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障農民權益服務群眾生活

保障農民權益服務群眾生活

---左云縣農民權益保障促進會工作紀實

去年以來，左云縣農廉辦按照中共大同市委辦公廳、大同市政府辦公廳《關于成立農民權益保障促進會的工作方案（試行）》和大同市農廉工作廣靈現場會議精神要求，精心組織，積極開展全縣農民權益保障促進會的建設工作。目前該縣的縣、鄉、村三級農促會已全部成立，共涉及9個鄉鎮228個行政村，初步形成了縣、鄉、村三級聯網全覆蓋的農促會體系。

農促會為干群之間架起一座“連心橋”

?9月底，通過協調鄉派出所為曹家堡村村民辦理了上戶手續。?……

這是在馬道頭鄉農促會的民情日記里看到的。?民情日記本，記掛群眾事，事事有著落，件件有回音，與民聯絡勤，干群心貼心?。今年，縣、鄉、村農促會成立以來，通過記一本?民情日記?、辦一份?農民小報?等形式，架起了拉近干群關系的?連心橋?。

為了寫好?民情日記?，農促會成員主動深入村舍、深入農民群眾，把農民群眾在生產生活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記錄下來，并幫助農民群眾想法子、找路子。?民情日記?已成為全縣農促會解決熱點、難點問題，化解各類矛-1-

盾，維護農民權益的一把?金鑰匙?。

同時透過?民情日記?，群眾看到了干部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和熾熱的愛民情懷。正如一位鄉干部說的?通過這樣一個平臺，使廣大群眾知道我們在干什么，同時，我們也能聽到群眾更多的心聲，更多地掌握群眾在想什么、急什么、盼什么。農促會確實為我們和農民之間架起了一座‘連心橋’?。

農促會為農民合法權益撐起一把“保護傘”

左云縣農促會以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為基礎，不斷為維護農民合法權益撐起了?保護傘?。

在具體工作中，左云縣各級農促會研究和解決涉及農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難點問題，妥善處理農民群眾上訪，化解矛盾，積極主動協調農民群眾合法權益問題。該縣馬道頭鄉黃家店村農促會在處理群眾上訪事件上實行鄉村農促會理事成員、理事長包戶責任制，每位包兩戶，共40戶，負責登門上戶做思想工作，講解有關政策、法律，特別是有關煤礦兼并重組的政策、規定，逐一?對癥下藥?，消除了矛盾。店灣鎮的農民權益保障促進會，不等不靠，主動代表村民參與到與煤礦兼并主體和煤礦經營人的談判協商中，最大化為農民爭取正當權益；木代村農促會代表群眾參與到了搬遷分房方案的討論和制定過程中，受到農民群眾的一致認

可，為維護農村穩定維護農民權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截止目前，該縣的鄉、村兩級農民權益保障促進會共受理維護農民合法權益169件次，成功解決122件次。

農促會為農村社會穩定譜寫一部“和諧曲”

?農促會這個單位好，我的那點地讓占了，不了解政策，他們每天給我講解，讓我打消了上訪的念頭，這個農促會真是為咱農民服務的?管家堡鄉一村民這樣評價農促會。今年該村民的耕地被高速公路占用，該村民認為補償不合理，多次企圖越級上訪，該村農促會了解到情況后耐心地講解政策法規，使這位村民打消了上訪的念頭。

該縣農促會緊緊把握工作重點，圍繞向農民提供相關信息和咨詢服務；就有關農民合法權益的問題向有關部門反映、查詢、建議；參與有關部門對強農惠農政策貫徹落實情況的監督；參與有關部門對農村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解決農村信訪問題、暢通訴求渠道、做好調解和宣傳教育工作、及時妥善解決農民合理訴求等工作方向，維權維穩，扎實開展工作，截止目前，該縣農促會共化解越級訪苗頭19起，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220余件，真正成為了?農民朋友的貼心人、黨委政府的好幫手?，贏得了農民群眾的一致好評，切實維護了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左農廉辦）

第二篇：土地利用制度改革與農民權益保障

土地利用制度改革與農民權益保障

馬曉河

在現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農民的土地權利不能得到充分體現，農民沒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權、使用權、交易權、收益權。在這種制度安排下，農民的大量土地“被交易”和收益“被分配”了。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保障農民對土地享有更加充分的權利。

從60年農村制度變遷看，我國土地利用制度經歷了三次大的變革：一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實行了土地改革，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變為農民土地個人私有制;二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將農民土地個人私有制改造為土地集體所有制;三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前提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農民，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體制。

謹防出現“三無”農民

同第二次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相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土地制度變遷基本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促進了農村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但是，在現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農民的土地權利仍然不能得到充分體現，農民還沒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權、使用權、交易權、收益權。在土地的征占用方面，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必須通過國家征用轉為國有后才能進入一級市場，農民雖然是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被虛化，農民人人都是所有者，但人人實際上都不是所有者。在此情況下，農民和農村集體組織不是農村集體土地市場交易的主體，根本無法進入土地交易市場。因此，土地賣給誰，價格是多少，收益如何分配，完全不由農民說了算。在這種制度安排下，農民的大量土地“被交易”和收益“被分配”了。在土地的征占用過程中，國家征地范圍過寬，征地補償標準過低，對失地農

民安置人數過少，土地收益大部分流入各級政府和開發商手中，農民所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另外，由于土地開發增值利益的極大誘惑，許多地方還出現了先占后批、少批多占、不批亂占土地的現象。這樣的結果是，大量農民失地后，一方面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阻礙下難以順利轉化為市民，另一方面又難以獲得應有的土地損失補償，導致這部分人變成真正的“三無農民”(“三無”是指無地、無業、無社會保障)。在農村土地流轉方面，宅基地及地上資產不能跨社區交易，承包地以及宅基地也不能抵押，一些地方鄉鎮政府和村集體組織違背農民意愿，隨意變更甚至撤銷農民的土地承包合同，為了招商引資還強制推行土地流轉。在近幾年的“增減掛鉤”試點中，一些地區任意擴大試點范圍，超額使用“增減掛鉤”試點面積，還有的地區忽視農民意愿，以損害農民權益搞“增減掛鉤”。所有這些都侵害了農民應有的土地權利。

不同的改革主張

面對當前農村土地征占用和流轉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社會各界提出了不同的改革主張：有國有化主張的，有私有化主張的，也有主張保持現有土地集體所有產權不變的前提下，進一步強化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利。

不少主張國有化的研究者認為，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并使土地所有權純粹形式化，在此產權架構下實行“國有民營”，明確界定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經營者的不同權益。他們認為，實行土地國有民營，可以有效防止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還可以為國土統一整治和利用提供制度保障。在土地國有民營制度下，只要土地租賃期限長，經營者就不會因為沒有土地所有權而在經營上受到限制。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人認為，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在世界歷史上并沒有影響工業化和國家現代化建設，也沒有造成農村的動蕩。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都是實行了土地私有化的國家，而恰恰是曾經實行土

地公有制的國家，經濟社會都曾經出現過動蕩。回顧中國歷史，土地私有制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土地私有化會加劇貧富分化、造成社會不安定的說法是不合解決學邏輯的。如果土地私有化了，農民將成為自由民，若農民要棄農進城或從事他業，可以賣掉土地，不但是一筆收入，而且也是一筆資本，因此他進城時就是有錢人，而不是盲流。土地私有化不但對經濟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減少社會糾紛、安定社會、穩定地方財政也有重要意義。

主張保持現有土地集體所有產權不變的人認為，土地集體所有已經實行了很長時間，若改為私有，不僅受到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剛性制約，而且即使實行了土地私有，也無法有效解決當前土地經營中存在的諸多難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土地改革必須進一步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賦予農民明確的、永久的、完整的土地用益物權。

土地利用制度改革重點

作者持有另外一種觀點，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保障農民對土地享有更加充分的權利。盡管現有法律法規和文件政策對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了許多改進，但在土地征占用、土地流轉、宅基地及其房產等方面還留下需要改革探索的空間。今后在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基礎上，土地利用制度改革應重點圍繞以下幾方面展開：

一是改革土地征占用辦法。嚴格界定、區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界限，一方面要不斷縮小公益性征地范圍，將那些本該是非公益性并具有明顯盈利性質的土地堅決劃出剔除公益性范圍;另一方面公益性征地也要尊重農民意愿，按市場價格補償農民。不能打著公益性用地的旗號，人為壓低土地補償價格，以犧牲弱勢群體——農民的利益搞建設。為了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應初步放開土地交易市場，培育多元化的市場主體，要將農民逐漸培育為土地市場交易的重要主體之

一。積極探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參與土地市場交易的辦法，農村土地轉為建設用地并不必須都要變更為國有土地，經批準農業用地也可轉為集體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城鎮土地交易市場。無論是公益性還是非公益性土地交易產生的收益應按市場原則進行分配。要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的收益權，不管是農村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建設用地，還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城鎮土地市場參與交易，必須引入第三方評估的機制。

二是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政策。隨著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大量流向城鎮，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既要允許也應鼓勵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在完善荒地、林地使用權抵押制度的基礎上，還要探索耕地、草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辦法，允許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將極大地提高農村土地的價值，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獲得銀行貸款，能增加對土地的長期投資，提高土地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要嚴禁一些地區利用各種形式強迫農民流轉土地，并侵蝕土地流轉收益。即使是已經進城落戶的農民工，也不能強制收回他們的承包土地，一定要按市場辦法在自愿原則下鼓勵他們轉讓出承包土地。

三是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對農民實行“一戶一宅”政策的基礎上，可考慮從法律上實行農村宅基地私有化，并允許農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依法自愿有償轉讓、出租、互換、繼承、抵押等，使農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真正市場化。實現農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的市場化，如果農民進城就業，就可以依法將自己的房產及其宅基地賣掉，獲得一筆資金，將其作為進城的資本，在城市購買房產，拉動城市經濟發展。當前各地正在進行的土地“增減掛鉤”和“并村上樓”，實質上是地方政府借用公共權力對農村集體所有權和農民財產權的一種變相侵蝕，其目的就是犧牲農村集體利益和農民利益，以保證地方政府在“增減掛鉤”中利益最大化。

四是建立健全土地市場體系。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一種機制。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完善建設用地交易等，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培育土地市場。今后土地市場發育不能把農民排斥在外，農村集體土地說到底是農民的，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各級政府不應替代農民更不應替代市場包辦一切，這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衷。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干預要有邊界，其作用是彌補土地市場失靈的部分，而不是代替市場與農民爭利。今后，政府在土地市場上主要是健全土地法規，支持發育中介服務組織，加強監督和監管，維護土地市場的公正和公平性，堅決禁止各級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場上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以損害農民利益為本級政府牟利。

第三篇：從減輕農民負擔看農民權益保障

從減輕農民負擔看農民權益保障

從減輕農民負擔看農民權益保障2007-02-06 12:27:1

3減輕農民負擔問題，表面是一個經濟問題，實質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更是依法治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中共中央多次強調，要從講政治的高度來充分認識減輕農民負擔的極端重要性，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和積極性，改善黨同農民群眾的關系。為了了解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我們通過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專題研討等形式，開展了一系列調研活動。本文就是這些調研活動的一些初步結論和思考。

一、農民負擔形成的表層原因

調查中農民和一些村組干部普遍反映，目前農民所承受的負擔過重，負擔分配不合理，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其中，突顯的主要問題是：

⒈農民人均純收入嚴重失實，負擔確定辦法不規范、不合理

農民人均純收入是反映農民負擔承受能力的重要指標，也是合理分配負擔的重要依據。但一些地方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測算不科學、不真實、不規范，主要表現為有的以計劃目標作為實際指標，有的將毛收入作為純收入；更有甚者，為了使增加農民負擔合法化，應付有關部門的檢查，高估甚至虛報農民收入，人為抬高人均純收入水平，從而加重了農民負擔。不少群眾反映，人均純收入是個虛數，而負擔是個實數。一虛一實，出入很大，嚴重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如我們在河南某縣的調研中得到的一組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據是縣里掌握的數據是人均元，鄉里提供的數據是人均元，村里提供的數據是人均元，農民反映說人均絕對沒有元。同時，農民人均純收入是一個平均數，反映的是一定區域內的一般收入水平。就一般的情況而言，在鄉鎮以上的層次上，農民人均

負擔的三提五統，并未突破有關部門規定的上年人均純收入的控制線，但由于村與村之間、農戶與農戶之間的收入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在分配提留統籌費負擔的過程中又不考慮這種差距，就難免會出現收入高的負擔輕，收入低的負擔重的不合理現象，收入水平較低的村、農戶所承擔的提留統籌費往往超過各自人均純收入的。我們在武漢市所調查的個村中，有個村的農民人均承擔的三提五統超過了上年人均純收入的，最高的達到了。此外，農民負擔實行了一定三年不變的政策，沒有考慮到農業生產的波動，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農民負擔。前幾年一度由于農副產品價格下跌，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入增長趨緩，有的地方出現了農民增產不增收，甚至減收的情況，但農民負擔卻沒有適當調減，形成過重的負擔壓力。

⒉三亂現象屢禁不止，社會負擔增長過猛。

這幾年，農民意見最大的問題是，一些地方在人民事業人民辦口號的掩飾下，想方設法，巧立名目，向農民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收費項目少則數十項，多則上百項。諸如各項達標升級活動，以及民間修廟宇、建祠堂、續家譜等，都要農民拿錢。有的地方在修建公路和水利設施時，只要農民出錢，以資代勞，不讓農民出兩工，而每個工的單價高達元。有些公共服務部門和機構，則借有償服務之名，行亂收費之實。還有報刊訂閱，名為自愿，實為攤派。在山東秋村，一年僅報刊雜志費一項就高達元，人平元左右，但是農民卻看不到報刊雜志。在問卷調查中，有的農民反映，鄉、村有非法向農民集資的做法，的人反映，所在鄉和村有只收費不服務（如司法所的法律咨詢），或服務收費過高和重復收費（如計劃生育檢查）的現象，的人反映，有要農民出資參加達標升級或評獎等活動。

⒊價格政策執行不到位，農民隱形負擔加重。

一方面，農產品收購部門沒有嚴格執行按質論價和保護價政策，壓級壓價、限收拒收的情況仍然嚴重存在。有關主管部門控制農產品價格有方，而保護農產品價格則不力。在問卷調查中，的農戶反映，在農產品收購過程中有壓級壓價的行為。另一方面，農業生產資料經營失控，價格上漲過快，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坑農害農的事件時有發生。在問卷調查中，的農戶近年來買到過假冒偽劣種子、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而得到過合理賠償的只有。

⒋村級財務管理混亂，集體資產大量流失。

由于村級財務管理混亂，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或者執行不嚴，農民監督困難，致使不合理開支過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在某市某村，多年來一直沒有建帳，根本無帳可查，而村干部則隨意向農民收取各種費用，誰收就裝入誰的腰包。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鄉鎮侵犯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以搞規模

農產品產業為名；一些村組集體經營項目因經營管理不善、決策失誤而虧損嚴重，給農民造成了沉重的外部債務負擔。如河南王集鄉，短短幾年先后推廣西瓜種植、塑料大棚蔬菜、種桑養蠶等數個項目，平均每個項目造成農民負債萬元；該鄉的一個村響應縣鄉要求集體辦企業的號召，僅一個工業項目造成村集體負債萬，徹底整垮了集體經濟，造成村民人均硬負擔元。調研中農民還反映，有些村辦企業實際上成了村干部的小金庫，有的人甚至利用承包經營之機，化集體資產為個人資料，從而造成了大量集體資產的浪費和流失。農民不僅沒有從這些項目中得到實際的經濟利益，不少的村還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并最終轉嫁到了農民的身上。

⒌少數干部作風粗暴，違法違紀時有發生。

由于種種原因，目前一些地方確實存在著收費難的問題。但有些基層干部和工作人員政策水平不高，工作方法簡

單，作風粗暴，在收取稅費的過程中，不時采取一些強制性措施，甚至非法動用專政工具，以至造成干群關系緊張，有的還引發致死人命的惡性事件。在問卷調查中，的農戶反映，在向農收取錢物時，采用了強制的方式和手段。湖北梅縣長嶺鄉某村民委員會公布的《關于今年夏征工作及清收歷史欠款的有關規定》中，有如下一些具體規定：未按時完成任務的每百元罰款元，歷史欠款收利息；清收欠款時，錢、油、麥、稻谷、牲豬等兼收，無以上實物的可將電視機、電風扇、煤氣灶、機械等抵款，由清收小組當面作價拍賣；（若）個別農戶拒不交，由村委會與鄉文教組聯系，由學校根據村上報欠款戶子女名單，令其退學，否則抵扣民辦教師工資，并對欠款戶生活用電停止供電；對這次要征任務及歷史欠款未完成農戶，村委會將不為其辦理任何手續，否則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此外，一些基層干部腐敗現象嚴重，進一步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農民對此反應

十分強烈。

此外，基層政府機構臃腫，人員嚴重超編，帶來巨大的人頭費和組織運行費用等開支需求，給地方財政帶來了極大困難，也為三亂現象的出現埋下了隱患。

二、農民負擔形成的深層次原因

盡管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的直接原因多種多樣，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農民負擔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但其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面：

⒈體制不完善

就農業內部體制而言，主要是農村分配制度存在嚴重缺陷。農民負擔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分配關系問題。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體制以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逐漸成了農業中的一種基本分配模式。由于這種分配模式從根本上否定了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對調動農民積極性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產權不明晰，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利益

分配關系沒有理順，界定不清，界限不明，一些地方基層政府機構便以國家和集體利益代表的身份，憑借法律或中央賦予的權力，乘工作之便，從本部門的利益出發，利用農民對國家交夠、對集體留足的承諾，提出諸多有可能加重農民負擔的政策措施，有時對屬于本身工作范圍內不應收費的業務活動，也強行向農民亂收費，或者搭車收費，致使自上而下的侵權行為時有發生。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農村集體產權的獨立性認識不足，通過行政手段向農民伸手，加重了農民負擔。

就農業外部體制而言，財稅管理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的不完善是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制度原因。年國家進行了分稅制改革，但由于此項改革并沒有完全跳出財政包干體制的圈子，地方政府的財力有限，加上政府機構嚴重超編、行為不規范、缺乏約束機制、部門利益膨脹等原因，不少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通過增加預算外收入，來滿足對資金的需

求。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經濟比較落后的地方，還沒有擺脫外延型經濟發展的模式。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資本原始積累和爭上項目的強烈欲望。加上自上而下的政府和部門進行的不切合實際的逐級考核制度，客觀上使鄉鎮政府不能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自主地決定其資本積累速度和發展目標，而往往制定一些不切實際的發展計劃，迫使基層政府和鄉村集體組織，不得不依靠落后的農業和低收入的農民，去實現這些不切合實際的發展目標，導致一些政府部門侵占已經形成的農村集體資產，并想方設法多參與分配農民的農業生產剩余。一些基層干部一味追求政績，急功近利，不考慮財力和農民心理及經濟承受能力，大搞脫離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勞民傷財，損害了農民利益，加重了農民負擔。

⒉政策不落實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保障農民合法權益，各級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具體 的政策。自年月國務院發布第號令《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到現在已經有十多個年頭。這期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先后頒布了多項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中央各部委也發出了多個有關治理整頓農民負擔的文件，與此同時各級地方政府也相應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如果政策能夠切實得到執行，完全到位，農民的負擔問題也不至于如此嚴重。例如，政府再三強調，要將三提五統控制在農民上年人均純收的以內。這本是一種控制性指標，或者說是上限，但有的人卻將此視為標準。于是就高扒面高估甚至虛報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本來，農業生產具有自然和經濟雙重風險，在因自然災害減產減收，或因農產品價格下降而減收的情況下，按有關政策規定，本應減少農民的負擔，但往往難以落實。再以農民負擔卡為例：有關政策要求月底必須發入到農民手中，但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到月份，領到農民負擔卡的農戶僅有，未領到負

擔卡的有，而反映從來沒有發過農民負擔卡的農戶竟高達。

⒊法制不健全

在保護農民權益方面，我國出臺的政策多，而立法則太少。從本質上講，政策與法律有著相同的價值取向，代表著人民的共同利益，是黨和政府發展、調控和保護農業的重要工具，農民也可以從政策與法律中分別享有政策性權益和法律性權益。但由于制定政策和法律的主體和程序不同，二者的作用和效力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首先，政策具有較強的原則性，而法律則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根據政策，農民可以享有諸多的政策性權益，但對于如何實現權益，往往缺乏明確的規定，從而使這些權益帶有極大的原則性；法律不僅賦予了農民諸多的法律性權益，而且還為確保權益的實現，具體規定了相應的行為規范。其次，政策具有相對的松緊性，而法律則有嚴格的強制性。對于政策，人們理應執行，但在實踐中，許多政策執行與

不執行、執行得好與不好，除了作為考核干部政績的依據外，很少有責任性規范，很少有規范性的依據去追究違反政策行為人的責任。與政策不同的是，法律具有嚴格的強制性，一經頒布實施，社會成員都應毫無條件地予以遵守，在法律面前，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如果行為人的行為違反了法律規定，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因此，僅有政策是不夠的。建國以來，我國頒發了一系列涉農法律和行政法規中，在規定農民承擔一些特殊于其他社會階層成員義務的同時，也規定了許多農民所享有的一些有別于其他社會階層成員的特殊權益。但無論是法律保障的范圍，還是法律保障的力度，農民所得到的保障遠遠少于社會的其他階層。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面，中共中央、國務院曾多次作出決定，發出通知，但由于這些決定和通知中缺乏具體的責任性規范，因而實踐中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仍然屢禁不止。

⒋監管不得力

監督機制不健全，監管不得力，無疑是造成農民負擔長期減不下來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使政策落到實處，要使法律發揮威力，必須以強有力的監管為保障后盾。并且，這種強有力的監督必須是全方位的，既要有政府職能部門以政策為依據的行政監督，也要有司法部門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監督，還要有以公平、公正為原則的社會輿論監督和以基本權利為基礎的群眾監督。以上各方面的監督，各有其發揮作用的機制，是缺一不可的，否則，不可能形成一個完善的監督機制。由于種種原因，當前，我國農民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和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機制還很不完善。人治思想的影響和法制的不健全，使有關部門對侵害農民合法權益行為的制止和打擊力度受到了影響，難以起到應有的警示作用。一些領導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在很大程度上軟化了行政監督機制。而在缺乏有效的司法監督和行政監督的情況下，社會輿論的監督和公眾監督自然

就要大打折扣了。另外，由于農民整體素質比較低，政治、經濟地位不夠高，組織化程度低，自我保護和尋求組織、法律保護的意識和能力不強，很多農民甚至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有關政策都不十分了解。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的農民不知道三提五統不得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政策規定，的農民不知道在其權益受到侵害時，去哪里反映和投訴。官本位思想對農村基層干部，尤其是村干部的影響較大，一些干部只對上負責，而對下不負責，不能夠代表農民的利益，有的甚至為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提供方便。

三、對策與建議

農民負擔問題的嚴重性、普遍性和復雜性，決定了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只有標本兼治，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就治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加快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完善農業及農村經濟管理體制，消除現有的體制缺陷，改革農民負擔管理辦法，實

現稅費合一，公平負擔。同時，要采取得力措施，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當然，這都需要一個過程，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們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比較現實的選擇是加大治標的力度，為治本創造必要的條件，同時，積極探索并逐步實施治本之策，從而最終實現標本兼治。為此，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強化依法治農觀念，把減輕農民負擔納入法治的軌道

一加快立法進程，完善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法規體系。國家和各省已先后制定了不少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法規，但不集中，不系統，散見于各種法規，不便貫徹落實。而且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處，個別規定與中央精神相違背。鑒于此項工作比較復雜，需要一定的時間，建議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根據現行政策和法律，盡快把農民權益保障條例列入立法規劃。

二加強法律、法規的宣傳、普及工

作。就目前來說，不僅要對農民進行普法教育，也要對農村基層領導干部、政府公務員進行依法行政的教育。建議以印發法規編篡、摘編或農民手冊等形式，加大普法工作的力度，使廣大的干部和群眾，了解農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應承擔的義務。

三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建議各基層人民法院派出巡回法庭，專門受理加重農民負擔，侵害農民合法權益，和個別農民拒絕繳納稅費的案件，加大對違法案件的查處和打擊力度，真正體現法律的威嚴。

改革現行的農民負擔管理辦法，建立農民合理負擔新機制

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必須從制度改革入手，進一步深化農業稅費改革，以農村稅費制度和糧食購銷制度改革為主線，使農村產權制度、農村基層組織制度建設和鄉村管理體制改革相配套，在規范政府行政機構、行業主管部門、鄉村集體和個人經濟組織

行為的基礎上，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在中央正式出臺農業稅費制度改革方案之前，可依據現行的政策、法規，對農民負擔實行分項（稅、統籌費、提留）、分級（鄉、村）、分部門（稅務、財政）管理的辦法。

一國家稅收由稅務部門統一征管，并按照國家有關稅法和政策的規定進行征收。尤其是農業特產稅、屠宰稅要嚴格執行據實征收的政策，嚴禁按戶、按人或按承包土地面積進行平攤。

二五項統籌費實行預決算管理。由鄉（鎮）政府根據實際需要提出預算，經同級人大審議通過后，按所屬各村近年人均純收入的平均數，合理地分解到村，再由村（經組）根據農戶所實際從事的經營項目、收入情況、負擔能力等，有差別地分解到農戶，并作為承包合同的一項具體內容。鄉鎮分配到各村的統籌費總額度一定三年不變。考慮到農業生產具有自然和經濟雙重風險的特點，要進一步完善農民減收情況下的統籌費

減免申報審批辦法，建立風險共擔機制。通過農業稅制改革，要最終實現稅費合一，取消統籌費。

三三項村提留費實行村集體經濟組織自主管理。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的提取及使用，是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財務管理問題。村級提留應由村委會，根據國家有關政策和法律的規定、實際需要，及農民的實際負擔能力等，提出預算，經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后執行。村組干部的報酬實行基本工資和獎勵的辦法。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需要集資的項目，要通過村民大會或代表大會討論通過，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嚴格審計。

加強村級財務管理，嚴格執行財務公開制度

要加強村級財務管理，就必須提高有關財務管理人員的基本素質和業務工作能力。鄉鎮基層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要增強服務意識，加強對村級財會、統計人員的專業培訓和業務工作的指導。同

時，在執行財務公開制度的過程中，不僅要定期公布村組基本財務收支情況，而且要公布集體經營項目的盈虧、資產變動等情況。同時，要加強民主管理，建立健全村民理財小組，并確保充分發揮作用。目前，我國個別省市推廣了村帳鄉管的做法，與我國現行有關法律和法規的精神不相符，建議改村帳鄉管為村帳鄉審。這樣既可以維護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也可以加強對村級財務的審計監督。

加強對農副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流通領域的管理，嚴格執行國家價格政策

一在農產品收購環節，成立由商檢部門、物價部門、農技部門和農民代表聯合組成的權威性農產品驗質、定級、定價監督小組，徹底改變由收購部門在農產品驗質定價方面，一家說了算的局面，真正做到按質論價，優質優價。

二技術監督部門和物價部門要充分發揮其職能作用，對農業生產資料經

銷單位定期進行質量和價格檢查，嚴厲打擊以假當真、以劣充優坑農害農等違法行為。

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增強農民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完善農民負擔監督機制

一成立農民協會。農民協會既是農民自己的組織，也是黨和政府與農民群眾之間進行聯系和溝通的橋梁、紐帶。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要真正提高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有必要成立農民協會，并使之成為農民自身利益的保護者和農民的代言人。

二設立農民負擔監測點，采取定期檢查和隨機抽查相結合的方式，對農民人均收入水平、負擔項目、負擔額進行客觀、準確的監測。

三在各級行政監察機關和農民負擔管理機構，設立農民投訴舉報中心。舉報中心要考慮到農村交通和通訊困難等實際情況，一方面要多種形式地接受舉報和投訴，另一方面要設立流動站點，走近群眾，積極地受理舉報和投訴。

此外，加快農村基層政府機構改革，盡快實現定編減員，也是治弊之策。

我們需要清楚的是，上述諸建議的核心是依法治農，依法護農，依法發展農業。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促進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進步和發展，解決好三農問題，也才能夠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

作者簡介：梅志罡，年生，河南新野人。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在讀博士，中心農村社會發展研究室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和社區理論與應用

第四篇：土地流轉應先保障農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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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轉應先保障農民權益

作者：劉英團

來源：《農業知識·百姓新生活》2014年第03期

農村土地流轉是中國當前特殊的國情和特殊的土地產權制度的產物。一方面，不少地區的人地矛盾空前緊張，“農地細碎分割，經營規模太小，造成生產效率之低落”；另一方面，不少地區卻出現了耕地的大量拋荒棄耕，農民對土地投入的積極性明顯下降。土地流轉應先保障農民權益，不但是市場經濟在農村延伸的必然要求，還是進一步充實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必然選擇。而且，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作為新鮮事物，很有必要借鑒國內外一些做法，并從制度上給予支持和保障。

如，美國的農地實行農場主私有制。土地轉讓的主要方式是租佃，擁有土地而不經營的人自找使用者出租，或通過中介出租，采用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價格由交易雙方協議確定。土地所有者在土地轉讓、租賃、抵押、繼承等各方面都具備不受干擾和侵犯的權利。

土地流轉，一是推動了農村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產出率；二是帶動了農業結構調整，提高了農業經濟效益；三是有利于農科技術推廣；四是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形成和發展；五是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增加了農民收入。

當然，我們在看到農村土地流轉取得的良好社會經濟效益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它存在的問題，因為只有找出問題、分析問題并對癥下藥解決問題，這種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揮。

如，農村土地流轉一般限于特定的農村集體組織內部，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受讓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被作為例外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土地管理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中第55條第2款規定：“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土地發包給本集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應當經本集體村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可見，土地流轉受讓主體身份的限制造成土地承包權流轉的封閉性，從而土地承包權無法按照市場方式自由轉讓，對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制造了障礙。

土地流轉應先保障農民權益應成“鐵律”。改革的最大難題是農民流動過程中怎么明確自己的財產權利。如果農民選擇流動，他在農村的財產權利可以跟他在城里可能獲得的財產權利做平等置換，“這才是一個更大范圍內的改革路徑”。《農村土地承包法》應當貫穿于整個流轉的過程中，是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一旦違反了這些原則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強化農村社會保障服務。對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一切生活的保障，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在土地流轉中，很有必要探索建立“風險準備金制度”，以避免農村土地流轉中的風險。

第五篇：保障種子質量維護農民權益承諾書

保障種子質量維護農民權益承諾書

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種子企業擔負著及時為農民提供優良品種、放心種子，確保種子數量安全、質量安全、品種安全和產業安全的重要任務。為配合各級代理做好良種銷售，保障種子質量，維護農民權益和種子企業權益，甘肅先農國際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向全國各級代理及農民做出如下承諾：

一、保障種子質量。堅持質量第一，建立健全企業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嚴格執行農作物種子生產、檢驗技術標準，認真抓好種子生產、收獲、收購、加工、包裝、銷售等環節的質量控制，保證種子質量不低于國家質量標準指標；完善種子生產、經營檔案，做到種子生產安全，質量數據可靠。

三、提供優質服務。堅持“服務農業、服務農民”的經營理念，種子包裝的標簽符合標準；銷售給農民的種子按照購買品種的栽培技術要點種植，對品種的弱點明確告知；建立健全售后服務體系。

四、堅持守法自律。認真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及相關種子管理規定，樹立種子產業及我公司良好形象；建立制度，規范管理；嚴格把關，保證質量，如因種子質量產生糾紛，造成產業損失，在技術鑒定明確責任的基礎上，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主動承擔賠償責任，做到持證生產，合法經營，共同維護種子市場秩序。

五、堅持誠信經營。堅持“講責任、重合同、守信譽”的職業道德，樹立“遵紀守法、公平競爭、實現共贏”的行業風尚，創建誠信企業，構建種業誠信體系；規范生產經營行為，廣告宣傳實事求是，不夸大其辭，不蒙騙農民。為農民供應“放心”的種子，為農業連續增產、農民持續增收做出新貢獻！

甘肅先農國際農業發展有限公司

2013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