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推進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對策

論推進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對策

[摘要]2006年6月，廣西啟動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各市、縣都在扎實穩步地推進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三年來廣西縣鄉黨校事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如：基礎設施建設有了新突破；資源得到了整合，“大黨校”新型格局得以逐步形成；培訓對象、培訓內容基本上實現了“兩個拓展”，班次設置、培訓模式、教學方法推進了“三大創新”，等等，成效是巨大的。但是，為了更進一步推進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更要認清目前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有哪些制約因素，又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呢?帶著這個問題，作者深入來賓市各縣(市)進行調研，形成此文。

[關鍵詞]縣鄉黨校；教學管理；體制改革；來賓市

[作者簡介]黃明英，中共廣西來賓市委黨校教師，法學碩士，廣西 來賓,546100；張少寧，南寧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哲學碩士，廣西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723(2009)09-0170-0003

一、制約推進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因素

(一)縣級黨校的培訓主導力量后勁不足

經調研，我們看到，縣(市)級黨校在農村黨員和村級干部的“大培訓”中，竭盡全力且付出艱辛，所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但是，縣(市)級黨校作為縣(市)域范圍內的培訓主導力量，其后勁不足影響到培訓主導作用的發揮也是非常明顯的。

1、骨干教師少

縣(市)級黨校在師資方面存在著骨干教師少，且素質能力跟不上培訓需要的突出問題。以來賓市為例，各縣(市)級黨校專職教師一般不超過10人。同時，在本來就少的專職教師中，能夠擔綱上課并真正能夠熟練應用互動式、案例式等現代培訓方法的教學骨干更少。各縣(市)黨校不管是專職教師還是行政管理人員，都存在著年齡偏大的現象，多年沒有引進應屆大學畢業生，從而出現師資力量不足、知識更新不快、理論水平不高、教學實踐缺乏的問題。

2、師資培訓經費嚴重缺乏

縣(市)級黨校經費不足，這是一個普遍問題。由于縣(市)本級財政困難，僅能維持縣(市)級黨校一般性辦公開支；舉辦培訓班(含農村黨員和村級干部)所需經費，基本上是財政預算內，由縣(市)委組織部門掌控，縣(市)級黨校并無主動權。但是，黨校與黨政部門辦公開支結構不一樣，不僅有一般性辦公開支，且為教學單位，更重要的是教員的進修、培訓、調研等經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財政歷來無此項預算列項，黨校自身并無其他創收，從而造成師資培訓經費的缺乏，進而嚴重影響師資水平的提高。

3、部分黨校設施落后

縣(市)黨校的設施落后，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以來賓市為例，忻城縣委黨校校園整體建設陳舊，教學樓年久失修；忻城、金秀、合山三縣(市)委黨校沒有建設學員住宿樓，難以適應農村黨員、農村兩委干部、農村實用人才集中縣(市)黨校培訓的需要。此外，部分縣(市)黨校的辦公教學設備特別是在多媒體教學設備遠程教學節目接受站方面有待加強完善。

4、黨校內部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

主要表現在，黨校內部實行部分“參公”和大部分“事業”兩種編制。特別是公務員實行“陽光工資”后，黨校大部分“事業”編制人員的津補貼問題沒有解決，從而導致黨校干部職工之間因工資福利差距大，影響到教員工作積極性。可以說這是目前影響全區縣級黨校甚至部分市級黨校發展的瓶頸問題。

(二)鄉鎮黨校培訓工作的基礎不牢固

鄉鎮黨校，是整個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基礎層級，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以來賓市為例，目前，大多數鄉鎮黨校已經具備“四有一能”條件；但是，培訓工作的基礎不牢固，也是明顯的。

1、缺編制、無師資

目前鄉鎮黨校基本上還是臨時機構，沒有編制。鄉鎮黨校工作基本上是由當地鄉鎮黨委一副書記或組織委員管理，而副書記或組織委員其他日常工作本來就繁重，難以集中更多精力做好黨校方面工作。鄉鎮黨校基本沒有專職教員，遇到培訓任務基本上是臨時從上級黨校或其他單位如農技部門或政法部門等邀請技術人員到場培訓。

2、缺經費、少培訓

大部分鄉鎮經費緊缺，特別是實行“鎮財縣管”制度和取消農業稅制度之后，部分鄉鎮特別是農業鄉鎮的日常辦公經費都吃緊。這個問題，不僅存在于來賓市，可以說整個廣西都有這樣的情況。從而導致鄉鎮黨校辦班培訓方式主要是短期的以會代訓，效果不明顯；在農村教學點的培訓中，嚴重偏向于“實用知識和技能”培訓，而缺少“政治理論”方面的培訓。

(三)整合部門培訓資源的長效機制尚未真正建立

從實踐來看，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組織部門牽頭抓總，黨校負責實施，部門通力協作，社會力量積極支持”的運行機制。但是，如何整合并利用好這些部門的培訓資源，充分發揮這些部門在農村黨員、村級干部和農村經濟能人“大培訓”中的作用，各縣(市、區)做法不一，效果參差不齊。

雖然一些縣(市、區)把一些涉農部門的培訓任務和培訓經費，納入了農村黨員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大培訓”；但是，并沒有制度化和常態化，整合部門培訓資源的長效機制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還處于一種臨時措施狀態，即臨時舉辦什么類型的農民培訓班，就邀請相關部門參與；相關部門是否參與，則由這些部門的積極性來決定。目前各縣(市、區)開展的農村黨員“大培訓”經費，主要的還是由縣(市、區)財政支付，涉農部門的培訓經費并沒有獲得統一調劑使用，依然處于各自培訓而又培訓不足的情況。如2009年，為應對金融危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推出了“培訓返鄉農民工”的措施并配套相應培訓資金，各縣(市、區)并沒有把此項措施納入農村“大培訓”范疇，依然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唱“獨角戲”，又培訓不足。類似這樣的情況，整合部門培訓資源將成為一句空話。

二、推進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對策

(一)切實加強縣級黨校建設

首先，切實貫徹黨校工作條例，各級黨委負有建設好黨校的責任。

我們黨歷來重視黨校工作，黨中央制定和頒布實施《中國共產黨黨校工作條例》，是我們黨建設黨校、辦好黨校、充分發揮黨校干部培訓主渠道主陣地作用的法規性文件，各級黨委負有建設好黨校的責任。2009年1月，自治區黨委郭聲琨書記在全區黨校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各級黨委一定要牢固樹立黨委辦黨校、黨委管黨校的政治責任意識，切實把黨校工作納入重要的議事日程”。各級黨委應按照這一要求，把本級黨校建設好。

其次，各級黨委要從一個全新的視野和高度，認識縣級黨校的地位、作用和任務。

縣(市)級黨校，是我們國家具有單位編制的基層黨校，承擔著縣域范圍內黨員領導干部培訓輪訓任務。實踐證明，哪一個縣(市)級黨校的建設得到加強，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哪一個縣(市)的農村

“大培訓”就得到有效的實施，對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廣大農民群眾就產生廣泛影響。可以說，縣(市)級黨校作用的發揮，已經成為推進農村“大培訓”的有力抓手。

第三，加強縣級黨校建設，重在提高能力、完善設施、發揮作用上下功夫。

提高能力，重點在三個方面：一是提高縣(市)級黨校師資培訓能力；二是提高縣(市)級黨校培訓的容納能力；三是提高縣(市)級黨校教員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研討能力。完善設施，著重在于盡可能地完善教學設施和生活設施，為教職工和學員提供良好的教學、工作、學習和生活條件。發揮作用上，主要體現縣(市)級黨校以下三個作用的發揮：在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中主要策劃和組織實施的“龍頭”作用、在農村“大培訓”中政治理論教育的“主角”作用和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話語權”作用。

(二)切實加強鄉鎮黨校建設

首先，要繼續明確加強鄉鎮黨校工作。鄉鎮黨校承上啟下，必須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以目前情況為出發點，可以實行鄉鎮黨委一名副職領導或組織委員具體負責鄉鎮黨校工作的制度試點。

其次，鄉鎮黨校應當具備正常培訓功能。在調研中，一些鄉鎮黨校工作被列為黨政辦公室的工作任務，即由鄉鎮黨政辦公室主任或秘書來承擔鄉鎮黨校的培訓管理職責；也有一些鄉鎮工作人員建議，可以由鄉鎮涉農技術站(所)的技術人員兼任鄉鎮黨校的工作人員。鑒于生育率降低小學生源減少，一些村級小學甚至鄉鎮中學合并的情況，可以挑選1～2名縮減的教師連同編制，調入鄉鎮擔任鄉鎮黨校專職人員。當然，后一種做法，必須由縣(市)委縣(市)政府統一調配。

其三，對鄉土人才和農村教學點試行財政補貼。對作為兼職教員的農村各類實用人才，可以試行工酬制度，配置以責任制度，從而提高他們的積極性，規范“雙帶作用”，更好地起到輻射效果。對農村教學點(農家課堂或種養基地)的建設，可以試行財政性補貼，加大資金扶持，促使農村教學點建設上規模、上檔次。政府相關部門可與基層金融機構如農業銀行、信用社等協調，向被選為農村教學點的各種養殖場、林果園等在貸款方面給予優惠政策，比如優先放貸、低息貸款等。

其四，加強對兼職教師的再培訓。目前在鄉鎮黨校，基本上把當地鄉鎮農業服務中心等機構的技術人員和農村實用技術人才作為兼職教師。為了更新知識，有必要組織他們不定期到相關科研院校如農業、林業、畜牧水產院校等進行相關的技術培訓。同時，在對農村黨員、農村實用人才的培訓過程中，在注重實用技術的培訓的同時，還要注重政治理論培訓學習，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

(三)加強培訓資源整合

第一，健全經費整合長效機制。鑒于目前涉農專項培訓經費各部門各自掌握的情況，探索建立“組織部門牽頭、涉農(含相關)部門出錢、黨校培訓、效果共享”的長效機制，將各部門培訓專項經費納入全縣(市、區)農村黨員干部和各類實用人才培訓經費的總盤子，統籌運作。同時要把農村黨員干部的教育培訓經費納入縣級財政預算，并從各級留存的黨費中提取一部分作為黨員培訓經費的重要來源渠道。

第二，創新管理機制。首先要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組織部門牽頭抓總、縣(市、區)黨校具體協調負責、相關部門通力協作、社會力量積極支持的培訓運行機制。完善調訓計劃、申報審批、檔案管理、培訓登記等制度，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教育培訓工作合力。其次要建立健全培訓目標責任考核、評估機制，定期對各鄉鎮黨委和各部門開展培訓情況進行檢查、評估、獎懲，完善評教、評學、評管綜合評估體系。

(四)健全業務指導機制

首先，把目前縣(市)級黨校的部分培訓任務轉移給市級黨校。一方面將縣(市)直科級單位的正科級領導干部和鄉鎮黨政主要領導，一并納入市委黨校培訓范圍，縣(市)級黨校只承擔副科級及以下干部的培訓，讓縣(市)級黨校集中更多精力，推進農村黨員、村級干部和農村經濟能人的“大培訓”。另一方面，繼續實施農村兩委主要領導和“大學生村官”，由市委組織部農村干部培訓基地培訓。

其次，市委黨校加強對縣(市)級黨校的業務指導。在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中，市委黨校對縣(市)級黨校的業務指導，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協助縣鄉黨校建立“三庫一基地”；二是派出骨干教師擔任縣鄉黨校相關理論課程的教學任務；三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吸納縣(市)級黨校骨干教師到市委黨校培訓和參加教學科研研討活動；四是市委黨校會同市委干教辦公室對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進行評估指導。五是市委黨校與縣(市)級黨校相互委派骨干教師上掛下派掛職鍛煉。

其三，強化縣(市)級黨校的職能。賦予縣(市)級黨校整合、指導和評估鄉鎮黨校、縣(市)直部門開展教育培訓工作的三項職能。同時強化縣(市)級黨校內部管理、實施責任追究制，對縣(市)級黨校教師進行責任分工，把指導鄉鎮黨校和部門開展培訓工作的任務分片落實到人，促使每位黨校教師積極參與和融入到縣鄉黨校改革工作中來。

推進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既增強了縣(市)級黨校的活力，又有力地推動農村黨員、村級干部和農村經濟能人的“大培訓”；既是基層黨建的重要內容，又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辦法。這就需要我們大力支持，并認真總結經驗和進一步探討。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困境。遇到困境時，進行對策的探討，又會進一步推進改革。這樣，縣鄉黨校教學和管理體制改革一定會取得更好的成績。

第二篇：基層黨校經濟教學的困境與對策[推薦]

基層黨校經濟教學的困境與對策 XX

市委黨校 陳老師

摘要：黨校基層經濟教學面臨著理論與實踐脫節、信息不對稱、教學專題設置難等諸多問題，應通過基層教師、黨校、和省市黨校三方面共同著力，形成合力，有效提高基層黨校經濟教學質量。關鍵詞：基層黨校 經濟教學 困境

在新常態下，經濟熱門問題和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逐漸成為基層干部關注的焦點，更是干部培訓的主要內容之一。而經濟教學是基層黨校教學中的難點，多數基層黨校在經濟教學中遇到了不少困境和問題，這些困境和問題必須予以重視和解決。

一、基層黨校經濟教學的主要困境

經濟教學不同與其它學科不同，專業性強，對教師要求高，一些區域經濟、產業經濟等經濟教學很難生動形象，教師備課花費精力和時間多，學員總體評價不高，這些現象造成不少基層黨校教師不愿意上經濟學課程。

(一)教師理論與實踐脫節 1教師專業水平不高

一是基層黨校專業程度不高。多數基層黨校教師較少，一般情況多則十幾個，少者五六人，許多基層黨校教師都是“萬金油”，沒有自己的專攻方向，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哪里需要哪里搬，只要有什么新的熱點問題，就開展哪個熱門專題教學。二是經濟學專業性強，難以觸類旁通。一些基層黨校即使是招到的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而經濟學本身分支較多，經濟學門類下設專業類3個，17種專業，宏觀經濟、區域經濟、產業經濟、金融學、互聯網經濟等對專業劃分比較細，各個專業之間難以觸類旁通，這就要求經濟學教師需要不斷學習各類經濟專題知識。2教師缺乏實踐

經濟學教學除了要求教師專業水平高外，更需要理論聯系實際。不少基層黨校要求講當地經濟發展情況，講“本地話”，這就要求教師需要比較豐富的實踐工作經驗。以我們XX市黨校為例，“XX新型城鎮化探索”、“加快推進XX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洋強市”等經濟教學課程，都需要我們有一定的實踐經驗，或需要我們多次深入基層調研，才敢上講臺給學員講授。即使這樣，難免在產業政策等方面仍不如有豐富基層實踐經驗的學員理解的透徹、把握的到位。3聯系當地實際難度大

一些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課程，在與當地實際相聯系難度較大。一是一些試點或示范區雖然是當前區域經濟的熱點問題，但本身發展并不成熟，甚至部分仍處于剛剛探索發展階段，試點工作思路也并不清晰，示范成效可能并不明顯。二是對于試點或示范區，基于宣傳工作，以及對試點基層工作的認可，教師對于試點單位存在的一些敏感問題并不太敢明確點出。三是一些當地政策和規劃變化快，也給區域經濟課程與當地實際聯系帶來一定的難度和尷尬。4科研薄弱影響教學

科學研究是黨校教學的基礎。特別是區域性的經濟教學，必須需要科研工作。基層黨校由于制度、經費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科研的投入。基層經濟教學同樣由于缺乏激勵機制、科研難度大、調研時間長等原因造成科研的主動性不強、科研水平不高等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經濟教學水平的提升。

(二)經濟信息不透明、不對稱

經濟信息不透明、不對稱也是經濟教學的難度之一。主要表現在經濟數據不易獲得、不少經濟數據比較陳舊、數據與實際有較大出入。1經濟數據不易獲得

經濟數據對于經濟教學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經濟教學過程中運用經濟數據說明經濟運行規律，最有說服性。但在基層黨校經濟教學過程中，經常苦于需要的經濟數據難以獲得。一是不少經濟數據保管部門對數據外傳持緊慎態度。黨校并非經濟數據來源部門，教師甚至需要通過自己的渠道向其它有關部門獲得。而當前不少數據來源部門既出于對數據的保管秘密性，也不想增添自己麻煩，更不想為此負無必要的責任，因此對于經濟數據保管都非常緊慎，增加了基層黨校經濟教學人員搜索經濟數據的難度。二是基層黨校信息化建設滯后，造成網絡、報刊等經濟數據難以獲取。當前多數基層黨校圖書館建設落后，基本沒有專門的經濟數據統計期刊或圖書，同時黨校內網基本無法登入維普、知網等網上數據庫，而這些數據庫數據收費價格又比較高，這些原因進一步限制了基層黨校經濟教學數據獲取。三是基層黨校經濟教學人員精力不足。基層黨校相對缺乏專業經濟教學人員，不少教學人員仍要堅持行政、管理等方面事務，同時缺少團隊配合協作，影響了數據的收集和分析。

2不少經濟數據比較陳舊

在經濟類教學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易獲取經濟數據，另一個問題獲取的不少公布數據都過于陳舊。由于經濟數據從采集、整理、公布及發表都需要較長的時間，而一些政府部門政務信息公開不足，統計部門數據更新緩慢，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教師獲取教學數據比較陳舊的現象，導致在教學授課過程中無法用新的數據來吸引學員的注意。3數據與實際有較大出入

經濟數據在采集、統計、整理等過程中，難免有些誤差，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些地區或為政績、或為應付任務、或為爭取補貼等原因慌報數據的現象也大量存在，這就導致經濟數據與實際差距較大。

（三）教學內容和專題設置難度大

目前，經濟學科的經濟熱點問題層出不窮、經濟熱點話題時效性較短，造成教師教學內容需要通過不斷的更新來增加學員的可聽性。同時經濟類教學專業性較強，不論類似海洋經濟類的產業經濟，還是城鎮化類的區域經濟，不論教師如何口語化，仍不好擺脫其本身專業性用詞，無法運用喜聞樂見的形式來表達，以吸引學員的注意。因此，在教學內容和專題設置上既要兼顧經濟熱點問題，又要兼顧教師教學難度，還要考慮學員的可聽性，使得經濟類教學內容和專題設置難度較大。

二、提高基層黨校經濟教學水平的對策

基層黨校經濟教學面臨著教師理論與實踐脫節、經濟信息不透明不對稱、教學內容和專題設置難度大等諸多問題，經濟教師、基層黨校、上級黨校必須切實拿出有效措施、協調配合、形成合力，聯動推進。

（一）基層黨校教師必須切實提高教學水平

基層黨校教師作為授課的主體，必須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培訓，通過創新教學方法，緊密結合現實問題，來提高自身的整體經濟類教學水平。

1加強學習和培訓，提高自身素質

由于經濟熱點問題時效性、專業性較強，因此，作為基層黨校經濟類教師必須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培訓，提高自身素質。一是加強學習和培訓。作為基層黨校教師，你要給人家“一桶水”，自己就要準備“十桶水、百桶水”，課上“一年功”，課下“十年功”，為此，要組織教師參加各類師資學習和培訓，既可以通過上級省市黨校的培訓班學習，也要吧倡導教師到高校學府去進修，讓黨校教師在學習和培訓中找差距，讓黨校老師在學習和培訓中不斷提高。二是增強自身理論水平。黨校經濟類教師如果沒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容易“空對空”、“就事論事”、“人云亦云”，教學內容就會陳舊、空洞。其實，每個經濟熱點問題背后，都顧有著本身經濟原理。對于每個經濟熱點的分析，既要從經濟學原理去剖析，也要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去觀察，更要緊緊扣住時代主題，緊密結合現實問題，認清熱點問題發展趨勢，增強分析問題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三是要研究方向要相對集中。許多基層黨校對教師的要求是“萬金油”，僅要“博”又要“專”，而對于經濟類教師來說，學科專業性要求更高，也就是經濟類教師必須在研究方向要相對集中，就有這樣，才能在有限的時候比較全面、比較深入的掌握專業知識，并通過長期的積累，才能不斷充實和創新教學內容。2創新教學方法，提高課堂教學能力

面對干部教育培訓的新要求，基層黨校教師必須通過不斷創新教學方法、增強課堂組織水平，來提高課堂教學能力。一是創新教學方式方法。要努力打破傳統經濟類教學的傳授式的教學方式，努力能過創新教學方式，推行“研討式”、“案例式”、“體驗式”等方式方法，確保經濟類教學教學取得實效。二是掌握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的能力。即能夠熟練掌握多媒體課件的制作技術，以精美的課件恰到好處地配合教學內容，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三是加強課堂組織能力。在經濟類教學的全過程中，只有增強課堂口頭表達能力、參與能力和組織能力，才能組織好講稿，課堂講授內容才能觀點新穎、重點突出、布局合理、邏輯嚴密；才能有深度、有新意、有吸引力。

3深入基層部門，交流經濟信息

對于基層的不了解，和缺乏部門經濟信息，是黨校經濟教學的一個難點。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一是要讓黨校教師到基層掛職鍛煉。通過基層掛職，可以豐富教師的基層實踐，切實解決好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兩張皮”問題，進一步增強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二是深入基層調研，努力參與一些政府部門會議。基層黨校可以通過參與市委市政府及其它經濟部門的課題的機會，深入基層調研，參加一些經濟部門會議，及時有效獲取基層情況和經濟數據。三是增強與學員多交流，獲取信息。黨校學員都是來自不同的基層實踐工作者，他們不僅是擁有豐富著一線的工作經驗，更是掌握著基層的基本情況。因此，經濟類教師可以通過黨校學員的交流溝通，能有效、及時的掌握到基層的一手材料。

4教科研一體化，實現良性互動

基層黨校教師要切實加強教科研一體化建設，大力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科研作風，堅持把理論學習與研究現實問題、總結實踐經驗結合起來，實現科研和教學良性互動。特別是要緊密結合本地區、基層部門的實際，認真研究解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努力研究解決基層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經濟利益問題、本地區本部門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基層突出問題結合起來，切實提高理論素養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促進科研成果和授課成果能及時運用于當地黨委和政府決策中，為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效服務。

（二）基層黨校加強保障經濟教師實踐活動

基層黨校領導要重視經濟教學工作，努力為經濟教學提供信息支持、科研支持、部門聯系等保障，激發經濟教學活力。

1開展培訓需求調查，科學設計教學內容

開展培訓需求調查，堅持因需施教，科學設計教學內容，合理確定各個班次經濟熱點問題和地區發展問題，努力緊扣住時代主題，緊密結合實際現實問題，使教育培訓更好地適應學員的思想和工作實際，吸引更多的干部參加黨校培訓。2保障實踐活動，支持科研工作

經濟學的科研工作，有效促進基層黨校經濟類教學水平的提升。基層黨校應該切實保障教師實踐活動，支持科研工作，特別是鼓勵參與市委部門的課題研究。一是要跟相關經濟部門多聯系。創造條件讓經濟教師多接觸經濟部門工作，為經濟教師調研、掛職、獲取數據等事項進行溝通協助。二是要支持經濟科研工作。在經濟信息獲取方面，可以將政府部門相關文件和信息轉發到經濟教師手中，可以通過加強圖書館建設同，增加經濟期刊、統計信息，也可以通過多渠道多途徑為提供經濟教師提供包括知網在內的網上數據庫,有條件的基層黨校可以出臺相關制度鼓勵黨校教師進行科研工作，鼓勵黨校教師把科研的成果轉化為教學成果，甚至為市委市政府決策咨詢成果，為中心工作服務。

（三）省市黨校加強經濟學科指導

基層黨校的發展離不開省市黨校的指導和幫助，同樣，基層黨校經濟教學也需要省市黨校及其經濟科研室（部）的指導和幫助。省市黨校應該多組織省市縣黨校校際間交流活動，一是通過一些專題師資培訓班的形式，或者專題研討會的形式，加強省市縣校際黨校之間的交流，促進省市縣經濟教學的溝通。二是通過“結對子”的方式培養基層黨校經濟教學新人，基層黨校經濟教師選好研究方向，跟隨省市黨校老教師學習，可以參考省市黨校老教師教學、科研等工作，推動新教師在有限的時間內快速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三是省市黨校應該根據每年的經濟熱點問題，每學期選出一兩個專題，號召基層黨校經濟教學人員共同進行聯合備課和調研，各級教師之間就教學內容和方法進行深入的探討，共同提高教學水平。

第三篇：當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對策

當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對策

——基于全國和上海的數據

2015-06-17 基金項目：2012國家社科基金：“農村勞動力流動與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編號：12BJY032)，本文作者為該基金項目的主要參與人，非項目主持人。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該方案逐步規范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秩序，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近期，國務院又轉發了《公務員基本工資的調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的調整》和《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待遇的調整》三個實施方案。這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領域的兩項重大突破，標志著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邁入新征程。

一、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臺可謂“十年磨一劍”。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起草工作就開始啟動，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國家發改委兩次將方案上報國務院，但均未通過。最后又推遲到2013年2月3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2013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指出：“貫徹落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制定出臺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加強國有企業收入分配調控、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點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遲遲未能出臺的原因究竟為何？一方面，由于利益關系的固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勢必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導致利益集團特別是一些壟斷行業利益關系的掣肘，而壟斷行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因此，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舉步維艱。另一方面，由于領導層特別是決策層沒有找到解決收入分配的有力抓手，因此，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推進不順。

我們可以從三次分配的角度來分析為何缺少有力抓手。(一)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缺乏調節收入分配的強有力手段

首先，我國現在的稅收收入大部分來源于非國有制企業，城鎮就業人口也大部分在非國有制單位(2013年全國稅收收入中有33%來自于國有制企業，全國城鎮就業人口中僅有18.4%在國有單位)，在這樣的所有制格局下，政府很難調節初次分配領域的收入分配。其次，我國生產要素市場的不完善不僅導致生產要素配置的低效率，更帶來了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就生產三要素來講，勞動力市場存在城鄉分割，導致城鄉就業者之間的不合理收入差距；資本市場中存在國有資本的壟斷和對民營資本的排斥，導致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土地市場特別是農村土地市場的不完善導致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很低，進而導致農村居民收入處于不合理的低水平。再次，初次分配領域還未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由于我國工資談判機制尚未形成，導致工資收入正常增長難以實現。主要原因是缺少工資談判機制所需要的制度環境，特別是工會制度缺陷，即參與談判的工人代表能夠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現有的工會制度還不能做到這一點)。最后，一些阻礙收入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政策還存在，例如戶籍制度和養老制度等。

(二)在再分配領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作用有限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一是稅收，包括個人所得稅很難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國現行的個稅制度采取“分別征收、各個清繳”的征管方式，這造成了收入來源單一的工薪階層繳稅較多，而收入來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階層繳稅較少的問題。此外，對個稅的所有納稅人實行“一刀切”，個稅不僅沒有縮小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逆向調節”的作用。據計算，我國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一半以上，但其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僅占20%，這就預示著80%的個人所得稅還是來自中、低工薪階層承擔。二是我國稅收結構的不合理。直接稅比重過低而間接稅比重過高(直接稅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三是社會保障不完善，且存在不同的保障水平。公務員、事業單位與企業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的差異，城鄉居民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的差距，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

(三)在第三次分配領域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

第三次分配領域即所謂的慈善公益事業，由于我國慈善公益事業起步晚、發展緩慢，且存在管理混亂、相關法律法規政策不健全、缺乏監督等問題，很難起到縮小收入差距、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

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面臨的困境

我國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面臨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普通勞動者、普通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問題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GDP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或普通勞動者)所占比重的均衡，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對于邁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才能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逐步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我國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52%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0%左右。勞動占比的下降意味著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所獲得的收入相對下降。雖然從2007年到2010年勞動占比有所上升，但總體上與1999年相比還是下降了7%。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和壟斷勢力增加是導致勞動占比下降原因之一，但工資變化對勞動占比影響不大。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有所減少，因而勞動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參與分配的貢獻率下降。此外，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按勞分配比重的下降，壟斷勢力的增加導致普通勞動者參與公平收入分配的權利和機會減少甚至為零。

同樣地，在初次分配中，普通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現了下降。以上海市為例，根據《上海市統計年鑒》數據，從1990年至2008年的19年間，在上海市生產總值的構成中，政府占比從32.33%上升到33.47%，企業占比從25.84%上升到30.16%，個人占比卻從41.83%下降為36.37%。原因主要是隨著上海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企業成為上海經濟的重心，因而在GDP中的比重有較快上升。

(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從全國層面來說，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達到0.473，相對于2002年的0.454，上升幅度達4.4%左右。

同樣地，民盟上海市委2011年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本市不同行業工資收入之比，從住房公積金繳交額中計算出來的差異是2.4倍，但在從業人員平均報酬中計算出的差異卻高達6.4倍；在同一企業內部，經營者與普通職工收入之比已經擴大到5倍，有10%的企業甚至超過10倍。

城鎮居民內部和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我們根據全國基尼系數對其進行組內分解得到城鎮居民內部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內部基尼系數。計算結果表明，城鎮居民內部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5擴大到2010年的0.56，增加了2.73倍；農村居民內部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0擴大到2010年的0.60，增加了2倍。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更多地受到經濟體制改革因素的影響。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一方面是由于農戶在農業和非農就業機會的差異，以及二者之間勞動報酬率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由于地區分割引起的地區收入的差異。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擴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1985-2013年，無論是城鄉之間名義收入之比還是剔除通貨膨脹影響的城鄉之間實際收入之比，都有所上升(雖然2010年之后城鄉居民名義收入之比和實際收入之比有均所降低)。原因主要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封閉導致城鄉之間就業機會和就業收入有很大差距，另外，城鄉之間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差異性也導致城鄉差距的擴大。

不同性質單位之間的工資差距也在擴大。以全國為例，1995-2012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明顯要高于集體和其他性質的單位職工平均工資，上海市也同樣如此，但上海市國有單位比其他性質單位職工平均工資高出的幅度更大。原因是：相比全國來說，上海市國有企業比重更高，以2012年為例，上海市國有經濟產值占上海市GDP比重達44.6%，而全國占的比重為35%左右。

(三)工資性收入增速緩慢的問題

以全國和上海為例，2000-2012年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率明顯要低于財政收入年增長率。這說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沒有占到合理的比重(見圖

1、圖2)，主要原因是財政收入中國有經濟繳稅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小，國有經濟的就業占比也相對較小，這使得國家可以調控的、按勞分配的職工工資增速較慢。

圖1 2000-2012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與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圖2 2000-2012年上海市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與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 數據來源：歷年《上海統計年鑒》。

三、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要處理好“四對關系”(一)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收入分配要根據中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情況確定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是前提。同時還要確定什么是公平，兩極分化不是公平，平均主義更不等于公平，公平包括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更是包括了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能體現共同富裕的總目標。

(二)處理好“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關系

在再分配領域，國家可以通過調節稅收、增加轉移收入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手段，將既定的收入再分配到居民個人，從而達到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但是，初次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問題更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因為初次分配奠定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對收入分配是否公平與合理起到關鍵性作用。初次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即使再分配再有力、再完善，也很難維持收入分配格局的公平與合理。國際上，衡量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標準就是勞動者的報酬(即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處理好“高、中、低收入”的關系 政府要在宏觀上對縮小收入差距給予更大的關注，落實好“提低、擴中、調高”的改革方向。對于低收入者，可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對于高收入者，要通過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取締非法收入等手段來平衡過高收入。要平衡好高、中、低收入的關系，使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這不僅能提高內需水平，促進經濟發展，還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四)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的關系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方面要靠中央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統籌好各方面利益關系，把握好各個環節，另一方面也要靠基層政府部門的試驗，總結經驗教訓，將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廣東省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收入分配改革既有頂層設計又有地方試驗。在頂層設計方面，廣東省“企業工資集體協商三年行動計劃”已經全面實施，目前，全省工會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建制率達76.5%。另外，廣東省人社廳也出臺文件規范公務員津貼性收入，實施事業單位績效工作制。在基層試驗方面，中山市明確提出“收入倍增”計劃，打造橄欖型社會結構；梅州焦嶺在推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改革方面接連破冰，農民財產性收入大幅增加；佛山順德允許村民公寓增加商業功能為集體經濟組織增加固定收益。廣東省的成功經驗說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

作者： 中共上海市金山區委黨校 陳光普 來源： 《北方經濟》2015年第4期

第四篇：論鄉村基層工作的困境與對策探討

論鄉村基層工作的困境與對策探討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徐天鐵

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新農村；基層工作；困境與對策

論文摘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給鄉村基層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文章旨在探討新形勢下鄉村基層工作的困境與出路，著重從三個方面論述：一是鄉村基層工作面臨的難題；二是影響鄉村基層工作的原因；三是鄉村基層工作的對策。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業基礎設施脆弱、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依然突出，給新形勢下農村基層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

一、新形勢下鄉村基層工作面臨的難題

1.鄉村治理矛盾凸顯。在鄉村治理方面，鄉鎮和村這兩級組織各自都具有兩種職能：一是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鄉鎮、村兩級組織有責任為本社區居民提供適合其規模范圍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二是執行從中央到省、市、縣布臵下來的各項任務。履行這兩種職能都需要財政作保障。稅費改革盡管有鄉鎮機構、農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財政缺口仍較大，鄉村兩級的財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執行上級各項任務的功能相對弱化，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能力不足的問題凸顯出來。主要表現在：現行的以農田水利為主體的農村基礎設施，無論是存量還是增量上都顯得嚴重不足；農村科技的推廣運行和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將變得更加艱難。

2.人地矛盾糾紛日益嚴重，農民隱性負擔尚未涉及。針對農民負擔而言，稅費改革關注的只是農民的顯性負擔，而對農民的隱性負擔關注不夠。城鄉分割體制是農民隱性負擔過重的制度根源。農民隱性負擔重表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一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問題；二是農民進城成本仍然過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三是農民付出子女教育、醫療等費用過高；四是農村基礎建設等收費成為農民甩不掉的一大負擔。

3.鄉村收支缺口較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稅費改革，農民負擔明顯減輕，但與此相伴的是鄉村兩級財力大幅度減少。村級債務黑洞將是一顆隨時會引爆的炸彈。其特點為債務構成復雜，利息高，且多為短期。而且因管理上的混亂，至今仍未能有效遏制新的債務不斷增長勢頭，農村債務包袱有增無減，各種開支無法削減。鄉鎮仍必須按時應付以下幾方面的開支：鄉鎮干部的應發工資；鄉鎮中小學教師的工資。這一部分工資數額大，基數高，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還有最令鄉鎮財政和鄉鎮主要領導頭疼的大宗開支：鄉鎮退休人員的工資、醫療費用及其他社會保障費用；日常辦公經費，包括招待、車輛等必須的費用；訂閱各種上級要求的報刊、書籍的費用；處理各類突發事件的開支；等等。

4.鄉村兩級干部的待遇及走向成為鄉村基層工作成功與否的關鍵。鄉鎮干部面對鄉村工作職能的重新定位和角色的轉換，在部分干部中產生了失落感和盲目性的困惑。推進鄉鎮體制改革，由于相應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時跟上，使目前鄉村干部的工作，一下子從原來的高度緊張的環境中進人閑暇無事的工作狀態，大多數干部都有一種失落感和不適應性，習慣的思維方式失去作用。于是，因職能的轉變，部分干部對新的角色一下子難以適應，導致干部責任心下降。由于鄉鎮職能轉制上的不完善，對農村基層工作的正常運轉也帶來了負面影響。

二、新形勢下影響鄉村基層工作的原因

1.農村經濟發展力度不夠、路子不準。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矛盾增多、難度增大，歸根結底是由于農村經濟的落后所致。農村義務教育的“普九”驗收；鄉村道路、農用電網等農村基礎建設的全面升級；農村飲水工程的全面鋪開以及以農業綜合開發為主體的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劇增了村級集體資金的投入量。在農村集體收入本來就出現短收的情況下，不切實際的基礎建設項目的盲目上馬和少數人為撈取政治資本的形象工程和政績樣板的出現，給本來就不足的農村經濟積累雪上加霜。農村基層組

織長期局限于財力的限制，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收稅收款等瑣碎事務中，辦任何事情都把手伸向群眾，必然導致黨群、干群之間容易滋生矛盾。因此，農村稅費改革后基層組織建設遇到的種種問題，發展不夠是關鍵的癥結所在。

2.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職能定位不準。農村稅費改革后，基層組織必須思考“干什么，怎樣干”的新課題，基層干部必須重視稅費改革呼喚“復合型”、“市場型”、“民主型”干部的新要求。但客觀地說，目前基層組織還沒有實現這種角色的轉換，基層干部還不具備這種能力素質。突出表現在工作職能、領導方式和工作作風上，仍然習慣于傳統的“種一管一收”、“催一征一罰”，沒有把工作重心定位在依法行政，以法律的手段、經濟的手段來管理村組事務上來；沒有定位到研究市場農業、規模經營和產供銷配套服務上來；沒有定位到積極發展農村經濟，自身示范做樣子，教育群眾換腦子，引導農民找路子，建立一個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機制上來。

3.改革的跟進措施不配套。農村稅費改革應該是一項系統工程，但目前把它作為一項系統工程，進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還考慮得不夠，帶來了基層組織建設上的難度。稅費改革后，財政轉移支付的改革力度太小，對于彌補日益擴大的財政缺口來說于事無補；鄉鎮部門機構改革還不到位，鄉鎮合并了，但是人員并沒有減少；教育體制改革嚴重滯后，教師工資的發放并沒有真正擺脫由鄉鎮負擔的做法；農民的素質偏低、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還處于一個低水平上；等等。由于這些配套改革沒有及時跟上，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處在夾縫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就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三、新形勢下鄉村基層工作的對策與思路

稅費改革為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既帶來機遇，又帶來挑戰。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提高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

1.抓發展，為鄉鎮基層工作打下物質基礎。改革帶來的功效是暫時的，即便實現了“零負擔”，如果群眾的收入沒有增長、經濟沒有真正的發展，群眾仍然不滿意。更重要的是通過加快發展致富，堅持發展這一主題，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來抓，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唯一出路。(1)必須看準市場

抓調整、抓工業。在“農業保穩、工業致富”的格局下，把抓發展的著力點放到提高經濟運行質量上來，堅持集中精力培植支柱產業，大力涵養財源。一是著力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加快農業產業化增財源；二是大力發展鄉村工業，扶持骨干增財源；三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壯大規模增財源。

(2)盤活存量，變資產為資本，變資源為財源。一是鄉鎮、村如果在所在集鎮有閑臵的土地，又適合于進行房地產開發的，應允許其以人股的方式聯合開發或出售長期使用權來增加收入。二是近年來通過布局調整，一些縣取消了許多所中小學，空出了不少土地和房屋，這些土地和房產等如果充分利用起來，又是一筆很可觀的固定收入。三是加大土地復墾整理力度。結合“空心村”改造，爭取國土資源部門的支持，將大量空臵宅基地和集體所有的廢棄荒地進行復墾整理，使“生”地變“熟”，在目前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的形勢下，這些土地的承包經營特別是轉變成建設用地后，無疑又是一筆巨大的財富。(3)規范“一事一議”制度，確保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在當前沒有相關法規保障“一事一議”實行的情況下，可嘗試由縣政府出臺有關規范性文件，進一步完善管理規定，制訂具體操作細則，切實解決項目難議成、多數人同意的事情少數人不執行、外出人員籌資難

收齊等弊端和問題。村級組織要掌握時機和方法，充分用好“一事一議”。

2.抓改革，為減免農業稅提供體制保障。各項配套改革既是減免稅改

革內容的深化和延伸，也是鞏固減免稅改革成果的保證。一定要按照“轉變職能、強化服務、精簡機構、減少支出”的目標，切實推進各項配套改革。(1)深化財稅改革，完善鄉村財政體制。按照鄉財鄉理、鄉事鄉辦、事權與財權相統一的原則，結合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鄉村財政體制。一是合理核定收支基數；二是適當調整縣鄉收支范圍；三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切實保證基層政權運轉和農民負擔不反彈。

(2)繼續深化鄉鎮政府機構改革，合理調整鄉鎮事業布局。一是淡化鄉鎮政府職能，進一步深化完善鄉鎮機構改革。在機構設臵上本著“強縣弱鄉”、“實縣虛鄉”的原則，重新定位鄉鎮政府職能，嚴格控制領導班子職數，嚴把人員人口關，大力精簡內設機構。二是減少鄉鎮政府事權，積極推進鄉鎮事業機構改革。按照“脫鉤、分類、放權、搞活”的思路，合理調整

事業單位布局，大力壓縮編制，逐步建立起相應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自我約束機制。三是加快中小學布局調整步伐。按照規模、效益的原則，對鄉鎮中小學布局進行調整，適當集中辦學，同時對教師實行定員定崗，解決農村中、小學過于分散、師生比例不相稱、師資浪費等問題。(3)加快合組并村步伐，大力推行村干部公職化。一是按照“尊重民意、便于管理、規模適度、整建制撤并、所有權不變”的原則，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人口少、規模小、地理位臵相近的村莊，通過撤并達到“村級規模合理、資源配臵優化、村級組織健全、服務功能強化”的基本目標。二是在此基礎上，從鄉鎮機構選派政治素質高、熟悉農村工作、懂農村經濟管理的年輕干部或轉業退伍軍人，下派各村掛任實職。三是培養選拔一批“富人村官”。農村圈子很小，村看村，戶看戶，黨員看干部，表率作用立竿見影，那些文化水平不高、致富能力不強的村干部，自己窮得叮當響，當然也無法贏得群眾的信任。因此，從治窮先治官的角度出發，培養選拔一批“能人村官”、“富人村官”，使其承擔起帶頭闖市場、帶頭致富的“領路人”作用。

3.抓減債，積極化解鄉村財政風險。農村不良金融債務的存在，直接關系著農村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成為縣、鄉各級政府關心、農村集體組織煩心和廣大群眾不放心的突出問題，也是制約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因素，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清理防止并重。其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1)減息減債。農村因借、貸形成的債務，在認定核實本金基數和利息基數后，重新界定利息，禁止高利息或息轉本。對違反國家規定的高息借貸，按合同期法定利率標準，逐一核定本息，臵換統一票據，嚴肅清理無本生息、少本多息、利滾利等違法行為。(2)變現資產，清償抵債。凡有負債的村委會、村集體經濟組織，應對其閑臵資產(包括鄉、村集體企業在內)進行登記、評估，轉讓經營權或公開拍賣，所得收入用于還債。(3)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資源資本化償債，包括對五荒地、承包地、林地、果園的使用權實行招標承包、延長承包期、拍賣等辦法償債；資產資本化償債，包括拍賣生產性資產還債，租賃或轉讓水利設施、中小水庫閑臵的固定資產經評估批準后用于償債。(4)清理核銷呆壞賬。農村債權債務形成原因復雜，僅靠

集體經濟組織自身化解難度很大，需要在全鎮、全區乃至全市、全國范圍內統籌解決。建議盡快出臺化解鄉村債務的政策法規，采取各級財政適當補助、核減、劃轉等具體措施化解鄉村兩級不良債務。經認定確已無法收回的，形成專題材料，通過一定的程序經逐級審批后進行核銷。(5)中央財政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由于農業屬弱質產業，又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目前，我國通過財政反哺農業的條件已經成熟，國家應對村組債務和基層組織運轉進行轉移支付，由財政化解一部分因承擔政策性任務而舉的債。

4.抓節支，努力降低鄉村行政運行成本。嚴格管理，強化監督，挖掘潛能，提高效率，使鄉村行政運行成本與農業生產成本一同降低，從根本上減輕財政壓力。這就要求健全制度，嚴格控制支出。(1)加強鄉村財務管理，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推行鄉鎮、村政(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實行嚴格的預算控制和費用包干制度，加強民主理財和監督，打緊開支，量入為出，量錢辦事，大力壓縮辦公費、招待費等非生產性支出。(2)嚴格執行有關政策規定，約束有關職能部門行政行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出臺涉及農民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集資項目。嚴禁在農村開展由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各種達標升級活動和創建活動，興辦公益事業，哪一級提出的項目哪一級出錢，不得要求層層配套資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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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安樂死的倫理困境與對策

論安樂死的倫理困境與對策

摘要：隨著科技的發展與人類理性覺醒程度的提高，人們更注重生命的質量和價值, 在關注優生的同時也開始關注優死。安樂死問題不斷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安樂死作為一種優化的死亡狀態，其本質是保證死亡的質量，而不是決定人的生與死。然而安樂死問題多年來始終面臨倫理道德困境，在各類觀點的激烈爭鋒下，在我國當前的生產力水平下，安樂死在我國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長。在討論安樂死問題時應該注意平衡理性與情感關系。選擇安樂死不是一種義務，提倡安樂死不是輕視生命。安樂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復雜而慎重的事情。

關鍵詞：安樂死 現狀 倫理困境 對策

死亡是每個人不可避免的話題，如何對待死亡，自古以來就爭論不休。隨著現代醫藥技術的發展，快速、無痛地死亡成為可能。安樂死，在現代醫學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樂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臨終前有了自主地選擇死亡方式的機會，另一方面又牽涉到廣泛的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尤其是近年來民間安樂死的實施，在我國造成了較大的爭議。盡管國外已有一些國家對安樂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對我國來說,由于傳統文化、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安樂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長。

一、安樂死的歷史溯源及發展現狀

安樂死是現代社會興起的一種死亡方式,指對無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創。其思想和行為可謂是源遠流長。在古斯巴達，人們即認為，不健康的嬰兒可予處死，而留下安樂死的紀錄。在古羅馬和古希臘，殺死嬰兒、自殺和各種安樂死行為更是廣為人們接受。盡管這與現代意義的安樂死不甚相同，但卻可以視為安樂死思想與行為的萌芽。從17世紀開始,安樂死逐漸為人們首肯和提倡。人們開始將安樂死視為醫學領域中讓絕癥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當進入二十世紀,人類對安樂死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加之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有關安樂死的案件也時有發生,深刻影響著法學,醫學,倫理學以及社會學等領域。許多西方國家出現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實行安

樂死協會”等組織。這些組織的出現,對于安樂死行為合法化運動,更起了推動作用,使得安樂死合法化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八十年代英法等國的民意測驗也體現民眾擁護安樂死的呼聲日益高漲。

縱觀各國安樂死立法的歷程，最早出現的是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安樂死法案。30年后，英國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且于同年向英國國會提出了安樂死法案：要求人們簽署一份申請書，申請者必須超出21周歲，患有伴隨性嚴重疼痛的不可治療的致命疾病。該年美國也發起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但由于有披著“合法殺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眾的紛紛反對。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國均提出過安樂死法案，但均未獲通過。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亞州健康安全法），規定“任何成年人可執行一個指令，旨在臨終條件下中止維持生命的措施”。這是第一次使“生前遺囑”這類書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權威。1976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了“國際安樂死的討論會”。1993年2月9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這給一直處于低潮的安樂死運動注入了一支強心針，極大的推動了安樂死合法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受此影響，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從而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2002年，比利時步鄰國荷蘭之后塵宣布“安樂死”合法化，但當年的法律條款只適用于18歲以上的成年人，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無法享有安樂死的權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時眾議院通過一項“讓重癥患兒享有安樂死權利”的法案。比利時將在此后成為全球首個對“安樂死”合法年齡不設限的國家。

我國學術界關注安樂死問題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節全國“安樂死與臨終關懷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與會者希望在加速安樂死立法的同時,加強安樂死與人權,安樂死與生死觀等多方面的教育。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每年死亡人數近1000萬,其中有100萬是在極度痛苦中離開人世的。這100多萬人中又有相當多的患者曾強烈要求過安樂死,但因當前在我國無法律依據而被拒絕,因此他們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對安樂死作太多的法律規定，只是仍將安樂死視為非法剝奪人的生存權利。但消極安樂死在我國被國人在文化心理和社會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許這種行為。雖然現在我國法學界、醫學界的有

關人士也在主張為積極安樂死立法，詳細解釋執行條件和步驟，但又由于安樂死所面臨的倫理困境與傳統道德觀念的沖突以及涉及的學術領域較為復雜，我國安樂死的合法化進程依然較為緩慢。

二、安樂死的倫理困境

如何對安樂死進行道德評價, 在倫理學界還是一個較為棘手的問題。當我們在對安樂死進行道德評價時, 總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標準進行評價，總會造成評價過程中的矛盾。安樂死的倫理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生命神圣論與生命質量論的矛盾。一個絕癥公民，在“最低生存質量標準”之下，被醫學維持著生命。當希望和快樂永遠不再，生死之辯，必然滋生多元價值觀。生命神圣論者認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著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應盡一切可能來維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終結。而安樂死是對人的生命的放棄, 是有違醫生的天職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樂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實施安樂死，建立了安樂死中心，殺死20多萬人。而生命質量論者突出強調了人權和人的社會價值的重要性。認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應該講究質量, 對于那些生命無可挽回, 處于極度痛苦之下的患者來說,其生命質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醫藥衛生資源、個人經濟實力有限的情況下, 與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長其生命, 不如讓其安樂地死去, 既節約了家屬的開支, 又能節省下有限的醫藥資源, 用到急需這些資源來恢復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證和維持家屬及其他人的生命質量，也是維護生命尊嚴的表現。所以,安樂死是道德的。

2.資源浪費與合理分配的矛盾。在關于安樂死的爭論中資源分配始終是爭論的焦點。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社會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癥的人，或者用于維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殘兒童的生命，實質上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其安樂死則能使一部分醫療資源被節省下來，從而用于更需要醫療救助的人。反對者則認為，雖然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節約資源”為名為患有不可治愈病癥者或植物人實施安樂死，則可能導致對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因而

每個人理當享受基本的生存權利，以“節約資源”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樂死強制性地剝奪了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利，恰恰破壞了社會公正。

3．救死扶傷與減輕痛苦的矛盾。安樂死中關于救死扶傷與減輕痛苦之間的矛盾其實反映了從古至今醫療體系中倫理決策原則相互之間的沖突性。作為醫學倫理學基礎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醫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長病人的生命。這本身就是一對固有矛盾。在醫療技術的快速發展下，很多重癥患者依靠科技維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質量生活狀況為代價，而一旦幫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著生命的停止。現代醫療體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則和不傷害原則，其根本價值目標是一致的，即維護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倫理依據和對象性要求，從而在具體醫療情境之中，就會形成對待安樂死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確表示“我絕不會對要求我的任何人給予死亡的藥物，也不會給任何人指出同樣死亡的陰謀途徑”。傳統醫學倫理觀也認為：醫生的神圣職責就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一旦主動安樂死合法化, 則會極大地破壞行醫的內在本質及其使命的深邃內涵。這類說法著重體現了延長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樂死贊成派認為當死亡不可避免，勉強維持生命只是延長痛苦的時候，醫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職責就是及時解除其病痛折磨，給身患絕癥處于晚期極度痛苦狀態的病人以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上的安寧狀態,使病人在一種相對舒適的狀態下走向生命終點，這較之在極度痛苦中緩慢死去更為人道和符合醫學倫理,對病人是有利的。安樂死尊重身患絕癥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從道義上滿足其最后的要求, 這既符合自主原則, 也正是醫學人道主義的真正體現。

4.中國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的矛盾。我國傳統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礙我國安樂死合法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我國的安樂死討論中，支持與反對的倫理之爭主要表現為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反對安樂死者認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主要是老年人群體和病患者，以孝悌為基礎的傳統道德要求子女和親屬必須對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親屬細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結束，而出于減輕痛苦致親人速死的安樂死則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這容易對中國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傳統倫理模式構成嚴重威脅，導致“血濃于水”的親情紐帶斷裂。安樂死的支持者則堅持認為傳統“孝道”與現代安樂死在意蘊上不能相容，因為現代安樂死本身就是人的現代親情理念的表現，即家庭中各成員之間的權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擁有對自身生存利益的決定權利，當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難以忍受病痛的情況下，父母本人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順父母；而且現代親情理念還認為子女應注重在長輩生前關心長輩，尊重長輩、提高長輩生活質量，這樣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現，否則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國的傳統“孝道”中其實包含有盡義務者的利己動機，使得個體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安樂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評價。所以這種外在的道德評價與現代社會的親情理念、新時期的“孝道”相違背。因此, 在我們對安樂死進行道德評價時, 到底應以何者為依據? 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處。

三、解決安樂死倫理困境的對策

目前在部分國家安樂死已經獲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國多年來依然存在重重障礙。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實行安樂死，則要看這個社會是否重視生命價值、個人自由和人權保障。因此，安樂死合法化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國家經濟、法制、醫療體制和公民的道德觀念達到一定的發達水準的基礎之上，根本問題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夠在物質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礎上得到保障。在我國目前還不具有適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戴孝”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 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 醫療衛生體制不完善, 醫生的職業道德建設尚待加強。

1.突破傳統倫理道德界限,樹立新的道德評價機制。安樂死問題首先應該是倫理道德問題, 不突破傳統倫理道德界限, 安樂死就無從立法。我國傳統文化主導和支配著國人的價值取向, 數千年來,“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傳統道德觀導致的文化滯后和國人觀念保守, 人格獨立意識缺乏，生命尊嚴尚未樹立起來，阻礙了國人對安樂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傳統文化，仍然在左右著人們的思維和意識。其實，“戴孝”的結果就是顛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給予其物質、精神的滿足，是重視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創造并為人服務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傳統道德是可以改變的。這就需要改變傳統道德而接受新時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上樹立新的道德評價機制。為此，對于合情合理的安樂死案例，在處理過程中應更為妥善，可以適當宣傳積極安樂死方面的知識,充分引導大眾, 使

其逐步認識到積極安樂死的合理性,轉變民眾傳統的道德評價機制。從媒體、政府行為、社會公益、學校教育等多個層次, 宣傳無神論、醫學知識, 樹立新的倫理道德觀。

2.健全相關法律制度。在突破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上，完善相關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樂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極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過程仍然漫長而艱難。其注意事項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確規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選擇安樂死和授權他人對其實施安樂死的行為的權利。這是“安樂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內容。（2）安樂死要有特定的原則。實施安樂死應符合無危害，無痛苦、不違背本人意志的原則。（3）要明確安樂死的對象。安樂死的對象應嚴格控制。（4）安樂死的形式和方法。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的，盡可能表達“安樂”本質，體現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樂死的實施者應為合法的醫務人員。（5）安樂死的實施需履行嚴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責任。對于安樂死實施過程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法律應明確其相應責任。

3.完善醫療衛生體制。醫療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醫療制度的規范性、醫療服務質量的保障，是安樂死得以存在的基礎。近年來，我國政治經濟不斷發展，正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邁進。醫改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醫療衛生與福利保健體系不斷健全，2006年開始，新型農村的合作醫療讓貧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這為我國安樂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長的土壤。然而，相比國外發達國家尤其是安樂死合法的國度，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仍需完善。（1）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2）加強城鄉醫療服務體系建設；（3）健全醫療保障體系；（4）積極穩妥推進公立醫院改革。

4.加強醫生職業道德建設。醫生是安樂死的直接實施者，其職業道德關系對患者、對社會倫理道德評價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救死扶傷與減輕痛苦之爭勢必對醫生造成倫理困惑。因此，需要適度轉變現代醫德，加強醫生職業道德建設。但是強調現代醫德的轉變并非是要摒棄醫生傳統“救死挾傷”、“最大限度維持患者生命利益”等義務，而是在綜合“患者權利”、“生命價值”等多種因素的基礎上更加深人嚴謹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醫學既是一種救人的藝術，延長壽命的工具，也是一種死亡的藝術，解除痛苦的良藥。醫生的職責既應該是救人于

危難、解除病痛，也應該是給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權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嚴。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安樂死已逐步成為一種社會需要，也經歷了激烈的論爭和實踐的碰撞，就應該正視這個問題而不應一味地回避。在倫理學的國度里，安樂死應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盡管安樂死的合法性在社會并未得到廣泛的認可，盡管安樂死的有效實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難以攻克的難題，但是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為安樂死的造福人類斬棘開道，畢竟一個社會能夠切實尊重保障每個人“安樂死”的權利，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當生命垂危，面對及其低劣的生存環境時，他們應當有權選擇體面而又尊嚴地死去，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地權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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