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維迎：以人文經濟學開啟新啟蒙運動

張維迎：以人文經濟學開啟新啟蒙運動

來源:河南亦銳營銷策劃 本文是張維迎2012年12月29日在人文經濟學會成立典禮上的講話。人文經濟學會由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發起于2012年7月，旨在推廣人文經濟學，促進人文經濟學的研究、交流與應用。

目前共有茅于軾、張維迎、陳志武、王巍、陳浩武、胡釋之、岑科、傅小永、劉業進、雒亞龍、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員。本文由人文經濟學會授權FT中文網刊發。

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見到茅老師，他就給我講數理經濟學，今天他給大家講人文經濟學。我不想太細評論他的觀點，因為他的好多觀點我都很贊同。有時候，他的好多觀點，包括在座聽眾不一定聽得特別明白。

但從我三十年的跟茅老師交往的經驗來看，他的好多觀點非常深刻，有些是自己悟出來的，不是借鑒別人的東西，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點。

我把茅老師講人文經濟學和發起人文經濟學會理解為中國新的啟蒙運動的開始。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茅老師越來越走向人文經濟學以后，我感到經濟學是研究人與人之間怎么更好地合作。當然這也不是什么新問題，人類有史以來都在探討這個。

從思想角度看，人類有兩個500年對這個問題的貢獻最大，當然了，這遠遠超出了我們經濟學范疇。第一個500年就是公元前500年開始的所謂軸心時代，從孔子到耶穌，那個時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另一個500年是從17世紀的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

第一個500年，先知研究人怎么更好合作、怎么幸福，更多強調心，強調怎么改造人的心。第二個500年換了一個角度，強調人的行為，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第一個500年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大的人物，但是很遺憾，第二個500年東方沒有貢獻，或者有，但是跟西方的套路不一樣，我們沒有走向理性、自由、民主這樣的層面。

我們看一下，在100多年前中國就開始啟蒙，非常遺憾，100年前特別是20世紀以后啟蒙就開始中斷了。我感覺對于西方啟蒙時代的一些思想，今天中國人的了解比100年前的中國人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樣，好比慈禧太后對憲政的理解就比現在很多人深刻。她說為什么要搞預備立憲？她說這是普世價值，如果中國不搞預備立憲，全世界人不把我們當正常的國家看。

我希望人文經濟學會的成立是中國新的啟蒙運動的開始。其實我們在三十年前就開啟過一次，但是也就幾年時間就被中斷了，從此以后沒有了。今年領導換屆，預示中國有新的啟蒙時代。

我覺得人類進步就是少數、可以數得出來的幾十個思想家創造的。在過去200年，對人類進步最大的是關于市場的理念，它的力量推動社會進步。亞當·斯密不是經濟學家，它是倫理

哲學家。過去認為一個人干事為了自己肯定是壞事，亞當·斯密第一個系統證明一個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為社會帶來價值，這就是我們講的“看不見的手”的價值。

這里我要特別強調一下，亞當·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被一些人認為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一樣，甚至相反的。我們要真正理解道德情操是什么東西，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亞當-斯密如此強調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怎么使一個人的利己之心變成利人之行。然后導致人類的合作，給我們人類帶來共同的進步。

亞當·斯密特別強調同情心，人無論多么自私，天性當中都有關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別人生活得快樂，自己也會感到愉悅。亞當·斯密還講同情心是以自我中心為基礎，以自我為中心不一定是自私的。亞當·斯密講的例子就是，人最同情的是自己，其次同情和你生活在一塊的兄弟姐妹、兒女父母，離你距離越遠同情心越弱。

他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設想一下假如中華帝國數億人被一場地震所吞沒，遠在歐洲的一個富人、一個企業家會有什么感覺？他可能感覺悲傷、憐憫，他不能忍受數億人突然間沒了，但是做完這些事以后他該做生意還是做生意，晚上睡覺還是正常。但是同樣一個人，如果想到明天早上手指頭會被人剁掉，他可能一晚上都沒法入睡。

所以亞當·斯密認為人類進步需要好多人協作，而一個人窮盡一生也交不了幾個朋友，人類隨時隨地需要別人幫助，但是僅僅靠仁慈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有名的一句話是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廚師、釀酒師或面包師的仁慈，而是出于他們的自利，我們不要討論他們的人道，而是要討論他們的自愛，不是對他們講我們需要什么，而是要講什么對他們好?！?/p>

我想這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200年之后證明這樣的思想仍然是我們人類為了幸福、更好地合作必須堅守的思想。我們中國現在改革出現很多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沒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市場。

當然像亞當·斯密這么偉大的思想，中國的古人2000多年前就有，像我的陜西老鄉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面就講到過。當然了，它不是嚴謹的科學論述，但他講到了基本的自由競爭如何導致財富的增加。

茅老師剛才講得非常透，我們經濟學走到數理經濟學的時候，把物質財富當成人類幸福的唯一度量，這個是錯誤的。人類有好多需要，包括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

任何政府處罰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剝奪他的自由，由此可見自由是多么寶貴。只有市場才能保護自由，當然也只有自由才能保證市場。其實自由和市場完全是一回事。也只有市場，能夠我們讓每個人獨立，讓我們有自尊，茅老師剛才講的貨幣可以買到一切，包含著這樣的意思。

經濟學也受到好多人文學科的誤解，所以今天這兩個放在一塊蠻有意思。因為人文學者大部分都會對經濟學家不齒，經常會諷刺經濟學家。我要特別談到一點，理性人或者說自利人這個假設是多么的重要，有些人看到社會的道德墮落，就說你們經濟學家作這樣的假設，就讓人自私，所以社會就變成了這樣，這是完全錯誤的。經濟學家的這個自私假設，是為了更好推進

人類的合作。事實上證明也是這樣。凡是按照亞當·斯密的思想搞市場經濟的國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準就高，凡是不按照亞當-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場經濟國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較差，道德水準就差。比如中國和美國。

人類好多的災難，為什么好人不干好事？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把人假定得太好了，結果我們都變成壞人，反倒如果我們都把人假定為壞人的話也可能都變成好人?？纯次覀兊幕实?，我們過去假定皇帝是圣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早就假定皇帝是自私的，他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員也是貪婪的，那么我們早就走進民主制度了，那我們就不至于經歷這么多災難，包括文革災難、大躍進的災難。我們搞市場經濟，不可能有大躍進，不可能吃大鍋飯，也不可能有文革，所以市場本身就是一種人文。所以茅老師強調的這點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們經濟學家需要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尤其是當我們按照數學方式處理問題的時候，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依賴于本身，而依賴于數學上怎么處理，凡是數學上不能處理的東西假定它不存在，這個是要命的。所以很多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得到的結論是錯誤的，錯就錯在它的假設完全不現實；錯就錯在，本來是為了證明市場有效的經濟學理論，結果卻玷污市場的名聲。如今很多經濟學家講的“市場失敗”其實不是市場失敗，而是市場理論的失敗，我們卻認為是市場本身的失敗。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經濟學家也要不斷地反思。

最后我用簡單的例子，告訴大家人文經濟學應該考慮什么。有一個經濟學家開車出去旅游的時候迷路了，然后他找到一個農場主，問農場主路怎么走？農場主很客氣地告訴他路怎么走。經濟學家為了顯擺自己的知識，說我打一個賭，十秒鐘內數你有多少羊。

農場主說，不可能，如果數對了我送你一只羊。經濟學家說你有783只羊，農場主很驚訝，只好說這么多羊你挑吧。經濟學家挑了一只準備上車的時候，農場主說等一下，我也跟你打一下賭，我能猜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猜著了我的東西你放回，經濟學家說沒有問題。農場主說，你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說，你怎么知道我是經濟學家？農場主說，你數是數對了，但是你抱走的是我家的狗不是羊。

第二篇：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后感

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后感

首先，表明立場。我是堅定的支持自由市場主義，不贊成政府去干涉經濟發展。因為市場經濟在這數個世紀的運行和發展，已足以證明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和對資源配置的合理性。當然，就像永動機一樣，沒有完美的存在，市場經濟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從某種意義上很難根除，譬如經濟周期中出現的經濟危機。但這就像一場巨大的洗牌一樣，讓身體強壯適應市場資源配置最優的企業存活下來，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風險的，以便在下一次發展機遇中讓優勢企業更加蓬勃茁壯起來。但一旦政府摻加其中，就會變味。政府從起源來看應是全體公民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簽訂的一份契約，同意出讓部分權力以維持社會的健全運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為應有利于全體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預經濟，必然會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損失，無論受損受益的是貧富哪一方，都從政府的本質來說是不符的。

讀完張維迎教授的《反思經濟學》，給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話是：“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我想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場運行完全不需要假設，那么通過假設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場運行規律的經濟學本身就具備先天的發育不良。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我想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應是解釋現象的，而不是從某些現象中捏造理論再去套用現象。換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樓閣，從而推演出的理論也不足為信。譬如說一個商店的購買量和銷售量是可觀察到的，永遠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給量是意圖之物，只是邏輯上的概念。我們只能假設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論，但實際運用中其是否時時相等的，想必是不見得。更何況，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其應該是時時不相等才對。

因為自己讀的東西比較雜，沒有一個很清晰明確的體系。最早看比較正規的經濟學讀物是《國富論》，然后是看完張五常先生學習經歷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張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約本質》和《佃農理論》、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理論》。讀的東西很雜之后感覺經濟學是一個很龐大的體系，百家爭鳴。所以就沒有辦法很好的系統的邏輯的闡述對整個經濟學的認識。所以這個文章就是依附張維迎先生全文邏輯構造，付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開頭我們講到了經濟學的架設。我覺得張維迎先生的假設不是很正確。我理解的經濟學假設應該是這三個：1.經濟人（理性人）；2.資源的稀缺性；3.“收益遞減”規律。我不是很理解其這三個假設是從哪來的，但無論從何談起，經濟學的這三個假設應該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開敘述了。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政府干涉經濟的原因有一個是信息不對稱。他已經做了很充分的闡述了，我想從另外一個方面談談：

韓愈的《馬說》中有“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誰來判斷誰是伯樂。所以結果往往是有權力的人成為計劃者，計劃監督者和評判者。我們早先實行的計劃經濟的核心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從理論上說它沒有問題，但關鍵是沒人知道正確的比例是多少。正因為沒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確的人，所以貿然干涉市場運行，必定會產生問題。

關于經濟學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會更簡單。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過“交換”，前提是“自由”。由于資源的稀缺性，所以社會發展必然有鼓勵人們從事生產。畢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來的容易。張維迎先生談到的是亞當斯密的分工專業化產生的內生增長。但我想這應該也是一種表現，最根本的應該來自于“交換”。只要雙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滿意的進行交換，價值變產生了。因為財富并不取決于物質，而取決于人們對它的使用價值。舉個簡單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當），你去過早，買了一碗3元的熱干面。你一定是覺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熱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會去買，那么其中差價不就是新增的財富。對于店家，他一定是認為這碗熱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賣給你，這其中的差價也是新增的財富。這就是交換帶來的財富增長。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產權界定不清帶來了外部性的種種問題。我想這也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張維迎先生說“我們在公有制下，所有東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決外部性的問題更需要產權制”。我想更清楚一點闡述的話，是交換的前提是所有權，所有權的不確定，就不會出現真正的交換。就像我們的國企，我們的五大國有銀行等等。這些企業的掌門人并不擁有這些企業，他們僅僅是代管，走馬上任一番，自然不會對不屬于自己的資產上心，時時爆出的國有企業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貪污腐化啊，轉型期的國有企業廠長進行“MBO”侵占國有資產，五大行為了剝離自己不良資產成立的諸如長城、信達、東方等資產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門人不用對自身的錯誤負責的結果。而市場機制的優越處就在于它會強制那些犯錯的人承擔后果，而不會牽連消費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產權的界定不明，會使整體的國民為那些企業承受損失。

我們在來講壟斷，壟斷的形成如沒有政府的干預，便是該企業在該行業中資源配置最優的結果。我們要反對的是政府強加的壟斷而不是市場自發形成的壟斷。因為市場中的資本總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項目。一旦某個企業在某行業中獲得了壟斷地位必定收益率會上升，盡管他會設置各種進入門檻，但是資本的逐利性會不斷的侵蝕它的門檻同時逼迫他不斷提升自己技術。也就是“自由進入的行業，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可以形成持續的壟斷”。但政府一旦設置門檻，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只會使這家企業形成寡頭，從而一家獨大，然后店大欺客。打個比方，就像一個裝滿了金銀財寶的屋子，自然壟斷就像是門口裝著一扇木門，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盜鎖，但是可以采用各種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壟斷就像是沒有門，只有兩個黑面門衛，一副生人勿進的表情，你只能盯著寶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進取的胡作非為。君不見我們一汽最不要臉的口號“拿市場換技術”，然后是“人財兩空”。

再來談價格。市場的核心就是價格機制發揮其調節作用。價格是利益對立的產物，正是這種對立，是雙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價格=邊際成本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時候。所以無限制的價格是供需雙方最合適的狀態，一旦對價格進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應求都最終會導致腐敗。譬如最低工資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規定價格，但卻不能去規定企業應雇傭的人數和房東要出租的房子。

我們再來看消費。我們奉行凱恩斯主義，一直在促進消費，為了保證GDp高速增長。關于這一點，我是贊同茅于軾先生的觀點。中國經濟高增長是依賴于高儲蓄，它支撐著高投資。投資的錢最后變成了工廠、礦山、鐵路。消費的錢最終變成了垃圾，糞便。這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凱恩斯主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其儲蓄不能有效的轉化為投資，經濟周轉不靈，投資購買減少，人們收入下降，不敢消費，形成惡性循環。關鍵在于其投資意愿不足，沒有新的增長點時才鼓勵消費。但我國是產能過剩，投資意愿旺盛。沒有高達40%的儲蓄，投資的錢從何而來，一旦市場運行的資金減少，政府增加貨幣，就極有可能增加通脹的風險。所以老是在說因地制宜，借鑒，從實際出發，但是總是在照搬照套。

最后，談談經濟學近年來的新趨勢的變種，譬如“計量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這是我極其討厭的兩個分類。要闡述“計量經濟學”的問題需要很長的一個篇幅。但是我覺得“拉弗曲線”和“雷·費爾根據1912——1976年的經濟數據作了一項回歸分析，然后得出了一個如果成立就將轟動一時的方程式，該方程式可以提前預測誰會在接下來的總統競選中獲勝。你僅僅需要在方程式中輸入幾個經濟要素——通貨膨脹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等。這兩個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案＠洕鷮W”，別的不說。我從最簡單的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簡化來看只有四種關系：“共贏、損己利人、損人利己和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最后一種是全社會應該摒棄的。我認為的福利經濟學是在創造一張大餅的基礎上如何更好的分配它，也就是在“損己利人和損人利己”兩種的糾結，但無論哪一種，其實他們的總和都沒有增加社會財富，只有共贏的狀態下才會增加財富。當然還有他們對于心理學很簡單的歸結為效用這種可計量的惡習。

寫了這么多，都很零碎。其實中心意思很簡單。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從現實中總結歸納出對資源配置的一些方法，更高層次，它是一種認識論或者方法論。而近代的經濟學卻是習慣從古典經濟學中的推理中再加入各種限定，結合各種漂亮的數學公式，然后推導出各種好看的結論。但是我覺得對更好的認識現實無益。任何一門學科都應該是幫助人們更好的認識世界。而不是企圖在空中樓閣中再建筑一個空中花園。所以經濟學的發展應在實踐經濟學中，走街頭，串巷尾。發現人們的各種選擇。當然這種思潮最近也變得越來越多，譬如我很喜歡的丹尼爾·卡內曼的行為經濟學，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與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制定有關的研究，更貼近實際。以及威廉·龐德斯通的《無價》中從受眾者心理層面分析價格機制。說到底是人在進行各種經濟活動，原來的簡單抽離“人”把它當成常量的研究可能忽視了這個重要的因素。文藝一點的結尾是：對于蒼穹之上的存在，如果我們無法確信其是否存在，我們應保持精神上的敬畏或警惕，但是現世生活里卻不做任何理會，這才是相處之道。

第三篇：張維迎：如何選擇經濟學教材

如果你已經決定學點經濟學，接下來要作出的一個決策是選擇哪本書入門。你當然希望選擇一本最好的教科書。問題是選擇好的教科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圖書市場充斥著眾多的教科書，質量參差不齊。每位作者都會聲稱自己的書最好，而作為初學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斷哪本好，哪本不好。這就是經濟學家講的信息不對稱：買的入不如賣的精。

在這種情況下，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教科書。為什么要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教科書？原因不僅是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爐火純青，對理論的把握最準確，能深入淺出的寫出“正經”來，而且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既沒有必要用出一本新書的辦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為了賺取版稅而濫竽充數地出書，這就如同麥當勞不敢賣過時的漢堡包一樣。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代號，他們的名字就是一種品牌。

為什么要選擇新版的教科書？因為如同經濟生活本身一樣，經濟學也在不斷發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論解釋新的經濟現象。特別是過去20多年里，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理性預期的引入，經濟學可以說發生了一場革命。經濟學理論越來越貼近現實，對現實的解釋能力越來越強。比如說，20多年前，經濟學理論還難以為企業經營決策提供多少理論指導，而今天，博弈論已成為企業戰略管理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對公司融資幾乎無話可說，而今天，信息經濟學已成了公司融資理論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還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來彌補市場的失靈，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認為是資源配置無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從而導致了席卷全球的經濟自由化浪潮?；蛟S，我們可以將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教科書與21世紀經濟學教科書的差別，類比于286計算機與奔騰計算機的差別，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書，你才能學到最新的經濟學理論。

過去，中國教科書市場上很難看到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教科書，翻譯過來的教科書一般滯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國內經濟學家寫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其內容則更為陳舊，更不用說在有色眼鏡透視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學圖書市場正在發生一場革命性的變化，不僅國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時引進，而且國內經濟學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內容上與國外同步的經濟學教科書。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薦如下三本教科書：1.曼昆（N.Gregory Mankiw）著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經濟學》（Economics），2001年第17版。

這三本書都是享譽全球的經濟學大師撰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入門書，是西方大學里最流行的教科書。

曼昆是美國著名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并在MIT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兼任著名的智囊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貨幣經濟學項目主任，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顧問。他的《宏觀經濟學》是美國最暢銷的教科書之一。他是一位多產而富有創新思想的經濟學家，在多種一流學術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開創性的論文，被公認為是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經濟學界的名氣比他的年齡大得多。曼昆的《經濟學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為最暢銷的教科書，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萬美元的版稅，創下了教科書版稅的新紀錄。這本教科

書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學生導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寫的是一本學生喜歡看的經濟學教科書。與其他同類教科書相比，本書更多地強調的是經濟學原理的應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經濟學模型。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節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說明經濟學原理如何應用于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此外，作者在書中還提供了大量的“新聞摘要”，以使讀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經濟學。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兩位享譽全球的著名經濟學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獲得藝術學學士學位，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執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現為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等多種學術職務。他在產業組織、企業理論、經濟增長、反壟斷理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開創性貢獻，發表了500多篇學術論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譯成多種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MIT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自1979年以來，Blinder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1989年至1990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間，先后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Blinder發表有多種專著和學術論文，在人力資本和勞動供給、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確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國等國家最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就我所知，本書有澳大利亞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書的最大特點是敘述上的“問題導向”和“政策導向”。作者認為，學習經濟學的最好方法是“從問題到理論”，而不是相反。為此，本書的每一章都從一個具體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問題或現實問題開始，然后通過深入淺出的經濟學分析，使你走出迷霧。這樣做不僅提高了讀者讀書的興趣，而且可以加強讀者對所學內容的記憶。如果你能記住本書作者所歸納的經濟學的12個基本觀點，你將終身受益。

保羅．薩謬爾森（Paul Samuelson）是當代經濟學泰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T經濟系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在50多年的時間里，他的《經濟學》不斷再版，被翻譯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內的數十種文字，風靡全世界，是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經濟學教科書，教育和影響了數代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界領袖、新聞記者以及眾多的普通人。難怪他自豪地說：“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并不在乎誰為它寫法律，誰在為它起草條約?！彼_繆爾森本人對他的《經濟學》的修訂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經濟學》沒有隨薩繆爾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繼續以主流經濟學最前沿的教科書身份暢銷全球。你現在看到的是該書的第17版。

盡管這三本教材所敘述的經濟學原理并無大的差別，但由于每個作者的個人偏好和學術風格不同，在敘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還是各有千秋。不同書中用于說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為補充，有助于加深讀者對基本理論的理解。據悉，這三本書由18位國際著名商學院的教授聯合推薦作為中國MBA及經濟學／管理學院的首選教科書。我個人學習經濟學多年，可以說是經濟學的老學生了，但現在再拿起來讀這些入門書，仍感有不少新的收獲。事實上，當我在為博士生備課時，常常要翻一翻這樣一些經濟學入門書以在理解上“溫淺而知深”，講課時深入淺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Herbert Stein說：絕大部分可用于指導公共政策的經濟學都在本科生的經濟入門教程中。我的經歷告訴我，他的話是對的。

如果你的經濟條件許可，我建議你不妨同時擁有這三本書。我的經驗是，讀三本由不同經濟學大師寫的同一類型的教科書要比讀三遍同一大師寫的同一本書收獲大。你可以從任何一本書開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對照閱讀。特別地，當你對一本書的內容難以理解時，最好看看另外兩本書上是如何寫的。你大概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歷：見過一次面的人沒有給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場合再次謀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腦海中。讀書也是如此。當然，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你買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記住我一開始說過的話：讀書最大的成本是時間而不是書價。要買好書，不要買便宜的書。

現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策了。

第四篇：2011夏季達沃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新浪財經訊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主持人田薇：很長的單子，最重要的問題，郭先生也談到了，張教授請您解讀一下，這么多的任務，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這些任務似乎又是枝纏盤結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個突破點？

張維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簡單評論幾句，他講到教育，講得非常中肯，整個幾十年的教育是失敗的。這個失敗，教育作為培養人，培養自主有創造性的人沒有注意，培養有道德的人沒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學校都取消了，包括連小學、大學全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水平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會大大提升。這一點一直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大家在說假話，這個實際上影響到我們的國民素質，現在講到我們的很多企業，學校的信任沒有的時候，沒有真正反思這個問題。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曉強主任的觀點一樣。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歷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當然現在對它給予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國的體制下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仍然是政府在主導經濟的發展。

針對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需要講。第一個，我自己多次談到，我們用的擴大內需是一個錯誤的概念，我們真正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因為擴大內需，經常會倒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起來。而中國經濟真正發展需要開放市場，開放市場要靠企業家精神，這個企業家精神是政府給不了的，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給不了的。與此相關，需要創新，需要產業升級，需要創新，從歷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創新的，我們很多產業政策實際上導致的后面變成尋租的政策，我們給某一個產。某一個技術有一些優惠，很多人編項目，編完以后，從我們國家政府那領了一大筆錢，幾千萬，幾個億，去干別的事。大家去調查，非常普遍的。

產業升級也是這樣，我們叫喚多少年產業升級為什么做不起來？是我們沒有真正依靠市場，依靠競爭。什么時候升級？這些企業生存不下去的時候，現有資產生存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升級。當然，要給它長遠積極性，如果對未來，對明年、后年沒有抱有希望，它也不會去升級。所有這些東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十二五”規劃看硬指標多，而真正的改革這方面有強調，但是沒措施。這是比較遺憾的一點。

主持人田薇：特別為今天到來的國際上的朋友解釋一下，張教授在中國是非常著名的對市場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剛才的話。您剛才講的五年計劃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個法國朋友，他跟我說，因為法國從十多年前他們自己的五年計劃就取消了，他說你們中國有五年計劃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個計劃來進行基礎建設，我們國家現在沒有了。當然他并不代表法國政府的態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是在我們給大家提問的時間之前，還是請允許我最后問一個問題給張教授和王總編。一位從經濟角度，一位從社會角度，昨天總理說了一句話，他說“如果通貨膨脹同貪污腐敗結合在一起，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無論是中國民眾還是國際社會都是非常關注中國的話題，兩位從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計劃相結合，非常簡單地說一下。

張維迎：這個問題留給波明。剛才說到責任，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責任是改革自己的體制，給中國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從全世界和人類共同角度來講始終是重大的憂患。要改革，機構的問題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國家體改委，目的是改革計委，改掉計委，到1998年體改委改成體改辦，2003年，體改委反到

被計委吃掉了，就是現在的發改委。自體改委消失之后，中國的改革速度大大減緩，最后停滯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要真正啟動改革，恢復一個體改委或者類似體改委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體改委在那個時候不是體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聰明，多么地積極，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經過體改委認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領導的批準?，F在的情況是任何一個部門提出一個方案，沒有任何的跟它辯論的機關，沒有一個駁回的機關，這樣的話名義上進行了改革，各部門經常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上干著反改革的勾當。這個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觀點，我已經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話，要中國啟動改革，就要恢復類似體改委這樣的組織。同時現在發改委的權利真的太大了，對發改委本身也不好。提問：你好，我是來自中國報道的記者，我叫孫玲(音)。

現在經濟衰落情況下，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很大，現在在生產成本提高、貸款很難的情況下，發改委和銀行將會有哪些措施激發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謝謝！

張維迎：我再補充一點，大家只看到大與小，中國很多是國與民，中國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它們貸款難不僅因為他們小，或因為他們中，而是還因為他們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國有企業都變成民營企業，我想中小企業貸款的難度就會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國也有中小企業貸款難度？

張維迎：是這樣，但是不像中國這么難。

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日-16日在大連舉行。作為本屆達沃斯的參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學界人士，論壇期間，他屢屢以驚人之語闡述市場經濟理念。

也許這些言論對于張維迎這樣一位精通市場經濟精髓的人來說屬于基本常識，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各國政府通過救市等措施不斷的擴展自己權力，凱恩斯主義重新盛行，國內經濟面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張維迎的如此不遺余力的頻頻發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目前狀況的焦慮。

本報對張維迎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上的言論做了部分摘錄，以饗讀者。

很多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繼續搞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土地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真正保證農民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滿了強盜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利益。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

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進行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并非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國進民退。1929年大蕭條與2009年危機都導致了政府干預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市場力量加強，因為當時大家正確認識到危機發生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

西方國家與中國一樣，都面臨并需要反思監管過度的問題。美國政府對市場最大的干預是中央銀行制度，政府對貨幣壟斷。監管過度的表現往往就是監管不足，因為監管過度就會導致各種問題，大眾就會認為出現問題的原因是監管不足，一個監管會創造出另一個監管的需要。

溫總理所說“中國已是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他說的是未來的希望。

發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主體地位，邏輯上是矛盾的，但非邏輯的力量有時候更強大。

如果國有企業繼續這樣龐大下去，中小企業就沒有出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在去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中國經濟會有更大麻煩。

將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阻力一個是利益問題，一個是認識問題，其實從國有部門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中國還有一個阻力，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現在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過度刺激政策導致。

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情況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個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間借貸對中國經濟的作用總體是正面的。民間借貸出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管得過死，如果政府能夠放松對金融的控制，允許自由行辦銀行和自由簽訂合同，地下錢莊就會消失。

關于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內外失衡、通脹明顯的問題，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第五篇：張維迎談金融危機

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8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8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欤孟袼衅髽I在同時犯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工業的波動遠遠大于消費資料的波動。這兩個特點也是所有經濟蕭條的主要的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晚一些?，F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事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危機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人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

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經濟學家很多也有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中對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的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會發生很大的不同。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

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Wlliam White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的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無論那方面，都與“看得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F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F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了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卻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帳。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

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

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

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

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

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

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

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

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F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他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的方向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