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維迎：反腐敗的兩難選擇

張維迎：反腐敗的兩難選擇

張維迎2012年12月19日在經濟觀察報·2012年度觀察家年會

暨第二屆中國改革峰會的演講稿

未來十年對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挑戰是反腐敗。中共十八大報告說到，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亡黨亡國。民間有一種說法：“不反腐會亡國，反腐會亡黨。”當然，這個說法可能過于嚴重。我的看法是腐敗問題不解決，是可能亡黨，但是不太可能亡國。反腐敗可能亡黨，但是也可能救黨，完全取決于我們怎么樣反腐敗。

反腐敗真正的兩難選擇是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決已經發生的腐敗行為。如果我們不對過去的腐敗有一個了斷，反腐敗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過于強硬，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重則導致政府官員造反，改革也沒有辦法進行。但是，如果要了斷過去，老百姓應該不會答應。這就是兩難選擇。

我們能否走出這個兩難選擇，既取決于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也取決于普通民眾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吳思、李永忠等學者提出有條件特赦這樣一個思路，我今天講的也是對他們的一個呼應。事實上，我在十年前也談到過這個問題。

一

從宏觀上講，過去十年中國的腐敗，最重要的是兩個變化。第一個是從創造價值的腐敗走向毀滅價值的腐敗。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謂“腐敗”，很大程度上是民間從政府官員手里面贖買權利，通過這種贖買使得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來只能國有企業使用的資源，現在民營企業也可以使用，他們創造了更大的價值，推動了經濟增長。

但是，現在的腐敗已經不是這樣的腐敗，而是政府官員濫用權力尋租，特別是本來已經釋放到民間的權利又被收回，使得資源配置更沒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敗是與體制改革相關聯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釋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腐敗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而過去十年的腐敗是與體制倒退相關聯的腐敗，腐敗變得越來越嚴重，但是體制離市場化程度反而越來越遠。八九十年代的腐敗，是商賄賂官的腐敗，而過去十年的腐敗，很多已經變成了官賄賂官的腐敗，我們叫“買官賣官”。當然商業賄賂官員仍然存在，但比起買官賣官，商業賄賂可能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個是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是，腐敗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聞”各年包含“反腐敗”這個詞的文章，2003年時總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2005年 73330篇，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達861000篇。人民網上“反腐敗”的文章也有類似的增長趨勢。十六大以來，已經有70多位省部級官員落馬了，都是因為腐敗問題，或者與腐敗相關。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級干部被抓，這在歷史上、在任何一個國家也是少有的。

舉個例子，河南省交通廳先后四位廳長都因腐敗落馬，第一位落馬在1997年，查實的受賄金額是30萬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賄金額3000萬元，14年間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長率39.8%。而這個期間，中國人均GDP的名義增加率是12.9%，受賄金額的增長遠高于GDP的增長。當然，這只是一個特例，但就我觀察，這個例子也許代表了腐敗嚴重程度變化的一個基本趨勢。

新一代領導人對反腐敗非常重視，其實上一代領導人對反腐敗也非常重視。學者、政府高層先后提出很多反腐敗的措施，這些措施大體歸結起來有這樣幾條：第一，加強監督，提高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我們知道，如果100個人腐敗，只有一個人被抓住，這種威懾力很低，如果有50、60個被抓住，這樣威懾力就比較大。第二，要有新聞自由。只有有了新聞自由，才能發揮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懲罰的力度，即能夠使接受賄賂的腐敗官員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員的合法工資，也就是“高薪養廉”。現在官員之所以腐敗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名義工資，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資太低，他們不得不用額外的收入補貼自己。第五，官員財產公示。這一點最近談的比較多。第六，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員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怎么使得官員臉皮變薄一點，現在的官員臉皮太厚。第七，減少政府部門的權力。現在政府的權力太大，如果能夠減少政府的審批權，減少政府分配資源的權力，減少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權力，減少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那么，腐敗可以大大減少。第八，真正實行民主與法治。

應該說這幾個措施已經比較全面地概括了我們所能采取的反腐敗措施。如果我們是在建立一個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規模很小，又或者是現在的腐敗不是很嚴重，這些措施對于預防腐敗是有效的。但是，現在不是這樣，我們是在現有政府的基礎上進行反腐敗，有些措施即使聽起來好，實際上很難實行。比如說高薪養廉，我們有這么多的政府官員，權力又那么大，省部級官員10年已經抓了70多個，也只占官員總數的一小部分。這么龐大的政府，高薪養廉是養不起的。

這種情況下，上述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現在的腐敗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據最高檢察院的報告推算2009年縣處級官員腐敗的比例48%，廳局級干部40%，省部級33%。這個數字大家可以懷疑，但是就我的直觀判斷來講，也許有點保守，按照現在的腐敗標準，我覺得政府官員里面，能經得起查的不多。也許你沒有接受現金的賄賂，但是你收過人家一塊手表，或者接受過一幅名畫，或者買房子的時候接受過優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國外讀書的時候得到過人家的資助。所以，真正能經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間對腐敗非常痛恨，但是我覺得好像是抽象地談起來很痛恨，而具體到某一個人出問題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極大同情，說“這個人怎么這么倒霉”。其實民間的這樣一種矛盾心理，表現了人類本性中的一個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種行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數人受到懲罰，人們會認為不太公平，人們也會提高對這種行為的容忍度。

其實對于腐敗行為，真正的懲罰是兩種機制：第一種是法律的機制，第二種是聲譽的機制、輿論的機制。過去，某一個人因腐敗被抓起來了，坐牢了，這是法律的懲罰。同時，周圍的人都看不起他，這是聲譽的懲罰。但我們看到今天好像不是這樣的，一個腐敗官員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幫助他的孩子，幫助他的老婆。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現在抓起來的腐敗官員僅僅是腐敗官員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還不是腐敗最嚴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算老賬，追查到底；另一種思路是算新賬，既往不咎。當然它們的準確含義我們還可以討論。看一下算老賬所面臨的問題，過去10年的經驗證明，像現在這樣的算老賬式的反腐敗，盡管看起來力度已經很大，但是與腐敗的普遍程度、嚴重程度相比，可以說蜻蜓點水，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過去10年，反腐敗的措施并沒有真正在腐敗分子當中形成一種威懾，很多官員腐敗，就像買股票，或者買彩票一樣，碰運氣，運氣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運氣好，就逃過去了。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反腐敗可能變成權力斗爭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敗得多嚴重，而在于你是聽話還是不聽話，你是否跟對了人。這樣的話，落馬的腐敗官員其實不一定是最嚴重的腐敗官員，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敗分子。

我曾經接觸過一個案子，一個相當廉潔的官員，得罪了黨委書記，七湊八拼，湊了4萬塊，包括別人給他孩子的壓歲錢，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類似的案子其實真的不少。而且這樣一個權力斗爭博弈具有“先下手為強”的特點，先下手就變成腐敗官員的最優策略。進一步，這樣的反腐敗可能還使得腐敗更為嚴重。如同殺人滅口一樣，殺了一個人，害怕被知情的人舉報，就繼續殺人。腐敗也有類似的問題。如果錢不足以買通比你大的官員，這時候沒有人保護你，很可能落馬。但如果你行賄的金額很大，買通的人很多，這時候你反倒變得安全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現在的輿論反腐。特別是十八大以來，輿論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盡管我們現在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個人都可以變成一個媒體，對腐敗現象產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問題。一個就是可能侵害人權，因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負責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個人隱私權的問題，也可能被人利用，即變成我前面講的權力斗爭的一種工具。

我們要特別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產生的輿論暴力，因為一個人無論你干凈不干凈，一旦輿論說你不干凈，可能就是有口難辯。特別是現在的情況，因為大部分官員屁股底下都不干凈，所以沒有人愿意站出來替他人說一句公道話，只要一個人被媒體曝光，上級就趕快把他“推出去問斬”，這可能會形成一些冤假錯案。另外，有時候這樣做也違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慶“艷照門”事件，這樣一個艷照是在引誘欺騙下拍攝的，取證本身就是違法的，但是現在反腐當中已經不考慮取證程序的合法性。從長遠來講，這對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是不利的。

當然，我們可以設想更大的反腐風暴。但是，我們能大到哪兒去呢？如果我們真的搞得很大，就會形成所有官員人人自危，消極怠工，也可能形成一個腐敗官員的聯盟。因為腐敗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個官官相連的網絡，保護別人就是保護自己，所以官員很可能會聯合起來對抗反腐敗的措施，最后政府就會癱瘓。政府癱瘓時，反腐敗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更不要談改革了。

另外，官員買官賣官的錢很多也是從企業收上來的，也就是幾乎所有的腐敗追下去都與企業家這個群體有關。現在一些企業家沒有安全感，一個原因是對未來沒有信心，害怕像發生重慶那樣的所謂“打黑”，實際上是“黑打”，任意地剝奪私人財產。另一個原因是擔心算過去的老賬，包括由反腐敗牽連出來的賄賂行為。這樣導致民營企業家，甚至國有企業的官員都開始移民，沒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國經濟中投下更大的賭注，更沒有人愿意搞創新，這時候失業率就會增加，民眾的不滿又會提高。所以，這對政府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誰來反腐？如果我們承認腐敗是如此普遍，那大致來講，很可能反腐的官員本身也未必是干凈的官員，他們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為反得越深，把他們自己也牽連出來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較小，如果強行實施，也可能帶來比較大的成本。

另一種可選擇的辦法叫做不算老賬算新賬，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吳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條件的特赦。按照吳思的觀點，通過有條件的特赦，換取官員擁護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認為，如果算老賬，問題會越來越多。當然，我想他們只是提出一個基本的思路，具體措施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事實上，國際上已經有好多經驗，包括香港地區也有很多經驗，發達國家有，發展中國家也有，幾乎所有原來腐敗嚴重的國家，在反腐的過程當中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我個人的建議是，以十八大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繼續腐敗的官員新賬舊賬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說都那么很容易過關。同時，要啟動政府官員的財產公示和注冊，接著要研究超過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沒收，還是設立特別稅，交稅之后就歸他們自己。

但是，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如果你不說實話，你就應該受到懲罰。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時候只說2套，一經查實，另外8套應該全部沒收，也就是政府官員在這個時候不說真話要冒更大的風險。當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員離開政府崗位。在這樣做的時候，同時要加強我前面提到的那幾項反腐措施，包括減少政府的權力，實行新聞自由，加強輿論監督，還有更為長遠的就是建立一個法治社會和一個民主體制。當然，在政府官員的權力受到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合理的報酬也確實應該提高。

三

但是，這樣的措施面臨巨大的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化解民眾的不滿。民眾會認為這是相當不公正、不公平的，憑什么這些腐敗分子就可以輕易豁免。這種不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個挑戰是怎么使得這個政策本身變得可信。因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會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眾的理解。我們必須告訴大家反腐敗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而不是為反腐敗而反腐敗，更不是為了殺人。殺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們未來的政府仍然有像現在這樣嚴重的腐敗，那我們可以說沒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實，有條件特赦就像資不抵債的企業進入破產程序一樣，即使對債權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債務讓企業活下來，也總比拖死好。當然，我們人類有一個弱點，我們經常注意了手段，忘記了目標，就像我們賺錢一樣，本來賺錢是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們經常為了賺錢而犧牲幸福。我們反腐敗當中同樣要避免類似的問題，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們的目標。

還應該看到，過去的歷史真的相當復雜，體制不合理是腐敗現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們看到一些被抓起來的官員得到當地老百姓的同情，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真是干事兒的人，那些不干事兒的人反倒沒有被抓起來。

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進行全民大討論，因為這對中國的未來太關鍵了。必要的時候可以進行全民公決投票，像阿根廷等國家就做過這樣的措施。政府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還是不同意，我們可以規定一個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認同，我們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認同，我們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有周全的設計，政策在實行1~2年之后，民眾就會認識到它的好處。當老百姓看到腐敗現象大大減少，政府服務大大改進的時候，他們就會更能夠理解這樣一個政策的好處。當然，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可信性問題怎么解決？靠政府出一個紅頭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變，經過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其可信度還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紅頭文件。所以，我建議可以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證這樣一個政策的可信性。同時也可以搞試點，可以選擇幾個縣，或者幾個市，取得經驗，再在全國推開。

這樣一種有條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為“理性的寬恕”。寬恕是我們人類具有的偉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講贖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國人也有寬恕的文化。但是，我說它是理性的寬恕，不是無原則的寬恕，不是為寬恕而寬恕，不是為顯示寬宏大量而寬恕。理性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時候必須超脫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須學會換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慮我們的主觀愿望。理性也要求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應該過多地糾纏于歷史的舊賬。

南非圖圖大主教在曼德拉當選總統以后，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我在這兒加上一句話：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如果我們不能夠理性地處理我們現在面臨的腐敗問題，如果中國的反腐敗不能走出我剛才講的那樣一個兩難選擇，我們將被持久地鎖定在腐敗陷阱當中不能自拔，中國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

第二篇：張維迎：如何選擇經濟學教材

如果你已經決定學點經濟學，接下來要作出的一個決策是選擇哪本書入門。你當然希望選擇一本最好的教科書。問題是選擇好的教科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圖書市場充斥著眾多的教科書，質量參差不齊。每位作者都會聲稱自己的書最好，而作為初學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斷哪本好，哪本不好。這就是經濟學家講的信息不對稱：買的入不如賣的精。

在這種情況下，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教科書。為什么要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教科書？原因不僅是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爐火純青，對理論的把握最準確，能深入淺出的寫出“正經”來，而且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既沒有必要用出一本新書的辦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為了賺取版稅而濫竽充數地出書，這就如同麥當勞不敢賣過時的漢堡包一樣。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代號，他們的名字就是一種品牌。

為什么要選擇新版的教科書？因為如同經濟生活本身一樣，經濟學也在不斷發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論解釋新的經濟現象。特別是過去20多年里，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理性預期的引入，經濟學可以說發生了一場革命。經濟學理論越來越貼近現實，對現實的解釋能力越來越強。比如說，20多年前，經濟學理論還難以為企業經營決策提供多少理論指導，而今天，博弈論已成為企業戰略管理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對公司融資幾乎無話可說，而今天，信息經濟學已成了公司融資理論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還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來彌補市場的失靈，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認為是資源配置無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從而導致了席卷全球的經濟自由化浪潮。或許，我們可以將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教科書與21世紀經濟學教科書的差別，類比于286計算機與奔騰計算機的差別，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書，你才能學到最新的經濟學理論。

過去，中國教科書市場上很難看到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教科書，翻譯過來的教科書一般滯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國內經濟學家寫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其內容則更為陳舊，更不用說在有色眼鏡透視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學圖書市場正在發生一場革命性的變化，不僅國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時引進，而且國內經濟學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內容上與國外同步的經濟學教科書。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薦如下三本教科書：1.曼昆（N.Gregory Mankiw）著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經濟學》（Economics），2001年第17版。

這三本書都是享譽全球的經濟學大師撰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入門書，是西方大學里最流行的教科書。

曼昆是美國著名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并在MIT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兼任著名的智囊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貨幣經濟學項目主任，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顧問。他的《宏觀經濟學》是美國最暢銷的教科書之一。他是一位多產而富有創新思想的經濟學家，在多種一流學術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開創性的論文，被公認為是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經濟學界的名氣比他的年齡大得多。曼昆的《經濟學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為最暢銷的教科書，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萬美元的版稅，創下了教科書版稅的新紀錄。這本教科

書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學生導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寫的是一本學生喜歡看的經濟學教科書。與其他同類教科書相比，本書更多地強調的是經濟學原理的應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經濟學模型。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節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說明經濟學原理如何應用于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此外，作者在書中還提供了大量的“新聞摘要”，以使讀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經濟學。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兩位享譽全球的著名經濟學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獲得藝術學學士學位，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執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現為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等多種學術職務。他在產業組織、企業理論、經濟增長、反壟斷理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開創性貢獻，發表了500多篇學術論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譯成多種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MIT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自1979年以來，Blinder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1989年至1990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間，先后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Blinder發表有多種專著和學術論文，在人力資本和勞動供給、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確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國等國家最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就我所知，本書有澳大利亞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書的最大特點是敘述上的“問題導向”和“政策導向”。作者認為，學習經濟學的最好方法是“從問題到理論”，而不是相反。為此，本書的每一章都從一個具體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問題或現實問題開始，然后通過深入淺出的經濟學分析，使你走出迷霧。這樣做不僅提高了讀者讀書的興趣，而且可以加強讀者對所學內容的記憶。如果你能記住本書作者所歸納的經濟學的12個基本觀點，你將終身受益。

保羅．薩謬爾森（Paul Samuelson）是當代經濟學泰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T經濟系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在50多年的時間里，他的《經濟學》不斷再版，被翻譯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內的數十種文字，風靡全世界，是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經濟學教科書，教育和影響了數代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界領袖、新聞記者以及眾多的普通人。難怪他自豪地說：“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并不在乎誰為它寫法律，誰在為它起草條約。”薩繆爾森本人對他的《經濟學》的修訂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經濟學》沒有隨薩繆爾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繼續以主流經濟學最前沿的教科書身份暢銷全球。你現在看到的是該書的第17版。

盡管這三本教材所敘述的經濟學原理并無大的差別，但由于每個作者的個人偏好和學術風格不同，在敘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還是各有千秋。不同書中用于說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為補充，有助于加深讀者對基本理論的理解。據悉，這三本書由18位國際著名商學院的教授聯合推薦作為中國MBA及經濟學／管理學院的首選教科書。我個人學習經濟學多年，可以說是經濟學的老學生了，但現在再拿起來讀這些入門書，仍感有不少新的收獲。事實上，當我在為博士生備課時，常常要翻一翻這樣一些經濟學入門書以在理解上“溫淺而知深”，講課時深入淺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Herbert Stein說：絕大部分可用于指導公共政策的經濟學都在本科生的經濟入門教程中。我的經歷告訴我，他的話是對的。

如果你的經濟條件許可，我建議你不妨同時擁有這三本書。我的經驗是，讀三本由不同經濟學大師寫的同一類型的教科書要比讀三遍同一大師寫的同一本書收獲大。你可以從任何一本書開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對照閱讀。特別地，當你對一本書的內容難以理解時，最好看看另外兩本書上是如何寫的。你大概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歷：見過一次面的人沒有給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場合再次謀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腦海中。讀書也是如此。當然，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你買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記住我一開始說過的話：讀書最大的成本是時間而不是書價。要買好書，不要買便宜的書。

現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策了。

第三篇：運營商兩難選擇

運營商兩難選擇

無論是應對傳統話音業務，還是新興的移動互聯網，電信運營商的做法正在一步一步地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從原來的“盟友”變成“敵人”。

每分鐘高達3元甚至8元的國際長途電話和每分鐘1角的網絡電話，你會選擇哪一種？2010年12月，工信部網站“嚴打非法互聯網協議電話（VoIP）”通告，讓不少熱衷于越洋“煲電話粥”的中國用戶感受到陣陣寒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經營VoIP業務需要取得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也就是說，國內市場上幾乎大多數的網絡電話公司都屬于“非法經營”。

“對這種基于互聯網的新型電話技術進行限制甚至封殺，是為了保護國有電信企業的利益。”著名電信專家闞凱力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短暫的保護壟斷行業利益阻礙先進通信技術推廣的做法違背趨勢。

隨著三網融合的推進，電信運營商賴以生存的基礎話音業務也在受到VoIP的巨大擠壓。據不完全統計顯示，2009年國內網絡電話用戶數量達1800萬，而國際網絡電話巨頭Skype在中國的用戶量已超過美國。

多年經營傳統語音業務的商業模式，使得電信運營商形成了思維定勢，習慣了居于產業鏈老大的地位。隨著傳統語音業務向數據業務的轉型，電信業與互聯網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更多地呈現出競合的態勢，運營商的競爭優勢不再局限于企業本身的強大，而在于對產業鏈資源的整合能力。

運營商的奶酪

互聯網電話，也稱“VoIP電話”，由于其廣泛地采用Internet和全球IP互連的環境，用戶可以在使用了互聯網協議的網絡上進行從電腦到固定電話及手機的語音傳輸。與固定電話相比，VoIP電話最大優勢就是資費低廉，通常國內用戶用固話在撥打國外電話號碼時，每一分鐘的費用可能高達2-8元，而借助網絡電話資費能夠降低九成，這樣巨大的價格差異讓無數用戶把票投給了網絡電話。

但使用VoIP電話，無疑是動了壟斷性企業電信運營商的奶酪。因為這種基于互聯網的通信方式幾乎可以繞開運營商，讓它們無利可圖。國外咨詢機構Juniper Research預測，到2015年，全球范圍內的移動VoIP應用將給運營商造成50億美元的“損失”，基于手機終端的互聯網電話會繞過運營商的蜂窩網絡，使其無法從中收取費用。

當然，網絡電話的難以監管，以及隨之出現的網絡電話詐騙等活動，也是工信部采取行動的重要原因。“除了合法取得資質的幾家外，事實上國內提供網絡電話服務的更多是小公司，它們在國內租幾個電話服務器，和東南亞運營商合作，通過線上線下渠道賣充值卡，但可能在幾個月后就不能用了，或者連公司都消失了，這種類似‘黑市’的市場亟待整頓。” Frost&Sullivan高級咨詢師陶勤珠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分析。

按照工信部的相關規定，“合法網絡電話”只有4個試點――深圳、上饒、長春、泰安。然而到目前為止，即使在這些試點地區，了解并實際體驗過該項業務的普通用戶也是鳳毛麟角。且這項“試點”從2005年“試”起至今，鮮有看到普及推廣和商業化，相關人士甚至連是否“試”下去，都語焉不詳。

“網絡電話想堵是堵不住的，未來肯定是會放開網絡電話服務。運營商們只是擔心一旦放開這一市場，用戶都去使用網絡電話了，其傳統語音業務的錢就更難賺到了。”陶勤珠分析認為，電信運營商對待網絡電話市場的開放是一種有條件的開放。“聯通在2009年引進iPhone時并沒有WiFi功能，當時的運營商擔心網絡語音服務對傳統話音業務造成沖擊，但到2010年時，聯通版iPhone4引進WiFi功能，正說明電信運營商并不是完全反對開放，WiFi功能有可能更好地與中移動競爭，反而變成了聯通的優勢。運營商需要找到一種好的商業模式，既能夠放開網絡電話，又能平衡在網絡電話開放后損失的利益，達到平衡。”

流量之殤

在傳統的營收主力基礎話音業務飽受沖擊的同時，電信運營商在移動互聯網走得亦不算順利。2010年12月末，中國移動總裁李躍低調造訪騰訊公司和馬化騰會面時，坊間有消息爆出李躍就騰訊“移動QQ以極低的代價吞噬移動GSM網絡流量”問題和馬化騰直接面對交涉，要求該服務另行計費或改變分成方式。

盡管中國移動和騰訊雙雙出面否認此事，但“謠傳”背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網絡流量已經給運營商帶來沉重的壓力。此前中國移動集團董事長王建宙在接受《互聯網周刊》采訪時就明確表示，中移動面臨兩大挑戰，“一個是電信運營商有可能不再是天然的產業鏈中心，另一大挑戰就是移動互聯網帶來巨大的數據流量，中國移動運營成本明顯增加，收入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增長。”

中國移動與騰訊在移動增值業務上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1999年，騰訊與中國移動合作將QQ與手機短信相結合，推出了“移動QQ”，向用戶收取每月5元的信息服務費，與運營商采用二八分成。移動QQ注冊用戶一度達到約500萬，幾乎占了騰訊盈利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中國移動也因此提升了其數據增值業務。彼時，二者是親密無間的戰友。

直到2006年6月，中移動自行研發的IM產品“飛信”進入公測，與此同時，中移動宣布于2006年底中止包括騰訊移動QQ在內的聊天類夢網業務。作為對策，騰訊推出自己的IM客戶端“手機QQ”，以減少對移動運營商的依賴。

現在，當各方都把主要的目光聚焦在移動互聯網這塊大蛋糕上。中國移動和騰訊兩家分別掌握了最大通道和最大用戶群的巨頭無疑短兵相接，競爭和沖突加劇已是不可避免。

隨著騰訊手機QQ用戶的增多，過多占用通道資源勢必令中移動付出越來越高的成本。去年8月，王建宙在“中國移動2010年年中總結會”上點名批評騰訊移動QQ，“廣東40%左右的數據流量來自QQ一家，而我們收到的錢是每5塊20M，把我們的2G容量都吃掉了。”而據騰訊2010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移動及電信增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6.951億元，比上一季度增長3.1%，比去年同期增長55.8%。QQ活躍用戶達6.366億人，而移動及電信增值業務的包月用戶數為2530萬人。

敵人與盟友

無論是應對傳統話音業務，還是新興的移動互聯網，電信運營商的做法正在一步一步地把它上下游合作伙伴從原來的“盟友”變成“敵人”。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中，運營商的競爭優勢不再是本身的強大，更多地在于其對整個電信產業生態鏈的整合能力。如何與上下游合作伙伴合作、如何分成、如何共贏，都是需要所有運營商思考的現實問題。

在應對網絡電話帶給傳統話音業務的沖擊上，國外“開放”的做法或許更值得借鑒：新加坡把原先只有35家運營商提供IP電話服務的規定擴大到600多家；英國政府已把VoIP納入現有的電信管理體系中進行管理；美國FCC自2004年就已決定將VoIP定位為不受制于傳統電信法規的“信息服務”，為VoIP發展掃清政策障礙，在美國目前已有 Vonage、Level

3、AT&T等多家公司提供VoIP業務。尤其是全球已有幾億人使用的Skype，早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免費電話”，不但在歐洲的手機上廣泛使用，甚至已經直接預裝在香港等地購買的手機上。

陶勤珠認為，電信運營商亟需轉變觀念，利用自己的優勢與網絡電話競爭。“和網絡電話相比，電信運營商有自己的優勢，如大量的寬帶覆蓋，傳統的語音服務等，它可以結合自身電信業務的這種優勢，提供如Skype這種網絡電話公司所沒有的、更符合用戶習慣的服務。”

與此同時，曾經錯失第一輪互聯網機遇的電信運營商們，在移動互聯網的服務業態上存在著種種越位與缺位。

在移動互聯網漫長復雜的產業鏈上，從電信基礎服務、電信增值服務數據、互聯網接入服務，到基礎技術支撐服務、應用支撐平臺和具體增值空間，運營商幾乎全部程度不一地有所涉足。

但事實上，產業的主導者并不是產業的包攬者。運營商要想取得話語權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控制終端，另一種是抓住收費渠道。手機終端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終端廠商手中；而在收費渠道方面，互聯網企業在收費上完全可以旁路化運營商。

“在互聯網條件下，壟斷競爭的實現方式本身已發生了變化，演變成雙邊市場交叉補貼戰略，也就是安德森有特指含義的‘免費戰略’。”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認為，今天的壟斷競爭，變為大范圍產業生態合作的游戲，成為基礎設施提供商與增值服務商之間的合作博弈。”

運營商需要做的，是對這種新的業態盡早形成明晰的概念。具體而言，就是在電信業和互聯網業兩種產業中，區分基礎業務和增值業務，明確有所為，有所不為。改變當前運營商在互聯網基礎技術支撐層和基礎業務支撐層上缺位，在互聯網增值應用層越位的不明智做法。

運營商早期的重中之重，除了爭奪市場份額外，制高點是在自然壟斷的平臺及其開放上做文章，從而保持對未來壟斷競爭格局的主導權。因此有專家指出，運營商的最佳定位是用戶關系管理者和平臺接口人：一方面提升用戶體驗、市場調研和宣傳推廣，另一方面搭建開放的平臺，讓合作伙伴在上面“唱戲”。

運營商肩上的擔子不輕，因為主導者也意味著集中了最多的市場風險，如果判斷失誤，將把風險傳導給整個產業鏈。

第四篇：張維迎談金融危機

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8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8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時犯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工業的波動遠遠大于消費資料的波動。這兩個特點也是所有經濟蕭條的主要的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事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危機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人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

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經濟學家很多也有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中對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的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會發生很大的不同。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

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Wlliam White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的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無論那方面，都與“看得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了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卻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帳。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

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

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

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

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

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

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

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

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他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五篇：張維迎談創新

張維迎：自由競爭與產權保護對創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亞洲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騰訊財經對論壇進行全程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稱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當張維迎被問到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時，張維迎預測在目前體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為張維迎發言實錄：

張維迎：我沒有多大的分歧。我覺得盡管中國有個別企業有創新，但是整體來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夠。主要的因素是我們的體制，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 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政府不應該關心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事，政府關心創新就會制定很多政策，壓制住企業的激勵機制。中國制定很多產業政策，給很多補貼，使很多企業學壞了，他就整天想辦法申請政府補貼，并不真正的創新。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中國需要使得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一般來講創新是一個沒法預測的，現在很多產業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準哪一種創新有前途。

沒有任何一種創新特別是重大創新是一般人看出來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險，最后由市場說了算，這才叫創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東西，不能叫創新。創新是高度不確定，只能留給市場，政府任何的干預只能導致人們去尋租，特別在中國的情況下，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好多對未來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他們更喜歡套利，賺短平快的錢，我不是否定高總，我們確實有些企業很優秀，但是總體而言，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覺得考慮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們現在民營企業方面，我們看一下中國最優秀的人聚集在哪一個行業？比如房地產行業聚集了很多中國優秀企業家，我指他們素質很優秀。他為什么要到房地產行業來？其實很簡單，中國房地產行業里面利潤是比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的大量利潤流向金融行業，像去年幾家銀行利潤就達到上市公司將近一半，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導致的，這就一定會扭曲企業家創新激勵機制，不利于創新。

其實創新很簡單，給人資源，給每個企業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壞了就完蛋了。

利潤他拿，風險他擔，我們這樣就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問五位嘉賓這樣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預測2020、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們今晚晚 上討論主題有關的，我問各位您認為需要多少年，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還是需要1000年。大家給一個數字，不需要解釋。跟美

國一樣成為創新大國。

陳志武：跟張維迎差不多的判斷吧。但是有一點，在目前體制下我覺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張維迎：我估計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請問你能活多少年？

張維迎：我活著的時候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