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維迎：國企改革面臨的真問題

張維迎：國企改革面臨的真問題

【2007.01.02 09:43】 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岑科

這個問題最終指向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國企利潤或政府財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國有資產最大化，而應該是使社會利益最大化。

從入不敷出的困難戶，逐漸變成財大氣粗的富翁，或許是過去十年間國有企業整體形象轉變的最佳寫照。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人們對國有企業最常用的描述是“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持平”；與之緊密相隨的口號是“搞活”、“挽救”、“脫困”。而到了今天，再談到國有企業時，討論最多的話題變成了“高薪”、“暴利”、“分紅”。

2006年3月，“兩會”期間，一場關于國有企業海外上市是否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成為財經媒體關注的焦點；2006年6月，一則聲稱電力公司抄表工年薪高達十萬的報道把壟斷國企的高工資問題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并最終導致了限制部分國企行業工資政策的出臺；2006年12月，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表示，國有企業將從2007年開始重新進行分紅，也使對這一問題的種種猜測有了最終的定論。

為了對2006年國有企業的熱點話題進行梳理，并通過這些話題探討新形勢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路徑，《新青年·權衡》（以下簡稱《權衡》）雜志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進行了采訪。

《權衡》 ：您過去的研究認為，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并且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無法生存的。但最近兩年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國有企業的利潤越來越多，并且活得越來越“滋潤”，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張維迎：舉個例子，一個家里面有弟兄五個，如果全是懶漢——或者四個人是懶漢、一個人干活，那么這個家肯定撐不下去。如果這個家里有一個懶漢，其他四個都辛苦干活，這個家不會有問題；而且很可能四個勤快的兄弟在外邊賺了錢，把錢交給父母，那么在家里呆著的懶漢比誰都過得好。中國經濟的活力，主要來自民營企業在競爭行業的發展。換句話說，民營企業主要分布在經濟的下游產業，國有企業主要在上游。凡是在下游競爭產業的國企都活不下去，大部分民營企業也活得很辛苦。但是在下游的民營企業發展起來以后，對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電力、電信、運輸等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這些行業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所以國有企業活得很好。

這就是為什么我常說，壟斷國企是一種全員尋租——尋租的人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頭頭腦腦”，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壟斷租金。例如石油公司、電力公司、電信公司工人的工資比其他競爭性行業要高得多，就是壟斷行業全員尋租的證明。當然這是體制問題，誰去做都一樣。我們不應該把扳子打在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身上。

《權衡》 ：對壟斷國企的高工資，公眾意見很大，所以政府部門已經發文件或采取措施進行限制，你對這種政策的前景怎么看？

張維迎：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應該根據個人的生產率支付工資，對生產率越高的員工支付工資越高。壟斷國企的平均工資水平過高是一個問題，但還有一個問題是“大鍋飯”嚴重，內部差距過小。平均水平過高能留住一些能干的人，但不能干的人也搭了便車，就像報上說的一個抄電表的工人一年也能掙很多錢。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兩方面都要考慮：既要降低平均工資，又要根據生產率拉開工資差距。否則就會出現另一種不好的結局：能干的人跑了，庸人和懶人越來越多。

《權衡》 ：最近國資委已經表態，2007年國有企業將重新向國家上繳利潤，這樣的變化會不會強化壟斷企業的合法性？因為既然壟斷企業向國家分紅了，其壟斷行為似乎就無可厚非了。

張維迎：就目前來說，壟斷行業的留利是多了，也很難保證資金的合理使用。問題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政府，利潤上繳相當于增加了財政收入，政府是否應該考慮在其他方面相應地減免稅收？如果不相應地減稅，可否考慮把上繳的利潤作為特別基金（如國民教育基金、醫療保障基金等）使用？如果不統籌考慮這些問題，上繳的利潤可能又浪費掉了！

這個問題最終指向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國企利潤或政府財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國有資產最大化，而應該是使社會利益最大化。如果要使國有資產最大化，政府可以在好多領域與民爭利。與民爭利的嚴重后果不是一塊錢從私營企業的收入變成了政府的收入，而是政府為了增加這一塊錢的收入，可能減少整個經濟五塊錢的產出，使社會福利的蛋糕變小。這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效果。

說到底，在轉軌經濟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業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會的管理者，就會存在深刻的角色沖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壟斷性的權力，來謀取它作為所有者的利益。這方面我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前幾年中國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在一些基礎性的產業進行投資，但這兩年有很大的收縮。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門以治理產能過剩的名義抬高了投資門檻，使民營企業有好多事情沒法再做。

總之，解決壟斷利潤最有效的辦法是引入競爭，讓消費者受益，而不是怎么分配利潤。《權衡》 ：您認為如何才能改變目前的狀況？

張維迎：這涉及到國有企業與政府職能轉變的相互關系。一方面，政府職能不轉變，國企壟斷的問題不可能解決。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問題不解決，政府的職能也很難轉變。

從企業改革方面看，中國走到今天這一步，我覺得可以參考英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國有企業改造的模式。簡單地說，政府不是給你分股，而是確定一個合適的價格，把國有企業的股份按一定的比例賣給老百姓。也可以考慮把公用事業的用戶變成股東，這是我幾年前提出的一個建議。

十年、二十年前，中國不可能考慮這種辦法。一是有市場環境和意識形態的限制；二是老百姓也沒有這么多錢。現在不一樣了，老百姓的儲蓄那么高，并且很多大國企已經部分或全部上市了，政府要做的無非是把手里的股份不斷釋放出去：一部分賣給所謂戰略投資者，另一部分賣給老百姓。

《權衡》 ：按你的說法，國有企業到海外上市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大型國企到海外上市是把壟斷利潤送給了外國人，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張維迎：中國的好多事情是“假戲真唱”，“歪打正著”。像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海外上市，短期內不一定能改變很多東西，但是長期來講，是往正確的方向走。

上市的國有企業，雖然董事會還是由政府主導，但政府決策的時候不能毫無名目地亂來，行政干預不會像原來那么理直氣壯。另外，上市以后，國有企業會受到資本市場的約束。如果你表現不好，外部股東就賣股票，股票下跌會對你產生壓力。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或多或少會因此得到改善。

至于壟斷國企在海外上市的受益者，要作全面的分析。如果把上市看作一種資產交易，這個過程是雙方得益的。假如上市前企業資產價值是1個億，上市之后通過治理結構的改善，企業資產升值到2個億；人家可能是花 1.5億買走的，那么上市的過程是你賺了5000萬，他也賺了5000萬。

當然，我更主張應該給中國投資者更多的公平機會，即讓壟斷國企在國內也上市，同時允許中國老百姓到海外股票市場去投資。有了這樣公平交易的環境，就不存在中國人和外國人誰占誰的便宜的問題了。有人敢投資，有人不敢投資；有人投資中國企業，有人投資美國企業；有人賺錢，有人賠錢......無論如何，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權衡》 ：對于打破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而言，海外上市是好事還是壞事？有人認為，政府出于維持股價的考慮，更傾向于保護海外上市國企的壟斷地位。

張維迎：我覺得這兩件事沒有確切的因果關系。在推動改革的時候，有些事情不一定有嚴格的次序，也很難按照理想的設計按部就班地進行，往往是哪個容易先推哪個。如果說國有企業賣出股份就會阻礙開放市場，那么理論上應該先開放市場。但我沒有覺得賣出股份就不能開放市場。一切都是事在人為！原載:新青年·權衡

第二篇：國企改革所面臨的問題

國企改革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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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進入新世紀，國企改革仍面臨很多問題，下面列舉以下六大問題，有待逐步解決。

一、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以外的國有企業脫困問題突出，難度很大三年改革和脫困目標的實現，指的主要是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一般不包括國有非工業企 業和國有小型工業企業。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 的為6599戶，占39.1%。當時說的要擺脫困境的就是這6599戶。而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只占 全部國有企業的一小部分。據財政部相關資料，1998年底，全國國有企業（不含國有金融企 業）共23.8萬戶。可見，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占國有企業的比重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脫困 的范圍有限，絕大部分國有企業脫困問題沒有解決。

國有企業脫困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企業經營陷于困境，虧損嚴重，生產經營不能正常運 轉，工資發不出去，人心渙散，企業改革肯定很難深入下去，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很難順利進 行，甚至會影響社會的穩定。當然，企業可以圍繞脫困搞一些改革，但是，大量陷于困境的 國有企業，企業負債率高（不少企業已超過100%）、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技術落后又缺乏技 改資金等，都是企業很難自己解決的。這需要政府的援助、政策的支持。有些脫困，比如該 破產關閉的企業按正常程序退出市場，職工得到妥善安置，本身就是改革的內容。可見，脫 困和改革是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

二、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改組國有企業的任務還很重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進展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認識不統一，思想 障礙大。有些人經常揮舞“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失大帽子嚇唬人，使一些地方不敢積極推 進國企改革，有些地方只敢偷偷摸摸地搞放開搞活轉制。事實上，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 越慢，國有資產流失越厲害，財政的包袱就背得越重。因為在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市場開 放后除了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特別是其中大型企業）外，一般國有企 業由于其經營機制一下子難以適應，競爭不過民營企業，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出現虧損，不 少國有企業在放權讓利中出現“內部人控制”，蠶食國有資產，以致出現國有企業承包一輪、國有資產流失一輪的可怕局面。

不能全面理解和掌握黨的政策也不利于順利推進改革，比如，國有小型企業“一賣了之” 是不對的。但是，有的批評文章竟提出只有扭虧無望的企業可以賣，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黨 的政策一直明確，用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出售也是其中一種形式，主要是要按 中央政策，賣得公平，市場定價，安排好職工。又如不能把國企改革籠統地說成“國退民進 ”。因為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有經濟是有進有退，國有資本要在能發揮自己優勢的前述四 大行業和領域集中和發展，而不是只退不進。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明確，盡管在前述四大行 業和領域國有經濟要發展，要前進，但是，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是還會降低的，在 市場化程度高的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而不是所有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國有經濟逐步減少 或退出后，是要讓民營經濟替補和發展的。如果在這個意義上，說國退民進也是符合實際的。

要加快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這后一點是必須明確的。

三、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仍然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投資主體多元化應是股權相對分散、均衡的，不應一股獨大。按照這一要求，今后在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時，要盡可能多吸收非國有資本入股，包 括積極吸收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并占相當的比重，即使是屬于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 四大行業和領域，多數也不一定由國有股絕對控股，而可以相對控股，有的甚至可以采取持 金邊股的辦法，以改善股權結構。少數需保留國有獨資或國有股絕對控股的，也要象上海廣 電集團那樣，由多家國有投資公司大體均衡地共同持股，避免一家說了算，以利于政企分開、持股者相互制約、形成較合理的治理結構等。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今年以來，上市 公司國有股減持碰到種種困難說明了這一點。

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規范的現代公司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方面改革，是國有企 業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脫胎換骨的改革，是國企改革的真正攻堅戰。如果能在 2010年前基本完成，可算是取得巨大的成績，中國大型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將大大提高。到 那時，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能 確立起來了。

四、加緊探索和建立國有資產有效的管理體制

第一，改國家統一所有、分級管理為分級所有、分級管理。我們國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國有企業至今還有近20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實際上應為資本）實行統一所有，由國務院 代表國家統一行使所有者職能是不現實的，實際上也做不到。特別在實行分稅制以后，更顯 得不合理。地方財政投資辦企業，怎么其資產又變為國務院所有了呢？這是說不過去的。應 當承認由哪一級財政投資興辦企業，其資本即為該級政府所有。由中央財政投資興辦的為中 央政府所有，由省級財政投資興辦的為省政府所有，市、縣、鄉級也是如此。這不但有助于 清晰產權，也有利于形成發展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多元投資主體，改善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

第二，國有資產管理應實行管資產、管人、管事統一。目前國有大中型企業大體是計委管 立項，經貿委管日常運行，財政部管資產登記，大型企業工委和組織部門管人事任免。這些 部門都可以說自己是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對企業發號施令，但是企業一旦出了問題，各部 門又可以互相推諉，不承擔責任。這樣的體制顯然是不順的。政府應有專門的機構，專司國 有資產的管理，負責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且管資產和管事管人相統一，不再多頭管理。

第三，完善三個層次的管理形式。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允許和鼓勵地方試點，探索建立國 有資產管理的具體形式。這幾年各地在探索中涌現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和深圳的做法，它們分別建立地方國資委——國有資本經營機構如投資公司、控股公司等——企業或公司這 三層次的國有資本管理和營運體系。第一層次，實現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這對不同所 有制的企業是一視同仁的）同國有資本所有者職能的分離；第二層次，實現國有資本管理監 督職能同國有資本經營職能的分離，地方政府將國有資本的經營權以授權方式交給控股公司 或投 資公司，專門從事國有資本的營運；第三層次，眾多的企業或公司，國有投資公司或控股公 司通過出資對企業或公司參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權益，實現了出資人最終控制企業同企業 作為獨立法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分離。

五、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仍然任重道遠

這幾年，國家采取一些重大措施，轉變政府職能，推動政企分開。2000年，國家撤消了內 貿、煤炭、機械、冶金、石化、輕工、紡織、建材、有色金屬等九個國

家局，黨政軍機關與 所管理的企業脫鉤工作已陸續展開，取消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和行政級別等。但是，直到現 在，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的任務遠未完成，有幾個重大問題還有待逐步解決。

第一，政府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現象時有發生，國有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狀況仍有待消 除。由于國有資產的有效管理體制尚未很好建立，國有大中型企業由政府多家部門分頭管理 國有資產、營運和管理干部任免等現狀很難有根本改觀。國家往往運用權力照顧國有企業特 別是困難企業，在市場準入、融資、外貿經營權、兼并破產等方面相當突出，甚至國家對國 有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使非國有企業感覺受到不公正待遇；不少地方政府還搞市場封鎖，保護本地落后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國家又常常干預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包括進行 低水平重復建設等，還要求企業承擔辦社會的職能。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按照世貿組織 規則，對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包括外資企業，要一視同仁，國家不能再用行政權力對國有 企業予以特殊照顧。這就要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推動政企進一步分開。

第二，改革審批經濟體制，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進入新世紀，各方面對原來的審批經濟 體制反映強烈，要求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一般認為，改革的目標是改審批經濟 為企業自主投資決策。對于國家鼓勵和允許的項目，應實行“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 承擔風險”的原則，由企業依法自主投資，政府不再審批。

第三，打破行政和部門壟斷。當前我國行政和部門壟斷還相當嚴重，這很不利于公平競爭 的市場環境的形成。

六、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日顯重要，但社會保障基金收支缺口大，亟待解決

改革的深入，要求加快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今后的目標是，形成獨立于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規范化、管理 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社保體系中最重要的是養老保障制度，失業和醫療保險制度也 很重要。要依法擴大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覆蓋面，逐步提高統籌層次。進入新世紀 后，我國面臨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缺口逐年增大的嚴峻局面。有關部門預計，光是“十五”期 間，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缺口為2900億元，失業保險基金收支缺口為325億元。建立可行、穩 定 的社會保障基金的籌措機制和有效營運、嚴格管理的機制，日顯重要。特別是擴展新的籌資 渠道，更為緊迫。政府已經決定，通過變現部分國有資產以及將利息稅等收入充實社會保險 基金。還可考慮通過發行國債、提高社會保險費占財政支出比重等辦法，充實社保基金。在 社保基金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是防止挪用和被個人與部門侵吞。可以考慮吸收象智利等國成 立多家獨立的基金管理公司進行有效管理的成功經驗，確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還有，在逐 步把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納入失業保險的同時，對目前城市出現的部分貧困群體，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費標準需要盡快普遍建立起來。

深化國企改革，除了要著重解決以上六大問題以外，還要深化內部勞動、人事和分配制度 改革，以便形成管理者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分配能多能少的機制。還要加強企業管理。管理能出效益，科學管理是企業搞好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條件，是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 一個重要特征。所以要把深化改革、轉換機制和加強管理很好結合起來。

第三篇：張維迎談金融危機

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8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8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時犯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工業的波動遠遠大于消費資料的波動。這兩個特點也是所有經濟蕭條的主要的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事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危機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人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

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經濟學家很多也有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中對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的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會發生很大的不同。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

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Wlliam White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的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無論那方面，都與“看得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了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卻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帳。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

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

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

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

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

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

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

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

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他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四篇：張維迎談創新

張維迎：自由競爭與產權保護對創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亞洲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騰訊財經對論壇進行全程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稱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當張維迎被問到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時，張維迎預測在目前體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為張維迎發言實錄：

張維迎：我沒有多大的分歧。我覺得盡管中國有個別企業有創新，但是整體來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夠。主要的因素是我們的體制，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 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政府不應該關心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事，政府關心創新就會制定很多政策，壓制住企業的激勵機制。中國制定很多產業政策，給很多補貼，使很多企業學壞了，他就整天想辦法申請政府補貼，并不真正的創新。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中國需要使得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一般來講創新是一個沒法預測的，現在很多產業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準哪一種創新有前途。

沒有任何一種創新特別是重大創新是一般人看出來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險，最后由市場說了算，這才叫創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東西，不能叫創新。創新是高度不確定，只能留給市場，政府任何的干預只能導致人們去尋租，特別在中國的情況下，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好多對未來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他們更喜歡套利，賺短平快的錢，我不是否定高總，我們確實有些企業很優秀，但是總體而言，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覺得考慮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們現在民營企業方面，我們看一下中國最優秀的人聚集在哪一個行業？比如房地產行業聚集了很多中國優秀企業家，我指他們素質很優秀。他為什么要到房地產行業來？其實很簡單，中國房地產行業里面利潤是比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的大量利潤流向金融行業，像去年幾家銀行利潤就達到上市公司將近一半，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導致的，這就一定會扭曲企業家創新激勵機制，不利于創新。

其實創新很簡單，給人資源，給每個企業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壞了就完蛋了。

利潤他拿，風險他擔，我們這樣就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問五位嘉賓這樣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預測2020、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們今晚晚 上討論主題有關的，我問各位您認為需要多少年，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還是需要1000年。大家給一個數字，不需要解釋。跟美

國一樣成為創新大國。

陳志武：跟張維迎差不多的判斷吧。但是有一點，在目前體制下我覺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張維迎：我估計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請問你能活多少年？

張維迎：我活著的時候沒戲。

第五篇：張維迎 五十而知（范文）

張維迎 五十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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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經他是堅硬、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如今，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北大光華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攝影_劉浚

黢黑健碩的蒙古壯漢一絲不掛，向腳下魚貫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對面的老子瘦小干枯，側身吐舌瞪眼，似是譏諷壯漢的滑稽。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新樓門前的這兩尊雕塑，是院長張維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見到如此先鋒的作品難免驚訝。一個光著屁股，一個擠眉弄眼，什么意思？這不是丑化光華嗎？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長，要不要弄走？”有人問。張維迎說，不急，先放一段時間，不接受再說。兩年后，怪異的雕塑已是光華最受歡迎的拍照地點。時間終教人們習以為常。

不久前，張維迎新書《市場的邏輯》上市。為市場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張維迎已是龐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視作洪水猛獸的市場經濟，終以自己的邏輯通行于世。

金剛到菩薩

去年是張維迎的天命之年。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傳說中，老子五十歲那年騎青牛過函谷關，留下《道德經》五千字西去不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經》里的語句，張維迎信口拈來。

三四年前，張維迎開始精讀中國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覺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東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義的根源,“在對政府干預的批評上，至今還沒人比老莊說得更透徹更到位。”

那是張維迎經歷人生劇烈振蕩，亦是他引發諸多爭議的時間。2006年9月，當了八年“第一副院長”的張維迎接班。他推行強力改革，兩位教授受到處理，他們在網絡上奚落張維迎是“著名的陜北農民”，稱他“挾私報復”。早些時候，他發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讓他一夜間變身“人民公敵”。

針對張的批評甚囂塵上，甚至“連累”了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他們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沒來得及看完張維迎的全文，即封張維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經濟學家”。

“我算什么主流經濟學家，政府都不待見的。”張維迎跟學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對媒體坦誠，在政府只擔任“一些純技術性的咨詢工作”。

這是一種巨大的尷尬。張維迎因諸多驚人言論收獲了空前的名聲，雖然很大程度上是罵名。在另一個層面，他始終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吶喊者，對政府管制的批評貫穿于他近30年學術生涯。“一般而言，責難體制的人天然會得到大眾的認同。張維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響大眾，和大眾共鳴，但罵他最多的也是大眾。”一位接近張的光華人士說，體現在張維迎身上的卻是兩邊都怎么不討好。

對于張維迎的遭遇，茅于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寫道：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體前的張維迎對此顯得并不太在意，老莊之道似乎讓他有所了悟。他承認，重讀經典的另一個目的是“維持內心的安穩”，他甚至說要“大慈大悲”，“社會很復雜，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戰勝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長，你不能什么東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這種菩薩低眉的姿態多少讓人有些不太習慣，畢竟他曾經是堅硬、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

土與洋的結合

“大眾是什么？全世界67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張維迎笑笑，幾年前的金剛怒目已然不見蹤跡。“說影響大眾，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偉大了。”

話雖如此，但他聽說自己7月推出的新書《市場的邏輯》普通人讀來并無障礙，臉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邊上的小書攤，此書竟有了盜版，他大感意外。“這是一本學術性的著作，雖然比較通俗。當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讀到它。”

他有一種傳教士般的熱情，談話者表現出對市場經濟的一點點好奇與善意，就會激發他的灌輸沖動。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絕，他總是試圖用最簡單的例子闡述自由市場理論。他不厭其煩地重申那條在各種場合被闡釋過成百上千遍的市場邏輯-一個人想得到幸福，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

《市場的邏輯》的飄口作者像上，張維迎手撫下頜，一臉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堅的核心問題。

這張照片上的張維迎看起來太嚴肅了，其實他是個善用比喻和開玩笑的人。在國內學者里，他仍然算是個說話風趣的家伙。

近20年的農村生活背景讓他受益，至少他能舉出一些富有田園野味的例子來。2010年夏天的光華畢業典禮致辭上，他以老家門前那棵老杏樹為例，教導畢業生們等待成材應如摘杏一樣，“不要急于求成”。當過生產隊會計的他，擅長用一些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道理。金融危機發生后，很多體制內的人覺得中國沒出問題很萬幸。他就說：這好比我們坐在一輛牛車上，突然看見一架飛機失事掉了下來，牛車上的人會驚呼：哎，你們看，還是我們的牛車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那場關于價格改革的討論中，25歲的張維迎就憑自己出色的表達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經濟學者中脫穎而出，引起學界和決策層的注意。1993年，張維迎原創了一個“斑馬村寓言”總結中國改革。“無論價格改革還是國企改革，都是把馬變成假斑馬，再換成真斑馬的過程。”

那個帶有一點農業學大寨色彩的故事，后來受到很多國內改革研究者的歡迎。人們喜歡這個比喻，因為它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兼具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的改革進程。

但如果依此認為張維迎的幽默感僅僅是一個陜北農民的天賦發揮，那就大錯特錯。今年6月，王石和黃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辦了一場“巔峰對話”。王石說，人為什么要登山，因為人有一種特有的冒險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張維迎作為嘉賓隨后上臺點評說，動物可能也有冒險精神，也會探索未知。“不過，”他頓了頓說，“動物冒完險，應該是不會搞一個巔峰對話的。”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學經歷給張維迎留下了一些印跡：愛穿溫莎領，談話保持距離，偶爾也會攤攤手聳下肩。但言語間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國的時候”，倒是不時提及他的農村生活。

“他那種陜西農民的質樸，我覺得還在。”光華工作人員岑科說，張維迎從不回避自己的農民出身。在光華的聚會上，張維迎的保留節目便是深情演唱陜北信天游。唱之前，他會先把歌詞念一遍，一般都是情愛之類。岑科的印象里，張維迎是個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沒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會，開場有個羊倌背對觀眾，身著小棉襖，頭系羊白肚頭巾，咚咚咚咚敲著大鼓。“鼓聲戛然而止，羊倌轉身，追光燈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損害了影響力

張維迎的陜西老鄉張藝謀曾說，陜西人性格執著，比較“一根筋”。無論是打官司的秋菊，還是追求愛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氣認死理，一條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領域，他遠沒那么隨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張維迎有點“一根筋”。不過，張維迎自己不這樣認為。他說，他是相信自己的邏輯能力。這種相信甚至會讓人覺得有些近乎于迷戀。作決定時，如果邏輯推演上他認為沒有錯的，必定不依不饒。

“比如說有一個峽谷，所有的人都說，過不去，那里是萬丈深淵，如果邏輯推論出那里應該有一座橋，我就會走過去。”在《大學的邏輯》里，他這樣寫道。

他喜歡以邏輯來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學的邏輯》是《市場的邏輯》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作為北大師資人事體制改革工作小組組長，提出“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稱“癸未變法”。一公布即引發風暴。是年底，黨委換屆選舉，張維迎得票倒數第一。經過長時間修改，方案被“打折”實施。在《大學的邏輯》里，他堅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沒有深思熟慮，絕不輕言改革！”

2006年，北大給光華學院3個評正教授、6個副教授名額，但最終學院只提了1個副教授。光華前任院長厲以寧曾這樣評價張維迎，“維迎做院長，我很滿意。我們應該鼓勵他。”厲同時指出，張維迎有兩個主要缺點：一是辦學經驗和管理經驗不足，應該多聽取老教授的意見，二是光華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處理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個投機取巧的人，從校長助理做到副校長，不是順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華人士感嘆，張維迎的“一根筋”損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現在的影響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決策層的影響力有限，“人家也不會找他去開會”。張維迎有時說話不太給人面子，包括他愛人，當然也包括官員。他會當著愛人的面，毫無保留地夸贊愛人的女友漂亮；他也會當著國有資產管理局官員的面說，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國有資產管理是沒用的。2009年的亞布力年會上，張維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級單位）總裁高西慶為外匯儲備的事情爭論起來。張維迎情緒激動，他說中國人說話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數成反比。人越少話越真，人越多話越假。“官員在公開場合說的話，大多是假話”，建議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張維迎在亞布力是受歡迎的，他是這個中國企業家年會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市場經濟等于自由價格加企業家理論，為他天然地贏得了這個圈子的贊賞。張維迎與很多企業家交情不錯，潘石屹與夫人張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對；萬通董事長馮侖與他是大學同學，在張維迎去英國留學的幾年里，馮侖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華院長的位置上，學院領導、師生、校友、官員、企業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觸，“一根筋”的張維迎卻也算應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應付的場面更多。”光華智庫總編輯傅小永說，“一根筋的人給人穩定的預期，大家合作起來比較簡單。”張維迎對此曾有個比方：人跟恒星一樣，只要你分量夠重，別人就圍繞你轉。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官方網站對張維迎的介紹中寫道：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引文索引》統計，他的論著被引用率連續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記者曾問張維迎：你為什么不講點策略，把話說得漂亮些，讓大眾更容易接受？張答道：講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學者怎么認為就應該怎么說。如果給學者施加過多的負擔，學者都像政治家那樣，學術就沒有了。

四年院長當下來，張維迎變得圓熟而豁達。訪談中，他盡可能用平緩的語調，尋找一些中性而溫和的表達。他說“人不能老唱高調”，并表達自己對于他人的理解。他仍舊強調邏輯的力量，但他承認“生活太復雜，邏輯會打架”。

書本上學的東西，不是智慧，智慧要從生活中來。在近來一些公開活動上，他頻頻發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偉大的人，也要經歷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開始就從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張維迎將研究生畢業時間提前了一個月。原因是為了趕早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報到的。雖然提前上班幾天，但是工齡可以早算一年。”從這件事多少能看出，張維迎并非總是“一根筋”。

體改委的五年是張維迎人生中“激動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會轉軌初期是官僚系統對經濟知識需求大量增加的時期。體改委里匯集了很多如張維迎一樣初出茅廬的知識分子。如今當道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可以在體改委里找到他們年輕的影子。

那是經濟學在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滿足感。年輕的研究員們今天聊的一個經濟學術語，十天之后就會出現在總理的政府報告里。張維迎回憶說，作為年輕經濟學者，有幸見證和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發表的絕大部分觀點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一些觀點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他深感自豪。

“我沒有做童話里那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身邊的弄臣。”張維迎說，“但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經濟學圈內，一個時常被拿出來與張維迎作比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張年長9歲，但兩人經歷大體相同。上世紀80年代，張效力于國家體改委，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所。各自呼風喚雨，叱咤風云。二十年后，兩人在體制內的影響卻大有差別。周其仁是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張維迎卻只有一些“純技術性”的顧問頭銜。

一位與張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將二人的差別概括為“陜西人”和“上海人”的區別。“兩人在學術上的洞見能力都很強，為什么老張的影響力相對較小？我覺得是地域差距帶來的性格差異。張不大會去修飾他的言辭，不講場面話。周很少絕對化的看問題。”因為言辭溫和，觀點也并不激進，周被稱為“中國挨罵最少的經濟學家”。

盡管二人在一些學理問題上會有不同見解，但他們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場，反對政府的調控干預。“10個經濟學家有11個看法。幾乎所有人都挨過罵，他們自己也都在爭吵。但如果把茅于軾、厲以寧、張五常、張維迎、許小年、周其仁、陳志武、樊綱、林毅夫他們湊在一起，寫出中國改革最重要的五個問題，并且排序，你會發現結果可能會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說。

在傅小永眼里，作為“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卻是在金融危機到來時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很多人產生了動搖，開始論證自由市場的弊病。在我看來這是很可悲的，中國救市那么強烈，缺的應該是反對調控的聲音。但張維迎堅守住了陣地，在去年發表《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他也為20多年的堅持引以為豪。”

社科院學者徐友漁在接受《小康》采訪時認為，張維迎“有點走火入魔”，“他認為只要能夠達到市場化所有的問題都沒有了，中國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過分強調市場化這一點上，我認為可以稱他們為‘市場拜物教’。”但徐友漁也承認張維迎的獨到之處，“他覺得大家只看到國有產權改革中發生的腐敗，但是很多人都沒看到，‘一堆山芋爛在這里’問題更大，卻誰也不吱聲，對這一點他表達了很深刻的見解，大家未見得能夠理解這個思想。”?

張維迎似乎已對自己的理論獲得承認寄予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預期。訪談中他多次強調，“好多偉大的東西誕生的時候是不被人關注的。歷史上看，有時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來。”他說要像莊子那樣，“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責難者對張維迎的批評似乎形成了定勢：幾年來網上積攢下來的罵聲還在不斷被轉載；每個新版“叫獸語錄”總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論。張維迎感到蹊蹺的是，臨近光華新一屆院長選舉，他頻頻遭遇各種“丑聞”：學歷造假門、艷照門??他在博客上貼出了一份三千字的聲明，澄清學歷相關問題。對于后者，他沒有回應。網上流傳那張圖片里的畫中人，實在太不像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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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被一些人解讀成“10億元可以出賣信仰”。幾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記者來問，給你10億元你是不是可以寫本反市場的書？他只好改口：我現在說，你給我一萬億元，都不會改變我的信仰。

對話

人生就像市場，別想著精心設計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歲，現在知天命了么？

張維迎：只能說這幾年比原來明白更多吧。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經歷多了，會更從容一點吧。但你很難說自己沒有急躁甚至浮躁，聰明的人只是學著不斷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現在還會受到誘惑嗎？

張維迎：如果一個人不受到誘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誘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為任何東西你都要付出代價。接受記者的采訪，我是在傳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視禁不起誘惑沒風骨的知識分子么？

張維迎：你可以用這個詞，當然我們還是柔和一點吧，有時候對沒風骨的人你也應該有一種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個境地說不定還不如人家呢。佛教講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來自人的理解，因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這些年你承擔了不少罵聲，覺得委屈嗎？

張維迎：我覺得現在的人某種意義上有好多的冤假錯案，但不能說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話，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換位思考，才能釋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個邏輯世界嗎？

張維迎：理論的世界一定是邏輯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復雜得多，有時候邏輯打架太厲害，你會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個邏輯主導的話，那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還是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邏輯是什么？

張維迎：還沒有歸納，但我想跟我的市場邏輯沒什么區別。人生在世，你需要給別人帶來快樂。

南都周刊：你身上吳堡的印記更多，還是牛津的更多些？

張維迎：每個人的成長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現在的狀態。所以人生就像市場，不要想著怎么精心設計。好多人精心設計，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當前改革現狀？

張維迎：現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覺得叫空轉。我們現在是不掛檔，只踩油門，聽起來轟轟轟，但沒掛檔它不往前走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改革的狀態。

我呼吁重建體改委，就是說需要一個專注領導改革的機構。發改委現在是分配資源，它就選擇在發展，而不是改革上。發展意味著分錢，意味著項目，這當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動既得利益，當然沒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