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維迎談創新

張維迎：自由競爭與產權保護對創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亞洲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騰訊財經對論壇進行全程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稱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當張維迎被問到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時，張維迎預測在目前體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為張維迎發言實錄：

張維迎：我沒有多大的分歧。我覺得盡管中國有個別企業有創新，但是整體來講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夠。主要的因素是我們的體制，我們要說什么對創新重要？ 就兩條：第一，自由競爭。第二，有效的產權保護。

政府不應該關心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事，政府關心創新就會制定很多政策，壓制住企業的激勵機制。中國制定很多產業政策，給很多補貼，使很多企業學壞了，他就整天想辦法申請政府補貼，并不真正的創新。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中國需要使得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一般來講創新是一個沒法預測的，現在很多產業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準哪一種創新有前途。

沒有任何一種創新特別是重大創新是一般人看出來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險，最后由市場說了算，這才叫創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東西，不能叫創新。創新是高度不確定，只能留給市場，政府任何的干預只能導致人們去尋租，特別在中國的情況下，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好多對未來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他們更喜歡套利，賺短平快的錢，我不是否定高總，我們確實有些企業很優秀，但是總體而言，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覺得考慮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們現在民營企業方面，我們看一下中國最優秀的人聚集在哪一個行業？比如房地產行業聚集了很多中國優秀企業家，我指他們素質很優秀。他為什么要到房地產行業來？其實很簡單，中國房地產行業里面利潤是比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的大量利潤流向金融行業，像去年幾家銀行利潤就達到上市公司將近一半，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導致的，這就一定會扭曲企業家創新激勵機制，不利于創新。

其實創新很簡單，給人資源，給每個企業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壞了就完蛋了。

利潤他拿，風險他擔，我們這樣就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問五位嘉賓這樣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預測2020、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們今晚晚 上討論主題有關的，我問各位您認為需要多少年，中國有望縮小跟美國科技、創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還是需要1000年。大家給一個數字，不需要解釋。跟美

國一樣成為創新大國。

陳志武：跟張維迎差不多的判斷吧。但是有一點，在目前體制下我覺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張維迎：我估計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請問你能活多少年？

張維迎：我活著的時候沒戲。

第二篇：張維迎談金融危機

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8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8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8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時犯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工業的波動遠遠大于消費資料的波動。這兩個特點也是所有經濟蕭條的主要的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晚一些?，F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事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危機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人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

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經濟學家很多也有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中對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的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會發生很大的不同。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

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Wlliam White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的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無論那方面，都與“看得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F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F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了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卻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帳。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

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

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

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

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

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F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

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

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

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F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他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三篇：關于腐敗,北大教授張維迎談腐敗

2012年12月19日，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2012觀察家年會暨第二屆中國改革峰會”在北京召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做了“反腐敗的兩難選擇”的主題演講。在演講中，他表示，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會亡黨，但是不太可能亡國。

張維迎指出，當前中國反腐敗面臨兩難選擇，如果措施過于強硬，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重則導致政府官員造反。但是，如果這樣，老百姓可能不答應。中國能否走出這個兩難選擇？既取決于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也取決于我們普通民眾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談到了過去十年中國的腐敗。他認為主要呈現了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從創造價值的腐敗到毀滅價值的腐敗，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所謂腐敗很大程度上民間從政府官員手里面贖買權利，通過這種贖買使得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來不能使用的資源，現在民營企業可以使用，所以他們創造了更大的價值。但是，現在的腐敗已經不是這樣的腐敗，而是政府官員濫用權利，特別是已經本來釋放到民間的權利進行腐敗。80年代、90年代的腐敗是與體制改革相關聯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是釋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但是，過去十年的腐敗是與體制倒退相關聯的腐敗，腐敗變得越來越嚴重，但是體制離市場化程度反而越來越遠。80年代的腐敗，90年代的腐敗，由商賄賂官的腐敗，而過去十年的腐敗，很多已經變成了由官來賄賂官的腐敗，我們叫買官賣官，當然商業賄賂官員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買官賣官商業賄賂可能已經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敗的措施越來越大，但是，腐敗也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搜索百度新聞各年關于反腐敗這個詞的文章，2003年的時候總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萬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點一萬篇。人民網反腐敗的文章也有類似的發展趨勢，十六大以來，已經有70多位省部級官員落馬了，都是因為腐敗問題，或者與腐敗相關。這樣算來，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級干部被抓，這在歷史上可能在任何一個國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應該是越來越大。但是同時腐敗的越來越嚴重。他舉了個例子：河南省交通廳廳長先后四位都因腐敗落馬，第一位落馬是1997年抓的時候受賄金額30萬，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時候，受賄金額3000萬，14年間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長率39.8%。而這個期間，我們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們看到腐敗金額的增長遠高于GDP的增長。當然，他表示這只是一個特例，但是就觀察來看，這個例子也許代表了我們腐敗嚴重程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以下是文字實錄：

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亡黨但不可能亡國

張維迎：我覺得未來十年對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挑戰就是反腐敗。中共十八大報告說到，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亡黨亡國，民間有一種說法，不反腐會亡國，反腐亡黨。當然，這個說法可能過于嚴重。我的看法是腐敗問題不解決，是可能亡黨，但是不太可能亡國，日本人進來都沒有亡國，反腐敗可能亡黨，但是也可能救黨，完全取決于我們怎么樣反腐??？

反腐敗真正的兩難選擇是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也就是過去到現在為止已經發生的腐敗行為，如果我們不對過去的腐敗有一個了斷，反腐敗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過于強硬，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重則導致政府官員造反。但是，如果這樣，老百姓可能不答應，這就是兩難選擇。我們能否走出這個兩難選擇？既取決于我們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也取決于我們普通民眾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學者提出有條件的特赦這樣一個思路，我今天也是對他們這個說法的一個呼應，同時我在十年前也談到過這個問題。

中國當下最主要的腐敗是買官賣官 且越來越嚴重

我們先看一下過去十年中國的腐敗，從宏觀上講有什么新的變化？我想最重要的是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從創造價值的腐敗到毀滅價值的腐敗，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所謂腐敗很大程度上民間從政府官員手里面贖買權利，通過這種贖買使得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來不能使用的資源，現在民營企業可以使用，所以他們創造了更大的價值。但是，現在的腐敗已經不是這樣的腐敗，而是政府官員濫用權利，特別是已經本來釋放到民間的權利進行腐敗。80年代、90年代的腐敗是與體制改革相關聯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是釋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但是，過去十年的腐敗是與體制倒退相關聯的腐敗，腐敗變得越來越嚴重，但是體制離市場化程度反而越來越遠。80年代的腐敗，90年代的腐敗，由商賄賂官的腐敗，而過去十年的腐敗，很多已經變成了由官來賄賂官的腐敗，我們叫買官賣官，當然商業賄賂官員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買官賣官商業賄賂可能已經不是最重要的，這是我認為第一個特點。

中國官員受賄金額14年間增加了100倍

第二個特點，就是我們反腐敗的措施越來越大，但是，腐敗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聞各年關于反腐敗這個詞的文章，2003年的時候總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萬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點一萬篇。人民網反腐敗的文章也有類似的發展趨勢，十六大以來，已經有70多位省部級官員落馬了，都是因為腐敗問題，或者與腐敗相關。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級干部被抓，這在歷史上可能在任何一個國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說反腐的力度應該是越來越大。但是，我們腐敗的越來越嚴重。舉個例子，河南省交通廳廳長先后四位都因腐敗落馬，第一位落馬是1997年抓的時候受賄金額30萬，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時候，受賄金額3000萬，14年間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長率39.8%。而這個期間，我們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們看到腐敗金額的增長遠高于GDP的增長。當然，這只是一個特例，但是就我們觀察來看，這個例子也許代表了我們腐敗嚴重程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高薪養廉養不起龐大的政府

新一代領導人對反腐敗非常的重視，其實上一代領導人對反腐敗也非常重視。學者、政府官員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敗的措施，這些措施大體歸結起來有這樣幾條：第一、加強監督，提高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我們知道，如果100個人腐敗，只有一個人被抓住，這種威懾力很低，如果有50、60個被抓住，這樣威懾力就比較大。第二、要有新聞自由，只有有了新聞自由，才能發揮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懲罰的力度，就是說能夠使得接受賄賂的腐敗官員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員的合法工資，也就是高薪養廉。現在官員之所以腐敗一個原因是他們官方定的工資太低，所以他們不得不用額外的收入補貼自己。第五、最近討論比較多的財產的公示。第六、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員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怎么使得官員臉皮變薄一點，現在的官員臉皮太厚。第七、減少政府的權利，現在政府的權利太大，如果能夠減少政府的審批權，減少政府分配資源的權利，減少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權利，減少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利，那么，腐敗可以大大減少。第八、真正實行民主與法治。

應該說這幾個措施已經比較全面的概括了我們所能采取的反腐敗措施。但是，問題的關鍵是如果我們建立一個全新的政府，或者說政府的規模很小，或者是現在的腐敗不是很嚴重，我覺得這些措施對于預防腐敗都是有效的。如果我們新建的政府把監管搞得嚴一些，懲罰搞得重一點，新聞自由多一點，政府的權利少一點，我們還有民主，還有法治，我想腐敗就不會嚴重。但是，我們現在不是這樣，我們是要在現有政府的基礎上進行反腐敗，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聽起來好，但是實際上很難實行。好比說高薪養廉，我們

有這么大的政府，我們的省部級官員十年已經抓了70多個，我們還有多少？其實只占它的一小部分。這么龐大的政府情況下，高薪養廉是養不起的。

政府官員經不起查 人們對腐敗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的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現在的腐敗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據最高檢察院的報告推算09年縣處級官員比例48%，廳局級干部40%，省部級33%，這個數字大家可以有懷疑，但是就我的直觀判斷來講，也許有點保守，按照現在的腐敗標準，我覺得政府官員里面，能經得起查的沒有幾個人，也許沒有接受現金的賄賂，但是你收購了一塊手表，或者接受過一幅名畫，或者買房子的時候接受過優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國外讀書的時候得到過人家的幫助。所以，我說按照現有的標準真正能經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們看到最近網絡上一曝一個準，我們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如果民間對腐敗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覺得好象是抽象的談起來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個人，很多人表示極大的同情心——他怎么這么倒霉。其實民間這樣一種矛盾現象，表現了人類心目中的一個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種行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數人受到懲罰，人們會認為不太公平，人們也會提高對這種行為的容忍度。

其實對于腐敗行為，真正的懲罰是兩種機制，第一種是法律的機制，第二種是聲譽的機制，輿論的機制，像我們過去某一個人腐敗被抓起來了，坐牢了，這是法律的懲罰，但是周圍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們看到今天好像不是這樣的，一個人被判刑之后，腐敗官員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幫助他的孩子，幫助他的老婆。這本身就反映出來可能我們現在抓的腐敗官員僅僅是腐敗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還不是最嚴重的部分。所以，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這個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算舊帳，追查到底，第二種思路是算精帳，既往不咎，當然他們的準確含義我們還可以討論。我們其實看一下，算舊帳所面臨的問題，過去十年的經驗證明，像現在這樣的反腐敗盡管看起來力度已經很大，但是與腐敗的普遍程度，嚴重程度相比，可以說蜻蜓點水，真的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反腐敗可能變成權利斗爭的工具

我們過去十年看，反腐敗的措施并沒有真正在腐敗分子當中形成一種威懾，很多官員腐敗，就像買股票一樣，或者買彩票一樣，就碰運氣，運氣不好了，被抓了，倒霉，運氣好了，就逃過去了。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反腐敗可能變成權利斗爭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敗，而在于你是聽話還是不聽話。這樣的話，落馬的腐敗官員其實不一定是最嚴重的腐敗官員，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敗分子。我曾經接觸過一個案子，我覺得是一個真的是相當廉潔的官員，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給他孩子的壓歲錢4萬塊錢，判4年，我想在我們所知道的案子中，類似的案子其實真的不少。而且在這一個過程當中，就是誰先下手為強，先下手為強就可能變成腐敗官員的最優策略。進一步可能還使得腐敗更為嚴重，如同殺人滅口一樣，殺一個人，留下一個活口，害怕被人舉報，繼續殺了。腐敗也以類似的問題，如果錢不足以買通比你大的官員，這時候很可能落馬，如果你腐敗的金額很大，買通的人很多，這時候你反倒變得安全了。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的輿論反腐，特別是十八大之后的這一個月，輿論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剛才講的，包括新聞自由，盡管我們現在沒有，但是我們有了微博，使得每個人都可以變成一個媒體。那么，它對腐敗現象是產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靠這樣一種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問題，一個就是可能變得侵害人權，因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負責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個人隱私權的問題。還有一個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變成我前面講的權證斗爭的一種工具。

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特別防止很可能存在輿論和暴力問題，因為一個人無論你干凈不干凈，一旦媒體上說你不干凈，你有時候可能是有口難辯，特別是現在的情況，因為大部分官員屁股底下都不干凈，所以媒體曝露某一個官員，沒有人敢站出來替他說一句公道話，只要一個人被媒體曝露之后，其他官

員趕快把他推出去問斬，這可能會形成一些冤假錯案。另外，有時候他也違反了我們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慶的事情，其實取證本身就是違法的，并且這樣一個艷照是在引誘欺騙下拍攝的，但是現在反腐當中已經不考慮程序取證的合法性，這從長遠來講，對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是不利的。當然，我們可以設想更大的反腐風暴，特別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但是，我們能大到那兒去呢？如果我們真的大的話？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員人人自危，消極怠工，也可能形成一個腐敗的聯盟，因為腐敗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個網絡，保護別人就會保護自己，所以官員很可能會聯合起來對抗反腐敗的措施，最后政府就會癱瘓，政府癱瘓的時候，反腐敗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說現在官員的腐敗即使買官賣官它的錢很多也是從企業收上來的，也就是幾乎所有的腐敗追下去都與企業家這個群體有關系的。我們看到現在一些企業家沒有安全感，一個原因是對未來沒有信心，害怕像發生重慶那樣的所謂打黑，實際上是黑打，任意的剝奪私人的財產，也有一個擔心，就是害怕過去的老帳，包括由反腐敗牽連出來的賄賂行為，這樣導致民營企業家，甚至國有企業的官員都開始移民，沒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國經濟當中下更大的賭注，更沒有人愿意搞創新，這時候失業率就會增加，民眾的不滿又會提高，所以，這時候對政府就形成一個更大的挑戰。

中國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較小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誰來反腐？如果我們承認腐敗是如此普遍，那大致來講，很可能反腐的官員本身也未必是干凈的官員，他們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為反的越深，把他們自己也就牽連出來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較小，如果強制的實施，也可能帶來的成本比較大。所以，另一種辦法叫做不算老帳，算新帳，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講的吳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條件的特色，按照吳思的觀點就是通過條件的特赦，換取未來的擁護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認為，如果算老帳，問題會越來越多。當然，我想他們只是提出一個基本的思路，具體措施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研究，這里面國際上已經有好多經驗，包括我們香港也有好多的經驗，發達國家有，發展中國家有，幾乎所有原來腐敗嚴重的國家，在反腐的過程當中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以十八大為界進行反腐 對過往腐敗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議，我們以十八大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繼續腐敗的官員新帳舊帳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說都就那么很容易的過關。同時，要啟動政府官員的財產公示和注冊，然后要研究超過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沒收，還是交稅之后就歸他們自己？但是，我想有一點，如果你不說實話，你應該受到懲罰，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時候只說2套，一經查實，另外8套應該全部沒收，也就是政府官員在這個時候不說真話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當然，我覺得也可以是實現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員離開政府崗位。那么，在做這個的時候，我們同時加強我前面提到的那幾項措施，包括減少政府的權利，包括加強輿論的監督，實現新聞的自由，還有更為長遠的就是建立一個法治社會和一個民主體制。當然，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官員的權利受到約束的情況下，我覺得政府官員合理的報酬也確實應該提高。

但是，這樣的措施面臨巨大的挑戰。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眾的不滿？民眾會認為這是相當不公正的，不公平的，憑什么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獲免，我想每個人可以完全的理解這一點。第二個問題怎么使得這個政策本身變得可行，因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會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眾的理解，我們必須告訴大家反腐敗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而不是為反腐敗而反腐敗，更不是為了殺人。如果殺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們未來的政府仍然有像現在這樣嚴重的腐敗，那我們可以說沒有取得任何成就。當然，我們人類有一個弱點，我們經常注意了手段，忘記了目標，像我們賺錢的人一樣，本來賺錢是為了幸福，但是賺到一定錢忘了幸福，只是為了賺錢，我們反腐敗當中同樣要避免類似的問題，只注

重手段，忘了我們的目標。還應該看到過去的歷史真的相當復雜，體制不合理是腐敗現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們看到好多被抓起來的官員得到當地老百姓的同情，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真是干事兒的人，沒有抓起來的是不干事兒的人。

反腐敗問題應進行全民大討論 建議設立試點

我希望這個問題應該進行全民大討論，因為這對中國的未來太關鍵。必要的時候我覺得可以進行全民公決投票，像阿根廷等國家就做過這樣的措施，我們政府特別一個具體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還是不同意，我們可以規定一個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認同，我們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認同，我們就不要做，我們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有周全的設計，迫使政策在實行1-2年之后，民眾就會認識到它的好處。當我們看到腐敗現象大大的減少，政府服務大大改進的時候，我想老百姓對過去的原諒就會更能夠理解這樣一個政策的好處，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問題怎么解決？靠全國人大，靠政府出一個政策還是不行，我們法律的效率還是有限的，經過全國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還是大大的高于我們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議可以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證這樣一個政策的可信性，同時也可以搞試點，有人提出的在某一個縣，或者某一個市，這個試點如果真正取得經驗，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們會覺得是釣魚。另外，我可能進一步的去腐敗，因為實際上說不說無所謂。那么，這樣一種政策，我把它叫為理性的寬恕，寬恕是我們人類具有的偉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國人也有寬恕的這樣一個文化。但是，我們說它是理性的寬恕，不是無原則的寬恕，不是為寬恕而寬恕，不是為顯示我的寬宏大量。理性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時候必須超脫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須學會換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慮我們的主觀愿望。理性也要求我們在評價變革和政策的時候必須講事實，理性也以后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應該過多的糾纏于歷史的舊帳。

南非圖圖大主教在曼德拉當權總統以后授命研究處置在南非眾多的罪行，他說這樣的一句話，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我在這兒加上一句法，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如果我們不能夠理性的處理我們現在面臨的腐敗問題，如果中國的反腐敗不能走出我剛才講的那樣一個兩難選擇，我們將被持久的鎖定在腐敗陷阱當中不能自拔，中國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謝謝大家！

【第三方】經濟學家爭鋒贖買機制：以贖買機制推進改革？

李克強副總理講“改革是中的最大紅利”，這話無疑是非常對的，但是，改革要怎樣才能推行下去還是個很大的問題。其中重要阻力就是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礙。那么，為了推進改革，是否應該、是否可以通過補償既得利益者，以贖買機制推進改革，就成了一個話題。而在此前，包括張維迎、許小年、陳志武、茅于軾等經濟學家都曾經發表相關觀點，并且分歧明顯，且讓我們看看他們是怎么說的。[詳細]

第四篇：張維迎 五十而知（范文）

張維迎 五十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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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痹浰菆杂?、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如今，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北大光華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攝影_劉浚

黢黑健碩的蒙古壯漢一絲不掛，向腳下魚貫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對面的老子瘦小干枯，側身吐舌瞪眼，似是譏諷壯漢的滑稽。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新樓門前的這兩尊雕塑，是院長張維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見到如此先鋒的作品難免驚訝。一個光著屁股，一個擠眉弄眼，什么意思？這不是丑化光華嗎？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長，要不要弄走？”有人問。張維迎說，不急，先放一段時間，不接受再說。兩年后，怪異的雕塑已是光華最受歡迎的拍照地點。時間終教人們習以為常。

不久前，張維迎新書《市場的邏輯》上市。為市場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張維迎已是龐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視作洪水猛獸的市場經濟，終以自己的邏輯通行于世。

金剛到菩薩

去年是張維迎的天命之年。年齡愈大，他愈加偏愛樓下那個瘦小的老子。傳說中，老子五十歲那年騎青牛過函谷關，留下《道德經》五千字西去不還?！爸恢?，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經》里的語句，張維迎信口拈來。

三四年前，張維迎開始精讀中國古典?！拔腋械讲皇娣氖牵蠹叶加X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東西都是西方的?！彼Ｍ谧嫦鹊闹腔劾镎业阶杂芍髁x的根源,“在對政府干預的批評上，至今還沒人比老莊說得更透徹更到位。”

那是張維迎經歷人生劇烈振蕩，亦是他引發諸多爭議的時間。2006年9月，當了八年“第一副院長”的張維迎接班。他推行強力改革，兩位教授受到處理，他們在網絡上奚落張維迎是“著名的陜北農民”，稱他“挾私報復”。早些時候，他發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讓他一夜間變身“人民公敵”。

針對張的批評甚囂塵上，甚至“連累”了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他們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沒來得及看完張維迎的全文，即封張維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經濟學家”。

“我算什么主流經濟學家，政府都不待見的?！睆埦S迎跟學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對媒體坦誠，在政府只擔任“一些純技術性的咨詢工作”。

這是一種巨大的尷尬。張維迎因諸多驚人言論收獲了空前的名聲，雖然很大程度上是罵名。在另一個層面，他始終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吶喊者，對政府管制的批評貫穿于他近30年學術生涯?！耙话愣裕熾y體制的人天然會得到大眾的認同。張維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響大眾，和大眾共鳴，但罵他最多的也是大眾。”一位接近張的光華人士說，體現在張維迎身上的卻是兩邊都怎么不討好。

對于張維迎的遭遇，茅于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寫道：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體前的張維迎對此顯得并不太在意，老莊之道似乎讓他有所了悟。他承認，重讀經典的另一個目的是“維持內心的安穩”，他甚至說要“大慈大悲”，“社會很復雜，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戰勝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長，你不能什么東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這種菩薩低眉的姿態多少讓人有些不太習慣，畢竟他曾經是堅硬、執拗、鋒芒畢露、具備死磕精神、還帶點精英傲慢的那么一個張維迎。

土與洋的結合

“大眾是什么？全世界67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睆埦S迎笑笑，幾年前的金剛怒目已然不見蹤跡?！罢f影響大眾，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偉大了。”

話雖如此，但他聽說自己7月推出的新書《市場的邏輯》普通人讀來并無障礙，臉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邊上的小書攤，此書竟有了盜版，他大感意外。“這是一本學術性的著作，雖然比較通俗。當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讀到它?！?/p>

他有一種傳教士般的熱情，談話者表現出對市場經濟的一點點好奇與善意，就會激發他的灌輸沖動。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絕，他總是試圖用最簡單的例子闡述自由市場理論。他不厭其煩地重申那條在各種場合被闡釋過成百上千遍的市場邏輯-一個人想得到幸福，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

《市場的邏輯》的飄口作者像上，張維迎手撫下頜，一臉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堅的核心問題。

這張照片上的張維迎看起來太嚴肅了，其實他是個善用比喻和開玩笑的人。在國內學者里，他仍然算是個說話風趣的家伙。

近20年的農村生活背景讓他受益，至少他能舉出一些富有田園野味的例子來。2010年夏天的光華畢業典禮致辭上，他以老家門前那棵老杏樹為例，教導畢業生們等待成材應如摘杏一樣，“不要急于求成”。當過生產隊會計的他，擅長用一些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道理。金融危機發生后，很多體制內的人覺得中國沒出問題很萬幸。他就說：這好比我們坐在一輛牛車上，突然看見一架飛機失事掉了下來，牛車上的人會驚呼：哎，你們看，還是我們的牛車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那場關于價格改革的討論中，25歲的張維迎就憑自己出色的表達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經濟學者中脫穎而出，引起學界和決策層的注意。1993年，張維迎原創了一個“斑馬村寓言”總結中國改革?！盁o論價格改革還是國企改革，都是把馬變成假斑馬，再換成真斑馬的過程?！?/p>

那個帶有一點農業學大寨色彩的故事，后來受到很多國內改革研究者的歡迎。人們喜歡這個比喻，因為它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兼具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的改革進程。

但如果依此認為張維迎的幽默感僅僅是一個陜北農民的天賦發揮，那就大錯特錯。今年6月，王石和黃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辦了一場“巔峰對話”。王石說，人為什么要登山，因為人有一種特有的冒險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張維迎作為嘉賓隨后上臺點評說，動物可能也有冒險精神，也會探索未知?！安贿^，”他頓了頓說，“動物冒完險，應該是不會搞一個巔峰對話的?！?/p>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學經歷給張維迎留下了一些印跡：愛穿溫莎領，談話保持距離，偶爾也會攤攤手聳下肩。但言語間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國的時候”，倒是不時提及他的農村生活。

“他那種陜西農民的質樸，我覺得還在。”光華工作人員岑科說，張維迎從不回避自己的農民出身。在光華的聚會上，張維迎的保留節目便是深情演唱陜北信天游。唱之前，他會先把歌詞念一遍，一般都是情愛之類。岑科的印象里，張維迎是個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沒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會，開場有個羊倌背對觀眾，身著小棉襖，頭系羊白肚頭巾，咚咚咚咚敲著大鼓?！肮穆曣┤欢?，羊倌轉身，追光燈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損害了影響力

張維迎的陜西老鄉張藝謀曾說，陜西人性格執著，比較“一根筋”。無論是打官司的秋菊，還是追求愛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氣認死理，一條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領域，他遠沒那么隨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張維迎有點“一根筋”。不過，張維迎自己不這樣認為。他說，他是相信自己的邏輯能力。這種相信甚至會讓人覺得有些近乎于迷戀。作決定時，如果邏輯推演上他認為沒有錯的，必定不依不饒。

“比如說有一個峽谷，所有的人都說，過不去，那里是萬丈深淵，如果邏輯推論出那里應該有一座橋，我就會走過去。”在《大學的邏輯》里，他這樣寫道。

他喜歡以邏輯來命名自己的著作?！洞髮W的邏輯》是《市場的邏輯》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作為北大師資人事體制改革工作小組組長，提出“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稱“癸未變法”。一公布即引發風暴。是年底，黨委換屆選舉，張維迎得票倒數第一。經過長時間修改，方案被“打折”實施。在《大學的邏輯》里，他堅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沒有深思熟慮，絕不輕言改革！”

2006年，北大給光華學院3個評正教授、6個副教授名額，但最終學院只提了1個副教授。光華前任院長厲以寧曾這樣評價張維迎，“維迎做院長，我很滿意。我們應該鼓勵他?！眳柾瑫r指出，張維迎有兩個主要缺點：一是辦學經驗和管理經驗不足，應該多聽取老教授的意見，二是光華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處理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個投機取巧的人，從校長助理做到副校長，不是順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華人士感嘆，張維迎的“一根筋”損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八F在的影響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決策層的影響力有限，“人家也不會找他去開會”。張維迎有時說話不太給人面子，包括他愛人，當然也包括官員。他會當著愛人的面，毫無保留地夸贊愛人的女友漂亮；他也會當著國有資產管理局官員的面說，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國有資產管理是沒用的。2009年的亞布力年會上，張維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級單位）總裁高西慶為外匯儲備的事情爭論起來。張維迎情緒激動，他說中國人說話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數成反比。人越少話越真，人越多話越假。“官員在公開場合說的話，大多是假話”，建議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張維迎在亞布力是受歡迎的，他是這個中國企業家年會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市場經濟等于自由價格加企業家理論，為他天然地贏得了這個圈子的贊賞。張維迎與很多企業家交情不錯，潘石屹與夫人張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對；萬通董事長馮侖與他是大學同學，在張維迎去英國留學的幾年里，馮侖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華院長的位置上，學院領導、師生、校友、官員、企業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觸，“一根筋”的張維迎卻也算應付自如?！暗桓畹娜四軕兜膱雒娓??！惫馊A智庫總編輯傅小永說，“一根筋的人給人穩定的預期，大家合作起來比較簡單?！睆埦S迎對此曾有個比方：人跟恒星一樣，只要你分量夠重，別人就圍繞你轉。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官方網站對張維迎的介紹中寫道：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引文索引》統計，他的論著被引用率連續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記者曾問張維迎：你為什么不講點策略，把話說得漂亮些，讓大眾更容易接受？張答道：講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學者怎么認為就應該怎么說。如果給學者施加過多的負擔，學者都像政治家那樣，學術就沒有了。

四年院長當下來，張維迎變得圓熟而豁達。訪談中，他盡可能用平緩的語調，尋找一些中性而溫和的表達。他說“人不能老唱高調”，并表達自己對于他人的理解。他仍舊強調邏輯的力量，但他承認“生活太復雜，邏輯會打架”。

書本上學的東西，不是智慧，智慧要從生活中來。在近來一些公開活動上，他頻頻發出如上感慨?！翱鬃幽敲磦ゴ蟮娜?，也要經歷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開始就從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張維迎將研究生畢業時間提前了一個月。原因是為了趕早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報到的。雖然提前上班幾天，但是工齡可以早算一年?！睆倪@件事多少能看出，張維迎并非總是“一根筋”。

體改委的五年是張維迎人生中“激動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會轉軌初期是官僚系統對經濟知識需求大量增加的時期。體改委里匯集了很多如張維迎一樣初出茅廬的知識分子。如今當道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可以在體改委里找到他們年輕的影子。

那是經濟學在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滿足感。年輕的研究員們今天聊的一個經濟學術語，十天之后就會出現在總理的政府報告里。張維迎回憶說，作為年輕經濟學者，有幸見證和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發表的絕大部分觀點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一些觀點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他深感自豪。

“我沒有做童話里那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身邊的弄臣。”張維迎說，“但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經濟學圈內，一個時常被拿出來與張維迎作比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張年長9歲，但兩人經歷大體相同。上世紀80年代，張效力于國家體改委，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所。各自呼風喚雨，叱咤風云。二十年后，兩人在體制內的影響卻大有差別。周其仁是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張維迎卻只有一些“純技術性”的顧問頭銜。

一位與張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將二人的差別概括為“陜西人”和“上海人”的區別。“兩人在學術上的洞見能力都很強，為什么老張的影響力相對較??？我覺得是地域差距帶來的性格差異。張不大會去修飾他的言辭，不講場面話。周很少絕對化的看問題?！币驗檠赞o溫和，觀點也并不激進，周被稱為“中國挨罵最少的經濟學家”。

盡管二人在一些學理問題上會有不同見解，但他們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場，反對政府的調控干預?！?0個經濟學家有11個看法。幾乎所有人都挨過罵，他們自己也都在爭吵。但如果把茅于軾、厲以寧、張五常、張維迎、許小年、周其仁、陳志武、樊綱、林毅夫他們湊在一起，寫出中國改革最重要的五個問題，并且排序，你會發現結果可能會出奇的一致?！备敌∮勒f。

在傅小永眼里，作為“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卻是在金融危機到來時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昂芏嗳水a生了動搖，開始論證自由市場的弊病。在我看來這是很可悲的，中國救市那么強烈，缺的應該是反對調控的聲音。但張維迎堅守住了陣地，在去年發表《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他也為20多年的堅持引以為豪?！?/p>

社科院學者徐友漁在接受《小康》采訪時認為，張維迎“有點走火入魔”，“他認為只要能夠達到市場化所有的問題都沒有了，中國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過分強調市場化這一點上，我認為可以稱他們為‘市場拜物教’?！钡煊褲O也承認張維迎的獨到之處，“他覺得大家只看到國有產權改革中發生的腐敗，但是很多人都沒看到，‘一堆山芋爛在這里’問題更大，卻誰也不吱聲，對這一點他表達了很深刻的見解，大家未見得能夠理解這個思想?！?

張維迎似乎已對自己的理論獲得承認寄予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預期。訪談中他多次強調，“好多偉大的東西誕生的時候是不被人關注的。歷史上看，有時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來?！彼f要像莊子那樣，“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責難者對張維迎的批評似乎形成了定勢：幾年來網上積攢下來的罵聲還在不斷被轉載；每個新版“叫獸語錄”總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論。張維迎感到蹊蹺的是，臨近光華新一屆院長選舉，他頻頻遭遇各種“丑聞”：學歷造假門、艷照門??他在博客上貼出了一份三千字的聲明，澄清學歷相關問題。對于后者，他沒有回應。網上流傳那張圖片里的畫中人，實在太不像他了。

≌盼悅教灞裙ジ詠魃鰨泄廝餃說奈侍舛啾凰岳衩駁奈⑿乇?，蝇吁謹枯x溉啡獻約菏翹煨５圓煌揶硐巒紓和綣究考儺攣盼慊髁?，蝇犹枷伂訆J倜拔繃硬罰峭耆謊陌傘Ｂ艏倩醯某雋宋侍饉嶠粽?，蝇硬么登純當佒Z耐揪兔蝗私粽拍兀? 但他仍然有些隨意。一位女記者問他，如果遇到誘惑你怎么辦？他說：我沒遇到過那么大的誘惑。假如有人要給我10億元讓我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我不知道能不能經受這個誘惑，也許我能經受，也許我經受不了。

這句話被一些人解讀成“10億元可以出賣信仰”。幾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記者來問，給你10億元你是不是可以寫本反市場的書？他只好改口：我現在說，你給我一萬億元，都不會改變我的信仰。

對話

人生就像市場，別想著精心設計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歲，現在知天命了么？

張維迎：只能說這幾年比原來明白更多吧。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經歷多了，會更從容一點吧。但你很難說自己沒有急躁甚至浮躁，聰明的人只是學著不斷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現在還會受到誘惑嗎？

張維迎：如果一個人不受到誘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誘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為任何東西你都要付出代價。接受記者的采訪，我是在傳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視禁不起誘惑沒風骨的知識分子么？

張維迎：你可以用這個詞，當然我們還是柔和一點吧，有時候對沒風骨的人你也應該有一種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個境地說不定還不如人家呢。佛教講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來自人的理解，因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這些年你承擔了不少罵聲，覺得委屈嗎？

張維迎：我覺得現在的人某種意義上有好多的冤假錯案，但不能說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話，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換位思考，才能釋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個邏輯世界嗎？

張維迎：理論的世界一定是邏輯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復雜得多，有時候邏輯打架太厲害，你會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個邏輯主導的話，那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還是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邏輯是什么？

張維迎：還沒有歸納，但我想跟我的市場邏輯沒什么區別。人生在世，你需要給別人帶來快樂。

南都周刊：你身上吳堡的印記更多，還是牛津的更多些？

張維迎：每個人的成長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現在的狀態。所以人生就像市場，不要想著怎么精心設計。好多人精心設計，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當前改革現狀？

張維迎：現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覺得叫空轉。我們現在是不掛檔，只踩油門，聽起來轟轟轟，但沒掛檔它不往前走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改革的狀態。

我呼吁重建體改委，就是說需要一個專注領導改革的機構。發改委現在是分配資源，它就選擇在發展，而不是改革上。發展意味著分錢，意味著項目，這當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動既得利益，當然沒興趣。

第五篇：張維迎發言實錄全文

張維迎發言實錄全文：

收到邀請，非常榮幸，其實覺得沒有什么特別好講的。前幾天在社科院也開過一個會，中國國內市場潛力有多大？這是我們下一步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知道過去一百幾十年里有兩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從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應該從二戰之后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的變化。應該說這兩次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很不一樣，第一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第二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收益國，主要表現在很好地利用國際市場發展經濟。

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平均而言，我們每年出口的增長是GDP增長的1.5倍，如果按照不變價算的話。到2008年的時候，中國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3倍，也就是累積起來出口增長是GDP的6倍多，導致的一鍋是，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達到了37％，在全世界十大經濟體當中，只有德國超過中國，其他的國家遠遠低于中國，美國只有84％，日本16.3％，英國是15.7％，法國是21.6％，意大利是2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只有德國是39.9％，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國兩個百分點。

這么大的國家，出口占到GDP的比重如此之高，本身就有一點難以想象。我想剛才幾位演講人都談到這一點，但是不管怎么樣講，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未來一輪經濟增長不可能再繼續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最近二十來年高速出口導向，未來可能是能夠保持出口與GDP同步增長，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不要講我們要像過去每年出口二十幾的速度，高于GDP的1.5倍。牽扯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國內市場潛質有多大？第一個就是經濟規模。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每一個當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或者當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來看，我們可以排序來看，中國GDP的排序廣東第一，山東第二，江蘇第三。和世界經濟體進行排名，非常有意思的的概念，日本按照世界作為一個國家來排的話，廣東排在世界第18位，廣州GDP落后第17位土耳其，相當于土耳其的67％，廣東的GDP大于波蘭、印度尼西亞、比利時、瑞典、瑞士、沙特。山東和江蘇，大于挪威、奧地利、伊朗、希臘、丹麥、阿根廷。愛爾蘭、南非、河南第五位，GDP大于芬蘭、葡萄牙、哥倫比亞，河北第六位，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亞，上海第七位，遼寧第八位，GDP大于羅馬尼亞、以色列、馬來西亞，大于新加坡、烏克蘭和智力。湖北的GDP大于巴基斯坦、菲律賓，湖南的GDP大于聯合國聯合酋長國、埃及，福建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這是從經濟規模來看。

另外從人口來看，兩百年前英國崛起十個億，占2％，一百年前美國崛起的時候世界人口16億，美國將近九千萬，占5.8％，現在世界有68億人口，中國是13億將近14億，我們是一百年前美國崛起時，我們人口差不多，兩百年英國崛起的時候我們人口比它還要大，大1.3倍。

中國好多省在國家排人口規模相當大的，第一大人口是中國、印度、美國、印尼，廣州的GDP大于印尼，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國，我們看到大的國家，人口規模都比中國的省要小。西藏也是我們中國人口最小的省，但是它的人口剛好大于蒙古。

這兩組數據我想告訴很簡單的一個意思，我們好好考慮一下，中國的潛力本身有多大？如果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全球，中國的各個地區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相互之間發展貿易潛力有多大？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唯一差的就是主權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可能需要護照，需要關稅、過關，還有很多非關稅的限制等，否則的話，國內貿易本身是沒有什么大差異的。就像我們看到的歐盟在一體化，東亞要一體化，一體化無非就是說，把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一樣。

很奇怪的是，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國際貿易覺得比國內貿易交易成本還要低，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的問題究竟出現在哪兒？為什么同樣的生意和外國企業做，費用、交易成本比中國國內還要低。當然就有一些硬的東西，好比說山東和南韓做生意，運輸成本比東西運到西北要便宜，中國任何一點運輸的時間和二十年前相比減少50％到三分之二，過去大體需要3天時間到達的地方，現在就要1天的時間或者1天半的時間，過去三個小時到達的地方現在需要一個小時或者一個半小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說我們在開發國內貿易方面，我們面臨的障礙不是過去30年前、20年前硬件的問題，仍然是軟件的問題，有多少軟件由于政府的政策法律導致的，有多少是企業行為方式導致的，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很好地發展，相互之間的交易貿易的話，由于國際貿易，不可能持續高增長帶來的負面的東西，完全是有可能靠我們自己的努力，給彌補上的。

我說的這個和我們所說的擴大內需不是一個概念，擴大內需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消費、投資、出口，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費，我說的不是這個概念。相信市場的決策，消費不是人為做上去的，好多語言的錯誤，沒有需求的話，儲蓄在那兒，需求在那兒，如果不在那兒需求不會在那兒。更多是制度性和微觀經濟學的概念，怎么樣給人民更多的自由，給企業更多的自由，使每個人每一個企業在中華大地可以自由做生意和自由遷移，包括城市化等，對未來的20、30年不應該有大的擔憂。

233年前，在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時候，他就非常驚嘆地寫到，中國市場規模不亞于歐洲所有不同國家加在一起的規模，可惜的是，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發掘國內市場規模的優勢，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