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代中國老齡群體社會管理問題研究

當代中國老齡群體社會管理問題研究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是老年人口規模大、老齡化速度快、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嚴重滯后，未富先老。由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殊性決定，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運行面臨一系列困難。應對挑戰的出路在于鞏固和加強家庭在養老保障中的地位，及早采取有效措施，解決社會養老有效需求不足問題。

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特征是兩頭小中間大。但是從趨勢上看，人口年齡結構快速向人口倒金字塔形發展。形成這一結果的直接原因，一是由于年齡金字塔底部少兒人口規模增長持續減慢；二是由于年齡金字塔頂部的老年人口規模大速度增長，即出現了人口學所謂的由底部老齡化到頂部老齡化的演變。發達國家的這一演變過程經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在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的雙重影響，底部老齡化與頂部老齡化對人口年齡結構形成“夾擊”之勢，人口老齡化的形勢越發嚴峻。早在1999年2月，全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已經超過10%，2000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超過7%。這標志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所形成的壓力是極為嚴重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當代中國老齡群體的社會管理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老齡人口的結構特點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力老齡化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但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影響，也是極為嚴重的。

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

第一，大幅度減少經濟活動人口，供養率提高。人口年齡結構預測表明，1990年我國經濟活動人口對老人贍養比為13.7%，2000年上升為15.6%，預計到2025年將上升到29.46%，2050年將上升到48.49%。如果再加上對幼年子女的撫養，經濟活動人口的總撫養比將上升更快，2025年可達到59.5%，2050年可達到76.8%。人口老齡化將使經濟活動人口的經濟負擔日益沉重，甚至會使未來經濟活動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創造能力受到較大程度的影響。

第二，影響投資、消費、儲蓄和稅收等主要生產活動。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從來都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在大多數情況下，非經濟活動人口無力儲蓄，人口老齡化使經濟活動人口急劇減少，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成為單純消費人口，成 1

為經濟活動人口即納稅人的贍養人口。其結果是縮小了稅基，減少了稅收，儲蓄率下降，投資率比例降低，純消費增加。這種情況雖然可以在近期內促進消費增長，擴大內需，進而促進生產，但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決定了必須不斷擴大積累，增加生產資金投入，否則就難以供養日益龐大的非經濟活動人口。

第三，加大財政支出，加重政府負擔。國內外經驗表明，國家的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建設至關重要。由于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不斷加深，財政中用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的支出不斷增加。財政支出的增加，無疑會使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公共支出減少，影響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和社會成員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

第四，改變家庭結構和家庭的贍養功能，使居家養老這一能夠有效減輕社會養老負擔的養老組織形式受到破壞。隨著生活的改善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提高，高齡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同堂的家庭比例很大，家庭“少子化”標志著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而彌補家庭養老功能不足的前提條件，即實行社會化養老，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但目前我們還不具備充分的條件。

第五，影響脫貧計劃的順利完成。毫無疑問，老年人口是收入少、疾病多、社會資源貧乏的弱勢群體。而未富先老加重了養老負擔，擴大了財政支出，因而影響了有效脫貧。

第六，造成大批高危家庭，影響社會和諧。“一胎化”的長期實行早就了成千上萬的獨生子女家庭。在現代社會，各種社會風險極為普遍，一旦獨生子女出現不測，當事家庭將無法承受打擊，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進而對社會協調構成一定負面效應。

二、當代中國老年社會問題

老年社會問題的狀態和趨勢是老年社會管理的重要依據，解決好老年管理問題，必須弄清楚老年社會問題，找到出現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

1、老年貧困問題

（1）問題描述及社會后果

我國老年貧困的基本類型可以劃分為三種：環境惡化造成的環境型貧困、經濟轉型形成的貧困、因病因殘形成的生理型貧困，這三種貧困大多具有不可逆轉

性，解決起來難度相當大。

無論是發生在城市里的老年貧困，還是發生在農村中的老年貧困，都會影響社會穩定，也影響社會穩定和老人的生活質量。其后果主要有二：第一，家庭養老功能減弱，影響精神文明建設；第二，導致敬老愛老意識淡化，家庭養老功能喪失，影響代際關系和社會穩定，阻礙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解決對策

第一，努力發展經濟，為貧困老人拜托困境提供積極支撐；第二，彌補社會養老資源不足，充分發揮家庭在社會養老保障中的作用；第三，建立必要的養老機構；第四，減少分配不公，縮小貧富差距。

2、老年犯罪問題

（1）問題描述

由于社會的、個人的、環境的原因，老年犯罪已經成為我國城鄉比較嚴重的社會現象。老年犯罪的原因主要有：法制觀念淡薄；受西方腐朽思想影響嚴重；思想空虛，心理比那臺，需求畸形發展而引起犯罪。

（2）預防對策

第一，進一步完善老年人的社會福利制度，切實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加強法制宣傳，提高全社會的法制觀念；第三，采取多種形式教育青少年尊老愛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第四，努力締造健康文明的人際關系，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環境，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第五，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努力促進社會和諧。

3、老年心理障礙問題

（1）問題描述

老年人隨著生理上的衰老，生活自理能力和思維能力不斷下降，心理危機也就越來越明顯。老年人若產生了不良心理，對家庭、對社會、對自身的健康都將產生消極影響。老年人的心理障礙及其成因較為復雜，總結起來主要有：憂郁心態；孤寂心理；狂躁心態；悲觀心態；多疑心態和牽掛心態。

（2）解決對策

克服老年心理障礙必須處理好一下幾個關系：第一，處理好老有所為與身心衰老的矛盾；第二，處理好角色轉變與社會適應的矛盾；第三，處理好安度晚年

與意外刺激的矛盾；第四，正確處理社會保障條件不充分與老有所養的矛盾。

三、社會養老保障政策的回應度與制度設計

老年人是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成效信息的直接感受者，老齡群體對社會養老政策的滿意度和支持率應該成為衡量社會養老制度運行質量的主要標準，作為社會養老制度設計的重要依據。根據我國國情，應屆人口老齡化高峰，實現社會養老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是利用有限的社會養老資源，保持適度的社會養老待遇水平。因此，提高社會養老的政策回應度、減少養老資源浪費、保證養老待遇的適度性和有效性，對于我國安全度過人口老齡化高峰，保持社會的協調與穩定無疑是一種明智選擇。

針對提高我國社會養老政策回應度，可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進一步健全我國醫療保障體系。目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盡如人意，醫療保險市場化受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質疑和挑戰。

其次，進一步挖掘養老資源，建立穩定的資金來源渠道。建議政府采取強制和吸引相結合的政策，擴大社會養老參保覆蓋面，積極向非公企事業單位征繳社會養老保障金，通過實施代際養老解決問題，創造代際公平和代內平衡的實現條件，協調代際關系。

再次，以社區服務體系為依托，滿足老齡人口各方面的生活需要。在社區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建立以居家養老為主、社區照料為輔的養老制度，努力實現居家養老和社會機構養老的有機結合。

此外，還應該加強對青少年一代的尊老愛老教育，鞏固和強化家庭養老制度，解決老年人所需要的精神慰藉需要，創造迎接老齡化高峰更大沖擊的人力資源條件。

第二篇：80后農民工群體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問題研究

80后農民工群體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問題研究

摘要：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具有“農村人”和“城市人”雙重身份的特殊群體.雖然他們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沒有被城市所承認,更沒有被城市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所吸納.伴隨身份差別導致的待遇差別、社會福利差別、社會活動權利差別等,使得農民工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城市社會的“邊緣人”。

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問題之一，妥善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維護農民工權益，鞏固執政基礎的政治任務。

作為邊緣人口的農民工,他們既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所排斥,又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存在著隔閡,其生活狀況令人擔憂.要保障農民工的基本生活權益,必須建立一套既針對農民工自身特點,又與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相聯系的過渡性社會保障制度,以便為將來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實踐經驗.關鍵詞：農民工； 社會保障； 社會保險制度。

前言：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他們一方面離開了傳統的農業經營，導致土地的保障功能大大減弱；另一方面加入現代產業，又使其面臨著比傳統產業更多的社會風險。雖然客觀上他們強烈需要受到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但是由于傳統的二元社會體制等原因導致他們幾乎處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境地。因此，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尤其是從國家“十一五”規劃中首次明確提出要“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問題”可以看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正文：

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

(一)背景

目前，全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總量規模巨大。據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快速調查和分析，2005年5月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規模約為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l億，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約為6000萬(按照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80％進入城鎮、50％跨省流動的假設估算)。

農民工最顯著的特點是流動性大，不僅往返流動于城鄉之間，并在單位之間、城鎮之間頻繁地變動工作崗位，而且外出的人群每年都在不斷變動，新老農民工進行著代際更替。農民工總量一直保持不斷擴大的趨勢，從農民工就業類型看，有的屬于正規就業，相當部分已成為企業生產技術骨干，這些農民工有明顯的城市化傾向，渴望長期留在城鎮工作和生活，但現在的城鎮公共服務系統仍不能做到平等對待；有的屬于靈活就業，工作極不穩定，隨時可能返鄉。從就業的行業分布看，據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68％，在建筑業中接近80％；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農民工占到52％以上。顯而易見，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力軍。

(二)現行社會保險制度沒有排斥正規就業的農民工

對于在用人單位正規就業的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問題，雖然國家尚未為其建立專門的制度，但在《勞動法》實施后，進入城鎮用人單位的農民工原則上也同樣適用該法，應當參加法定的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可以說，現行城鎮職工基本社會保險制度在制度層面并不排斥正規就業的農民工，這部分人員參加各險種的通道是敞開的。

(三)農民工參保率普遍偏低

《勞動法》和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以及2001年勞動保障部《關于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對農民合同制工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作出了明確規定。目前，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為15％左右。部分地區如廣東、大連參保率也僅達到20％左右。

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分析

(一)農民工就業狀態不穩定導致參保困難

在城鎮就業的大多數農民工沒有穩定工作。據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查，農民工在一個單位工作以上的只占20％～30％。由于技能不高，又面對工資低、勞動強度大，且受到不平等對待，為尋找更好工作機會，多數人頻繁流動。這一方面使經辦的工作量倍增；另一方面，在農民工社保關系不便轉移的情況下，增加了管理難度，凸現現有的信息系統不能適應需要；此外，高流動性還導致單位和本人都缺乏參保積極性，也給勞動保障部門繳費基數核定及監察執法等工作帶來困難。

(二)農民工、用人單位和地方政府各有顧慮

農民工對現行社會保險制度缺乏信任，對自己以后能否享受養老待遇心存疑慮和擔心。由于現行養老保險制度規定按月享受基本養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而農民工流動頻繁，如果不能實現轉移接續，多數很難達到該年限標準。有的地方還規定退休前5年必須到該地參保，這實際上把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排除在外。所以農民工在離開參保地時普遍不愿將錢放在社保機構，一般都選擇退保。這實際反映出農民工對現行社會保險制度的不了解和不信任。農民工所在單位多為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飲、服裝等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用人單位為追求利潤，千方百計減少人工成本，主觀上也不愿為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強調企業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只能維持低成本競爭，如果按照城鎮企業社會保險辦法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單位負擔過重，擔心會因此影響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經濟效益。

(三)社保制度門檻高、轉移難，導致農民工權益難以保障

1.費率過高。由于承擔國有企業歷史遺留問題的負擔，企業繳納的基本養老、醫療和失業三項保險費平均為工資總額的28％，個人繳費為11％，企業和農民工個人普遍感到負擔太重。

2.社會保險關系接續難。養老和醫療等主要的社會保險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個統籌單位(多為縣市級統籌)內運行，各統籌單位之間政策不統一，難以互聯互通，養老保險關系無法轉移接續。現行轉移政策以及管理手段不適應農民頻繁流動的需要。農民工流動性大，不僅在同一個城市頻繁地變動工作崗位，而且還經常跨地域流動，以及階段性轉入非農領域就業。由于外來農民工一般來自不發達地區，其戶口所在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一般沒有建立，已經建立的也還很不健全。一旦他們離開原工作的城市，其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難以轉回原籍，農民工的社保關系轉移困難。

3.退保實際上損害了農民工權益。由于現行政策允許農民工退保，結果導致農民工流動時反復參保、退保，有的甚至在同一地區更換工作單位時也先退保、再參保。廣東省有的地區農民工退保率達95％以上。退保使農民工只參保、不受惠，不僅直接損害了農民工享受社會保障的對等權益，而且反過來又影響了用人單位的參保積極性。這種狀況也影響了政府的形象。

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

(一)基本原則

1.適應城鎮化、老齡化和國家長遠發展的需要，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是由社會保障的公平屬性所決定的。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社會保障權利，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享有社會保障權利，農民工在用人單位與其他職工同樣勞動，作為

勞動者也必然應依法享有同樣的社會保障法定權利。另一方面，農民工社會保障又不單純是保障問題，還涉及我國城鎮化和“三農”問題。如果農民工長期游離于社會保障體系之外，根本不可能在城鎮穩定下來，勢必影響城鎮化進程及其質量，也不利于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和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此外，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的廣泛實行和農村年輕一代向城鎮的遷移，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和農民的老年生活風險明顯，農民亟須相應的保障措施化解老年風險。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也有利于提升企業人力資本競爭力，穩定生產技術骨干，確保人力資源的可持續供給。

2.保護農民工利益，適應流動的需要。目前，農民工參保率之所以一直在低位徘徊，與參保后其利益得不到保障有直接關系。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由于農民工頻繁流動，單位和農民工參保繳費后，社會保險關系難以轉移和接續。因此，要吸引和促進農民工參保，制度設計必須適應農民工的高流動性。

3.根據農民工的保障需求與現實可能逐步推進。在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脫離土地的情況下，他們在年老或生病后面臨喪失生活來源的風險，也面臨工傷、職業病以及其他疾病等風險，與其他職工同樣需要規避各種職業和社會風險。

(二)制度選擇

1.進入現行城鎮社會保險制度。進入現行制度的好處是企業之間、群體之間公平性較好；也有利于農民向城鎮轉移，促進城鎮化進程；同時，還有利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基本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2.單獨建立農民工個人賬戶制度。為農民工專門建立過渡性的個人賬戶制度，優點是為農民工提供了低費率的保障平臺，由于繳費較低，易為用人單位和農民工本人所接受；賬戶權益可累計計算，農民工看得見、摸得著，有利于調動其參保積極性；便于跨地區轉移，適應農民工頻繁流動需要不斷轉移和接續社會保險關系的情況；待遇依據個人賬戶儲存額確定，政府只承擔有限責任。

3.傾向性意見。農民工社會保險模式選擇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在養老保險尚未實行全國統籌的情況下，很難用一種制度安排將所有的農民工全部覆蓋進來。鑒此，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選擇應充分考慮其群體細分情況，根據亞群體的不同就業狀況選擇相應的保障制度。

(三)農民工社會保障目標

1.對穩定就業農民工的保障目標。對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結合完善現行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其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目標是：

(1)通過強化征繳擴大覆蓋面，努力實現應保盡保。

(2)完善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目前，由于養老、醫療保險統籌層次低，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在工作變動之后，轉入地不愿接受其社會保險關系，需要對此作出全國統一的規定。

(3)降低社會保險繳費水平。目前的社會保險繳費，特別是養老保險繳費門檻偏高，有必要結合基礎養老金的全國統籌，在更大范圍內均衡用人單位負擔，適當降低繳費比例，同時將基本養老金替代率水平控制在一定水平以內，收支缺口作為國家對歷史債務的責任由中央財政支付。

2.對不穩定就業農民工的保障目標。

(1)制度建設目標——建立適應不穩定就業農民工特點的低門檻的過渡性保障制度。養老保險為可方便轉移和攜帶保險關系的個人賬戶制度，以便進可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靠攏，退可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轉移；工傷保險進入現行制度；醫療保險則在現行城鎮職工基本制度框架內適當變通，只參加住院保險，采取低費率、雇主繳費、保當期的辦法予以解決。

(2)工作推進目標——本著分類指導、逐步推進的原則，用3年時間將農民工全部納入工傷保險；在5年內將農民工基本納入大病醫療保險；考慮到養老保險成本較高，制度建立的難度相對較大，用5～10年的時間逐步解決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

政策建議

(一)按《工傷保險條例》為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

所有用人單位都要按《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為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原已參加商業保險的有關行業要轉為參加工傷保險。為進一步保障農民工權益，要努力擴大覆蓋面，進一步推進農民工集中的礦山、建筑等高風險企業和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促進農民工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要進一步完善高風險行業和企業參加工傷保險的政策。要強化工傷預防工作，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工傷預防工作模式和工作機制，從源頭上遏制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的發生。

(二)為不穩定就業農民工建立大病醫療保險

在現行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框架內，針對農民工流動性強、收人水平低的特點，開展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著重保當期住院醫療；同時，為切實降低用人單位和農民工本人的負擔，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單獨管理，根據農民工大病發病率實行低費率，費率一般控制在2％以下，農民工本人可不繳費。同時，要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適當調整醫保的起付線、等待期、住院押金、個人支付比例、護理等方面的政策。農民工凡已參加城鎮職工大病醫療保險的，原則上不再同時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如本人不愿或無能力在城市治療的，應制定相應的措施，將大病醫療保險關系和資金轉入農村合作醫療。

(三)依法為穩定就業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

穩定就業的農民工與城鎮職工一樣參加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已參保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要繼續參保，不得退保，并確保其享受同等待遇。用人單位要依法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勞動保障部門要強化社會保險費征繳，督促用人單位為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繳納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費，努力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社會保險權益。

(四)積極探索、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雖然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已粗具規模，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展緩慢。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養老和其他社會保障問題日漸突出，迫切需要構建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此，應建立由國家、集體、農民三方負擔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并在經濟發展快的地區推進城鄉協調的社會保險制度，實現農村社會保險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的接軌和社會保險關系的接續。

(五)建立農民工應急救助機制

農民工在城鎮缺乏生活基礎，是城市中最困難的群體之一。為保障其基本生活和權益，應建立農民工應急救助機制。一是通過政府和有關民間機構維護農民工權益，開展針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二是對遭遇意外傷害或重大疾病生活陷入困境的農民工，由當地民政部門給予臨時性的應急援助。

參考文獻：田萱 《人口學刊》 2004 第4期 ；孫超 《內蒙古農業科技》 2007 第6期；新華網《工人日報》。

學號：110304223

姓名：穆昆鵬

第三篇：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推薦）

中共中央政治局３０日召開會議，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民安居樂業，對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黨和國家始終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對形成和發展適應我國國情的社會管理制度進行了長期探索和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黨和國家不斷就加強和改進社會管理制定方針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進社會管理改革創新。經過長期探索和實踐，我國建立了社會管理工作領導體系，構建了社會管理組織網絡，制定了社會管理基本法律法規，初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社會管理與我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制度總體上是適應的。

會議認為，當前，我國既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管理任務更為艱巨繁重。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解決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同時，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我國社會管理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還存在很多不適應的地方，解決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既十分緊迫又需要長期努力。

第四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研究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研究

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旋律, 對這個主旋律的理論關注和理論闡釋, 構成所謂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在我國, 嚴格意義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 起步于80 年代, 興盛于90 年代, 至今方興未艾。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迅猛推進, 為社會發展理論研究注入了深厚的現實根據和豐富的經驗材料, 使其呈現出自身的一些特征。

一、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實踐性特征

發展問題是20 世紀人類面臨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 它不僅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急迫任

務, 也是發達國家亟待重視的嚴峻現實。國際范圍的社會發展研究, 是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真正確立和繁榮起來的。當時正值二戰結束不久, 各國都面臨著醫治戰爭創傷、尋求經濟社會復興之路的現實問題, 這些問題的強烈現實性和極端緊迫性, 誘導許多學者熱心于這些問題的探索, 以便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觀點、戰略方案和政策建議等。六十年代初, 環境污染、資源浪費、人口爆炸等引發的全球問題, 進一步推進了社會發展理論研究。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興起, 是與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啟動和推進密切相關的, 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產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中國社會的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 從此, 發展成為當代中國最突出、最重要的議題。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 發展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 并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向人們展示了發展之對于中國社會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一個“硬”字, 既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的落后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的嚴峻現實, 也蘊含著老一輩革命家矢志領導中國人民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決心和毅力。我國正處在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 就是發展不足的社會主義。只要我們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發展就始終是中國社會的主題。只要確認發展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主題, 就必須確認社會發展理論研究是當代中國理論研究中最重要的課題, 是現實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理論課題。

從國際范圍看, 狹義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是以相對貧窮落后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問題為對象, 主要探討了關于這些國家現代化的理論、模式、戰略方針乃至具體政策。廣義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則是探究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從全球背景闡明各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現狀及未來, 關注當代社會發展中的一般理論問題和相關實踐問題。我國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是關于中國社會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發展戰略和發展手段等問題的研究, 它通過追蹤時代軌跡, 把握時代脈博, 探索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道路來體現自己的實踐性理論品格。它將密切關注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并從理論上給予科學地求解, 為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發展的跨世紀轉換, 提供理論支點。

二、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系統性特征

社會是一個有機系統, 社會發展表現為生態自然、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本身等諸多因素的協調和全面發展, 社會越向前發展就越凸現出其協調性和整體性趨向。當代社會是以“自然——社會——人”作為宏觀背景系統的, 它以經濟發展為基礎, 追求社會與自然、社會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協調互動、共同進步。有關社會發展的問題是諸多理論學科共同關注的。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發展問題, 形成發展社會學, 它側重研究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分化、城市化、人的行為方式及價值觀的變革等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社會發展問題, 形成發展經濟學, 它側重研究工業化的發展道路、模式及戰略等問題;從哲學角度研究社會發展, 形成發展哲學, 它側重研究社會發展的文化價值基礎和終極價值取向等問題;等等。社會發展本身就是一個總體性范疇, 帶有多維性質, 社會發展研究的顯著特點是其綜合性、交叉性、邊緣性。在社會發展研究中, 把某一學科視界獨斷化、絕對化是片面的, 應在不同學科之間建立“對話”機制, 實現融合。

在過去很長時間里, 有關社會發展的理論研究, 是處在支離破碎的分隔狀態之中的, 不僅各學科未能從社會發展的總體性來展開自己的理論視野, 而且各學科內部的各個派別, 也未能達到對本領域社會問題的整體性把握。當代社會發展整體性特征日趨明顯, 我們清楚地看到,雖然并非所有社會發展理論都應對全部社會發展問題給出總括性回答, 但是, 任何一種社會發展理論, 即便是關于某一個別領域的社會發展理論, 都應把思考的問題置于社會發展的總體聯系中加以考察, 如此才能對自己所涉及的問題, 做出具體而正確的回答。

過去, 人們主要是從經濟學角度理解社會發展的, 認為社會發展就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和人均國民生產值的提高, 相信經濟發展了, 其它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是, 到20 紀紀60 年代, 許多國家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 主要表現為, 社會二元結構基本未變,甚至出現局部強化的趨勢;人口的增長抵消了國民收入的增長, 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下降趨勢;出現了貧富懸殊乃至兩極分化;等等。正是這種“有增長無發展”的現實引起眾多學者開始反思傳統發展觀, 在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美國學者伊利奇曼和巴加瓦指出:“一些經濟學家至今提出的那些主要戰略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環境下才有實用價值。而且, 這種環境并不是單由經濟因素來決定的。它們還決

定于重大的政治、社會和行政因素。唯一可行的‘發展’戰略是有政治家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跨學科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產物。”(轉引自威爾伯:《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第50 頁)美國學者邁克爾·托達羅論證了發展是包括整個經濟和社會體制重組在內的多維過程;英國學者杜德利·西爾斯認為, 減少貧困、增加就業、促進平等是社會發的三個最基本目標;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 發展應包括五大目標, 即增長、公平、民主、穩定、自主。隨著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的形成和傳播, 國際社會興起了落實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目標的各種社會運動, 較為著名的有:“增長加公平戰略”、“滿足基本需求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等。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更加理性、更加自覺地創造社會歷史的階段, 人們正在對社會發展做出更加完整而又系統的總體設計。

中國目前尚處于現代化起步階段, 面臨著社會的全面轉型, 遇到的問題眾多, 存在的矛盾錯綜復雜, 要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 僅憑某一學科視界的求解是不可能的。必須超越學科域限,在學科間的交叉融合中進行整體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 已進入到這樣一個階段, 它要求必須把一般性理論研究與具體的問題研究統一起來, 把分學科或分領域的研究與整體的綜合研究統一起來, 把針對現實問題的研究與社會歷史理論研究統一起來, 把實證分析與邏輯推論統一起來。我國是后發展國家, 我們有可借鑒的經驗教訓, 也有可吸取的成功范例, 我們在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系統性方面更易達成共識。

三、社會發展理論研究民族性特征

現代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內容。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伴隨著一場救亡圖存的民

族復興運動而起步的, 它一開始就帶有強制性和被動抉擇性。相對于歐美等國自

然演進的“內發型”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是“外發型”的。有人把“外發型”現代化歸結為“被現代化”。事實上,“被現代化”僅具有發生學意義之上“外發”的意義, 決不意味著后來者的現代化是被動的無創造性的適應過程。一般地說, 任何社會的發展都少不了三大要素, 一是地理環境, 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基礎;二是人類自身, 這是社會發展的能動主體;三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從這個意義講, 中國的現代化又不是純后發——外生型的, 它深深植根于中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 是在中華民族固有的社會文化基礎上嫁接成長起來的, 它不能不具有這種嫁接后的中外融合的變異特性, 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實際上, 任何“外發型”現代化, 只有在由異質文化的外來刺激轉化出傳統內部的創造活力時, 才可能獲得真正成功。比如, 現代化的基本問題之一是“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 由于中國“外發型”現代化的特殊歷史條件, 這個問題在中國轉換成了“中西文化”問題的特殊形式, 不論人們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都難以抹煞其民族性色彩。“傳統”是民族性的, 中國的傳統從文化學意義講, 表現為以儒家為核心的文化思想體系, 它已經積淀為中國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素質, 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不以傳統文化為其精神動力和創造源泉之一, 傳統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根基之一。超越西方社會發展模式, 走一條符合中華民族特點和文化理想的現代化道路, 在現代化進程中保存民族優秀的文化成果, 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內在要求。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 中國的發展要走自己的路, 要有中國特色, 歸為一點, 就是中國的發展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當代社會發展的全球化、一體化特征愈益明朗。全球化意味著現代化社會所具有的跨越民族國家的地域、社會、政治與文化疆界, 并因此將全球日益連接成一個網絡化的整體的過程。我們倡導對外開放, 是對社會發展的這種全球化趨向的一個回應。但是, 社會發展的全球化趨向,并不意味著其民族性特征的消逝, 恰恰相反, 全球化趨向給我們顯示的仍然是一個民族性的課題, 這就是: 中國如何走向世界和世界如何接納中國。沒有深厚的民族特色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宏觀背景, 中國就不可能真正參與到國際社會, 也不可能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民族性特征, 首先體現在, 它是以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發展問題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內容, 鄧小平理論既是中國社會發展理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又是中國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其次, 它是以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民族性問題”為基本內容的。我國是后發展國家, 又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兩點構成中國社會發展的獨特條件, 也是所有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現實基礎和基本出發點。在現代化的征途上, 我們會遇到諸多世界性的問題, 但更多遇到的, 將是民族性的問題, 研究這些問題是整個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比如, 中國傳統社會為什么沒有從內部發生現代化過程, 中國近現代社會的“低度發展”何以出現, 中國現代化道路和現代化模式的選擇和建構, 等等, 這些問題是中國社會發展中重大的“民族性”課題, 值得研究和求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國要在全球化浪潮中, 謀求自己的發展, 就必須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中國的社會發展理論研究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第五篇：當代中國人口流動問題研究

當代中國人口流動問題研究

——人口流動四大態勢分析

作為國家人口計生委2009年關于流動人口問題的部分調研成果——《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于近日在北京舉行的 “人口流動遷移與城鎮化國際研討會”上首發。《報告》指出，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1億人。未來二三十年，人口流動將呈現四大基本態勢。這四大態勢是：1.流動人口規模不斷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緩。2.經濟危機為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契機，促進了人口的重新分布。3.未來我國流動人口的分布將逐步形成以東部沿海連綿城市帶為重心，以內陸城市群為中軸，以西部中心城市為集聚點的流動人口分布格局。4.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針對這四大態勢我將對其原因進行逐一分析。

一．流動人口規模不斷增加，但整體逐漸放緩。2009年我國人口流動數量達到2.11億，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這個數字超出了許多國家人口的總量。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原因主要是：1.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國人口流動政策發生了轉變，特別是戶籍政策的改變為人口大規模的流動提供了政策基礎與前提條件。這一政策的轉變可以使得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2.改革開放使得我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村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部分剩余勞動力開始轉向城市。東部沿海地區城市開始出現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民工的流動構成我國流動人口的主體。3.我國人口政策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經濟的發展迅速且較為持續。我國人口政策，特別是戶籍政策，一直都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這才使得我國的人口流動數量的增長得以持續。同時經濟發展迅速持續，經濟發達地區對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加，使得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據報告統計到2050年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可達3.5億左右。但每年新增流動人口由近600萬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300萬左右，這也就說明我國的人口流動規模整體逐漸放緩。我國的人口流動的主體是民工，隨著民工的大量涌入城市，多數城市的工作需求呈現飽和狀態，特別是經濟發展較早的東部沿海地區，其表現的更為明顯。同時許多民工選擇定居工作所在的城市，從某方面來說對于人口的流動規模的減緩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經濟危機為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契機，促進了人口的重新分布。2008年全球爆發了一次較為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導致了經濟發展速度減慢，大量的企業倒閉，城市對于勞動力需求減弱，長距離人口流動減少，短期內沿海地區人口集聚趨勢有所弱化，出現以省會城市為中心的流動態勢，但流動人口繼續向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線地區聚集的長期趨勢不會改變（引自（報告））。雖然經濟危機對于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迫于生活壓力仍舊會選擇邁向城市，不過他們選擇的城市將會以就近城市為主，例如一些省會城市以及一些二線城市。這使得長距離人口流動減少，在短時間內沿海地區人口的聚集趨勢將會有所減弱，這和此次經濟危機的爆發有著密切關聯。不過人口向經濟發展地區的流動這一大的趨勢是不會發生變化的。經濟的發展程度與速度對于人口的流動有著密切關系。

三．未來我國流動人口的分布將逐步形成以東部沿海連綿城市帶為重心，以內陸城市群為中軸，以西部中心城市為集聚點的流動人口分布格局。像上文提到一樣，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的流動有著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對于人口流動的方向的影響，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對于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大量的勞動力流入東

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等地區，一直都是人口流入的重點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城市構成了我國流動人口分布的重心。同時隨著我國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我國人口的流動在某種程度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例如西安、銀川、烏魯木齊等城市，在近幾年隨著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始轉入中西部地區，這使得這些城市的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強，大量勞動力開始轉向流入中西部中心城市。這便形成了未來我國的人口流動分布格局——以東部沿海連綿城市帶為重心，以內陸城市群為中軸，以西部中心城市為集聚點的流動人口分布格局。但我們必須還要認識到，雖然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在最近幾年得到了快速發展，可是東部地區仍舊是我國人口流入的重點地區，這一點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很難發生改變。

四．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口的流動主要是生存型。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迫于生計開始涌入城市，他們的工作地和長期定居地是分開的，在城市主要是為了工作，為了生計。他們的長期居住地仍舊是農村地區。最近幾年我國人口流動的類型開始發生了轉變，逐步有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流動人口受教育年限比全國平均水平略高，年齡結構趨于成年化，性別結構逐步均衡，舉家遷移比例上升，在流入地長期定居傾向明顯。產生這一轉變的原因主要是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最為明顯的就是我國的貧困人口的迅速減少，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的目的不再是簡簡單單為了生存，提高其生活水平開始占據了主要地位和目的。大量的外來人口開始定居城市，成為所謂的城市人，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人口流動類型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對其轉變起到了決定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到這一轉變使得我國的我國的流動人口的民生問題和服務管理體制改革壓力增大。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定居城市，所帶來的管理問題，子女受教育問題，以及社會保障問題也變得日益突出。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的人口流動仍舊會保持在2億以上，以市場為主導方式，以發展為目的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將會是影響我國未來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

參考資料《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

國家人口計生委統計數字

社會0801黃永彬學號 08203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