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兩個問題

關于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兩個問題

袁永新

用１５年左右的時間實現經濟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兩個轉變，是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任務。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國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整個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環節。因此，如何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

一、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類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首先考慮的是經營規模。沒有與勞動生產力相適應的經營規模，就無法進行規模經營，就形不成規模效益。那么，戶均多少耕地可以稱之為規模經營？根據現階段我國的農業機械化水平，一個農業勞動力可以耕種約１３．３畝耕地，每個農戶有１．９３３個勞動力，則每個農戶可以耕種約２６畝耕地，這是從全國平均的意義上所說的，現階段我國農戶可以達到的經營能力（這種經營能力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提高）。實現了這種經營規模，農戶就能獲得規模效益，農民收入可以與城市居民持平。但在這一點上我們面臨的一個難題是：怎樣才能實現這種規模經營？我國人多地少，戶均耕地不足７畝。只有把近４戶的耕地集中起來供１戶耕種，才能使這１戶實現規模經營。那么另外近３／４的農戶、約６．５億農村人口將如何生存？

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的共同規律，被從土地上排擠出來的農業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最終都要走向城市。在我國，雖然這一趨勢也是必然的，但將會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城市化程度低。世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程度已達７５％以上，低收入國家也平均超過了３５％。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預計，本世紀末，全世界將有５０％的人口轉向城市。下世紀中葉，將有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傳統體制下，我國城鎮化程度到１９９１年末只有１８．５３％。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現有城鎮接納農村過剩人口的能力。二是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慢。建國初期我國人口為５．４億，其中城鎮人口５７２４萬人，城鎮化程度為１０．６％。到１９９１年末，全國人口為１１．５８２３億，城鎮人口２．１４６３億，城鎮人口增加了１．５７３９億，即４２年間，每年平均凈增長３７５萬人。可見，盡管目前少數地多人少或其它條件具備的地區已經實現了規模經營，但要想在全國范圍內把數億農村過剩人口遷入城鎮，同時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這不是一個在近期內所能解決的問題。那么，現階段的任務或目標就是：逐步實現現有經營規模基礎上的集約經營。

實現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是一個已達成共識的問題。但采取哪種類型的集約型增長或集約化經營方式，則仍處于討論之中。農業集約化經營是同農業粗放經營相對稱的經濟范疇，反映農業經營的兩種方式，利用土地的兩種方法或擴大再生產的兩種途徑。其基本含義是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實行精耕細作，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農業經營方式。可見，農業集約化經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社會生產力水平越高，農業集約化程度也就越高。

按照集約化程度的高低，集約經營有三種類型：一是勞動密集型，即以投入活勞動為主的經營類型；二是資本密集型，即以投入物化勞動為主的經營類型；三是科技知識集約型，即主要依靠科學技術的經營類型。其中，科技知識集約型是最高層次的經營形式。從目前對農業的資本投入和科技支持狀況看，我國現階段實行資本密集型和科技知識集約型的農業集約經營是不現實的。首先，受農業科技工作與生產結合不夠緊密、科技儲備跟不上、科技推廣機構和隊伍不穩定、經費嚴重不足、農民缺乏吸納科學技術的能力和積極性等因素制約，農業科技與推廣事業落后于生產發展的需要，一些農牧漁業優良新品種、高產

優質高效農業的新技術相對短缺或推廣面小，農業技術成果推廣率只有３０％—４０％，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在此基礎上實現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和農民，實現農業的科技知識集約型增長，為期尚早。其次，由于我國在經濟發展中既面臨著資金短缺，又對農業實行政策傾斜不夠，致使在農業利潤和農村人才流失的同時，對農業的投資不斷降低。表現之一，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五五”期間為１３．２％，“六五”期間為９．５％，“七五”期間為８．４％，１９９１年雖上升到９．１％，但１９９２年又降到８．８％，１９９４年財政支出用于農業基本建設的支出降到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２．５％；表現之二，８０年代以來，國有單位、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用于農業建設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的１０％左右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３．５％左右。而且近期內這種局面不會有多大改觀。因此，現階段我國農業增長方式的類型，只能選擇以勞動集約型為基本特征，同時輔之以資金和科技支持的增長方式。

二、實現農業勞動集約型增長的途徑

提出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類型是勞動集約型的主要依據，是我國存在著近２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充足的農業勞動力資源，具備實施農業勞動集約型增長的基本條件。但是，實施這種增長方式同樣種著一些制約因素，其中主要的是經營農業比較利益低，農民缺乏向農業、向土地多投入勞動和資金的積極性。但是，解決農業比較利益低的問題，一不能靠政府補貼；二不能靠農產品提價。因為雖然發達國家不論實行刺激農業增長政策，還是實行抑制農業增長政策，都采取了對農業進行巨額財政補貼的方法。１９９４年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業的補貼高達５００億美元，同年美國每個農業勞動者平均從政府獲得的補貼也高達２．２萬美元。但我們補不起。１９９４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２．６３∶１，如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使城鄉居民收入持平，需要政府補貼１．９萬億元，而１９９５年全國的財政收入只有６１８７．７３億元。可見，在我國，靠政府補貼解決農業比較利益低的問題，缺乏財政基礎。靠農產品提價同樣不現實。因為我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價格已經偏高。１９９５年７月，曼谷的大米，美國芝加哥的小麥、玉米價，加上運到我國口岸的費用，按人民幣基準匯率計算，每公斤分別為２．７６元、１．５８元和１．１７元；同期，我國集貿市場價格分別為３．０６元、１．７５元和１．７３元，分別高出１１％、１０％和４８％。其它農產品的價格也呈現同樣趨勢。可見，靠提高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比較利益，從而激勵農民增加對農業和土地的勞動投入，實現農業的勞動集約型增長，也是行不通的。

既然不能靠補貼，也不能靠提價，那么，實現農業勞動集約型增長的途徑就只能是降低農產品成本。農產品成本與價格之間的關系，有人將其形容為我國經濟版圖上的“黃河現象”。“黃河現象”是指高泥沙含量作用下河床不斷抬升，從而迫使兩岸河堤不斷隨之加高的一種現象。我國農產品存在非價格均衡性的價格趨勢性上漲因素，且隨著以化肥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綜合現代技術要素投入產出的邊際效益下降，這一趨勢有加速的跡象。小規模均田制和人口過多兩大因素是造成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這兩大因素不斷把農產品成本這一“河床”抬高，價格的“河堤”則被迫不斷加高。在政策選擇上，既然不能繼續加高“河堤”，就只能設法降低“河床”。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降低農產品成本這一“河床”的途徑，來自農民自身和政府兩個方面。

在農民自身方面，重點是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吸納科學技術的能力，學會科學種田。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例如：國外化肥利用率已超過８０％，而我國化肥利用率則僅為３０％—４０％。如果能通過科學施肥，提高１０個百分點的利用率，就可以節約成本１２０億元。

在政府行為方面，要做到“四改一減輕”，即進行四個方面的改革，減輕農民負擔。一是戶籍制度改革。現行戶籍制度的主要問題是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降低了農村資源配

置的效率，導致了城鄉二元化的經濟與社會格局。要遵循“嚴格控制大城市、適度放開中等城市、徹底放開小城鎮”的原則，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建立流動戶口制度，使農民能夠做到既離土，又離鄉。一部分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后，會提高農村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助于形成規模經營，提高活勞動利用率，降低單位產出的成本。二是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為了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國家掌握一定量的糧棉是必要的。但當前棉花的“三不放開”和部分糧食的合同定購已使定購價格與市場價格拉得太大，農民感到吃虧，影響勞動投入的積極性。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包括逐步減少并最終全部取消農產品的低價定購制；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形成主要由供求關系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農產品風險基金，完善政府調節農產品市場波動的機構和手段，逐步形成具有快速反應能力的政府對大宗農產品的購銷調存系統。三是建立與健全農民自己的農產品流通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改變目前無組織的農戶在同國有商業企業、供銷社和國有農產品加工廠等有組織的企業之間不平等的競爭關系，確保農戶的正當權益不受侵犯。四是農用生產資料生產企業和農用生產資料流通體制的改革。農用生產資料價格漲幅過高且居高不下，是農產品成本過高、農業比較利益過低的主要原因。政府為此曾作過許多規定，也采取過一些措施，試圖把不合理的農用生產資料價格降下來，但只管住了國有企業的出廠價格，卻沒有控制住流通環節的亂加價，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一方面，要通過深化企業改革，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使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生產出物美價廉的農用生產資料，從而降低農產品成本。另一方面，要各方面配合，減少流通環節，整頓流通秩序，降低流通成本和利潤，真正把農用生產資料價格降下來，這會直接降低農產品成本。

減輕農民負擔也是農民減支增收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農民負擔，按照《國務院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是指農民除繳納稅金，完成國家農產品定購任務外，依照法律、法規所承擔的村提留、鄉統籌、勞務以及其他費用。盡管這類人均的法定經濟負擔已經很重，但問題是在法定經濟負擔之外還有兩類：一類是被稱之為社會負擔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和在“人民事業人民辦”名義下進行的集資與攤派。據典型地區抽樣調查，社會負擔一般是上年人均純收入的５—７％，與合同內負擔的比例大體為１∶１，有些低收入地區甚至達到２∶１。另一類是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剪刀差”是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為實現原始積累而制定的“以農養工”戰略的產物。據國家統計局測算，我國５０—６０年代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絕對值每年在１００—２００億元之間；７０年代后期達４００億元；８０年代初，由于國家大幅度提高了部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剪刀差”逐步縮小。但到了“七五”期間又開始擴大，特別是１９８９年以來，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連續３年擴大，累計擴大了１６．５％，１９９０年為７４７億元，１９９１年為１１０７億元，１９９２年達到１３７８億元，已相當于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３０％。

上述所有支出，不管是否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成本，農民都會將其作為成本對待，農民會直觀地感到：“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最后沒剩多少錢”。因此，深化改革，減輕農民負擔，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就能提高農業收益，激勵農民向土地投入勞動的積極性，進而帶動資金和科技投入，實現以勞動集約型為基本特征，同時輔之以資金和科技支持的農業增長方式。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決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一個農村經濟與社會問題。它是一項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全局。只有把它放到工農關系、城鄉關系、政局穩定和社會發展這一大背景下考慮問題，思路才能準確、全面。

第二篇：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民收入增長方式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 轉變農民收入增長方式

大妙鄉黨委、政府

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是繼農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后，中央提出的又一項事關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全局的戰略任務。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引導農民轉變觀念，順應市場調整產業結構，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迫切要求。

一、大妙鄉基本概況

江安縣大妙鄉位于江安縣城東南32公里，全鄉地貌屬丘陵地帶，竹木資源豐富，境內安遠河橫穿鄉境至安遠樣流入綿溪河。下轄11個村，１個社區，共81個村民小組，幅員面積32.4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5411.61畝，總人口18003人，其中農業人口17127人。是一個典型的純農業鄉鎮，生產方式單一，農民收入偏低，增加收入的方式不夠多，主要收入來源為農業。

二、農業產業現狀

由于目前農村的有些狀況不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出現了農產品難賣、價格下降、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等現象。大妙鄉作為一個傳統的純農業鄉鎮，一些矛盾和問題也日益凸顯出來，阻礙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是傳統農業產品受市場影響，價格低迷。山區人口的經濟來源主要是依靠竹木生產，沒有其它的收入門路。近幾年來，由于市場的開放和競爭的加劇，竹木生產受多種因素影響，價格下跌，銷路不暢。以竹木生產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戶，受市場波動影響較大，收入也不穩定，使農民長期處 1

于貧困狀態。

二是多以零散種養為主，農副業產業化水平低。如全鄉的生豬養殖，以互利格田組為例，全組有120余頭生豬存欄，但是分散在60戶村民家中，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尚未形成規模效應和集約效應。且農產品加工水平低，大多停留在初級生產上，精加工少，深加工不夠，附加值不高，競爭力較弱。

三是資金缺乏，制約了產業的發展。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引進新品種、進行農產品新加工和開拓農產品市場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雖然鄉政府在增加農業投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投入與需求的矛盾還是比較突出，一些養殖大戶或有擴大養殖規模意愿的農戶的資金短缺問題尤為嚴重。

四是農民的思想觀念比較落后，農村勞動力兩級分化。雖然廣大農民的思想有了很大程度的進步，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傳統經營模式的影響，缺乏競爭意識和進取精神。要使這些農民的思想觀念轉變還需做大量的工作。大妙鄉是農業鄉鎮也是勞務輸出鄉鎮，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普遍外出打工，而知識水平高、懂農業技術的大學生又不愿回到農村，導致整個勞動人口老齡化，不利于新技術推廣，從而為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了難度。

三、調整產業結構是必由之路

在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上，大妙鄉以“建設新興小城鎮，打造特色產業鄉”為工作目標，著力完成“產業強鄉、商貿活鄉、教育名鄉、和諧新鄉”發展戰略。農業內部結構要實

現由以種植業為主的結構向種植業、畜牧業、特色養殖業、養殖觀光業協調發展的結構轉變。因此，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民收入增長方式是當前大妙農業發展的必要之路。

一是加強特色種養殖力度,發展特色產業。各村按照“著眼全鄉、立足自身、培育優勢”，根據自身特點，培育優勢產業。擴大優質高粱種植規模，分水村優質高粱試點種植獲得成功，種植特色蔬菜、水果，以特色種植形成帶動效益。養殖業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三星村的七彩野山雞養殖，順河村的蚯蚓養殖，勝利村的奶牛養殖等為代表的養殖亮點。在全鄉有條件的地方發展水產養殖，進行稻田養魚。使種植結構由粗放農業向集約高效農業轉變。

二是重視致富帶頭人的作用，以點帶面，形成規模。

（一）建立健全致富帶頭人信息庫。對全鄉致富帶頭人進行專項調查，對優秀人才建立人才檔案，并進行分類歸檔，建立致富帶頭人才信息庫，形成專門的農村人才信息網絡，為為農業產業發展奠定基礎。

（二）加大致富帶頭人培訓。邀請專家到村入戶開展“致富帶頭人培訓”，從政策、管理和技能等方面進行培訓，提高認識、轉變觀念，增強致富帶頭人的專業技能和管理能力，促進特色產業的健康發展。

（三）引導致富帶頭人建立專合組織。制定激勵機制，引導發展前景好、帶動能力強的產業建立專業合作社，并給予一定獎勵。以專合社推動“一村一品”發展，提高農民組織管理水平，推進農產品標準化和農業產業化，加強農產品

品牌建設，做大做活特色產業。

三是采取多種融資渠道，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大底路和大合路硬化通車改變了大妙交通死角的狀況，給大妙帶來了新的商業契機，利用大妙的地理位臵和現有的交通條件，發揮場鎮商品集散地的作用，開發竹業經濟。積極向相關職能部門爭取項目支持，進一步解決項目資金難題；實行政府引導，引領商人來大妙投資開發，利用他們帶來的先進技術和設備發展生產，最大限度地提高農戶的生產積極性，使廣大群眾受益。

四是切實轉變群眾觀念，加大組織培訓力度。鼓勵個人和集體興辦企業，搶抓機遇，努力增收節支。下大力氣加強對農民的基礎教育與實用技能的培訓，提高農民素質。鼓勵農民參加縣農廣校和江南職校的勞務技能培訓，采取獎勵和鼓勵的方式進行，對農民培訓實行生活補貼，以此來調動農民參與培訓的積極性，通過鼓勵培訓的形式使他們掌握基本的生產技術和勞動技能。

第三篇：積極推進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

積極推進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

郭曉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了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其實質是提高經濟效益。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以及歷屆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199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從1995年起花大氣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為主向集約經營為主轉變。但由于經濟體制沒有轉換，未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經濟增長方式與基本國情、社會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戰略以及經濟體制密切相關。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是客觀規律的要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第一，我國農業的基礎地位要求必須轉變農業增長方式。農業是國民經濟中最基本的生產部門。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盛衰，其重要性反映在4個方面：（1）對農業生產率的高低影響很大。目前，我國農業占有的勞動力、財政和信貸獎金、消耗的各種能源，擁有的固定資產原值，均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例。農業部門投入產出率，直接影響國民生產總值、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等指標，對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具有決定性意義。（2）在我國工業中，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值，始終占整個輕工業產值的70％以上。在全社會出口創匯中，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額亦在90％以上，直接影響出口創匯水平，影響國際支付能力。（3）農村是全國最大的勞動力市場、消費品市場和重要生產資料市場。農業擔負著為60％以上社會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的任務。農村經濟的盛衰決定著農村購買力的高低，制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擴大再生產。（4）農業經濟從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等方面滿足和制約著全國經濟的增長和社會進步。

第二，我國農業擔負的重要任務要求必須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我國是農業大國，12億人口中9億人生活在農村。“九五”期間，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要實現三項目標：保證糧棉油等基本農產品穩定增長，糧食生產能力達到一個新水平；保證農民收入有較快增加，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2010年，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水平再上一個新臺階，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農業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這些既是我國農村面臨的新形勢，也是必須完成的新任務。這就要求必須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否則上述任務無法完成。農業基礎動搖，不但會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還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第三，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現狀要求必須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我國的農業是建立在較差基礎上的。建國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雖然農村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許多問題：（1）農業人口增長過快，目前農村有1.5億富余勞動力，到本世紀末將達到2億人，就業壓力很大。（2）文化教育科技落后，許多地區尚未普及初中教育，還有大量文盲半文盲，科技人才流失嚴重。（3）資源短缺，目前我國共有耕地14.3億畝，人均耕地不足1.2畝，人均占有水資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草場、礦產資源的人均占有量也較小。（4）糧食問題突出，目前，我國還有6500 萬貧困人口，到本世紀末每年要解決1300萬人脫貧，壓力很大。（5）市場經濟不發達，產業結構不合理，東西部地區差距較大。

第四，我國農業粗放經營的嚴重狀況要求必須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多年來，我國農業一直是全方位粗放經營，效益很差。一是農業資源浪費現象嚴重；二是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三是農戶生產規模小，機械化水平低；四是體制改革滯后，土地制度、經營管理制度、市場建設制度等不完善。

第五，未來農業的激烈競爭要求必須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目前，世界人口已達50多億，糧食已成為全球的重大問題，大量進口糧食既不可能也不現實。要解決12億人的吃飯問題，必須靠自力更生。這就要求必須加快實現農業現代化步伐，發展優質、高效農業，加強科學管理，提高糧食產量，提高農業綜合效益。而目前我國在農村市場建設、農業技術、裝備水平、農業企業素質、農產品深加工、農業管理等方面比國外落后許多，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差30-50年。只有走集約化道路，發展高產、優質、低耗、高效農業才能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競爭能力，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實現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

轉變農業增長方式需要具備一系列主客觀條件，是一個長期過程。我認為推進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主要應從六個方面努力。

第一，充分發揮主體的作用。有人主張市場本位，有人主張技術本位，還有人主張資金本位，等等。這些都是錯誤的。我認為，其主體主要有三個：一是人。必須完善農村領導體制，選拔大批優秀人才充實各級重要農業領導崗位。同時，大力加強農民的培訓和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他們的素質，逐步實現其現代化，充分發揮其主體作用。二是政府。農村的深化改革，工農業協調發展，農業生產力布局結構的優化、農村市場體系的建立，糧食中長期綜合平衡，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出臺與實施，城鄉一體化的規劃與建設，引進外資與技術，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扶貧攻堅計劃的完成，等等，僅靠農民是無法解決的，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的主體作用。否則，農民無法承擔轉軌過程中的市場缺陷和計劃體制的“雙重風險”，難以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三是農業企業。它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力軍。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實現農業產業化、現代化，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競爭能力。

第二，深化農村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已成功地進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第一輪改革，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當前應深化一系列改革。其一，建立健全政府對農業的宏觀調控體系和保護體系。其二，改革和完善農村干部管理體制，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使農村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和人民的、德才兼備的人手中。其三，加快農村市場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多元流通主體、建立多元化的農村勞動力市場、資金市場、農用生產資料市場等，完善管理機構和規章制度。其四，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我國農村實行的是按人口分地的“均田制”。它不利于形成規模經營，不利于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不利于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利于提高農戶的市場競爭能力。應對農村土地進行重新分配，將小塊、邊角、山地等按人均分配給農民自主經營，保證其起碼的生活用糧。對大面積的、適合機械化作業的良田則采取招標的辦法，實行全社會公開競爭承包、實行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商品率。此外，還應加快進行計劃生育制度改革、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

第三，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結構。我國客觀上存在著東部、中部、西部三大經濟帶。長期以來，我國農業宏觀、中觀、微觀生產力布局并未得到解決，嚴重滯后于現代農業的發展。就宏觀而言，缺少法律規定的、科學的農業經濟發展區，人治現象嚴重，隨心所欲地設市建區，干擾國家大型商品糧基地建設。就中觀而言，雖然實行省長“米袋子”、市長“菜籃子”責任制，有利于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和市場供應，但容易形成“塊塊保護主義”，不利于全國農業發展一盤棋。至于微觀方面問題就更多了。所以，實現農業增長方式轉變，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從實際出發，遵循農業生產發展規律、科學制定和完善農業宏觀、中觀和微觀發展戰略，并依法監督執行。這樣才能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結構，保證我國農業健康發展。第四，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雖然有了長足發展，但家庭經營與大市場的矛盾，農戶規模經營與現代農業生產的矛盾，農業社會效益高與自身效益低的矛盾等十分突出。農業的弱質性、不穩定性一直未得到解決。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差距日益拉大，產加銷、貿工農、經科教相割裂，非農產業發展不快，農業資源和生產要素未得到科學配置，未發揮應有作用，農產品價值實現能力和增殖能力低，市場競爭力弱，比較效益差。只有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其基本內容和形式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目標，優化組合農業生產要素，實行一體化經

營，企業化管理，社會化服務，形成“公司＋農戶＋基地”新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逐步形成種養加、產供銷、農工商、內外貿、農科教一體化農業生產體系，使農業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第五，依靠科技進步，加快農業發展。可以從多方面努力：（1）牢固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國家、省、市、縣、鄉科技興農發展戰略，避免地方主義和短期行為。（2）加強對農民的技術培訓，加快培養不同層次的農業科技人才，落實有關政策，提高他們的各種福利待遇，滿足其合理需要，穩定基本隊伍，發揮應有作用。（3）建立健全農業科技研究和推廣保障體系，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嚴格監督執行。（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基層科技管理機構，組建多層次的農技推廣服務中心，把先進的農業技術普及到千家萬戶。（5）積極推進產學研相結合，加快技術承包集團的發展。（6）積極引進國外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7）大力推進種子革命，發展生態農業。同時，努力開發微生物資源，發展白色農業，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第六，科學管理，發展節約型農業。加強農業管理，發展節約型農業應從多方面努力。一是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宏觀調控，充分發揮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科學決策，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結構和產業結構。二是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加強對重大災害的預測、預防及其管理，把損失降到最低限度。三是制定《反浪費法》，完善各項政策和制度。把農業節約和反浪費納入法制管理軌道，設立專門機構，由專人負責抓節約，實行重獎重罰。四是在大專院校開設節約課程，在農村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提高全社會的節約意識，培訓大批農業管理人才。有關部門還要加強對農業節約理論的研究，創建農業節約經濟學，給實踐以正確的指導。五是建立資源節約型食物消費結構，由傳統糧食觀念向現代食物觀念轉變。種植業由“糧食——經濟作物”二元結構向“糧食——經濟作物——飼料作物”三元結構轉變。六是長期開展節地、節水、節糧和復墾土地活動，并大力提高人力、物力、時間、信息、資金、技術等利用率，既重節約，又重增產，全面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實現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的轉變。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第四篇：從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看農業科技創新

從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看農業科技創新

夏周青

農業科技創新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要推進農村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加快農業科技創新。本文論述了農業科技創新對轉換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作用和現實意義，并提出了加快人才隊伍建設、完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引導企業創新等若干具體建議。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十分重視促進農村社會全面發展，九年連續發的九個中央一號文件，議題都是“三農”問題。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是加快農業科技創新。農業科技創新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要推進農村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加快農業科技創新。而要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就要不斷改善農業科技創新條件。農村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農業科技是現代農業的翅膀，是提升農業生產能力的根本性因素。本文以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的角度探討農業科技如何創新。

科技是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翅膀

科學技術是農業的增長點。我國人均占有耕地僅1．33畝，而且我國人口以每年幾百萬人的速度增長，耕地每年以幾百萬畝的速度銳減。這一嚴峻的事實告訴我們，農業的發展，不可能依賴自然資源在擴大再生產中起作用，農業的增長不能僅靠提高人均占有資源量來實現。而必須依靠科學的進步及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轉化，靠科技提高耕地的單位面積產量，靠科技在有限的土地上搞立體開發，充分利用地力，讓不再增長的土地收獲超過以往產量的農產品。現在我們的一些農產品在市場銷售不暢，主要原因還在于質量、品種不能滿足消費者的要求。農業要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必須改變過去“以糧為綱”的格局，實現農產品生產的多樣化，并在一些農副產品的數量，尤其是質量上想辦法，生產出一些優質的農副產品，而要做到這一點，舍科技別無他途。

同時，科技可以使農業生產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變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科技在提高農業產量的同時，也改變著農業的產業結構，農業在科技的促進下，改革了傳統的單一面孔，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成長為現代化農業。而且，科技農業是解決農業生態問題的最重要的手段。科技農業可緩解生存和發展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壓力，有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選擇性的新農藥、精確的施肥方法，新型殺蟲劑、工廠化無公害生產等技術的推廣利用，可以增加農產品的安全系數、減輕污染、節省某些敏感的短缺資源，從而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阻止生態惡化的趨勢。

加快農業科技創新的途徑

1、加快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農業發展靠科技，科技進步靠人才。當今世界的競爭，從根本上說是人才的競爭，人才資源已成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加快農技人才工程建設，造就一支高素質的農業科技隊伍，是實施科技興農戰略的前提。一要充分認識農業科技人才工程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農村第一資源的觀念。有些觀點認為，我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而農業人口就占了7億多，人才資源必然十分豐富。須知人口與人才是不同的概念，人口多，說明人力的數量多；人才多，說明高素質的人力多。事實上，我國人口資源豐富而人才資源相對缺乏，正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突出矛盾。二要多途徑、多渠道開發和培養農業科技人才。要結合各地實際，加速造就由學術帶頭人、農業技術推廣人才、農業科技企業家、高素質農民和農業科技管理人才共同組成的高素質農業科技隊伍。三要加強領導，創新機制，為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充分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2、引導和推動企業成為農業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成為農業技術創新的主體，早已成為世界農業發展的一大趨勢。從20世紀80年代的有機農藥到合成農藥，從化學農藥到生物農藥的開發都是由企業完成的。美國著名的江迪爾

（Tondeere）農機制造公司，每年用于農機科研的經費高達25億美元。在日本，企業用于科研和技術創新的投資占全國科研經費的80%以上。農業科技企業已經成為當代發達國家農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引導和推動企業成為農業技術創新的主體，有利于強化農業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有利于提高農業技術創新的效率，有利于提高農業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國外企業相比，我國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大多數企業不能將研究開發與技術創新作為企業正常活動的一部分，企業對科研活動也較少參加和投入，在農業技術的應用上普遍存在著“等、靠、要”的思想。這種狀態，必須改變。一是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創造條件，繼續深化科技機構改革，盡快把那些具有面向市場能力的農業科技機構逐步轉變為科技企業，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二是要進一步深化企業制度改革，內化企業的創新源。三是要積極營造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的社會環境。四是要積極支持民營科技型企業的發展。

3、建立完善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要將農業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建立并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是關鍵。在推進農業發展中，必須進一步完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建立起新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一要科學界定職能，深化公益性農業科技推廣機構的改革。要借鑒科研機構改革、改制的經驗，按照公益性和經營性兩大類型，對農技推廣服務機構進行資源的重新優化組合。對公益性農技推廣部門，要實行政事分開，真正將由政府承擔的行政職能交還給政府承擔，將設置過多過散的鄉鎮農、林、牧、水產、農機等農技推廣服務單位統一歸并成綜合性的鄉鎮農技推廣服務中心，并按照事業單位推行全員聘用制的改革要求，對其人員可按照“公開、平等、擇優”的原則，引入競爭機制，實行公開招考、競爭上崗

和全員聘用制度。對經營性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可以以市場為導向，尊重農民的創造性，引導和鼓勵多種組織形式共同承擔。二要積極發展農業科技推廣中介組織。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后，農技推廣工作中的突出問題之一是有限的推廣力量與眾多的服務對象之間的矛盾，面對千家萬戶的分散經營，原有的推廣機構力不從心。因此，應積極發展各種類型的農技推廣中介組織，鼓勵科技人員創辦科技服務中心，支持以股份制或合伙形式成立技術經紀公司或技術經紀人事務所，組織農民成立專業協會、合作社等組織，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和吸收利用農業新技術新工藝的能力。三要努力促進農業教育科研與推廣相互協調發展。農業教育體系、農業科研體系都是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改革現行的農業教育、科研與推廣相互分離和各自為政的體制，建立農、科、教統籌協調機制和組織機構，鼓勵農業教育和科研機構創辦科技企業，加速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工作。同時，鼓勵從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的技術人員帶著急需解決的科研課題，走進科研院所以及大學進行合作研究推廣。

作者單位：海南省委黨校

第五篇：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及制度保障

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及制度保障

李愛民 謝來位

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沒有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薄弱環節，從地區間看是西部，從城鄉間看是農村，綜合起來看突出地表現為西部農村的落后。”改革開放首先在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使大多數農民很快越過了溫飽線，甚至有部分農民已過上了小康生活。經過一、二十年的發展，廣大地區的農村特別是象西部這些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經濟出現了停步不前的狀況。農民絕對收入增長緩慢，農產品銷售價格下滑，價低難賣，導致農民增產不增收，農業生產已無利潤可言，農民就業機會不多，農業勞動生產率偏低，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影響到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全國經濟全局產生瓶頸式制約。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期待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進一步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實現農業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飛躍”。

一、農業產業化的必要性

根據我國農村目前的情況，應在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經營制基礎之上，逐步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發揮規模經營的優勢，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對接的矛盾。具體說來具有如下必要性。

(一)適合一定生產力的農業產業經營方式可以避免生產力的不必要的損失。在分戶經營的組織形式下，農戶失去協調的規劃指導，抗風險的能力降低，剩余勞動力難以得到有效的組織利用。農戶為了分散風險，減少勞動力的季節性閑置，必然在經營內容上形成兼業經營，形成小而全、雜而散的經營格局。頭緒繁多，必然導致物力、人力、精力、時間等的分散和不必要浪費，并且不利于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精進，必然導致低效率。農業產業化不僅可以克服以上缺點還可以避免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季節性閑置。類似的道理就是工業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要采取流水線生產方式。

(二)農業產業化有利于技術的改進。首先，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低，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技術容量和技術含量，也削弱了農民采用新技術成果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農戶生產經營“小而全”的結構，農戶不可能樣樣懂，門門通，亦不可能有足夠的財力去購買眾多領域的先進技術，不可能有足夠的知識去領會、掌握這些技術。而專業化經營可以克服這些缺點。其次，農產品價低難賣的現場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農產品在數量上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飽和。應從追求農產品產量向追求產品質量轉變，發展優質農業，這就更需要科技含量的提高。而土地集中連片開發的專業經營結構就有利于技術的開發、推廣和生產的管理。

(三)農業產業有利于與市場化相對接。我國目前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低。我國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只有45．5％，農產品綜合商品率只有54．5％，有50％的農戶其土地產出僅能維持其生存，有30％的農戶其土地總產出的商品率低于30％，意即有80％以上的農戶實際上是為了自給而生產，是一種簡單再生產。而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模經營、主導產業的培育、特色經濟的發展便于農產品經營商和產品開發商對農產品的收購、加工，也便于農業生產者采購生產資料，降低生產成本，克服目前農業生產市場化程度低的問題。

(四)農業產業化有利于生態環境建設。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以及種植業內部結構，提高經濟作物的比重，大力發展養殖業、林木業。特別是在貧困山區，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較差，劣質耕地多，在那些山高溝深的地方，有不少田地是“三跑”(跑水、跑土、跑肥)耕地，費時費力，投入大，產出小，先進生產工具不能使用，交通不便。如果根除分散農戶的兼業經營，而發展大規模的林木業或果林，既有經濟價值又可保持生態環境。

(五)農業產業化有利于招商引資。實現農業產業化，土地集中連片開發的專業經營，既為外商投資創造了條件，又增強了自身與外商合作的實力，使合作成為可能。有利于我國土

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并學習外國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

二、農民城市化的必要性

農業產業化經營需要大量減少農業人口，使農業人口非農化，便于土地的集中開發，形成規模，使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更有希望和信心，調動其生產積極性。而農業產業化將帶來的農業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目前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農民城市化成為可能。對那些不愿從事農業生產并且有從事非農生產的物質基礎和技術能力的人，應該鼓勵其城市化，一方面有利于農業產業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但中國目前農村確有部分農民有這方面的要求，于整個經濟的發展也很有必要。鄧小平說：“農民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大幅度增加，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么希望?”

與其它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勞動力投入實在太大。我國農業經營方式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的勞動集約型舊模式。并且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與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嚴重失調。這一方面說明第一產業發展落后，必須采取措施加速發展，另外存在著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從事著二、三產業的工作，一身兼二任。農村勞動力絕對過剩，也易產生農業勞動力對農業技術的逆替代，即勞動力排斥技術的傾向，阻礙科技興農的發展。農村勞動力的“半失業”狀態，也表明我國宏觀效率的缺失，應該通過城市化這一基本手段來改變這一現狀。

三、制度保障

(一)戶籍制度的改革

現行的剛性戶口管理制度，把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農民的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嚴格的戶口等級制中，農戶處在寶塔式等級階梯的最低層。很大一部分農民已有了城市化的條件和愿望，但受到戶口制度的約束和對未來政策的擔心，不能正確預期，嚴重影響著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故戶籍制度應明朗地進行改革，一方面應有利于農民的非農化，而不是制度性把農民擋在城鎮之外，拆除阻礙農民向城鎮轉移的制度門檻；另一方面，應有利于農民在全國各地不論城市還是農村的自由遷移，以及城市下崗職工自愿地向農村遷移，以尋求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和環境。當然得有相應的限制措施和配套政策，如：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機制；接收地的同意；消除在戶口等級背后的重大利益差別，諸如就業、教育、福利、醫療、社保等。

(二)土地政策的靈活運用

根據筆者對重慶市開縣農村的調查和其它調查資料顯示，部分農民有城市化的愿望，但對政策穩定的預期不高，故望而卻步。有膽大的已經城市化，并欲將房產連同承包地使用權轉讓。同一集體生產組織內的生產戶對該使用權的興趣不高，一方面是因為前面已講到的按現在的生產方式，生產利潤太低；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若購得該使用權，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并向產業化轉變，但又恐無政策依據，甚至對現有的土地承包責任制的穩定心有疑慮。而有些相對較貧困、自然地理條件較惡劣地區的農戶，渴望購得該房產及土地使用權，但因無政策依據而遭到當地保守勢力的抵制，寧可土地拋荒，也勿施于人。其實這種遷移也是極有利于生態環境建設的，這種現象已占相當的比例。

因此土地政策應首先穩定土地承包，肯定農戶對自己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在市場機制和法律范圍內的處置權，讓農民吃下定心丸，便于農民長期投資和擴大生產，便于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土地分配與流轉機制，讓不愿種地的農民徹底離土離鄉，為規模經營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創造條件。“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讓土地流動起來，使土地資源市場化、商品化、資本化。”不論是政府用地還是民間轉讓，均要以市場價格為杠桿，實行有償使用，或將土地使用權轉包、或兼并、或將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或作價以

股份的形式參與聯合開發，使農民長期受益。不論哪種形式，都應確定其合法性和非經合法程序的不可變更性，以調動和穩定生產者的投資熱情和生產積極性。

(三)建立農業風險保障機制。

根據筆者的調查表明，農戶對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專業化的另一最大憂慮是投資的風險。當然有些風險是提高技術水平可以防范的，而有些風險防范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若不建立起完善的農業風險保障機制，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將會受到巨大的阻礙。

農業保險是保險人組織農業生產經營者進行風險損失分攤，建立保險基金，對被保險人的種植業、養殖業生產過程中因災害事故所致損失，給予保險責任范圍內的經濟補償的一種方式，農業保險的形成與發展狀況是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農業保險的重要在于農業生產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特殊性。發展農業保險既是農業生產面臨自然風險的客觀需要，又是保障農村經濟持續發展、合理利用農村資源加快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以及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和安定社會生活的必然要求。

農民的社會地位如何，直接關系農業的興衰，而農業的興衰又直接制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故應加大財政扶持力度，一是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如道路、水利等。當然不能盲目投資。二是加大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民素質，這是根本。而現實的教育產業化，已把大多數農民子弟排斥在高中、大學校門之外，就是國家強力要求和保障的所謂九年義務教育的達標率也含大量的水分，當然這些是不可能見報，也不可能有官方的統計數字的，只有親臨農村第一線才可能發現。九年義務教育在農村實際上也只是“父母的義務”。何談農民素質的提高?何談科技興農?同時應落實國家已經出臺了的“減負”和有關農業開發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及出臺有利于農業生產規模化、產業化的稅收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