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同志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創新貢獻

鄧小平同志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創新貢獻

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20多年來他的理論和行為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給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帶來了革命性變革。筆者作為經濟理論工作者希望通過此文使讀者更多地了解他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偉大貢獻。

一、抽絲剝繭，一層層沖破束縛，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粉碎“四人幫”之后，鄧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首先并且始終做的中心工作就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他堅持和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了科學依據。他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抓根本，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的途徑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首先，鄧小平積極地肯定社會主義也一樣可以搞市場經濟。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這種傳統觀念，致使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們不敢理直氣壯地利用市場經濟去發展生產力，與眾不同的鄧小平卻不以為然。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副主編吉布尼時就強調：“誰說市場經濟只限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他還形象地比喻，“不論黑貓、白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用以說明市場經濟也一樣可以適用于社會主義。在1992年年初的講話中他又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個精辟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人們長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鄧小平同志這種開拓創新思維的引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政府逐漸探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第一、在所有制形式上，既堅持公有制又使公有制企業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情況，雖然公有制的直接生產目的是盈利，但從整個社會生產的宏觀目的來看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的唯一目的是資本家追求的剩余價值。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堅持個人消費品分配以按勞分配為主,其它分配方式為輔。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依靠誠實勞動和善于經營等正常手段先富裕起來，但是先富的要幫助和帶動后富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私有制基礎上必然帶來的兩極分化。另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雖然也存在著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利益的差別和矛盾，但從根本利益上三者是一致的，這又區別于資本主義中工人與資本家利益關系的根本對立和私人企業間的利益對立沖突。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宏觀調控上以市場為基礎的宏觀計劃調節是建立在全體社會成員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之上的，因而無論實行計劃的自覺程度，還是計劃調節的方向和力度都優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實施基礎是私有制和私人利益，因而以資本家整體利益出發制定的計劃，在發揮調節作用時，往往會受到勞資利益對立和私人集團體利益沖突的影響。

其次以市場為取向，在大膽創新的改革實踐中一步一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改革的目標模式，但不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由經濟 1

發展的現實要求提出來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由改革提出來的，也是在改革發展的一步一步實踐中實現的。在鄧小平光輝思想指引下，我國向市場經濟過度的改革采取了三個重大步驟。

第一步：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農業生產力、發展農村市場經濟。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重大開端。在這次會議上肯定了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的做法，提出了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的勞動直接同收入掛鉤，也就是“交購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從而調動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正如鄧小平所說：“農業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正是這種創新的改革思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使農民的收入在短時間內有了迅速的提高，解決了中國八億農民的溫飽問題。

第二步：根據農村改革的經驗，將改革方向逐步轉向城市，在企業中搞打破大鍋飯的改革，把企業效益同職工利益掛鉤。

鄧小平多次講道：“我們的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們就轉到城市。”他還把責任制視為一項即適合農業生產也適合工業生產的基本原則。他說：“工業有工業的特點、農業有農業的特點、具體經驗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則是搞責任制，這點是肯定的。”

現代化大生產，分工細密協作性強，不僅要求企業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生產指導和經營管理系統，要求廠長經理切實負起責任，還要求企業內部各方面、各環節、各生產崗位實行嚴格的責任制，但由于長期實行的“大鍋飯”體制權力與責任脫節。勞動者的勞動與自身利益缺乏聯系，勞動者缺乏積極性，所以企業經營中缺乏活力，效益很難提高。在農村實行責任制之后，人們從中受到啟發，使企業效益同勞動者的經濟責任，經濟利益和經濟權利結合起來，打破鐵飯碗，于是便有了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的責任制。各種責任制的推行使企業和勞動者的貢獻和利益掛鉤，貢獻大利益大。這樣就克服了以往計劃經濟下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大鍋飯現象，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使企業效益和職工利益都有了明顯提高。

第三步：重視市場微觀基礎建構，從多方面積極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１９９２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對市場經濟理論的突破，進一步加快了廢除計劃經濟體制的步伐，形成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滾滾洪流．．．．．．但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是能夠完成的。根據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重要精神，我們黨對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沖破了不少傳統觀念，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獲得了重大的認識，認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施步驟和具體操作問題上，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抓好以下幾項工作及與之相關的配套改革。

（１）培育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一要建立自主企業制度；二是建立具有種類完備、布局合理、多層次、多功能的市場組織群體；三是加快價格改革步伐，為市場體系的健康發育創造良好的環境。

（２）要改革國有產權制度，積極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轉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實現政企分開，兩權分離為內容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則是轉換國有大中型企業經營機制的突破口，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應該多樣化，但從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角度，公有制實現形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漸從以承包制為主過渡到以股份制為主。

（３）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允許非國有經濟發展，鄧小平１９９２年初視察南方時針對有人擔心深圳市搞資本主義的問題強調：特區姓“社不姓資”，一是從深圳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而且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制約；二是

我們有優勢有國有大中型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三是我們可以從“三資”企業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它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探討發展非國有經濟的意義。

（４）深化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根本問題不在于否認按勞分配方式而在于通過改革按勞分配的具體形式完善按勞分配制度，使其在不同的分配方式下發揮主導作用，這是市場激勵機制的根本點。同時與分配制度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也一定相應地跟上，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利。

（５）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市場經濟是靠法律規定的軌跡運行的。鄧小平同志說：“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之間的關系，也要用法律形式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要通過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立法也要大膽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

偉大的改革指導者鄧小平同志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前無古人的構思并且付諸于實現，他還一直關注著如何把我國經濟運行納入世界經濟的大循環的軌道，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論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

二、打開百年桎梏敢為天下先，實行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接軌。

（一）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

（１）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國從明朝中葉開始到鴉片戰爭近二百年的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建國后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對外開放也僅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后就關起門來，沒什么發展，特別是十年**，使我國失去了參與國際分工機會，經濟發展滯后于別的同類國家很大一段距離，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鄧小平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在逝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后來‘四人幫’搞的什么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周圍世界隔絕了。”鑒于歷史的經驗總結，鄧小平強調“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２）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的需要。我國人口多底子薄，要實現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戰略目標，還存在著資源不足資金匱乏、缺乏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實際困難。對此鄧小平指出：要實現我們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不開放不行，不加強國際交往不行。如果我們拒絕國際合作，現代化事業就會受到阻礙，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孤立的狀態下實現現代化。實現現代化總是要靠各國人民的相互激勵、取長補短、相得益彰。

（３）從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兩套本領。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在充分有利用國內資源、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本領的基礎上，積極創造條件參與國際分工，開拓國際市場，開展對外經濟活動。

（二）對外開放的偉大構想與實踐創新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不僅大膽地提出了對外開放的理論，在采取何種方式和途徑實現“對外開放”的問題上，他更有自己獨特而創新的大膽構想，這些構想都在實現中取得了成功。鄧小平同志關于這個問題的精辟論斷和實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開展進出口貿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進出口貿易方式與國際市場對接可以互通有無，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出口生產成本上絕對或相對優勢的產品換取成本上處于絕對或相對劣勢的產品。鄧小平在１９８４年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我國的對外貿額是四百多億美元吧？這么一點進出口貿易額，關起門來能翻兩番嗎？．．．．．．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的時候，我們的產品怎么辦？統統國內

銷？什么都要自己制造？還要不要買進一批，自己賣出一批？”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進出口貿易的思想，我國以進出口貿易方式與國際商品對接取得了明顯成效。１９９０年進出口貿易額達１１６０億多美元。１９９１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１３５７億美元，出口７１９．１億美元比１９９０年增１５.８%。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為我國實現國內外市場早日接軌奠定了良好基礎。

２、技術貿易。技術貿易是國際間以商業手段進行的技術轉讓行為。對于技術貿易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很重視，正如小平同志所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技術貿易方式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經過消化、吸收和創新可以迅速提高國內的科學技術水平縮小同發達資本國家之間的差距。因此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它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小平同志還經常講：“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他強調“要多爭取出口一點東西換點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回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踐證明，引進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即可以使我國少走彎路，節省新技術創新所花費的時間和經費，又可使我國在較高起點上發展，從而提高國民經濟的技術裝備水平，逐步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

３、利用外資。鄧小平同志對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利用外資問題非常重視。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爭取利用國際上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經濟。他首先提出要在國內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對于怎樣來創造環境，鄧小平指出：“最近全國人大通過的外資企業法就是為了給外國來華投資創造有利條件??有人擔心中國的法律會變，我可以肯定的說在中國投資沒有風險，我們會保證投資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還可以補充。我們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利用外資在國內建立‘三資企業’”。而且他還多次地反復地強調三資企業不會影響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它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由于有鄧小平的思想掃清了思想障礙，使三資企業得到迅速發展。由１９８２年以前的三家發展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６５６８家。實踐證明，利用國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建立中外合資、合作的外商獨資企業，是增加出口創匯能力，擴大就業面，提高我國科學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除了直接投資外。我國還積極利用間接投資吸引國外貸款，建設了許多港口、鐵路、機場、電信設施等多項大型工程，加強了我國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建設。

４、建立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區。把經濟特區作為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窗口，是鄧小平同志首先倡導的，是他創新思想中的一項重要內容。１９７９年，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做特區，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特區是個窗口，它在國內外市場對接中是技術、管理、知識的窗口。通過窗口看到國際上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并傳回內地，掌握最新信息，把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傳向內地經過消化吸收掌握起來，加快技術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通過窗口把內地的原料、半成品、傳統工藝品等運到特區來經過改制和增值后出口，多創外匯，通過窗口，特區將成為開放的基地。一方面是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基地，另一方面是出口基地。”我國自１９７９年７月開始，先后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建立了經濟特區。十多年來，經濟特區迅速發展，并成為全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當然要加強同國際經濟的聯系，僅靠五個窗口是不夠的。１９８４年２月鄧小平同志在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之后便考慮怎樣進一步開放的問題，他提出在現有的特區之外，還可以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導思想，１９８５年５月我國又做出了進一步開放大連、廣州、煙臺等１４個沿海港口城市。形成了北起遼寧大連南至廣西北海的對外開放線。１９８５年７月，黨中央國務院又決定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夏章泉三角地區劃為對外經濟開放區。到了１９８８年３月，又將這個范圍擴大至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西的若干沿海城市，從而形成了從南到北綿延萬里的沿海對外開放格局。完成了由“點”到“線”和“片”逐步開放的戰略格局。實踐證明這種格局，有益于緩解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資金嚴重短缺等矛盾，保證了我國經濟以較高速度發展，同時沿海近兩億人口的地區經濟率先發展后，一方面可以緩沿海與內地資金和原料的矛盾。另一方面利用外資引進加速本地工業的技術改選，發展外向型經濟，起到對內對外“兩個扇面”的樞紐作用。

如上所述，鄧小平獨樹一幟另辟蹊徑的改革理論和實踐造就了二十世紀壯觀的經濟奇跡，抵御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蘇東劇變的逆流，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次飛躍，鞏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而言之，作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改革創新的偉大思想，在實踐中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正是這種閃爍著智慧光芒的創新思維，將中國的發展推到了一個嶄新的繁榮富強的階段。

第二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

以上簡述可見，無論是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是經濟論文的內涵本身和社會對經濟論 文的評估，其中一個重要的特質就是應用價值。依從這個角度，我們說應用性的有無是經濟論 文是否有價值的重要尺度，應用性應該是經濟論文寫作的起點和終點。

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業，沒有一套現成的模式可循。我國的 改革實踐遠遠走在改革理論之前，這是客觀的，又是巫待解決的。改革實踐可以是“摸著石頭 過河，”但理論不能“摸著石頭過河http://不能是盲目的。我國近十年所走過的改革道路充分說 明了這一點，如八五年左右的拼資源，一味搶速度的結果導致經濟發展的大動蕩。這是個沉重 教訓，是不了解不明確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的結果。“十三大”明確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理論，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戰略任務的時間跨度拉長為100年(從本世 紀50年代到下世紀中葉)，這就有利于防止戰略要求脫離實際和急于求成問題的出現。社會主 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使改革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問題迎刃而解，這就是理論的威力。

我國的改革比人民料想的艱難得多復雜得多，更急切地需要理論的指導。缺乏理論指導的 實踐是盲目無緒的實踐，而脫離實踐的理論則是蒼白無力的理論。只有實踐和理論相結合，其 力量才是無窮的。當管理作為一種軟手段，還不太為我國公眾所認識和掌握，管理體制改革又 急需出臺時，肖灼基在19啟1年((北京大學學報》第五期提出了((關于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若 干設想》，作用是可以想見的。我國是個資源短缺、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廣大的國家，如何 利用國外有利的競爭機會，借人之長，避己之短，參與世界竟爭，使我國的經濟走向世界，這 是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大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理論的提出，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 個新天地。

改革實踐呼喚理論的指導。經濟理論的創造又必須緊密聯系經濟發展的實際，總結經濟發 展的經驗，教訓，才能對經濟的發展有實際貢獻。而經濟論文一般分為宏觀經濟論文，微觀經 濟論文、經濟評論三大類。無論是宏觀經濟論文還是微觀經濟論文或帶有學術價值的經濟評論，在選題和闡述上都要求與經濟實際、經濟生活密切相連，經濟發展需要經濟理論，經濟論文 必須依附經濟之樹。如在多種經濟成份發展，多種經濟形式一一承包，租賃、托管經營、股份 制等出現的情況下，特別是股份制的試行，在學術界亦引起紛“經濟論文，是學術文體中的一 種’。“經濟論文是用來進行經濟科學研究和描述經濟科學研究成果的文章”，“要理解經 濟論文這一概念，要把握兩點:一，經濟論文是探討經濟間題，進行經濟科學研究的一種手段;二，經濟論文又是描述經濟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一種工具”，張繼緬、孟繁華在《 簡明寫作教程》中是這樣表述的。周姬昌先生《應用寫作學概論》(上冊)這樣界定:“經濟論 文是指一般在論述上具有經濟價值的文章樣式。這種文章的特點，就在于它的主題必須緊密地 聯系著國民經濟的總體。其語言的應用，也必須符合經濟活動的客觀規律要求，而不應違反經 濟規律”。(見該書P21)日本學者末武國弘博士在《、怎樣寫科學論文一兼談口頭發表論文的 方法》一書里談得更加明確，認為論文不僅具有客觀性，而且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應得到 大多數人的承認，論文所闡述的研究成果必須以事實和數據為左證，“同時，作為一種新的見 解，論文要有使用價值。即是說，研究結果不論成功還是失敗，對于后人的事業，都必須是一 種貢獻。

第三篇：淺談新形勢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終版）

淺談新形勢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

摘要: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到中共十八大對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定，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我國的經濟體制。世界金融危機后我國面臨的經濟發展問題更加險峻，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也開始顯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本文中主要闡述了我國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狀況，我國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如何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關鍵詞：中共十八大 經濟體制 改革

Abstract：From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1978 to the 18th CCP great for deepening economic reform and accelerate the deci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working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economic system.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facing our country more dangerous, some drawbacks economic system began to emerge, which requires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aj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facing China's econom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nd how to deepen China's economic reform.Keywords：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Economic system，reform.0.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果，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DP以超過9%的速度增長，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豐富。雖然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一些經濟制度弊端開始顯現出來。可自2008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受到巨大沖擊，出現了以總需求增長放緩和全球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為主要特征的新變化，我國戰略機遇期的挑戰因素明顯增加。

中國經濟確實已經到了一個很緊要的關頭，再用傳統的那種老路是走不出來的，必須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樣的思路。由于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即“攻堅階段”，必須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回過頭來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發展至今，所創造的財富的確驚人，但分配不公、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問題也愈加顯現。因此，在高層大力度推動以改革為新紅利的情況下，人們對改革的期待已到峰頂。盡管20年前，黨的十四大即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但圍繞著市場化改革方向的爭論卻從未停息，以致一些已經開始的改革也逐漸放慢了步伐。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要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1．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

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發展環境有密切聯系，特定的發展環境必須用相應的發展方式與之

相對應，發展環境發生變化，發展方式也必須與時俱進。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的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對發展方式轉變形成了倒逼機制。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要求，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1.1 國際經濟政治格局面臨調整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所處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危機前，中國抓住了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歷史機遇，充分利用勞動力成本等比較優勢，實施沿海外向型發展戰略，迅速成為世界重要的制造中心，經濟快速增長，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受到巨大沖擊，出現了以總需求增長放緩和全球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為主要特征的新變化，戰略機遇期的挑戰因素明顯增加。

一是世界經濟結構深刻調整。發達國家被迫改變負債和過度消費的模式，試圖通過擴大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新興市場國家開始更多轉向通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但短期內還難以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資源輸出國試圖調整單純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模式，謀求依托資源優勢延伸產業鏈，但實現產業多元化任重道遠。全球原有需求動力正在減弱，新的需求市場還未形成，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外部需求增長受到嚴重制約。

二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孕育新突破。國際金融危機加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圍繞新能源、氣候變化、生命科學、空間和海洋開發的技術創新更加密集。全球范圍內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新興產業正在蓬勃興起。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加快發展新興產業，加速數字技術和制造業的結合，推進“再工業化”，力圖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發展中國家也加大科技投入，加速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謀求實現跨越式發展。可以預見，未來國際產業和技術競爭將日趨激烈。

三是全球經濟進入低速增長期。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去杠桿化進程十分漫長，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私人消費疲軟不振，企業投資意愿下降，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歐債危機持續發酵，大規模刺激政策使一些國家政府債臺高筑，新的金融風險隱患不容小覷，世界經濟復蘇進程復雜多變，短期內難以重現強勁增長。

四是國際政治領域競爭博弈更加復雜。當前，國際社會圍繞全球治理、能源資源、氣候變化等斗爭日益激烈。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走勢分化，各國的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相互交織，政治交鋒和經濟合作的形勢更加復雜。發達國家抑制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意圖更加明顯，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發展壯大亦有復雜心態，我國周邊環境日趨復雜。總之，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政治壓力有所加大。

1.2 國內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階段性新特征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也使我們對國內環境的變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沒有變，目前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環境和條件發生顯著變化，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更加鮮明。

一是生產要素優勢變化日趨明顯。隨著工業化迅速推進，支撐我國經濟30多年快速發展的勞動力、土地、礦產資源等傳統要素供求關系發生變化，要素價格持續上升，原有競爭優勢開始減弱。近年來，土地、礦產等資源供給日趨緊張，部分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出現大幅下降。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超出預期，勞動力成本上漲較快，部分地區出現“招工難”、“用工荒”，“人口紅利”減弱，廉價勞動力優勢正逐漸下降。

二是廣大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正在穩步升級。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我國城鄉居民

個體利益訴求明顯分化，需求正向全面化、高級化、個性化和多樣化方向發展。在物質需求繼續提高的同時，對文化、環境的需求明顯增加，特別是對潔凈的水、清新空氣等生態產品需求更為迫切；在對一般商品需求增加的同時，對公共產品、社會服務的需求大幅上升；在滿足消費數量的同時，對消費質量和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我國制造業發展方式仍比較粗放，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快速擴張，生產能力已大量過剩。風電設備、鋰電池、太陽能光伏發電用多晶硅等部分新興行業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也比較嚴重。制造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加劇了資源供應緊張，將對結構優化升級形成較強的制約。

四是生態環境約束更加強化。目前，我國生態環境總體惡化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水、大氣、土壤等污染嚴重，固體廢料、汽車尾氣、重金屬等污染持續增加。環境突發事件增多，水污染、食品安全問題嚴重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同時，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已位居世界第一，生態環境的硬性約束越來越大。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表明，這場危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但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我國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已不適應變化了的發展環境，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創新經濟發展方式。

2．中國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

制度是過去變遷過程的產物，因此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制度效率必然遞減。在經濟制度實行了多年以后，我國目前的經濟制度對經濟發展不再完全適應，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新的、適合目前發展狀態的經濟制度的出現，因此，當前，我國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改革的步伐可以跟上經濟的發展。

經濟制度是通過經濟增長因素影響經濟增長的，因此，要尋求經濟制度的問題和缺陷，我們就需要了解，為何現在的制度無法促進要素投入的增長或技術進步而導致制度效率低下，這是我們評價經濟制度質量的重要標準。

2.1 市場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技術水平遠遠落后于歐美國家的水平，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有助于技術的擴散，對提高我國的技術水平，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缺乏隨著我國經濟水平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弊端日益凸顯。由于知識產權不能得到很好保護，通過技術創新不能實現足夠的收益，很多人失去了進行創新的激勵，甚至逐漸喪失了創新的能力，這嚴重阻礙了我國的技術進步。此外，我國對市場的監管力度較為缺乏，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根據劣幣驅逐良幣規律，很多優質產品因此被擠出市場。這種現象一方面使得很多廠商不愿意在實體經濟上進行投資，降低了要素的投入數量；另一方面也使得廠商缺乏提高管理經營水平和技術水平，生產優質產品的動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技術進步。

2.2 國有企業改革存在的問題

首先，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國有資產由于賤價出售、非法占有等行為產生了嚴重的損失，這些國有資產由于沒有流向實現其最大化的用途，資源配置不合理，這導致了國有資產的利用效率偏低，產出不能夠達到其最大化水平、其次，仍然有一部分國有企業憑借其壟斷地位，避免了與其他私有企業的競爭，壟斷地位是的該類型企業的要素投入 水平較低，而且沒有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導致要素不能夠有效的得到利用，也阻礙了技術進步，因而阻礙了經濟增長。

2.3 農村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看，在傳統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了30多年以后，我國的農村經濟增長似乎進入了一個瓶頸。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于2006年廢除了農業稅，并著手規劃進行新農村的建設。然而，這一切并沒有解決農村發展緩慢、滯后的問題，農村經濟增長速度比城市仍然要低很多，這導致我國的農村收入水平與城市收入水平越拉越大。深化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勢在必行。

我國當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在于，其他非農業部門相對種植業較高的收入使得許多農民放棄了對土地的有效利用，導致大量土地的拋荒和農業產出水平的降低，而傳統的分散經營的家庭農業使得農村資本利用效率非常低，例如，分散的家庭農業使得每一戶都要買一臺拖拉機、一臺播種機、一臺收割機等等，這些資源如果能夠統一的使用無疑會大大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前的農村經濟制度導致土地利用效率較低，同時也嚴重阻礙了農業的現代化，不利于技術進步，這些因素導致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滯后。

2.4 分配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從我國分配制度改革的角度看，目前我國的分配制度改革存在過猶不及的現象。改革的初期，對平均主義的舍棄，對效率的追求，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資本的收益，從而促進勞動投入和要素投入的增加。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分配制度導致了越來越懸殊的收入水平，在2012年我國的基尼系數達到創紀錄的0.61.較大的收入水平差距會導致貧困者的不滿，也降低了貧困者實施“反社會行為”的機會成本，這造成沖突事件頻發，導致了社會的動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采取“維穩”的措施，由此產生的投入沒有參與到社會生產中，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此外，過大的收入差距也會降低低收入者的勞動積極性，這也減少了要素的投入，阻礙了經濟增長。

2.5 所有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從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角度看，我國的所有制改革已經走的很遠，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比率逐年下降，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迄今為止，公有制經濟仍然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占據非常大的比重，控制著許多重要的經濟部門，所有制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

此外，公有制經濟憑借其本身特殊的地位，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獲取土地、資本等投入要素，這使得要素不能夠憑借市場機制流向可以最大化其價值的用途；而私有制經濟卻可能因為其無法獲得這種優勢而無法與公有制經濟競爭；另外，公有制產權由于自身的缺陷性，不能夠合理的配置資源，這也抑制了要素的投入，阻礙了最優產品的出現，不利于經濟的增長；最后，公有制經濟中更容易出現委托代理問題，因為個人利益與國家和集體利益經常出現沖突，面臨這種沖突，最大化個人利益的代理人可能不會最大化國家、集體利益為目標，這也導致了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總之，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缺陷阻礙了我國的技術進步，減少了我國用于社會生產的要素投入量，不利于我國的技術進步，我國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消除這些不利因素，促進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3．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們深刻認識到轉變發展方式的本質要求是加快經濟體制改革。任何發展方式都是一種動力機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體制的安排。好的體制機制，就會有好的發展方式；反過來，體制機制不順，發展方式也很難合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狀況影響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導

人們行為，人們的行為決定發展方式的取舍。如果沒有體制機制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因此，要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和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在以下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一）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和戰略制高點。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要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強化政府促進就業和調節收入分配職能。要改善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進一步減少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

（二）繼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全面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加快國有大型企業改革，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促進產業升級、參與國際競爭、提升綜合國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要看到，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在吸納就業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消除各種制度性障礙，強化產權保護，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三）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這對于保持宏觀經濟大局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要進一步健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國家規劃等多種政策工具相統一的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宏觀調控政策協調配合。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科技創新、節能環保、民生改善等調控目標之間要相互銜接，避免顧此失彼。各項調控目標與政策手段之間要協調配合，財政、貨幣、投資、產業、土地等政策工具要科學統籌、綜合運用，實現各項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在統一，避免政策工具之間相互矛盾和抵消，不斷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四）加快改革財稅體制

這項改革極為重要和迫切。必須積極構建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財稅體制。建立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體制。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健全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完善預算編制和執行管理制度。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全面改革資源稅。逐步建立健全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構建地方稅體系。

（五）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命脈。必須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不斷增強金融市場功能。繼續深入推進國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機構改革，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加快多層次金融體系建設，積極發展債券市場。穩步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推進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積極培育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體制。穩步推進金融開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4．總結

在不久前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只有通過不斷的改革才能給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活力，才能不斷適應世界的發展，才能不斷解決發展面臨的問題。我們要正確把握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目標和重點任務，不斷把經濟體制改革引向深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

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參 考 文 獻]

[1]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3

[2]習近平，《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

[3] 劉國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研究，[M]，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

[4] 林毅夫，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J]，經濟研究，1997

[5] 許經勇，中國農村經濟改革，[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6] 盧現祥，新制度經濟學，[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第四篇：我國農村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貢獻

一、我國現行的農村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中存在的問題

1996～2002年，我國農村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雖然有些變動，但基本上保持在46％以上。也就是說，我國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有，將近一半是由農村創造出來的。筆者對這一結果表示懷疑

1.從我國經濟的發展戰略上看，農村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持在46％以上是不可能的。在1978年改革以前，我國政府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在當時資本稀缺的發展階段上推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政府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人為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投資成本，即壓低資本價格、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在低工資條件下，要保障勞動者自身的再生產，相應地需要壓低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價格。為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首先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即壟斷農產品的定價、收購、運輸和分配。其目的是以低價格獲得基本農產品，并以低價分配給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部門和城市職工。換句話說，政府壓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相應地將負擔轉嫁給農業部門和農業生產者。所以，在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是重工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改革以后，雖然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有所放寬，但是，大力發展城鎮經濟的基本思路仍未改變。這一點無論從優惠政策、資金投入還是從城鎮經濟的發展狀況上都可以看出。我們知道，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會逐漸向城市轉移，經濟發展的過程是城市帶動農村。從表1數據可以看到，我國農村經濟和城鎮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基本上是持平的。如果情況真的如此，那么，我國城鎮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何在呢？所以，從我國的發展戰略上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持在46％以上是不可能的。

2.從我國城鎮化進程來看，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應一直保持在46％～48％這樣一個較高的范圍之內。雖然我國城鎮化從總體上說仍處于初級階段，但是，我國的城市化率仍在逐年提高，而且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增長率上看都遠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鄉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逐年增長。這說明，我國城鎮化速度是逐年加快的。在這種情況下，若農村國內生產總值仍保持為國內生產總值一定的百分比，那么，就會出現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高于城市居民的現象。但是，實際情況與上面的推論恰恰相反，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增長率都比城市居民低很多。從城鎮化進程來看，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不可能保持為國內生產總值一定比例，而應是逐年下降的3.從鄉鎮企業的發展狀況來分析，我國鄉鎮企業不應全部計入農村經濟范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鄉鎮企業出現了飛速發展的勢頭。鄉鎮企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其增長率更是遠高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鄉鎮企業已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是否所有的鄉鎮企業都可以歸入農村經濟的范疇呢？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定義，鄉鎮企業是指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農民投資為主，在鄉鎮（包括所轄村）舉辦的承擔支援農業義務的各類企業，其范圍包括鄉（鎮）辦企業、村辦企業、聯戶辦企業、戶（私營、個體）辦企業，以及這些企業之間或者這些企業與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等多種經濟成分聯合投資建立的企業。從定義來看，似乎鄉鎮企業應全部歸入農村經濟中，但是，從實際數據中筆者卻無法得出這一結論。

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50％左右。以2002年為例，當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51.1％；同時，筆者注意到，在第二產業中鄉鎮企業的增加值也具有相當規模，約占第二產業增加值的47％。按照這個數據，筆者可以得出結論，若將鄉鎮企業全部歸入農村經濟，那么，我國農村的第二產業增加值與城鎮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基本上是持平的。

也說明了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的推算出現問題的原因，即在核算過程中，將鄉鎮企業統一劃入農村經濟的范疇，從而造成過高地估計了農村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實際貢獻，也夸大我國農村工業化的進程。這對于正確分析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狀況，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是極為不利的。

二、我國農村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貢獻

采用生產法來推算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由于將鄉鎮企業全部歸屬于農村經濟的范疇，使農村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貢獻被高估了。現在，筆者用另一種方法，即收入法來計算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定義，純收入是指農村住戶當年從各個來源得到的總收入中相應地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其計算方法為：

純收入＝總收入-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稅費支出-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調查補貼-贈送農村外部親友支出

純收入主要用于再生產投入和當年生活消費支出，也可用于儲蓄和各種非義務性支出。從純收入的定義筆者得出結論：可以通過計算當年的農村人口純收入，再加上農業各稅之和來近似地估算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這里需要提到的是，農村庫存的化肥、農藥和種子的費用不計算為當期費用支出，所以，應從上面計算得到的總值中除去。

在我國，由各專業院所培育的各類農作物種子由于出苗率高，產量大，已經得到廣泛使用。根據農業部公布的數據和實際調查初步估算，2002年，我國每畝耕地的種子購買費用約為35元。由于統計年鑒中沒有種子價格指數的數據，這里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來表示每年種子價格的變動。

我國近幾年農村國內生產總值的絕對數量雖然在增加，但是，按可比價格計算，其增長率一直較低；同時，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也是逐年下降的。而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城鎮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卻始終保持在8％左右。城鎮經濟的增長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兩種關于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計算結果存在較大差異，其主要原因在于鄉鎮企業所屬范圍的確定。由于采用生產法時將鄉鎮企業的增加值全部計入農村經濟的范疇，從而過高地估計了我國農村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貢獻。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鄉鎮企業都應計入農村經濟，計入農村經濟的只是部分鄉鎮企業，而且這一比例還在逐年減少。

正確評價農村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是有實際意義的，它是制定相應農村經濟政策的主要參考之一。我國一直把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作為帶動經濟高速、穩定增長的龍頭，而鄉鎮企業的發展是我國實現農村工業化的主要途徑之一。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并沒有使我國農村人口的收入相應地發生較大程度的提高，其原因在于，我國鄉鎮企業增加值的部分歸入了城鎮經濟的范疇。所以，雖然我國的鄉鎮企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是，其主要作用是推動城鎮經濟的增長，而在農村工業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小。

三、小結

將鄉鎮企業全部歸屬于農村經濟的范疇，使得我國農村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實際貢獻被過高地估計了。采用收入法來計算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就會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從計算的結果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國內生產總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相當少的一部分，而且這個比例也在逐年減少。這從一個方面說明，我國城鎮化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城鎮已經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力量。

第五篇：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探討

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探討

作者：倪毅 高曉華 2007年3月

內容摘要

監獄經濟是伴隨著監獄及其行刑活動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它的存在及其發展不僅能使罪犯勞動力資源得到開發利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而且還能為監獄有效執行刑罰提供物質保障和現實載體。而監獄經濟的運行狀況，直接取決于監獄經濟體制。在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監獄經濟體制是一種權力高度集中、監獄和監獄企業合為一體的體制，并且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獄企業在競爭中力不從心，處于弱者地位，經濟效益不斷下滑，監獄的生存也受到了直接威脅，監獄的改造質量水平因此而不斷下降。表現在監獄經濟方面，面臨著監獄企業補充監獄各項建設經費、生產經營債務、辦社會等負擔過重；監獄企業長期投入不足，發展空間嚴重受阻；傳統監獄企業管理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等主要困難與問題。表現在監獄經濟體制方面，存在監獄刑罰執行、教育改造職能和監獄經濟管理職能難以到位；監、企、社混合多元體制造成監獄工作復雜與艱難；現行監獄經濟體制的瑕疵容易滋生司法腐敗等主要弊端。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及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以“監企合一”為核心的監獄經濟體制面臨的困難與弊端逐步顯露，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因而這一問題也是當前亟待研究解決的重要課題。本文在對監獄經濟發展歷程進行總結回顧的基礎上，明確了監獄經濟的重要地位，論證了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從多方面分析了監獄經濟體制存在的弊端和問題，并提出了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對策。本文認為，必須加快監獄經濟體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實全額保障政策，推進監、企、社分開，使監獄更好地履行刑罰執行職能；要認真執行政策，將監獄執法經費支出與監獄企業收入分開；要努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理順監企關系，建立促進新型監獄體制規范運行，以“全額保障，監企社分離，收支分開，規范運行”為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從體制、機制和源頭上解決目前監獄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潔、文明、高效的新型監獄體制和工作機制。關鍵詞：監獄 經濟改革 探討

目 錄

摘要 ……………………………………………………………1 引言 ……………………………………………………………4

一、監獄經濟的概述 …………………………………………7

（一）監獄經濟的基本涵義 …………………………………7

（二）監獄經濟的主要特點 …………………………………7

（三）監獄經濟關系 …………………………………………9

（四）監獄經濟的產生原因 …………………………………10

二、我國監獄經濟及相關體制發展的歷史沿革 ……………14

（一）新中國監獄生產的創建階段 ……………………… 15

（二）監獄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階段 ……………………… 16

（三）我國監獄經濟的現狀 …………………………………19

三、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 20

（一）當前監獄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與問題 ……………… 20

（二）現行監獄經濟體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 24

四、對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探討 ……………………… 27

（一）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 27

（二）監獄經濟體制改革應堅持的原則 …………………… 28

（三）對于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思考 …………… 29 結束語 ………………………………………………………… 34 參考文獻 ……………………………………………………… 35 后記 …………………………………………………………… 37

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探討

引 言

罪犯勞動是指罪犯在監獄機關的組織和監督下從事改造自然并使自身得到改造的活動。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是人類生活的第一基本條件。” 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創造了人類社會及其歷史，勞動實踐是人的意識、觀念產生、發展及轉化的主要源泉。罪犯作為社會中的一員，也應該參加勞動，需要在勞動中改造自身。罪犯勞動是人類社會勞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自由刑執行的基本內容之一，其根本目的也是為了改造罪犯。

罪犯勞動并非我國獨有。16世紀建造的阿姆斯特丹監獄據認為是“以勞動療法使犯人回歸社會”的第一批現代監獄。罪犯勞動也是國際人權文件規定的囚犯義務。世界各國的法律也都明確規定服刑犯人須參加勞動。現代各國監獄普遍認為，對罪犯的有效勞動進行合理的經營還可以減少國家的財政支出，節約改造成本。

我國的罪犯勞動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勞動學說為指導，成為改造罪犯、造就新人的基本手段，從而使罪犯脫離了殘酷的懲罰和壓迫，這是我國罪犯勞動的本質和特色所在。我國現行《監獄法》明文規定，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改造原則，并由國家提供罪犯勞動必需的生產設施和生產經費。為適應勞動改造罪犯需要，保障監獄罪犯勞動改造場所和條件，監獄興辦生產經營項目進而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一個特殊部分即監獄經濟。

我國監獄經濟作為國有經濟的特殊組成部分，受歷史原因和計劃經濟體制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監獄工作的附屬地位。從建國初期的“三個為了”，到“兩個結合”，再到“改造第一，生產第二”，歷次監獄工作方針雖然都是符合當時革命和建設需要的正確指導，但是監獄經濟的地位始終處于附屬的地位，對監獄經濟的管理同監獄管理一樣，長期實行中央和地方管理，逐步形成了“監企合一” 的監獄經濟管理體制。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實行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體制，生產靠計劃，材料靠供應，設備靠調撥，產品靠包銷，根本不存在競爭，這與監獄集中領導、半軍事化管理、封閉式運行的體制十分適應，使監獄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發展監獄經濟不僅提供了勞動改造罪犯的場所，而且為社會創造了一定的物質財富，緩解了國家財力不足、監獄經費緊張的狀況。但是由于長期處在相對封閉的環境和附屬地位，監獄企業的管理十分粗放，效益低下，同時由于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造成各省市監獄企業發展也很不平衡，加之監獄企業涉及的行業多、產品雜，機械、煤炭、電力、建材、農業等傳統產業幾乎無所不包，且地處分散，技術含量低，規模小，競爭力差，形成了多種管理模式和復雜的經濟格局。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監企合一”的管理體制使監獄企業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難以適應市場競爭，普遍出現了經營困難。同時由于監獄經費不能足額保障到位，監獄企業又背負上補償監獄經費和辦社會職能的重負，造成監獄經濟步入發展困境。市場經濟要求監獄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主體，但是由于生產收入和監獄經費直接掛鉤，監獄企業既要按照法律規定，服從、服務于監獄“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 的工作方針，又要遵循各自所處的行業特點、規律、法規辦事，所以監獄企業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并且由于監獄經濟的困境，嚴重影響和制約了監獄刑罰執行職能的發揮，個別監獄甚至發生了利用職權創收等嚴重的警察犯罪案件。

近年來，國家司法部作為監獄主管部門會同理論界與相關部門先后多次召開專題會議，研究解決監獄經濟困難的問題，并出臺了一系列對監獄企業的扶持優惠政策，但是至今仍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監獄經濟發展問題。針對監獄經濟發展面臨的困境，各級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基層監獄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與嘗試，但是由于全國監獄經濟管理模式和條件千差萬別，一直沒有探索出普遍適應全國監獄企業發展的成功道路，監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堅冰。

筆者作為司法行政系統的一名工作人員，在工作實踐中親歷了監獄經濟體制改革和探索的過程。特別是參加了經濟管理研究生課程學習以后，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進行監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走出監獄經濟發展困境，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障監獄正確執行刑罰，維護安全穩定職能的迫切需要。所以，對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進行學習和研究，積極探索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獄經濟管理模式，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本文以經濟管理學科的相關理論作指導，闡述監獄經濟的概況，分析我國監獄經濟體制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初步探求具體之改革措施。

一、監獄經濟的概述

（一）監獄經濟的基本涵義

作為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監獄在履行懲罰和改造罪犯職能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個現實問題即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從監獄這一微觀層面講，已經超出了刑罰執行的范圍，但這一問題本身又與刑罰執行活動存在著內在的聯系。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可能脫離監獄及其行刑活動而完全獨立存在。無論哪個時期的監獄，其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都難以回避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即罪犯勞動問題。

對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一項純粹的經濟活動。而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既具有一般經濟活動的共同內容和本質，同時也有它自身的特性。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其前提條件是罪犯及其監獄的存在，沒有罪犯及其監獄的存在，也就無所謂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問題。據此，可以將監獄經濟定義為：與監獄行刑活動相伴而產生，以罪犯為主要勞動力并在其過程中完成對罪犯勞動改造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的總和。監獄經濟的核心是監獄生產，監獄經濟的組織主體是監獄企業，而不是監獄，對監獄而言，監獄經濟活動有它的獨特性。監獄經濟的存在、運行和發展，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講成本和收益，不能提供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和勞務，監獄經濟就不可能存在和發展。

（二）監獄經濟的主要特點

1、監獄經濟與監獄行刑的融合性。

與一般社會經濟活動相比較，監獄經濟與其最大的區別就在于，監獄經濟活動以監獄的在押犯為主要勞動力。作為勞動者，國家有義務對罪犯勞動力資源加以開發利用。作為罪犯，國家有權利也有義務對其進行懲罰和改造。監獄經濟活動和監獄行刑活動，都離不開罪犯這一共同主體。與罪犯作為特殊勞動者的身份相比較，罪犯作為刑罰懲罰和改造的對象的身份應是根本的，罪犯無權以參加監獄經濟活動為理由，而擺脫監獄對其進行的懲罰和改造活動，任何組織也無權以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為理由，而使罪犯脫離監獄行刑活動。在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和罪犯接受刑罰的前提下，對罪犯勞動力資源進行開發利用這一監獄經濟特殊的活動才能存在。所以，監獄經濟活動與監獄行刑活動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監獄行刑活動直接影響著監獄經濟活動及其效率和效益。

監獄經濟活動與監獄行刑活動之間的關系不同于一般的兩個事物之間的關系。由于罪犯是這兩個活動的共同主體，因此，監獄經濟活動不僅和監獄行刑活動存在著聯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與其融合在一起。依據我國刑事法學原理和有關刑事法律規定，我國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即監獄行刑，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即懲罰和改造罪犯。剝奪自由是懲罰罪犯的內容之一，除此之外，依法強制有勞動能力的罪犯進行勞動，以及給予罪犯較低的勞動報酬等，也是懲罰罪犯的內容。因此，我國有關刑事法律明確規定，有勞動能力的罪犯應當或必須參加勞動。罪犯在勞動過程中，同樣也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因而，罪犯勞動本身包含著刑罰對罪犯的懲罰性在內。

2、監獄經濟存在的客觀性和運行的相對獨立性。

監獄經濟雖然以罪犯及其監獄的存在為前提，并受監獄行刑的影響和制約，但監獄經濟活動有它的相對獨立性。監獄對罪犯進行懲罰和改造是監獄的基本職能，也是監獄的權利。但是，監獄在行使其權利、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并不能否定對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這一客觀要求及其實踐活動。罪犯入監服刑，并不意味著國家必須無條件地為罪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按勞分配原則也并不因一個人的法律身份的改變而改變。罪犯需要勞動，罪犯必須勞動，這不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會對罪犯勞動力資源開發利用的必然要求。因此，監獄經濟的存在是客觀的。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并不會影響監獄的行刑活動，在服從經濟規律的前提下，它反而會促進監獄行刑活動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監獄經濟的存在不但是客觀的，而且其運行也是相對獨立的。監獄不能以行刑為借口，直接干涉監獄經濟活動，也不能為監獄經濟活動制造障礙。監獄經濟在運行過程中，要服從市場法則，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樣，監獄經濟活動才能存在并正常運行。監獄行刑活動雖然會影響監獄經濟活動，但它卻不能改變監獄經濟活動的本質，監獄經濟活動更不能演化為監獄行刑活動。

3、監獄經濟追求效益的雙重性。

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監獄經濟首先必須追求經濟效益。以最小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這是經濟活動的一般性質的內在要求。如果沒有好的經濟效益，監獄經濟就無法存在和發展。同時，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監獄經濟在運行中，也必須追求改造罪犯的社會效益。國家組織罪犯勞動，除了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發展監獄經濟，獲取經濟效益，以彌補監獄經費不足的目的之外，另一個目的則是要在勞動過程中實現對罪犯的思想改造。由于監獄經濟活動的勞動力主要是罪犯，如果在其運行過程中不重視甚至放棄改造罪犯的社會效益，那么，監獄經濟將會因缺乏合格勞動力而無法正常運行，監獄經濟也就無法取得好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監獄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改造罪犯的社會效益則是監獄經濟存在和發展的保障。

（三）監獄經濟關系

社會生產都是勞動者為追求一定的經濟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的一種集體活動。在生產活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然要圍繞經濟利益而發生各種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存在及其合理程度，直接影響到生產活動本身的效益，影響到各方經濟利益的實現。

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監獄經濟在運行中也必然會存在罪犯與國家、監獄（企業）、社會等等間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根據我國監獄經濟發展的歷史及目前的有關規定，監獄經濟是具有國有性質的經濟成分，監獄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國家所有，罪犯雖然也是這部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他們不能像普通公民那樣實現與這部分生產資料的自愿結合。因此，在監獄生產的運行過程中，從罪犯與國家之間的地位看，不可能是平等的，罪犯不可能成為監獄生產過程中的主人，他們無權行使監獄企業的經營管理權。

----從分配關系來看，對罪犯而言，監獄企業也應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由于罪犯勞動本身的改造性質，決定了罪犯不可能像普通勞動者那樣，其勞動成果除扣除交給社會的那部分之外，其余成果全部歸自己所有。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是，罪犯給社會、他人造成了財產或人身方面的損害，因此，罪犯的勞動成果必須扣除罪犯給社會和他人的損害賠償，剩余的部分才歸犯人所有。

----從交換關系來看，罪犯雖然也存在著與社會的交換關系，但由于罪犯沒有人身自由，罪犯在交換中的權利受到很大的限制，從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

----從消費關系來看，由于國家與罪犯之間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罪犯的消費完全是為了個人，不具有依附性，也沒有歧視性。而且罪犯本身又是刑罰懲罰和改造的對象，其個人消費與刑罰執行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也內在地決定了罪犯消費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集體性和保障性。

（四）監獄經濟的產生原因

1、經濟原因。

組織罪犯參加監獄生產勞動，是罪犯生存的必然要求。與普通公民一樣，罪犯也是消費者，為了維持生命的存在，罪犯必然要消耗一定的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只有靠生產勞動才能創造出來。在罪犯的生命得以維持、延續的條件下，才能談到對其的懲罰和改造。那么，罪犯怎樣才能取得生活資料呢？從理論上來說，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罪犯獲得消費品的原則與普通公民一樣，也是按勞分配；另一種情況是國家財政無償提供罪犯的生活費用，即由守法公民向國家交稅來養活違法犯罪者。而后者只能是建立在罪犯拒絕參加勞動、缺乏或喪失勞動能力的基礎之上。但拒絕參加勞動和缺乏勞動能力不是絕對的，國家可依法強制罪犯參加勞動；可通過教育等方法轉變罪犯觀念，使其愿意參加勞動；也可用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激勵和刺激罪犯積極主動參加勞動；對缺乏勞動能力的罪犯，可以對其進行教育和培訓，使其具備一定的勞動能力。這樣，通過加強對監獄企業的管理，以及國家給監獄企業提供一定的優惠政策等措施，都可能使監獄企業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最終使罪犯通過勞動獲得自己的生存資料。因此，組織罪犯進行勞動即組織監獄生產，從而讓罪犯通過自我勞動來維持自我生存，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科學合理的，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罪犯身上的特殊體現。

另外，社會資源的有限性也是監獄經濟產生的經濟原因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資源的有限性對經濟的發展構成嚴重的制約。與過去相比，罪犯構成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罪犯年齡普遍較小，文化水平普遍較高，作為掌握著一定知識和技能的罪犯，他們是社會勞動力資源的組成部分，數量也較可觀，對其加以開發利用，是社會的要求，也就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罪犯雖然是社會經濟的直接或間接破壞者，但還有可能成為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對這些依法集中起來的勞動力資源不加以開發和利用，從純經濟角度看，是對經濟資源的浪費，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是對法律效率原則即行刑低成本、高效益原則的違背。因為罪犯不僅以失去自由作為接受刑罰的成本，而且它同時也支付了勞動力資源這一成本，不對這一資源加以利用，對罪犯來說就只有成本投入，而沒有經濟收益。作為年齡構成偏低的罪犯群體，他們是社會未來的勞動者，對他們的勞動技能加以培訓，本身就是政府的職責。所以，罪犯本身及其構成發生的內在變化，促使政府不僅要懲罰和改造罪犯，而且要培植、開發和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監獄經濟因此必然產生。

2、社會原因。

人不僅是生物意義上的生命體，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生命體，社會性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之一。人的社會性主要是通過人與人之間感情與物質的交流和交換來體現和實現的，而這種交流和交換及其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主要是在社會的生產勞動過程中進行和完成的。罪犯雖然是被剝奪或限制自由的人，并被囚禁在一定的場所之內，但他們并沒有失去人的社會屬性，而且也不能將其與社會完全隔絕，使其失去人的社會屬性。在罪犯被囚禁、失去一定自由的前提下，其與社會進行交流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渠道，就是監獄生產勞動。監獄企業通過組織罪犯生產勞動，就與社會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系，罪犯通過創造物質產品，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生產的產品也輸入到監獄和監獄企業，使其需要得到滿足。生產勞動作為一個媒介，把罪犯和社會聯系起來，實現了罪犯和社會之間的交流，使罪犯作為人所應有的社會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因此，由監獄生產勞動形成的監獄經濟是罪犯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監獄人格，并重新社會化的真正起點和重要途徑。

3、法律原因。

生產勞動既然是人的社會性的要求和體現，是人謀生的手段，那么，在生產勞動過程中，通過人與人的交流，通過人與自然的斗爭，必然會形成對生產組織體內所有成員產生約束作用和普遍認同的觀念、制度和規則。個體對于組織而言，適應這些觀念、制度和規則者得以存在，不適者將被淘汰。為了求得生存，個體必然會不斷地適應組織的要求，為此，它就必須不斷對自己的觀念和行為加以調整。這樣，作為存在于生產組織體內的個人，其觀念和行為必然會發生積極的變化。依據我國刑事法律的規定，監獄不僅要懲罰罪犯，而且要改造罪犯，即要改造罪犯的犯罪思想觀念，矯正罪犯畸形的犯罪心理結構。而生產勞動本身就具有使人的思想觀念和心理結構等發生變化的基本功能。

因此，借助生產勞動這一手段，來實現對罪犯思想觀念等的轉變，就必然成為我國刑事法律改造罪犯的首選方法和途徑。因此，我國現行《監獄法》明確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罪犯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監規紀律，服從管理，接受教育，參加勞動。”

4、政治原因。

我國監獄勞動改造罪犯的理論根據直接引申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史觀和勞動學一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監獄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就是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管理機構。當專門從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個強迫他人意志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構（即監獄、特殊隊伍及軍隊等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國家也就出現了。”。監獄就是國家憑借強力的后盾，拘束、限制人身自由，實行關押、勞動的場所。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監獄的政治屬性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工具”，其具有依法監禁和懲罰罪犯，保持國家政局穩定，維護社會安康有序的重要職能。但是，監禁和懲罰罪犯不是社會主義監獄的終極目的，社會主義監獄的終極目的是“改造他們”。要“組織罪犯勞動，從而使罪犯在勞動過程中產生新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品質，新的語言，形成正確的勞動觀念，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和勞動態度，學得一定程度的勞動技能，以利于從監獄出來之后重新做人”。

我國監獄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特殊公共機構，對其所生產的公共產品的最終定位，從政治上講必然設定在通過教育改造進而讓罪犯認同社會主義普遍的價值觀，回歸社會后能積極適應或基本適應主流社會，成為與主流社會相容的人這一層面上來。這就需要我們監獄工作要以不斷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為中心，積極矯正罪犯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把過去危害社會秩序的罪犯鍛造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積極公民。提高罪犯改造質量除了監管懲治和教育轉化手段外，主要依靠勞動改造手段即通過組織監獄經濟生產，在罪犯勞動中改進其思想素質，提高其勞動技能，達到改造罪犯維護社會穩定之目的，這是監獄政治屬性的有效體現。

二、我國監獄經濟及相關體制發展的歷史沿革

監獄經濟是伴隨我國勞動改造罪犯的實踐活動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經濟現象。與其他經濟部門相比，監獄經濟既具有一般社會經濟的共性，又具有服從、服務于改造罪犯的個性特征。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政治體制和刑罰執行制度變化的影響，建國以來我國監獄經濟的發展先后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新中國監獄生產的創建階段

我國的監獄生產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就有了監禁反革命分子的監獄，出現了監獄生產的雛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尤其是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后，各革命根據地為了關押和改造犯罪分子，先后建立了看守所、勞動感化院、犯人自新所等刑罰機構，開始www.tmdps.cn有組織、有目的地安排罪犯從事生產勞動。1934年，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就改造罪犯問題指出：“蘇維埃的監獄對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義，即用共產主義精神與勞動紀律去教育犯人，改變犯人犯罪的本質。” 在后來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同志又確定了犯人必須參加強制性的生產勞動的原則。抗日戰爭時期，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的各個根據地，根據《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的規定，分別建立了監獄、看守所以及相應的管理、教育、勞動制度。由于這時期的監獄大多在農村，監獄生產主要以農業為主，以傭工、小手工業、運輸業為輔。比如晉察冀邊區監獄，1942年關押犯人2000余名，代耕土地2100畝。太行區監獄自種310.2畝，代耕268.2畝，開荒180.6畝，其它513畝，總計1272畝。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和解放區的迅速擴大，監獄生產有了很大發展，而且開始依托城市發展工業項目。比如，1949年西安解放后，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監獄利用偽陜西省第一監獄留下的兩架破舊石印機開始了石印生產，利用接收下來的手銬、腳鐐開始了制釘生產，利用廢銅搞起制造墨盒的銅工生產，利用破棉被作原料進行制鞋生產，修復舊織布機進行紡織生產等等。

我國建國前的監獄生產是在復雜環境和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生產的目的首先是改造罪犯的犯罪惡習，使其養成勞動習慣，學會生產技能。同時也是為了解決監獄自身的困難，爭取監獄經費自給自足，以減輕人民的負擔。盡管建國前監獄生產的條件十分簡陋，生產規模不大，但是就監獄生產為改造罪犯服務的特殊性質和監獄生產的特殊組織管理形式而言，我國建國前的監獄生產已處于監獄經濟的萌芽階段，它為建國后監獄經濟的創立發展積累了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各種不甘心滅亡的反動勢力大肆進行破壞活動，企圖將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為了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集中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除少數被判處死刑的以外，絕大部分被判處了徒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一時期，罪犯數量急劇增加，關押場所嚴重不足。國家因財政困難，無力大規模修建監獄，解決罪犯的吃、穿、住問題。為了適應斗爭形勢的需要，中央在1951年5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提出：“大批應判徒刑的犯人，是一個很大的勞動力，為了改造他們，為了解決監獄的困難，為了不讓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閑飯，必須立即著手組織勞動改造的工作”。根據中央的指示，由公安部集中統一領導，各地本著“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的原則，開始了大規模地組織勞動改造工作，勞改生產也隨之全面鋪開，相繼建成了一批工廠、農場、礦山，并在短短的時間內形成了較大的生產能力。不僅解決了關押場所緊張和罪犯坐吃閑飯的問題，而且為以后監獄生產大規模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二）監獄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階段 1、1952年至1956年監獄經濟的形成和全面發展階段。

監獄經濟是在監獄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建國初期，我國的監獄生產已有了相當的規模，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對此，1952年第一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決議提出：“勞改生產，從政治上看，是屬于改造罪犯成為新人的一項政策；從經濟上看，是屬于國民經濟性質的特殊企業，應列入國家生產建設總計劃內，在各級財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1954年政務院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進一步規定：中央和省、市應當成立勞動改造和生產管理委員會，領導和監督勞動改造生產計劃的實施。勞動改造生產的發展方向是：由省、市集中經營，大力推進農業生產；進行有發展前途的工、礦、窯業生產；組織水利、筑路等建設工程的生產。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監獄生產全面展開，生產場所不斷擴大，并形成了發展大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經濟效益明顯提高。到1956年，監獄生產己形成了農業、工業、礦山、建筑、商業、運輸等門類比較齊全的經濟格局，而且其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己與國民經濟相銜接，從而得到飛速發展。2、1957年至1965年大規模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由于黨和國家加強了對監獄經濟的組織領導，中央成立了由薄一波為主任的勞改生產管理委員會，勞改生產劃歸地方國營管理后，地方財委從財力、技術等方面給予了積極扶持，勞改機關大膽使用在押罪犯中的科技人才，排除極左思潮的影響，從而使勞改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突出表現是：農業方面由單純糧食生產發展為糧、棉、油、畜牧、加工等綜合經營，糧食產量增加，經濟效益提高；工業方面，由手工業、加工業、小作坊向鋼鐵、化工、電子、冶金、礦山、紡織、機械等重工業、制造業、能源基礎工業發展，相繼建設了一批改造好、生產好、物質條件和設備好的工業企業，并生產出了一批高、精、尖產品和國家急需產品。到1965年，全國勞改生產工業總產值達17.6億元，糧食總產量達18.4億斤，物質基礎大大增強。3、1966年至1976年在困難中發展階段。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勞改工作也遭到了林彪、“四人幫”的摧殘，全國勞改單位被砍掉一半，農業耕地面積減少了6096畝，固定資產損失20多億元，不少勞改單位一度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生產、基建和物質供應全部納入地方非生產部門，致使基建資金和管理經費無人負責解決，給勞改經濟造成了嚴重困難。但是，各地勞改機關和廣大勞改工作警察懷著對黨和國家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內亂”中堅守崗位，克盡職責，采取各種方式抵制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一方面做好監管改造工作，保證勞改場所的穩定，另一方面，在社會廠礦企業停工停產鬧革命的時候，大力發展勞改生產，為國家提供急需的工、農業產品，在特殊困難的條件下，勞改經濟保持著增長的勢頭。4、1977年至1992年恢復整頓與發展階段。

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后，我國勞改工作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根據中央提出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采取積極措施，恢復和整頓勞改經濟。工業方面，調整生產格局，改善經營管理，向多行業、多門類、多品種、低消耗、高技術含量發展；農業方面，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向優質、高產、高效農業發展，多種經營取得良好效益。這一時期是監獄經濟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此后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勞改經濟堅持改革、開放，從抓內部機制的轉換入手，積極推行承包責任制，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加強橫向經濟聯合，開拓多元化市場，在市場競爭中，取得了積極進展。表現為：企業素質明顯提高，一大批企業被評為省級、國家級先進企業，甚至還出現了一部分科技先導型的企業集團，產品質量躍上一個新臺階，監獄經濟效益呈現快速增長。到1990年，全國監獄年產值達25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國工農業總產值0.8%。5、1992年至今進入市場經濟艱難發展階段。進入90年代以來，尤其是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發布后，監獄生產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監獄經濟體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受到了嚴重挑戰，從觀念、體制到經營管理方式都習慣于計劃經濟的監獄企業，在市場競爭面前顯得很不適應，相當多的監獄企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有一部分甚至己經達到崩潰或破產的邊緣，監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

（三）我國監獄經濟的現狀

據統計，至2005年，全國共有監獄**多所，在押罪犯**多萬名，其中有未成年犯管教所**所，未成年犯 **萬余名，監禁率為**。監獄創辦各類企業總數**余家。這些企業都是各地按照中央“關于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不再從事經商活動”的有關規定，經過清理整頓后保留下來的。

按照與監獄工作的緊密程度，這些監獄企業可以劃分為三類。一類是直接為改造罪犯服務的必保企業，占企業總數的70.55%。根據監獄企業綜合經濟效益指數和市場前景等因素進行初步分類，這些必保企業可大致劃分為：發展型企業，占必保企業總數的18.6%；一般型企業，占47.8%；困難型企業，占33.6%。一類是為監獄生產服務的企業，占企業總數的19.9%。一類是安置警察家屬、子女就業的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59%。

按照行業劃分，監獄企業中，工業企業**余家，約占企業總數的64.9%,主要從事機械、建材、煤炭、冶金、輕工、紡織等產品生產及勞務加工業生產；農業企業約占企業總數的17.7%；建筑企業約占企業總數的3.2%；服務業企業約占企業總數的4.5%；其他類企業約占企業總數的9.8%。在**余家工業企業中，有自主產品的企業約占企業總數的49%；其余企業主要從事來料來樣性質的勞務加工。

監獄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令人堪憂。據統計，至2002年，全國監獄企業共有生產經營性資產**億元，資產負債率**1%，主營業務收入**億元，利潤**億元，當年補充監獄執法和管理性支出經費34億元，歷年累計虧損掛帳44億元。全國整體盈利的省（自治區、直轄市）21個，盈利額**億元，其中山東省盈利**億元，占盈利總額的**%，其余均都有不同程度的虧損，虧損面達38%。

三、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獄企業在競爭中力不從心，處于弱者地位；監獄經濟效益不斷下滑，監獄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脅，監獄的改造質量水平因此而不斷下降。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及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以“監企合一”為核心的監獄經濟體制的弊端逐步顯露，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

（一）當前監獄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與問題

由于監獄企業的特殊性質和歷史遺留的諸多問題，當前監獄企業既面臨與社會國有企業同樣的困難，也存在自身特有的困難和問題；既有歷史形成的沉重負擔，也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新出現的難題；既有資金、技術長期投入不足，有關扶持政策不到位造成的困難，也有自身體制不順、機制不活、管理不規范形成的制約。總體上看，監獄企業比一般社會國有企業困難更大，情況也更復雜。

1、監獄企業負擔過重。

監獄企業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負擔：

一是補充監獄各項經費的負擔。按照現行的《監獄財務制度》（1997年財政部發），靠監獄生產收入補充的費用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監獄建設費用。第二種是監獄維持基本運轉所需經費。第三種是維持監獄正常運轉所需的其它經費。如，2000年各級財政對監獄撥款共88億元，實際支出122億元，企業彌補了34億元；2001年各級財政對監獄撥款109億元，實際支出144億元，企業彌補了35億元。2003年8月，原司法部部長張福森在有關監獄工作會議上指出“按照財政部、司法部制定的標準，要保證監獄正常運轉，（年監管改造經費）至少需要200億。（目前）這個差額約90億，而且這90億不是一次性投入，年年要投入這個數，將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投入還要增加，還要逐步提高。”可見，由于監管改造經費的實際需求與財政保障之間的矛盾，使補充財政經費的很大缺口日益成為監獄企業過多過重的負擔。事實上，目前也已經形成了財政按既定項目和財力狀況給予部分經費保障，監獄系統維持運轉所需其余各項經費都由監獄企業兜底的格局，致使多數企業已經不堪重負。

二是債務負擔。盡管自2002年以來，司法部積極協同財政部和國家開發銀行，分批開展開行貸款核銷工作，但近幾年來全國監獄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仍保持在**%左右，遠高于一般國有企業的平均水平。監獄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企業長期沒有國家資本金注入，流動資金和各項生產經費完全靠貸款，而產生的經濟效益絕大部分用于補充監獄經費和維持整個監獄系統的運轉，難以還貸而多年積累成債；二是在生產補充監獄設施建設經費仍然不足的情況下，部分監獄為應急，迫不得已將生產性貸款用于監獄設施的建設，實事上形成了短期內無法償還的長期債務；三是不少省市對國務院為扶持監獄企業制定的專項貸款貼息政策未按規定落實到位，企業貸款越多，負擔越重。據調查，目前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吉林、陜西等全省系統的監獄企業資產負債率己接近或超過100%。全國現有困難型的**余家監獄生產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達**%，大多數已資不抵債。沉重的債務負擔，致使監獄企業不堪重負，舉步維艱。

三是人員和辦社會負擔。由于財政沒有負擔監獄系統的工人經費，監獄系統職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嚴重滯后，這些大量在職和退休工人愈來愈成為監獄自身背不動、卸不掉的沉重包袱。監獄企業生產困難不斷加重，同時，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大多數監獄地處偏僻，遠離城鎮，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自辦社會。以2000年為例，當年監獄系統工人經費總支出就達**億元；**個監獄創辦的醫院、學校、幼兒園、社區、派出所、檢察室、法庭等社會機構，僅支付機構人員經費就達近8億元，這些費用全部轉嫁到監獄企業，由其負擔。

2、監獄企業長期投入不足，存在部分罪犯坐吃閑飯。

據統計，從1984年到1999年，國家共給監獄企業安排生產性基建和技改專項貸款124億元，建成1200多個生產項目，解決了**萬名罪犯的勞動改造手段和場所問題，使全國監獄提供的罪犯生產勞動崗位達到**萬個。但是進入“十五”時期以后，監獄企業己經沒有任何形式的國家投資支持。近幾年來，由于國家決策機構開展的多輪次“嚴打”整治活動，押犯數量增幅較大。加之不少監獄企業經營困難導致開工不足等原因，監獄勞動場所和勞動崗位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一是罪犯大量增加，監獄無力擴大勞動場所，增加勞動崗位，“坐吃閑飯”的罪犯越來越多。2005年，監獄在押罪犯**多萬人，罪犯生產勞動崗位缺口近40%。

二是一些罪犯將喪失原有勞動崗位。如資源枯竭的煤礦和非煤礦山，國家產業政策明令關閉或淘汰的“五小”企業，地處當地政府實施退耕還林、還草、還湖區域內的監獄農場，監管安全或生產安全缺乏保證的勞務性生產，以及即將實施關閉破產的其它監獄企業等。三是實施監獄布局調整過程中，也必然伴隨著監獄經濟結構的調整。一些規模太小、過于分散的監獄連同勞動力場所進行重新整合后，勞動崗位也會相應減少。

四是相當一部分監獄企業由于技術、裝備水平落后，產品缺乏競爭力，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危險。據對全國監獄企業生產的756種工業產品的統計，70%左右屬于一般或市場滯銷產品。

3、監獄企業管理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

由于監獄企業的特殊性和體制上相對封閉等原因，監獄系統內外對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 如何確定監獄企業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多年來認識不統一，又缺乏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致使對實施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和措施議而不決，監獄企業改革長期游離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之外，目前絕大多數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監企合一”的老體制。傳統的監獄生產一直是按照監獄行政管理體制管理的，實行的是一個監獄兩塊牌子的“監企合一”模式。對這一體制，《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監獄管理和勞動教養工作的通知》（國發〔1995〕4號）中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監獄管理局負責領導和管理本系統的各類生產單位”。2001年8月27日，經國務院同意頒布的《監獄勞教生產企業規范管理辦法》中再次予以確認。國務院批準的司法部“三定方案”（國辦發[1998]90號）則規定了司法部監獄管理局具有“指導全國監獄的生產、基建、裝備、財務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的職能。目前，除部分地市監獄所屬的企業由所在地市的主管部門管理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監獄企業的管理體制與監獄的管理體制相同，實行“省、部兩級管理，以省為主，省以下垂直管理”的體制，即：企業在生產、計劃、資產、投資、勞動、人事等方面都由省監獄局統一領導和管理。基層監獄的生產管理方面，主要沿襲計劃經濟時期多年的慣例，實行“監企合一”的管理辦法。長期以來，許多監獄的門口同時掛著兩塊牌子，一塊是監獄的牌子，一塊是企業的牌子，對內稱監獄，對外稱企業。監獄長既是監獄的行政首長，又是監獄企業的廠長、經理；監獄警察既是刑罰執行人員，又是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監獄既要追求改造罪犯的社會效益，又要追求企業的經濟效益。在這種體制下，要求監獄功能多元化，不僅要承擔監管改造罪犯的專政機關的職能，還逐步承擔了辦企業，辦農場、辦社會的職能。在經費保障上，計劃經濟時期，監獄經費實行的是以收抵支的大包干模式，這種經費保障模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監獄企業背負的沉重負擔讓企業舉步維艱，繼而影響到監獄經費保障問題和正常的監管改造工作，甚至出現了監獄警察發不出工資，罪犯吃不上飯的窘境。

（二）現行監獄經濟體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現行以“監企合一”為核心的監獄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商品短缺時代是可行的，它曾一度創造了輝煌，但在市場經濟體制和入世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明顯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求，其存在的弊端日漸暴露出來，主要問題是：

1、監獄執法職能和監獄經濟管理職能難以到位。

監獄管理體制與監獄經濟管理體制合一導致監獄職能嚴重錯位。在這種體制下，出現了一個單位兩個牌子（對內是監獄，對外是公司或廠礦），一個單位兩項任務（刑罰執行、經濟任務），一個人兩個職務（既是監獄長，又是經理）的怪現象。法律雖然明確規定監獄的主要任務是執行刑罰，但是，由于國家提供的監獄經費未能全額保障，為彌補監獄經費的不足，為了切身經濟利益，監獄工作實際不得不把發展經濟放到重要的位子上，因此監獄的執法職能必然嚴重削弱，出現執法職能不到位的現象。

從企業經營管理方面講，在“監企合一”的體制下，監獄企業在國家經濟運行中沒有完整的企業經營權，表現在：一是對自己的資產只有占有權、使用權，而沒有受益權和處理權；二是企業在勞動用工、人事管理、機構設置上沒有自主權；三是企業管理人員是監獄人民警察，其收益與企業經營狀況不能完全直接掛鉤；四是企業對其債務不具有完全清償的民事權力能力，更不能通過創設、變更和終止民事經濟法律關系而實現自身的優勝劣汰；五是監獄企業沒把經濟效益最大化當作自己的根本目標，而法律規定首要任務是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因此，在此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經濟管理制度，本質職能是上層建筑一部分的刑罰司法制度。另一方面單從外部環境條件講，系統的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和方案至今尚無正式出臺，使得監獄經濟管理在市場經濟過程中無所適從，監獄經濟管理職能無法到位。從執行刑罰改造罪犯方面講，“監企合一”使得生產經營活動過多地擠占了有限的刑罰資源，牽扯了太多的人員與精力，造成監獄警察角色的矛盾和錯位，造成監獄經費沒有穩定的保障。當一個監獄不得不為生存而掙扎奮斗時，社會企業經營者必須在背負繁重的監管改造任務，保證監獄安全穩定的巨大壓力下從事經營，監獄企業的種種特殊性使得它難以完全按市場規律辦事，生產要素難以實現優化組合，無法象真正的企業那樣去組織管理，去應對市場風險和挑戰，引進高水平的技術管理人才，更無法形成產權和投資的主體多元化。再加上歷史上形成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裝備水平低，工藝落后，設備老化等原因，以及企業的額外負擔沉重，經營者素質不高，勞動技術在低水平上循環，因而設備技術難以更新，新產品難以開發，融資無渠道，在國有企業中發展日漸落后，經營日趨艱難，除極少數企業盈利外，絕大多數企業困難重重，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出現嚴重虧損，處于資不抵債、破產倒閉的邊緣。人們期望的改造與生產相互促進、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的目標難以實現，甚至相互制約。

2、監、企、社混合多元體制造成監獄工作復雜與艱難。

新中國監獄初創時，出于政治安全及勞動改造不與民爭利的考慮，許多監獄建在遠離城鎮的邊荒落后地區，且基本上獨立于社會，因此許多監獄除了承擔教育改造和監獄生產任務外，還要辦醫院、學校、幼兒園等，有的還設立了派出所、法庭及社區管理機構。監獄形成了自我封閉、自成體系的小社會。而這些辦社會的成本大多轉嫁到監獄企業身上，由其來負擔消化。監獄及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在當時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目前卻成為影響監獄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監獄其它各項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監企合一”問題的嚴重性在此也顯得十分突出。我國監獄與監獄企業、監獄自我社會服務體系己經合體共生了幾十年，相互之間具有強烈的依賴性，不僅表現在供養關系上，而且監獄企業及自我社會服務體系，實際上是許多警察、警察家屬子女賴以就業謀生的唯一場所，設置在中等城市以外的監獄尤其如此。當改革分離監獄生產經營和社會服務職能時，不能不慎重考慮監獄巨大經費開支的保障，罪犯勞動改造實現形式的穩定有效，部分警察（主要是專業技術警察）及大批家屬子女的就業出路，監獄企業由誰來運作經營保值增值并為罪犯勞動改造提供勞動服務，監獄社區的服務職能由誰承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里的每一個方面的改革調整都是棘手的難題。在穩定、發展、改革的大局中，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黨和國家高度關注的大問題，而監獄的安全穩定決不像有些人所想的“只要不跑犯人、不出惡性事故就可以高枕無憂”那么簡單。監獄的安全穩定是個系統問題，上述提到的這些問題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其中每一個問題解決不好，都足以影響監獄的安全穩定。

3、容易滋生司法腐敗。

由于“監企不分”和國家不能足額保障監獄經費到位，最終形成收支不分。為追求經濟利益，解決監獄經費不足等問題，某些監獄及監獄領導干部以犧牲嚴格、公正、公平執法為代價，在罪犯緩刑、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執法環節上，搞權錢交易、權刑交易。如，大連監獄案便充分暴露了現行“監企合一”體制的弊端，這種因體制弊端所產生的司法腐敗雖是個案，但卻有典型性。該案大連監獄利用罪犯幫助監獄企業找項目、找產品銷路、找市場、找資金，與不符合緩刑、減刑、假釋、保外就醫條件的罪犯進行權刑交易和權錢交易。以大連監獄長謝紅軍為首的多名干警在這些交易中徇私枉法、貪污受賄，震驚了黨中央、國務院。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就此事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了案件的嚴重性和危害性，要求司法部一查到底，嚴肅處理，并要舉一反三，狠抓整頓。出現這種現象固然緣于少數監獄干警的素質低下，但體制缺陷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這嚴重影響了執法的公平與公正，制約了監獄工作的發展。這種因體制原因滋生的司法腐敗，是產生監獄執法環節腐敗的源頭。

四、對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探討

（一）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如上所述，以“監企合一”為核心的監獄經濟體制，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所以筆者認為必須加快監獄經濟體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實全額保障政策，推進監、企、社分開，使監獄更好地履行刑罰執行職能；要認真執行政策，將監獄執法經費支出與監獄企業收入分開；要努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理順監企關系，建立促進新型監獄體制規范運行，以“全額保障，監企社分離，收支分開，規范運行”為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從體制、機制和源頭上解決目前監獄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潔、文明、高效的新型監獄體制和工作機制。

（二）監獄經濟體制改革應堅持的原則

深入改革監獄經濟體制，會觸動到有關部門和單位以及個人的利益。為了減少阻力，取得應有的效果，監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1、要進一步明晰國家與監獄企業的職責。

在“監企合一”的體制下，由于受歷史條件的約束，國家為監獄提供運轉經費的責任被轉嫁給了監獄企業，而監獄企業由于受到監獄行刑的直接制約，不能充分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導致經濟效益下滑，無法為監獄提供必要的運轉經費。在當前國家財政實力大大增強、社會主義法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國家理所應當地承擔起為監獄提供財政經費的應有職責，以減輕監獄企業的負擔，徹底改變兩者之間的責任轉嫁問題。

2、要徹底糾正監獄和監獄企業的職能錯位。

在“監企合一”的體制下，由于監獄要通過創辦和經營監獄企業，解決自己的運轉經費問題，因而實踐中必然出現監獄和監獄企業職能錯位的問題，即監獄為了生存，不得不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獄企業的經營方面，監獄改造罪犯的職能反而被淡化；而監獄企業在追求利潤目標的同時，又不得不承擔起勞動改造罪犯的職責，監獄企業創造利潤的職能也被淡化。監獄承擔起了監獄企業的職責，監獄企業承擔起了監獄的職責，導致監獄不像監獄，監獄企業不像企業的后果，監獄和監獄企業職能的錯位，嚴重地影響了它們各自的發展。監獄體制的改革，必須打破“監企合一”的制度約束，使監獄和監獄企業的職能歸位，這樣才會避免監獄和監獄企業相互間的消極影響。

3、要有利于增強監獄企業的活力與效益。

在“監企合一”的體制下，監獄企業其所以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原因之一就是，監獄企業的發展嚴重地受到監獄行刑的直接影響，使得監獄企業無法充分按照經濟規律運行。建立新的監獄企業體制，就必須堅持有利于增強監獄企業的活力的原則，使監獄企業受監獄行刑的直接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使監獄企業在最大程度上按照經濟規律運行。另外，監獄企業體制的改革，還必須進一步擴大監獄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以調動其生產經營的積極性。

4、要有利于勞動改造罪犯制度的實現。

作為一種特殊企業，監獄企業承擔著為監獄的罪犯提供勞動崗位的重要職責，這一職責的完成與否，直接影響著我國勞動改造罪犯制度的實現問題，因為罪犯的勞動除了具有經濟性質之外，還具有明顯的改造罪犯的法律性質。建立新的監獄企業體制，不僅要能夠增強監獄企業的活力，而且要有利于勞動改造罪犯制度的實現，使監獄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監獄對罪犯的勞動改造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減少或避免“改造和生產”之間的矛盾，增強兩者的統一性和協調性。

（三）對于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思考 思考一：必須實行監獄與企業分離

按照監獄執法和監獄生產的不同特點，實行監獄與企業適度分開，把原來由監獄自身行使的企業職能從監獄中分離出去，監獄企業職能由專門的組織機構承接、管理和運作，實現監獄和企業在職能、人員和機構上的分開，監獄和企業按照各自規律規范運行，它們在各自的權限范圍內履行各自的職責，共同為改造罪犯服務，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監企分離”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建立新的監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二是組建新的監獄生產經營管理機構；三是分類改革監獄企業；四是加強國有資產管理：五是建立監獄與公司有機聯系、密切配合、規范運行的工作機制。

對于“監企分離”中監獄經濟管理與運行體制的具體設想是：根據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的精神，應在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分別設立監獄生產管理機構。在司法部設立監獄生產管理機構，負責全國監獄生產的政策制定、宏觀管理、指導和協調工作； 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監獄局成立專門的負責監獄生產經營管理的國有獨資集團公司（母公司）； 集團公司根據需要在監獄設立為罪犯提供勞動崗位的子公司（分公司）或生產單位。集團公司由政府授權，代表國家負責監獄企業國有資產的管理和運營，確定生產項目，組織產品進入市場，享有對其在監獄所設子公司的重大投資決策權、資產收益權和經營者選擇權，監獄負責組織罪犯進行生產勞動。實行“監企分離”后，原監獄所屬企業的全部資產及債權債務劃歸集團公司所有。監獄長不再擔任監獄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由公司按《公司法》的規定選任。同時，由于集團公司和子公司是為罪犯提供勞動改造手段的特殊企業，國家在投資、稅收、采購銷等方面給予優惠和扶持政策：應根據監獄生產的性質和罪犯從事生產的實際情況，確定符合監獄特點的產業、產品結構，逐步退出高投入、高風險、高度競爭的行業，向自主優勢產品、政府采購、勞務加工、勞動密集體型的方向發展。由于監獄生產問題涉及到國家的產業政策調整，也是監獄管理體制的重大變革，因此，國家應當制定專門的監獄生產管理辦法，對監獄生產問題作出政策性規定。

思考二：規范建立適應監獄生產經營的現代企業制度

監獄企業作為罪犯勞動的實現場所，其性質和地位不容置疑。關鍵是如何既保證罪犯勞動改造的順利實現，又能保證生產經營單位的經濟效益，最有效的辦法是建立一種制度和體制來規范。筆者認為無論是監獄企業的子公司（分公司）或是集團公司（母公司）都應當在實行“監企分離”的基礎上，從以下方面入手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建立并完善適應監獄生產經營的現代企業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監獄企業內部激勵約束機制。健全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強化董事會的職能與作用，切實發揮監事會的作用，加大監督力度，實行對經營者的合同約束、偏好約束，健全法律體系，完善市場體系，實行對經營者的法律約束、道德約束和市場約束，強化企業黨組織及職工代表大會對經營者的制約與監督，進而形成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第二，建立健全監獄企業經理人管理體制，加快經理的職業化建設。監獄企業體制改革以后，靠原有企業管理人員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市場中招聘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來為監獄企業工作，對招聘的職業經理人的管理要有符合市場經濟的一套制度，建立健全好這項制度是監獄企業進入市場經濟良好發展的前提。對原有企業管理人員，也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和激勵機制，要建立一套監獄企業管理人員的進出機制，以保證監獄能夠很好地適應市場。第三，建立有效的經理人行為激勵機制。在公司的內部對經理人可以實行年薪制、薪酬期權制，報酬和業績從長期和短期兩方面緊密掛鉤等。這樣充分調動經理人的積極性，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四，實現監獄企業所有制成份的多元化，可逐步改變國家完全獨資的監獄企業結構，監獄企業可以實行股份制改造，其他經濟成份可以參與到監獄企業中來，這樣非常有利于監獄企業向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我國由于市場機制發育還不健全，所以應該建立相對集中的、比較穩定的監獄企業股權結構，可將監獄企業的國有股轉移給其他一些法人團體，讓他們直接參與公司內部治理。各法人為了追求自身集團的利益，從而形成激勵約束機制，使公司的內部治理更有效。監獄企業也可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礎上，成為上市公司，這樣融資的渠道會更加廣泛，管理會更加規范。監獄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一個探索，前期應以國有控股公司為方向發展，如果時機成熟，可以試點監獄企業成為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思考三：逐步做到監獄經費與監獄生產收入“收支兩條線”

就是將監獄執法和管理經費由財政按標準全額納入預算予以保障，使監獄經費支出與監獄生產收入脫鉤。同時，監獄生產也必須實行獨立核算，在作必要的費用扣除后，逐步以規范形式上繳國家財政，從而做到“收支兩條線”。如果監獄經費不能按標準全額保障到位，“監企分離”就難以真正運行，就會影響改革的順利進行，進而影響監獄刑罰執行職能的履行。對此，筆者的設想是：應當由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市三級財政、監獄管理部門按地區分類，逐項核定經費支出標準。按照事權劃分和現行財政管理體制規定，監獄經費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分級管理、分級負擔，以中央財政為主；中央財政應進一步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對中西部地區監獄所需經費予以必要的支持。實行“收支兩條線”制度，監獄經費支出必須與監獄生產收入分開，按照監獄執法和監獄生產的不同屬性，實行不同的管理和核算辦法。對監獄生產收入制定專門的管理和上繳財政的辦法。應明確規定監獄干警工資與生產收入脫鉤，不搞“以收定支”、“以收抵支”等。考慮到國家財力的承受程度和監獄工作發展的需要，監獄“收入兩條線”應分步實施，逐步到位。思考四：徹底實施監、企與辦社會相分離

監獄及企業辦社會，不僅給監獄企業帶來了大量的沉重負擔，也分散了監獄領導的時間與精力，分散了有限的警力和財力，影響罪犯教育改造質量的提高。而且自辦派出所、檢察室、法庭等也影響了司法機關公正執法，也容易促發腐敗問題。監獄是國家刑罰執行機關；監獄企業是為監獄勞動改造罪犯服務的特殊企業，兩者都不應當承擔辦社會的職能，現有辦社會的職能應與監獄及監獄企業徹底分離。

監、企與辦社會相分離的主要設想是：監獄所辦的派出所、法庭整建制移交并作為地方有關部門的派駐機構進行管理，地方編制部門負責核定各派駐機構的編制，財政部門核撥經費。監獄所辦的醫院、學校、幼兒園等公益性機構以及后勤服務等福利性機構，移交當地政府。有條件的地方應加快改革，要整建制移交，一步到位；邊遠地區暫時無法移交的，也要與監獄脫鉤，并由專門機構進行單獨管理，所需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由地方政府負擔。各后勤服務等福利型機構要與監獄脫鉤，但要分類管理。為監獄人民警察和職工提供工作必需用品及為罪犯提供大宗生活必需品的服務項目，應由監獄國有獨資公司設專門機構、人員并通過招投標形式統一購置、統一配送、統一服務。其它各類后勤服務機構要由福利型轉為經營型，由無償服務轉為有償服務，由單純為監獄服務轉為面向社會服務，逐步改造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監獄所辦的包括安置警察家屬、子女就業的純工人企業，應與監獄脫鉤，并按照產權關系進行移交或改造。國有企業或國有持股企業移交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管理：集體企業應按職工意愿進行股份制改造，改制期間監獄國有獨資公司應予以指導。

結束語

我國的監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認真研究，全面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始終把監獄安全穩定放在首位，在確保監獄安全穩定的前提下，積極推進，大膽嘗試，按照既要管好監獄，又要管好企業的目標，妥善解決好監獄和企業的關系，真正建立起兩個相互獨立又密切配合的管理體系，即按照監管改造規律運作，依法行使刑罰執行職能的監獄管理體系，和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作，獨立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監獄經濟體系，這是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同時還要注意到，監獄經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監獄工作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要服務于監獄勞動改造罪犯的需要，因此監獄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監獄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必須和監獄體制改革協調推進，監獄體制改革是基礎，監獄經濟體制改革也同時促進監獄體制改革，二者具有辨正統一關系。目前司法部正著手研究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盡管監獄體制改革的難度很大，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司法行政系統與監獄部門的共同努力下，相信改革一定會取得成功，監獄經濟也一定會走出困境，實現新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