我們說從美國哪些能夠得到很多的啟發，或者說在中國哪些方面可以更加地加強。我想我紅色表達的這個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誠信非常的重要，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就要算話，這樣才不能影響自己的聲譽，也不會影響學校和公司的聲譽，一個人簽了合約就一定要兌現，這個為什么呢？各位可能聽過，我曾經有一些文章，有一些辯論，談誠信的問題，別人問我說，難道你希望每一個員工都成為一個圣人嗎，答案當然不是這樣的，其實一個公司為什么重視誠信，很簡單，并不是我們要對員工做道德方面的審核，而是我們認為這是符合公司的利益的。你想一個公司他要放權的，把公司的秘密交給你，把公司的鑰匙交給你，把公司未來的方向交給你，他怎么能夠相信一個沒有誠信的人，他怎么能夠讓你冒任何的風險，讓一個沒有誠信的人把這些工作偷走了，帶走了，或者做得不好，所以誠信的重要對于一個公司，只是一個務實的想法，并不是一種對一種美德的追求，當然我個人可能對美德有一些追求，但是公司是有道理的，不是想為了衡量人的美德，他認為這是對公司一個必需品。

直截了當的溝通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國，中國的員工和同學這方面不是那么直截了當，這個其實在每一個人的生活，甚至家庭都是曾經碰過，比如上個星期我碰過我的大姐她就很不直截了當，他就說打電話給哥哥，我很生他的氣，怎么回事，她說我打給他，我跟他說我星期二放假，星期四到你家，星期六走，然后他居然就說好，我說這個事你為什么生氣呢，我告訴他星期二放假，他怎么不請我星期二去呢。你就可以猜想到我這個大姐是在一個純粹華人的環境長大的，我這個大哥是大部分都在美國長大的，這兩個人就是直截了當的溝通，和不直截了當溝通的差別，這個主要就是文化的差異，如果是華人的環境就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說，直截了當溝通的好處，就是你可以更有效率地解決一件事情。我在公司最怕碰到的就是開會的時候，我們說有一個新的想法，張宏江說我今天有一個新的想法，怎么樣怎么樣，然后講了以后，大家都點頭，這個好，這個好。然后到了洗手間，就聽到很多，這個idea，我嘴里說好，不好意思批評他，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這對他自己，對講話的人，對公司有多么大的傷害，因為你造成了時間的浪費，因為你沒有讓別人得到也許你很寶貴的意見，或者你沒有真的理解他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去批評別人，不管怎么樣都是不好的，是不對的。主動熱情，這幾種都談過了，自我批

評我們也談過了。

下面再往上走就是情商，這情商里面我只談一個自覺，自覺是情商里面最重要的一點，自覺我可以舉很多例子，但是我在第二封信里面講的最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我有一個員工，他有一次寫了自我評估，他就說雖然謙虛如我，但是我也要說自己這一年的表現實在是異常的了不起，當我看了這一句話，我心里第一個想法就是說這個員工要走，并不是說他做得多爛，但是當他的表現和他的期望，當他這么沒有自知之明的時候，很顯然的，他不會滿足現狀，果然他要求我升職等等，最后不但沒有升成，他還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并不是不能做那份工作，但是因為他姿勢太高。我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而且是很普通的例子，我和我的reporters，我下面的總經理，我們每一次開會都會談到某某人在某方面做的不好，他常常去批評別人，或者別人講話都不聽，或者是他不合群，或者是他每次說話不算話，不管怎么樣，某某人有一個某個弱點，下面我們要探討我們怎么樣幫助他，或者他能不能克服這個弱點，下面一句話，一定是他知不知道他有這個弱點，他承不承認他有這個弱點，他愿不愿意改這個弱點，如果答案是是的，那我們會給他很大的寬容，很長一段時間的機會，但是答案如果是否定的，其實這個自覺和人際關系拍馬屁一點關系都沒有，就是一個人如果沒有自知之明，他就不可能自己批評，自己改進，他也不可能承認，或者是改進自己的一些問題。但他不能改進，不能修補這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那他只有走路，所

以這一個例子就可以證明自覺是多么的重要。

勇氣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我沒有講謙虛，毅力，我想各位同學應該可以理解。中國人謙虛、毅力是我們的有史以來的幾千年歷史的這種美德，我認為中國人這方面做的比美國人優秀，甚至美國人可以向我們學習，但是勇氣是一個很難的一個挑戰，因為你每次要有勇氣做一件事情，就要遭遇到的后果，可能遭遇別人的批評，或者可能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舉一個我個人的例子，我曾經在一個公司工作，這個工作握有一個團隊，我心里知道的事情是這個團隊必須解散了，不是整個團隊都要走，但是那批人選錯了，他們選得方向是不對的，但是我那個時候沒有勇氣解散他們，為什么沒有勇氣呢？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因為這個team是我挑選的，它的方向也是我批準的，如果這個時候我解散它是不是代表了告訴大家我李開復錯了，我不該批準他的，這個對我的面子是不是有問題，對我的信譽是不是有問題，所以這個例子讓我尷尬了一段時間，幾個月，最后很偶然的我那個時候在考慮要離開那個公司了，我就想說既然離開了，我就應該離開之前做一個好事，幫這個公司解散該解散的，人家要罵我，笑我地反正我要走了沒關系，但是該要做的事情還做，然后我把這幾個人解散了，把這幾個人改編了，把方向重新改了。改完以后我居然聽到是我的，甚至我的老板，他們對我是這樣評價的。他說他居然有勇氣承認自己是錯的，我們尊敬他，并不是說你看這個笨蛋又犯錯誤了，也不是說你看這個多沒面子，自己建的team，自己把它解散，或者是多無情，怎么對自己的部下這么處理，其實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應該做的事就應該去做，應該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應該承認，我一直對我有很大啟發的三句話。

就是做任何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夠有足夠的勇氣，足夠的勇氣去改變我可以改變的事情，有足夠的度量去接受我不能改

變的事情，還有足夠的智慧來分辨這兩者的差別。

最后我想談的是高校，大學自從孔子，自從亞歷山大在兩千多年前創立東方、西方的大學，一直是精英會聚的地方，是一個思想開放的社區，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一個引擎，也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催化器，可以說是整個國家里面培養人才最重要的一個地方，但是在美國很特殊的情況，我想各位都清楚，世界最好的學府，大部分在美國，最好的十所學校里有八所在美國，最好的五十所學校里有37所在美國，最好的一百所學校里有66所在美國。這個是非常驚人的一個數目，美國也是靠這個方法吸收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所以甚至你可以說美國今天經濟的強大跟這也是有非常大的關系。幾乎每個國家的人，包括中國的學生都想到美國去求學，不但博士碩士想到美國去讀，甚至最近連本科，中學、小學都有人想去讀，甚至在32年前有一個叫做李開復就去讀了。美國之所以如此的強，就因為它的教育系統可以吸收全世界的人才，無論是吸引教授，吸引學生，因為優秀的教授想要圍繞著，想要有優秀的學生圍繞著他們，優秀的學生向要跟優秀的教授求教，所以再加上美國強大的企業，真的吸收了這么多的人才，所以教育在對人才，對美國的人才有非常直接的關系。我們在微軟，在蘋果，在任何公司，你會看到周圍的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印度人，加拿大人，法國人，英國人到處都是，可能幾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員工都是國外來的。這些都是國外的精英，所以美國的強大，技術的強大，如果靠人才，人才又是靠高校，高校就是大學，大學是真的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美國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就是法國的私立大學，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我們講北大、清華，公立學校，但是在美國我們說什么是最好的學校，本科立刻十個最好的學校全是私立的，在商學院十個里有九個是私立的，這個黑色的字就是公立的，白色的字是私立的，工程一半一半。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剛剛講的最有前瞻性的一些技術，比如生物工程都是私立的，比如說計算機科學和計算機工程，都是私立的。這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美國也不是說私立的學校都好，但是有兩種私立學校，有所謂社區職業學校，就是community college，他們是收費的，也有一些是盈利的，不見得是那么好，但是世界一流的大學，他們都有一個機制，他們的機制就是一個私人投資的基金，然后給他很大的自由度來做靈活的運行，今天我在人民大會演講之后，有人問我為什么美國的私立大學那么好，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根據我的理解我有幾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它有私人的資金，它可以由他的方法去研究，他不一定要給教授多少薪資，不一定要照著美國國家這個州的法律來定哪些是我們的科系，他想開一個生物工程體就可以開，他想給教授多一點薪水他就可以給，這是很重要的。第二點創校人，我們可以看到這批創校人有一種理想，他們是非常優秀的人，他們把他們的理想在這種私校徹底的實現了，至少在美國公立學校他們應該說樣板式的，大部分都很相似，科系，教授都很相似，但是私立學校就很有特色，特色一方面可以發揮他們的領導，校領導的一些思維，一些他們的構想，還有他們的一些理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一個學校有很特殊的特色，比如說MIT的特色就是我們要把工程什么都做得最好，我們就開在哈佛的旁邊，但是我們不怕它，它人文好，我們的工程浩，斯坦福的特色就是開放創新，看到廣大的校園就可以知道有多大的心胸來創辦這個學校。

我的母校特色就是一切圍繞著IT，我們希望做的世界第一，商學院也用computer science，藝術也用computer science，音樂也用computer science，每個科系都用計算機來做，而為此感到自豪。每個學校都有它的特色，所以熱愛計算機的人都想去Carnegie Mellon，甚至想上音樂課，想上藝術課，都可以用到計算機的技術。這些特色造成他們的優勢。當然私立大學不是主要的一個美國的優勢，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師資，這個我個人也有很多很深的個人的感受，我們剛剛提到了我的老師，他是非常非常優秀的，然后從他里面學到很多東西。而且在美國教師是一種良性循環的過程，也就是說一個大學教授在美國是一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一個工作，一個工作可能有一千個人申請，在MRT和斯坦福學校，如果他得到這個工作他有非常高的社會地位，非常好的待遇，那這個好的待遇造成他的師資的質量繼續上升，質量上升造成學生對老師特別的崇拜，這個崇拜又造成他的地位繼續上升，所以這樣一個延續的良性的循環，造成美國大學越做越好，老師越來越好，當然做得好也不表示他們不需要付出什么代價，一個代價就是要有風險，這個工作是有風險的。

要想到美國MIT教師進去之后就要有準備，七年之后可能就要失業的，因為只有一半的教師可以拿到終身職業，因為要保證這個質量，MRT之間學校就定出了規矩，就是說你拿到了博士只證明你多做一項研究，并不能證明你能教課，所以在這兒教七年，經過評估，才讓我決定留不留你下來，當然在那兒拿不到教授的人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工作，可以掙到錢，當然這是一種保護吧，但是不管怎么說，很難在別的行業，碰到一個做七年50%失去你的工作，但是一千個人來爭取這個工作的機

會的職業。

管理方式我們剛才提過了和企業盡量的分開，教學的方式，學習的方式是很特殊的，要有很靈活的教育，在美國的教育在課堂上不管是小學，中學，還是到大學，他們不會對學生進行大量的知識的灌輸，相對他希望學生的眼光能夠放得更遠，視野放得更遠，他不會要求背誦很多公式，而是要求很多學生去理解為什么。比如我女兒六分之四對等于三分之二，怎么學的呢，老師找蛋糕來做實驗，就是三個人一個人可以分幾份，原來是一樣的，所以六分之四等于三分之二，或者六分之二等于三分之一，或者三角形，底層高除以二，不用背的，只要一張紙，一裁為二，這個面積是多少，小朋友說我知道長方性的面積怎么算，這是一半就這么學會的，這個學習的方式是非常靈活，可能更適合于靈活的學生。美國的教育方式適合優秀的學生，當然中國的教育方式可能更適合比較一般的學習，至少是基礎教育他是這么說的一句話，直截了當溝通，有什么話就說什么話。有一句話讓我能夠永遠記得的，就是有一次我挑戰我的老師，我的恩師Raj Reddy，我要做的方式他不同意，我說我要照我的做，他說了這么一句話，他說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這句話讓我永遠的記得，因為一方面我記得他對我特別好，雖然他不同意，但是給我很多的支援上，還有知識上的支持，而且讓我非常佩服的就是他并沒有因為這件事情對我不高興，或者覺得不怎么聽我話，他反而對我有更大的尊敬，更多的支持，所以我相信有一個環境，這個環境里學生敢對老師說不，老師愿意聽學生說說不，這一定會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火花碰撞的環境。

下面追逐興趣，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在讀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我入學之后，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腦筋想什么，我要決定讀政治，要成為一個律師，然后以后也許成為一個法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時候腦子想什么，十多歲孩子想什么不是很清楚的。然后我就讀了，讀了一年以后非常枯燥，怎么辦呢，所以我才進哥倫比亞，說哥倫比亞有這個科系嗎，我發現我不很喜歡這個科系，從大三從政治系變成Computer Science，今天我能夠站在這里和大家對話，而不是站在美國的某一個小鎮做一個很無味律師的工作，一個很不快樂的人，我就要感謝美國教育給予我的這個選擇。美國教育是比較正面的鼓勵，比較不排名次，其實現在我還不是很理解，但是至少它確實有它的好處，就是說每一個人可以知道他得幾分，可以知道他在班上是比較高，還是比較低，但是絕對不讓他認為是一個零和的概念，這和談對精神很有關系。

前幾天我見到中國的一個教育部的領導，他就問我說，團隊精神他常常聽到中國可以做到最好，他說在美國怎么教團隊精神的呢，我說其實是不能教的，但是它有很多的這種精神是容納在整個教學的過程當中的。一個當你不排名次的時候，學生就不會認為這是一個零合的游戲，不是說你上一名，我就下一名游戲，大家自然而然當做一個隊友而不是一個敵人看待。另外一個更好的例子，很多功課，這個project里面，你要跟那五個同學合作，而且你們的成敗，成績是捆在一起的，這從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就有的。

我的女兒說我們小組一個人不努力，把我們的成績拉下來了，過了幾星期，他又跟我說，這個人非常努力，我說為什么呢，他說上次被我們罵的，這樣同學會有彼此的激勵，他們就像在社會里一樣，我們五個員工編程也是一個組，彼此激勵，誰做得不好，會覺得不好意思，同學會給他壓力，給他鼓勵，然后大家怎么樣協調合作，這些都是從小到大養成的。

剛才談到領導，很重要的是它能夠達到卓越，更重要的是它有毅力放權，勇敢，謙虛，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果斷吸引人和熱情。那么我的好朋友凌志軍先生寫的一本《成長》里面提到了，作為學生一般人覺得自信，智商好自覺學習是好的，但是更重要是自覺，主動學習，不但智商高，而且情商要高。

我說科技、人才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才能帶來人才，唯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才有能帶來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帶來人才，這三者是互相補助，而且是一個非常良性的循環，今天中國正在邁在偉大民族復興的一個關鍵時期，一個華人的時代即將來臨，我認為如果中國能夠基于今天已經成功的基礎，學習美國成功方面的因素，再加上一些融入中國的特色，我很有信心，中國將會成為一個世界之最的超級強國，再次成為世界上最有創意的民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