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維迎現象”和“主流”的危機

張維迎現象”和“主流”的危機

撰文 袁劍

“企業的生存環境包括商業環境、政治環境以及輿論環境。前兩種環境越來越好，而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

“我還要特別指出這樣的輿論環境，是由學者、教授與大眾媒體結合在一起的，這些教授打著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保護小股東權益的旗號，不遺余力地否定過去十年國有企業改革、產權制度改革。我們不能低估這種輿論對中國企業生存發展的危害性”

讀罷上面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為回到了幾十年前的中國。但千真萬確的是，這是發生在2004年的一場爭論。上面這段接近“棍子”的討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識形態專家之口，而是出自向來以客觀理性自我標榜的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學家在道德上的自殘和智識上的自我矮化，雖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但上面那段類似“大批判”式的講話出自張維迎，還是讓人暗暗吃驚。畢竟，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招牌人物之一，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學術上，張維迎都應該代表了這個群體的最高水平。不過，這不是張維迎在與郎咸平的論戰中唯一一次失態。在隨后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訪中，張維迎更直接將對手貶低為“極端利己主義”的“無恥之人”、一個往中國經濟學家臉上扔泥巴的“無賴和瘋子”。到這個地步，張維迎好像真的有點急了，他似乎一點也不在乎超越學術，而將爭論直接變成一場赤裸裸的人身詆毀。讓張維迎失望的是，他的攻擊性言詞在互聯網上招來的卻是一邊倒的更大規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絲毫也不亞于對郎咸平的贊揚。有張維迎的擁躉將張的“失態”說成是“坦率”，這顯然只是一種具有諷刺意義的美化和拔高。不過，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被張維迎稱之為“顛三倒四”的“江湖郎中”并作為張維迎對手的郎咸平，卻自始至終沒有逾越學術范疇攻擊對手。雖然他的確表現出了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極端不敬，也同時顯露了某種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賦，但畢竟沒有超越論戰的底線。

坦率說，在今天的中國，郎咸平并不新鮮也絕非完全正確的觀點得到廣泛擁護并不令人吃驚，令人吃驚的反倒是，張維迎們為什么會對郎咸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緒性反應，為什么會在一個完全可以在學術上加以討論的觀點面前表現得如此驚慌？顯然，張維迎以及張維迎所代表的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對郎咸平的到來已經表現出了空前的不適應癥狀。到這里，所謂“郎咸平現象”，實際上已經轉化為“張維迎現象”，其本質則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在當下中國的危機。這個統馭中國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了中國公共話語權十余年的主流經濟學，在一個高聲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面前，剎那間露出了巨大的尷尬。張維迎的“情緒失控”實際上就是這種尷尬之后的挫折反應。顯然，這并不是因為他們遇到了強勁的知識競爭者，而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嚴峻的現實面前所表現出的根明顯的無能。

1992年之后，中國的公共輿論進入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其中一個主要的現象就是，主流經濟學獲得了話語霸權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市場化的迅猛擴展，導致了對經濟知識的強大需求，使經濟學成為顯學。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畸形的政治環境。1989年之后，“只談經濟，不談政治”成為中國思想界和公共輿論界的一個具有壓迫性的潛規則。而在1980年代中國思想

解放運動所誕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這一潛規則要求的，就是有著明顯去政治化話語特點的西方經濟學。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在中國改革問題上所表現出的機會主義路線，完全契合了中國改革的機會主義本質。于是，主流經濟學由“顯學”而“官學”、由“官學”而“霸權”，成為90年代之后，中國公共輿論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識的權力在中國變成了經濟學的特權，并進一步變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特權。雖然主流經濟學家經常標榜也的確表現出了某種異議色彩，但毫無疑問，他們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許的“異議者”，是不爭論時代唯一被允許的爭論者。或者我們干脆說，他們是一個被特許的知識共同體，是一個托庇于權力并寄生于權力的學術玩偶。主流經濟學的所謂“主流”，即由此而來。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并不自知。他們真以為這種完全類似于政治特權的話語霸權是知識競爭的結果，他們真以為經濟學或者他們所知道的經濟學是無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識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權可以滋生權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許”的知識共同體也能產生致命的自負。非常不幸，中國1990年代的政治現實和經濟增長，鼓勵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這種自以為是。容易推斷，接下來發生的將是非常荒謬的知識現象：中國主流經濟學變成了中國改革法定的闡釋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釋都成為不入主流的旁門左道或者歪理邪說。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學者出版一本關于中國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國民間激起的反響比這一次郎咸平所激起的反響更為熱烈。這引起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普遍的嫉妒情緒。對此，一位頗為“主流”的經濟學家故作不屑地評論到：那不是一本經濟學著作。言下之意是，只有經濟學才有能力解釋中國改革，因而也只有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才有權力評論中國改革。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位主流經濟學家沒有說出口的話是：別想沾我們經濟學家的光。自負如此，已經不再是什么學術上的自信，而是一種接近精神變態的自戀。可以為這種日益惡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腳的一個例證是，當秦暉先生用迄今為止最為精辟（他總是那么精辟）的言論回應了郎咸平現象之后，一位顯然是主流經濟學信徒的人竟然在網上大言不慚地諷刺秦暉：不懂經濟學卻旁征博引，不著邊際。將國有資產這樣一個典型的公共政策問題變成經濟學的專利，足見中國主流經濟學知識視野之狹窄，權力心態之膨脹。

在一個特殊時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識競爭者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既然長期養尊處優，自然也就習慣了在他們控制之下的輿論一律。所以，當郎咸平威脅到了這種輿論一律，而他們又無法真正在理論上降服郎的時候，他們開始責怪起了輿論。在張維迎對郎咸平的回應中，張多次表達了對輿論的不滿。除了文章開頭那段頗像宣傳部門官員的指責之外，張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記者采訪時，甚至直接批評媒體對郎咸平的炒作，認為媒體“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但人們要問的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當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幾乎占據了中國媒體全部財經版面的時候，張維迎為什么沒有批評輿論對主流經濟學的炒作？那又豈止是一種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種壟斷。張維迎的觀點對與不對可以暫且不論，但他顯然沒有對一個輿論多元的時代做好準備。這也難怪，他們實在太習慣自己在中國公共媒體中一言九鼎，惟我獨尊的生活了。對多元輿論的焦躁，也同樣表現在張維迎對互聯網輿論不加掩飾的厭惡上。在為數不多的幾次采訪及講話中，張維迎對互聯網輿論的厭惡一覽無余。他甚至把網絡時代直接定義為“一個不負責任的時代”。“一個少數人的意見被認為是多數人意見的時代”。如果網絡果真具有這般顛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網絡遲早都會被逐出意見市場。張維迎絲毫也不用為這種短暫的市場失靈而擔心。不過在我看來，作為對中國極度扭曲之輿論環境的一種補償和報復，網絡只是稍稍讓中國的輿論環境變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這種遠遠沒有達到標準的正常，卻被張維迎認為是輿論環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時候。他甚至幼稚到將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的不幸歸咎為輿論環境的地步。張維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記這樣一個基本的常識：異見并不是因為它正確而正確，而是因為它必須而正確。可見，特權滋養的自負能夠在什么程度上扭曲一個聰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見識如張維迎者尚且如此，我們又怎能期望中國主流經濟學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風者，能夠對異見采取寬容態度呢？難怪許多主流經學家一上來，就給郎咸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緒”、“不負責任”的大帽子。（如果一個社

會的仇恨能夠一煽就動，那就只能證明這個社會中所隱藏的仇恨已經足夠多，我們應該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中為什么會 積累這么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種可怕的階級意識去四處尋找煽動者）這當然不能證明他們是比郎咸平更具有社會責任的人，這僅僅證明了他們對輿論“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這種恐慌是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特權危機的恐慌，是對一個可能到來的新時代（無論是好是壞）的恐慌。

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在今天的特權危機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來自于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機會主義危機。

如前所述，中國主流經濟學是在一個特殊時期獲得話語地位的。這個時期是中國的市場化狂飆突進、私有化（產權明晰）狂飆突進、對外開放狂飆突進的時期。不過，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隱含和不容置疑的強制性前提，那就是對特權利益的承認。進而言之，就是必須承認政治特權在市場化、私有化以及對外開放中優先索取權。據稱，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都是一些現實主義者（張維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記者提問時候就斷然說道：我沒有夢想，我很現實。），于是，政治特權在產權改革、市場改革以及對外開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為一種隱含前提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下來，并成為主流經濟學家理論框架中一個給定的制度約束條件。對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來說，這個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變的。所以，他們的全部學術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進市場化、私有化和對外開放。無需懷疑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術誠實，同樣也無需懷疑，這種以降低中國改革倫理標準為代價的學術誠實是犬儒的、市儈的。對這一點，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表現出了驚人的坦率，他們毫不猶豫的宣稱“改革要利用腐敗”，“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這些充滿了機會主義色彩的學術主張，迎合了90年代中國的政治需要，也徑直將中國改革的倫理水平擊落到現代文明標準的底線之下。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卻視而不見。因為對于他們來說，手段并不重要，市場化的目標才是一切。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可以也應該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機會。但是，他們并不明白：局部的尋優可能導致整體的不優，手段的選擇可能毀滅目標本身。這就好比登山，沿著一條看上去距離最短的道路前進，最后發現卻是一條懸崖絕路。這種不幸的結局可能很少出現在靜態和局促的理論演繹之中，但卻是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悲劇。中國今天的現實也表明，權力腐敗、貧富分化不僅沒有讓我們離市場經濟的目標更近，而是嚴重瓦解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信任基礎，中國，正在向一個壞的資本主義急速滑落。對此，俄羅斯寡頭古辛斯基早就充滿悔恨的替我們總結過：“我們明白了，崇高的目標是無法通過骯臟的手段來實現的。今天我確信了這一點”。現在，機會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所倡導、所推崇、所鼓勵的中國機會主義改革的負面后果，正在中國全面浮現，而陷入困境的機會主義者們對此卻束手無策。在這個意義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響，并非是對郎咸平的贊同，而是對機會主義改革的反對。離開案頭即匆匆穿梭于各種高層論壇或企業家俱樂部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不到這一點，更不愿意承認這一點。所以，當他們還在躊躇滿志，自以為掌握了一個時代的時候，他們在中國的危機卻已經悄悄開始了。

特權階層在改革中的優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制度變遷模型中一個不可改變的約束條件，那么作為這個條件成立的條件和結果，大眾（他們經常被稱為沉默的多數）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種必然。更通常的情況則是，由于沉默多數在中國政治表決結構中的被動缺席，已經被最小化的大眾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計。在中國改革越來越趨近于零和游戲的當下，這種“最小化”已經不再是一種中性的理論假設，而是作為一種野蠻的現實被呈現出來。普遍剝奪在大眾中所及激發的憤怒，指向的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另外一個軟肋：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危機。在解釋中國產權改革為什么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的時候，張維迎非常誠懇的說說“這不是最初任何一個人的精心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逼出來的，是在實踐中，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界和學界在相互碰撞當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思路。”的確，張維迎非常誠實的道出了中國產權改革的歷史真相。但我們可以看到，在張維迎的產權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業（家），也有學者，但卻獨獨缺少一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在法律和正義意義上擁有國有產權的大眾。在這個博弈中，公眾不在場、公共輿論不在場、社會的公序良俗不在場。于是，這個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墮落為精英的分贓。在中國的產權改革中，這不是一個推論，而是一個已經發生而且正在發生的事實。無需我指出這個正在發生的分贓工程的系統性，互聯網上對張維迎的壓倒性反對，實際上就是無數經驗事實的集合。必須承認，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問題遠不是郎咸平所說的那么簡單，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是郎咸平贏得了大眾？其原因就在于，張維迎以及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也是經驗上的。根據經驗，大眾幾乎立即就能判斷，誰站在自己一邊。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性格概括成一句話，就是他們對中國大眾一句耳熟能詳的教導：“必須有人為（市場）改革付出代價”。那么，誰該為改革付出代價，付出什么樣的代價，付出代價的時間將延續多長？事實上，這個提問方式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倫理困境。“為什么是我，是我們付出代價，為什么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這可能是大眾對精英主義最好的詰問。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業家對大眾及中小股東的種種剝奪時，張維迎動情的辯護道：“我們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確實，我們應該善待那些為社會真正創造了財富（在企業家前面加上這種定語在中國顯得尤其必要）的企業家，但我們同樣應該善待大眾。不用舉例，我們就能感受到，就實際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眾可能要遠遠超過企業家。但張維迎顯然忘記了這一點。對此，我們并不感到奇怪。因為在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視域中，企業家是財富的唯一創造者，而那些千千萬萬為企業家打工的，則是財富創造活動中的“零貢獻者”。他們甚至極端到認為，在企業家與打工者及中小股東之間只有交易，沒有剝奪。我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這種違背人類基本常識的畸形的企業家崇拜怎么會變成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共識（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公開這么說）？一個在西方也隨時可能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夸張辯護，怎么會在中國主流經濟學那里變得如此理直氣壯？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本質，在另外一位主流經濟學家那里表現得最為傳神。在對郎咸平的回應中，一位主流經濟學家評論說，“對于體制改革過程的問題，我國的經濟學者一直處于激烈的爭論中，然而，這種爭論不適宜過早進入大眾的視野”。繼而，此人還模仿起戰略家的高明姿態故作神秘地說道：“在我國，靜悄悄的變革往往比轟動式變革更易成功些。”我想，這位主流經濟學家的意思是，中國大眾愚昧無知，所以郎咸平應該先與中國經濟學家的“精英們”商量討論，取得共識后再告訴公眾一個簡單的答案。如此蔑視和刻薄大眾智力的語言，不自覺地脫口而出，竟然絲毫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妥。實在讓人懷疑他是否受過最基礎的現代公民訓練。讓這位經濟學家難堪的是，郎咸平一點也不想給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面子，他用更輕蔑的口吻回答了他們，“跟他們有什么好說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郎咸平可能狂了些。但郎咸平的道德判斷力肯定要比中國主流經學家們高出一籌。因為他擁有一個正常社會中普通人所應該具備的基本道德常識。正是憑借這種常識（而不是其他什么高深莫測的東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在精神上的嚴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義，一眼就看出了他們自以為獨立于大眾實際上是愚弄大眾的偽貴族氣質。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危機，不在于他們是區隔于大眾的，而在于他們在根本上是反大眾的。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第三個危機來自他們市場原教旨主義危機。

市場是好的嗎？當然。但這種結論遠遠不能滿足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狂熱。在他們看來，市場不僅可以自動產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動產生一切美德；而所有這一切幾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條件的。這樣，主流經濟學就將中國的市場改革變成了市場優先論，并進一步變成了市場決定論。市場，作為滿足人類交換自由并增進人類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條件下也同樣可以成為損

害人類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證市場服務于人類福利的一系列條件包括：信息的對稱、公民權利的構建、政治文明的發展、以及社會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實上，資本主義文明在近幾百年來的發展就是通過不斷構建和完善上述條件，從而使市場更加有利于人類福利的過程。否則的話，資本主義文明就不會有今天，所謂市場也就只能淪為供少數人攫取和饕餮的場所。顯見的是，這正是中國正在發生的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市場化問題，早已經從市場本身的問題，轉變為如何為市場構建一個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會基礎的問題。但中國主流經濟學顯然沒有看清中國問題的這一時代轉換。（當然，即便他們看清了，他們也不敢高聲說出這一點。）所以，他們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齊聲贊美著市場的美德，反復嘮叨著那種原始的自由競爭。在這種頭腦簡單的流行信念中，中國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權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體所提供的信息流動。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完全可以被簡單還原為市場的自然演進，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被考證為比當時歐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場模型的18世紀的中國，為什么沒有自然演進出現代的市場經濟？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那里，市場就像一種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為自己鋪就一條通向“好市場”的高速公路。在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改革”中，從來就只有市場的缺位，而所謂政治缺位、社會缺位根本就是無知者杜撰出來的奇談怪論。總之，他們要構建的是一種市場社會，而不是社會的市場。于是我們被告之：我們唯一需要作的就是，將市場作為一種類似于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供奉起來，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場的邏輯將自然而然地“創世”。任何超出這一努力的行動都將被視為不科學的、不理性的，不專業的，因而也是激進的，有害的。無疑，中國主流經濟學要給我們開出的藥方是，我們必須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競爭狀態，然后經過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類文明的進化已經將我們推到了一個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們剩下來的選擇就只能是，將中國主流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后。因為在當下中國，市場原教旨主義遮蔽的問題遠比他們說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經濟學曾經自鳴得意的宣稱要從權力手中“騙出一個新體制”。但事實證明，在這個涉及十數億人口的規模宏大的弱智游戲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眾。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個人被迫以大眾的姿態在郎咸平事件中現身的事實，有力的提示我們：“漸”而不進的中國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進一個古老的制度陷阱。如果有一天，中國出現激進的“左”轉運動（這并非不可能），那么當今中國主流經濟學將難辭其咎。顯然，這將遠遠不止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危機。

第二篇：張維迎談金融危機

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8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8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時犯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工業的波動遠遠大于消費資料的波動。這兩個特點也是所有經濟蕭條的主要的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事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危機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人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

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經濟學家很多也有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中對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的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會發生很大的不同。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

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Wlliam White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的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無論那方面，都與“看得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了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卻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帳。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

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

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

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

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

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

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

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

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他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三篇：張維迎談創新

張維迎：自由競爭與產權保護對創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亞洲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騰訊財經對論壇進行全程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稱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當張維迎被問到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時，張維迎預測在目前體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為張維迎發言實錄：

張維迎：我沒有多大的分歧。我覺得盡管中國有個別企業有創新，但是整體來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夠。主要的因素是我們的體制，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 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政府不應該關心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事，政府關心創新就會制定很多政策，壓制住企業的激勵機制。中國制定很多產業政策，給很多補貼，使很多企業學壞了，他就整天想辦法申請政府補貼，并不真正的創新。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中國需要使得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一般來講創新是一個沒法預測的，現在很多產業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準哪一種創新有前途。

沒有任何一種創新特別是重大創新是一般人看出來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險，最后由市場說了算，這才叫創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東西，不能叫創新。創新是高度不確定，只能留給市場，政府任何的干預只能導致人們去尋租，特別在中國的情況下，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好多對未來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他們更喜歡套利，賺短平快的錢，我不是否定高總，我們確實有些企業很優秀，但是總體而言，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覺得考慮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們現在民營企業方面，我們看一下中國最優秀的人聚集在哪一個行業？比如房地產行業聚集了很多中國優秀企業家，我指他們素質很優秀。他為什么要到房地產行業來？其實很簡單，中國房地產行業里面利潤是比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的大量利潤流向金融行業，像去年幾家銀行利潤就達到上市公司將近一半，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導致的，這就一定會扭曲企業家創新激勵機制，不利于創新。

其實創新很簡單，給人資源，給每個企業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壞了就完蛋了。

利潤他拿，風險他擔，我們這樣就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問五位嘉賓這樣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預測2020、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們今晚晚 上討論主題有關的，我問各位您認為需要多少年，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還是需要1000年。大家給一個數字，不需要解釋。跟美

國一樣成為創新大國。

陳志武：跟張維迎差不多的判斷吧。但是有一點，在目前體制下我覺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張維迎：我估計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請問你能活多少年？

張維迎：我活著的時候沒戲。

第四篇：張維迎 五十而知（范文）

張維迎 五十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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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經他是堅硬、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如今，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北大光華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攝影_劉浚

黢黑健碩的蒙古壯漢一絲不掛，向腳下魚貫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對面的老子瘦小干枯，側身吐舌瞪眼，似是譏諷壯漢的滑稽。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新樓門前的這兩尊雕塑，是院長張維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見到如此先鋒的作品難免驚訝。一個光著屁股，一個擠眉弄眼，什么意思？這不是丑化光華嗎？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長，要不要弄走？”有人問。張維迎說，不急，先放一段時間，不接受再說。兩年后，怪異的雕塑已是光華最受歡迎的拍照地點。時間終教人們習以為常。

不久前，張維迎新書《市場的邏輯》上市。為市場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張維迎已是龐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視作洪水猛獸的市場經濟，終以自己的邏輯通行于世。

金剛到菩薩

去年是張維迎的天命之年。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傳說中，老子五十歲那年騎青牛過函谷關，留下《道德經》五千字西去不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經》里的語句，張維迎信口拈來。

三四年前，張維迎開始精讀中國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覺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東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義的根源,“在對政府干預的批評上，至今還沒人比老莊說得更透徹更到位。”

那是張維迎經歷人生劇烈振蕩，亦是他引發諸多爭議的時間。2006年9月，當了八年“第一副院長”的張維迎接班。他推行強力改革，兩位教授受到處理，他們在網絡上奚落張維迎是“著名的陜北農民”，稱他“挾私報復”。早些時候，他發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讓他一夜間變身“人民公敵”。

針對張的批評甚囂塵上，甚至“連累”了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他們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沒來得及看完張維迎的全文，即封張維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經濟學家”。

“我算什么主流經濟學家，政府都不待見的。”張維迎跟學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對媒體坦誠，在政府只擔任“一些純技術性的咨詢工作”。

這是一種巨大的尷尬。張維迎因諸多驚人言論收獲了空前的名聲，雖然很大程度上是罵名。在另一個層面，他始終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吶喊者，對政府管制的批評貫穿于他近30年學術生涯。“一般而言，責難體制的人天然會得到大眾的認同。張維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響大眾，和大眾共鳴，但罵他最多的也是大眾。”一位接近張的光華人士說，體現在張維迎身上的卻是兩邊都怎么不討好。

對于張維迎的遭遇，茅于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寫道：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體前的張維迎對此顯得并不太在意，老莊之道似乎讓他有所了悟。他承認，重讀經典的另一個目的是“維持內心的安穩”，他甚至說要“大慈大悲”，“社會很復雜，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戰勝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長，你不能什么東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這種菩薩低眉的姿態多少讓人有些不太習慣，畢竟他曾經是堅硬、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

土與洋的結合

“大眾是什么？全世界67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張維迎笑笑，幾年前的金剛怒目已然不見蹤跡。“說影響大眾，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偉大了。”

話雖如此，但他聽說自己7月推出的新書《市場的邏輯》普通人讀來并無障礙，臉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邊上的小書攤，此書竟有了盜版，他大感意外。“這是一本學術性的著作，雖然比較通俗。當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讀到它。”

他有一種傳教士般的熱情，談話者表現出對市場經濟的一點點好奇與善意，就會激發他的灌輸沖動。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絕，他總是試圖用最簡單的例子闡述自由市場理論。他不厭其煩地重申那條在各種場合被闡釋過成百上千遍的市場邏輯-一個人想得到幸福，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

《市場的邏輯》的飄口作者像上，張維迎手撫下頜，一臉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堅的核心問題。

這張照片上的張維迎看起來太嚴肅了，其實他是個善用比喻和開玩笑的人。在國內學者里，他仍然算是個說話風趣的家伙。

近20年的農村生活背景讓他受益，至少他能舉出一些富有田園野味的例子來。2010年夏天的光華畢業典禮致辭上，他以老家門前那棵老杏樹為例，教導畢業生們等待成材應如摘杏一樣，“不要急于求成”。當過生產隊會計的他，擅長用一些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道理。金融危機發生后，很多體制內的人覺得中國沒出問題很萬幸。他就說：這好比我們坐在一輛牛車上，突然看見一架飛機失事掉了下來，牛車上的人會驚呼：哎，你們看，還是我們的牛車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那場關于價格改革的討論中，25歲的張維迎就憑自己出色的表達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經濟學者中脫穎而出，引起學界和決策層的注意。1993年，張維迎原創了一個“斑馬村寓言”總結中國改革。“無論價格改革還是國企改革，都是把馬變成假斑馬，再換成真斑馬的過程。”

那個帶有一點農業學大寨色彩的故事，后來受到很多國內改革研究者的歡迎。人們喜歡這個比喻，因為它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兼具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的改革進程。

但如果依此認為張維迎的幽默感僅僅是一個陜北農民的天賦發揮，那就大錯特錯。今年6月，王石和黃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辦了一場“巔峰對話”。王石說，人為什么要登山，因為人有一種特有的冒險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張維迎作為嘉賓隨后上臺點評說，動物可能也有冒險精神，也會探索未知。“不過，”他頓了頓說，“動物冒完險，應該是不會搞一個巔峰對話的。”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學經歷給張維迎留下了一些印跡：愛穿溫莎領，談話保持距離，偶爾也會攤攤手聳下肩。但言語間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國的時候”，倒是不時提及他的農村生活。

“他那種陜西農民的質樸，我覺得還在。”光華工作人員岑科說，張維迎從不回避自己的農民出身。在光華的聚會上，張維迎的保留節目便是深情演唱陜北信天游。唱之前，他會先把歌詞念一遍，一般都是情愛之類。岑科的印象里，張維迎是個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沒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會，開場有個羊倌背對觀眾，身著小棉襖，頭系羊白肚頭巾，咚咚咚咚敲著大鼓。“鼓聲戛然而止，羊倌轉身，追光燈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損害了影響力

張維迎的陜西老鄉張藝謀曾說，陜西人性格執著，比較“一根筋”。無論是打官司的秋菊，還是追求愛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氣認死理，一條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領域，他遠沒那么隨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張維迎有點“一根筋”。不過，張維迎自己不這樣認為。他說，他是相信自己的邏輯能力。這種相信甚至會讓人覺得有些近乎于迷戀。作決定時，如果邏輯推演上他認為沒有錯的，必定不依不饒。

“比如說有一個峽谷，所有的人都說，過不去，那里是萬丈深淵，如果邏輯推論出那里應該有一座橋，我就會走過去。”在《大學的邏輯》里，他這樣寫道。

他喜歡以邏輯來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學的邏輯》是《市場的邏輯》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作為北大師資人事體制改革工作小組組長，提出“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稱“癸未變法”。一公布即引發風暴。是年底，黨委換屆選舉，張維迎得票倒數第一。經過長時間修改，方案被“打折”實施。在《大學的邏輯》里，他堅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沒有深思熟慮，絕不輕言改革！”

2006年，北大給光華學院3個評正教授、6個副教授名額，但最終學院只提了1個副教授。光華前任院長厲以寧曾這樣評價張維迎，“維迎做院長，我很滿意。我們應該鼓勵他。”厲同時指出，張維迎有兩個主要缺點：一是辦學經驗和管理經驗不足，應該多聽取老教授的意見，二是光華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處理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個投機取巧的人，從校長助理做到副校長，不是順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華人士感嘆，張維迎的“一根筋”損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現在的影響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決策層的影響力有限，“人家也不會找他去開會”。張維迎有時說話不太給人面子，包括他愛人，當然也包括官員。他會當著愛人的面，毫無保留地夸贊愛人的女友漂亮；他也會當著國有資產管理局官員的面說，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國有資產管理是沒用的。2009年的亞布力年會上，張維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級單位）總裁高西慶為外匯儲備的事情爭論起來。張維迎情緒激動，他說中國人說話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數成反比。人越少話越真，人越多話越假。“官員在公開場合說的話，大多是假話”，建議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張維迎在亞布力是受歡迎的，他是這個中國企業家年會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市場經濟等于自由價格加企業家理論，為他天然地贏得了這個圈子的贊賞。張維迎與很多企業家交情不錯，潘石屹與夫人張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對；萬通董事長馮侖與他是大學同學，在張維迎去英國留學的幾年里，馮侖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華院長的位置上，學院領導、師生、校友、官員、企業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觸，“一根筋”的張維迎卻也算應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應付的場面更多。”光華智庫總編輯傅小永說，“一根筋的人給人穩定的預期，大家合作起來比較簡單。”張維迎對此曾有個比方：人跟恒星一樣，只要你分量夠重，別人就圍繞你轉。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官方網站對張維迎的介紹中寫道：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引文索引》統計，他的論著被引用率連續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記者曾問張維迎：你為什么不講點策略，把話說得漂亮些，讓大眾更容易接受？張答道：講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學者怎么認為就應該怎么說。如果給學者施加過多的負擔，學者都像政治家那樣，學術就沒有了。

四年院長當下來，張維迎變得圓熟而豁達。訪談中，他盡可能用平緩的語調，尋找一些中性而溫和的表達。他說“人不能老唱高調”，并表達自己對于他人的理解。他仍舊強調邏輯的力量，但他承認“生活太復雜，邏輯會打架”。

書本上學的東西，不是智慧，智慧要從生活中來。在近來一些公開活動上，他頻頻發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偉大的人，也要經歷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開始就從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張維迎將研究生畢業時間提前了一個月。原因是為了趕早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報到的。雖然提前上班幾天，但是工齡可以早算一年。”從這件事多少能看出，張維迎并非總是“一根筋”。

體改委的五年是張維迎人生中“激動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會轉軌初期是官僚系統對經濟知識需求大量增加的時期。體改委里匯集了很多如張維迎一樣初出茅廬的知識分子。如今當道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可以在體改委里找到他們年輕的影子。

那是經濟學在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滿足感。年輕的研究員們今天聊的一個經濟學術語，十天之后就會出現在總理的政府報告里。張維迎回憶說，作為年輕經濟學者，有幸見證和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發表的絕大部分觀點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一些觀點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他深感自豪。

“我沒有做童話里那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身邊的弄臣。”張維迎說，“但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經濟學圈內，一個時常被拿出來與張維迎作比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張年長9歲，但兩人經歷大體相同。上世紀80年代，張效力于國家體改委，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所。各自呼風喚雨，叱咤風云。二十年后，兩人在體制內的影響卻大有差別。周其仁是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張維迎卻只有一些“純技術性”的顧問頭銜。

一位與張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將二人的差別概括為“陜西人”和“上海人”的區別。“兩人在學術上的洞見能力都很強，為什么老張的影響力相對較小？我覺得是地域差距帶來的性格差異。張不大會去修飾他的言辭，不講場面話。周很少絕對化的看問題。”因為言辭溫和，觀點也并不激進，周被稱為“中國挨罵最少的經濟學家”。

盡管二人在一些學理問題上會有不同見解，但他們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場，反對政府的調控干預。“10個經濟學家有11個看法。幾乎所有人都挨過罵，他們自己也都在爭吵。但如果把茅于軾、厲以寧、張五常、張維迎、許小年、周其仁、陳志武、樊綱、林毅夫他們湊在一起，寫出中國改革最重要的五個問題，并且排序，你會發現結果可能會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說。

在傅小永眼里，作為“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卻是在金融危機到來時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很多人產生了動搖，開始論證自由市場的弊病。在我看來這是很可悲的，中國救市那么強烈，缺的應該是反對調控的聲音。但張維迎堅守住了陣地，在去年發表《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他也為20多年的堅持引以為豪。”

社科院學者徐友漁在接受《小康》采訪時認為，張維迎“有點走火入魔”，“他認為只要能夠達到市場化所有的問題都沒有了，中國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過分強調市場化這一點上，我認為可以稱他們為‘市場拜物教’。”但徐友漁也承認張維迎的獨到之處，“他覺得大家只看到國有產權改革中發生的腐敗，但是很多人都沒看到，‘一堆山芋爛在這里’問題更大，卻誰也不吱聲，對這一點他表達了很深刻的見解，大家未見得能夠理解這個思想。”?

張維迎似乎已對自己的理論獲得承認寄予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預期。訪談中他多次強調，“好多偉大的東西誕生的時候是不被人關注的。歷史上看，有時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來。”他說要像莊子那樣，“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責難者對張維迎的批評似乎形成了定勢：幾年來網上積攢下來的罵聲還在不斷被轉載；每個新版“叫獸語錄”總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論。張維迎感到蹊蹺的是，臨近光華新一屆院長選舉，他頻頻遭遇各種“丑聞”：學歷造假門、艷照門??他在博客上貼出了一份三千字的聲明，澄清學歷相關問題。對于后者，他沒有回應。網上流傳那張圖片里的畫中人，實在太不像他了。

≌盼悅教灞裙ジ詠魃鰨泄廝餃說奈侍舛啾凰岳衩駁奈⑿乇埽踔斂輝溉啡獻約菏翹煨５圓煌揶硐巒紓和綣究考儺攣盼慊髁浚碳蟻奐倜拔繃硬罰峭耆謊陌傘Ｂ艏倩醯某雋宋侍饉嶠粽牛裁吹羌儺攣諾耐揪兔蝗私粽拍兀? 但他仍然有些隨意。一位女記者問他，如果遇到誘惑你怎么辦？他說：我沒遇到過那么大的誘惑。假如有人要給我10億元讓我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我不知道能不能經受這個誘惑，也許我能經受，也許我經受不了。

這句話被一些人解讀成“10億元可以出賣信仰”。幾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記者來問，給你10億元你是不是可以寫本反市場的書？他只好改口：我現在說，你給我一萬億元，都不會改變我的信仰。

對話

人生就像市場，別想著精心設計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歲，現在知天命了么？

張維迎：只能說這幾年比原來明白更多吧。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經歷多了，會更從容一點吧。但你很難說自己沒有急躁甚至浮躁，聰明的人只是學著不斷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現在還會受到誘惑嗎？

張維迎：如果一個人不受到誘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誘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為任何東西你都要付出代價。接受記者的采訪，我是在傳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視禁不起誘惑沒風骨的知識分子么？

張維迎：你可以用這個詞，當然我們還是柔和一點吧，有時候對沒風骨的人你也應該有一種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個境地說不定還不如人家呢。佛教講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來自人的理解，因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這些年你承擔了不少罵聲，覺得委屈嗎？

張維迎：我覺得現在的人某種意義上有好多的冤假錯案，但不能說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話，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換位思考，才能釋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個邏輯世界嗎？

張維迎：理論的世界一定是邏輯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復雜得多，有時候邏輯打架太厲害，你會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個邏輯主導的話，那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還是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邏輯是什么？

張維迎：還沒有歸納，但我想跟我的市場邏輯沒什么區別。人生在世，你需要給別人帶來快樂。

南都周刊：你身上吳堡的印記更多，還是牛津的更多些？

張維迎：每個人的成長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現在的狀態。所以人生就像市場，不要想著怎么精心設計。好多人精心設計，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當前改革現狀？

張維迎：現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覺得叫空轉。我們現在是不掛檔，只踩油門，聽起來轟轟轟，但沒掛檔它不往前走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改革的狀態。

我呼吁重建體改委，就是說需要一個專注領導改革的機構。發改委現在是分配資源，它就選擇在發展，而不是改革上。發展意味著分錢，意味著項目，這當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動既得利益，當然沒興趣。

第五篇：張維迎發言實錄全文

張維迎發言實錄全文：

收到邀請，非常榮幸，其實覺得沒有什么特別好講的。前幾天在社科院也開過一個會，中國國內市場潛力有多大？這是我們下一步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知道過去一百幾十年里有兩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從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應該從二戰之后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的變化。應該說這兩次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很不一樣，第一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第二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收益國，主要表現在很好地利用國際市場發展經濟。

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平均而言，我們每年出口的增長是GDP增長的1.5倍，如果按照不變價算的話。到2008年的時候，中國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3倍，也就是累積起來出口增長是GDP的6倍多，導致的一鍋是，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達到了37％，在全世界十大經濟體當中，只有德國超過中國，其他的國家遠遠低于中國，美國只有84％，日本16.3％，英國是15.7％，法國是21.6％，意大利是2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只有德國是39.9％，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國兩個百分點。

這么大的國家，出口占到GDP的比重如此之高，本身就有一點難以想象。我想剛才幾位演講人都談到這一點，但是不管怎么樣講，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未來一輪經濟增長不可能再繼續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最近二十來年高速出口導向，未來可能是能夠保持出口與GDP同步增長，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不要講我們要像過去每年出口二十幾的速度，高于GDP的1.5倍。牽扯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國內市場潛質有多大？第一個就是經濟規模。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每一個當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或者當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來看，我們可以排序來看，中國GDP的排序廣東第一，山東第二，江蘇第三。和世界經濟體進行排名，非常有意思的的概念，日本按照世界作為一個國家來排的話，廣東排在世界第18位，廣州GDP落后第17位土耳其，相當于土耳其的67％，廣東的GDP大于波蘭、印度尼西亞、比利時、瑞典、瑞士、沙特。山東和江蘇，大于挪威、奧地利、伊朗、希臘、丹麥、阿根廷。愛爾蘭、南非、河南第五位，GDP大于芬蘭、葡萄牙、哥倫比亞，河北第六位，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亞，上海第七位，遼寧第八位，GDP大于羅馬尼亞、以色列、馬來西亞，大于新加坡、烏克蘭和智力。湖北的GDP大于巴基斯坦、菲律賓，湖南的GDP大于聯合國聯合酋長國、埃及，福建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這是從經濟規模來看。

另外從人口來看，兩百年前英國崛起十個億，占2％，一百年前美國崛起的時候世界人口16億，美國將近九千萬，占5.8％，現在世界有68億人口，中國是13億將近14億，我們是一百年前美國崛起時，我們人口差不多，兩百年英國崛起的時候我們人口比它還要大，大1.3倍。

中國好多省在國家排人口規模相當大的，第一大人口是中國、印度、美國、印尼，廣州的GDP大于印尼，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國，我們看到大的國家，人口規模都比中國的省要小。西藏也是我們中國人口最小的省，但是它的人口剛好大于蒙古。

這兩組數據我想告訴很簡單的一個意思，我們好好考慮一下，中國的潛力本身有多大？如果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全球，中國的各個地區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相互之間發展貿易潛力有多大？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唯一差的就是主權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可能需要護照，需要關稅、過關，還有很多非關稅的限制等，否則的話，國內貿易本身是沒有什么大差異的。就像我們看到的歐盟在一體化，東亞要一體化，一體化無非就是說，把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一樣。

很奇怪的是，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國際貿易覺得比國內貿易交易成本還要低，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的問題究竟出現在哪兒？為什么同樣的生意和外國企業做，費用、交易成本比中國國內還要低。當然就有一些硬的東西，好比說山東和南韓做生意，運輸成本比東西運到西北要便宜，中國任何一點運輸的時間和二十年前相比減少50％到三分之二，過去大體需要3天時間到達的地方，現在就要1天的時間或者1天半的時間，過去三個小時到達的地方現在需要一個小時或者一個半小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說我們在開發國內貿易方面，我們面臨的障礙不是過去30年前、20年前硬件的問題，仍然是軟件的問題，有多少軟件由于政府的政策法律導致的，有多少是企業行為方式導致的，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很好地發展，相互之間的交易貿易的話，由于國際貿易，不可能持續高增長帶來的負面的東西，完全是有可能靠我們自己的努力，給彌補上的。

我說的這個和我們所說的擴大內需不是一個概念，擴大內需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消費、投資、出口，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費，我說的不是這個概念。相信市場的決策，消費不是人為做上去的，好多語言的錯誤，沒有需求的話，儲蓄在那兒，需求在那兒，如果不在那兒需求不會在那兒。更多是制度性和微觀經濟學的概念，怎么樣給人民更多的自由，給企業更多的自由，使每個人每一個企業在中華大地可以自由做生意和自由遷移，包括城市化等，對未來的20、30年不應該有大的擔憂。

233年前，在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時候，他就非常驚嘆地寫到，中國市場規模不亞于歐洲所有不同國家加在一起的規模，可惜的是，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發掘國內市場規模的優勢，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