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現狀及其完善

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現狀及其完善

08413317謝志群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現狀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抉擇困境

勞動合同立法適當與否，取決十對勞動契約自由干預的限度，而我國現代勞動契約自由干預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決十這樣一個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繼續以廉價勞動力作為發展經濟的條件之一。如果堅持這一發展路徑，就豁床著我國勞土保護標準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況日，解決該問題不能逾越木國發展的內在需要與國際竟爭需要的滿足。在國內，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經濟的支持;在國內，我們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兼顧勞動者一利益在國際上，既要考慮發達國家高勞動標準要求的敦促，又要考慮不發達國家以勞動力成木參與竟爭對我國經濟發展構成的壓力。要兼顧這些因素并非易事，如何取其“利”，避其“害”，如何集所有的“利”十勞動合同立法中，成為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抉擇難題。

這種狀況，使我們在勞土標準上不能簡單地在倒退或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之間做出選擇，但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粗略的結論，即:在勞土標準上，我們既不能倒退又不能迅速趕上或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固守舊的低勞動力標準，具有短期效應;走新路，向發達國家高勞動力標準靠攏，又有風險。由此，我國只能在發展中國家低標準與發達國家高標準之間才找一個適度之點，即勞動契約自由規制適度，唯此，我國勞動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經濟發展與勞動者一利益保護的關系。

(二)我國勞動合同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勞動契約自由規制的典型代淤扮一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確的。在政治上，它是緩和社會矛盾、關注民生的最直觀、最有效的舉措之一，為我國各項事業發展提供基礎保證摒棄了以往一味以低勞動力成木取勝的經濟發展策略。但從實踐來看，它并非完美無缺，仍存在勞動契約自由規制不適度等問題。具體表現在: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現狀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抉擇困境

勞動合同立法適當與否，取決于對勞動契約自由干預的限度，而我國現代勞動契約自由干預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繼續以廉價勞動力作為發展經濟的條件之一。如果堅持這一發展路徑，就意味著我國勞工保護標準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況且，解決該問題不能逾越本國發展的內在需要與國際競爭需要的滿足。在國內，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經濟的支持;在國際上，我們處于“上擠下壓”的中間位置。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們是以低勞動力成本在競爭中取勝的，目前在高精尖的科技領域沒有競爭力，競爭優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勞動力標準靠攏，又有風險，至少會在短期內使其競爭力水平下降或難以提高。但如果能安全度過這一薄冰路段，那么，我們的發展就會登上一個新的臺階。由此，我國只能在發展中國家低標準與發達國家高標準之間尋找一個適度之點，即勞動契約自由規制適度，唯此，我國勞動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經濟發展與勞動者利益保護的關系。

(二)我國勞動合同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勞動契約自由規制的典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確的。在政治上，它是緩和社會矛盾、和諧社會、關注民生的最直觀、最有效的舉措之一，為我國各項事業發展提供基礎保證在經濟上，它摒棄了以往一

味以低勞動力成本取勝的經濟發展策略。但從實踐來看，它并非完美無缺，仍存在勞動契約自由規制不適度等問題。具體表現在:

1．勞動合同制度或曰勞動契約自由制度實施效率低下。資方不履行工作環境、法定工時、最低工資標準要求等義務，在我國許多公司、企業或其它用人單位中是一種常態。

2．現有勞動合同制度或曰勞動契約自由制度設計本身有缺陷。這種制度本身的缺陷，降低了該制度的權威性，也因此增加了該制度踐行于實踐中的難度，以致立法目標全部或部分落空。換言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導致了制度實施效率的低下。

具體體現在:

其一，“視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威脅，對于短期用工難于適用，而且即使對于一年以上的用工，也可以通過期日的規避來擺脫威脅，即可在用工之日起滿一年的當日之前的任何日期內補訂書面勞動合同或解除勞動關系。如屬前者，還算是達到了立法目的，如屬后者，則可能是對勞動者就業機會的損害。

其二，依我國《勞動合同法》第7條、第10條第3款的規定，雖然要求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又規定勞動關系是自用工之日起確立的，而不是自書面勞動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日確立。可見，這種勞動合同書面形式的強烈要求，不是“效力性”的，而是“保護性”的。勞動合同的書面形式不是勞動關系產生的效力性條件，它只是保護勞動關系的一個證據上的支持。“契約采取書面形式還是口頭形式或其它默示形式，只是在證明契約關系是否存在的舉證上有難易之分，而不是契約本身存在著優劣的差別”。由此，如果沒有訂立書面勞動合同，那么不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后果———支付雙倍工資或視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欲對資方實際發生作用，還需要勞方舉證證明與該資方存在勞動關系，而這對勞方來說并非是舉手之勞的事情。

二、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完善

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上述現狀，筆者一認為可從外在和內在兩個視角加以改善。就外在視角而言，是指勞動合同立法應適當，要眼界向遠、向外伸展。眼界放遠，就是力爭成為自己命運的創造者一，避免短期內成為自己觀念的俘虜;眼界向外，則是指不僅勞動合同制度本身設計需考慮經濟發展、社會信用機制、社會保障體制等現實與未來，而且即使是完美的勞動合同制度，它要施行于實踐之中也不能缺少這些機制的協同。就內在視角而言，是指各勞動合同制度本身及彼此之間協調、照應，通過勞動合同制度的內在完善，從而達到目標的最高效實現。

(一)外在視角

就外在視角而言，具體應著眼于以下兩點:

1．協調、助益于《勞動合同法》實施的法律體系。勞動合同糾紛解決費時、費力、成本高昂。勞方與資方相比，處于弱勢的勞方往往因難以承受這沉重的糾紛代價而不得不妥協退讓，這無疑助長了作為強者的資方恣意妄為地違反勞動合同制度的行為。要走出勞動合同糾紛解決成本高昂的困境，首要的是建立合理或傾斜于勞動者的糾紛解決機制。具體可采取 以下措施:規定律師費由敗訴方負擔，以此減輕勞方的經濟負擔與思想顧慮，并調動律師辦理該類糾紛案件的積極性;完善調解、仲裁解決糾紛機制，真正發揮其作用，并在人員素質、構成、經費來源等方面要給予支持，并同時增加救濟途徑;綜合協調無固定勞動合同制度的就業目標。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對充分就業目標實現的作用大小，關鍵在于該制度適當與否———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既要有利于就業安定，又要有利于充分就業，而且充分就業應是就業數量與質量綜合判斷的結果。然而，當前我們所謂的就業安定，其實只保障了一部分在崗人員的就業質量，而且又是以其他部分人員持久失業為代價，這種對“輪流失業”局面的破壞，可能會造成“就業機會”的兩極分化，進而導致經濟、社會地位的兩極化，亦是對社會向上、向下流動激勵的阻滯，以致使人對未來絕望，社會動蕩不安因此成為必然。

當然，這是以就業崗位資源稀缺為前提的。由此看來，試圖僅以現有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保證就業安定———而且只能是部分人的就業安定的方式來擺脫就業困境及因此所致危害是不現實的，它把過重的責任推給了企業，阻滯了公司、企業或其它用人單位的發展活力，并造成勞動者就業機會的不公平。因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就業目標的實現應是一個制度綜合協調的過程。

2．實施強制性的外在補足。“現存制度的低效率表明政府機制的缺乏而不是決心的缺乏”。立法機制不足，主要表現為政府監督監察不足。諸如由于勞動執法隊伍建設落后、勞動執法者責任感不強等原因致使勞動監督檢查不到位;地方政府在觀念、行動上漠視法律、無視科學發展觀、著意于掠奪式經濟發展觀等現象的盛行;對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行為百般壓制等。若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加強政府監督監察，提高勞動執法隊伍的業務水平及責任感，加強相應的理念，重視法律，規范相應的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訪制度，它本是解決勞資不公問題的最后一個監督通道，但一些地方政府或司法工作部門在最高首府設立“接訪”辦事處，實為“截訪”，直接意圖是將民之怨、民之不滿無法上傳，以滿足政府及官員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政績要求。這種現象在《勞動合同法》出臺后雖有緩和，但因其根深蒂固性，仍在繼續，如此以來，信訪制度雖對法的實施或執法者嚴格依法執法有督促作用，但仍是打了折的。這種折扣的形成，一方是由于多種原因而形成的“浩浩蕩蕩”的上訪隊伍的不斷上訪，另一方是執法者不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完成“截訪”這一“政治性任務”的竭力抵抗，兩相抵抗耗費了各方的力量，使我國法的執行成本高昂，但法的實效卻未能因此得以充分發揮。這也需要加強有效政府監督機制，科學實施政府職能觀，適當干預公司、企業行為，正確理解“法治”的含義，不僅要“有法”而且要重視“法的正當性”，實施強制性的外在補足，促進我國勞動合同制度的有效實施。

(二)內在視角

就內在視角而言，應著眼于以下方面:72政法論叢2011年

1．將各勞動合同制度彼此間的抵補作用納入各勞動合同制度設計考量之中。具體而言: 第一，確立勞動契約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觀機制。

政府、勞方、資方三方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是使勞資雙方權利義務合理分配的行之有效的機制，而在我國，這一機制的作用并沒有發揮出來。這首先是勞動者組織———工會缺位或制度存在不足所致，特別是工會獨立性問題。三方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是政府、勞、資三方及勞資之間在主體勢力近于平等之下所進行的協商，加之由于各方的共同制約、妥協作用以及 它們各自的組織性，所以，對勞動契約自由在勞資雙方之間分配的限度以及其與社會的契合性，更能近于合理，它是保障勞資雙方間個別勞動契約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觀基準。其次，在理論與立法上，如何處理勞動契約與民事契約的關系也制約著勞動契約自由的合理限度。

第二，就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而言，它受到同為勞動合同制度的非全日制、勞務派遣制度的抵銷。非全日制、勞務派遣等靈活就業形式，其臨時性、可兼職的特點，雖然符合部分勞動者的需要與意愿，但其更利于資方而不是勞方的缺陷卻是顯而易見。具體表現為:在非典型雇傭關系下，絕大多數勞動者無從獲得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簽訂的機會，因為它的臨時性、非連續性無法滿足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訂立所要求的期間條件的限制;而且非典型雇傭關系本身的不穩定性及其制度化沖抵或毀滅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對穩定勞動關系目標的追求與實現。因為非典型雇傭關系及其制度化不僅使職業安定受到威脅，也使勞動者社會保障權益難以實現，勞工以團體力量維權亦難以落實。這些無疑弱化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同時，使企業擺脫了其更多的社會責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非典型雇傭關系有利于勞動者“促進就業”，然而，這種對就業的促進也僅限于數量上的，它更可能是以更多利益的失去為代價換得了那已被“抽了油”的就業機會。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勞動合同法》對非全日制用工、勞務派遣用工的制度化順應了世界用工形式的變化，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又規定了與此相左的用工形式———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工形式，進而使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立法宗旨只能獲得部分實現。既然當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與非典型勞動合同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難以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盡管后者妨礙了前者目標的實現，那就只能在完善各自的同時，盡力克服各自的缺陷，使其彼此協同，共同服務經濟，維護勞方利益，和諧勞資關系。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守法意識淡薄，勞務派遣等靈活用工形式為資方留下了更多的違法空間;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經濟基礎還不夠堅實，更多勞動者沒有或不能成為資本的參與者，勞資間平衡易于斷裂或勞資差距大，因此勞資平衡的實現需要更大的努力。具體到立法上，就是加強規制，例如，規定“勞務派遣必須具備特定的、合理的理由”

2．就勞動合同制度本身而言，制度本身應與現實契合。政府對最低工資的干預，以及資方對這一干預的服從，是為了減少貧窮并使勞方收入達到生存費用的標準。同時，最低工資的規定，也是為了維持公眾的購買力，以便使國家從經濟滑坡中走出來。

在大陸，可以肯定地說，目前企業的存活期間總體水平只會低于臺灣。由此可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可適用空間極為有限。我國這種公司、企業或其它用人單位規模、壽命的現實，制約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對穩定勞動關系的追求，意味著以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治愈失序狀態這一期望的落第1期李敏華: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現狀及其完善。公司、企業存活的短期性，使勞動者不得不隨之不斷流動，即使謀得的確定，也只是相對意義上的。我國公司、企業的發展現狀與職業自由機制，注定了我國當前的勞動者較發達國家與地區以及非市場化國家中的勞動者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針對這種現狀，應適當擴大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的適用空間，落實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治愈失序狀態的期望，科學調整公司、企業存活的期限，使公司、企業的發展與職業自由機制有機結合，在公司、企業穩步發展的同時，使勞動者也得到有力保障。

總之，對于處于弱勢的勞動者的保護及其效果，不應局限于也不意味著給予其更多的權利或傾斜就是更好的保護，而是在于所給予的權利或傾斜的適度性以及實施限度如何。而這種適度性的把握，無論是在內在的視角、還是外在的視角下，都要以系統的視野來對待。

第二篇：我國稅收立法現狀評析

內容 提要：本文評析了我國稅收立法的現狀，認為我國現行稅收立法的主要 問題 是：作為稅法立法依據的憲法關于稅收的原則規定過于簡單；稅收基本法和與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單行稅收 法律 缺乏；國家行政機關幾乎包攬了稅收立法；稅收行政法規、規章比重過大。從深層原因 分析，稅收立法之所以存在這種不正常現象，是因為對稅法的性質和地位認識不足，沒有把稅收征收權和稅收支出權提高到國家主權、人民主權的高度來看待，即稅收的征收和使用必須體現人民的意志，必須由人民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機構來決定。大量的稅收立法由國家行政機關進行，說明行政立法權過度膨脹，蠶食了國家立法機關的稅收立法權。這種有悖于憲法、立法法規定的立法體制和立法權限劃分的現象應當盡快改變。

關鍵詞： 稅法體系 稅收立法權 人民主權 職權立法 授權立法

對于我國稅法立法現狀的評價，有不少專家持如下的看法：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基本適應 社會 主義市場 經濟 發展 要求的稅法體系或者稅法體系的框架。筆者對這種評價不敢茍同。

法的體系是否建立，有一定的衡量標準。根據法律體系構成的一般原理，從總體上說，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法律體系，它由三個次級體系構成。一是法律部門體系。這是法律體系的橫向構成，也是法律體系最基本的構成。二是法律效力體系。這是法律體系的縱向構成。依據不同的法的形式的效力層次，依次由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規章等構成法律的效力體系。三是實體法與程序法體系。有實體法就必須有程序法與之相適應，否則，實體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實施。反之，有程序法就必須有實體法與之相適應，程序法的設定以實現實體法為目的，其相互關系具有目的和手段、內容和形式的性質。有程序法而無實體法，程序法便是無所適從的虛設形式。法的體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1）內容完備。要求法律門類齊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規零零星星，支離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沒有制定出來，或者雖然制定了，但規定的內容很不完善，與現實不相適應，就不能說法律體系已經建立。（2）結構嚴謹。要求各種法律法規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我國的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核心，以法律為主干，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門之間，上位法與下位法之間，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銜接。（3）內部和諧。各種法律規范之間，既不能相互重復，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并且下位法不能與上位法相抵觸，要克服從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立場出發來立法的傾向。（4）形式 科學 和統一。從法的不同稱謂上就能比較清楚地看出一個法律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效力層次及適用范圍。（5）協調發展。法不是一種孤立現象，在法的體系的發展變化中，要在宏觀上和微觀上做到與外部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適時地進行法的立、改、廢活動。

上述法的體系的構成原理及特征，作為衡量法的體系是否建立的標準，對于法的次級體系——稅法體系，也是適用的。以此標準來衡量，從我國稅法的現有立法上觀察，還不能得出我國稅法體系或稅法體系框架已經初步建立的結論。

首先，從表層來分析，我國稅收立法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稅法立法依據的憲法對于稅收的原則性規定過于簡單，難以為我國的基本稅法立法提供直接的憲法根據。現行憲法只有第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僅此而已。而世界各國的憲法對有關稅收的基本問題都要做出規定。

二是缺乏稅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單行稅收法律。自1980年至今，作為基本法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稅收法律只有兩部。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后分別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 企業 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1981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作為一般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稅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隨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別作了修改。就這三個稅收法律來說，也并不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補充。如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與內資企業實行兩套不同的所得稅制度，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規則，應當予以統一。稅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種單行稅收法律，是稅法體系中的骨干部分，猶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棟梁，是稅法體系中的支柱。稅收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等只是圍繞支柱和框架而設立的各種模塊結構。只有零散的模塊結構而沒有框架支柱，一個體系無論如何是建立不起來的。從現在的立法情況看，稅收基本法沒有制定，一系列規定各種稅收的單行法律，諸如《增值稅法》、《營業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資源稅法》、《消費稅法》等等，可以說也基本沒有制定。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程序法——《稅收征收管理法》，但沒有制定出一系列與其地位相當的實體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

三是稅收行政法規、規章比重過大，國家行政機關幾乎包攬了稅收立法。除上述極少數的稅法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外，稅法中的實體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國務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門制定的。據不完全統計，國務院制定的有關稅收的暫行條例30多個，部門規章和地方規章90多個，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立法現象。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效力層次低，權威性不高，難免內容重復、繁雜、交叉重疊。特別是沒有效力層級高、具有極大權威性的稅收法律，稅收法制的統一便難以實現，在部門利益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保護主義傾向的驅使下，法出多門，極易產生法律規范相互沖突、矛盾的現象。盡管行政法規、規章可能對稅收的種種問題、方方面面已作了規定，但遠沒有達到稅法體系建立甚至是初步建立的要求。

其次，從更深層次分析，我國當前的稅收立法主要有兩大問題。

一是稅法立法權的歸屬問題。我國現行稅法的立法，為什么主要由國家行政機關而不是主要由國家權力機關進行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同對稅法的性質的認識有關。

關于稅法的性質，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界存在租稅權力關系說和租稅債務關系說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代表人物分別是德國的奧特。瑪亞和阿爾泊特。海扎爾。租稅權力關系說從傳統行政法學派的觀念出發，認為租稅法律關系屬于權力關系，國家為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必須擁有經濟上的收支權力。派生于國家主權的稅權，使得國家當然地擁有了課稅權和稅的使用權。國家在租稅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優于人民，行政權起著主導作用，作為納稅人則處于行政法律關系中的行政客體位置，對于行政命令只有服從的義務，納稅人的權利被忽視。租稅債務關系說則認為，租稅法律關系屬于公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在租稅法律關系中，國家與公民的地位對等，行政機關不享有優越地位。租稅債務關系說在強調公民遵從國家制定的法律承擔納稅義務的同時，特別強調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這里不去評判這兩種觀點的是非曲直，但從我國的稅收立法現狀中可以看出，在我們的立法觀念的潛意識中或多或少反映出租稅權力關系說的影子。這種觀念是導致大量行政立法而不通過國家權力機關立法的一個重要原因。

要正確回答稅法立法權的歸屬問題，關鍵是正確認識稅法的性質和地位。

①“稅收是國家以取得滿足公共需求的資金為目的，基于法律規定，無償地向私人課征的金錢給付。”②“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 政治 權力，按照法律規定標準，對一部分社會產品進行無償分配，以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ru/右上〗③〖，ru/右上〗這些概念的共同之處，都是只說明了國家的征稅權一個側面的含義，引伸出來的僅僅是納稅人的義務，而沒有立足于納稅者的立場對納稅者的權利給予足夠充分的關注。如果從法治論、憲政論和人權論出發來理解稅收的概念，就應以維護納稅人、國民的福祉為核心內容，讓國民承擔納稅義務須以國家依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使用租稅為前提，不能以割裂征收與使用的統一的觀點來構筑稅的概念。

現代 租稅概念起源于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所創立的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的學說。根據這種學說，人類在 自然 狀態中是完全自由的，人們共同生活，以合適的 方法 決定自己的行為，處理自身的人身和財產，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必須服從他人的權威。但是自然狀態也有一些缺陷，主要表現在人們所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沒有保障。為了結束在自然狀態中產生的混亂和無序，人們相互締結契約，個人都把屬于自己的部分權利（包括部分財產權利）讓渡給社會公共權力機關，于是建立了國家和政府。個人讓渡給國家的部分財產權利即是賦稅，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但是，人們根據契約建立的社會公共權力不能超越“公眾福利”的范圍。政府是為社會成員而保管和使用這部分財產的，沒有社會成員的同意，政府沒有任何權力處理他們的財產，否則它就違反了社會契約。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主張國家主權應屬于人民，而且永遠屬于人民。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的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中，人民的意志是國家一切行為的根源。為了確認、保障主權在民，國家的課稅權、征收權必須體現人民承諾的意思，只有經人民的承諾，國家方可行使其稅收權力。租稅的賦課、征收必須基于由民意機關制定的稅法的規定，否則屬于違反人民意志的行為，人民無義務服從。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鼓舞下，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革命首先在英國接著在其他國家發動，其中反對國王橫征暴斂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無法律則無課稅”、“租稅是法律的創造物”的租稅法律主義原則（或稱租稅法定主義原則）的提出和確立，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成果。

第三篇：淺談我國環境保護立法的完善

淺談我國環境保護立法的完善

山東省茌平縣環境監測站 于巖

我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安全受到嚴峻挑戰。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保護、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已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的步伐。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我們必須實現傳統經濟向循環經濟的轉化，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選擇。以循環經濟為理念完善我國環境保護立法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應從以下幾方面完善我國環境保護立法。

（一）提升《環境保護法》立法地位，20年來，我國先后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法》、《礦產資源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20余部環境、資源、生態保護方面的單項立法，唯獨缺少一部體現國家環保基本方針政策的環境基本法。因此，建議將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提升為基本法，交由全國人大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作為環境基本法，側重于確立國家環境保護的大政方針，明確環境與發展的關系，明確各級政府的環保職責，確定環境侵權歸責原則等涉及整個環保領域的共性問題。目的在于使環境保護法律體系更加具有科學性和系統性，形成在憲法規定之下的環境基本法、環境單行法律、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統一而科學的環境法律體系。環境基本法所闡明的環境法基本原則、基本法律制度、基本規范能為今后的環境法典的制定打下基礎。

（二）修改《環境保護法》，使其充分體現循環經濟理念。我國的《環境保護法》是基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制定的，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痕跡，單純追求經濟發展的弊端，不但不符合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也不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加強有關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規定，改變單行法不足沒有基本法作補充的局面。還要修改或刪除與循環經濟理念不符的規定，真正實現其作為基本法的功能。

（三）確定和完善環境管理制度

1、限制廢物進口制度。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近年來，進口“洋垃圾”導致的污染事件時有發生，倒賣限制進口用作原料的廢物及進口廢物批文的現象較嚴重。部分省市進口廢物的實際量大大超過批準量。我國電子垃圾的數量還將以每年5%至10%的速度迅速增加。所有這些電子廢棄物。如果回收處理不當，都將是未來環境的主要污染物將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筆者建議應在《環境保護法》中規定限制廢物進口制度。加強進口廢物的環境管理，規范進口廢物的審批，并對一些嚴重污染環境的廢物禁止進口，同時應將未經批準進口廢物的行為規定為違法行為，并處以罰款。

2、污染源普查制度。如前所述，現在許多排放的污染物嚴重污染了環境，給人類的生存帶來了威脅，必須急切制定相應的政策來治理環境問題。有關專家說：“查找污染源，從源頭上保護環境。”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周生賢在2006年1月2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政策法制工作會議上表示，我國將于2008年初啟動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計劃用3年左右的時間，準確了解全國污染物的排放情況。建議在《環境保護法》的修改中，應規定每5年進行一次污染源普查，了解全國污染物排放情況，發現存在的問題及時解決，從源頭上保護環境，也更有利于國家家制定環境保護相關的政策法律法規。

3、公眾參與制度。當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中并沒有成熟的公眾參與制度，現行立法中關于公眾參與的規定一方面非常零散，另一方面過于原則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此外，有關調查結果表明，目前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還比較低，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環境管理的程度和效率也不高，有些地區的公眾參與還相當落后。要改善這種狀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首先，在立法中明確公民環境權，環境權是公眾參與原則的理論基礎和人權基石，是公民在環境保護領域的醋酸權利，是環境訴訟的基礎。雖然我國《環境保護法》可以推定出享有環境權，但沒有明確的環境權的規定，筆者建議在《環境保護法》修改時，應明確確立公民享有環境權，使我國公民的環境權真正落到實處。

其次，完善公眾參與的程序。前已論述，我國《環境保護法》只籠統地規定公眾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有對不法行為進行檢舉和控告的權利，而缺乏具體的程序和方式。在一定意義上講，實體性的權利只有得到程序性權利的強有力支撐才可能實現，程序被虛置和忽略，實體權利就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所以我國的環境保護急需完善公眾參與程序的規定。

再次，政府在環境管理工作中應召開多種形式的環境論證會、聽證會、保證公眾對有關環境保護活動的參與權。例如，對生態和居民生活有重大影響的環境計劃、標準頒布以前，都應召開公眾意見聽證會，廣泛接受公眾的質詢，以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這是公眾參與的最直接方式。

4、限期治理制度。現行的政府獨攬限期治理決定權的做法，主要弊端有二：一是政府工作日理萬機、十分繁雜，使得環境保護決策流于形式或遲遲不決，而環保部門無權決策，難以及時治理環境污染現象;二是地方政府往往片面追求本區域的經濟效益，而對治理污染的問題一拖再拖。況且怎樣才算完成了治理任務，目前并沒有嚴格的規范化標準。這樣，也會滋長地方保護主義或造成感情用事的弊端。因此，必須改革現行的限期治理權限。在實踐中，筆者認為可按如下兩種方案，把政府部分權力下放給環境保護部門。一是按企業生產規模大小分權管理，大中型企業治理決定權歸政府，小型企業歸環保部門;二是按排污種類或污染程度分權。將高污染物或污染程度高、危害大的企業限期治理決定權歸政府，其余歸各級環保部門。這樣既能減輕政府的負荷，使之集中精力管住管好大的方面和主要問題，又能調動地方各級環保部門的積極性。這種分權負責抽對克服決策形式化或遲而不決等弊端以及提高環境保護質量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5、排污收費制度。《環境保護法》中規定的排污收費制度在執行以來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對促進企業治理污染排放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它也存在著許多的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排污收費的標準過低，激勵作用有限;二是排污收費的資金使用改革引發了環保管理資金不足的問題;三是排污收費制度不完善，難以適應新需求。建議修改為：一是將超標排污行為規定為違法行為;二是按照略高于治理費用的原則提高排污收費標準，逐步實現由超標

收費向排污收費與超標罰款轉變;三是將排污收費范圍從企事業單位拓展到一切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和個體工商戶及居民家庭，以體現“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及公平原則。

(四)完善環保法律責任、依法保護環境資源

由于環保法規處罰力度太輕，罰款數額明顯低于排污污染損失數額，致使違法者為所欲為，無法達到促進其污染防治的作用。2006年11月2日，重慶市政府提請市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的《重慶市環保條例(草案)》中規定：“造成重大，特定污染事故的將被處以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款。”此條例的處罰額高，營利成本要低于犯罪成本，使得各企業不敢輕易違法，有效地預防了環境污染。建議，在憲法中加大環境污染者的處罰力度完善環保民事責任，更好地調查處理污染糾紛。完善環保刑事責任，增設破壞生態罪、非法污染罪等新罪名。加重刑事制裁，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經濟損失的，可以判處死刑，以震懾環境犯罪者。第二，轉換環境理念,確立環境優先原則，確立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樹立一種經濟、社會、自然和諧發展觀。沒有環境優先就等于沒有環保法——這是《環境保護法》實施以來的根本教訓。因此，必須確立環境優先原則。改變過去那種工業化的發展觀，用一種全面的、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來指導我國環境法德發展。因此有必要認真總結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經驗教訓，充分考慮到我國人均資源短缺的現狀，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應強調在工業化進程中，注重資源節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努力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做到經濟建設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實現新型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的良性互動。另外，《環境保護法》第十六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但法律未對政府責任的具體內容加以表述，造成政府責任概念不清，內容不明，同時缺少相應的法律后果。建議應增加各級政府在環保工作上“作為”和“不作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五）建立綜合性的完善的環境法律保護體系。從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理念下環境保護立法的經驗看，無論德國還是日本都建立了一個完善的、綜合的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在基本法統率下，各項法律之間彼此銜接、互為補充，真正實現了循環型社會要求的環境、資源和社會的和諧發展。而我國環境保護立法的不足之一，就是法律規范過于原則、沒有配套的實施細則、缺乏可操作性，這也是造成實際執法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循環經濟本質上是生態經濟，它應該是在整個生態系統內建立，保護環境也不能只局限在個別領域，環境問題是復雜的，所以解決環境問題也需要多方位、多層次，采取綜合對策來調整。在我們之前已經有了發達國家成功的經驗，這些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有了相當的規模和不同層次的實踐，并構建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我國可以根據國情，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在環境基本法的基礎上，制定《循環經濟促進法》作為綜合法，同時加強具體行業的專項立法，注意法律法規之間的協調，形成一個基本法統率下的綜合性的完善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

建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目的是要形成一個能夠促進環境與發展協調的綜合決策機制，避免或減少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我國2002年頒布的《環境影響評價法》對防止新的污染和生態破壞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該法仍存在一些不足，未能真正體現循環經濟理念，環境影響評價對象范圍偏窄。因此，在《環境影響評價法》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內容中應增加實施規劃是否符合減少資源消耗、對環境友好以及是否符合清潔生產要求的相關規定。環境影響評價是個綜合體系，應包括可能對環境產生影響的各個環節，所以要擴大環境影響評價對象的范圍，將政府決策等戰略性行為納入環境影響評價范圍，使政府在決策時能夠重視資源和環境因素，符合循環經濟理念的要求。

參考文獻：

1.淺議我國環境保護立法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張桂萍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

報，2005年5月第23卷第3期

2．我國環境保護法存在的問題和立法建議靳韜 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2009年9月

3．論可持續發展戰略下我國環境保護立法賈國華天津商學院學報，2003年3月第23卷第2期

4．循環經濟理念下我國環境保護立法問題探析鐘佳萍徐瑾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5

月總221期第5期

5．魏玉金.論我國環境法的體系及立法建議[J].中國環境管理，2006(1).

第四篇：我國稅法的立法現狀、問題和完善對策分析

我國稅法的立法現狀、問題和完善對策分析摘要：在我國,隨著稅制改革特別是1994年的稅制改革,建立起以流轉稅、所得稅為主體的復合稅制體系,并隨之頒布了一些稅收法律法規,稅法體系得到初步確立。但是,依據法律體系建立健全的衡量標準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完整的稅法體系也尚未完全建立。而對中國稅法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研究方法尚顯單

一、研究人員知識結構不合理等為解決這一問題增加了困難。并且，在稅法的執行過程當中，也存在地方行政干預過多，納稅人納稅意識差，法制觀念仍較淡薄等問題。為此，應當加強稅法學界的研究合作，發揮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的主體作用；其次應當重點培養稅法學教學和科研的高級專門人才，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和運用，為稅法學的發展壯大夯實必要的基礎；稅法執行方面應當采取強化依法治稅，確保稅務機關獨立執法；加強稅法宣傳，提高納稅人法制觀念等措施。

關鍵詞：稅法體系；立法現狀；問題；對策研究

正文：

一、我國稅法的立法現狀 要分析一個法律部門的立法現狀，是否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首先必須明確一個法律體系建立健全的衡量標準是什么。而法律體系的基本特征是這一標準的重要體現，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內容完備，要求法律門類齊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規零零星星，支離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沒有制定出來，或者雖然制定了，但規定的內容很不完善，與現實不相適應，就不能說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建立。第二，結構嚴謹。要求各種法律法規成龍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我國的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核心，以法律為主干，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門之間，上位法與下位法之間，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銜接。

第三，內部和諧。各種法律規范之間，既不能相互重復，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并且下位法不能與上位法相抵觸，要克服從部門利益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保護主義的立場出發來立法的傾向。

第四，形式科學和統一。從法的不同稱謂上就能比較清楚地看出一個法的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效力層次及適用范圍。

第五，協調發展。法不是一種孤立現象，在法的體系的發展變化中，要在宏觀上和微觀上做到與外部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適時地進行法的立、改、廢活動。

上述法律體系的特征，作為衡量法的體系是否建立的標準，對于法的次級體系，例如稅法體系，也是適用的。“稅法是國家制定的調整稅收活動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以上衡量標準，從我國稅法的現實立法上觀察，還不能得出我國稅法體系或稅法體系框架已經初步建立的結論。與市場經濟發展尤其是公共財政法制建設的要求相比,不僅現行稅收法律存在諸多問題,而且完整的稅法體系也尚未建立。

[1]

二、我國稅法的主要問題 1.稅收法律體系本身存在明顯缺陷。

首先，稅收法律體系結構不完善。主要表現在許多重要的稅收法律，如稅收基本法等還未制定出臺。至于國內目前唯一的一本基礎理論方面的專著，也只能看成是有關稅收基本法的論文集，其內部的體系還有待完善，且總體來說，說理尚不夠透徹，受稅收實務部門起草的《稅收基本法（草案）》所定框架的[2]影響過大。稅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種單行稅收法律，是稅法體系中的骨

干部分，猶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棟梁，是稅法體系中的支柱。稅收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等只是圍繞支柱而設立的各種模塊結構。只有零散的模塊結構而沒有框架支柱，一個體系無論如何是建立不起來的。

其次，稅收法律形式繁雜。除了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外，還有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地方政府的行政法規和規章規定。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效力層次低，權威性不高，難免內容重復、繁雜、交叉重疊。特別是沒有效力層級高、具有較大權威性的稅收法律，稅收法制的統一便難以實現，在部門利益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保護主義傾向的驅使下，法出多門，極易產生法律規范相互沖突、矛盾的現象。

2．缺乏稅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單行稅收法律。

自1980年至今，作為基本法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稅收法律只有兩部，其中，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后分別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1981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作為一般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稅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隨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別作了修改。即使就僅有的三個稅收法律來說，也并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補充。如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與國內內資企業實行兩套不同的所得稅制度，顯然不符合市場公平競爭規則，應當統一。

“當然要致力于本部門法、本學科的研究，要鉆進去；但也需要顧及相關和相鄰的部門法和學科，要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為此，有時需要跳出來，站

在更高、更廣的角度統觀整個法的體系和法律科學體系的全局。”從現在立法情況看，稅收基本法沒有制定，一系列規定各種稅收的單行法律，諸如《增值稅法》、《營業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資源稅法》、《消費稅法》等等，可以說也基本沒有制定。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程序法《稅收征收管理法》，但沒有制定出一系列與其地位相當的實體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

3.稅收依法行政上存在明顯困擾。

這一問題首先體現在過于集中的分稅制體系和過于統一的稅收征管模式影響了稅收行政執法效率。有的地方政府為擴大招商引資吸引力和推進企業改制，越權制定超出國家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有的為保財政支出，對稅收任務層層加碼;有的以改善環境為由，對重點企業掛牌保護，甚至袒護等。同樣，不論經濟結構和稅源結構、稅收征管水平與公民納稅意識的差別，片面追求征管模式的統一，往往導致稅源管理失控，征管質量不高，降低了稅收行政執法效率。同時，稅收執法要求不恰當影響了稅收行政執法的公平。譬如，收入任務情況好時執法偏松，收入任務情況不好時，執法偏嚴。

[3]

三、我國稅法的完善對策

1.自始至終強化稅法基本原則。

按照依法治國和依法治稅的要求，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原則，強化我國稅收法制的基本原則，堅定不移推進稅收法制化建設。

(1)堅持稅收法定原則。以國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稅收的基本要素、基本程序及其保障形式，有效制約或嚴禁擅自開征、停征、緩征、不征和超越權限減稅免稅的行為。

(2)稅收公平原則。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情況相同的給予同等的稅收待遇，在稅收負擔上實行合理分配，禁止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不合理差別。

(3)民主商議原則。實行稅收立法程序民主化，凡國家或政府擬對社會公民征稅，應事先將法案交給社會公民討論，或通過人民代表行使其權利，對擬定的納稅義務進行表決。

(4)實質征稅原則。按照法律歸屬說，如果真實的納稅主體可以明晰，無論名義上的納稅人為誰，均應以該真實的納稅主體為納稅人。如果稅收客體已經存在，則無論該稅收主體的存在是否合法，均應對其收稅。

(5)法規規章不得抵觸法律原則。堅決制止違反稅法出臺稅收政策法規的行為。

(6)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任何一部稅收法律，應只對稅法公布實施的事項發生的效力，而不追溯稅法公布實施以前發生的事項。此外，還要強化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稅收救濟原則優于實體原則，稅收行政處罰不以故意為要件原則《即不論納稅人違法行為故意與否都應按規定給予相應處罰》。

2.健全符合時代發展的稅法體系。

針對我國稅法體系本身的缺陷，有必要通過設立新稅種，調整老稅種，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稅收法律體系，“反觀中國稅法學界，有關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稅法基本原則、稅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紹性的論述”

[4]，并可以借鑒國外的相關法律體系的研究，進一步完善稅法，以適應當今全球化的背景。遺憾的是，中國稅法學界很少有人專治于外國稅收學名著的翻譯，至今為止只有日本學者金子宏的《稅法原理》在大陸翻譯出版。針對我國稅法，加強稅法完善的研究，“發揮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的職能，通過年會、小型研討會、項目論證會以及創辦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將之建設成中國稅法學研

[6]究的一個堡壘，為科研合作提供條件和機會。”完善措施有以下幾點：

第一，開征社會保障稅。通過開征社會保障稅，取代國務院頒布的《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以法律的形式促進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

第二，建立生態稅收制度。首先統一資源稅，并把水資源費納入稅收之列。其次開征環境污染稅。通過稅收杠桿的作用加強對資源及生態環境的保護利用。

第三，加快地方稅制改革進程。適當增加共享稅稅種，增加省級地方稅收調控權，賦予省級人大和政府一定的地方稅立法權和地方稅收的減免權力，使地方責權利相統一。

3、建立健全稅收監督保障體系。

健全與完善稅收監督法律和稅收保障體系，以保證稅務部門正確執法和納稅人認真履行納稅義務。首先應當健全稅務執法監察制度。對稅務行政執法行為必須進行日常的、專門的監督檢查，監督稅務執法行為的各個過程、各項內容，并與有關的法律和規定相對照，檢驗其合法性。要把執法監督貫穿到稅收征管全過程，使之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科學的操作規程和制約機制，逐步走上制度化、規范化軌道。

其次，加強稅法宣傳，提高納稅人法制觀念。各級稅務部門要密切與司法、公安、宣傳等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通過各種渠道，采取多種方式，廣泛宣傳稅收法律法規，增強納稅人稅收法制意識，促使納稅人遵紀守法，主動接收稅務機關依法行政、依法檢查；要通過新聞媒體，公開曝光一批偷、逃、騙稅和暴力抗稅等典型案件，共同營造良好的依法治稅環境。同時要完善執法責任追究制，加大行政執法監察的力度，對違規違法的要堅決予以糾正。[5]

參考文獻：

[1]楊映忠、孫順強、劉新智主編：《經濟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涂龍力、王鴻邈主編：《稅收基本法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劉隆亨等：《制定我國稅收基本法應具備的特征》，《法學雜志》第1997年第1期。

[5]金子宏：《日本稅法原理》，劉多田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

[6]中國稅法學研究會已于1998年3月28日成立，它是全國稅法學界教學、科研和實際工作者自愿參加的全國性社會團體和學術團體。見《稅法研究》1998年第4期。

第五篇：論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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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完善 黃良軍 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明確勞動合同的主體不僅是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勞動合同法》立法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勞動關系法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利于促進我國社會的法治進程。但無論是當前正在進行的《勞動合同法》立法,還是1995年的《勞動法》及其相關解釋,對勞動合同主體的范圍規定是限制性的,對責任承擔的規定是模糊的,這顯然不利于勞動權的保護和勞資矛盾的解決。本文對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提出一些見解,供同仁參考。

一、我國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現狀不利于勞動權的保護

(一)我國勞動法對勞動合同主體的范圍規定是限制性的,對責任承擔的規定是模糊的

1995年《勞動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第16條規定：“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協議。”這雖然對我國勞動立法具有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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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的意義,但是其缺陷是相當明顯的。其一,“用人單位”的概念是模糊的。“用人單位”不是一個民事主體概念,在《民法通則》中并不存在“用人單位”這一主體,因此,對“用人單位”的范圍及其應承擔責任的認定都有賴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從已有的立法來看,用人單位僅限于境內企業、個體經濟組織,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只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是用人單位,這顯然與民事主體中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并不相對應,造成認定上的混亂。同時,勞動法對用人單位的責任承擔未作規定。當用人單位進行變更或責任不能承擔時,責任如何承擔或由誰承擔?用人單位與其關聯單位能否同時成為勞動者的“用人單位”?用人單位與其關聯單位能否共同或連帶承擔責任?這些問題都是當前勞動立法應當解決的問題。其二,對“勞動者”的范圍是限制的。勞動部規章規定勞動者只包括與境內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國家機關、事業團體的工勤人員、實行企業化管理事業單位的非工勤人員。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規制勞動關系的產物,把事業單位員工、醫生、中介組織人員等相當一部分以工薪收入為生活來源且實質存在勞動關系的主體排除在“勞動者”之外。隨著市場概念在全社會的深化,勞動關系的貨幣化、市場化程度日漸深入的情況下,這一規定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求。

(二)《勞動合同法》草案對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是不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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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將有助于緩解當前愈為尖銳的勞資矛盾,對勞動權的保護提供了進一步的法制保障,但《勞動合同法》草案在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上并沒有明顯突破。《勞動合同法》草案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以下簡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勞動關系,是指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為其成員,勞動者在用人單位的管理下提供有報酬的勞動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從草案的規定來看,其缺陷依然是明顯的。其一,“用人單位”依然是模糊的,與當前越來越明晰的民商事立法相比較,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是落后的。所列范圍除增加“民辦非企業單位”之外,較《勞動法》并沒有較大突破。其二,對勞動者范圍有較大突破,明確了勞動者是用人單位的成員并受其管理、由用人單位提供報酬的特征,但是顯然還是限制性的,與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企事業單位的改革勢頭還不相適應,與勞動關系法治化還不適應。

(三)我國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不利于勞動權的保護,也不利于勞資矛盾的解決

我國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現狀帶來如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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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人單位”的模糊使勞動合同義務承擔者不明確,勞動者權利無法得到保護。對“用人單位”的模糊立法顯然是立法者對用人單位的偏袒,使勞動者付出勞動后,難以找到責任人,或者導致責任人之間可以相互推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民事主體及其經濟活動呈現多元化趨勢。如公民長期聘用雇工,形成事實上的勞動關系,但依照現行勞動法卻只有領取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的公民才能是“用人單位”,一旦發生糾紛,雙方只能按一般民事糾紛而不能按勞動糾紛解決。再如母公司投資眾多子公司,勞動者被母公司從母公司或一子公司派往另一子公司工作,勞動者往往相信兩個單位是一家。但當爭議發生特別是無書面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勞動者主張權利時,用人單位則均以獨立法人各自承擔責任以拒之。筆者曾目睹如下案例：勞動者甲在A省的乙公司工作了5年,因乙公司工作需要調到乙公司在B省設立的子公司丙工作。后丙公司無故解除與乙的勞動關系。甲向B省勞動仲裁部門主張乙、丙欠付的工資、勞動保險。但勞動仲裁部門認為乙、丙均是獨立擔責任的法人,乙對甲的責任應當由甲向乙所在地的勞動仲裁部門提起仲裁主張。但對甲來說,乙、丙實際是一體的,也是他無法選擇的,其“用人單位”是一家而不是兩家。這顯然是“企業法人”與“用人單位”兩個法律概念在勞動關系中的混淆使甲的利益得不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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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動者范圍的限制,使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護。表現在：(1)眾多非《勞動法》規定的勞動者被排除在法律保護的大門外。如,比照公務員制度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雖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確認了事業單位的人事爭議,如雙方對人事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并可以參照適用勞動法的規定。但是爭議的范圍僅限于辭職、解聘以及合同約定的事宜,可參照勞動法的爭議范圍狹小,從整體上說,事業單位職工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的。再比如,教師行業雖然已有《教師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保護,但是這些法律的規定較原則,可訴性不強,同時教師的報酬權、職業自由權等勞動權益受侵害時又不適用《勞動法》,因此教師的勞動爭議只能依賴于行政部門的人事仲裁。這使得教育機構的管理者任意挪用教師工資福利、無端扣留要求調離或另謀職業教師檔案的現象不斷發生,而爭議卻得不到司法解決。(2)還有眾多勞動者是否被勞動法保護難以確定。比如,眾多企業存在的以業績提成為主要報酬的推銷員、代理員,他們因為生存而不得不接受企業無工資無保險的條件,企業往往與其簽訂的是勞務性質的合同甚至無書面合同。雖然從管理的隸屬性、工作時間上都應當認定是勞動合同關系,但按現行勞動法是難以認定的。還比如職業運動員,其管理的隸屬性和運動的職業性,也應當認定其與俱樂部或管理者之間是勞動合同關系,但現行勞動法對此也是處于觀望狀態,導致職業運動員的眾多勞動就業問題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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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勞動合同的主體是勞動權利的享有者和合同義務的承擔者,如果主體的范圍及責任不確定,那么權利義務也是難以確定的,勞動關系的法治化也無從談起。因此,有必要對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進行完善。

二、對用人單位的認定及其責任承擔應當確立有利于勞動者的原則

對用人單位的認定及其責任承擔關系到勞動合同的義務由誰承擔以及如何承擔的問題。對勞動者而言,其親自付出了體力或腦力勞動,就應當獲得勞動報酬及其他待遇。但是,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及其付出的勞動是很容易識別的,而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認定及其責任的識別并不那么簡單。

首先,大多勞動者并不具有識別用人單位的專業法律知識,且在現有法律體制下識別的成本較大。他們無從知道何為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個體工商戶,更無從知道與用人單位有關聯的單位及其法律責任,也無從知道用人單位變更情況及變更對其有何法律上的影響。如果要了解這些,他們必須聘請律師為其調查,這對一個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國勞動法雖然規定了用人單位聘用勞動者必須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是事實勞動關系大量存在,勞動執法部門對用人單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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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情況,一般是依靠勞動者的舉報才對其進行處罰的,而一般勞動者為了自己的飯碗是不會舉報的。在沒有書面勞動合同,或者即使有書面勞動合同,但用人單位根本就不讓勞動者持有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性質、關聯企業、開辦單位、管理單位等常常是模糊的。一旦勞動爭議發生,需要準確法律意義上的責任主體時,他們常常只知道老板是誰,至于由老板開辦的哪一個企業承擔,常常無從知曉。對自己工作的場所是老板的總公司、分公司還是子公司也無從知曉。

再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多樣化,市場主體之間的聯系也是多樣化,企業改制、合資、承包、租賃、聯合兼并、托管經營等形式的出現,還出現了一些所謂的掛靠、連鎖等等,勞動關系錯綜復雜,用人單位的認定常有困難,責任主體難以分清,使勞動者被侵權時,責任者之間常常互相推諉,勞動者的權益難以得到保護或者保護成本過高。

據此,筆者認為,對用人單位的認定及責任承擔方面,應當確立有利于勞動者的原則。這一原則的具體內容應當是：

其一,在勞動者未發生工作場所變動或直接管理機構如人事等部門未發生變動的情況下,勞動者只要提供工資單、工作證或者直接管理機構管理勞動者、承擔相關義務的證明文件,就應當確認此工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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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管理機構所在單位就是用人單位。對此,現有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的證據規則已經有明確的規定。

其二,在勞動者因用人單位的原因發生了工作場所或者直接管理機構發生變動的情況下,只要勞動者能提供工作場所或管理機構所在單位之間關聯性的證據,應當認定其中任何一個單位都應當承擔全部責任,除非其中一方提供了與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的證據。因為勞動者在接受用人單位管理方面始終是被動的,處于弱者地位,工作場所的變動是以用人單位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有工作場所之間存在某種利害關系,才有可能將勞動者調往其他工作場所。

其三,在承擔勞動合同的責任方面,可以考慮突破現行民事責任承擔的原則,只要勞動者能提供與其所在用人單位有投資關系、管理關系的其他單位,均可認定是承擔勞動合同義務的用人單位,應當承擔勞動法的相關責任,在其承擔責任后,可與實際用人單位之間進行追償或責任分配。因為從民法原理上說,勞動合同本質上也是一種民事合同,勞動債權本質上是民事債權。債務人的開辦單位、投資單位、管理單位均應當在其受益或出資范圍內承擔其所開辦、投資的企業或單位不能承擔的責任。并且勞動債權具有人身屬性,是勞動者賴以生存的生活來源,如果一定要等到用人單位破產或被撤銷再由其關聯單位承擔,是遠水難以解近渴的。再者,如果確定用人單位與其投資單位、管理單位、關聯單位之間對勞動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必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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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投資者、管理者只關心投資回報而對勞動者死活不聞不問的狀況,促使其加強對下屬單位用人情況、勞動合同履行情況的管理監督。且開辦單位、投資單位均是勞動力的受益人,從有利于勞動權實現、保護弱者原則和勞動關系長久穩定的角度去保護勞動者,理應由用人單位及其投資單位、管理單位對勞動者承擔連帶責任。

其四,無論用人單位改制、分立、合并或其他形式變更,只要用人單位未對勞動者進行書面告知變更前的責任不由其承擔并經勞動者同意,勞動者的全部勞動債權應當由變更后的主體承擔或連帶承擔。對用人單位范圍的界定,筆者認為,用人單位本質上是一個民事主體,應當適用民法中民事主體的范圍,即用人單位的范圍應當是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但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文化傳統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所以,民事主體中有些例外情況必須具備一定條件才能是用人單位。比如：國家機關法人,只是與工勤人員之間才能是勞動關系,與公務員之間不受勞動關系規范,這是我國國情決定,對此下文也有敘述;個人要成為用人單位也應當具備一定條件,如雇傭的長期性、工作全日制,并且在責任方面應當與法人、其他經濟組織不同,因為我國社會生活的市場化程度還不足,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信賴關系為主,在個人之間的勞動關系上,法律應當充分尊重個人之間的約定,如果冠以過大的法律責任,反而不利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交流。綜上所述,《勞動合同法》草案第2條應當修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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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適用本法。對國家機關法人、個人與勞動者的勞動關系,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從其規定。”

三、勞動權主體的范圍應當具有普遍性

勞動權是人權的社會化,是社會經濟關系市場化、貨幣化的產物,是國家用法律有效限制契約自由原則、保障那些靠出賣勞動力以維持生存的弱勢者在有勞動能力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都可以獲得生存的權利。因此,勞動合同應當是所有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一種普遍的協議。“從法學的原理看,勞動合同應該是適用于全體職工的一種法律制度”。[1]我國勞動權主體應當是所有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所謂勞動關系,是指人們在從事勞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勞動關系的形成是通過勞動者利用用人單位提供的物質資料,通過自己腦力或體力的付出,按照用人單位的要求來實現勞動的過程。勞動關系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是生產關系的組成部分,屬于社會經濟基礎的范疇,包括所有以提供體力或智力服務以換取工資收益的勞動雇用或勞動服務合同關系。如德國勞動法第5條規定：“本法稱受雇人謂勞動者及使用人,學徒亦包括在內。無勞動契約關系,基于特定他人之委托,為其計算而給付勞動之人視同受雇人”。其中勞動者特指從事體力的及實行勞動之人;使用人指從事高級或精神勞動之人及從事商業或事務的勞動之人;學徒指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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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為目的而從事勞動之人。家庭傭人、企業管理人員、從商人員及學徒等均應適用其勞動法。加拿大勞動法第3條規定：本法的適用對象,是在加拿大議會立法權力所及范圍以內的任何工商企業或事業單位供職,或受雇傭與這種企事業單位的經營有關的職工。按該法第2條第3款的解釋,職工是指任何被雇傭以從事熟練的或不熟練的,體力的、辦公的、技術的或經營管理工作的人。[2]筆者認為,我國勞動權主體除法律已規定的主體外,還應當包括事業單位人員、教育單位人員、律師、會計師等中介機構人員以及企業改制中下崗的職工、農民工等等,但現階段公務員和單純種植份地的農民除外。

(一)事業單位人員、教育單位人員、律師、會計師等中介機構人員均應當是勞動權主體

有人認為國辦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工作的工作人員因其報酬來自國家財政收入而不是勞動權主體。[3]筆者不同意這一觀點。理由是：其一,國辦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工作的工作人員,本質上如同國有企業的職工一樣是用自己的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并由此取得工資收入,管理的隸屬性也如出一轍。其二,對于勞動者的用人單位是“公”還是“私”,應當不是認定勞動關系的因素。其三,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事業單位的改革逐漸展開,許多行業已經或逐步走出計劃經濟籬笆,教育業、醫療業、中介行業均已走向市場,勞動者的市場觀念、自由選擇意識和勞動保障意識都在加強,如果我們依然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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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的差別保護體制,使眾多勞動者的權利不能獲得司法保護,這是與法治國家精神相背離的,會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梅因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是一個‘人身份到契約’的運動。” [4]這種繼續強調身份的規則應當得到改變。

(二)我國企業改制過程中形成的勞動者多重勞動關系也應當是勞動法調整的范圍

我國傳統體制下一個勞動者只對應一個用人單位的原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有所突破。因為我國下崗問題并不能在短時期內解決。我國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就業政策造成了許多國有經濟單位冗員多。一方面國家政策允許他們與原單位保持勞動關系,原單位發給最低生活費,另一方面在原單位不可能滿足其生活的情況下另謀職業,與另一單位形成實際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如果這一關系不確定為勞動合同關系,其應享有的勞動權益如福利、休息休假、工傷保險等將得不到保障。同理,法律法規許可兼職的人員如高校科研教學人員的兼職活動,也同樣是勞動合同關系,應當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

(三)農民工應當是勞動權主體

“農民工”的勞動權主體問題是勞動法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雖然當前在建筑領域對農民工工資問題已有初步的政策出臺并得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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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是在更廣大的領域中農民工的報酬權、休息休假權得不到保護,對農民工的福利待遇、社會保險問題,司法機關不予受理。不少企業借用工制度不完善之機,將有害作業向農民工轉嫁,采取短期勞動合同的辦法招收農民工從事企業職業危害最嚴重、勞動強度最大、最不安全的作業,農民工最起碼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我國的戶籍制度使“城” “鄉”二元身份長期存在,使農民被視為二等公民。他們只是因為自己無法選擇的出身而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這與我國憲法確立的平等保護原則不相符,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在我國建立法治的、和諧的社會進程中,農民工應當被確立為勞動合同的主體,其勞動權應當得到法律保護。但是,由于我國農業的市場化程度不足,有些尚屬于半自然經濟狀態。因此單純種植份地的農民尚不是勞動合同的主體。

(四)現階段公務員不能成為勞動合同的主體

在一些公務員制度較發達的國家,業務類公務員也受勞動法的規范,是勞動權的主體。但是,在我國公務員制度才處于起步階段,業務類公務員與政公務員難以劃分,其依國家一定程序任命,代表行使權力,而且公務人員與其所服務的對象——國家之間不是平等的關系,是基于國家統治權產生的行政法上的特殊權力關系,與一般勞動者不是同一種法律關系。特別是我國現階段,公務員具有特殊性,于其他勞動權主體相比具有一定優勢地位,不適用勞動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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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束語

隨著我國社會改革向縱深發展,勞資矛盾成為我國社會不可回避的主要矛盾之一。我國已初步建立了一套對勞動權的法律保護制度,但是,勞動爭議呈幾何倍數增長的現狀來看,勞動權的保護顯然還不足。完善勞動合同主體的立法,是我國加強勞動權保護的需要,是勞動關系法治化的需要。

注釋:

[1]關懷?勞動法學〔M〕?北京：群眾出版社, 1997?125.[2]李莉?論我國勞動合同的主體〔J〕?人民1999,(6)?

[3]李莉?論我國勞動合同的主體〔J〕?人民1999,(6)?

[4]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4?

出處:勞動法學，《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