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和完善

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和完善

摘要：行政問責是西方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見現象，也是體現民主和憲政原則的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國，隨著一系列重大責任事故的發生，我國行政責任中的引咎辭職制度逐漸呈現出制度化趨勢。以責任控制權力，是最基本的權力控制措施。在我國特殊的政治行政體制和文化傳統下，如何積極有效地完善這一制度成了我國理論界和實踐界特別關注的問題。目前，我國著力推行行政問責，取得了積極進展，但還存在一些問題。根據我國行政問責的現狀，借鑒他國或地區的經驗，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

關鍵詞：行政問責制；現狀；完善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f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bstrac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estern countries，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is an ordinary phenomenon，and also the important system arrangement reflecting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With the occurrence of serial accidents，Taking blame and resigning system in China is becoming systematized.Using responsibility to control power is the basic power control measure.Und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how to actively perfect the system has become the problem focused b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er.At present，carrying out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full sail has made progress in China，but there still are some problem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practices in China，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can be perfected by using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 for reference.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Current Situation;Perfect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中紀委監察部公布對三鹿奶粉事件中負有重要責任的8位官員作出處理，其中包括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而后有網友爆出，就是這樣一位被記大過行政處分的官員鮑俊凱“已異地高升”，現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

鮑俊凱是于2008年12月就任局長一職的。在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網站上有一條消息，“2008年12月25日下午，國家質檢總局蒲長城副局長在皖考察指導工作期間，出席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座談會，就做好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提出具體要求。安徽檢驗檢疫局鮑俊凱局長、方元煒副局長以及安徽省質監局有關同志參加了座談。”

而該網站還顯示，當月上旬，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程杰還在出席工作活動。這也意味著，鮑俊凱在中紀委監察部宣布處分前，在“三鹿事件”依然備受關注時就已任新職，并且受到處分之事并未影響這一任命。

網友爆出鮑俊凱“異地高升”引發熱議，很多稱已見怪不怪。

事實上，“帶病復出”并不少見。據媒體報道，因“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已復出并長期擔任該縣縣長助理一職；“6·28事件”中被撤銷甕安縣一切黨政職務的原縣委書記王勤悄悄“復出”，調任黔南州財政局副局長一職；“史

上最牛縣委書記”張志國曾帶病復出被媒體“攔阻”。

問責官員違規復出所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首先，問責主體的權威遭遇挑戰。由于行政問責制度遭到人為破壞，使得政府的執行力嚴重受損，國家對官員的約束教育機制陷于成為擺設的境地 行政問責制度的建立之初，就是為保障和強化政府的執行力并約束官員 不難想象，允許問責官員隨意復出，既沒有讓違規犯錯者到應有懲罰和教育，更不能對在位者產生警示，長此以往，行政官員的亂作為 不作為現象得不到改變，而且政府的執行能力會一直處于低水平甚至會倒退。其次，黨和政府公信力嚴重受損。對外而言，由于違規行政官員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輿論監督沒有起到作用，更加深了人民群眾對政府內部官官相護 輕民重官的懷疑和憂慮 如果我們的制度建設再不跟進，處罰力度再不加大，實實在在地落實有錯必罰，罰必嚴厲的政策，我們將失去人民群眾對問責制度，用人制度，組織部門甚至政府的信任。最后，人民群眾對政府的監督虛弱無力問責官員的頻頻復出，深深地刺痛了人民群眾的心，讓行政問責制度流于形式，完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本來是懲罰違規官員的利劍，對在位官員的警世鐘，現在卻成為他們的護身符，以及輿論指責的擋箭牌。

從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行政問責制還存在較大的問題，這些問題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官員復出現象僅僅是我國行政問責制的一個問題，我國的行政問責制還存在其他的問題。

一、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

(一)我國在行政問責制方面取得的進展

目前，我國在行政問責制建設方面與西方國家相比還不夠完善。但是，我們黨和政府從嚴治黨、從嚴治政的態度是堅決的，并且對有問題的領導干部進行責任追究的工作一直都在進行。尤其在改革開放后，為了使問責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省市探索新途徑的同時，中央也在積極加快推進問責制度化的步伐。2000年中共中央頒發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為引咎辭職制度的實行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據。2003年11月四川省正式出臺了《四川省黨政領導干部引咎辭職暫行辦法 》，開創了在省級行政區劃內，全面推行領導干部引咎辭職制度的先河。200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政策及法規的出臺，標志著官員問責制開始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此后，紛紛出臺問責辦法，高舉問責劍。由此可見，以上問責條例的出臺，顯示了黨和政府依法施政、反腐倡廉、執政為民的信心和決心。

(二)我國行政問責制的不足

雖然，近幾年我國在行政問責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積累了寶貴經驗。但是，行政負責制畢竟在我國推行的時間不長，在實踐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1.法制不夠健全，行政問責缺乏統一的制度保障。當前，我國行政問責沒有專門的、完善的成文法為依據，缺乏全國性的、普遍適用的行政問責制方面的法律，并且我國的行 [1]

政問責制還處在權力問責的階段，沒有上升到以法律問責權力的高度。同時從形式上看，已有的行政問責制多為中央政策。如溫家寶總理的兩次《政府工作報告》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 》是政策不是法律，并且內容是概括性的。這樣無法充分發揮效力，并且不能具體落實到工作中。2006年l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把引咎辭職制度引人其中。該法第十三章第82條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領導成員應當引咎辭職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適合擔任現任領導職務，本人不提出辭職，應當責令其辭去領導職務。”公務員法將引咎辭職這個道德責任方式納入法律，推動了我國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但是這樣做還是不能從根本上帶來我國行政問責的法制化。定，在制定地方行政問責制規范性文件時造成政出多門、適從的局面。

2.問責內容缺乏法律規范，問責標準彈性過大。回顧近兩年備受關注的問責事件，不難發現其問責的內容和范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問責事件似乎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層重視、涉及人命關天的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尚未引入決策失誤、用人失察、領導過失等領域，顯然是內容較少、范圍偏窄。目前實施的行政問責制缺乏一套普遍、公開、細致的問責事由標準，同時問責種類沒有法規的明確劃定。在責任人應承擔的政治責任、領導責任、道義責任、法律責任、經濟責任等責任中擇其有利者取之，避重就輕，這種現象并不少見。此外，直接責任和間接責任、執行責任和領導責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準則，責任劃分上的彈性空間過大，導致問責缺乏剛性、失之公正。

3.權責不清，問責不明。明晰權、責、利是行政問責的前提和關鍵。明晰行政人員的權、責、利就是要對每位行政人員的權力與責任有一個明確的劃分，對行政人員的權、責、利進行合理的配置。應該用規章制度加以明確，這樣才能把行政問責落到實處，才能在發生重大事故、決策失誤、工作執行不力等問題時，明確由誰來承擔，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有: 一是由于長期以來，黨政關系沒有理順，權力過分集中于黨。黨的領導機構直接領導國家行政事務，行政首長沒有絕對決策權，造成了權責分離的情況；二是我國行政機構設置還不夠合理。我國行政機構的層次太多，從中央到地方，要經過省、市、縣(市)、鄉(鎮)五個層次，職能部門分工過細、職責交叉，這樣多的層次及職能的交叉，如果出現問題到底追究哪一級政府的責任，很難確定；三是決策與執行不分，導致責任主體不明確。[3] [2]因為，引咎辭職不等同于全部的問責制度。此外，在實踐中，有些省市忽視了上位法的規

4.責任意識淡薄，問責理念不強。我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傳統的文化觀念不可避免地在人們的思想中長期存在。由此造成行政環境具有濃厚的傳統文化色彩，其核心就是“官本位”。在一些領導干部心里，存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官進則榮、官退則恥等各種傳統糟粕思想，影響了行政問責制的實施。這種思想容易使領導干部以個人利益為重，疏忽人民利益。

5.異體問責信息缺失，導致對責任主體的監督很薄弱。從理論上說，對政府的監督

制約機制比較完善，包括政府內的和政府外的監督、部門內的和部門外的監督、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從部門劃分來講，包括權力機關的監督、司法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內部的監督、社會監督。但在行政問責的實踐中，各監督主體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發揮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監督不力。主要包括行政信息非對稱性障礙和行政信息公開非完整性障礙。行政信息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信息公開度不高，并且公開的多是對府有利的信息。這樣導致行政問責難以順利進行。

二、完善行政問責制的基本對策

行政問責制是現代政府強化和明確責任與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種有效制度。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以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動社會的進步。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目前，我國行政問責制還存在不少問題，社會各界對此特別關注，并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對我國現行行政問責制進行必要的總結與反思，提出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對策建議。

(一)制定專門的、全國統一適用的《行政問責法》，并健全與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 各地區應當根據目前暫行的規定或條例實施情況，積累經驗并完善相關規定，在條件成熟時，可形成一部試行法規。在此基礎上有權的國家機關根據各地情況，再制定一部專門的、全國統一適用的《行政問責法》。立法機關要不斷完善和細化法律、法規，使其適應社會的需要，并重點加強行政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規定政府領導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員的的行為范圍，明確他們的責任。用《行政問責法》規范問責主體及其權力明確問責客體及其職責，規定問責事由和情形，構建完整的問責事由程序，并強化問責的救濟力度，規范問責本身的監督問題。此外，還必須不斷健全與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如完善人大制度及法制，增強人大的監督作用，制定新聞法，保障新聞媒體的公開問責權順暢實施，健全公民參與制度等措施。通過各層次的配套制度建設，逐步形成較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體系，才能更好地推動行政問責依法有序地進行。

(二)嚴格職責劃，明確問責的主體

要進一步推進我國的行政問責，就必須明確問責的主體，并嚴格職責劃分。不同部門和不同行政人員之間嚴格的職責劃分是進行行政問責的前提。同時，也應當用憲法和法律來明確什么級別的官員負什么樣的責任以及誰問責、問責的嚴格程序，嚴格行政問責體系。目前，我國的問責，屬于典型的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權力問責，而一個法治政府、責任型政府的問責主體不應該只是個別領導。我們應當確立人大及人大代表、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紀檢監察部門、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的問責主體地位。

(三)加強領導干部的道德、自律意識，并加大宣傳，營造推行行政問責制的良好行政環境

行政問責制的順利進行，需要有良好的社會氛圍為基礎。針對目前社會上依然存在的領導干部“官本位”，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宣傳，形成推行行政問責制的良好思想基礎和社會氛圍。要使領導干部有風險意識，讓其從父母官轉變為人民的公仆、對老百姓負責的官 [5][4]

員，不能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把握不好就承擔責任。這樣可以使領導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員形成有咎必辭、有責必究、有過必罰的意識。并對公眾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從而引導人們正確看待行政問責，為推行這一制度創造良好的氛圍。這樣也有助于領導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員發揮內心自我控制，積極面對社會訴求和快速回應公民的需要，進而推動行政問責制的完善，并促進責任型政府的建設。

(四)公開行政問責信息，加強異體問責

行政問責的順利進行有賴于政務信息公開，如果沒有真實透明的行政信息公開，人民就不會知道我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對人民負責也就無從實現。行政信息公開有對政府權力制約的作用，如果公眾不知情，就無法知道政府部門有沒有對公眾負責，也就沒有辦法進行監督。因此，完善問責制就必須要加大政務信息公開，確保公眾的知情權和媒體的報道權。此外，政治問責有兩種，包括同體問責和異體問責。目前，我國啟動的政治問責制主要是同體問責，而不是異體問責。從發展的角度看，行政問責制要想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實現對行政官員責任追究機制從內部問責到外部監督的方向發展，建立和完善異體問責制。人大是最主要的異體問責主體，我國憲法第3條、第128條明確規定由人大產生的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對人大“負責”。所以，各級人大要進一步通過立法落實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多項剛性監督問責辦法。此外也要把媒體作為最有效的問責異體納人外部監督體制，同時應當把公民列入異體問責主體，因為公民是最本源的異體問責主體。

(五)盡快健全行政問資救濟機制

如果法律或制度賦予了個人一項權利，但是當這種權利受到侵害之后沒有任何行政和司法保障，那么這種權利就是無效的。因此對被問責的官員，我們要更多的注重保護他們的權利，賦予其充分、平等的陳述申辯機會，為他們提供充分、多樣的權利救濟途徑。我國現行的行政救濟法規中對受到處分的官員的救濟辦法尚處于薄弱甚至真空狀態。強調對行政責任的救濟主要源于兩種思考：一是當前行政問責在我國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或機制，在問責過程中難免出現偏差和失誤。二是官員問責的對象與現存的行政救濟法規的對象存在著較大錯位，在對被問責官員的權益保護上還不充分。

(六)營造和諧的“問責文化”環境

問責文化是行政問責制的靈魂。行政問責制作為旨在加強公務員問責性、提高政府服務能力的一項制度，其核心在于“問責”。“問責”的落實則有賴于在政府公務員乃至整個社會中形成一種“問責文化”的氛圍，這是推行行政問責制的一個重要前提。

建立行政問責制，推動責任政府的構建，順應了構建可問責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國際趨勢。行政問責制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一個亮點，它的完善需要相關配套措施，需要一個過程逐步完善。全面推進行政問責制，是我國政府創新的必由之路。我們要理性地分析行政問責制存在的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逐步完善行政問責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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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特里·L·庫珀.行政倫理學：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1：43

第二篇：完善行政首長問責制

完善行政首長問責制,建立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干部問責制度。行政首長問責的條件不以行政首長主觀上存在過錯為前提，只要其管轄范圍內發生規定的應當問責的事項即可問責。行政首長問責的重點包括：違法決策和嚴重不當決策行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推諉拖拉、敷衍塞責等行為；在社會管理方面特別是在處置突發公共事件方面失職瀆職的責任；在機關內部管理中應為不為、放任不管以及個人言行嚴重損害政府形象等行為。為防止行政首長借“集體決策”推卸責任，對集體討論、集體決策的問責，要創新問責方式。一是要明確決策責任由主持會議的行政首長或黨委書記負責。二是要實行重大決策失誤的集體辭職制度，使“集體決策”承擔“集體責任”。三是要建立決策討論、辯論、投票記錄與備案制度，對于決策會議上持贊成態度的要嚴厲追究責任，對于不表明態度者也要進行追究，對于反對者可以免予追究。

科學劃分行政責任。如不同層級之間責任劃分、正副職之間責任劃分不清。針對這一問題，一是要合理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二是合理劃分正副職之間的職責權限。應根據各自明確的分工范圍來劃分正副職之間的責任，行政正職負領導責任，副職就分工范圍內的具體事項負直接責任。三是合理劃分部門之間的職責權限，有針對性地調整職責分工，減少職能交叉、責任不清、事權分離等現象。四是將政府各部門的職責和工作任務、工作目標分解落實到內設機構、各個崗位及承辦人員，建立主體明確、層級清晰、具體量化的崗位責任制，建立崗位之間、部門之間的無縫責任鏈條，形成責任閉合環路。五是落實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職責，明確劃分行政首長與其他人員的職責權限，準確界定有關人員的政治責任、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

健全干部問責的制度體系。在干部問責制度方面，誰來啟動問責、如何啟動問責、責任分配、受責官員復出等問題仍需進一步的制度設計和規范。一是要加強異體問責，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對干部的問責、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對干部的問責、司法機關對干部的問責、民主黨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問責等。要擴大干部問責的主體，使問責的啟動主體多元化，不僅由上級行政機關提出問責要求，而且應當允許一定數量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甚至公民個人聯名提出；擴大啟動問責的范圍，通過立法方式規定及時啟動問責程序。二是要規范干部問責的事由和情形。三是要建立科學規范的干部問責程序，如提案、立案、調查、申辯、審議、決定、復議、申訴等，實現行政問責的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四是要加強責任監察，充分發揮審計等專門監督機關的問責作用。五是要完善被問責官員的復出程序。被問責而辭職或免職的官員復出，其程序應當公開化，接受社會監督。

完善干部政治問責機制。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及其工作人員的一切行為都必須以民意為依據，如果政府決策失誤或行為有損國家和人民利益，就要承擔政治責任。一是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追究政府及其組成人員政治責任的最重要手段——預算控制權。二是要完善人大的罷免權。對啟動罷免的情形、罷免案的提出、罷免案的審議與表決等程序要予以明確的法律規定。三是要完善引咎辭職制度。對引咎辭職的責任主體、過錯的性質和大小、過錯的具體情形、引咎辭職的具體程序以及引咎辭職的監督等都用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明確。四是要完善質詢制度。要依法規定質詢案的相關規則，如質詢案的提交期限、質詢人的提問、被質詢人的答復和辯解權利，質詢情況的通告和報告等。要明確規定，人大代表有權對國家行政機關及行政首長的重大或嚴重不當行為提出質詢。還要健全與完善國政調查制度、不信任投票制度。強化責任追究制度，加強對違法、不當行政行為的責任追究。要嚴格問責制度，把問責制貫穿到履責的全過程，事前問責進行提醒，事中問責進行督促，事后問責進行誡勉。要強化對違法行政行為與不當行政行為的責任追究，對不貫徹落實、拒不執行或不正確執行國家的方針政策、上級行政機關作出的決定和命令的行為，不認真履行職責、不及時履行職責、拒不履行職責以及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行為，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行為，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第三篇：淺析我國行政問責制

淺析我國行政問責制

摘要:行政問責制是對政府的違法或不當行為及其后果追究責任的制度。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行政問責制對于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治文明的發展等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政府 行政 行政問責

行政問責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針對各級政府及其公務員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包括其未履行應有職責的情況而實施的,并要求其承擔否定性后果的行為。在我國管理實踐中,要發展出一套嚴謹完善的問責制度體系,還存在一定難度的。要使行政問責制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現行的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帶來操作上的模糊與難以界定,存在著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首先,什么事該問責。我們經常看到的情況是高層公務員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錯誤或失誤時,才會被免職或引咎辭職,而真正因為工作不力,不作為或者在責權范圍內出現重大問題而被免職的卻很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我們過于強調公務員個人的主觀動機,而不論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種權力與責任的對等關系和意識,具體表現為:

1.行政問責通常只關注那些人命關天的重大事件,對于一些影響力、大眾關注度相對較小的事卻不問責。出現了只要媒體進行大量報道的重大事件,相應上級部門就會督辦解決,而其他一些“小事”則因為

關注度低則被忽視掉。

2.行政問責關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領域,對其他領域中擔負領導責任的過失現實中關注的相對還比較少,行政問責制應深入到政府所管理的各個領域。

3.行政問責只是針對濫用職權的違法行政行為,而對不作為的行政行為關注不足。由于政府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意識根深蒂固,這就造就了大量公共行政活動中的不作為行為。行政問責制不光要問責出現失誤的行政行為,也一定要問責行政不作為行為。

4.對道德責任的問責遠遠不夠,對領導干部道德責任的問責是意義深遠的,他們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正義、誠信、健康的公務員隊伍的形象事關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應得到我們高度的重視。

其次,問什么人的責。目前,我國政府機關實行的是行政首長負責制,各級政府乃至各部、委、廳、局均由相應的行政正職即“一把手”負責,行政問責所指向的對象自然是行政正職即“一把手”;但同時,黨章中明文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委員會委員根據集體的決定和分工,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根據這些規章制度,在行政活動當中,一般行政正職負全面責任,應對組織的行為全面負責,可是,在一般具體行政行為當中,往往是由副職在事發后承擔領導責任,正職卻沒有承擔起于其權力對等的領導責任;另一方面,只處理有問題的直接當事人,而對其負有相應過失責任的上級領導卻不問責。當直接當事人應當為自己所管轄的事務負主要責任時,我們往往忽略了應對該部門負責的上級部門所應承的的領導責

任。

再次,由誰來問責。重大問題出現時,往往是由政府責令相關當事人辭職,我們卻忽略了官員是由人大選舉產生并應由人大任免的,這樣一來顛倒了監督與被監督的法律關系。需要我們強調的是相應的問責權限應由相應主體實施,權力問責應向制度問責轉變。

最后,怎么樣問責,即按什么程序問責。從法的一般意義上說來,程序是任何一項健全制度必備的要素,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人治之間的根本區別。行政問責制要走向公開、公正、公平,健全和完備的程序是必需的。

針對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第一,轉變傳統行政理念。明確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動因以及政府追求的主導價值理念。這樣才能從更高層次上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所要達到的目標,繼而促成建立責任政府,實現對社會良好的治理。無論是行政官員,還是社會公眾都要轉變理念,建立責任意識、風險意識、監督意識,形成問責和被問責的習慣。

第二,健全我國現有人事制度。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必須要進行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要進一步改革政府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晉升機制,建立起優勝劣汰的官員淘汰機制,使不負責任的官員被淘汰,保證問責制度的真正實施。

第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體系。包括:1.基于權屬關系的內部問責,主要是由上級領導機關對責任人的追究制度;2.行政體

系內的專門機構的問責,如監察、審計機關對責任者的追究;3.行政體系外部的問責,如司法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等等;4.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即人大的監督。通過行政問責制度的健全與完善,使問責制不但產生真正的約束力還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強化優化問責制的監督制約機制,尤其是加強人大的監督力度。我國現行的監督體制還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司法、行政機關尤其是立法部門對行政權監督與制約的力度亟待強化。例如在所有的問責案例中,由人大機構或人大代表主動提出對官員問責的質詢案數量極少。推進政府問責制,其核心運行渠道是由民意機關和立法機關實施的問責。

第五,建立一套規范可行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真正賦予公眾對政府活動的知情權。如果公眾不知情,就無法知道誰對公眾負責,誰沒有對公眾負責,就無法追究失職行為。只有透明行政、政務公開,才能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活動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應通過立法,對哪些信息必須公開、通過何種渠道公開、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政府為公眾提供信息查詢的義務及不履行相應義務的后果等做出系統完整準確的具可行性的規定,從而從法律的高度來健全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行政問責決定著一個政府是否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而是否負責任也成為現代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和標志。從根本意義上講,一個政府只有在它真正履行其責任時才是合乎理性的合法的。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對策建議我國行政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和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健全行政問責

制,構建一個可問責的政府,不僅是行政改革目標的內在要求,而且對于建設法治政府,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推動政治文明的發展和進步,維護社會穩定,都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篇：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與路徑選擇

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與路徑選擇

石書偉 刊發時間：2010-10-15 15:00:11 光明日報[字體：大 中 小]

行政問責制度的概念

現代意義的行政問責制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管理，目前理論界對其尚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筆者通過對行政問責制的研究，結合其他研究者的相關研究成果，認為行政問責制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針對各級政府及其公務員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而實施的要求其承擔否定性結果的一種規范。

對于此概念的理解，主要應從問責主體、問責客體、問責范圍、問責過程和問責結果等方面來把握。問責主體，即哪些人或者機構可以充當行政問責的主體。簡單來說就是“誰來問”。這是確定行政問責有效性的一個必備前提，如果問責主體指向不明，那么問責結果的權威性、公正性就值得懷疑。在我國，行政問責的主體不僅來自行政系統內部，即上級行政機關，以及審計、監察機關，而且還應包括行政系統外的問責主體以及社會機構、人民群眾、新聞媒體等。只有問責主體具有廣泛性、普遍性、多樣性，才能保證問責結果的權威性、客觀性、公正性。

問責客體，主要是政府部門或者公務員應當履行而沒有履行的職責和義務，或者沒有恰當地履行義務的種種行為。問責客體中的問責對象可以通俗地表述為“來問誰”，具體是指沒有做好自己工作、沒有盡到自己應盡職責和義務的政府部門或者負有領導職責的公務員。如果被問責的對象指向不明，問責也就失去了進行下去的必要。所以，在行政問責過程中，一定要找到被問責的具體政府機構或者個人。

問責范圍，是指問責主體對問責客體訊問的內容，也就是“問什么”的問題。不僅要問發生重大責任事故的原因，而且還要問為什么作出錯誤決策；不僅要問政府官員濫用職權的行為，還要對故意推諉、決策緩慢、執行不力等作為問責。這其中包括了政府和公務員在政治行政體系中所承擔的各種責任，包括其內含的道德責任、政治責任、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等。

問責過程，指問責機制啟動后所經歷的各個環節和步驟。即問責開始后首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這樣的一個過程。在我國，一旦問責機制啟動，一般首先會確定責任相關人，然后通過質詢和搜集信息，確定主要責任人，最后對主要責任人進行相應處罰。

問責結果，主要是指被問責的政府機關和公務員所承擔的處分和處罰結果。一般來說，這種結果可以分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責任四種，具體承擔責任的方式包括公開道歉、責令作出書面檢查、通報批評、留黨察看、引咎辭職、撤職等；觸犯刑法的，還要啟動法律程序，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源起和發展

關于我國對官員問責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他就對領導干部明確提出要“各負其責，決不能互相推諉；失職者要追究責任”。而我國最早對失職官員追究責任，或者說最初的問責也正是在1980年，當時“渤海二號”發生沉船事故，時任副總理的康世恩就受到了記大過的處分，這也是我國行政問責處理的最高級別的官員。近年來問責風暴的掀起發軔于2003年，時任衛生部部長的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的孟學農由于對SARS疫情隱瞞不報和抗擊不力而被問責。在隨后的短短一年多時間里，中石油集團、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寧等行業和地區的一大批官員，又先后因重大責任事故而“下課”或遭嚴厲處分。

自2003年中央率先發起行政問責以來，各級地方政府也都按照黨的十六大的要求，對行政問責制在理論、實踐和制度建設上積極探索，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這些探索豐富了我國行政問責研究的理論成果，使我國行政問責制度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

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問責制被首次寫入《國務院工作規則》和《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這些都表明我國對責任型政府的理解有了實質性的突破，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推進行政問責制的意義

盡管我國行政問責建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體系，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實踐上也依據問責體系懲治了一些在重大事故中有過錯的主要領導人，但由于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產生時間較短，各種配套制度和機

1制尚未健全，因此，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問責主體單一。目前我國行政問責的主體仍主要來自于政府系統內部，尤其是上級政府機關和黨委機關，沒有更多的人大代表、社會機構、群眾、媒體等參與進來，在此情勢下，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客觀性、普遍性就會大打折扣。二是問責機制沒有常態化。當前我國的行政問責更像是一場暴風雨式的運動，問責來時一陣風，一旦過去，那些未受懲戒的官員照樣不思改進，因此很難起到警戒和震懾作用，問責效果往往不佳。今后必須要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可以考慮建立專門的行政問責法，將各級政府機構和公務員的行為置于法律的監督體系之下，從而促使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小心謹慎，更加務實。

行政問責制度體現了現代政府強化和明確責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設責任政府的本質要求，也是推進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證。它體現了共產黨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核心要求，對于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依法行政，建立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于密切干群關系,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長期以來，不少領導干部忘記了自己的權力來自全體群眾的授予，而是把它看做是上級領導的賜予，因此，他們在工作中往往只惟上級領導的意見是從，而不愿認真聽取群眾的意見訴求。推進行政問責制，會使這些領導干部重新意識到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自于廣大群眾的授予，進而在實際工作中更多地深入群眾、體察民情，真正做到關心民生疾苦，了解群眾冷暖，以真抓實干取得人民大眾的信任與支持。

第二，有利于形成干部淘汰機制，從整體上提高干部素質。我國較長時期在官場上形成的一種陋習就是能上不能下，領導干部一經錄用，就不用再擔心有下臺的危險。而推進行政問責制，其實就是將一種淘汰機制引入到官場中去，這無疑能打破這種陳規陋習，促使各級領導干部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認認真真、盡職盡責地進行工作，從整體上推進干部隊伍素質的提高。（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行政問責如何從“風暴”走向“常態”

發布時間：2010-10-02來源：人民日報 【字體：放大 縮小 默認】

朱慧卿繪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專章涉及健全行政問責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問責立法相關問題”。近年來，各地行政問責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規范，行政問責在實際操作等方面還存在較多問題。特別是行政問責在問責主體、問責客體、問責程序以及責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統一規范，需要統一法制。這里，記者就推進行政問責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進行了一些探討，供讀者參考。

“問責風暴”刮起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

2003年非典事件中，全國有近千名官員因防治“非典”不力被罷官去職。自此，行政問責開始大規模實施，問責走入大眾視野中。

2005年底，黑龍江省松花江污染事件暴發，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局長的解振華引咎辭職，成為公務員法實施以來中國首位引咎辭職的高層官員。此后，不斷有官員因污染事件被問責：2007年江蘇省無錫“水危機”引發了一場“環保風暴”，無錫市所轄的宜興市5位政府官員因在對相關企業違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監管失責”，分別受到行政記過、行政記大過、行政撤職等處分；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縣發生“9·8”尾礦庫潰壩重大責任事故，這是40多年來尾礦庫潰壩最嚴重的一起事故，影響惡劣，孟學農被中央免去山西省委副書記、常委職務，并同意其引咎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的請求。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官員因為問題被追究責任，“問責風暴”吸引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問責是國家機關對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由于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影響管理秩序和管理效率，貽誤工作，或者損害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的行為，所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告訴記者，行政問責制是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越來越深入人心。通過“問責風暴”，人們意識到，政府如果沒有履行好相關職責，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損失或者引發了社會安全事件造成社會不穩定，政府有關官員、政府集體或者職能部門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問責風暴”是依法行政原則中職權法定與權責一致的具體體現，行政問責在逐步走向制度化過程中，內在地體現了責任政府的理念，也體現了政府勇于承擔責任的姿態。此外，行政問責制是監督行政機關及公務人員是否依法行政和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的有效形式。與行政訴訟、行政復議和申請國家賠償的監督效果相比，行政問責的監督更為直接，因為“問責”直接涉及領導干部的“烏紗帽”和升降獎罰。“當事故災難發生、有人被問責之后，所有官員會普遍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問責制對公務人員具有很強的警戒作用。”馬懷德說。

行政問責艱難前行認識存誤區，行動有偏差

近年來，行政問責的對象和適用范圍不斷擴大，為數眾多的行政官員因行政失當失職而被追究責任。行政問責對增強政府責任意識，提高行政應急能力和行政效率具有明顯效果。不過，在行政問責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誤區。

在我國，目前問責路徑比較單一，通常都是“上問下”，即上級對下級問責。“問責被看成了上級對下級具體過失的懲罰。”馬懷德說，其實，這只是單向對失誤官員的懲罰，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問責，這樣容易把責任局限于具體的事件，擺脫不了下級官員只對領導負責而忽視公眾利益的弊端。問責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確保政府與官員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擔起責任，一旦發生問題，包括人大、政府乃至社會公眾都可以啟動問責程序，而不僅限于行政系統內部“上級問責下級”。

現實中，當發生了責任事故之后，人們的慣性思維是“誰是負責人，就找誰”。在一些地方的問責規定中，也都把責任指向了行政首長。“根據責任行政的原則，任何一個行政主體或行政公務人員在被授予行政權力的同時，就意味著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也就是說，上至行政首長，下至一般行政公務人員，只要有行政失當行為，都應當成為行政問責的對象。”馬懷德認為，把數量眾多的一般公務人員排除在問責對象之外，顯然不利于對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

在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的決策通常由黨委常委會研究、書記“拍板”，行政首長在黨委中往往都擔任副手。而按照目前的問責慣例，一旦出現問題只追究行政首長的責任，黨委書記卻不用擔責。“在一個單位，到底是黨委書記負責，還是行政首長負責？目前沒有透明合理的判斷依據。”馬懷德說，這需要形成規范統一的制度安排。在以往的一些地方問責中，行政問責名義上是行政首長負責，實際上只追究分管副職領導的責任。行政問責制在一些地方演變成了副職負責制，這就偏離了行政問責的初衷。

“我國行政問責制目前還限于對比較顯性的執行層面的責任追究，問責尚處于權力問責向制度問責的過渡階段。”馬懷德說。

問責需要制度化安排加快立法步伐，嚴格執法監督

我國問責制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運動式的問責”，因此帶有濃重的人治色彩。啟動問責，制度化安排必不可少。我國關于這方面的規定散見于一些單行法律中，沒有專門的行政問責方面的法律法規，對政府責任的規定或者處于空白狀態，或者力度不夠，或者過于原則，無法追究。馬懷德認為，目前行政問責在問責主體、問責事由、問責程序以及責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統一規范，需要統一法制。如此問責才能擺脫“風暴”，走向“常態”。近年來，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關于行政問責的立法嘗試在不斷進行。2003年7月，國內首個政府行政問責辦法——《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出臺，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制度的形式先后出臺了行政問責制度。2004年7月1日，國內首個省級行政首長問責辦法——《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正式實施。2005年2月，《浙江省影響機關工作效能行為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出臺，將“效能革命”制度化。此外，深圳、河北、廣西和甘肅等地都出臺了行政問責的相關規定。

中央也在行政問責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詳細列舉了9種應該引咎辭職的情形，為問責制度化提供了依據。2009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了七種情形將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

“針對目前行政問責制立法相對滯后的現狀，我們必須增強法治意識，加快立法步伐，盡快制定完善行政問責制的各項法律法規，早日實現行政問責在全國范圍內的規范化、制度化。”馬懷德表示。

“加快立法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嚴格執法和加強監督”，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說，當前行政問責過程中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處理，行政處理代替司法處罰，外部問責不力等現象，都說明我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還是執行和監督問題。即使將來立了法，執行和監督問題仍應該是重中之重。（秦佩華 胡玥）

國外行政問責實踐（鏈接）

美國政府和國會設有監督部門

美國政府和國會都設有監督部門，分別負責對政府各部門及其官員和國會議員的行為進行監督。國會設有政府責任辦公室，幫助國會調查聯邦政府部門的工作表現、預算經費的去向等。該機構還對政府的政策和項目情況進行評估和審計，對其違法或不當行為的指控進行調查，并提出法律決定和建議。

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政府道德法案》，規定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和政府中某些雇員必須每年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并且詳細規定了對高級政府官員所提出的指控進行調查的程序。

瑞典監督主要通過議會進行

瑞典公共管理局把瑞典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責任劃分為三類，即法律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又具體分為刑事責任、賠償責任和紀律責任。

瑞典對政府的監督主要通過議會進行，具體是通過監察專員辦公室和憲法委員會來實施。除議會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監察機構，如國家審計署審查國家機構、國有企業及國家經濟部門的商業活動；政府還設有與議會監察專員相對應的監察辦公室。

法國跨部門預防貪污腐敗

在法國，官員的失職或以權謀私等行為，往往成為行政法的懲戒對象。如果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很大影響，有關人員會被迫或自動下臺。

法國在1993年通過了反貪法，并成立了跨部門的“預防貪污腐敗中心”。該中心由高級法官及內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稅務部門的專家組成，定期組織對國家機關、公私企業的監督人員進行培訓。此外，在法國還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員會、審計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間或官方預防職務犯罪的機構。

第五篇：行政問責制度完善工作措施

鄉、鎮人民政府、市屬各辦、局：

省行政問責辦法等四項制度發布實施以來，我市嚴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精心組織，扎實推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在貫徹實施中，仍有部分部門存在思想認識不到位，學習宣傳不扎實，工作找不到頭緒等問題。為扎實推進四項制度工作的落實，切實轉變機關工作作風，增強機關服務意識，提高機關工作質量和效率，現將進一步抓好四項制度貫徹落實有關事項安排如下：

一、提高認識，落實責任

推行四項制度是省、州、市人民政府向各族群眾和全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是貫徹落實精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化發展環境，自覺接受監督，建設法制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效能政府、廉潔政府的重要舉措。我市作為州人民政府推行四項制度的重點聯系和指導市，各鄉鎮政府、各部門要從講政治的高度，提高對推行四項制度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思想統一到省、州、市人民政府的重大決策上來，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周密部署，迅速行動，對推行四項制度進行再動員、再部署、再檢查，確保執行有力、落實到位、抓出成效。

各鄉鎮政府，各部門要加強組織領導，強化監督檢查，健全完善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直接抓，辦公室主任具體負責的工作機制，切實落實組織機構、專職人員和必要的工作經費，確保四項制度的開展。

二、廣泛宣傳，營造氛圍

三、強化培訓，提高水平

各鄉鎮政府、各部門要建立四項制度學習培訓的長效機制，將四項制度的學習培訓納入干部培訓教育規劃，列為考核的重要指標，使學習四項制度與個人考評結合起來，提高學習培訓效果的運用。

各鄉鎮政府、各部門要按照建設學習型機關的要求，將四項制度列入日常學習重要內容，并結合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不斷創新工作，打開工作新局面。

四、明確范圍，全面推進

為確保四項制度工作的全面落實，市人民政府確定了我市推行四項制度的實施步驟和重點。

（一）工作步驟。我市推行四項制度的步驟為：成立組織機構、制定實施方案、宣傳動員、學習培訓、制定承諾、上報審核、公開承諾、征求意見、改進完善、督促檢查、總結評估等12個步驟。各鄉鎮政府、各部門要按照工作步驟，結合實際，查缺補漏，增強貫徹落實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圍繞市委、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項和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6月1日至7月31日，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將制定專項督查計劃并實施專項督查；8月1日至8月31日，各鄉鎮政府、各部門要對實施四項制度情況進行“回頭看”查找存在問題，完善規章制度。

（二）重點推進單位。市發展和改革局、市教育局、市建設局、市公安局、市衛生局、市交通局、市國土資源局、市民政局、市旅游局、市林業局等10個行政許可較集中、行政執法較普遍、與群眾聯系較密切的“窗口”機關為市人民政府重點聯系和指導單位，同時，確定嘎灑鎮的重點聯系和指導的鄉鎮。

五、制定方案，公開承諾

各鄉鎮政府、各部門要按照《市行政機關及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單位向社會進行公開承諾實施方案》（景人勞發〔〕46號）的要求，制定并公布本機關服務承諾事項，并以此為突破口，從加強內部管理、完善自我約束機制、提高工作透明度入手，從群眾反映集中的問題入手，從關鍵環節抓起，著力抓制度建設和落實，創新管理體制，不斷轉變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努力搞好服務。

六、加強督查，確保質量

各鄉鎮政府、各部門四項制度領導小組要定期不定期召開會議，及時通報開展四項制度情況，分析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研究解決困難和問題的建議及措施。

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將按工作要求加強督促、檢查，確保四項制度各個步驟工作落到實處。我市將根據省、州行政機關四項制度考評實施辦法制定市行政機關四項制度考評實施辦法，建立完善檢查考評機制。

七、健全機制，確保落實

各鄉鎮、各部門要對照《州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州機關工作人員效能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和《州投訴監督工作實施辦法（試行）》，參照《省人民政府部門及州市行政負責人問責辦法》的十種問責情形和十種問責方式，建立健全問責機制，量化、細化問責情形、方式、程序，以實際行動和成效取信于民，樹立誠信政府形象。

各鄉鎮、各部門要在實施四項制度過程中及時研究解決存在的問題，總結好的經驗和做法，不斷完善、豐富和發展四項制度，推動四項制度實施工作向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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