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達沃斯張維迎精彩語錄

達沃斯張維迎精彩語錄

者按：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日-16日在大連舉行。作為本屆達沃斯的參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學界人士，論壇期間，他屢屢以驚人之語向觀眾闡述市場經濟理念。

也許這些言論對于張維迎這樣一位精通市場經濟精髓的人來說屬于基本常識，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各國政府通過救市等措施不斷的擴展自己權力，凱恩斯主義重新盛行，國內經濟面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張維迎的如此不遺余力的頻頻發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目前狀況的焦慮。

鳳凰網財經對張維迎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上的言論做了部分摘錄，以饗讀者。

最犀利

1)國企私有化只有一個政治決策問題，如果下定決心解決它，沒有什么困難。

2)很多的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繼續搞計劃經濟，很多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3)土地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真正保證農民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滿了需要強盜的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4)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利益。

5)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

6)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7)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關于政府與市場

01)并非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國進民退。1929年大簫條與2009年危機都導致了政府干預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市場力量加強，因為當時大家正確認識到危機發生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

02)政府和市場本身不應該在一個平面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本身應該靠個人的自由和創造性，政府應該做的是如何保護這種自由和創造性，而不是去簡單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一般來講，私人產品應該是個人做的事，公共產品應該盡量利用市場的力量。政府沒有權利剝奪個人的自由。

03)除了政府，沒有誰能消滅市場。但從長遠看，如果消滅市場，對政府也沒什么好處。

04)西方國家與中國一樣，都面臨并需要反思監管過度的問題。美國政府對市場最大的干預是中央銀行制度，政府對貨幣壟斷。監管過度的表現往往就是監管不足，因為監管過度就會導致各種問題，大眾就會認為出現問題的原因是監管不足，一個監管會創造出另一個監管的需要。

05)凱恩斯主義是滿足政客短期的需要，但有長期的副作用。

06)在全世界大的經濟體中，美國可以說是最接近市場經濟的國家。

關于中國經濟

01)溫總理所說“中國已是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他說的是未來的希望。

02)發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主體地位，邏輯上是矛盾的，但非邏輯的力量有時候更強大。03)如果國有企業繼續這樣龐大下去，中小企業就沒有出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在去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中國經濟會有更大麻煩。

04)國有企業如何不龐大。國企私有化只是一個政治決策問題，辦法很簡單，如果一旦下定決心解決它，沒有什么困難。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股票都在市場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這些股份轉讓出去，包括分給老百姓。

05)將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阻力一個是利益問題，一個是認識問題，其實從國有部門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中國還有一個阻力，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06)我們需要有正確的理念。真正決定我們未來的，是我們的理念，不是政府本身。其實很多的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搞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07)土地應該私有化，土地的交易應該完全按照市場邏輯去做，這樣也可以真正保證農民的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當中，充滿了需要強盜的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08)關于中國龐大的國有部門在國際大環境下保護中國主權利益的作用，其實很多情況下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的利益。有一些謀私利的人常常會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而老百姓很容易被蒙蔽。

09)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如果消除了這些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市場的收入差距會大大減少，不可能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10)現在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過度刺激政策導致。

11)在過去十來年中，中部和西部發展非常快，甚至比東部還快。它們的發展要靠企業家精神和市場力量。其實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12)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情況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個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13)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關于金融市場

01)民間借貸對中國經濟的作用總體是正面的。民間借貸出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管得過死，如果政府能夠放松對金融的控制，允許自由行辦銀行和自由簽訂合同，地下錢莊就會消失。

02)關于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內外失衡、通脹明顯的問題，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03)匯率的自由浮動和外匯交易的自由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他

01)現在的政府決策，與知識分子的意見，在兩個不同平面上運行。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互不搭界。

02)中國整個幾十年的教育是失敗的。如果所有學校取消了，包括連小學大學全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會大大提升。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大家在說假話，影響到國民素質。

第二篇：2011夏季達沃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新浪財經訊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主持人田薇：很長的單子，最重要的問題，郭先生也談到了，張教授請您解讀一下，這么多的任務，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這些任務似乎又是枝纏盤結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個突破點？

張維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簡單評論幾句，他講到教育，講得非常中肯，整個幾十年的教育是失敗的。這個失敗，教育作為培養人，培養自主有創造性的人沒有注意，培養有道德的人沒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學校都取消了，包括連小學、大學全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水平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會大大提升。這一點一直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大家在說假話，這個實際上影響到我們的國民素質，現在講到我們的很多企業，學校的信任沒有的時候，沒有真正反思這個問題。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曉強主任的觀點一樣。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歷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當然現在對它給予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國的體制下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仍然是政府在主導經濟的發展。

針對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需要講。第一個，我自己多次談到，我們用的擴大內需是一個錯誤的概念，我們真正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因為擴大內需，經常會倒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起來。而中國經濟真正發展需要開放市場，開放市場要靠企業家精神，這個企業家精神是政府給不了的，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給不了的。與此相關，需要創新，需要產業升級，需要創新，從歷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創新的，我們很多產業政策實際上導致的后面變成尋租的政策，我們給某一個產。某一個技術有一些優惠，很多人編項目，編完以后，從我們國家政府那領了一大筆錢，幾千萬，幾個億，去干別的事。大家去調查，非常普遍的。

產業升級也是這樣，我們叫喚多少年產業升級為什么做不起來？是我們沒有真正依靠市場，依靠競爭。什么時候升級？這些企業生存不下去的時候，現有資產生存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升級。當然，要給它長遠積極性，如果對未來，對明年、后年沒有抱有希望，它也不會去升級。所有這些東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十二五”規劃看硬指標多，而真正的改革這方面有強調，但是沒措施。這是比較遺憾的一點。

主持人田薇：特別為今天到來的國際上的朋友解釋一下，張教授在中國是非常著名的對市場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剛才的話。您剛才講的五年計劃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個法國朋友，他跟我說，因為法國從十多年前他們自己的五年計劃就取消了，他說你們中國有五年計劃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個計劃來進行基礎建設，我們國家現在沒有了。當然他并不代表法國政府的態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是在我們給大家提問的時間之前，還是請允許我最后問一個問題給張教授和王總編。一位從經濟角度，一位從社會角度，昨天總理說了一句話，他說“如果通貨膨脹同貪污腐敗結合在一起，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無論是中國民眾還是國際社會都是非常關注中國的話題，兩位從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計劃相結合，非常簡單地說一下。

張維迎：這個問題留給波明。剛才說到責任，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責任是改革自己的體制，給中國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從全世界和人類共同角度來講始終是重大的憂患。要改革，機構的問題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國家體改委，目的是改革計委，改掉計委，到1998年體改委改成體改辦，2003年，體改委反到

被計委吃掉了，就是現在的發改委。自體改委消失之后，中國的改革速度大大減緩，最后停滯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要真正啟動改革，恢復一個體改委或者類似體改委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體改委在那個時候不是體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聰明，多么地積極，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經過體改委認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領導的批準。現在的情況是任何一個部門提出一個方案，沒有任何的跟它辯論的機關，沒有一個駁回的機關，這樣的話名義上進行了改革，各部門經常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上干著反改革的勾當。這個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觀點，我已經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話，要中國啟動改革，就要恢復類似體改委這樣的組織。同時現在發改委的權利真的太大了，對發改委本身也不好。提問：你好，我是來自中國報道的記者，我叫孫玲(音)。

現在經濟衰落情況下，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很大，現在在生產成本提高、貸款很難的情況下，發改委和銀行將會有哪些措施激發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謝謝！

張維迎：我再補充一點，大家只看到大與小，中國很多是國與民，中國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它們貸款難不僅因為他們小，或因為他們中，而是還因為他們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國有企業都變成民營企業，我想中小企業貸款的難度就會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國也有中小企業貸款難度？

張維迎：是這樣，但是不像中國這么難。

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日-16日在大連舉行。作為本屆達沃斯的參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學界人士，論壇期間，他屢屢以驚人之語闡述市場經濟理念。

也許這些言論對于張維迎這樣一位精通市場經濟精髓的人來說屬于基本常識，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各國政府通過救市等措施不斷的擴展自己權力，凱恩斯主義重新盛行，國內經濟面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張維迎的如此不遺余力的頻頻發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目前狀況的焦慮。

本報對張維迎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上的言論做了部分摘錄，以饗讀者。

很多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繼續搞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土地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真正保證農民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滿了強盜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利益。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

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進行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并非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國進民退。1929年大蕭條與2009年危機都導致了政府干預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市場力量加強，因為當時大家正確認識到危機發生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

西方國家與中國一樣，都面臨并需要反思監管過度的問題。美國政府對市場最大的干預是中央銀行制度，政府對貨幣壟斷。監管過度的表現往往就是監管不足，因為監管過度就會導致各種問題，大眾就會認為出現問題的原因是監管不足，一個監管會創造出另一個監管的需要。

溫總理所說“中國已是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他說的是未來的希望。

發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主體地位，邏輯上是矛盾的，但非邏輯的力量有時候更強大。

如果國有企業繼續這樣龐大下去，中小企業就沒有出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在去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中國經濟會有更大麻煩。

將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阻力一個是利益問題，一個是認識問題，其實從國有部門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中國還有一個阻力，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現在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過度刺激政策導致。

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情況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個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間借貸對中國經濟的作用總體是正面的。民間借貸出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管得過死，如果政府能夠放松對金融的控制，允許自由行辦銀行和自由簽訂合同，地下錢莊就會消失。

關于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內外失衡、通脹明顯的問題，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第三篇：張維迎談金融危機

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8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8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時犯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工業的波動遠遠大于消費資料的波動。這兩個特點也是所有經濟蕭條的主要的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事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危機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人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

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經濟學家很多也有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中對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的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會發生很大的不同。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

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Wlliam White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的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無論那方面，都與“看得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了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卻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帳。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

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

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

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

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

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

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

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

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他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四篇：張維迎談創新

張維迎：自由競爭與產權保護對創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亞洲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騰訊財經對論壇進行全程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稱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當張維迎被問到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時，張維迎預測在目前體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為張維迎發言實錄：

張維迎：我沒有多大的分歧。我覺得盡管中國有個別企業有創新，但是整體來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夠。主要的因素是我們的體制，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 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政府不應該關心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事，政府關心創新就會制定很多政策，壓制住企業的激勵機制。中國制定很多產業政策，給很多補貼，使很多企業學壞了，他就整天想辦法申請政府補貼，并不真正的創新。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中國需要使得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一般來講創新是一個沒法預測的，現在很多產業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準哪一種創新有前途。

沒有任何一種創新特別是重大創新是一般人看出來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險，最后由市場說了算，這才叫創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東西，不能叫創新。創新是高度不確定，只能留給市場，政府任何的干預只能導致人們去尋租，特別在中國的情況下，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好多對未來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他們更喜歡套利，賺短平快的錢，我不是否定高總，我們確實有些企業很優秀，但是總體而言，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覺得考慮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們現在民營企業方面，我們看一下中國最優秀的人聚集在哪一個行業？比如房地產行業聚集了很多中國優秀企業家，我指他們素質很優秀。他為什么要到房地產行業來？其實很簡單，中國房地產行業里面利潤是比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的大量利潤流向金融行業，像去年幾家銀行利潤就達到上市公司將近一半，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導致的，這就一定會扭曲企業家創新激勵機制，不利于創新。

其實創新很簡單，給人資源，給每個企業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壞了就完蛋了。

利潤他拿，風險他擔，我們這樣就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問五位嘉賓這樣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預測2020、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們今晚晚 上討論主題有關的，我問各位您認為需要多少年，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還是需要1000年。大家給一個數字，不需要解釋。跟美

國一樣成為創新大國。

陳志武：跟張維迎差不多的判斷吧。但是有一點，在目前體制下我覺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張維迎：我估計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請問你能活多少年？

張維迎：我活著的時候沒戲。

第五篇：聽張維迎教授

聽張維迎教授《中國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前景》講座的分享

本人心得，轉載請說明。

前幾天就收到學會王老師的短信，告知張維迎教授要回西安做報告，作為西大的校友，自然是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一定要前去聆聽。于是周末早早起來，直奔丈八賓館，到了禮堂一看，座無虛席，看來慕名前來的聽眾不少啊。

作為曾經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現在的經濟學家，身份的轉變很是令人羨慕的。意味著從體制內的官轉變為可以自由做學問的學者，中國太缺少這樣的自由職業經濟學家了。人作為社會的人，不可能脫離其經濟基礎，所以如果是體制內的教授，與在一定程度上脫離體制約束的學者而言，所談的看法必定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張教授談到中國的政治家與官僚是兩類人，那么目前中國的改革到了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而當官與做事完全是兩個概念。

如果說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也應該很清楚的意識到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下來改革的深入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不改革，那么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就值得懷疑。因此，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個人，都應該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做好迎接改革的思想準備。所謂的既得利益者更應該意識到這一點，積極轉變思路，使自己在下一改革里能夠充當起領導者的角色，從而更好的穩定自己的既得利益。

思想的火花閃爍在禮堂，不由得想起10幾年前上大學時，老師就在講的權利的尋租現象，現在我們還在呼吁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可見改革的道路有多么漫長，時間這把利劍也無法快快削掉前進的肌瘤和障礙。

回來在車上，我們還在討論這個話題，老公忽然給出一個觀點，其實中國35年的改革成果就是對農民的成功改革。從最初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允許農民脫離土地進城打工，把8億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成為低廉的勞動力，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做出了極大額的貢獻。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了大批有才能的人，抓住改革的機遇先富起來了，例如王石、史玉柱等。

下一輪額改革肯定要對經濟降溫，也就是說10年內維持7%的增長速度，保證既有經濟改革的成果，而在政治體制上會加大私有化的步伐，鞏固執政黨的地位。

期待祖國的繁榮，期待民主的昌盛，期待法治的健全，期待你我的財產界定更清晰。與各位分享講座和我自己的部分觀點，歡迎質疑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