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維迎：如何選擇經濟學教材

如果你已經決定學點經濟學，接下來要作出的一個決策是選擇哪本書入門。你當然希望選擇一本最好的教科書。問題是選擇好的教科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圖書市場充斥著眾多的教科書，質量參差不齊。每位作者都會聲稱自己的書最好，而作為初學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斷哪本好，哪本不好。這就是經濟學家講的信息不對稱：買的入不如賣的精。

在這種情況下，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教科書。為什么要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教科書？原因不僅是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爐火純青，對理論的把握最準確，能深入淺出的寫出“正經”來，而且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既沒有必要用出一本新書的辦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為了賺取版稅而濫竽充數地出書，這就如同麥當勞不敢賣過時的漢堡包一樣。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代號，他們的名字就是一種品牌。

為什么要選擇新版的教科書？因為如同經濟生活本身一樣，經濟學也在不斷發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論解釋新的經濟現象。特別是過去20多年里，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理性預期的引入，經濟學可以說發生了一場革命。經濟學理論越來越貼近現實，對現實的解釋能力越來越強。比如說，20多年前，經濟學理論還難以為企業經營決策提供多少理論指導，而今天，博弈論已成為企業戰略管理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對公司融資幾乎無話可說，而今天，信息經濟學已成了公司融資理論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還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來彌補市場的失靈，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認為是資源配置無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從而導致了席卷全球的經濟自由化浪潮。或許，我們可以將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教科書與21世紀經濟學教科書的差別，類比于286計算機與奔騰計算機的差別，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書，你才能學到最新的經濟學理論。

過去，中國教科書市場上很難看到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教科書，翻譯過來的教科書一般滯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國內經濟學家寫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其內容則更為陳舊，更不用說在有色眼鏡透視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學圖書市場正在發生一場革命性的變化，不僅國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時引進，而且國內經濟學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內容上與國外同步的經濟學教科書。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薦如下三本教科書：1.曼昆（N.Gregory Mankiw）著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經濟學》（Economics），2001年第17版。

這三本書都是享譽全球的經濟學大師撰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入門書，是西方大學里最流行的教科書。

曼昆是美國著名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并在MIT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兼任著名的智囊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貨幣經濟學項目主任，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顧問。他的《宏觀經濟學》是美國最暢銷的教科書之一。他是一位多產而富有創新思想的經濟學家，在多種一流學術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開創性的論文，被公認為是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經濟學界的名氣比他的年齡大得多。曼昆的《經濟學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為最暢銷的教科書，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萬美元的版稅，創下了教科書版稅的新紀錄。這本教科

書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學生導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寫的是一本學生喜歡看的經濟學教科書。與其他同類教科書相比，本書更多地強調的是經濟學原理的應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經濟學模型。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節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說明經濟學原理如何應用于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此外，作者在書中還提供了大量的“新聞摘要”，以使讀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經濟學。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兩位享譽全球的著名經濟學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獲得藝術學學士學位，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執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現為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等多種學術職務。他在產業組織、企業理論、經濟增長、反壟斷理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開創性貢獻，發表了500多篇學術論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譯成多種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MIT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自1979年以來，Blinder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1989年至1990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間，先后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Blinder發表有多種專著和學術論文，在人力資本和勞動供給、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確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國等國家最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就我所知，本書有澳大利亞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書的最大特點是敘述上的“問題導向”和“政策導向”。作者認為，學習經濟學的最好方法是“從問題到理論”，而不是相反。為此，本書的每一章都從一個具體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問題或現實問題開始，然后通過深入淺出的經濟學分析，使你走出迷霧。這樣做不僅提高了讀者讀書的興趣，而且可以加強讀者對所學內容的記憶。如果你能記住本書作者所歸納的經濟學的12個基本觀點，你將終身受益。

保羅．薩謬爾森（Paul Samuelson）是當代經濟學泰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T經濟系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在50多年的時間里，他的《經濟學》不斷再版，被翻譯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內的數十種文字，風靡全世界，是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經濟學教科書，教育和影響了數代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界領袖、新聞記者以及眾多的普通人。難怪他自豪地說：“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并不在乎誰為它寫法律，誰在為它起草條約。”薩繆爾森本人對他的《經濟學》的修訂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經濟學》沒有隨薩繆爾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繼續以主流經濟學最前沿的教科書身份暢銷全球。你現在看到的是該書的第17版。

盡管這三本教材所敘述的經濟學原理并無大的差別，但由于每個作者的個人偏好和學術風格不同，在敘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還是各有千秋。不同書中用于說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為補充，有助于加深讀者對基本理論的理解。據悉，這三本書由18位國際著名商學院的教授聯合推薦作為中國MBA及經濟學／管理學院的首選教科書。我個人學習經濟學多年，可以說是經濟學的老學生了，但現在再拿起來讀這些入門書，仍感有不少新的收獲。事實上，當我在為博士生備課時，常常要翻一翻這樣一些經濟學入門書以在理解上“溫淺而知深”，講課時深入淺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Herbert Stein說：絕大部分可用于指導公共政策的經濟學都在本科生的經濟入門教程中。我的經歷告訴我，他的話是對的。

如果你的經濟條件許可，我建議你不妨同時擁有這三本書。我的經驗是，讀三本由不同經濟學大師寫的同一類型的教科書要比讀三遍同一大師寫的同一本書收獲大。你可以從任何一本書開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對照閱讀。特別地，當你對一本書的內容難以理解時，最好看看另外兩本書上是如何寫的。你大概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歷：見過一次面的人沒有給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場合再次謀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腦海中。讀書也是如此。當然，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你買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記住我一開始說過的話：讀書最大的成本是時間而不是書價。要買好書，不要買便宜的書。

現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策了。

第二篇：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后感

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后感

首先，表明立場。我是堅定的支持自由市場主義，不贊成政府去干涉經濟發展。因為市場經濟在這數個世紀的運行和發展，已足以證明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和對資源配置的合理性。當然，就像永動機一樣，沒有完美的存在，市場經濟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從某種意義上很難根除，譬如經濟周期中出現的經濟危機。但這就像一場巨大的洗牌一樣，讓身體強壯適應市場資源配置最優的企業存活下來，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風險的，以便在下一次發展機遇中讓優勢企業更加蓬勃茁壯起來。但一旦政府摻加其中，就會變味。政府從起源來看應是全體公民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簽訂的一份契約，同意出讓部分權力以維持社會的健全運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為應有利于全體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預經濟，必然會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損失，無論受損受益的是貧富哪一方，都從政府的本質來說是不符的。

讀完張維迎教授的《反思經濟學》，給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話是：“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我想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場運行完全不需要假設，那么通過假設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場運行規律的經濟學本身就具備先天的發育不良。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我想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應是解釋現象的，而不是從某些現象中捏造理論再去套用現象。換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樓閣，從而推演出的理論也不足為信。譬如說一個商店的購買量和銷售量是可觀察到的，永遠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給量是意圖之物，只是邏輯上的概念。我們只能假設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論，但實際運用中其是否時時相等的，想必是不見得。更何況，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其應該是時時不相等才對。

因為自己讀的東西比較雜，沒有一個很清晰明確的體系。最早看比較正規的經濟學讀物是《國富論》，然后是看完張五常先生學習經歷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張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約本質》和《佃農理論》、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理論》。讀的東西很雜之后感覺經濟學是一個很龐大的體系，百家爭鳴。所以就沒有辦法很好的系統的邏輯的闡述對整個經濟學的認識。所以這個文章就是依附張維迎先生全文邏輯構造，付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開頭我們講到了經濟學的架設。我覺得張維迎先生的假設不是很正確。我理解的經濟學假設應該是這三個：1.經濟人（理性人）；2.資源的稀缺性；3.“收益遞減”規律。我不是很理解其這三個假設是從哪來的，但無論從何談起，經濟學的這三個假設應該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開敘述了。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政府干涉經濟的原因有一個是信息不對稱。他已經做了很充分的闡述了，我想從另外一個方面談談：

韓愈的《馬說》中有“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誰來判斷誰是伯樂。所以結果往往是有權力的人成為計劃者，計劃監督者和評判者。我們早先實行的計劃經濟的核心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從理論上說它沒有問題，但關鍵是沒人知道正確的比例是多少。正因為沒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確的人，所以貿然干涉市場運行，必定會產生問題。

關于經濟學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會更簡單。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過“交換”，前提是“自由”。由于資源的稀缺性，所以社會發展必然有鼓勵人們從事生產。畢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來的容易。張維迎先生談到的是亞當斯密的分工專業化產生的內生增長。但我想這應該也是一種表現，最根本的應該來自于“交換”。只要雙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滿意的進行交換，價值變產生了。因為財富并不取決于物質，而取決于人們對它的使用價值。舉個簡單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當），你去過早，買了一碗3元的熱干面。你一定是覺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熱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會去買，那么其中差價不就是新增的財富。對于店家，他一定是認為這碗熱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賣給你，這其中的差價也是新增的財富。這就是交換帶來的財富增長。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產權界定不清帶來了外部性的種種問題。我想這也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張維迎先生說“我們在公有制下，所有東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決外部性的問題更需要產權制”。我想更清楚一點闡述的話，是交換的前提是所有權，所有權的不確定，就不會出現真正的交換。就像我們的國企，我們的五大國有銀行等等。這些企業的掌門人并不擁有這些企業，他們僅僅是代管，走馬上任一番，自然不會對不屬于自己的資產上心，時時爆出的國有企業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貪污腐化啊，轉型期的國有企業廠長進行“MBO”侵占國有資產，五大行為了剝離自己不良資產成立的諸如長城、信達、東方等資產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門人不用對自身的錯誤負責的結果。而市場機制的優越處就在于它會強制那些犯錯的人承擔后果，而不會牽連消費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產權的界定不明，會使整體的國民為那些企業承受損失。

我們在來講壟斷，壟斷的形成如沒有政府的干預，便是該企業在該行業中資源配置最優的結果。我們要反對的是政府強加的壟斷而不是市場自發形成的壟斷。因為市場中的資本總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項目。一旦某個企業在某行業中獲得了壟斷地位必定收益率會上升，盡管他會設置各種進入門檻，但是資本的逐利性會不斷的侵蝕它的門檻同時逼迫他不斷提升自己技術。也就是“自由進入的行業，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可以形成持續的壟斷”。但政府一旦設置門檻，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只會使這家企業形成寡頭，從而一家獨大，然后店大欺客。打個比方，就像一個裝滿了金銀財寶的屋子，自然壟斷就像是門口裝著一扇木門，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盜鎖，但是可以采用各種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壟斷就像是沒有門，只有兩個黑面門衛，一副生人勿進的表情，你只能盯著寶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進取的胡作非為。君不見我們一汽最不要臉的口號“拿市場換技術”，然后是“人財兩空”。

再來談價格。市場的核心就是價格機制發揮其調節作用。價格是利益對立的產物，正是這種對立，是雙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價格=邊際成本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時候。所以無限制的價格是供需雙方最合適的狀態，一旦對價格進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應求都最終會導致腐敗。譬如最低工資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規定價格，但卻不能去規定企業應雇傭的人數和房東要出租的房子。

我們再來看消費。我們奉行凱恩斯主義，一直在促進消費，為了保證GDp高速增長。關于這一點，我是贊同茅于軾先生的觀點。中國經濟高增長是依賴于高儲蓄，它支撐著高投資。投資的錢最后變成了工廠、礦山、鐵路。消費的錢最終變成了垃圾，糞便。這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凱恩斯主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其儲蓄不能有效的轉化為投資，經濟周轉不靈，投資購買減少，人們收入下降，不敢消費，形成惡性循環。關鍵在于其投資意愿不足，沒有新的增長點時才鼓勵消費。但我國是產能過剩，投資意愿旺盛。沒有高達40%的儲蓄，投資的錢從何而來，一旦市場運行的資金減少，政府增加貨幣，就極有可能增加通脹的風險。所以老是在說因地制宜，借鑒，從實際出發，但是總是在照搬照套。

最后，談談經濟學近年來的新趨勢的變種，譬如“計量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這是我極其討厭的兩個分類。要闡述“計量經濟學”的問題需要很長的一個篇幅。但是我覺得“拉弗曲線”和“雷·費爾根據1912——1976年的經濟數據作了一項回歸分析，然后得出了一個如果成立就將轟動一時的方程式，該方程式可以提前預測誰會在接下來的總統競選中獲勝。你僅僅需要在方程式中輸入幾個經濟要素——通貨膨脹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等。這兩個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福利經濟學”，別的不說。我從最簡單的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簡化來看只有四種關系：“共贏、損己利人、損人利己和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最后一種是全社會應該摒棄的。我認為的福利經濟學是在創造一張大餅的基礎上如何更好的分配它，也就是在“損己利人和損人利己”兩種的糾結，但無論哪一種，其實他們的總和都沒有增加社會財富，只有共贏的狀態下才會增加財富。當然還有他們對于心理學很簡單的歸結為效用這種可計量的惡習。

寫了這么多，都很零碎。其實中心意思很簡單。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從現實中總結歸納出對資源配置的一些方法，更高層次，它是一種認識論或者方法論。而近代的經濟學卻是習慣從古典經濟學中的推理中再加入各種限定，結合各種漂亮的數學公式，然后推導出各種好看的結論。但是我覺得對更好的認識現實無益。任何一門學科都應該是幫助人們更好的認識世界。而不是企圖在空中樓閣中再建筑一個空中花園。所以經濟學的發展應在實踐經濟學中，走街頭，串巷尾。發現人們的各種選擇。當然這種思潮最近也變得越來越多，譬如我很喜歡的丹尼爾·卡內曼的行為經濟學，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與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制定有關的研究，更貼近實際。以及威廉·龐德斯通的《無價》中從受眾者心理層面分析價格機制。說到底是人在進行各種經濟活動，原來的簡單抽離“人”把它當成常量的研究可能忽視了這個重要的因素。文藝一點的結尾是：對于蒼穹之上的存在，如果我們無法確信其是否存在，我們應保持精神上的敬畏或警惕，但是現世生活里卻不做任何理會，這才是相處之道。

第三篇：張維迎：反腐敗的兩難選擇

張維迎：反腐敗的兩難選擇

張維迎2012年12月19日在經濟觀察報·2012觀察家年會

暨第二屆中國改革峰會的演講稿

未來十年對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挑戰是反腐敗。中共十八大報告說到，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亡黨亡國。民間有一種說法：“不反腐會亡國，反腐會亡黨。”當然，這個說法可能過于嚴重。我的看法是腐敗問題不解決，是可能亡黨，但是不太可能亡國。反腐敗可能亡黨，但是也可能救黨，完全取決于我們怎么樣反腐敗。

反腐敗真正的兩難選擇是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決已經發生的腐敗行為。如果我們不對過去的腐敗有一個了斷，反腐敗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過于強硬，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重則導致政府官員造反，改革也沒有辦法進行。但是，如果要了斷過去，老百姓應該不會答應。這就是兩難選擇。

我們能否走出這個兩難選擇，既取決于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也取決于普通民眾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吳思、李永忠等學者提出有條件特赦這樣一個思路，我今天講的也是對他們的一個呼應。事實上，我在十年前也談到過這個問題。

一

從宏觀上講，過去十年中國的腐敗，最重要的是兩個變化。第一個是從創造價值的腐敗走向毀滅價值的腐敗。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謂“腐敗”，很大程度上是民間從政府官員手里面贖買權利，通過這種贖買使得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來只能國有企業使用的資源，現在民營企業也可以使用，他們創造了更大的價值，推動了經濟增長。

但是，現在的腐敗已經不是這樣的腐敗，而是政府官員濫用權力尋租，特別是本來已經釋放到民間的權利又被收回，使得資源配置更沒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敗是與體制改革相關聯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釋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腐敗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而過去十年的腐敗是與體制倒退相關聯的腐敗，腐敗變得越來越嚴重，但是體制離市場化程度反而越來越遠。八九十年代的腐敗，是商賄賂官的腐敗，而過去十年的腐敗，很多已經變成了官賄賂官的腐敗，我們叫“買官賣官”。當然商業賄賂官員仍然存在，但比起買官賣官，商業賄賂可能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個是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是，腐敗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聞”各年包含“反腐敗”這個詞的文章，2003年時總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2005年 73330篇，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達861000篇。人民網上“反腐敗”的文章也有類似的增長趨勢。十六大以來，已經有70多位省部級官員落馬了，都是因為腐敗問題，或者與腐敗相關。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級干部被抓，這在歷史上、在任何一個國家也是少有的。

舉個例子，河南省交通廳先后四位廳長都因腐敗落馬，第一位落馬在1997年，查實的受賄金額是30萬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賄金額3000萬元，14年間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長率39.8%。而這個期間，中國人均GDP的名義增加率是12.9%，受賄金額的增長遠高于GDP的增長。當然，這只是一個特例，但就我觀察，這個例子也許代表了腐敗嚴重程度變化的一個基本趨勢。

新一代領導人對反腐敗非常重視，其實上一代領導人對反腐敗也非常重視。學者、政府高層先后提出很多反腐敗的措施，這些措施大體歸結起來有這樣幾條：第一，加強監督，提高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我們知道，如果100個人腐敗，只有一個人被抓住，這種威懾力很低，如果有50、60個被抓住，這樣威懾力就比較大。第二，要有新聞自由。只有有了新聞自由，才能發揮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懲罰的力度，即能夠使接受賄賂的腐敗官員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員的合法工資，也就是“高薪養廉”。現在官員之所以腐敗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名義工資，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資太低，他們不得不用額外的收入補貼自己。第五，官員財產公示。這一點最近談的比較多。第六，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員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怎么使得官員臉皮變薄一點，現在的官員臉皮太厚。第七，減少政府部門的權力。現在政府的權力太大，如果能夠減少政府的審批權，減少政府分配資源的權力，減少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權力，減少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那么，腐敗可以大大減少。第八，真正實行民主與法治。

應該說這幾個措施已經比較全面地概括了我們所能采取的反腐敗措施。如果我們是在建立一個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規模很小，又或者是現在的腐敗不是很嚴重，這些措施對于預防腐敗是有效的。但是，現在不是這樣，我們是在現有政府的基礎上進行反腐敗，有些措施即使聽起來好，實際上很難實行。比如說高薪養廉，我們有這么多的政府官員，權力又那么大，省部級官員10年已經抓了70多個，也只占官員總數的一小部分。這么龐大的政府，高薪養廉是養不起的。

這種情況下，上述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現在的腐敗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據最高檢察院的報告推算2009年縣處級官員腐敗的比例48%，廳局級干部40%，省部級33%。這個數字大家可以懷疑，但是就我的直觀判斷來講，也許有點保守，按照現在的腐敗標準，我覺得政府官員里面，能經得起查的不多。也許你沒有接受現金的賄賂，但是你收過人家一塊手表，或者接受過一幅名畫，或者買房子的時候接受過優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國外讀書的時候得到過人家的資助。所以，真正能經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間對腐敗非常痛恨，但是我覺得好像是抽象地談起來很痛恨，而具體到某一個人出問題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極大同情，說“這個人怎么這么倒霉”。其實民間的這樣一種矛盾心理，表現了人類本性中的一個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種行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數人受到懲罰，人們會認為不太公平，人們也會提高對這種行為的容忍度。

其實對于腐敗行為，真正的懲罰是兩種機制：第一種是法律的機制，第二種是聲譽的機制、輿論的機制。過去，某一個人因腐敗被抓起來了，坐牢了，這是法律的懲罰。同時，周圍的人都看不起他，這是聲譽的懲罰。但我們看到今天好像不是這樣的，一個腐敗官員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幫助他的孩子，幫助他的老婆。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現在抓起來的腐敗官員僅僅是腐敗官員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還不是腐敗最嚴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算老賬，追查到底；另一種思路是算新賬，既往不咎。當然它們的準確含義我們還可以討論。看一下算老賬所面臨的問題，過去10年的經驗證明，像現在這樣的算老賬式的反腐敗，盡管看起來力度已經很大，但是與腐敗的普遍程度、嚴重程度相比，可以說蜻蜓點水，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過去10年，反腐敗的措施并沒有真正在腐敗分子當中形成一種威懾，很多官員腐敗，就像買股票，或者買彩票一樣，碰運氣，運氣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運氣好，就逃過去了。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反腐敗可能變成權力斗爭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敗得多嚴重，而在于你是聽話還是不聽話，你是否跟對了人。這樣的話，落馬的腐敗官員其實不一定是最嚴重的腐敗官員，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敗分子。

我曾經接觸過一個案子，一個相當廉潔的官員，得罪了黨委書記，七湊八拼，湊了4萬塊，包括別人給他孩子的壓歲錢，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類似的案子其實真的不少。而且這樣一個權力斗爭博弈具有“先下手為強”的特點，先下手就變成腐敗官員的最優策略。進一步，這樣的反腐敗可能還使得腐敗更為嚴重。如同殺人滅口一樣，殺了一個人，害怕被知情的人舉報，就繼續殺人。腐敗也有類似的問題。如果錢不足以買通比你大的官員，這時候沒有人保護你，很可能落馬。但如果你行賄的金額很大，買通的人很多，這時候你反倒變得安全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現在的輿論反腐。特別是十八大以來，輿論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盡管我們現在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個人都可以變成一個媒體，對腐敗現象產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問題。一個就是可能侵害人權，因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負責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個人隱私權的問題，也可能被人利用，即變成我前面講的權力斗爭的一種工具。

我們要特別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產生的輿論暴力，因為一個人無論你干凈不干凈，一旦輿論說你不干凈，可能就是有口難辯。特別是現在的情況，因為大部分官員屁股底下都不干凈，所以沒有人愿意站出來替他人說一句公道話，只要一個人被媒體曝光，上級就趕快把他“推出去問斬”，這可能會形成一些冤假錯案。另外，有時候這樣做也違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慶“艷照門”事件，這樣一個艷照是在引誘欺騙下拍攝的，取證本身就是違法的，但是現在反腐當中已經不考慮取證程序的合法性。從長遠來講，這對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是不利的。

當然，我們可以設想更大的反腐風暴。但是，我們能大到哪兒去呢？如果我們真的搞得很大，就會形成所有官員人人自危，消極怠工，也可能形成一個腐敗官員的聯盟。因為腐敗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個官官相連的網絡，保護別人就是保護自己，所以官員很可能會聯合起來對抗反腐敗的措施，最后政府就會癱瘓。政府癱瘓時，反腐敗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更不要談改革了。

另外，官員買官賣官的錢很多也是從企業收上來的，也就是幾乎所有的腐敗追下去都與企業家這個群體有關。現在一些企業家沒有安全感，一個原因是對未來沒有信心，害怕像發生重慶那樣的所謂“打黑”，實際上是“黑打”，任意地剝奪私人財產。另一個原因是擔心算過去的老賬，包括由反腐敗牽連出來的賄賂行為。這樣導致民營企業家，甚至國有企業的官員都開始移民，沒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國經濟中投下更大的賭注，更沒有人愿意搞創新，這時候失業率就會增加，民眾的不滿又會提高。所以，這對政府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誰來反腐？如果我們承認腐敗是如此普遍，那大致來講，很可能反腐的官員本身也未必是干凈的官員，他們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為反得越深，把他們自己也牽連出來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較小，如果強行實施，也可能帶來比較大的成本。

另一種可選擇的辦法叫做不算老賬算新賬，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吳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條件的特赦。按照吳思的觀點，通過有條件的特赦，換取官員擁護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認為，如果算老賬，問題會越來越多。當然，我想他們只是提出一個基本的思路，具體措施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事實上，國際上已經有好多經驗，包括香港地區也有很多經驗，發達國家有，發展中國家也有，幾乎所有原來腐敗嚴重的國家，在反腐的過程當中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我個人的建議是，以十八大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繼續腐敗的官員新賬舊賬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說都那么很容易過關。同時，要啟動政府官員的財產公示和注冊，接著要研究超過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沒收，還是設立特別稅，交稅之后就歸他們自己。

但是，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如果你不說實話，你就應該受到懲罰。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時候只說2套，一經查實，另外8套應該全部沒收，也就是政府官員在這個時候不說真話要冒更大的風險。當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員離開政府崗位。在這樣做的時候，同時要加強我前面提到的那幾項反腐措施，包括減少政府的權力，實行新聞自由，加強輿論監督，還有更為長遠的就是建立一個法治社會和一個民主體制。當然，在政府官員的權力受到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合理的報酬也確實應該提高。

三

但是，這樣的措施面臨巨大的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化解民眾的不滿。民眾會認為這是相當不公正、不公平的，憑什么這些腐敗分子就可以輕易豁免。這種不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個挑戰是怎么使得這個政策本身變得可信。因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會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眾的理解。我們必須告訴大家反腐敗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而不是為反腐敗而反腐敗，更不是為了殺人。殺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們未來的政府仍然有像現在這樣嚴重的腐敗，那我們可以說沒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實，有條件特赦就像資不抵債的企業進入破產程序一樣，即使對債權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債務讓企業活下來，也總比拖死好。當然，我們人類有一個弱點，我們經常注意了手段，忘記了目標，就像我們賺錢一樣，本來賺錢是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們經常為了賺錢而犧牲幸福。我們反腐敗當中同樣要避免類似的問題，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們的目標。

還應該看到，過去的歷史真的相當復雜，體制不合理是腐敗現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們看到一些被抓起來的官員得到當地老百姓的同情，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真是干事兒的人，那些不干事兒的人反倒沒有被抓起來。

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進行全民大討論，因為這對中國的未來太關鍵了。必要的時候可以進行全民公決投票，像阿根廷等國家就做過這樣的措施。政府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還是不同意，我們可以規定一個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認同，我們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認同，我們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有周全的設計，政策在實行1~2年之后，民眾就會認識到它的好處。當老百姓看到腐敗現象大大減少，政府服務大大改進的時候，他們就會更能夠理解這樣一個政策的好處。當然，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可信性問題怎么解決？靠政府出一個紅頭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變，經過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其可信度還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紅頭文件。所以，我建議可以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證這樣一個政策的可信性。同時也可以搞試點，可以選擇幾個縣，或者幾個市，取得經驗，再在全國推開。

這樣一種有條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為“理性的寬恕”。寬恕是我們人類具有的偉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講贖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國人也有寬恕的文化。但是，我說它是理性的寬恕，不是無原則的寬恕，不是為寬恕而寬恕，不是為顯示寬宏大量而寬恕。理性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時候必須超脫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須學會換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慮我們的主觀愿望。理性也要求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應該過多地糾纏于歷史的舊賬。

南非圖圖大主教在曼德拉當選總統以后，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我在這兒加上一句話：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如果我們不能夠理性地處理我們現在面臨的腐敗問題，如果中國的反腐敗不能走出我剛才講的那樣一個兩難選擇，我們將被持久地鎖定在腐敗陷阱當中不能自拔，中國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

第四篇：張維迎：以人文經濟學開啟新啟蒙運動

張維迎：以人文經濟學開啟新啟蒙運動

來源:河南亦銳營銷策劃 本文是張維迎2012年12月29日在人文經濟學會成立典禮上的講話。人文經濟學會由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發起于2012年7月，旨在推廣人文經濟學，促進人文經濟學的研究、交流與應用。

目前共有茅于軾、張維迎、陳志武、王巍、陳浩武、胡釋之、岑科、傅小永、劉業進、雒亞龍、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員。本文由人文經濟學會授權FT中文網刊發。

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見到茅老師，他就給我講數理經濟學，今天他給大家講人文經濟學。我不想太細評論他的觀點，因為他的好多觀點我都很贊同。有時候，他的好多觀點，包括在座聽眾不一定聽得特別明白。

但從我三十年的跟茅老師交往的經驗來看，他的好多觀點非常深刻，有些是自己悟出來的，不是借鑒別人的東西，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點。

我把茅老師講人文經濟學和發起人文經濟學會理解為中國新的啟蒙運動的開始。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茅老師越來越走向人文經濟學以后，我感到經濟學是研究人與人之間怎么更好地合作。當然這也不是什么新問題，人類有史以來都在探討這個。

從思想角度看，人類有兩個500年對這個問題的貢獻最大，當然了，這遠遠超出了我們經濟學范疇。第一個500年就是公元前500年開始的所謂軸心時代，從孔子到耶穌，那個時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另一個500年是從17世紀的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

第一個500年，先知研究人怎么更好合作、怎么幸福，更多強調心，強調怎么改造人的心。第二個500年換了一個角度，強調人的行為，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第一個500年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大的人物，但是很遺憾，第二個500年東方沒有貢獻，或者有，但是跟西方的套路不一樣，我們沒有走向理性、自由、民主這樣的層面。

我們看一下，在100多年前中國就開始啟蒙，非常遺憾，100年前特別是20世紀以后啟蒙就開始中斷了。我感覺對于西方啟蒙時代的一些思想，今天中國人的了解比100年前的中國人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樣，好比慈禧太后對憲政的理解就比現在很多人深刻。她說為什么要搞預備立憲？她說這是普世價值，如果中國不搞預備立憲，全世界人不把我們當正常的國家看。

我希望人文經濟學會的成立是中國新的啟蒙運動的開始。其實我們在三十年前就開啟過一次，但是也就幾年時間就被中斷了，從此以后沒有了。今年領導換屆，預示中國有新的啟蒙時代。

我覺得人類進步就是少數、可以數得出來的幾十個思想家創造的。在過去200年，對人類進步最大的是關于市場的理念，它的力量推動社會進步。亞當·斯密不是經濟學家，它是倫理

哲學家。過去認為一個人干事為了自己肯定是壞事，亞當·斯密第一個系統證明一個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為社會帶來價值，這就是我們講的“看不見的手”的價值。

這里我要特別強調一下，亞當·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被一些人認為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一樣，甚至相反的。我們要真正理解道德情操是什么東西，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亞當-斯密如此強調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怎么使一個人的利己之心變成利人之行。然后導致人類的合作，給我們人類帶來共同的進步。

亞當·斯密特別強調同情心，人無論多么自私，天性當中都有關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別人生活得快樂，自己也會感到愉悅。亞當·斯密還講同情心是以自我中心為基礎，以自我為中心不一定是自私的。亞當·斯密講的例子就是，人最同情的是自己，其次同情和你生活在一塊的兄弟姐妹、兒女父母，離你距離越遠同情心越弱。

他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設想一下假如中華帝國數億人被一場地震所吞沒，遠在歐洲的一個富人、一個企業家會有什么感覺？他可能感覺悲傷、憐憫，他不能忍受數億人突然間沒了，但是做完這些事以后他該做生意還是做生意，晚上睡覺還是正常。但是同樣一個人，如果想到明天早上手指頭會被人剁掉，他可能一晚上都沒法入睡。

所以亞當·斯密認為人類進步需要好多人協作，而一個人窮盡一生也交不了幾個朋友，人類隨時隨地需要別人幫助，但是僅僅靠仁慈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有名的一句話是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廚師、釀酒師或面包師的仁慈，而是出于他們的自利，我們不要討論他們的人道，而是要討論他們的自愛，不是對他們講我們需要什么，而是要講什么對他們好。”

我想這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200年之后證明這樣的思想仍然是我們人類為了幸福、更好地合作必須堅守的思想。我們中國現在改革出現很多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沒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市場。

當然像亞當·斯密這么偉大的思想，中國的古人2000多年前就有，像我的陜西老鄉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面就講到過。當然了，它不是嚴謹的科學論述，但他講到了基本的自由競爭如何導致財富的增加。

茅老師剛才講得非常透，我們經濟學走到數理經濟學的時候，把物質財富當成人類幸福的唯一度量，這個是錯誤的。人類有好多需要，包括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

任何政府處罰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剝奪他的自由，由此可見自由是多么寶貴。只有市場才能保護自由，當然也只有自由才能保證市場。其實自由和市場完全是一回事。也只有市場，能夠我們讓每個人獨立，讓我們有自尊，茅老師剛才講的貨幣可以買到一切，包含著這樣的意思。

經濟學也受到好多人文學科的誤解，所以今天這兩個放在一塊蠻有意思。因為人文學者大部分都會對經濟學家不齒，經常會諷刺經濟學家。我要特別談到一點，理性人或者說自利人這個假設是多么的重要，有些人看到社會的道德墮落，就說你們經濟學家作這樣的假設，就讓人自私，所以社會就變成了這樣，這是完全錯誤的。經濟學家的這個自私假設，是為了更好推進

人類的合作。事實上證明也是這樣。凡是按照亞當·斯密的思想搞市場經濟的國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準就高，凡是不按照亞當-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場經濟國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較差，道德水準就差。比如中國和美國。

人類好多的災難，為什么好人不干好事？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把人假定得太好了，結果我們都變成壞人，反倒如果我們都把人假定為壞人的話也可能都變成好人。看看我們的皇帝，我們過去假定皇帝是圣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早就假定皇帝是自私的，他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員也是貪婪的，那么我們早就走進民主制度了，那我們就不至于經歷這么多災難，包括文革災難、大躍進的災難。我們搞市場經濟，不可能有大躍進，不可能吃大鍋飯，也不可能有文革，所以市場本身就是一種人文。所以茅老師強調的這點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們經濟學家需要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尤其是當我們按照數學方式處理問題的時候，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依賴于本身，而依賴于數學上怎么處理，凡是數學上不能處理的東西假定它不存在，這個是要命的。所以很多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得到的結論是錯誤的，錯就錯在它的假設完全不現實；錯就錯在，本來是為了證明市場有效的經濟學理論，結果卻玷污市場的名聲。如今很多經濟學家講的“市場失敗”其實不是市場失敗，而是市場理論的失敗，我們卻認為是市場本身的失敗。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經濟學家也要不斷地反思。

最后我用簡單的例子，告訴大家人文經濟學應該考慮什么。有一個經濟學家開車出去旅游的時候迷路了，然后他找到一個農場主，問農場主路怎么走？農場主很客氣地告訴他路怎么走。經濟學家為了顯擺自己的知識，說我打一個賭，十秒鐘內數你有多少羊。

農場主說，不可能，如果數對了我送你一只羊。經濟學家說你有783只羊，農場主很驚訝，只好說這么多羊你挑吧。經濟學家挑了一只準備上車的時候，農場主說等一下，我也跟你打一下賭，我能猜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猜著了我的東西你放回，經濟學家說沒有問題。農場主說，你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說，你怎么知道我是經濟學家？農場主說，你數是數對了，但是你抱走的是我家的狗不是羊。

第五篇：2011夏季達沃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新浪財經訊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主持人田薇：很長的單子，最重要的問題，郭先生也談到了，張教授請您解讀一下，這么多的任務，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這些任務似乎又是枝纏盤結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個突破點？

張維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簡單評論幾句，他講到教育，講得非常中肯，整個幾十年的教育是失敗的。這個失敗，教育作為培養人，培養自主有創造性的人沒有注意，培養有道德的人沒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學校都取消了，包括連小學、大學全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水平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會大大提升。這一點一直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大家在說假話，這個實際上影響到我們的國民素質，現在講到我們的很多企業，學校的信任沒有的時候，沒有真正反思這個問題。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曉強主任的觀點一樣。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歷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當然現在對它給予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國的體制下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仍然是政府在主導經濟的發展。

針對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需要講。第一個，我自己多次談到，我們用的擴大內需是一個錯誤的概念，我們真正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因為擴大內需，經常會倒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起來。而中國經濟真正發展需要開放市場，開放市場要靠企業家精神，這個企業家精神是政府給不了的，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給不了的。與此相關，需要創新，需要產業升級，需要創新，從歷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創新的，我們很多產業政策實際上導致的后面變成尋租的政策，我們給某一個產。某一個技術有一些優惠，很多人編項目，編完以后，從我們國家政府那領了一大筆錢，幾千萬，幾個億，去干別的事。大家去調查，非常普遍的。

產業升級也是這樣，我們叫喚多少年產業升級為什么做不起來？是我們沒有真正依靠市場，依靠競爭。什么時候升級？這些企業生存不下去的時候，現有資產生存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升級。當然，要給它長遠積極性，如果對未來，對明年、后年沒有抱有希望，它也不會去升級。所有這些東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十二五”規劃看硬指標多，而真正的改革這方面有強調，但是沒措施。這是比較遺憾的一點。

主持人田薇：特別為今天到來的國際上的朋友解釋一下，張教授在中國是非常著名的對市場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剛才的話。您剛才講的五年計劃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個法國朋友，他跟我說，因為法國從十多年前他們自己的五年計劃就取消了，他說你們中國有五年計劃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個計劃來進行基礎建設，我們國家現在沒有了。當然他并不代表法國政府的態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是在我們給大家提問的時間之前，還是請允許我最后問一個問題給張教授和王總編。一位從經濟角度，一位從社會角度，昨天總理說了一句話，他說“如果通貨膨脹同貪污腐敗結合在一起，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無論是中國民眾還是國際社會都是非常關注中國的話題，兩位從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計劃相結合，非常簡單地說一下。

張維迎：這個問題留給波明。剛才說到責任，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責任是改革自己的體制，給中國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從全世界和人類共同角度來講始終是重大的憂患。要改革，機構的問題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國家體改委，目的是改革計委，改掉計委，到1998年體改委改成體改辦，2003年，體改委反到

被計委吃掉了，就是現在的發改委。自體改委消失之后，中國的改革速度大大減緩，最后停滯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要真正啟動改革，恢復一個體改委或者類似體改委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體改委在那個時候不是體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聰明，多么地積極，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經過體改委認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領導的批準。現在的情況是任何一個部門提出一個方案，沒有任何的跟它辯論的機關，沒有一個駁回的機關，這樣的話名義上進行了改革，各部門經常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上干著反改革的勾當。這個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觀點，我已經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話，要中國啟動改革，就要恢復類似體改委這樣的組織。同時現在發改委的權利真的太大了，對發改委本身也不好。提問：你好，我是來自中國報道的記者，我叫孫玲(音)。

現在經濟衰落情況下，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很大，現在在生產成本提高、貸款很難的情況下，發改委和銀行將會有哪些措施激發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謝謝！

張維迎：我再補充一點，大家只看到大與小，中國很多是國與民，中國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它們貸款難不僅因為他們小，或因為他們中，而是還因為他們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國有企業都變成民營企業，我想中小企業貸款的難度就會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國也有中小企業貸款難度？

張維迎：是這樣，但是不像中國這么難。

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日-16日在大連舉行。作為本屆達沃斯的參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學界人士，論壇期間，他屢屢以驚人之語闡述市場經濟理念。

也許這些言論對于張維迎這樣一位精通市場經濟精髓的人來說屬于基本常識，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各國政府通過救市等措施不斷的擴展自己權力，凱恩斯主義重新盛行，國內經濟面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張維迎的如此不遺余力的頻頻發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目前狀況的焦慮。

本報對張維迎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上的言論做了部分摘錄，以饗讀者。

很多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繼續搞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土地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真正保證農民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滿了強盜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利益。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

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進行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并非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國進民退。1929年大蕭條與2009年危機都導致了政府干預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市場力量加強，因為當時大家正確認識到危機發生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

西方國家與中國一樣，都面臨并需要反思監管過度的問題。美國政府對市場最大的干預是中央銀行制度，政府對貨幣壟斷。監管過度的表現往往就是監管不足，因為監管過度就會導致各種問題，大眾就會認為出現問題的原因是監管不足，一個監管會創造出另一個監管的需要。

溫總理所說“中國已是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他說的是未來的希望。

發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主體地位，邏輯上是矛盾的，但非邏輯的力量有時候更強大。

如果國有企業繼續這樣龐大下去，中小企業就沒有出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在去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中國經濟會有更大麻煩。

將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阻力一個是利益問題，一個是認識問題，其實從國有部門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中國還有一個阻力，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現在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過度刺激政策導致。

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情況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個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間借貸對中國經濟的作用總體是正面的。民間借貸出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管得過死，如果政府能夠放松對金融的控制，允許自由行辦銀行和自由簽訂合同，地下錢莊就會消失。

關于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內外失衡、通脹明顯的問題，我的方法是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