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開放倒逼”到“改革促動”

尊敬的黨組織：

12年前的12月11日，許多人的工作方向都突然調整：政府工作人員扎堆參加培訓，惡補WTO知識;公關和新技術類公司緊急開會，研究怎樣溝通外國企業;涉外經貿、海關、金融、出版部門連續加班，制定并整理配套政策措施;壟斷行業的老總紛紛表態，要更加重視服務客戶……這就是媒體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第一個工作日的真實掃描。

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成員，使這個組織更加名副其實，而中國也因此具有了更顯著的世界性。

在加入WTO的15年談判過程中，中國人焦慮甚至憂懼的是：國門大開之后，中國經濟和企業能否承受來自世界的沖擊?現實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中國經濟有著遠超預期的韌性和張力，中國企業也比人們所擔心的要堅強。進口大潮著實來臨，2012年貨物進口總額比2001年增長6倍多，躍至全球第二，但出口也同步增長，2012年貨物出口總額達到2049億美元，雄踞全球第一。當時的中國銀行業剛剛引進現代商業銀行制度，看起來弱不禁風，與虎視眈眈的外國銀行相比，宛如學徒與大師決斗，然而2012年的全球十大商業銀行榜單中，中國商業銀行占了四席。

這成績絕非唾手而得。中國政府利用加入WTO的契機，以開放促改革，極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或許沒有12年前的加入世貿組織，我們仍將沿著既定的道路前行，然而速度和力度無疑大打折扣。開放的市場競爭迫使各級政府以市場化的思維來定位自己的角色，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也參與到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外資帶來了先進技術、管理理念、市場渠道、人力資源，中國也為各國的產品、資源、服務提供了巨大市場。市場化賦予了中國經濟強大的活力，全球化給了中國經濟展現活力的世界舞臺。

加入WTO將我們鎖定在經濟全球化的高速列車上，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這輛列車大大減速，讓我們更好審視全球化的弊端，思考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新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不僅表明了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堅定決心，更顯示出了中國超常的改革力和適應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提出，有力回應了西方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責，也厘清了近年來國內一些人對市場化道路的模糊和猶疑。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開放的經濟，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開放的精神;推動政府簡政放權，逐步退出微觀、做好宏觀，本身也是開放的舉措。正如《決定》所寫的，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如果說，12年前加入世貿組織，更像是一場對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提速倒逼，那么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無疑是對新的開放格局的有力促動。

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不到一個月，歷時12年的多哈回合談判，幾天前終于結出第一個碩果，在貿易便利化、糧食安全補貼、最不發達國家優惠待遇等方面達成了合作協議。對世貿組織來說，這是一個重大成果，而作為WTO的堅定支持者和重要受益者，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

在開放中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不斷書寫開放新篇。今天的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迎來現代化征程上的再出發。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二篇：開放倒逼是深化改革的有效路徑

尊敬的黨組織：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的建立再次將上海浦東推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自貿區不僅是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也凸顯了開放倒逼機制是深化改革、推動發展的有效路徑，必將進一步深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規律性認識。

開放倒逼是改革路徑的必然選擇。發展離不開改革內生動力與開放倒逼推力的共同作用。當然，開放倒逼推力是通過改革內生動力而起作用的。開放倒逼改革看似被動，實則是內生矛盾的外在需要。從歷史縱深來看，改革內生動力一般呈遞減趨勢，而開放倒逼推力往往呈遞增趨勢。正是兩大力量此消彼長的變化趨勢，致使開放倒逼成為改革路徑的現實選擇。就改革內生動力變化趨勢而言，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雖然受到陳舊觀念的束縛，但由于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因改革而受益，故改革內生動力強勁;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調整愈發深刻，在固化利益的掣肘、路徑依賴的羈絆、陳舊觀念的束縛下，改革內生動力逐步呈遞減趨勢。與改革內生動力變化趨勢相反，開放倒逼推力往往呈遞增趨勢。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陳舊觀念的強大惰性使然，開放招致傳統勢力阻擾而推力不足;但隨著開放的擴大，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勢浩浩蕩蕩，國內外兩個市場相互融合的趨勢無法阻擋，開放倒逼推力也自然呈遞增趨勢。總之，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利益格局深刻調整致使改革內生動力越來越小;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逐步增強，開放范圍和領域會越來越大，開放倒逼推力也就越來越大。

開放具有倒逼改革的關鍵作用。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開放不斷增強社會機體的多樣性，高壓力、可比選、強競爭等多樣性的特點必然會帶來應激反應、鯰魚效應和溢出效應，從而倒逼改革、推動發展，保持社會機體的活力。開放帶來的應激反應倒逼觀念突破。正如生物機體具備刺激后神經系統保持高度警覺的應激反應一樣，社會機體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國外迅猛發展與國內貧窮落后之間的巨大反差造成了強烈的觀念沖擊，沖破了當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觀念束縛，強化了“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的信念。對外開放過程中，外資的引進在緩解國內資金、技術缺乏的同時，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也給國內帶來了強大競爭壓力，倒逼國企、政府在嚴峻挑戰下被迫應付，進而積極回應、主動改革并力爭趕超。開放帶來的溢出效應催生系統改革。正如一項活動對組織外的人或社會產生超出預期影響的溢出效應一樣，對外開放不僅可以在更廣范圍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且，更寬視野與更高標準會逐步推動改革由淺入深、由易到難。

35年的改革實踐印證了開放倒逼趨勢增強的特點。回顧我國35年的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看出，開放程度與改革深度呈正相關。換而言之，開放倒逼改革的特點日益凸現。上世紀80年代建立經濟特區，深圳特區成為中國率先開放的試驗田，開放在帶來資金、技術與先進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刮來了市場經濟的新風，并開始沖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90年代開發開放浦東，標志著開放由沿海向沿江、內陸縱深拓展，浦東率先開始培育證券、期貨、產權等要素市場，開啟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大膽探索，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積累了寶貴經驗。世紀之初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開放開啟了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新階段，與世貿組織規則相銜接倒逼我國修改了數以千計的法律法規，帶動了我國諸多領域的改革舉措，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變化顯著。當前建立自貿區，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與新一輪、高標準的世界貿易投資規則相銜接的新階段，推動改革自身由優惠政策向體制機制創新轉型。總之，開放倒逼改革，開放越擴大，改革越深入。隨著改革內生動力遞減，就愈發需要以擴大開放來為深化改革注入新動力。

匯報人：xiexiebang

2014-07-31

第三篇：開放倒逼機制的實踐深化了對改革規律的認識

尊敬的黨組織：

我國對外開放的范圍與領域不斷擴大，尤其是自貿區的建立，不僅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更表明改革自身也隨之開始轉型。

新階段改革主要是由服務業開放所倒逼的改革。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國制造業領域的開放程度實現了新的飛躍，抓住了全球產業梯度轉移的歷史性機遇，加快了中國發展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當時我國服務業發展程度較低，故在談判中對服務業設立了保護措施，服務業市場準入極為嚴格。區別于上一輪經濟全球化，本輪全球化的最大特點就是服務業的開放，主要特征是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服務業整合制造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開放倒逼改革，但開放領域不同，改革重點也有所側重。隨著開放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變，改革本身也隨之轉型，即由過去直接有形的優惠政策向當前間接無形的制度創新轉型。

新階段改革越來越逼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由于制造業對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更加敏感，因此，以往的改革主要是通過“特區”“新區”來爭取優惠政策。與制造業不同，服務業則對公開公正、高效透明的綜合營商環境更加敏感，也由此推動改革由政策優惠轉向制度創新轉型，并越來越逼近市場經濟的本質。比如，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所遵循“非禁即入”原則，其實質就是政府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不在無形市場上錯伸有形的手，必然會倒逼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又如，準入前國民待遇和競爭中立原則，其實質就是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原則，即各類所有制性質的市場主體都享有平等的權利，這必然會倒逼投資審批制度改革。

新階段改革鮮明地體現了勇氣與智慧的有機結合。與優惠政策式改革相比，制度創新式改革難度更大。就涉及問題而言，制度創新式改革涉及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矛盾相互交叉與重疊;就涉及部門而言，涉及政府部門越來越多、層級越來越高;就改革路徑而言，已對政策優惠式改革產生路徑依賴，而普遍對制度創新心存畏懼。面對矛盾和挑戰，自貿區的建立不僅體現了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堅定國家意志和巨大政治勇氣，也彰顯了對改革規律深刻洞察基礎上推進深層次改革的智慧。自貿區所撬動的改革已不再是單一事項的改革，而是涉及制約中國發展諸多深層次、一攬子的改革;自貿區始終是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匯聚了國家職能部門與地方政府的共同智慧與力量，體現了頂層設計與地方探索的有機結合;自貿區打破了對政策優惠的路徑依賴，開啟了體制機制創新的改革新模式，這種增量改革模式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改革阻力。

應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以改革開放為己任的浦東，在23年的開發開放歷史進程中積累了一條重要經驗：在承擔和服務國家戰略使命過程中實現發展。面對自貿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浦東必須擔負起國家深化改革、推動發展的戰略使命，以率先形成開放倒逼機制為目標，為全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積累新經驗、作出新貢獻。

匯報人：xiexiebang

2014-07-31

第四篇：從“綜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從“綜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系統學習總書記十八大前后關于改革開放的重要論述

作者：張伯里 《光明日報》（2015年02月11日 13版）

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題，也是習近平同志長期思考和實踐的重要問題。他在各個工作時期都曾就此發表過大量重要論述。

我們的改革還存在不系統、不配套的問題，突出表現是“中間梗阻”

30年前，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全縣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會議上曾專門講到綜合改革問題。他指出，我們的改革還存在不系統、不配套的問題，突出表現是“中間梗阻”，各部門之間動作不協調，步調不一致。他尖銳批評有的同志思想保守、政治遲鈍，對改革工作不主動、不敏感，缺乏改革責任感，等、靠思想突出，上級推一下動一下，不推不動，甚至推也不動，“寧肯不改革也不犯錯誤”，忽略了“不改革我們才是犯了大錯誤”。他明確提出，要把對待改革的態度如何、改革工作搞得好壞作為檢驗和考核各級領導干部是否稱職的一個重要標準；要求黨員干部做清醒的領導者，各部門、各單位都要積極改、主動改，大膽探索，勇于創新，敢于撞擊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習近平同志還特別強調各級干部要做好改革的保護傘。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問題的，一律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縣委、縣政 1 府一定做大家的保護傘，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護傘。對于不滿、抵制甚至反對改革的上訪信件一律不要向下轉，有關部門要負責處理、答復和解釋這一類的匿名信件；對于陷害改革者、破壞改革工作的人和事件，一定要從嚴查處。

我們不擔心說錯什么，只是擔心“意識貧困”；也不擔心做錯什么，只是擔心“思路貧困”

在寧德工作時期，習近平同志提出，我們必須以審視的眼光看待不適應我們獲得更快發展的一切并對其進行改革。我們的改革只能是積極穩妥地推進，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態度要堅決，實施要謹慎。總體改革的設計必須是目標方案、過渡性方案和分步實施方案相互銜接配套，不求一步到位。他重視解放思想在推動改革開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樹立“不恥落后，意氣風發，放膽開拓，爭先創優”的閩東風格。他指出，我們不擔心說錯什么，只是擔心“意識貧困”，沒有更加大膽的改革開放的新意；也不擔心做錯什么，只是擔心“思路貧困”，沒有更有力度的改革開放的舉措。只有首先“擺脫”了我們頭腦中的“貧困”，才能使我們所主管的區域“擺脫貧困”，才能使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擺脫貧困”，走上繁榮富裕之路。

關于開放，習近平同志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在開放中發展的。任何一個民族的發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處在開放交流之中，經常與外界保持經濟文化的吐納關系，才能得到發展，這是歷史的規律。他還具體闡述了“雙向開 放”即對內、對外同步開放問題：一方面積極參與本地區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市場競爭，加強外引內聯，大力引進信息、資金、技術和人才，進行優勢互補；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和交換，努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促進本地區經濟的全面發展。

在“大膽設想”的同時，還要“小心求證”，盡可能把改革的風險和代價降到最低限度

在浙江，習近平同志把改革看作是活力之源。他高度重視搶抓戰略機遇期，提出搶抓戰略機遇期要有歷史緊迫感，只有抓得早、抓得緊、抓得實、用得好，才能搶占先機，贏得優勢。他大力倡導在各項改革中要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膽地闖，大膽地試，超越原有的體制障礙，從根本上沖破束縛發展的桎梏。他提出，要繼續發揚敢闖、敢冒、敢干的創新精神，堅決沖破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堅決改變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堅決革除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同時，要正確處理改革與規范的關系，避免先改革后規范、先發展后整治的被動局面。要通過法律法規等形式，及時把成功的做法和經驗規范起來，在率先規范中再創體制新優勢。

習近平同志還多次提出要步步為營，年年有成，積小勝為大勝。強調要善作善成，處理好部署與落實的關系；要再接再厲，處理好堅持與深化的關系；要統籌兼顧，處理好當前與長遠的關系。強調我們在“大膽設想”的同時，還要“小 3 心求證”。不搞一刀切，不求齊步走。要鼓勵成功，寬容失敗，糾正失誤，避免反復，減少失誤，盡可能把改革的風險和代價降到最低限度。

習近平同志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指出浙江正處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關鍵時期，必須“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他借用“地瓜理論”對此作了生動論述：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為的是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但它的塊莖始終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擴張最終為的是塊莖能長得更加粗壯碩大。同樣，我們的企業走出去，主動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并非資源外流、企業外遷，這是在更大的范圍配置資源、在更大的空間實現更大發展的需要。

到中央工作以后，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就全面深化改革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鮮明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工程極為宏大，零打碎敲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要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強調要防止“改革與我無關，開放離我很遠”的錯誤認識，要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蹄疾步穩務求實效等。

從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改革開放的重要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其中不少思想觀點都是對他以前相關論述的凝練、發展和升華，是他多年思考和實踐的結晶。我們要全面把握總書記十八大前后關于改革的思想和論述，深入 領會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同心同德、凝神聚氣，不斷把改革大業推向前進。

（作者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刊于《學習時報》2015年2月2日，本刊刊登時有刪節。）

第五篇：《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讀后感.doc

不得不幻滅的夢想：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在國際事物中，中國似乎經常遭受西方世界的誤解。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已經越來越透明。一個華裔美國人研究中國四十余年，為了寫自己的著作100多次來華訪問，這才是一個學者該有的精神。本文客觀公正，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或許真的得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我們的國家才夠透徹。李侃如是美國對話政策制定的主要參與者，通過這些人的研究，外國對中國的研究最深的美國，而每一次的對華政策總是那么的不偏不倚還是有其可靠根據和來源的。

本書第一部分名為“遺產”，追溯君主制和家長制的歷史塑造了中國，也長期困擾著中國。主要說明了中國儒家文學對中國后世的治理。等級宗族制度，對于社會穩定的作用。儒家的利益文化對于控制人們的言行，以及教化人天生的順從。文化對一個名族的影響，清晰而透徹的被說明了。

第二部分：作者以大量篇幅剖析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從中可見中國現行體制的淵源： 1949～1966, 中國的縮影似乎是：對毛的個人崇拜，當然這和中國幾千年的地址有關及中國的意識形體必然相聯系的，習慣上中國民眾需要一個萬能至高無上擁有絕對權威的君主來統治自己。毛對政治決定的嚴格執行，被意識形態狂熱驅使的順從的民眾，藐視世界其他地方——折射出中華帝國的歷史烙印。帝國傳統養 育出這樣的觀念：國家制度建立在意識形態的信念上，在訂端要有強勢的個人領導，以及全國性的政府官僚機構。政府要為全社會建立道德框架，政府的影響力應當無處不在。

作者認為，中國政體與西方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它龐大的規模、相對先進的國家行政管理官僚機構，和清晰而明確的國家意識形態。” 相對于這么龐大的組織機構而沒有相應的監督制度，在毛時代中國甚至沒有形成任何適宜的法律。而國家的政策也偏向于在政治斗爭中獲得勝利的農民。

毛時代政體的錯誤和毛權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是由毛澤東“掌握著確定中國正確的意識形態的選擇權。”他發動這些具有破壞性的 可怕的運動，更適合革命時期入黨的農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們不習慣官僚程序，更喜歡戶外政治。運動手段嚴重影響了國家政體，集中體現了毛的核心理念：他 可以充分發動群眾去實現他為他們設定的幾乎一切目標。

毛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毛輕視知識分子（他本身是一個邊緣化的知識分 子，一生都在做傳統知識分子所做的事情），認定其三大原罪：沒有深入民間了解真實情況，是一些說“不”的人，高人一等的姿態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他對知識 分子的迫害，使國家發展付出沉重的代價。所有的政府都會在公共政策上出錯，但很少有國家遭受像中國這樣因迫害知識分子而出現的巨大失誤，其經濟損失和人類 悲劇難以估量。

作者生動描述了毛時代領袖和體制的矛盾：毛周期性地在與自己的創造物作戰，毛很擅長劃分階級和派別，是不同派別和階級相互斗爭，而其一身也樂于這種戰術的作戰，結果這種混戰使他和體制都精疲力竭，卻沒有產生一個明確的贏家。毛創建了龐大的制度性結構——黨政軍，來治理中國，但大躍進和文革嚴重破壞了這些結構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毛在中國多年混亂后建立了一個強大合 法的政治體制，又用他生命的最后幾十年來毀滅這個體制的效力。在作者看來，毛到了晚年，已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給中國的影響也是悲劇性 的：“1959～1976年，中國政治一直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圍繞著毛的接班人問題運行。這個體制在毛晚年時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10年取得的某些政治成就。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將作為一個杰出的領袖被人緬懷。”

重要的是總結教訓。作者在書中寫道：20世紀的中國歷史每10年遭遇后果嚴重的 政治巨變，折射出中國政治的固有缺陷：

1、中國領導人善于組織復雜的政府官僚機構，卻未納縝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與制度，以免權力斗爭擾亂整個體制。

2、中 國公眾一直沒有得到機會，去發展正常的政治參與渠道，政府當局總是動員群眾為政府確立的目標去努力，并在其過程

中參加對國家領袖的頂禮膜拜。民眾不曾在穩 定和自強的制度基礎上進行有意義的、實質性的政治參與。中國的中產階級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產階級是作為國家權力的對立面而成長的。中國公民沒有被賦予日復一日的機會，去發展組織自治團體或協會的技能。

第三部分：鄧的改革時代

在這里必須說明鄧的威望來至于何處，1920去法國等留學歸來，參加長征，1940年到新中國成立期間擔任了一個領導團的政委，這個團隊囊括了，中國建國初期的絕大多數高層領導。其在50、60年代的威望僅僅次于第一領導人劉少7，在文革期間夫妻，父子之間都相互揭發、和迫害，而鄧沒有檢舉和揭發任何一位戰友，這對其以后付出鋪平了道路。毛時代留下的滿目瘡痍正好適于鄧的改革，意識形體不能控制民眾的時候，只有真切的改革才能使民眾感受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改變。在改革的初期85年之前，民眾確實感覺到自身利益的很大改變，但這之后好像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其中最為深刻的講解是中國高層領導的任命制度，體制內的事情，決定最總成敗的也不過是幾個人之間的博弈。說多了就是唄和諧的事情了。最過深刻的就是高層想過獲得真實信息的可靠途徑一直不得暢通的問題，信息時代相信這一問題后世會有所解決。

第四部分：中國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經濟成長與成就，同時指出了中國現金社會的諸多弊端。

對技術的莫視，只注重勞動力的投入來提高生產率。

盲目的引進投資，及其后期的治理問題。

中國的自然資源的浪費，水資源的合格率和耕土面積的流失，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對中國未來發展問題的探討

看當下中國，在體制上雖有一些進步（比如一年一度的“兩會”開得越來越活 躍），但上述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層和底層的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作者因此預見，中國未來的穩定并不樂觀。六年過去了，預言應驗。如果政體改革 仍然遲緩，這個“不穩定”的預言還將不斷應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