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統治”到“治理”（范文）

從“統治”到“治理” 陶濤

一、“統治”與“治理”的異同

冷戰后聯合國有關機構文件中頻頻使用“治理”一詞。1989年世界銀行在描述當時非洲形勢時，就有了“治理危機”的提法，1992年世行年年度報告則以“治理與發展”為題。1996年聯合國開發署發表了題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管理的發展和治理的分工”的年度報告，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名為“治理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聯合國有關機構還成立了一個“全球治理委員會”，并出版名為《全球治理》的雜志。

值得注意的是，曾風行西方的“第三條道路”也極為推崇“治理”一詞。1999年11月美歐中左政黨領導人佛羅倫薩峰會的議題就是“第三條道路：21世紀的進步治理”，今年6月中左政府首腦柏林峰會議題是“21世紀現代國家治理”。“第三條道路”的基本主張是實現政府統治向社會治理的轉變，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會關系和新型政治中心，同時在國際層面上實行“全球治理”。

西方國家不僅廣泛使用“治理”一詞，而且還賦予其不同于“統治”的其他涵義：

（一）“治理”是在一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是指各種機構管理公共事務，主要作用是調和各類矛盾、協調各方利益，達到社會正常和有序運轉的目的。治理是在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建立合作互動關系，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發揮民間組織的主動性，使它們承擔更多的職能，參與政府的有關決策。同時，政府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務實的方向轉變，成為公民可信賴的公共機構。

（二）“治理”與“統治”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治理需要的權威并非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一定是政府。統治的機構一定是社會的公共機構，其權力來自政府授權，而治理的機構既可以是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治理是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

（三）“治理”與“統治”在管理過程中權力運行方向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向管理。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確立共同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其權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味著中央與地方權力關系的調整，中央向地方放權，使之承擔更多的地區性職能，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四）“治理”范圍比“統治”更加廣泛。治理是一個比統治更寬泛的概念，適用于國際、國家、社區的不同領域的管理。從現代的公司到大學以及基層的社區，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運行，可以沒有政府的統治，但卻不能沒有公共機構的治理。而且國際社會不可能實行某一國家或集團的統治，只能實行全球治理。總之，冷戰后西方國家廣泛使用“治理”一詞，不僅局限于政治領域，而且擴大到社會經濟領域；不僅在英語世界、而且在歐洲各主要語言中流行。“治理”一詞涵蓋范圍超出傳統意義，具有不同于“統治”的新涵義。

二、“治理”理論興起的幾點原因

冷戰后國際形勢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迫使西方國家在新形勢下進行治道變革，尋求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

（一）“治理”理論的興起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失靈和國家失效的結果。市場和國家都不足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市場在限制壟斷、提供公共品、約束個人的極端自私行為、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準確統計成本等方面存在難以克服的局限，而僅僅依靠國家的計劃和命令等手段，也無法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最終不能促進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因此，治理成為彌補市場失靈和國家失效的手段之一。

（二）公民社會的日益強大是“治理”理論興起的基礎。冷戰后民主化潮流發展的結果是政治權力日益從國家政府返還給公民社會，后者在國際和國內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政府權力受到限制和國家職能縮小，需要公民社會通過治理來填補管理空間，國家把原先獨自承擔的部分責任轉移給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發展是治理理論興起的現實基礎，90年代以來治理理論及實踐的發展得益于公民社會的日益強大。

（三）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促使“治理”理論勃興。全球化迅猛發展的結果是超國家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影響日益增強，民族國家的主權及其政府的權力手段削弱和制約，這為治理提供了廣闊空間。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在全球化時代同樣需要公共權威和公共秩序，但它不可能由傳統的國家政府來完成，只能通過建立全球治理體制、調動公民社會的積極性、協調不同利益需求、推動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來實現。

（四）信息技術革命為更加廣泛的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冷戰后迅猛發展的信息技術革命改變了人類的管理方式，提高了人們的管理效率，它為公民社會廣泛參與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手段。信息技術革命改變了國家壟斷政治資源和管理信息的局面，它也為協調越來越分化的國內階層和國際范圍不同組織參與全球事務管理提供了方便。

三、從“統治”到“治理”說明了什么？

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國政府均在探求新的治國方略和管理方式，全球問題的大量涌現也迫使國際社會尋求新的合作途徑。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是西方國家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將其權力向國際層面和國家所屬地區轉移。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和國際社會關注全球性問題，符合民主化的潮流，具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有其他含義。冷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調治理，鼓勵公民社會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是其國家社會職能的一種策略調整。不好的是，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往往把治理好壞作為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標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為了提高援助效益，確保受援國償還貸款，必須以治理好壞作為援助標準。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的“良好的治理”標準是市場經濟體制、自由貿易，包括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社會政治結構和法律制度、行政效率。這使經濟援助帶有政治標準，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壓力。同時，治理理論還可以成為全球治理的理論根據，強調治理的跨國性和全球性，制約了民族國家決策的權限，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篇：《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讀后感.doc

不得不幻滅的夢想：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在國際事物中，中國似乎經常遭受西方世界的誤解。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已經越來越透明。一個華裔美國人研究中國四十余年，為了寫自己的著作100多次來華訪問，這才是一個學者該有的精神。本文客觀公正，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或許真的得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我們的國家才夠透徹。李侃如是美國對話政策制定的主要參與者，通過這些人的研究，外國對中國的研究最深的美國，而每一次的對華政策總是那么的不偏不倚還是有其可靠根據和來源的。

本書第一部分名為“遺產”，追溯君主制和家長制的歷史塑造了中國，也長期困擾著中國。主要說明了中國儒家文學對中國后世的治理。等級宗族制度，對于社會穩定的作用。儒家的利益文化對于控制人們的言行，以及教化人天生的順從。文化對一個名族的影響，清晰而透徹的被說明了。

第二部分：作者以大量篇幅剖析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從中可見中國現行體制的淵源： 1949～1966, 中國的縮影似乎是：對毛的個人崇拜，當然這和中國幾千年的地址有關及中國的意識形體必然相聯系的，習慣上中國民眾需要一個萬能至高無上擁有絕對權威的君主來統治自己。毛對政治決定的嚴格執行，被意識形態狂熱驅使的順從的民眾，藐視世界其他地方——折射出中華帝國的歷史烙印。帝國傳統養 育出這樣的觀念：國家制度建立在意識形態的信念上，在訂端要有強勢的個人領導，以及全國性的政府官僚機構。政府要為全社會建立道德框架，政府的影響力應當無處不在。

作者認為，中國政體與西方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它龐大的規模、相對先進的國家行政管理官僚機構，和清晰而明確的國家意識形態。” 相對于這么龐大的組織機構而沒有相應的監督制度，在毛時代中國甚至沒有形成任何適宜的法律。而國家的政策也偏向于在政治斗爭中獲得勝利的農民。

毛時代政體的錯誤和毛權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是由毛澤東“掌握著確定中國正確的意識形態的選擇權。”他發動這些具有破壞性的 可怕的運動，更適合革命時期入黨的農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們不習慣官僚程序，更喜歡戶外政治。運動手段嚴重影響了國家政體，集中體現了毛的核心理念：他 可以充分發動群眾去實現他為他們設定的幾乎一切目標。

毛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毛輕視知識分子（他本身是一個邊緣化的知識分 子，一生都在做傳統知識分子所做的事情），認定其三大原罪：沒有深入民間了解真實情況，是一些說“不”的人，高人一等的姿態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他對知識 分子的迫害，使國家發展付出沉重的代價。所有的政府都會在公共政策上出錯，但很少有國家遭受像中國這樣因迫害知識分子而出現的巨大失誤，其經濟損失和人類 悲劇難以估量。

作者生動描述了毛時代領袖和體制的矛盾：毛周期性地在與自己的創造物作戰，毛很擅長劃分階級和派別，是不同派別和階級相互斗爭，而其一身也樂于這種戰術的作戰，結果這種混戰使他和體制都精疲力竭，卻沒有產生一個明確的贏家。毛創建了龐大的制度性結構——黨政軍，來治理中國，但大躍進和文革嚴重破壞了這些結構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毛在中國多年混亂后建立了一個強大合 法的政治體制，又用他生命的最后幾十年來毀滅這個體制的效力。在作者看來，毛到了晚年，已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給中國的影響也是悲劇性 的：“1959～1976年，中國政治一直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圍繞著毛的接班人問題運行。這個體制在毛晚年時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10年取得的某些政治成就。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將作為一個杰出的領袖被人緬懷。”

重要的是總結教訓。作者在書中寫道：20世紀的中國歷史每10年遭遇后果嚴重的 政治巨變，折射出中國政治的固有缺陷：

1、中國領導人善于組織復雜的政府官僚機構，卻未納縝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與制度，以免權力斗爭擾亂整個體制。

2、中 國公眾一直沒有得到機會，去發展正常的政治參與渠道，政府當局總是動員群眾為政府確立的目標去努力，并在其過程

中參加對國家領袖的頂禮膜拜。民眾不曾在穩 定和自強的制度基礎上進行有意義的、實質性的政治參與。中國的中產階級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產階級是作為國家權力的對立面而成長的。中國公民沒有被賦予日復一日的機會，去發展組織自治團體或協會的技能。

第三部分：鄧的改革時代

在這里必須說明鄧的威望來至于何處，1920去法國等留學歸來，參加長征，1940年到新中國成立期間擔任了一個領導團的政委，這個團隊囊括了，中國建國初期的絕大多數高層領導。其在50、60年代的威望僅僅次于第一領導人劉少7，在文革期間夫妻，父子之間都相互揭發、和迫害，而鄧沒有檢舉和揭發任何一位戰友，這對其以后付出鋪平了道路。毛時代留下的滿目瘡痍正好適于鄧的改革，意識形體不能控制民眾的時候，只有真切的改革才能使民眾感受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改變。在改革的初期85年之前，民眾確實感覺到自身利益的很大改變，但這之后好像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其中最為深刻的講解是中國高層領導的任命制度，體制內的事情，決定最總成敗的也不過是幾個人之間的博弈。說多了就是唄和諧的事情了。最過深刻的就是高層想過獲得真實信息的可靠途徑一直不得暢通的問題，信息時代相信這一問題后世會有所解決。

第四部分：中國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經濟成長與成就，同時指出了中國現金社會的諸多弊端。

對技術的莫視，只注重勞動力的投入來提高生產率。

盲目的引進投資，及其后期的治理問題。

中國的自然資源的浪費，水資源的合格率和耕土面積的流失，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對中國未來發展問題的探討

看當下中國，在體制上雖有一些進步（比如一年一度的“兩會”開得越來越活 躍），但上述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層和底層的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作者因此預見，中國未來的穩定并不樂觀。六年過去了，預言應驗。如果政體改革 仍然遲緩，這個“不穩定”的預言還將不斷應驗下去。

第三篇：《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讀書感悟

《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之讀書感悟

《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一書是美國學者李侃如博士集30年辛勤研究中國成果的結晶。全書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遺產；第二部分：19149年以來的政治與政策；第三部分：政治體制；第四部分：挑戰在前，總計十一個章節。本書從中國古代，跨越中國近代，一直到中國當代，主要述及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改革以來的中國政治問題。雖然規模宏大，跨時悠長，但通過作者精妙地刷選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倒也不顯得累贅冗余，無的放矢。本書整體上觀點客觀公正，文字簡潔明練，雖然為外國人所著，但由于翻譯作者胡國成、趙梅等人深厚的翻譯功底和扎實的語言表達能力，仍然具有很高的可讀性和可觀賞性。本書是“中國不確定論”的代表作，它給中國模式預測了五種可能的未來：成功、精英權力主義的民族主義體制、軟弱而腐敗的權力主義體制、虛弱的民主體制和持久的根本性不穩定。

讀罷此書，雖然我從很早就開始對中國政治耳濡目染，對中國歷史耳熟能詳，但仍然感覺頗有收獲。本書不僅加深了我對中國政治歷史的理解，同時也倍使我感慨：一個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的水平，竟然達到如此高的地步，實在讓我們大多數中國人汗顏。當我們由于飽受閉門造車而導致的生活窮困，迫不及待地打開中國大門的時候，看到的首先是外國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完善的民主政治，發達的經濟，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于是一門心思想著如何學習外國，如何把人家的化為自己的，卻忽略了從中國實際出發，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出發，總結其中有益的，更關注其中的糟粕，發現并改善它，使它成為當代中國成長騰飛的動力。試想，當中國人對自己的認識都不夠深刻的時候，又怎么能更好的學習外國了。國家就如一個自然人，只有首先充分認識自己的優勢與不足，才能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來發展自己。本書內容龐大，我主要擇取幾個片段以表我的想法。

本書令我最為感慨的部分之一就是毛澤東反對知識分子的做法。盡管毛澤東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卻非常輕視甚至于厭惡這樣一個身份。在筆者眼中，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至少有三大原罪：他們沒有卷起袖子深入民間了解真實情況；他們是一些說“不”的人，對于自己認為只要適當發動群眾就能成功的行動，他們不斷地指出技術上的限制；他們高人一等的姿態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因而，知識分子在很早就成了批斗大會的主要對象。在群眾運動期間，他們被迫從事體力勞動并遭受種種其他的羞辱。他們的思想時常被嗤之以鼻。而“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則把這種羞辱與迫害推向了頂點。許多知識分子的子女眼見其父母遭受暴民威脅，并且毫不夸張地說，還有毆打和吐唾沫。不少子女也被迫加入到這大規模的羞辱浪潮之中。而這讓知識分子更加痛苦，一位知識分子在1980年對本書作者說：“我可以原諒共產黨人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我絕不原諒他們讓我的孩子們鄙視知識分子。”很難知道，這種經歷給數百萬生活受其觸痛的的人在心智和理智上留下了什么。但毫無疑問的是，它們給政治權威、對國家的義務、社會目標以及個人生活目標造成了大量的劇痛。如今，當我們回過頭來審視這些做法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它是錯誤的，而且錯的極其離譜。但它為什么能夠在當時如此盛行，以致于釀成眾多慘劇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全黨全社會對毛澤東權威的盲目崇拜和我黨由于處于建國初期仍顯幼稚，缺乏治國經驗以及社會法治觀念淡薄，民眾普遍愚昧。過去，我們歧視并打壓知識分子，我們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當戰后日本、韓國、新加坡正在抓緊進行變革，狠抓經濟建設的時候，我們卻關起門來搞內耗，最終導致了毛澤東時代，除了精神富有，其他幾乎都無的尷尬境地；如今，我們把知識分子從階級斗爭的沉重枷鎖中解脫出來，讓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為整個國家發展出謀劃策，當21世紀的號角終于吹響，新中國的腳步伴隨改革開放的浪潮繼續向前時，我們國家站在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舞臺，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真是國人的驕傲。

另外，本書在述及毛澤東思想的特性時，認為毛澤東的“斗爭”觀念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本書中寫到，毛澤東鄙視儒家思想中以和諧作為絕對社會價值的理念。這種理念認為，如果人人都清楚并接受其與社會地位相稱的權利和義務的話，一個尊卑有序的社會就能夠保持穩定。而在毛澤東看來，正是這種觀念，造成了中國向那些向后看的精英們支配的局面，他們的錯誤統治使中國無法屹立于20世紀的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堅信，對于一個在性格和文化上過于消極與逆來順受的民族，斗爭能夠賦予它勇氣與品格。于是，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使人們參與個人斗爭、甚至還要冒生命危險的形勢。針對作者的這些分析，我都非常贊同。古代中國就是一個主要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的國度，“和為貴”思想不僅是統治者的真實想法，也是普通大眾生活的真實寫照。縱觀中國古近代史，除了元朝是少數幾個有過主動對外進攻、侵略擴張的朝代，歷朝歷代的君主都強調守內安外，也就是對內要實現和平統治，嚴防叛亂，對外要消極防御，嚴禁來犯，卻不主動進攻。普通大眾也是在自己該有的社會圈層中安分守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念深入人心。這就導致中國整體社會缺乏一種與外競爭、同世界共同進步的氛圍，于是，當明朝兩代在閉關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義無反顧時，我們就不覺奇怪了。可以說，這是一種“羊的惰性”，這種惰性就是只要有草，我就不需要為此付出競爭和努力。當“狼來了”的時候，羊也就只能沉默不已，任其宰割。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思想，毛澤東深諳它的可怕，于是他希望通過采取斗爭手段在賦予人民一種掌權感的同時，使人民動員起來打破社會禁錮，削弱舊的社會關系，產生新的社會認同，以此推動革命變革和經濟發展。但是他做的太過了，完全忽視了人民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忘了正常的倫理道德所起的社會作用，也不顧社會秩序對社會生產的重要。急切地希望通過一種“斗而破”運動，起到一種“破而立”的效果。結果可想而知，這種斗爭的破壞作用是極其可怕的，它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

再者，看罷此書，我再次確定了一個事實，就是：中國農民，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從最初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我們知道新中國的主力軍一直是中國農民，盡管不容否定其他階級階層的重要性，但我們必須承認，戰爭主力軍是中國農民，戰爭主戰場是農村地區，戰爭主要供給來自于中國農業，于是當戰爭打起的時候，受損害的主要是農業、農村、農民；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城樓一呼，我們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當全國為重工業的發展而集中力量時，有誰還記得農民為此付出的努力。城市的單位制把大批農民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不顧客觀規律的鼓吹不僅把農民的剩余產品競相奪去，也造就了1959-1962年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改革開放的浪潮雖然首先在農村大地試驗起來，但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看到新的希望時，城市的改革也已經緊鑼密鼓的進行起來，城市產品高昂的價格很快就把農民的剩余榨得所剩無幾，也使農民的希望再一次破滅，戶籍制度雖然有所松動，但仍然潛移默化地束縛著農民。農民，這個弱勢群體，在本不應該承受的負擔中，依然負擔著。

總的來說，本書名為《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試圖主要從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追溯和社會分析，來給未來的中國選擇一條發展道路，卻終究也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結論。雖然有某些缺陷，比如在歷史事實的描述上有些內容尚覺得商榷，對民國部分的描述也顯得力度不足，但相比它的研究貢獻，那些小瑕疵都顯得不足掛齒。

歷史是一部書，要想把它寫好，實在不易。作為一個外國人，作者能夠對中國的歷史有如此深刻的見解，實在值得我們反思，這里我再提一次也不覺沒必要。當時光慢慢消逝，也許作者和他所處的時代都已物是人非，但留下來的，也終究是應當留下來的。

第四篇：村莊治理主體從鄉鎮干部到鄉村精英

村莊治理主體從鄉鎮干部到鄉村精英

李萬忠

“現在村干部根本不聽我們駐村干部的了，你（指鄉鎮干部）多管一點村里的事，他們（指村黨支部書記、村委主任）就不高興。”駐村鄉鎮干部們說。從1980年代到2006年取消農業稅前，駐村鄉鎮干部是村莊治理主體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員，而現在僅僅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取消農業稅后，村莊治理主體很快演變成鄉村精英。這標志著鄉鎮的行政權力從村莊治理中大步退出，鄉村地方勢力的權力日益增大，其代表人物——鄉村精英不僅是村莊治理的主體，而且其影響也正在不斷延伸到整個鄉鎮區域內，他們也許將成為未來鄉鎮區域內的治理主體。

為什么“農業稅費時代”村莊治理的主體是鄉鎮干部？

一是從1983年建立鄉鎮人民政府到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時期，向農民收糧、收款、計劃生育是鄉鎮政府也是鄉鎮干部的三大主要任務。這個時期農民不富裕，向農民征收稅費是件比較困難的事。這類得罪人的差事，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村干部是不愿做的。在此種情況下，村干部甘愿當配角，于是鄉鎮干部成了治村主體。同時駐村鄉鎮干部要負責完成收糧、收款的任務，也必須成為治村主體，這樣就能夠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來完成任務。如發放民政救濟錢物與收糧、收款結合起來，村民參軍、辦結婚證、辦各種證件都得先過駐村干部這一關。

二是當時村干部的選拔任用制度。村委會干部本來應該由村民選舉，可那時的選舉還不太規范，由誰當村干部主要取決于鄉鎮黨委意圖，也就是說其權力實際來源于鄉鎮黨委、政府授權。為了開展工作，鄉鎮黨委非常注重選用能與自己保持一致的村干部。這樣的村干部一般會聽命于駐村鄉鎮干部，駐村鄉鎮干部自然也就成為了治村主體。

為什么后農業稅時期鄉村精英能夠成為治村主體？

取消農業稅后，鄉鎮干部減少了與村民直接打交道的機會。加之當前的村委會選舉是一種競爭性選舉，選舉法規有嚴格規定，鄉鎮黨委、政府不能操縱，也不好再為自己尋找那種代理人一類的村干部。這為有政治欲望的鄉村精英進入村級政治舞臺提供了制度性的通道。各種實力人物（包括宗族家族勢力、灰色勢力、黑惡勢力的代表人物）紛紛通過競爭性選舉登上村級政治舞臺。此外，雖然村黨支部書記的任命權還在鄉鎮黨委手中，但也得綜合考慮任命有實力的村民黨員當村黨支部書記，不然，即使有鄉鎮黨委支持，一般村民黨員也當不成。因此，現在無論村委會還是村黨支部的負責人大都是地方權威人士，這樣一來鄉村精英就成為了村莊治理主體。

為什么后農業稅時期鄉村精英非常渴望當村干部，掌控村莊呢？

政治因素：一是取消農業稅以后，村干部工作量減少，不像以前那樣得罪人了。現在村干部的任務主要是為老百姓辦實事、做好事，如修路等公共事務，這些工作村民支持，又可以獲得好名聲。二是現在推行村民自治，鄉鎮行政權力大幅度退出村莊，村干部對村里的事務有了決定權。部分村干部同時還是鄉鎮、縣、市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有了這層身份，也就能更多地參與當地政治。三是現在農村社會情況復雜，鄉鎮的各項工作必須得到村干部支持才能正常開展，鄉鎮領導在很多事情上都會給村干部面子，以換取他們對鄉鎮工作的支持。現在的村干部備受鄉鎮黨委、政府重視，可以說，村黨支部書記、村委主任在鄉鎮黨委書記心目中的地位不低于副鄉（鎮）長，這樣就提高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權威。這為鄉村精英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提供了寬松的政治環境。

經濟利益：一是村干部工資待遇大為提高。縣里發一份工資，有的村里還會發一份工資，數額的多少根據村集體經濟強弱決定。二是有調控村級資源的權力。當上村里的黨支部書記、村委主任也就擁有了支配村內資源的權力，從而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此外，不少鄉村精英也是經濟能人，有自己的經濟實體，當上村干部，在與鄉鎮、縣市政府有關部門打交道時更方便，也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

鄉村精英治村的利與弊

鄉村精英，是指那些有政治頭腦、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交際圈廣、在村子里有一定勢力（也就是有一定數量的鐵桿支持者）、熱心村里的公共事務、在村莊乃至鄉域內有一定威信的人。從正面意義上來講，如果他們與鄉鎮黨委、政府合作，能幫鄉鎮政府解決不少棘手的問題；從負面意義上來講，他們有能量給鄉鎮政府制造麻煩，把一些簡單的事情弄復雜。當前農村群體性事件幕后大都有他們的影子。

鄉村精英治村的好處：

一是改變了農業稅時代鄉鎮黨委、政府與村黨支部、村委會之間那種“命令——服從”的鄉村關系，但沒有形成“法治——遵守”的模式，而是形成了符合農村政治經濟現狀的“協商——合作”的新鄉村關系（具體體現在鄉鎮主要領導與村黨支部書記、村委主任之間的關系）。

鄉鎮黨委、政府面對鄉村精英型村干部，以前那種科層制的“命令——服從”已經不靈了。現在村委主任等村委會成員的權力來源于選民的選舉而非鄉鎮黨委的授予。村黨支部書記雖然還是鄉鎮黨委任命，但必須先在村黨支部選舉中選上黨支部委員才有機會，其權力可以說更多來自農村黨員的選舉。誰授權，對誰負責這條基本的政治運行規則在這里同樣適用。因此，鄉村精英在接受鄉鎮黨委、政府安排工作時會更多地考慮村莊與村民的利益，不再像原來農業稅時代村干部事事無條件服從鄉鎮黨委、政府的領導。現在鄉鎮領導的話不再是不可違抗的，摒棄了原來那種唯上是從的弊端。現在村里的錢大多數鄉鎮無法管到，甚至無法監督。雖然推行村財鄉管，但那只是形式而已。因此，現在鄉鎮黨委、政府只有采用政治上關懷、生活上關心、工作上協商的辦法，注重聽取村干部的意見，以協商的方式讓村干部接受鄉里布置的工作，才能獲得村干部的支持，從而形成“協商——合作”的新鄉村關系。

二是鄉村精英比鄉鎮干部有更多的治村資源、更好的群眾基礎、更熟悉情況。鄉鎮干部治村主要靠鄉鎮黨委、政府賦予的行政權力，而鄉村精英除行政權外，還可以利用村集體經濟支配權也就是財權，調控村級資源權，宗族、家族、親朋好友等熟人社會的種種資源進行治理。一項工作也許鄉鎮干部要動用行政權力強

制執行才能辦成，而鄉村精英可能幾句話就能搞定。畢竟是熟人社會，抬頭不見低頭見，村民今后還有用得著鄉村精英的地方。鄉村精英作為本村人，比鄉鎮干部在熟悉村情方面有天然的優勢。

三是鄉村經濟精英在發展村級經濟方面確實比鄉鎮干部有利。這是因為經濟精英本身經營成功，在村民中有威信，推動經濟發展有獨到的優勢。2008年，筆者所在的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區魯塘鎮新屋背村，經濟能人夏明益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后，根據本地優勢動員村民養魚。在發展之初，村民顧慮重重，但通過他本人說服并帶頭投資，進展得很順利。

鄉村精英治村的弊端：

一是鄉村精英治村后鄉鎮黨委、政府在村莊治理中的影響力大為下降，在一些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事件中控制力大為減弱。平常的工作都是通過村干部，鄉鎮干部與村民之間隔著村干部這一層關系，結果與村民是互不熟悉，使得駐村鄉鎮干部失去了在村民中的直接影響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難以直接向村民做工作，不得不求助于村干部。村干部因此身價倍增，不少人借此向鄉鎮主要領導提出種種有理或者無理的要求，以謀取村莊或個人的利益。這一點在農村群體性事件中尤為明顯。可以說，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幕后都有在任村干部及鄉村精英的影子。但是，鄉鎮干部明知道這種情況，卻不得不求助于他們去平息事件，對策劃這些事件的鄉村精英本人卻無可奈何，表面上還得尊重。

二是對鄉村精英治村缺乏有效監督。目前很多農村還無法做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所規定的“四個民主”，尤其在村級財務管理、村內資源調控方面，由于鄉村精英對利益的追求而難以做到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當前的村集體經濟是鄉鎮干部管不到，普通村民管不了。雖然說是集體財產，實際上是幾個主要村干部說了算，普通老百姓無權參與，資金使用過程無人監督，集體經濟成了村干部經濟。

三是鄉村精英治村導致一個村莊長期處于一個或者幾個家族（宗族）的控制之下，這些家族缺乏優秀人才時，寧愿推出德才都差的人出任村干部，也不愿別的家族的人上任，結果出現“劣紳”治村現象。當然“劣紳”并不是那種一看就

面目可憎的人，他們在鄉鎮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面前，多數時候表現得很好，非常注意融洽與領導的關系，在村民面前也有其偽善的一面，只有面對重大利益時才會顯示出“青面獠牙”的一面。非局中人很難體會到這一點。

怎樣應對鄉村精英治村？

在鄉村精英治村的過程中，鄉鎮黨委、政府應該起到指導、支持和保障作用。一是嚴把村干部的入口關，保證讓合格的鄉村精英也就是“良紳”出任村干部。村黨支部書記是村莊治理的第一把手，鄉鎮黨委要對村黨支部書記人選認真考察，掌握好選舉。嚴格按照有關選舉法律法規，規范村委會選舉，嚴把候選人資格審查關，嚴厲打擊賄選等不良行為，阻止鄉村灰色、黑惡勢力也就是 “劣紳”登上村級政治舞臺。

二是駐村鄉鎮干部要監督鄉村精英治村過程，制約鄉村精英治村的負面作用。由于普通村民的力量根本無法與鄉村精英抗衡，尤其在村級財務上，靠老百姓自己監督村干部比較難，這就需要駐村鄉鎮干部形成監督團，以保證多數村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然而這要賦予鄉鎮干部及監督團相應的權力。

三是政治上領導好、業務上指導好、社會秩序保障好。鄉鎮黨委要通過對村黨支部的領導，保證村莊治理在大政方針上與黨保持一致，確保黨的農村政策在鄉村廣泛實施。鄉鎮政府要對農業生產等工作進行指導，開展村干部教育活動，提高村干部的整體素質。同時對鄉村黑惡勢力、地痞地霸依法進行打擊，保障村莊治理的良性發展。

第五篇：《統治》讀后感

《統治》第一章 讀后感

《賣出去的技術才有價值》

任何一個發明不是你轉了多少個彎子，搞了多少標新立異，出了多少自我設想的東西，而是對人類社會和現實生活具有意義，這才是有用的東西。

作為一個企業來講，生存才是第一要務。如果要生存，我們應該具備一下幾點：

1、企業的市場導向

我個人理解，市場導向就好比是我們根據自己的能力和對未來的展望。給自己定的一個發展目標，有了這個目標我們就清楚我們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和努力的動力。

現在很多企業已經認識到了市場導向的重要性，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個導向性能給的指導意義并不大。原因在哪里？首先，是我們企業不了解市場的現狀和客戶的需求；其次，我們沒有認真的去規劃企業的長遠發展；再次，我們的技術能力達不到市場要求；最后，沒有合適的合作伙伴。

這種現狀容易造成我們企業的定位不準；沒有穩定的客戶關系；無法集中資源在某一方面，總是在很多方面去求發展，確由于技術限制出現什么都在做，卻什么都做不好。

2、企業的科技轉化能力

一個企業擁有自己獨有的核心技術和科技成果，擁有最頂端的研發團隊，擁有最雄厚的資源支持，它就是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公司么？答案是NO。很多人就不明白了，那什么樣的企業才是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通過本書的幾個實例，其實就很透徹了貝爾實驗室和IBM的沒落代表著最典型的兩個技術性企業的最尖銳的問題。

貝爾實驗室代表了技術導向型頂尖研發機構的沒落，IBM則代表了技術導向型領袖企業的落寞——他們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依靠技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曾經非常的富有，把技術的重要性擺在市場面前，缺乏把技術市場化的動力和能力。最終不約而同的步入商業經營的黃昏，暮靄沉沉。

其實說穿了，就是企業的研發能力足夠，卻無法把這種技術轉化為產品，無法用自己的技術能力來滿足客戶的需求和市場的要求。最終只能人丁凋零，步入黃昏。一個合格的企業，它不僅要能有研發的活力和東西，同時必須具備把這種技術轉變為一種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企業的產品。就像文章開頭說的，一個有用的東西，不是你搞了多少標新立異，做了多少自我設想的東西。而是這個東西是對社會有用的，才能說是有價值的。

3、正確的創新價值取向

一個企業不能老是談創新。很多人以為只要我企業的產品更新速度快，出的產品多，就可以掌握市場份額，其實這是一種畸形的理解。

一個企業如果決定要創新無異于準備打一場攻堅戰。公司做技術創新其存在的風險是非常大的，創新是環境逼著你不得不作出選擇，企業在發展的關鍵時刻，除了改變原有的做法，別無選擇。

要創新，意味著你要在一個新的領域去征服各種問題和困難。這個過程中，需要我們完全了解市場需求，確保開發的產品是有市場需求的產品；并且看準市場時機，在適當的時間推出自己的產品，占據最有利機會；最重要的，要保證自己的產品有市場競爭力。隨著科技的發展，各種新產品在不斷涌現，我們如何保證自己的東西是能夠在洪流中中流砥柱的才是我們企業的發展根基。

4、正確的人員培養方式

談到這點，其實本章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我們公司的觀點是保持一致的。我們不能再單純的講：實施人員，開發人員，市場人員等等來劃分。作為一個企業，應該更多的培養全面型人才。全面型人才并不是說什么都要精通。舉個例：比如市場人員，我們不僅要懂得如何推銷我們的產品，我們還應該了解自己產品的基礎技術層面和功能層面的一些知識。

5、核心的技術

這個就不多說了~·

在商業社會，企業必須牢牢把握客戶的需求和市場滿足度，在將自身的技術轉化為消費者愿意購買的商品的同時要提供最優質的產品服務。一心一意的為企業尋求創造價值的路徑才能實現我們自身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