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共財政理性思考論文

近年來，公共財政問題已成為我國財政理論和實踐的一大熱點，財政理論界將其視為我國財政體制根本性改革的關鍵，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也紛紛在公共財政這個大標題下嘗試著財政預算管理的改革實踐。盡管多年來我國許多財政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公共財政的性質，但更多的只是“外圍戰”，尚未觸及財政舊模式的核心，這就決定了我國財政雖已初步具有公共財政的輪廓，但離真正的公共財政尚有相當距離。因此，為推動公共財政改革向縱深發展，對公共財政的本源、公共財政同我國社會環境的相容性、在我國推行公共財政的重要性和難點問題進行深入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我國推行公共財政體制的重要性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喚公共財政。歷史證明，無政府主義的市場經濟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中的成本很高，并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有效形式，市場經濟需要政府引導。通過對市場行為的宏觀調控，彌補市場失靈，達到資源配置最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基本的公共需要，這一公共需要呼喚政府的公共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財政所面對的基礎，已從作為行政附屬物的企業和個人，轉到了獨立的市場主體上來，財政的“獨立主體性”正在形成，財政活動也正轉到為經濟主體的公共利益提供服務上來，成為滿足經濟主體公共需要的基本手段。國家財政對市場的調控作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建時就被充分認識到，而起調控作用的財政應采取公共財政的形式，則是近些年才被我們逐漸認識到的。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控的國家財政不應是延續計劃經濟諸多特征的傳統財政，而應是與市場經濟的公共需要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公共財政對市場的調控作用主要體現在營造硬環境和軟環境兩個方面。所謂硬環境，就是要能保證市場的物資流動、資金流動和信息流動暢通。這種市場環境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所謂軟環境，是指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并有一套相應的機構，來監督這些“游戲規則”的實行。

2.公共財政是提高政府支出效率、遏止腐敗的一劑良藥。公共財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預算建立在一整套科學公開的運作程序之上，這就為精打細算、有效地使用政府經費提供了制度保障，從而避免了由預算制度流于形式所造成的政府支出鋪張浪費現象，大大促使政府支出效率的提高。公共財政的又一重要特征，是通過對政府財力的法律制約，將所有政府預算內外的收入都納入政府預算中，將政府的一舉一動都納入到法治范圍之內。政府收支行為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制約束，政府預算缺乏應有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就為權力腐敗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肥沃的土壤。因此，公共財政的推行實為醫治政府權力腐敗的一劑良藥。

二、我國公共財政改革向縱深推進所面臨的難題

1.在公共財政體制下國有經濟的定位問題。無論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在市場經濟時代，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與國有經濟相關的財政收支始終是一種客觀存在。西方公共財政學建立在以私有經濟為主的“社會共同需要”之上，我國在借鑒西方公共財政體制時如何給大量的國有經濟定位，就成為一大難點問題。有些學者認為我國的財政應該由公共財政與國有資產財政所組成，提出所謂的公共財政雙元結構論。也有學者將國有經濟視作構建我國公共財政體制的關鍵障礙，主張放棄對國有產權的庇護。“公共財政雙元論”本身違背了公共財政論將財政定位在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這一初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涉及國有資產的財政收支，也同樣服務于社會公共需要這一大目標，這部分政府收支僅僅是財政的一個構成要素，而非獨立成分。也即是說，國有資產財政只是公共財政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根本上說，如果將滿足社會共同需要作為財政分配的唯一目標，那么公共財政必然是一元論。至于將國有經濟視作公共財政的障礙、主張放棄對國有產權庇護的觀點，與我國政治經濟的本質特征相違背，也是不符合國情的。

我國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曾經擔負的責任，遠比西方的一般企業多，它們不僅承擔了大量理論上應由政府承擔的職責，而且在經濟發展中充任了“龍頭”作用，帶動了大量的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現如今，國有企業擔負的政府職責不可能馬上全部轉給政府承擔起來，同時，能替代國有企業龍頭作用的經濟力量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況下，如果讓國有企業“一刀切”式地退出，很可能出現一些“真空”或“半真空”狀態，這對社會資源的充分運用和調動是不利的，為此，在公共財政建設過程中，國有企業的去留，應該注重效率標準。真正有效率的企業，應予以保留和發展；確實無效率的，應予以裁撤。就我國國有經濟目前發展的勢頭看，隨著國企脫困目標的如期實現，國企上交給政府的利潤必將大幅度增長，如果將此部分收入用于國企高新技術項目的投資或安置下崗職工，這或許更能體現公共財政的要求，即將與國有經濟相關的財政收支定位于滿足社會共同需要之上。

2.如何根本變革我國的政府預算制度。如果說我國多年來構建公共財政體制的大多數改革都只是“外圍戰”，尚未觸及財政舊模式的核心，那么這個核心就是政府預算制度。乍一看，我國的政府預算也是按照必要的程序編制的，但更多的僅是流于形式而已。預算編制中長官意志過強，主觀隨意性過大，政府預算草案是在預算年度已開始之后才提交人大會議審議，且審議、批準時間過短，使得人大會議實際上難以深入地對政府預算進行審議和修改。預算在執行過程中缺乏法律的權威性，確定了的預算可以不執行，而沒有預算的也可以隨意收支，預算的追加、追減沒有執行相應的法律程序，帶有很強的任意性和長官意志性。大量的預算外財力的存在，直接否定了政府預算應包括所有政府收支的基本原則，使之無法約束和規范政府行為。

迄今為止，我國的政府預算未能真正決定和約束政府行為。目前我國的政府預算，只是政府安排自身收支的粗略的年度計劃，而不是真正的政府預算，這決定了公共財政尚未在我國建成。為此，我們必須下決心根本變革政府預算制度，構建科學的預算編制程序和規章，增強人大對預算的審議和批準的實效性，對違背政府預算的行為應追究其法律責任，并將預算外財力也統一納入政府預算之內。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政府預算制度，確保公眾對政府行為的約束，從而真正構建起我國的公共財政體制

第二篇：社會主義公共財政分析論文

摘 要：我國將在近幾年內初步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界卻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認為建立在社會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財政理論，更符合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科學內涵。

關鍵詞：公共財政；國民核算；財政收支；公共產品；社會勞動價值論

１９９９年初，財政部部長項懷誠明確宣布，我國將在近幾年內初步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界卻存在很大的分歧。筆者認為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把公共財政等同于國家財政。因為作為計劃經濟產物的國家財政強調憑借國家的公共權力，強制地、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并進行再分配，容易導致財政決策依賴于國家意志和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的誤會，這與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財政與西方的公共需求財政相提并論。這是因為公共需求財政強調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與可能的關系，對公共需求沒有制約，就使財政理論本身存在不夠完備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認為建立在社會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財政理論①，更符合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科學內涵，下面就這一問題作進一步分析和闡明。

一、國民核算大改革對財政收支性質的重大影響

國民核算是以社會再生產為核算對象的宏觀核算。但是，我國原先采用的ＭＰＳ核算體系所界定的生產范圍僅限于物質生產，它用于反映國民經濟生產活動的總量指標。因為它只能反映物質產品的生產，不能反映非物質性服務的生產，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國民經濟生產活動的總體規模。這對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協調、快速、健康地發展尤為不利。鑒于此，１９９２年８月，經國務院批準，我國對國民核算實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ＳＮＡ為基礎的新國民核算體系，將生產范圍從物質生產擴大到非物質生產，包括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并對其計算了產值。由于生產范圍的擴大，分配范圍、消費范圍和投資范圍也相應地擴大，因而對財政理論，首先是對財政收支性質產生了重大影響。

隨著生產范圍的擴大，國家管理、國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學研究以及眾多的服務事業單位統統被列為生產部門，向社會各界提供公共服務。對生產部門提供的服務應該得到相應報酬，對于生產部門則應算作中間消耗Ｃ，但很多報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過財政部門轉撥給公共部門作再生產之用。稅收是剩余價值ｍ的組成部分，致使剩余價值ｍ之中存在非剩余價值ｍｃ。ｍｃ屬于中間消耗，對ｍｃ的分配自然屬于中間消耗Ｃ的補償。可見，由于生產范圍的擴大，財政分配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相當一部分與生產費用直接聯系在一起了。

過去，我國傳統財政理論堅持物質生產的觀點，否定公共服務部門的生產性質，所有服務部門包括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國家管理等都沒有初次分配，自然會得出稅收是憑借政治權力無償取得的財政收入，支出則是對政府等社會管理部門的活動的貨幣支付。現在情況不同了，承認了非物質生產也是生產，稅收的相當部分是對過去公共服務部門提供公共產品的價值補償，財政支出則是對未來公共服務部門的生產投入。財政收支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變化導源于改革開放、國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產業大發展。一句話，改革開放推動了財政理論的發展。

既如此，公共財政就不是家計財政。財政理論研究就不能就財政論財政，或者僅僅考察社會福利、公共需求、國家憑權力分配國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財政收支立足于發展生產，建立在提高生產效率和為生產創造更好的條件上。生產發展，財源擴大，從而使財政工作負有更大的責任和使命——優化資源配置。

二、財政收支應為社會再生產創造更好的軟硬環境和條件

財政收支與社會生產有著緊密的聯系。財政收支要發揮對生產的巨大促進作用，為社會生產提供更好的軟硬環境和條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稅率杠桿，調節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收，稅率提高，財政收入增加，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企業收入減少。經濟繁榮時期，采用增稅政策，防止投資膨脹。經濟衰減時期，則采用減稅政策，促進生產投資，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通過免稅增稅，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老企業技術改造，使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對不發達地區，在稅收上給予優惠或財政補貼，調節地區平衡發展。對于同一行業的生產單位采用累進稅制，實現公平稅負，促進企業的平等競爭。

（二）保持合理的財政收入規模，促進三次產業協調發展。判斷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適的標準因不同財政理論而不同，西方財政學以居民對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選擇的價格均衡為標準，國家財政論則以需要與可能的均衡為判斷標準。我們認為財政收入歸根結底來源于生產，自然應以是否促進社會生產順利發展為標準。社會大生產，三次產業既分工又協作，要求三次產業比例協調，作為第三產業的公共產品部門也應保持適當的比例，參與社會分工和協作。當前，我國財政比重嚴重偏低，而我國在基礎教育、科學研究等方面發展落后，資金短缺。說明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規模極不合理，應調高其比重。

（三）財政支出應以促進公共服務結構優化為原則。財政支出表面上是對資金進行分配，實際上是對物資和人力進行分配，向社會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公共服務的內容多種多樣，除了國家管理和國防治安等行政性服務外，還有其它種種服務，如科技服務、信息服務、文化教育服務、城鄉交通管理服務等等。財政支出要處理好兩個比例：一是居民服務與生產服務的比例；二是以上兩大類服務內部的結構比例，以適應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不同時期的公共服務需求的增長和結構變化。為社會生產、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軟環境。

三、需要進一步認識的幾個財政理論問題

從國家財政到公共財政，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存在明顯的不同，有許多問題仍存在爭議，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并予以認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財政框架的構建，有助于對公共財政的進一步理解。

（一）財政不僅僅是一種分配行為。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財政理論一直堅持物質生產的觀點，不承認服務也是生產，自然得出財政只是對剩余價值的分配，屬于再分配范疇的結論。計劃經濟時期，個人和企業都是作為政府的附屬物存在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問題主要通過政府計劃的途徑來解決，財政部門只是圍繞政府計劃來籌集資金、分配資金，這時期的財政只能起到籌集資金、供給資金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生產范圍擴大了，政府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都是生產單位，在市場經濟中，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國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務取得收入。企業和個人交了稅，就有權要求政府提供優質服務，這時財政就擔負了更大的責任，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爭取以最少的投入生產最多的公共產品。

（二）不能將公共產品與公用事業、轉移性質的公共福利相混淆。進一步弄清它們之間的區別，對于財政支出的結構優化有重要意義。公用事業一般指郵電、通訊、電力、煤氣和自來水業。他們很多都是由國家組織或經營，有的還實行國家補貼，與公字聯系，故稱公用事業，但不同于公共產品。因為享用公用事業，無論是電、煤氣、水或郵政、電訊、服務等都是直接付費，與一般商品和勞動力購買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產品不論是城鄉交通、公費醫療、文化館場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質，是為生產、為居民提供的各種公共福利。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物質的和非物質的，但必須是公共產品部門的勞動成果。而現代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障，其中相當部分為各種福利付款和種種費用減免，這種屬于社會義務的各種轉移支付，如對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的各種補助，不論是現金支付或購物相贈，其經費都來源于企業和個人的繳納，并構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經公共產品部門的加工，不算生產成果，所以不論其物質形態還是價值形態，都不能列入公共產品總值之中。

（三）財政學與政治學的關系不能絕對化。堅持財政分配是上層建筑的觀點認為，財政是國家運用權力，無償地、強制地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稅收被用于維護國家的統治制度。可見，這種觀點源自于對國家范疇的認識。現在，生產范圍擴大了，國家、軍隊、警察都列為生產范圍，歸于經濟基礎，政府通過財政分配參與社會資源分配，與企業和個人的資源配置活動沒有什么不同。提出這一點可能會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議。但是，我們冷靜地分析一下，哪個時期，社會生產和人們生活不需要國家的管理和軍隊、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務呢？當然，財政作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體現政府的政治主張和意圖，自然屬于上層建筑，并對財政收支活動產生重大影響。

四、社會勞動價值論應該成為公共財政研究的基礎性理論

確認公共產品，是以確認第三產業為前提條件的。公共產品是公共產品部門生產的成果，它與一般產品的差別，只是在于它是公共產出和公共消費，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費。這表明公共產品同樣是生產部門生產出來的產品。但是，我國經濟學界至今仍堅持物質生產觀點，導致財政理論研究出現邏輯矛盾，原因就在于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存在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人類勞動才創造價值，這是理論的核心。物質生產是勞動，第三產業以服務為主要內容，也是勞動，同樣創造價值。那么，我國經濟學界為何仍然堅持只有物質生產才創造價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馬克思提出的“物質生產部門”。在這里要弄清楚，馬克思是在１９世紀第三產業規模很小，還不能以一個獨立產業出現的情況下提出“物質生產”概念的。在當今，第三產業普遍得到迅速發展，在經濟發達國家，其產值和勞動力的比重已達到６０％７０％以上。二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生產力水平低，第三產業的產值過小而被忽視了。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非常重視第三產業的發展，并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作為重大國策之一，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上升到３５％左右，現在再也不能對第三產業的生產視而不見了。

現在，我國新國民核算體系擴大了生產范圍，就是承認了第三產業創造價值。一、二、三產業勞動合稱為社會勞動，也就是社會勞動創造價值。社會勞動價值論是基于改革開放，基于生產范圍擴大，基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所形成的理論創新，它推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因此，社會勞動價值論自然應成為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的基礎性理論。

只有站在社會勞動價值論的立場上，才能確認財政分配的剩余價值ｍ之中存在非剩余價值ｍｃ，進一步明確財政與生產的關系，理解公共財政的真正含義。

注釋：

① 錢伯海、孫秋碧：《改革開放推動財政理論的發展》，《財政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第三篇：公共財政審視農村稅費論文

1.農民得到了相應的公共服務嗎？

稅費負擔的受益原則主張納稅人的稅費支付應與其享受的公共服務相對應。我國農村以鄉鎮為基層政府，農村的稅費大部分為其所用。對鄉鎮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產品，可以看出農民受益和稅費支付的對應狀況。

一般統計資料顯示在我國鄉鎮政府的財政支出中，人員經費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學教師工資。農村的供電、供水由于有專門的收費（電費、水費）與之相應，不在政府財政支出的范圍。其余的服務如公共安全、公共衛生、交通服務集中在鄉鎮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與農民最相關的農田水利及技術服務并不占主要地位。從這種支出結構中可以看出，基礎教育是鄉鎮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農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與農民密切相關的農田水利、農業技術等公共產品的比例并不很高。農民并沒得到與其稅費支付相應的公共服務。這是農民對稅費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產生這種現象大體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稅費并沒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務上。由于我國原有計劃體制的影響，政府機構承擔很大的直接資源配置功能。基層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門性質的機構，它們占有的稅費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務的產出。在改革的初期，為發展地方經濟，大量公共資源被用來生產私人產品，其中失敗的投資，成為地方政府的債務，這些債務的償還占用了部分的稅費。歷史遺留下來的龐大政府機構和債務，給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財政壓力。它引起的財政支出對農民沒有任何公共服務的受益，成為一種沒有交換的負擔。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財政資源沒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產出未能最大化。我國的鄉鎮政府機構臃腫、官僚作風、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官員的尋租行為缺乏強有力的監督，財政資源被挪用和浪費現象嚴重。高額的財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務加大了納稅人（農民）稅費支付和受益間的不等價。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產品具有較大的外部性，它們由地方財政承擔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當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礎教育在大多數地區完全是鄉鎮的責任，而其產生的“產品”（人才）卻并不能完全為地方受用，更不能為成本承擔者——稅費支付者（農民）所獲得。這些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擔成本，損害了稅費支付與受益對等的稅收公平的受益原則。

基于這三個原因，我國農民的稅費負擔與其公共服務的受益存在嚴重的不對等，農民大量的稅費沒有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農村稅費沒有體現稅收公平的受益原則，是農民沒有等價的不公平的支付。

2.農民與非農民相比，稅費負擔重嗎？

稅收負擔的橫向公平原則要求，對相同的人應給予同等的對待。就農村稅費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況下，農民與非農民稅收負擔應相等。將農民與非農民的稅費負擔相比較，可以分析我國農村稅費的橫向公平性。

對于農業稅，其征收方式是按每畝的單產（取常年平均產量）為計稅基礎，稅率在7%（安徽試點稅率）左右浮動，有人認為其實際稅率只有3%左右，因而認為農業稅負擔是不重的。但這是與過去相比，與非農業部門的橫向比較的結論則大不相同。張元紅(1997)將它與城市個體工商業的所得稅比較，發現它的邊際稅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樣的收入，在其他行業可能無需繳稅，而農民則負擔了稅負。其他行業的所得稅，以扣除了成本費用后的凈所得為基礎，而農業稅的計繳，以農田總收入為基礎，沒有減除農民的工資，并以所有產品收入而非銷售產品的收入為基礎。可見，認為農業部門的稅費負擔低于第二、第三產業的觀點是不正確的，相反，其邊際稅率是遠遠高于非農業部門的。

作為“三提五統”的收費，則完全可以看成個人所得稅，中央規定的征收率為5%，實際執行中往往以定額的方式為多。與其他非農行業從業人員的個人所得稅相比，邊際稅率很高是顯而易見的。它沒有起征點，不管農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為標準，也高于了一般個人所得稅，其邊際效應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慮“三亂”，農業和農民與非農行業及其從業人員相比，在相同的情況下，稅費負擔是不同的，其邊際稅率已經遠遠高過了后者。農村稅費成為農民在社會中不平等的負擔。

3.農業稅費在不同收入的農民之間公平嗎？

稅收負擔的縱向公平原則要求，對不同的人應給予不同的對待。對我國農村稅費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農民之間，稅費負擔應有所不同。而我國目前的農村稅費的實踐并沒有遵守這一點。我國農業稅費在實際征收中，大多按田畝或人頭為計稅基礎定額征收，即以每畝田或每人為計稅單位，按田畝或人口平均分攤。這種定額方式（每畝或每人交納一定金額）忽略了不同田和個人之間的差異。高產的田和低產的田、高能力農民和低能力農民，承擔了同樣數額的稅費。農業稅費的負擔金額與農民個人收入高低完全無關，收入越低的人，農業承擔的稅費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農業稅費在實踐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質。這造成農民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在收入不同地區，課以同等的稅額，也進一步加大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區和收入的農民對農村稅費的感受不同：越是貧窮地區，貧困的農民越能感受稅費負擔的沉重。農村稅費違背了縱向公平，加大了農民間的差距。

三、從資源配置角度看農村稅費的經濟影響

稅費作為政府的一種政策手段，會對資源配置產生影響。一般對農村稅費的分析，都忽視了這一點。本文通過分析農村稅費的歸宿來探討它的資源配置功能。

1.農村稅費歸宿局部均衡分析

農村稅費可以看成對農產品生產者的征稅，運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農業稅費的最終承擔者。農產品市場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競爭市場，作為單個生產者的農民面對的是一條具有完全彈性的需求曲線。他只是價格的接受者，不能對價格加以調控。這樣，對他征收的稅費的最終承擔者可以分析如下：

圖中線S代表征稅前的供給曲線，線D是單個農民（農產品生產者）面臨的需求曲線，由于農產品市場接近于完全競爭，農民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線D平行于X軸。征稅后，供給曲線移到S+T，結果稅收T完全由供給者（農民）承擔，沒有一點可以轉嫁。

附圖

圖1 農業稅費歸宿局部均衡分析

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農業稅費不同于其他行業的稅費，即使在同樣的稅率下，由于它完全無法轉嫁，生產者承擔的部分要多于能轉嫁的其他行業。這部分的稅費完全等價于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減少，直接影響農民的消費需求。最近幾年，農民稅費負擔的增長幅度大于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更加促進了這種效應，農村的社會總需求不旺已經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增加農民的收入已經成為我國農村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稅費改革在其中的作用應得到更多的重視。

2.農村稅費歸宿一般均衡分析

稅收的一般均衡理論認為稅費負擔可以通過要素的流動，達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稅費的最終承擔的要素，可以分析稅費對要素投入的影響。

我國農業稅費的征收可看成對農產品生產的征稅。農村稅費可能影響到農業生產的要素投入，并通過要素相對價格與產品相對價格的共同作用對整個經濟產生影響。

農民投入農業生產的要素有農業資本和農業勞動力，對農業征稅可以對這兩種生產要素的投入產生影響。在農業和非農業之間不存在流動性障礙的情況下，對農業的征稅如果高于非農業部門，農民就會減少對農業的投資和勞動力投入，從而減少農業部門的產出，進而改變農產品和非農產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使對農業的高稅費得以轉嫁到非農業部門，從而是整個社會各部門稅費負擔均等化。在存在流動性差的要素的情況下，流動性較好的生產要素可以通過流動到稅費負擔較輕的部門來逃避超額負擔，流動性較差的要素將成為稅費超額部分的最終承擔者。

我國當前的情況是，城鄉長期處于分割狀態，作為生產要素的農民的流動性受到約束，同時農產品的價格也受到較嚴格的管制，價格體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發揮。這樣流動性較好的資本就可以通過流動到其他部門來逃避農業部門較高的稅費負擔，流動性差的生產要素—農業勞動力將成為稅費超額部分最終承擔者。我國農村稅費高于其他部門的部分最終由流動受限制的農業勞動力承擔，直接表現為農業勞動的低工資。較強的農產品價格管制（定價制度和收購制度）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效應。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我國當前較重的農村稅費激勵了農業資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負擔），造成農業資本投資的不足；同時它還維系著剝奪農業勞動力收入的角色，長期中降低了農業勞動力的勞動投入和創新的積極性。

在勞動力流動放松的情況下，農產品價格機制是稅負均等化的障礙。放松農產品價格管制對稅費改革的將來也有深遠意義。

這種效應在我國實際生活中表現十分明顯。近年來農業資本投入不足，大量資金外流，農業現代化生產方式一直難以確立，一定程度上有農村稅費的影響。而我國不同地區對農業稅費問題反映不同也驗證了這一點。在沿海發達地區，非農業經濟的興起，吸引了部分農業生產要素——勞動力和資本，它們的流動使農業生產下降。結果或是該地區內部為維持農業生產，對農業生產實施相應的補貼政策，或是由于供給不足造成農產品價格上升，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動調節生產要素在不同生產部門的配置，使稅費在不同生產部門的負擔均等化。這些地區也就不存在農業稅費負擔的話題。在缺乏工業的中西部農業地區，對農業依賴大，要素（勞動力）流動性差，農業稅費負擔很難與非農業部門均等化，農業稅費負擔沉重的反應則相對強烈。

三、解決農村稅費問題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財政體制

農村稅費問題表面上看是農民負擔的問題，其實質應是農村稅費負擔的不公平和農村稅費對農業生產中資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維持這種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僅僅將“費”改為“稅”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農村稅費需要系統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財政體制。

1.實現地方基層政府的角色轉換

我國地方基層政府長期承擔地方經濟發展之推動者的角色，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當。地方政府應成為地方經濟的服務者，提供當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務。這種轉變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間也必然會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稅費改革的最大矛盾是減輕稅費負擔的同時也減少了政府收入，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地方基層政府的改革。收縮原有基層政府規模是唯一可行的選擇，這種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縮原有的機構與在位官員的自身利益相沖突。基層政府自我革命的內在激勵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壓力機制。

其一，可以通過建立自下而上的選舉機制，緩解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壓力，如果能充分發揮作用，其效果將是可觀的，特別在基層，范圍的有限，可以避免集體行動的悖論。基層的選舉可以表達居民（農民）的偏好；可以增強地方政府對居民的責任感；可以讓居民更好地監督地方政府。我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發展，能不能起到這方面的作用，值得關注。

其二，賦予居民“退出”權，這也可對機構改革產生壓力。在實踐上就是打破城鄉流動、地區間流動的戶籍制度的限制。這種要素流動帶來的效應在西方財政學中備受推崇。它可以讓居民（農民）“用腳投票”選擇自己滿意的社區，以表達其偏好；也可以通過行業間的要素轉移，改變相對價格體系，均等稅費負擔；還可以引發地區政府間爭奪要素的競爭，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隨著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動性的增強，這種壓力機制的作用會日益明顯。

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者，其自身行為的規范是解決稅費問題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財政體制的首要因素。規范地方政府行為，降低地方政府的預算規模，提高地方政府運行效率，使其成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門，是稅費改革成功的基礎。

2.重新建構農村稅費體系

安徽稅費改革方案，思路是將“三提五統”部分消減，部分改為農業稅，也就是平常所說的“費改稅”。費改稅，改變的僅僅是原有費的征收數量和方式，效果上確實減少了農民的總負擔，但這種減少是有限的，其中對農業的稅費并沒有本質改觀。從前文對農業與非農業部門的稅費負擔比較中，可以看出這種方案不僅沒有解決農業作為一個生產部門稅費負擔較重（與非農業相比）的問題，還有加大這一差距的趨勢。農村稅費對農業生產中資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沒有改觀。作為農業從業者的農民（農業稅費的最終承擔者），負擔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減輕。農村稅費改革需要的是農村稅費體系的革新。

農村稅費改革，其根本問題應是農村適宜征收什么樣的稅，以怎樣的方式征收。這需考慮效率、公平以及征稅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財政理論認為，地方最適合的稅種首先是受益稅或使用費，其次是對不流動的要素征稅。我國現行的農業稅沒有體現稅收與受益的對等，不具有受益稅的性質。它對農業產出征稅，對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產生一種激勵作用，鼓勵其流向稅負更輕的產業。費改稅方案并沒有改變農業稅收的性質，并且在數量上還有加大農業稅的趨勢，也就不能消除農業稅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應。農村最適合的征稅對象應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動性的財產。西方典型的地方稅種是財產稅，他們對財產稅的研究值得我們在農村稅費改革中借鑒。如何設計對效率影響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農村稅費體系是一個稅費改革的重要課題。單單費改稅是遠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均等化農業和非農業的稅收負擔應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設下，這一點可以通過要素的流通和產品相對價格變動來實現。因此，打破城鄉分割和放松農產品價格管制有利于這問題的解決。但現實而言，農村人口的數量使通過要素流動，達到稅負均等化的設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設計農業稅制和農村稅費十分必要。

現行的農村“三提五統”收費是不符合費的基本要求的。在財政理論中，費的收取應與受益一一對應。“三提五統”并沒有實際的公共服務與之相對應，更象所得稅。對此，可以直接改為所得稅，按現行的個人所得稅體系征收。這會使社會個人稅費負擔一致，城鄉、各行業間從業人員橫向公平。農村地方經濟的薄弱使在設計稅費改革方案時，更應從經濟效率的角度出發。現行的農村稅費體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

當前地方基層政府的收入問題已成為農村稅費改革的最大阻礙。其稅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財政緊張與農民稅費負擔過重同時并存。減輕農民負擔和減少了政府收入之間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協調。政府機構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徑，但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也要發揮應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對農村稅費改革進一步的推廣，意義最大。

要求轉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沒有相應的補償，這些產品的供給就會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國鄉鎮級政府承擔的基礎教育投入責任（主要是教師工資），對整個社會的效用遠遠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矯正，政府間的轉移支付是較適合的方式。由上級或鄰近地區政府對其進行適當的補助（上級的補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這類公共產品成本的分攤，調整當地居民稅費支付和受益享用間的偏差。轉移支付還可以調節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實現地區間的均等化。

我國農村稅費改革面臨的財政缺口，客觀上需要通過建立和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來解決。但我國一些地區縣級的財政也很不寬裕，轉移支付的能力有限。這需要整個財政體制的調整，建立從上到下的轉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專項撥款值得一試，如由上級對下級就教育專項補助。

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對農村稅費改革的順利進行，有重要的意義。

四、結論

農村稅費問題涉及公平與效率。農民稅費負擔沉重源于農村稅費的不公平：它沒有體現稅費支付與公共服務的對應，其金額的大小沒有考慮納稅能力的因素；它直接減少了農民收入，并扭曲了農業生產中的資源配置，影響到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稅費改革不僅要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還要解決農業生產的有效資源配置的問題。在策略上，需要改變基層政府的角色、革新整個農村稅費體系，調整政府間關系。在具體措施上需要整個制度的配套改革，發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鄉分割，完全放開糧食價格，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和實行新的農村稅費。農村稅費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應是建立地方公共財政模式。這是稅費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稅費改革工作，應以建立農村地方公共財政為目標，以效率和公平為標準，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革新整個農村稅費體系，以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的繁榮和農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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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談高校德育管理的理性思考論文

摘要：

高校德育管理具有政治方向性、組織開放性、效果后顯性、隱形性等特點。當前影響高校德育管理實效的“瓶頸”主要表現在經驗管理普遍、形式主義泛濫、管理意識淡化、隊伍建設滯后等方面，需要從管理體制、管理制度、管理隊伍、管理評估等方面進行改進和優化。

關鍵詞：高校德育 德育管理 德育工作

高校德育管理作為德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把握德育方向、完善德育功能、提高德育實效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從德育管理的特點、現狀與優化等方面對高校德育管理進行一些闡釋。

一、高校德育管理的特點。

1、政治方向性。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德育大綱》中明確規定高校德育目標：使學生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黨的領導和黨的基本路線，確立獻身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方向。

2、組織開放性。

黨和政府是德育管理的最高組織者。在我國，有關德育的指導性文件都是黨和政府綱領性文件，學校承擔著德育組織管理責任，教育行政部門、群團組織等社會有關方面同樣承擔著德育組織管理責任。另一方面，從德育管理組織活動范圍看，也已超越了學校的界限，家庭德育、社區德育、網絡德育以及其他媒體的德育作用是學校德育的有益補充。正是德育管理的組織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德育管理要注重科學合理的配置校內外一切德育資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壯大德育力量，形成德育合力，增強德育管理的有效性。

3、效果后顯性、隱形性。

德育管理要把德育的內容、任務、要求具體落實到規章制度、行為規范、文明細則中，通過有效的講解與示范，使受教育者自覺地運用文明細則、道德標準來規范約束個體行為，并逐步把這些體現道德要求的行為規范和道德理念納入自己的思想觀念體系，成為指導自身行為的道德評判標準，并外顯于行為。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要經過多次反復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見效。而且，這種后顯的作用也是深遠的，會產生一系列的功效增值效應。

二、影響德育管理實效的“瓶頸”分析。

1、普遍的經驗管理。

多年來，高校德育管理工作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對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價值。但就總體水乎而言，高校德育從傳統思維定勢出發的經驗型管理多，研究社會轉型期學生成長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及解決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的新辦法不夠。當前，高校德育面臨著多重壓力與考驗。一是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等對青年學生的成長帶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二是高校后勤社會化，使學生的學習、生活場所分散；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允許學生結婚；學分制使學生原有的固定班級組織、固定而集中的學習、生活場所難以為繼；自主擇業使部分學生重智（技）輕德；學校為了提高學生的就業率，在畢業時間、管理方式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學生在校外的時間增多了，對社會的依賴增大了，自主性、選擇性、靈活度更大了。三是互聯網上的有害信息也對青年學生的心靈產生著腐蝕作用。這些新的變化對學校的德育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實際工作中，相當一部分德育管理者或對變化視而不見，或對形勢把握不清、研究不透，仍然憑主觀經驗，按“老黃歷”開展工作，結果面對層出不窮的問題而疲于應付。

2、管理過程的質量監控和評價被忽視。

目前的高校德育管理中重形式輕效果、重眼前輕長遠、重表面輕實質的傾向還比較嚴重。投入的課時數量不少，教學效果好、受學生歡迎的不多；開展的德育活動不少，感染學生心靈的不多；用制度約束學生的多，善于解決思想問題的少。一些管理者在運用學校的規章制度進行管理時，忘記了制定規章制度并不僅僅在于管理學生的行為，而在于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和行為習慣的目的，不認真考慮這些制度與學生道德發展的關系，對學生道德生活的關心形式就是警惕學生不要違反學校的規章制度。特別是在學生人數多的情況下，只要不違反制度，學生一般會游離在管理人員的視線之外。只有違反了制度的學生才會進入管理者的視野，成為批評教育的對象。還有一些德育工作者看不到實效性在事物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喜歡走過場，搞形式，片面追求轟動效應，結果造成德育缺乏實效性，損壞了德育的形象，使學生對德育產生了逆反心理。另外，在評價德育工作時，忽視了學校德育工作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積極向上的思想道德品質和心理素質，衡量工作質量的標準應該以學生的進步為主要標尺。現實中較多的是對工作本身的評價，而缺少對學生接受程度的評價。評價多以獲得了多少次上級部門的表揚，組織了多少次活動，獲得了多少獎項，發表了多少論文等為指標，而學生對教育的內化程度怎樣則知曉得并不多。

3、管理意識淡化，“組織虛設”現象嚴重。

在高校德育工作管理部門多，“組織虛設”導致高校組織管理的松散，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組織機構設置臃腫、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第二，組織制度不嚴謹、不規范，時緊時松，忽左忽右，隨意性大；第三，組織目標不明確，責任不清。有許多部門都負責學生德育，但工作目標都是籠統的，沒有根據各部門的特點和實際形成具體可行的、層次分明的目標。

4、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工作機制滯后。

一個時期以來，加強學校德育工作，人們思考的興奮點和關注點主要是學生的教育，卻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教師自身的思想理論、道德情操建設，忽視了教師育人能力的研究，忽視了建立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工作機制。比如，在教師的專業化培養方面，往往考慮的都是如何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而忽視了教師首先要為人師表以學生健康向上品質的引導和培養學生立志成才。

三、提高德育管理實效的主要策略。

1、完善高校德育工作的管理體制。

當前高校德育工作要達到管理實效，恐怕還不僅僅是建立體制的問題，更為根本的是要明確體制運行中的職責問題，避免“組織虛設”現象。基于這樣的思考，完善高校德育管理體制，必須明確學校中誰是德育的第一責任人，哪個部門是德育的牽頭部門，如何界定包括輔導員、班主任在內的德育工作者的職責，等等。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權責明晰，主輔明確，科學設計，合力育人的效果。

2、培育良好的德育環境。

學校制定或自主采納及維系的教育管理制度的體系，它對學校道德風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學校德育制度對德育的參與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學校德育制度確認德育的內容，把對學生的道德要求以制度的形式規定下來，將德育內容具體化。二是通過制度的制定與執行，培育學校成員的道德意識，讓健康的道德意識內化到師生的精神世界，由此學校成員關于是非善惡的價值觀念就會被制度所蘊涵的道德意識所認同。三是通過學校德育制度為學校成員行為導向，因為制度內含道德價值，通過制度贊揚或表彰道德行為，禁止和懲處不道德行為，規范學校成員的道德行為，指導他們做出道德行為的選擇。

3、加強高校德育工作隊伍建設。

首先，學校黨委要把德育隊伍的建設列入黨委的議事日程，主動關心德育工作隊伍的建設。其次，要有明確的政策。不僅包括對德育工作者思想道德素質、業務能力、工作經驗等的規定，也包括對一線德育工作者的政策傾斜。再次，要加強班主任隊伍的建設。遴選班主任，不僅要看其業務水平、科研能力，更要看其思想品德及行為表現，不僅要看其“為學”，更要看其“為人”。

4、加強學生黨團組織的建設。

加強學生黨團組織的建設主要抓四個環節：一是挑選好支部書記，支部書記要有一定的組織領導能力，在學生中有一定的威信，愿意為廣大學生服務；二是組織生活要正常化，要提高黨團員的政治覺悟，加強黨團員的紀律觀念；三是支部工作要進行評比表彰，要樹立榜樣，發揮其表率作用，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四是要嚴格培養積極分子，嚴把入黨入團的關口。

5、健全高校德育評估體系。

德育管理評估需要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以工作效果為主，以平時德育工作開展情況和積累的基礎材料和原始數據為依據，工作過程和工作結果相結合。評估目標應突出重點，簡明、科學與合理。評估辦法要易于操作和切實有效，不能過于繁瑣。評估周期以學年為單位，不能太過頻繁。評估過程既要照顧全面又要突出重點；既要重視他評，也要注重自評。在德育工作評估中，應把輔導員、班主任的育人工作列為重點，把考核的結果與輔導員、班主任的遴選、職稱職務晉升等環節相掛鉤。對學生個體的評估應與業務評估結合起來，與學生的學年考核結合起來，與學生的獎懲結合起來定期進行，嚴格把關。并且要把它作為學生參加論文答辯、授予學位和參評優秀學生、參評獎學金的重要條件。對學生個體的評估要避免流于形式、有形無實的”軟約束”和”一好遮百丑”的重智輕德的現象。

第五篇：_公共財政

1、公共財政的含義、特點和職能

財政是各級政府為履行行政職能，依據有關法律和制度的規定，對國家各種資金的收支進行管理和監督的行政活動。

公共財政是指僅為市場經濟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分配行為，它是國家財政的一種具體存在形態，即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類型。

公共財政的主要特點：政府是公共財政的分配主體；公共財政分配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公共需要；公共財政具有強制性和補償性。

公共財政的職能：公共財政具有優化資源配置的職能、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和穩定經濟增長的職能。

2、公共預算的特點及其編制

國家預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財政收支計劃。公共預算有著國家預算所具有的全部特點，但又有著自身的特點。公共預算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國家預算形式，公共預算是與公共財政相適應的國家預算形式。

公共預算編制的原則：公開性原則、完整性原則、可靠性原則、性原則、法律性原則。

公共預算編制的主要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上一公共預算的執行情況；計劃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的主要指標；公共預算管理體制所規定的管理權限和收支范圍。

3、財政收支與政府采購

稅收是國家按照法定標準無償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特定分配關系。

稅收的特征：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

目前我國稅制按課稅對象一般分為流轉稅；資源稅；所得稅；財產稅；行為稅五大類。按稅收管理權限分為中央稅；地方稅；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三類。

財政支出必須遵循的原則：經濟效益原則、公平原則、穩定原則。

財政支出按經濟性質可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按國家職能可分為經濟建設費、社會文教費、國防費、行政管理費和其他支出。

政府采購是指政府機構出于行職責的需要，以購買、租賃、委托或雇傭等方式獲取貨物、工程或服務的活動。政府采購具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方法，是世界各國目前最為重要的購買性支出管理手段。

政府采購的特點：采購資金的公共性、采購目標的非營利性、采購行為的規范性、采購主體的特定性、采購活動的政策性及采購范圍廣、規模和影響力大。

政府采購必須遵循的原則：競爭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公平性原則。

政府采購的基本方式：招標性采購方式和非招標性采購方式，招標性采購是公開性較高的政府采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