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維迎：經濟發展最關鍵的是自由

張維迎：經濟發展最關鍵的是自由 張維迎 2012 年 7 月 29 日 企業家, 政府與市場, 自由與民主 · JINGJIXUEREN.com 66 views 在我看來，無論經濟發展還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最關鍵的是自由，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煥發出人類的創造力。中國歷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嚴、自由比較多的時候，就出現學術繁榮和科技進步的高峰，春秋戰國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謂軍閥混戰時期也如此。

再探“李約瑟之迷”

作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 張維迎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絡版

2012年7月24日上午，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代表團訪問了李約瑟研究所。這是本次英國之行目前為止最具學術亮點的一次訪問。

李約瑟研究所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生前創辦的一個研究機構，繼續著李約瑟開創的事業，所以被稱為是“《中國科學與文明》之家”。研究所的主體其實是它的圖書館，收藏著有關中國和東亞科技和文明史方面豐富的圖書資料，是同領域其他研究機構難以企及的。研究所工作的學者通常是《中國科學和文明》項目的合作者，也有一些短期訪問學者和博士后研究員。我們訪問時遇到了撰寫中國有色冶金史的作者梅建軍教授，他是來自北京科技大學的訪問學者。研究所還經常接待來訪的眾多學術界和其他人士。

李約瑟研究所位于劍橋，但并不是劍橋大學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其經費全部來自獨立的基金資助，沒拿政府的一分錢，故能保證在研究方面完全的自主權。研究所所長故克禮教授在給我們介紹時，特別強調了這一點，我感到他非常引以自豪。據說當年已80多歲高齡的李約瑟為了籌集這個基金來到香港，拄著拐杖顫顫抖抖上臺演講時，聽眾中的一位老太太對旁邊的人說：這個老頭太可憐了，趕快把錢給他吧。

對李約瑟這個名字，想來中國人并不陌生。他本是劍橋大學一名已有名氣的生物化學家，轉向中國科技與文明的研究或許純屬偶然。1937年，三名中國留學生來到他的實驗室工作，其中一位是來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魯桂珍，兩人很快發生了戀情，魯桂珍講的中國故事令他著迷，李約瑟由此對漢字和中國的歷史發生了興趣。據說他學的第一個漢字是“煙”，因為他與魯桂珍談情說愛時抽著煙斗。當時李約瑟已經結婚，但他太太不僅認可了他的婚外情，而且三人相處甚好，友誼維持一生，一直到他太太去世兩年后，李約瑟正式娶魯桂珍為妻，當時李約瑟已經89歲，魯桂珍85歲。婚后僅兩年，魯桂珍與世長辭。真是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

與魯桂珍的戀情很快使李約瑟成為劍橋的“中國通”。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摧毀中國學術和文化的野蠻行徑引起了英國學術界的同情，英國皇家學會決定派人幫助受封鎖的中國學術界，李約瑟成為最合適的人選。1942年，他獨自一人來到經常遭受日軍空襲的重慶，擔任科技參贊和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直到1946年。這期間他結識了眾多的中國著名學者和普通民眾。他一方面幫助中國科學家從國外購買研究設備和圖書資料，使得中國的學術香火不

滅，另一方面長途跋涉游歷還沒有被日本人占領的中國土地（包括敦煌、云南等地），收集到大量中國科學技術史方面的文獻。他托運回劍橋的圖書資料有70多箱，奠定了后來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也即今天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的基礎。

結束中國的工作后，李約瑟就開始撰寫《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宏篇巨著，他所在的網維爾-凱斯學院為此減免了他所有的教學任務。1952年，他又受命到中國，調查中國政府有關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戰的指控。對社會主義的同情使他輕信了中國有關方面編造的“證據”，這使得他在學術界的聲譽受損，在劍橋成了孤家寡人。但這并沒有影響他的寫作計劃。1954年，他的《中國科學與文明》第一卷出版，很快使他名聲大振，學術界也改變了對他的偏見。1967年，他出任網維爾-凱斯學院院長一職（直到1976退休）。

魯桂珍改變了李約瑟的命運，李約瑟改變了世界看待中國的方式，也改變了中國人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出版之前，“歐洲中心論”已統治學術界近200年，中國的落后被認為自古如此。李約瑟以詳實資料證明，在近代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中國人創造了許多“世界第一”。盡管他的結論也受到許多批評，但自此之后，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角度有了很大轉變。其實，正如我們訪問期間梅建軍教授講的，李約瑟真正告訴我們的并不是科學技術上的誰先誰后，而是：人類的文明進步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相互學習的結果。過去如此，未來更如此。

在李約瑟研究所，主人與企業家代表團成員就“李約瑟問題”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專題研討。所謂“李約瑟問題”（有時譯為“李約瑟之謎”）是指：中國的科學和技術在近代之前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但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率先發生？為什么近代以來中國在科技方面落后了？研究所所長古克禮教授首先向我們簡要介紹了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解釋和李約瑟本人的解釋，然后，他提出一個“新的李約瑟問題”：現在中國正在變得富有和強盛，但中國的社會組織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學和技術創新呢？他認為這個問題對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并從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兩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這個問題引起了來訪的中國企業家的共鳴。古克禮教授講完后，柳傳志先生搶著第一個發言。他從科技投入和科研體制兩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別關心的問題是科研成果如何轉化為市場上的商品，他認為現在的科研成果主要用于申報獎勵而不能變成生產力，是當今中國的大問題（其實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問題）。接下是搶著發言的是馬蔚華行長，他說從最近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的精神自己看到了一些信心。

我有幸成為繼柳傳志和馬蔚華之后第三個、其實也是最后一個發言者。李約瑟問題也是我自己長期思考的問題。我的答案更接近李約瑟本人的答案。簡單地說，在我看來，工業革命之所以沒有發生在中國，是因為中國的專制體制和文化壓制了企業家精神。

應該說，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不缺乏企業家精神。司馬遷是世界上第一個為企業家列傳的人，他在《貨殖列傳》中寫了30多位企業家，他們是2000多年前的中國企業家，說明當時企業家是很有地位的，用司馬遷的話說,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萬者與王者同樂“。但自漢武帝之后，政府對經濟的主導越來越強，貨幣、鹽、鐵等都國有化了，“重農抑商”成為基本國策，企業家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到王莽變法時，幾乎變成了計劃經濟。另一方面，自隋唐

之后的科舉制，把優秀人才都誘惑到了政府部門當官，好處是把國家做大了，壞處是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沒有變成創造財富的力量。過去30年中國之所以發展快，就是因為改革和開放釋放出了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中國的未來仍然依賴于企業家精神的進一步解放。

在我看來，無論經濟發展還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最關鍵的是自由，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煥發出人類的創造力。中國歷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嚴、自由比較多的時候，就出現學術繁榮和科技進步的高峰，春秋戰國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謂軍閥混戰時期也如此。

現在國家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越來越大，給許多人一種幻覺，似乎中國出現世界一流大學和成為創新之國已是指日可待。但是，在我看來，如果資金的分配權繼續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如果沒有真正的學術自由，沒有民間辦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自由，沒有出版和言論自由，再多的錢也不可能辦出一流大學。政府把科技投入經費都分給民營企業也不可能把我們國家變成創新之國。或許只是使尋租和腐敗更嚴重而已。

企業家也只有擁有一顆自由之心，才有真正的創新！

我們對李約瑟研究所的訪問很短暫，但對“李約瑟問題”的思考應該是長期的。類似這樣由私人基金資助的獨立研究機構在英美等西方國家是很普遍的，但在我們國家，學術研究機構仍然是由政府壟斷的，獨立的民間研究機構很難生存。中國企業家現在為慈善捐款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資助獨立的研究機構，因為他們害怕政治上染上麻煩。他們有小愛，但不敢有大愛！所以，像天則經濟研究所這樣的民間研究機構，不得不靠做商業咨詢維持生計。僅次一點，就足以回答所謂的“錢學森之問”了！在訪問期間與同行的幾位企業家討論到這個問題，同感悲哀！

柳傳志先生深有感觸地說，應該讓中國政府領導人多來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其實，早在1999年，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就訪問過這個研究所。200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錢其琛也訪問過研究所。

第二篇：張維迎：學術自由、“官本位”及學術規范

張維迎：學術自由、“官本位”及學術規范

在有關北大教改的討論中，學術自由、學校的官本位和學術規范是經常被提及的問題。一些對北大教改方案持批評態度的學者強調，大學改革最重要的是推進學術自由，破除官本位，建立學術規范。但在我看來，這些批評者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們所主張的這些東西也正是這次改革的目的所在，也只有通過這樣的改革，才會有真正的學術自由和學術規范，才能真正打破官本位。

學術自由

對于一個大學或者任何一個以創造知識為目的的組織來說，學術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偉大的思想無不來源于自由的探索。這個道理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大家就都明白。但是學術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簡單。中國大學教師過去都是“鐵飯碗”，應該說沒有什么后顧之憂，但有學術自由嗎?很顯然沒有。大家這么強調學術自由，無非是感到學術不自由，或者學術自由事實上受到了威脅。那么我們就該想想，這是為什么?從大的方面，跟宏觀制度環境肯定是有關系的，就是說學術自由可能來自政府對于學術自由的限制，可能來自學校行政當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學術自由的限制也可能來自教授隊伍自身。

很多人會對此很驚訝，但事實如此。洪堡曾說過這樣的話：“學術自由不僅會受到政府的威脅，還會受到學術組織本身的威脅，這些組織一開始有一種特定的觀點，然后就傾向于壓制其他觀點的興起。”對科學創造最大的阻礙常常來自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因為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學術地位，已經有了自己的學術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現，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對他的學術權威的挑戰。這在全國許多科研機構都是這樣，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

在我們現有的制度下，即使沒有政府的限制、沒有學校當局的限制，也還有“家長”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個小媳婦，你能自由地思想和進行學術研究嗎?自由創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當你在你的老師面前，想提出一個跟老師不一樣的觀點的時候，你預期將會得到一個什么樣的結果?他十有八九會不喜歡你，極端的時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鬧翻了。中國高校目前對學術自由的限制很大一塊是來自這個。這也是我們必須破除“近親繁殖”的原因之一，因為在“近親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自由。有些人很熱衷于談學術自由，但又反對不留自己的畢業生的改革，這是自相矛盾的。

哈佛大學前校長陸登庭說過這樣一段話：“除非大多數年輕教師在試用期內就離開學校到其他地方去謀職，允許學校每年都不斷地聘用新的年輕教師，這些人把他們的新思想和他們受到的最新培訓帶到學校來，否則學校就會很快變得停滯不前。理想的狀況是學校各級人員不斷更新，在許多領域知識變化迅速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就是說，學術思想只有在開放、競爭的環境下，才可能有自由。看看中國人文歷史，都是人才出現流動以后，學術思想創造才會出現。這就像有出息的孩子都是離開父母之后，才變得有出息一樣。父母在的時候孩子始終是長不大的。

如果有些人把學術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號，那是另一個問題。但我的經歷以及我這些年的觀察使我相信目前外界對學術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學校體制內部本身對你的限制。盡管存在一些禁區，但仍然有許多非禁區，是我們自己束縛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來。經濟學領域就是這樣。

當然，終身教職對從制度上保證學術自由也是很重要的。當你拿到Tenure，如果你沒有明顯的道德過錯，任何學校當局都不能因為不同意你的觀點而解雇你，從行政方面講，校長沒有權利開除一個因為觀點跟你相左或者是你不喜歡的人，這樣你才有學術自由。但我們絕不應把終身教職與過去的“鐵飯碗”相混淆。這個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選擇最優秀的老師隊伍，而過去的“鐵飯碗”與此背道而馳。

學術自由也與學者本人的學術水平有關。追求學術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確”是庸才最好的保護傘。中國有句古話“藝高人膽大”，就是說只有武藝高的人膽子才會大；

武藝不高，膽子就大不起來。我們都知道北大中文系的錢理群教授是一個非常敢講真話的學

者，為什么?因為他水平高。如果我們有一半的教授能達到類似錢理群這樣的水平，你要讓

他不自由也不可能。水平不高的人不僅自己膽子小，而且往往喜歡給別人扣政治帽子，用不

正當的手段與人競爭。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學術水平的制度客觀上都有利于學術自由。當然，我們不能把“學術自由”理解成學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業都有行規，學

術自由不是說老師想開什么課就開什么課。全世界沒有一個大學說老師想開什么課就開什么

課。美國的大學許多課程編號甚至幾十年不變。你要開新的課得要有一個程序，這個課要經

過一個委員會(facutty)的討論，系主任的批準，你才能開。因為你必須對得起學生，而不是

自我欣賞，自己愛怎么講就怎么講。

學術自由也不能違反學術的基本規范。好比說，人家都講1十1＝2，你說我要自由，非要1十1＝3。這不能叫自由。如果一個學者不承認大家認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規范，這樣的“學術自由”便是偽學術自由‘是對學術自由的濫用。

學術自由與大學的邏輯是相一致的，是為了創造知識，為社會創造價值，而不是為自由

而自由，學校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應該追求創造知識、為社會貢獻最大化。我們為什么強調教授要有更多的自由，這個自由比一般的行政機關要大得多?教授一般

上下班都比較自由，行政官員、國家干部上下班能自由嗎?那不行。給教授自由，不是因為

教授學歷高、知識水平高，就可以搞特殊，而是考慮到知識生產的特殊性，教授自由上下班

更有助于他的學術成就，也就是說，自由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大學的邏輯，完成大學的理想。

“官本位”

中國歷史上長期只有一個Hierarchy(官僚等級)的激勵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個人成就的標準；在中國的大學里，行政本位、官本位相當嚴重，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分房子、發工資，什么待遇都是按照行政級別來劃分的。不打破官本位，要建設一流大學是不可能的。問題是，為什么官本位這么嚴重?在我看來，學校的官本位，除了傳統思想和激勵制度的扭曲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內生的，與學術規范有關，與學者水平有關。在中國學術界，因為缺乏好的學科規范，學術成就不能有效比較，學者之間就不可能相

互欣賞。這樣一來，做學術的人常常會感到很無聊。到頭來評價一個人是否優秀的標準只能

尋求學術之外的標準。畢竟，人家官本位還有一個序列，還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比較，而學

術卻沒有標準，那就只能套官本位來比較了。

在高校，什么樣的人最重視當官?什么樣的人官本位的觀念最強?一般來說是學術水平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嚴重。反過來，高水平的學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賞自己創造的成就，對

當官的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更喜歡以自己的創造，自己的學術成就來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一個系或一個學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還會在乎當什么系主任、院長嗎?像北大的季

羨林教授，他才不在乎當什么官呢!在美國的優秀大學，院系行政職務常常要靠輪流，因為

誰都不想干那個活。那是服務別人的事，伺候別人的事，還影響學術研究，沒人愿干。而低

水平的教授則不同，他在學術上競爭不過別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關系來壓制別人，如靠

行政級別來提高知名度。如果大家水平都低，社會上就只能根據職位來推定學術水平，大家

就會拼命去爭行政職務，這樣一來更沒有人熱心搞學問了。

中國大學的好多教授喜歡“占攤兒”，所以大學里各種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但很少

有作出出類拔萃的研究成就的。其實這部分地反映教師隊伍學術水平低的狀況，沒有研究成就奉獻社會，就只能用頭銜闖江湖。

我做過一些研究，發現幾乎任何組織都是這樣：一個組織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著

迷于內部權力斗爭。水平高的人忙著去創造價值，水平低的人忙著去分配。高校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創造價值。

因此，破除中國大學的官本位，必須回歸到大學的邏輯，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提高教授的水準，而這正是北大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這次改革對沖破官本位是非常有益的。比如說，不直接從本院系招聘應屆畢業生當教員，就會對官本位產生很大的沖擊。在現在的體制下，導師的官越大，學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學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一定是學術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這樣，就激勵教授當官。在新的體制下，比如說，當有十個外校的博士競爭一個本校職位的時候，學術標準，而不是導師的行政職務，就會成為學校聘任的主要標準，一個人要找到好學校，就要有真才實學，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當官的教授。這就會大大降低教授當官的積極性。

學術規范

提高教授專業水平，并且建立起學術自由風氣，當然離不開學術規范、專業標準。改革的過程也就是學術標準的建立過程；因為學術標準是內生的。學者的學術水平不高，就不會有什么像樣的專業標準。學術標準一定是高水平的偉大的學者建立起來的，在街上隨便找個人來建立學術標準是不可能的。要是大學中低水平的人多了，一定不會有真正的學術規范。中國的人文科學可以說普遍存在這個問題，社會科學也很嚴重，沒有辦法進行比較，自己拿不出學術規范，所以只能掛靠行政評比。

評價學術成就和評價普通產品是不一樣的。一個市場上產品的評價最終是消費者作出的。你不能讓幾個電視機廠家湊到一起評誰的電視機最好，這沒有意義。但是學術的標準、學者的標準要學者自己評價，即同行評議。

為什么是同行評議?是因為知識產品的特殊性。教授們在大學里生產的知識和思想盡管對人類長期發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來，沒有辦法定價。許多學術研究當初并沒有看出什么有價值的東西，但后來發現價值很大。類似這樣的研究在市場上是沒有辦法顯示出價值的，只有同行才有可能作出評判。我們也不能指望讓學生去評價老師是不是優秀的教授，學生最多只能評價老師是不是一個講課優秀的老師，沒有辦法評價優秀的研究型教授，因為學生的知識也有限，他本身還在學習，所以由同行來評價才是最優的選擇。如果整個專業有一百個教授，就由這一百個教授說誰是最好的，才有意義。

那么這時候問題就在于如何設計一個制度，讓這一百個教授能說真話，真正評出大家都認同的最好的學術研究來?由此就引出學者的學術規范、學術訓練問題來，這些問題對于學術評價非常重要，當然前面講的學術自由也很重要。

從學術的行政管理角度來講，最重要的是盡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證最終評價的公正，但沒有辦法提出具體的要求，好比規定發表幾篇文章就夠教授等等，這只能由教授們自己去評價。

程序公正，是為了防止內部人操縱，因為難免存在裙帶關系或情面的問題。所以全世界學術評價還有一個重要規范就是引入外部人評價。說你是一個優秀的教授，不能由系里的幾個教授說了算。因為學術的標準是統一的，我們要看外部的教授怎么說你，所以引入外部評價機制非常重要。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改革到位后，今后誰能當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說了算，還要聽外部同行說。

這個“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國外。在我看來，有條件的大學應該擴大范圍，多邀請一些國外的教授來評價。我再三強調，學術領域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統一的標準。這跟做企業還不一樣，做企業就是我這企業有我的文化，而學術標準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認為是一個好的教授，結果國內外同行都不認你，那肯定不行。但是在中國，由于這么多年破壞了學術規范，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幾乎完全談不上學術規范。有人建議說中國要選社會科學

和人文學科院士，我看實在是不好選，因為沒有一個規范、沒有一個標準，你怎么選?學術標準不是說大家吵吵嚷嚷，提出一個口號就能建立的。只能是通過不斷提高教師的水準，不斷引進外部評價機制才有可能建立。

有人可能不相信，認為選擇好某些“科學”的指標就可以了，其實任何硬性指標規定都會導致扭曲。試想，學術委員會的委員，他本身的學術水平只是三流，他怎么來評價一流水平的教授?還有人經常自稱某某研究填補了國家空白，有什么重大創造等等。他自己能評價這個嗎?不能!所以學術標準是內生的，我們只能保證程序上做到公開、透明，引入外部競爭，來保證盡量做到一個好的學術標準的樹立；但不要期待一天就做到建立硬性的學術標準。

另外，每個學科的學術標準都不一樣。比如說，有的理工科教授發’表的文章特別多，他任何一個小實驗都可以寫一個文章去發表。在美國，一個高產教授一年在SCI上的文章可能有幾十篇，他帶領一大幫人去做這個研究。但是，文科顯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幾篇文章夠教授，什么樣的雜志為夠，你肯定不能硬性規定，只能靠本學科自己來定。這就像有的地種土豆，有的地種芝麻，不可以畝產論高低。

北大的改革目標之一，就是希望以后按照學術貢獻和學術水平評教授而不是按照發表的論文數量來評。所規定的標準只是抽象的，如你必須在本領域達到最優秀的層次,并沒有規定你發表幾篇論文.但接下來各個院系肯定會增加一些數量方面的要求。為什么還要增加具體的規定？這就又回到前面講的，如果你沒有定下具體的標準的話，操作起來會造成困難，容易產生學術腐敗。

我常想，一流的大學看質量，三流的大學看數量。北大現在還不是世界一流，但北大想成為一流，所以我們既看數量又看質量。當我們已經達到一個程度，使得我們不看數量就可以選出最好的教授的時候，我們絕對已經成為世界一流。張五常寫文章說，他曾問在芝加哥大學當經濟學教授要發表幾篇文章？回答是“沒要求”！不寫文章行不行？也可以！但你要說話，讓人家服氣，知道你有思想。達到了那個境界了，那就是真正的一流大學。北大現在還沒有達到那個境界。因此還必須從建立硬的標準，保證優秀教授的篩選入手，也算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吧。

第三篇：張維迎談金融危機

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8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8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時犯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工業的波動遠遠大于消費資料的波動。這兩個特點也是所有經濟蕭條的主要的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事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危機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人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

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經濟學家很多也有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中對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的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會發生很大的不同。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

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Wlliam White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的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無論那方面，都與“看得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了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卻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帳。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

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

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

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

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

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

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

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

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他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四篇：張維迎談創新

張維迎：自由競爭與產權保護對創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亞洲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騰訊財經對論壇進行全程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稱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當張維迎被問到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時，張維迎預測在目前體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為張維迎發言實錄：

張維迎：我沒有多大的分歧。我覺得盡管中國有個別企業有創新，但是整體來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夠。主要的因素是我們的體制，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 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政府不應該關心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事，政府關心創新就會制定很多政策，壓制住企業的激勵機制。中國制定很多產業政策，給很多補貼，使很多企業學壞了，他就整天想辦法申請政府補貼，并不真正的創新。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中國需要使得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一般來講創新是一個沒法預測的，現在很多產業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準哪一種創新有前途。

沒有任何一種創新特別是重大創新是一般人看出來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險，最后由市場說了算，這才叫創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東西，不能叫創新。創新是高度不確定，只能留給市場，政府任何的干預只能導致人們去尋租，特別在中國的情況下，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好多對未來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他們更喜歡套利，賺短平快的錢，我不是否定高總，我們確實有些企業很優秀，但是總體而言，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覺得考慮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們現在民營企業方面，我們看一下中國最優秀的人聚集在哪一個行業？比如房地產行業聚集了很多中國優秀企業家，我指他們素質很優秀。他為什么要到房地產行業來？其實很簡單，中國房地產行業里面利潤是比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的大量利潤流向金融行業，像去年幾家銀行利潤就達到上市公司將近一半，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導致的，這就一定會扭曲企業家創新激勵機制，不利于創新。

其實創新很簡單，給人資源，給每個企業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壞了就完蛋了。

利潤他拿，風險他擔，我們這樣就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問五位嘉賓這樣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預測2020、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們今晚晚 上討論主題有關的，我問各位您認為需要多少年，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還是需要1000年。大家給一個數字，不需要解釋。跟美

國一樣成為創新大國。

陳志武：跟張維迎差不多的判斷吧。但是有一點，在目前體制下我覺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張維迎：我估計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請問你能活多少年？

張維迎：我活著的時候沒戲。

第五篇：張維迎 五十而知（范文）

張維迎 五十而知

分享

”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經他是堅硬、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如今，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北大光華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攝影_劉浚

黢黑健碩的蒙古壯漢一絲不掛，向腳下魚貫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對面的老子瘦小干枯，側身吐舌瞪眼，似是譏諷壯漢的滑稽。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新樓門前的這兩尊雕塑，是院長張維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見到如此先鋒的作品難免驚訝。一個光著屁股，一個擠眉弄眼，什么意思？這不是丑化光華嗎？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長，要不要弄走？”有人問。張維迎說，不急，先放一段時間，不接受再說。兩年后，怪異的雕塑已是光華最受歡迎的拍照地點。時間終教人們習以為常。

不久前，張維迎新書《市場的邏輯》上市。為市場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張維迎已是龐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視作洪水猛獸的市場經濟，終以自己的邏輯通行于世。

金剛到菩薩

去年是張維迎的天命之年。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傳說中，老子五十歲那年騎青牛過函谷關，留下《道德經》五千字西去不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經》里的語句，張維迎信口拈來。

三四年前，張維迎開始精讀中國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覺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東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義的根源,“在對政府干預的批評上，至今還沒人比老莊說得更透徹更到位。”

那是張維迎經歷人生劇烈振蕩，亦是他引發諸多爭議的時間。2006年9月，當了八年“第一副院長”的張維迎接班。他推行強力改革，兩位教授受到處理，他們在網絡上奚落張維迎是“著名的陜北農民”，稱他“挾私報復”。早些時候，他發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讓他一夜間變身“人民公敵”。

針對張的批評甚囂塵上，甚至“連累”了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他們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沒來得及看完張維迎的全文，即封張維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經濟學家”。

“我算什么主流經濟學家，政府都不待見的。”張維迎跟學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對媒體坦誠，在政府只擔任“一些純技術性的咨詢工作”。

這是一種巨大的尷尬。張維迎因諸多驚人言論收獲了空前的名聲，雖然很大程度上是罵名。在另一個層面，他始終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吶喊者，對政府管制的批評貫穿于他近30年學術生涯。“一般而言，責難體制的人天然會得到大眾的認同。張維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響大眾，和大眾共鳴，但罵他最多的也是大眾。”一位接近張的光華人士說，體現在張維迎身上的卻是兩邊都怎么不討好。

對于張維迎的遭遇，茅于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寫道：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體前的張維迎對此顯得并不太在意，老莊之道似乎讓他有所了悟。他承認，重讀經典的另一個目的是“維持內心的安穩”，他甚至說要“大慈大悲”，“社會很復雜，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戰勝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長，你不能什么東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這種菩薩低眉的姿態多少讓人有些不太習慣，畢竟他曾經是堅硬、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

土與洋的結合

“大眾是什么？全世界67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張維迎笑笑，幾年前的金剛怒目已然不見蹤跡。“說影響大眾，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偉大了。”

話雖如此，但他聽說自己7月推出的新書《市場的邏輯》普通人讀來并無障礙，臉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邊上的小書攤，此書竟有了盜版，他大感意外。“這是一本學術性的著作，雖然比較通俗。當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讀到它。”

他有一種傳教士般的熱情，談話者表現出對市場經濟的一點點好奇與善意，就會激發他的灌輸沖動。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絕，他總是試圖用最簡單的例子闡述自由市場理論。他不厭其煩地重申那條在各種場合被闡釋過成百上千遍的市場邏輯-一個人想得到幸福，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

《市場的邏輯》的飄口作者像上，張維迎手撫下頜，一臉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堅的核心問題。

這張照片上的張維迎看起來太嚴肅了，其實他是個善用比喻和開玩笑的人。在國內學者里，他仍然算是個說話風趣的家伙。

近20年的農村生活背景讓他受益，至少他能舉出一些富有田園野味的例子來。2010年夏天的光華畢業典禮致辭上，他以老家門前那棵老杏樹為例，教導畢業生們等待成材應如摘杏一樣，“不要急于求成”。當過生產隊會計的他，擅長用一些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道理。金融危機發生后，很多體制內的人覺得中國沒出問題很萬幸。他就說：這好比我們坐在一輛牛車上，突然看見一架飛機失事掉了下來，牛車上的人會驚呼：哎，你們看，還是我們的牛車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那場關于價格改革的討論中，25歲的張維迎就憑自己出色的表達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經濟學者中脫穎而出，引起學界和決策層的注意。1993年，張維迎原創了一個“斑馬村寓言”總結中國改革。“無論價格改革還是國企改革，都是把馬變成假斑馬，再換成真斑馬的過程。”

那個帶有一點農業學大寨色彩的故事，后來受到很多國內改革研究者的歡迎。人們喜歡這個比喻，因為它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兼具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的改革進程。

但如果依此認為張維迎的幽默感僅僅是一個陜北農民的天賦發揮，那就大錯特錯。今年6月，王石和黃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辦了一場“巔峰對話”。王石說，人為什么要登山，因為人有一種特有的冒險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張維迎作為嘉賓隨后上臺點評說，動物可能也有冒險精神，也會探索未知。“不過，”他頓了頓說，“動物冒完險，應該是不會搞一個巔峰對話的。”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學經歷給張維迎留下了一些印跡：愛穿溫莎領，談話保持距離，偶爾也會攤攤手聳下肩。但言語間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國的時候”，倒是不時提及他的農村生活。

“他那種陜西農民的質樸，我覺得還在。”光華工作人員岑科說，張維迎從不回避自己的農民出身。在光華的聚會上，張維迎的保留節目便是深情演唱陜北信天游。唱之前，他會先把歌詞念一遍，一般都是情愛之類。岑科的印象里，張維迎是個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沒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會，開場有個羊倌背對觀眾，身著小棉襖，頭系羊白肚頭巾，咚咚咚咚敲著大鼓。“鼓聲戛然而止，羊倌轉身，追光燈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損害了影響力

張維迎的陜西老鄉張藝謀曾說，陜西人性格執著，比較“一根筋”。無論是打官司的秋菊，還是追求愛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氣認死理，一條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領域，他遠沒那么隨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張維迎有點“一根筋”。不過，張維迎自己不這樣認為。他說，他是相信自己的邏輯能力。這種相信甚至會讓人覺得有些近乎于迷戀。作決定時，如果邏輯推演上他認為沒有錯的，必定不依不饒。

“比如說有一個峽谷，所有的人都說，過不去，那里是萬丈深淵，如果邏輯推論出那里應該有一座橋，我就會走過去。”在《大學的邏輯》里，他這樣寫道。

他喜歡以邏輯來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學的邏輯》是《市場的邏輯》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作為北大師資人事體制改革工作小組組長，提出“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稱“癸未變法”。一公布即引發風暴。是年底，黨委換屆選舉，張維迎得票倒數第一。經過長時間修改，方案被“打折”實施。在《大學的邏輯》里，他堅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沒有深思熟慮，絕不輕言改革！”

2006年，北大給光華學院3個評正教授、6個副教授名額，但最終學院只提了1個副教授。光華前任院長厲以寧曾這樣評價張維迎，“維迎做院長，我很滿意。我們應該鼓勵他。”厲同時指出，張維迎有兩個主要缺點：一是辦學經驗和管理經驗不足，應該多聽取老教授的意見，二是光華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處理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個投機取巧的人，從校長助理做到副校長，不是順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華人士感嘆，張維迎的“一根筋”損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現在的影響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決策層的影響力有限，“人家也不會找他去開會”。張維迎有時說話不太給人面子，包括他愛人，當然也包括官員。他會當著愛人的面，毫無保留地夸贊愛人的女友漂亮；他也會當著國有資產管理局官員的面說，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國有資產管理是沒用的。2009年的亞布力年會上，張維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級單位）總裁高西慶為外匯儲備的事情爭論起來。張維迎情緒激動，他說中國人說話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數成反比。人越少話越真，人越多話越假。“官員在公開場合說的話，大多是假話”，建議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張維迎在亞布力是受歡迎的，他是這個中國企業家年會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市場經濟等于自由價格加企業家理論，為他天然地贏得了這個圈子的贊賞。張維迎與很多企業家交情不錯，潘石屹與夫人張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對；萬通董事長馮侖與他是大學同學，在張維迎去英國留學的幾年里，馮侖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華院長的位置上，學院領導、師生、校友、官員、企業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觸，“一根筋”的張維迎卻也算應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應付的場面更多。”光華智庫總編輯傅小永說，“一根筋的人給人穩定的預期，大家合作起來比較簡單。”張維迎對此曾有個比方：人跟恒星一樣，只要你分量夠重，別人就圍繞你轉。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官方網站對張維迎的介紹中寫道：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引文索引》統計，他的論著被引用率連續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記者曾問張維迎：你為什么不講點策略，把話說得漂亮些，讓大眾更容易接受？張答道：講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學者怎么認為就應該怎么說。如果給學者施加過多的負擔，學者都像政治家那樣，學術就沒有了。

四年院長當下來，張維迎變得圓熟而豁達。訪談中，他盡可能用平緩的語調，尋找一些中性而溫和的表達。他說“人不能老唱高調”，并表達自己對于他人的理解。他仍舊強調邏輯的力量，但他承認“生活太復雜，邏輯會打架”。

書本上學的東西，不是智慧，智慧要從生活中來。在近來一些公開活動上，他頻頻發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偉大的人，也要經歷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開始就從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張維迎將研究生畢業時間提前了一個月。原因是為了趕早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報到的。雖然提前上班幾天，但是工齡可以早算一年。”從這件事多少能看出，張維迎并非總是“一根筋”。

體改委的五年是張維迎人生中“激動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會轉軌初期是官僚系統對經濟知識需求大量增加的時期。體改委里匯集了很多如張維迎一樣初出茅廬的知識分子。如今當道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可以在體改委里找到他們年輕的影子。

那是經濟學在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滿足感。年輕的研究員們今天聊的一個經濟學術語，十天之后就會出現在總理的政府報告里。張維迎回憶說，作為年輕經濟學者，有幸見證和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發表的絕大部分觀點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一些觀點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他深感自豪。

“我沒有做童話里那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身邊的弄臣。”張維迎說，“但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經濟學圈內，一個時常被拿出來與張維迎作比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張年長9歲，但兩人經歷大體相同。上世紀80年代，張效力于國家體改委，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所。各自呼風喚雨，叱咤風云。二十年后，兩人在體制內的影響卻大有差別。周其仁是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張維迎卻只有一些“純技術性”的顧問頭銜。

一位與張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將二人的差別概括為“陜西人”和“上海人”的區別。“兩人在學術上的洞見能力都很強，為什么老張的影響力相對較小？我覺得是地域差距帶來的性格差異。張不大會去修飾他的言辭，不講場面話。周很少絕對化的看問題。”因為言辭溫和，觀點也并不激進，周被稱為“中國挨罵最少的經濟學家”。

盡管二人在一些學理問題上會有不同見解，但他們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場，反對政府的調控干預。“10個經濟學家有11個看法。幾乎所有人都挨過罵，他們自己也都在爭吵。但如果把茅于軾、厲以寧、張五常、張維迎、許小年、周其仁、陳志武、樊綱、林毅夫他們湊在一起，寫出中國改革最重要的五個問題，并且排序，你會發現結果可能會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說。

在傅小永眼里，作為“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卻是在金融危機到來時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很多人產生了動搖，開始論證自由市場的弊病。在我看來這是很可悲的，中國救市那么強烈，缺的應該是反對調控的聲音。但張維迎堅守住了陣地，在去年發表《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他也為20多年的堅持引以為豪。”

社科院學者徐友漁在接受《小康》采訪時認為，張維迎“有點走火入魔”，“他認為只要能夠達到市場化所有的問題都沒有了，中國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過分強調市場化這一點上，我認為可以稱他們為‘市場拜物教’。”但徐友漁也承認張維迎的獨到之處，“他覺得大家只看到國有產權改革中發生的腐敗，但是很多人都沒看到，‘一堆山芋爛在這里’問題更大，卻誰也不吱聲，對這一點他表達了很深刻的見解，大家未見得能夠理解這個思想。”?

張維迎似乎已對自己的理論獲得承認寄予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預期。訪談中他多次強調，“好多偉大的東西誕生的時候是不被人關注的。歷史上看，有時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來。”他說要像莊子那樣，“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責難者對張維迎的批評似乎形成了定勢：幾年來網上積攢下來的罵聲還在不斷被轉載；每個新版“叫獸語錄”總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論。張維迎感到蹊蹺的是，臨近光華新一屆院長選舉，他頻頻遭遇各種“丑聞”：學歷造假門、艷照門??他在博客上貼出了一份三千字的聲明，澄清學歷相關問題。對于后者，他沒有回應。網上流傳那張圖片里的畫中人，實在太不像他了。

≌盼悅教灞裙ジ詠魃鰨泄廝餃說奈侍舛啾凰岳衩駁奈⑿乇埽踔斂輝溉啡獻約菏翹煨５圓煌揶硐巒紓和綣究考儺攣盼慊髁浚碳蟻奐倜拔繃硬罰峭耆謊陌傘Ｂ艏倩醯某雋宋侍饉嶠粽牛裁吹羌儺攣諾耐揪兔蝗私粽拍兀? 但他仍然有些隨意。一位女記者問他，如果遇到誘惑你怎么辦？他說：我沒遇到過那么大的誘惑。假如有人要給我10億元讓我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我不知道能不能經受這個誘惑，也許我能經受，也許我經受不了。

這句話被一些人解讀成“10億元可以出賣信仰”。幾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記者來問，給你10億元你是不是可以寫本反市場的書？他只好改口：我現在說，你給我一萬億元，都不會改變我的信仰。

對話

人生就像市場，別想著精心設計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歲，現在知天命了么？

張維迎：只能說這幾年比原來明白更多吧。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經歷多了，會更從容一點吧。但你很難說自己沒有急躁甚至浮躁，聰明的人只是學著不斷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現在還會受到誘惑嗎？

張維迎：如果一個人不受到誘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誘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為任何東西你都要付出代價。接受記者的采訪，我是在傳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視禁不起誘惑沒風骨的知識分子么？

張維迎：你可以用這個詞，當然我們還是柔和一點吧，有時候對沒風骨的人你也應該有一種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個境地說不定還不如人家呢。佛教講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來自人的理解，因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這些年你承擔了不少罵聲，覺得委屈嗎？

張維迎：我覺得現在的人某種意義上有好多的冤假錯案，但不能說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話，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換位思考，才能釋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個邏輯世界嗎？

張維迎：理論的世界一定是邏輯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復雜得多，有時候邏輯打架太厲害，你會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個邏輯主導的話，那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還是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邏輯是什么？

張維迎：還沒有歸納，但我想跟我的市場邏輯沒什么區別。人生在世，你需要給別人帶來快樂。

南都周刊：你身上吳堡的印記更多，還是牛津的更多些？

張維迎：每個人的成長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現在的狀態。所以人生就像市場，不要想著怎么精心設計。好多人精心設計，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當前改革現狀？

張維迎：現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覺得叫空轉。我們現在是不掛檔，只踩油門，聽起來轟轟轟，但沒掛檔它不往前走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改革的狀態。

我呼吁重建體改委，就是說需要一個專注領導改革的機構。發改委現在是分配資源，它就選擇在發展，而不是改革上。發展意味著分錢，意味著項目，這當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動既得利益，當然沒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