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時

春天的故事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

” 鄧小平（1904～1997）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這句話已經是很多人熟知的，至少是有所聽聞的，我也是在初中的思想政治課上開始接觸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在我最初的理解，很自然的想到中國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是中國創立的.中國是怎么建設來的，就怎么去建設社會主義。并沒有去想這兩個問題會對整個中國的現在，未來會產生多大的影響。隨著對知識的漸漸豐富，才知道并不是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創立要比新中國成立還要早，中國的社會只是借鑒了社會主義，又有添加了自己的特色的優秀產物。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這兩個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每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者都必須回答的一個首要的基本問題。鄧小平理論就是在圍繞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的再認識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它是鄧小平在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他將會對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事實上我們的執政黨也一直是在探索中國問題的同時，不斷前進的。

我從網上查閱了許多相關的資料以及結合平時所積累有關這方面的知識，這是鄧小平在總結我們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和展望未來發展時候提出來的。鄧小平理論就是在圍繞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的再認識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在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我從資料上查得

從最原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已有130多年的歷史；世界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已走過60多年的歷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也已經歷了20多年的歷史。但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始終沒有完全搞清楚。而且仍然是我們黨一直在研究，在完善的一個問提。我作為一名預備黨員，在支部會議上也經常探討有關此類的議題，聽過我們的支部指導員的介紹以及在黨課上所學內容，我知道我們祖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照搬馬克思、列寧關于社會主義論述的階段，也就是中國第一批接觸馬克思思想所套索和經歷的階段。

然而在馬克思提出自己的思想前，社會主義學說前帶有空想的性質，又叫空想社會主義，而馬克思把空想變為科學，叫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有三個主要特點。

一是從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階級關系與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中，得出資本主義自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結論。

二是把無產階級看做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新社會制度的創造者。

三是指明了無產階級解放的正確道路，即在自己政黨的領導下，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

十月革命以后，列寧強調一定要以實踐而不是以書本作為認識社會主義的標準。列寧當時講了兩句有名的話語。第一句：“現在一切都在于實踐，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關頭；理論在變為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了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第二句：“對俄國來說，根據基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我深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社會主義。”之后，斯大林時代，創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這個模式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斯大林時代的社會主義是什么？就是強調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強調實行計劃經濟，強調發展重工業，強調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照搬了蘇聯的模式，也作了一些探索。但在這一階段，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就停留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計劃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

第二階段，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當時仍然是認為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毛澤東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時期認為什么是社會主義，仍然受著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和限制，沒有突破蘇聯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甚至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的藍本。

第三個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升華，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并深刻的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在大致了解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什么后，另一個新的問題又擺在我們的面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的黨逐步了解了這個問題,而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想鞏固,黨要繼續執政,社會就必須和諧,我們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目標就是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鄧小平理論中所 蘊涵的關于發展,改革,穩定,協調等一系列的理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礎。

發展是始終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也是鄧小平理論的根本要求。社會主 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多次明確地強調了這一點,他指出:

“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我從資料上查到在1978年9月北方談話中,鄧小平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

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

件。”從這些言語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很重視民生,因為民生問題直接關系

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而在我前不久看的一部叫《我的1919》的電影中，講述的是在歷時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在參加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紀錄片。歸結其中的原因，更本問題就是中國沒有發展起來，導致不夠強大。在巴黎和會上的所有的一切，早已不是一個外交家所能左右的結果，“落后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種種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明確地告訴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就要靠發展生產力,特別是發展先進生產力。新時期,我們仍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如農業發展滯后,社會保障壓力大, 城鄉發展不平衡等等。這些問題不處理好,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和

諧。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只能靠發展。鄧小平理論“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 一項重要舉措就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這項發展戰略為我國各方面的 協調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可緩解人口過度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有利 于保護生態環境,合理利用資源;有利于促進三個文明的協調發展。我們 黨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發展中大國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直接關系人心向背、事業興衰。，在不久前的一次黨員電教片上，我又看到那個為了新中國的事業而忙碌的身影，為人大修改黨章，去蘇聯考查經驗等等這一切有深深感動了我，雖然鄧小平爺爺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我們中國能有金天，打打從一個處處被人欺負的國家走到任何國家都要退讓三分，從當初被瓜分對象到現在的強國，小到從溫飽還沒有解決到現在的全名奔向小康，而中國原因，就因為鄧小平窮畢生之力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航船導入了正途，引導中國人民在經濟建設與發展中找到了規律，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核心問題的不斷思考和指引下，一步一步的走向輝煌和成功。我們應該記住我們敬愛的鄧爺爺，努力的學習，

第二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歷史經驗檢視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歷史經驗檢視

[摘要] 改革開放30年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大這段時間,主要是重新對精神文明建設進行了戰略定位;《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的出臺,對精神文明建設的認識更加深刻和全面;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確立,再一次對精神文明建設理論作出了重大發展。

[關鍵詞] 精神文明,兩個《決議》,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

如何處理好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一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對這一理論的理解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

一、改革開放初期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定位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我們黨不僅重視“槍桿子”,也重視“筆桿子”,不僅有“軍事戰線”,也有“文化戰線”。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講道:“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我們正是繼續發揚了這些在革命戰爭期間創造的優良傳統,克服了建國初期面臨的種種困難,創造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會風氣。但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當中,受當時極“左”思潮的影響,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理論上極端的表現就是“精神萬能論”。離開物質生產的前提談精神動力,離開物質利益的需要談道德建設,在認識論上的誤區就是割裂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辯證統一關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傾錯誤,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并沒有明確提出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在客觀上恢復了曾經被顛倒的政治與經濟、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為我們正確認識精神文明的戰略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問題。1979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提出了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奮斗目標。《決議》在總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十條基本經驗中,明確表明“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國慶30周年講話中,首次正式把“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和必要條件。鄧小平在此后的不同講話中多次提到精神文明的問題。如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在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中得到了貫徹。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表現??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這是科學社會主義歷史上的新論斷,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更加深化。

二、兩個《決議》的出臺,對精神文明建設的認識更加深刻和全面

在1986年1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兩手抓”的思想。他說:“還是我們過去的想法,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兩手抓。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經濟建設我們搞的相當有成績??但如果風氣壞下去,經濟搞成功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在此后的多次講話中,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問題,提出過一系列“兩手抓”的論斷。如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這一系列的“兩手抓”理論涵蓋了我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但其中最關鍵的是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總的來看,“兩手抓”主要是針對精神文明抓得不夠和社會風氣的惡化而提出來的。鄧小平在1989年3月說道:“我們最近十年來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并且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份《決議》在理論上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決議》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的高度,確立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這是從全局和局部的角度確立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體性地位,說明它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第二,《決議》再次重申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的論斷,從價值層面再次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第三,《決議》同時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文明為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和實踐經驗,精神文明又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為它的正確發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證。這樣,又在這個總體布局之下,強調了精神文明對于物質文明的功能性地位。這樣,我們對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辯證關系的認識更加豐富也更加科學了。

從這一《決議》出臺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近十年間,國內形勢和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內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各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顯現出來,精神文明建設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國內形勢;從國際看,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東歐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先后發生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精神文明建設所肩負的使命也因此更加艱巨。在此情況下,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決議》提出了“要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的問題。

對比分析兩個《決議》,我們會發現有以下特點:第一,前一個《決議》主要從國內現代化建設的布局來強調精神文明的戰略地位,而后一個則主要是從世界大局的視野來強調精神

文明的戰略地位。這樣我們對精神文明戰略地位的認識就更加全面。第二,前一個決議主要是從正面論述精神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強調精神文明建設是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邏輯上構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應該”;而后一個決議對精神文明戰略地位的論述主要從反面來講,主要強調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沒有精神文明建設,在邏輯上構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精神文明建設是“必須”。綜合這兩個方面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充分必要條件。可以看出,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間,隨著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們對精神文明戰略地位的認識更加深刻和全面。

三、科學發展觀對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方針,但具體而論,怎樣才能做到“兩手都要硬”呢?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在黨的十三大上,我們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小平還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想和基本路線的精神,具體到精神文明建設來說,也就是,雖然“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突出強調的是精神文明建設,但并不意味著用它來代替經濟建設或者與經濟建設平起平坐,相反,它必須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兩手抓”的目標是要改變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的不相稱狀況,使二者做到相互配合,協調發展。

但顯而易見的是,上述論斷還只是提出了問題,但卻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如何才能做到二者的相互配合、協調發展?在許多人看來,經濟發展和精神文明是一個兩難選擇,這才有了所謂“先后論”、“代價論”等觀點。而在實際工作中,如何協調好兩者的關系也是一個難題。這也是長期以來造成我們“一手軟,一手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問題的癥結出在我們對“發展”的理解上。長期以來,我們把發展簡單地理解為經濟發展,把經濟發展簡單看作物質產品的增多、GDP總量的增加。在這種發展觀的視野中,經濟發展僅意味著物質財富的增加;而所謂的精神文明建設不僅不能增加財富還可能意味著財富的耗費,二者是不相容的。

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以信息技術為先導的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人類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與傳統的“工業經濟”不同,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顯出來。與此同時,源自啟蒙運動的近代發展觀念,由于工具理性的過度張揚,已經使當代人類生存發展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困境,由人類中心主義導致的人與自然的對立、人對自然的過度索取和開發,已經影響到人類自身的生存。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物種滅絕、氣候變暖已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全球性難題。所以,強調入與自然的和諧、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和諧,倡導一種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潮流。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論斷。“科學發展觀”在發展理念上是對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的一種否定,是針對當前我國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實際工作中存在的一種片面的、不科學的發展觀而提出來的,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因此,科學發展觀不是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否定,科學發展觀要否定的是過去那種“以物為本”的發展觀,確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所謂“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首先發展是為了人,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指向人的發展。是為了人的發展,人是發展的目的;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有賴于人的發展,人是發展的動力。這兩方面構成了“以人為本”發展觀的基本內容。

可見,正是通過“以人為本”這樣一個“紐帶”,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協調的問題才得到了合理的解決。“以人為本”不僅使“兩手都要硬”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獲得了真正的實現,而且是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原則。黨的十七大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提出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以人為本”的本質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追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價值體系,必須要從人民這個社會主義的價值主體出發,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和終極目標。在新時期,開創精神文明建設新局面,要堅持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主線,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理想基礎;堅持把以人為本、服務人民作為精神文明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堅持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堅持把群眾性創建活動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不斷提高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水平;堅持把改革創新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強大動力,進一步增強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第三篇：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歷史經驗

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歷史經驗

吳 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在本世紀末以前的二十年內要抓緊四件工作，頭一件就是進行機構改革，并作出了“機構改革是一場革命”的著名論斷。自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我們黨在連續五屆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都提出了機構改革的任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于第五屆和第七、八、九、十屆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在全國各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范圍內，曾先后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機構改革。可以說，二十年來差不多每一屆政府，都以新的一輪機構改革拉開新政府的序幕。盡管每一次改革目標都各有側重，每一次改革成果都會給政府帶來新的氣象和新的進步。但是與其他改革效果所不同的是，每次機構改革的成果很難持久鞏固，總擺脫不了“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循環軌跡。誠然，每次機構改革，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主觀與客觀、歷史與現實交互作用的結果，我們不能因為出現了“精簡--膨脹”的循環而否認其改革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應該看到，二十年的機構改革歷程，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對于我們邁向二十一世紀，肩負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使命的中國公共行政，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寶貴財富。

一、決定機構改革成敗的關鍵是選擇好目標定位

在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機構改革始終具有特定的和極其豐富的內涵，它既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既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又涉及到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相關內容；既有對舊體制弊端的改造，又有對新體制新機制的創新。因此，歷次機構改革的目標都具有多重性和不確定性特征。如1982年機構改革的主要目標是解決經濟建設中的領導體制問題，但同時又必須考慮領導班子的老化問題。這就要求機構改革同時要解決三個問

題：一是為了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集中領導，提高工作效率，需要通過精簡機構裁減冗員，解決多頭管理，推諉扯皮、職責不清的問題；二是要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解決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和年輕化問題；三是要針對機關干部知識素質和專業管理水平不適應的狀況，加強干部的培訓工作。這三項任務交織在一起，實際上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機構改革所面臨的問題，既有多年積累下來的老問題，又有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出的新矛盾，既有我們對改革認識的局限性，又有干部對改革的實際承受能力有限的問題。因此，這次改革的成效并不明顯。

從1988年以后的幾次機構改革，中央逐漸地把機構改革的目標集中在政府職能的戰略轉變上，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戰略選擇。但是在改革的具體實踐中，政府職能轉變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它不同于精兵簡政只涉及政府內部的改革問題，而是要解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并在調整上述關系中，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這將是一個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的漫長的艱難歷程。如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對轉變職能在機構改革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了一個規范性的說法，即“為了避免重走過去'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老路，這次機構改革必須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 1988年3月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要求“這次改革的總要求是轉變職能，下放權力，調整內部結構，精簡人員”。這次“改革不是搞簡單的撤減、合并，而是轉變職能，按政企分開的原則，把直接管理企業的職能轉移出去，把直接管錢、管物的職能放下去，把決策、咨詢、調節、監督和信息等職能加強起來，使政府對企業由直接管理為主逐步轉到間接管理為主。同時，把原來行政機關的部分職能轉移到各種協會去承擔。”雖然這次改革提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并下決心要解決政企分開問題，但由于當時經濟體制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還不十分明晰，關于計劃和市場關系的爭執處于膠著狀態，聳立于其上的機構改革的思路當然也不可能十分清楚。政府職能轉變基本還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簡政放權，搞活企業，并沒有改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僅僅是政府與企業在經濟建設中的不同分工罷了。由此看出，改革的條件時機

不成熟，目標定位過高，缺乏實際可操作性，預期目的仍然是無法實現的。

從機構改革的效果來看，1993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機構改革，是比較成功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實事求是地確定了改革目標。1993年機構改革是在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條件下進行的，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是這次改革成功的關鍵。按照這樣的目標去改革，就不再是機構的撤撤并并，人員的加加減減，而是一種體制的重構。即要把屬于企業的職能還給企業，把屬于市場的職能還給市場，把屬于社會的職能交給社會，把屬于基層的職能轉到基層。在此基礎上，把屬于政府的職能重新界定、歸并，按照政企分開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實行綜合管理。這次改革還強調了政府要為企業和社會服務的價值判斷，概括地說就是“小機構、大服務”或“小政府、大社會”。“小機構、大服務”，形象地道出了政府管理模式與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功能之間的一種辨證的關系。一方面，政府減少了不該管的事務，簡政裁員，機構小了，人員少了；另一方面，政府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功能卻在這種改革與精簡的過程中，得以擴大，得以加強。

1998年的機構改革仍然堅持了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定位，但這次的側重點是以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為具體目標：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化行政管理干部隊伍，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調整政府組織結構，實行精兵簡政。加強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調整和減少專業經濟部門，適當調整社會服務部門，加強執法監管部門，發展社會中介組織。按照權責一致的原則，調整政府部門的職責權限，明確劃分部門之間的職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職能交由同一個部門承擔，克服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的弊端。按照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強行政體系的法制建設。

2003年明確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相配套，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政

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明確了政府職能定位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四項主要職能；提出機構改革的重點是：緊緊圍繞政府職能轉變這個主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健全金融監管體制，繼續推進流通管理體制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通過優化政府內部組織結構，促使同類管理職能的集中化和一體化，打破部門分割狀態，構建新的職能體系和協調運轉機制。

這三次改革構成了一個逐步遞進、深化配套的漸進模式，盡管還沒有自覺地形成一個長遠的戰略規劃，改革的理論上準備也嫌不足，有些方面的條件仍不具備，但就總體思路和目標設計是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開放要求的。

二、機構改革的難點是理順的公共權力關系

政府是一個由若干要素組成的、完整的、開放的體系，其外部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其內部也同樣存在著多種多樣的關系。如果說，轉變職能主要是改革調整行政管理體制與外部社會各方面的關系的話，那么，理順關系則主要是改革調整行政管理體制內部各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1993年以后的機構改革都強調了理順關系、協調運轉的重要性，明確地把理順關系和轉變職能、精兵簡政等一起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如果說，轉變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的話，那么理順關系就是機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問題。理順關系的實質是國家公共權力資源的科學合理配置，是依法行政和運轉協調高效的組織保障。其關系主要有：縱向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上下級機關之間的關系；橫向的黨政各機關之間以及政府機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系；條塊結合上的垂直管理部門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的關系。我們通常所說的理順各種關系，主要是針對行政管理體制中的突出存在的機構職能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問題，重點理順黨政關系、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和機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即合理劃分管理權限、明確各自的職責范圍、科學規定工作聯系的方式和程序。

盡管我們在理順關系方面，每一屆政府都花費了不少精力，在機構改革的“三定方案”中明確了各自的職責權限，并力圖做到責權利相一致。但從總體效果來看，對這個問題并沒有找到根本性的出路，老的關系沒理順，新的關系仍不協調，可謂“剪不斷理還亂”。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機構改革只注重組織結構的靜態分工、責權劃分的合理性，忽視了在組織機構運轉過程中的相互聯系、協調合作的必然性。整體效能大于部分之和。政府行政的最大特點公共性，公共性追求的是社會公平和社會效益，只有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有機整體，才能夠最大實現社會公平和社會效益。政府各個部門的職責和權力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共生共存的。由于現代行政機關的組織龐大、部門眾多，即使是再精細的分工、再明確的職責，也難以避免運轉中的交叉銜接。我們機構改革的思路往往是過分強調專業化

優勢，把職責化整為零，而對“零件”的如何組裝整合，卻沒有建立一個協調機制，其結果是權力分割化，部門利益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使政府間的縫隙不斷擴大，整體效能不斷下降。

二是歷次機構改革是在原有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基礎上的理順關系，而不是從構建科學合理的權力結構和創新管理模式角度理順關系。現有的行政體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這種體制的弊端是每一級政府都是大而全，職能配置上下一般粗，機構設置上下對口；各行業系統又是封閉運行，集決策、執行、監督于一身，各自為政，權力很難制約。這種集權體制強化了等級制，有利于上下管理的控制，但弱化了權力的制衡關系，忽視了地區間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管理差異性，以及決策、執行、監督職能作用的區別。在行政體制中是按照縱向層級、橫向專業職能進行事權劃分，是傳統的過程控制模式。西方發達國家在行政改革中普遍采用了以決策、執行、監督職能分開的分權體制，決策機關與執行部門實行績效合同關系，執行部門各自相對獨立，實行市場化、企業化管理，建立追求結果導向的控制模式。雖然我們國情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搬國外做法，但是，以決策、執行、監督的不同功能和分權作用，構建上下級政府和部門之間相互協調、有利制約的職權關系，建立適度的分權管理體制，是理順關系的新思路。逐步實現行政決策權與執行權相對分離，實行政府決策職能的核心化和集中化。通過科學規范部門職能，按綜合職能設置政府機構，將相同或者相近的職能交由一個行政部門承擔。同時要改革行政執行體制，建立綜合執行機構，推行政府事務綜合管理，將分散到部門的行政權原則上收歸同級人民政府。改革行政執法體制，設置精干、統一的行政執法隊伍，實行綜合執法。

三是以往改革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理順關系，這種軟約束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權限劃分與利益分配的必然聯系，理順權力關系，其實質就是權力和利益的再調整，這項工作僅靠行政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法治手段加以解決。因此，制定機構編制法，加強機構改革的法制化建設，就成為推進機構改革的基本前提。

三、機構改革的永恒主題是推動政府創新

所謂政府創新就是探索行政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新方法、新模式，以適應新環境的變化和新任務的挑戰。政府創新在內涵上主要體現為理論層面上的政府創新，體制層面上的政府創新和技術層面的政府創新。歷次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推進了政府創新，對建立新型的公共行政體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理論創新上，從不斷深化認識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上，提出了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新理念。構建服務型政府的過程就是實現以政府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眾為中心的服務轉變、實現由政府本位、官本位體制向社會本位、民本位體制轉變。在服務型政府價值理念的指導下，政府的轉型是一種必然的目標選擇，在近幾年的改革中，人們已經形成了改革價值取向的共識：即從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從封閉政府向透明政府轉變；從管制政府向法治政府轉變。

其次，在體制創新上，它體現為結構和功能上政府創新的主要內容。在前幾次改革經驗的基礎上，中央提出了我國行政體制創新的目標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以建設服務型政府為主題，以轉變政府職能和推行依法行政為重點，逐步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公共行政體制。使各級政府優質高效地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社會的公共需求。如為規范政府行為，深化了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和行政投資體制改革；為強化

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各級政府建立健全各種應急突發事件機制，提高了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

再次，在技術創新上，提出了通過改進管理方式，推進電子政務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電子政務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對政府管理的影響首先表現為具有生產力性質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創新，政府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環境可以提高辦公室工作效率和生產力，精簡機構和人員，降低管理成本。其次，這種新的生產力工具的使用將不斷改變政府管理結構和方式，重塑政府業務流程。而這種從管理工具的創新到管理結構到管理方式的變革，將極大的改變現有政府的管理觀念，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建構出適合信息時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政府組織形態。實施電子政務不僅能夠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推進廉政、勤政建設，使政府利用信息化手段更好地為公眾服務，更為重要的是，這場由新的管理手段所帶來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將最終改變我們久已習慣的政府管理環境，引導我們逐步走向一個全新的政府管理世界。電子政務是“三分技術，七分管理”，從本質上來說，電子政務是一場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要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建立在政府先進生產力的基礎上，建立在管理方式的創新基礎上。而不是單純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提高行政效率，單純地為降低行政成本而降低行政成本，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高政府的現代化水平，真正建立適合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需要的“廉價、高效”的政府。

概括起來，我國五次機構改革的實踐，積累了五條寶貴的經驗：一是堅持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的目標，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行政改革的關鍵；二是堅持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把精兵簡政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作為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務；三是堅持積極穩妥的方針，既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堅定不移地邁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慮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審慎地推進改革；四是堅持機構改革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員，優化干部隊伍結構；五是堅持統一領導，分級負責，分步實施，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進行改革。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一個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服務型的公共行政體制正在形成。

第四篇：鄧小平同志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創新貢獻

鄧小平同志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創新貢獻

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20多年來他的理論和行為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給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帶來了革命性變革。筆者作為經濟理論工作者希望通過此文使讀者更多地了解他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偉大貢獻。

一、抽絲剝繭，一層層沖破束縛，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粉碎“四人幫”之后，鄧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首先并且始終做的中心工作就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他堅持和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了科學依據。他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抓根本，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的途徑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首先，鄧小平積極地肯定社會主義也一樣可以搞市場經濟。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這種傳統觀念，致使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們不敢理直氣壯地利用市場經濟去發展生產力，與眾不同的鄧小平卻不以為然。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副主編吉布尼時就強調：“誰說市場經濟只限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他還形象地比喻，“不論黑貓、白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用以說明市場經濟也一樣可以適用于社會主義。在1992年年初的講話中他又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個精辟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人們長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鄧小平同志這種開拓創新思維的引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政府逐漸探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第一、在所有制形式上，既堅持公有制又使公有制企業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情況，雖然公有制的直接生產目的是盈利，但從整個社會生產的宏觀目的來看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的唯一目的是資本家追求的剩余價值。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堅持個人消費品分配以按勞分配為主,其它分配方式為輔。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依靠誠實勞動和善于經營等正常手段先富裕起來，但是先富的要幫助和帶動后富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私有制基礎上必然帶來的兩極分化。另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雖然也存在著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利益的差別和矛盾，但從根本利益上三者是一致的，這又區別于資本主義中工人與資本家利益關系的根本對立和私人企業間的利益對立沖突。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宏觀調控上以市場為基礎的宏觀計劃調節是建立在全體社會成員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之上的，因而無論實行計劃的自覺程度，還是計劃調節的方向和力度都優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實施基礎是私有制和私人利益，因而以資本家整體利益出發制定的計劃，在發揮調節作用時，往往會受到勞資利益對立和私人集團體利益沖突的影響。

其次以市場為取向，在大膽創新的改革實踐中一步一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改革的目標模式，但不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由經濟 1

發展的現實要求提出來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由改革提出來的，也是在改革發展的一步一步實踐中實現的。在鄧小平光輝思想指引下，我國向市場經濟過度的改革采取了三個重大步驟。

第一步：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農業生產力、發展農村市場經濟。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重大開端。在這次會議上肯定了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的做法，提出了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的勞動直接同收入掛鉤，也就是“交購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從而調動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正如鄧小平所說：“農業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正是這種創新的改革思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使農民的收入在短時間內有了迅速的提高，解決了中國八億農民的溫飽問題。

第二步：根據農村改革的經驗，將改革方向逐步轉向城市，在企業中搞打破大鍋飯的改革，把企業效益同職工利益掛鉤。

鄧小平多次講道：“我們的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們就轉到城市。”他還把責任制視為一項即適合農業生產也適合工業生產的基本原則。他說：“工業有工業的特點、農業有農業的特點、具體經驗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則是搞責任制，這點是肯定的。”

現代化大生產，分工細密協作性強，不僅要求企業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生產指導和經營管理系統，要求廠長經理切實負起責任，還要求企業內部各方面、各環節、各生產崗位實行嚴格的責任制，但由于長期實行的“大鍋飯”體制權力與責任脫節。勞動者的勞動與自身利益缺乏聯系，勞動者缺乏積極性，所以企業經營中缺乏活力，效益很難提高。在農村實行責任制之后，人們從中受到啟發，使企業效益同勞動者的經濟責任，經濟利益和經濟權利結合起來，打破鐵飯碗，于是便有了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的責任制。各種責任制的推行使企業和勞動者的貢獻和利益掛鉤，貢獻大利益大。這樣就克服了以往計劃經濟下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大鍋飯現象，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使企業效益和職工利益都有了明顯提高。

第三步：重視市場微觀基礎建構，從多方面積極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１９９２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對市場經濟理論的突破，進一步加快了廢除計劃經濟體制的步伐，形成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滾滾洪流．．．．．．但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是能夠完成的。根據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重要精神，我們黨對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沖破了不少傳統觀念，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獲得了重大的認識，認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施步驟和具體操作問題上，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抓好以下幾項工作及與之相關的配套改革。

（１）培育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一要建立自主企業制度；二是建立具有種類完備、布局合理、多層次、多功能的市場組織群體；三是加快價格改革步伐，為市場體系的健康發育創造良好的環境。

（２）要改革國有產權制度，積極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轉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實現政企分開，兩權分離為內容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則是轉換國有大中型企業經營機制的突破口，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應該多樣化，但從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角度，公有制實現形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漸從以承包制為主過渡到以股份制為主。

（３）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允許非國有經濟發展，鄧小平１９９２年初視察南方時針對有人擔心深圳市搞資本主義的問題強調：特區姓“社不姓資”，一是從深圳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而且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制約；二是

我們有優勢有國有大中型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三是我們可以從“三資”企業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它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探討發展非國有經濟的意義。

（４）深化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根本問題不在于否認按勞分配方式而在于通過改革按勞分配的具體形式完善按勞分配制度，使其在不同的分配方式下發揮主導作用，這是市場激勵機制的根本點。同時與分配制度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也一定相應地跟上，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利。

（５）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市場經濟是靠法律規定的軌跡運行的。鄧小平同志說：“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之間的關系，也要用法律形式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要通過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立法也要大膽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

偉大的改革指導者鄧小平同志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前無古人的構思并且付諸于實現，他還一直關注著如何把我國經濟運行納入世界經濟的大循環的軌道，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論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

二、打開百年桎梏敢為天下先，實行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接軌。

（一）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

（１）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國從明朝中葉開始到鴉片戰爭近二百年的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建國后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對外開放也僅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后就關起門來，沒什么發展，特別是十年**，使我國失去了參與國際分工機會，經濟發展滯后于別的同類國家很大一段距離，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鄧小平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在逝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后來‘四人幫’搞的什么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周圍世界隔絕了。”鑒于歷史的經驗總結，鄧小平強調“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２）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的需要。我國人口多底子薄，要實現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戰略目標，還存在著資源不足資金匱乏、缺乏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實際困難。對此鄧小平指出：要實現我們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不開放不行，不加強國際交往不行。如果我們拒絕國際合作，現代化事業就會受到阻礙，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孤立的狀態下實現現代化。實現現代化總是要靠各國人民的相互激勵、取長補短、相得益彰。

（３）從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兩套本領。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在充分有利用國內資源、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本領的基礎上，積極創造條件參與國際分工，開拓國際市場，開展對外經濟活動。

（二）對外開放的偉大構想與實踐創新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不僅大膽地提出了對外開放的理論，在采取何種方式和途徑實現“對外開放”的問題上，他更有自己獨特而創新的大膽構想，這些構想都在實現中取得了成功。鄧小平同志關于這個問題的精辟論斷和實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開展進出口貿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進出口貿易方式與國際市場對接可以互通有無，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出口生產成本上絕對或相對優勢的產品換取成本上處于絕對或相對劣勢的產品。鄧小平在１９８４年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我國的對外貿額是四百多億美元吧？這么一點進出口貿易額，關起門來能翻兩番嗎？．．．．．．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的時候，我們的產品怎么辦？統統國內

銷？什么都要自己制造？還要不要買進一批，自己賣出一批？”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進出口貿易的思想，我國以進出口貿易方式與國際商品對接取得了明顯成效。１９９０年進出口貿易額達１１６０億多美元。１９９１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１３５７億美元，出口７１９．１億美元比１９９０年增１５.８%。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為我國實現國內外市場早日接軌奠定了良好基礎。

２、技術貿易。技術貿易是國際間以商業手段進行的技術轉讓行為。對于技術貿易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很重視，正如小平同志所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技術貿易方式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經過消化、吸收和創新可以迅速提高國內的科學技術水平縮小同發達資本國家之間的差距。因此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它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小平同志還經常講：“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他強調“要多爭取出口一點東西換點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回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踐證明，引進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即可以使我國少走彎路，節省新技術創新所花費的時間和經費，又可使我國在較高起點上發展，從而提高國民經濟的技術裝備水平，逐步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

３、利用外資。鄧小平同志對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利用外資問題非常重視。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爭取利用國際上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經濟。他首先提出要在國內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對于怎樣來創造環境，鄧小平指出：“最近全國人大通過的外資企業法就是為了給外國來華投資創造有利條件??有人擔心中國的法律會變，我可以肯定的說在中國投資沒有風險，我們會保證投資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還可以補充。我們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利用外資在國內建立‘三資企業’”。而且他還多次地反復地強調三資企業不會影響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它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由于有鄧小平的思想掃清了思想障礙，使三資企業得到迅速發展。由１９８２年以前的三家發展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６５６８家。實踐證明，利用國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建立中外合資、合作的外商獨資企業，是增加出口創匯能力，擴大就業面，提高我國科學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除了直接投資外。我國還積極利用間接投資吸引國外貸款，建設了許多港口、鐵路、機場、電信設施等多項大型工程，加強了我國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建設。

４、建立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區。把經濟特區作為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窗口，是鄧小平同志首先倡導的，是他創新思想中的一項重要內容。１９７９年，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做特區，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特區是個窗口，它在國內外市場對接中是技術、管理、知識的窗口。通過窗口看到國際上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并傳回內地，掌握最新信息，把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傳向內地經過消化吸收掌握起來，加快技術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通過窗口把內地的原料、半成品、傳統工藝品等運到特區來經過改制和增值后出口，多創外匯，通過窗口，特區將成為開放的基地。一方面是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基地，另一方面是出口基地。”我國自１９７９年７月開始，先后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建立了經濟特區。十多年來，經濟特區迅速發展，并成為全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當然要加強同國際經濟的聯系，僅靠五個窗口是不夠的。１９８４年２月鄧小平同志在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之后便考慮怎樣進一步開放的問題，他提出在現有的特區之外，還可以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導思想，１９８５年５月我國又做出了進一步開放大連、廣州、煙臺等１４個沿海港口城市。形成了北起遼寧大連南至廣西北海的對外開放線。１９８５年７月，黨中央國務院又決定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夏章泉三角地區劃為對外經濟開放區。到了１９８８年３月，又將這個范圍擴大至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西的若干沿海城市，從而形成了從南到北綿延萬里的沿海對外開放格局。完成了由“點”到“線”和“片”逐步開放的戰略格局。實踐證明這種格局，有益于緩解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資金嚴重短缺等矛盾，保證了我國經濟以較高速度發展，同時沿海近兩億人口的地區經濟率先發展后，一方面可以緩沿海與內地資金和原料的矛盾。另一方面利用外資引進加速本地工業的技術改選，發展外向型經濟，起到對內對外“兩個扇面”的樞紐作用。

如上所述，鄧小平獨樹一幟另辟蹊徑的改革理論和實踐造就了二十世紀壯觀的經濟奇跡，抵御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蘇東劇變的逆流，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次飛躍，鞏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而言之，作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改革創新的偉大思想，在實踐中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正是這種閃爍著智慧光芒的創新思維，將中國的發展推到了一個嶄新的繁榮富強的階段。

第五篇：改革開放三十年歷史經驗總結及反思

改革開放三十年歷史經驗總結及反思

2009年，距離改革開放1978年已有31周年。30年前，瀕臨經濟崩潰邊緣的中國現實迫使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同民眾“殺出一條血路來”，由農村開始，在全國掀起一場自上而下的體制性革命。30年后，中國已改變過去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上迸發出令世界瞠目的活力。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經濟政治實力高速發展的三十年。我們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躍升。改革開放30年，我國的GDP平均增長9.7%，而世界經濟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長。經濟是和政治、軍事聯系在一起的。普京就曾說過，沒有實力的憤怒毫無意義。30年的改革發展，西方發達國家也越來越重視中國，我們在世界政治舞臺的話語權也更強了。如由西方發達國家召集的研究世界經濟形勢和問題的西方八國首腦會議要求吸收中國參加，就證明了我國的發展對于世界經濟已經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全體國民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質極大地提高的三十年。30年改革開放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打破了過去那種單調、統一的帶有個人崇拜和違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趨多樣化，思想觀念日益多元化。競爭、效率、民主、法治等等意識是30年前所不可想象的，特別是，人們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選擇，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自由、自主、獨立，這是改革開放帶給人們精神領域的一個最大變化。原來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得都差不多，灰色的，現在花花綠綠了、五光十色了，人們的思想也變得活躍了，創新力強了。

改革開放的 30年，是教育事業穩步發展的30年！1983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對世界，面對未來！高考制度恢復之初，全國有570萬人參加高考，卻僅錄取27萬名；而到2007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報名人數達到1010萬，錄取新生達567萬名！伴隨著教育規模的發展，更有越來越多的中華兒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據著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航天事業不斷創新的30年！從1979年遠程火箭發射試驗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載人航天飛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號載人航天衛星順利返回，中國航天人在摸索中讓祖國一躍成為航天科技強國！2008年，我國首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發射升空,炎黃子孫的千年奔月夢成為了現實！

30年發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了改革開放之路的無比正確性。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外開放在帶來國外先進管理理念和經驗的同時，也會帶進一些糟粕，正如小平同志所說，開放了，新鮮空氣進來，但有的時候，蒼蠅蚊子也進來了。再加上我們自身的原因我們也走了一段彎路。

1、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定盲目性、沖動性，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制訂嚴謹的改革開放策略，從而是一哄而上、摸石過河，定是會受到一些挫折的。正確的做法應是循序漸進的改革開放，培養人才、摸索經驗教訓，然后逐步推而廣之，不斷深入改革，才能避免一哄而上造成的整個國家的彎路和巨大損失。

2、自主創新能力不夠突出，從事核心技術研究的人力、物力不足；于是在某些行業長期依賴國外技術的狀況沒能改觀，這樣極可能形成虛假繁榮受人制約，發展后勁不足，一旦國際形勢變化，將無力應付而陷入困境。我們過度陶醉于“為人打工”，以“世界工廠”自豪，但缺乏自主知識產權使我們創造的大部分財富流向國外，八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就是最好的例子

3、地方改革建設規劃不夠科學.其一是形成重復引進，以新企業搞垮老企業,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浪費和人才的流失,其二是造成國家資源的嚴重破壞與浪費,其三是由于追求發展而破壞自然環境,一些地區的環境污染與破壞已十分嚴重，資源能源因過度開采而日漸枯竭，環境惡化程度驚人。

4、國外腐朽的資本主義享樂思想滲入我國，影響力了一些意志力不強的官員，干部和國民經不住考驗，出現了官僚主義；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我們有意無意間培植了一種輕內重外甚至崇洋媚外的，中國的傳統優良精神被淡忘。所以，我們要保持頭腦清醒，國門要打開，好的東西放進來，不好的要拒絕，蒼蠅蚊子要趕掉。

盡管問題有些存在，但我們還要深化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走中國特色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行改革開放、解決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要求和必然選擇。現在，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又面臨新的形式和挑戰，有些層面甚至還出現了否定改革開放的思維。因此，我們需要再次解放思想，在繼續尋找改革真諦的同時，用新的思維去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胡錦濤同志強調：“中國過去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中國未來的發展也必須靠改革開放。雖然我們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很多都是由于我們的思想保守所致，思想決定觀念的形成；三十多年前，老一輩用他們智慧的大腦為我們創造了一片新的天地，今天，輪到我們主宰這個國家命運的時候，我們應該怎么辦？我們不能被自己的思想所禁錮，要不斷的解放思想，不斷創新，要擔起我們造福人類的責任。”

應當看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在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中，難免會出現前進中的曲折、發展中的挑戰，但我們走過的路程，我們取得的成就已經表明，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社會的發展還將證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能鞏固成果、再創輝煌。

改革開放到了需要二次革命的時候，要進行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要把科學發展觀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把解決人民群眾的突出問題放在思想斗爭的最前沿，在深化改革中解決各種矛盾，不斷調節各種利益分配問題，要在改革中去粕存精，去偽存真，要堅定信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堅定不移的走下去。

革命尚未成功，我們仍需努力，過去已成歷史，未來充滿希望，我們一定要堅定改革開放的路線，為祖國的再次騰飛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