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社區矯正在我國試點五年多來，發展迅速，成效顯著，目前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然而，社區矯正試點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困惑與問題，制約著其進一步發展。本文對這些問題及其解決路徑略作探討。

一、關于在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的問題

我國當前的社區矯正工作主要在城市開展，總體看農村與城市在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如不及時采取積極措施，扶植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則會使這種差距進一步拉大，使刑事執行的統一性、公正性受到損害，而一旦社區矯正的公正基礎受到動搖，其生命力就會走向枯竭。因此，如何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是我國社區矯正發展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由于歷史原因而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大部分的農村地區較之城市而言，在經濟、文化等諸方面處于相對落后的局面，這必然影響到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例如，農村地區面積較大、居住人口較分散，而國家權力資源的配備不夠充足，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的整合能力相對薄弱。再如，成熟的社區矯正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撐，如人格測評、心理矯正技術的引入等，但農村地區的智力資源、技術資源比較匱乏，很難像城市那樣，吸收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的參與，從而影響到矯正手段的科學化程度。總之，同城市相比，農村在開展社區矯正方面面臨更多的困難。因此，在農村地區發展社區矯正，應當采取一些政策性扶植措施，同時，必須結合農村地區的特點，設計適合農村特點的社區矯正開展方案。而不能簡單照搬城市的社區矯正模式。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是應當注意的：

一是要注重發揮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在農村地區，村委會等群眾自治組織處在最基層，與人民群眾聯系最為密切，也最了解矯正對象的家庭、社會關系、生產生活等情況，能夠全面掌握矯正對象的教育改造、監督管理等具體現狀，充分調動村委會、村組干部的積極性是做好農村社區矯正的必然要求。在此問題上，以創造“楓橋經驗”而著稱于世的浙江諸暨楓橋鎮，做了有益的探索。楓橋鎮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針對農村轄區面積大，矯正對象比較分散的特點，創造性地提出對矯正對象實行“5+1”監管模式[1]，即從鎮司法所、協作站（社區）矯正小組、公安責任民警、村治調組織、矯正對象家屬五方面來確定人員，分別落實監管職責。這一社區矯正的“楓橋模式”，對于促進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解決農村與城市發展失衡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楓橋式社區矯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村民自治制度，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對農村的整合功能，“5+1”的社區矯正監管模式正是村民自治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具體運用。這種模式值得其他農村地區在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中借鑒。不過，必須明確：社區矯正在本質上是一種刑罰執行活動，應在國家權力的主導下運行，雖然村民自治組織的參與應當得到重視和鼓勵，并可以成為對農村矯正對象進行監督和幫教的基礎性力量，但這種參與不應涉足執法層面。

二是要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為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條件和氛圍。社區矯正是一種立足社區、依靠社區的社會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區環境是社區矯正賴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一個結構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區就不可能有效果顯著的社區矯正，加強社區建設對于社區矯正的發展意義重大。我國不少農村地區，因社會轉型導致一些基層組織渙散無力，傳統的社會整合機制削弱，同時，現代意義的社區發育緩慢，社會自治機制很不健全，這使得一些社區矯正措施因社會支持不夠而影響了實施效果。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一個緊

迫的問題。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央的關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要問題的決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農村社區建設”的概念，并要求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2006年11月，國務院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民政會議進一步強調指出，要著力建設城市和農村社區“兩個平臺”，“整合社區資源，推進農村志愿服務活動，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服務體系，全面提升農村社區功能，努力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新型農村社區。”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這對于農村社區矯正的發展無疑具有推動作用。

三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及措施，提高農村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程度。對此，筆者考慮，一方面要加強農村基層司法所的隊伍建設，在編制、經費、人員待遇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同時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對農村社區現有的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以提高其知識素養與業務能力，適應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吸引城市的專業人士介入農村地區的社區矯正工作，如鼓勵相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工作；通過設立專項基金的形式，對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的志愿者實行適當的報酬制，等等。

二、關于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適用社區矯正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流動人口對促進流入地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比較嚴重的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流動人口群體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群體，有著較高的犯罪率，有著很多社會原因，如面臨的巨大的生存壓力，一定范圍存在的社會歧視現象、權利易受侵犯而救濟途徑不暢等。對于此類弱勢群體犯罪，有必要給予適當的寬容，對于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應當盡可能放到社會上改造。但目前不少地區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卻把這類群體排除在社區矯正體系之外。例如，根據北京市的有關規定，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限于具有北京市正式戶口，長期固定居住在試點區縣的犯罪人。這種做法固然有其現實原因，因為對于在城市中沒有戶口或者固定居所的犯罪，適用社區矯正措施，往往難以落實監管措施，而監管缺位則容易導致新的犯罪，從而增大法官的判決風險，使得法官在對這類群體適用社區矯正措施時持保守立場。筆者認為，無論如何，這種簡單以戶籍為界限，對常居城市的外來人口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做法，有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同時，這種事實上的法律適用不公，可能會加劇社會對立，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應當通過規范量刑、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徑，保障外來人口犯罪人平等地獲得社區矯正的處遇。對于那些被判社區矯正措施后，適宜回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遣送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對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又居無定所的社區矯正對象，可以將其安置在特定的場所居住，在為其提供生活幫助的同時，便于對其進行監督和矯正。為此，可借鑒西方一些國家的“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謂中途之家，是指設置于社區的專門的出獄人（包括假釋人員）保護機構。其作用在于運用社會資源協助剛出獄的刑釋人員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系，使其逐漸適應自由的社會，成為健康而自信的成員。尤其對那些出獄后無家可歸的人員，中途之家可以為其提供臨時的食宿條件，避免其因生活無著而流落街頭。中途之家在十九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即已被采用。1964年國際中途之家協會(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進了中途之家的蓬勃發展。以加拿大為例，1968年，加拿大矯正局在蒙特利爾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釋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矯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稱之為社區矯正中心），并且與163所私營的中途之家簽訂了合同。[2]我國應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著手構建中國的中途之家，使其成為具有教育、咨詢、救濟、輔導等

多種功能的出獄人及特定社區矯正對象的救助機構，從而解決因難以監管而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問題。

三、關于推進矯正力量社會化的問題

社區矯正不是簡單地把罪犯放在社區里進行矯正，而是以社區為主體的矯正。同傳統行刑方式相比，“社區矯正需要更多地依賴社會的力量進行運作。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支持系統的發育狀況決定了社區矯正改革的廣度和深度。”[3]社區矯正志愿者是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體現。除了壯大專職的社區矯正工作者隊伍（包括社區矯正官員和專業社會工作人員）外，應面向社會各界，廣泛招募有志于社區矯正事業的社會志愿者，在經過培訓后，使其擔任義務矯正員。社區矯正志愿者的來源范圍可以進一步拓展，除了目前常見的離退休干部、居委會及村委會成員、高校學生等外，還可以考慮宗教人士的介入。在推進矯正力量的社會化方面，除了繼續依靠工會、婦聯等人民團體城市的居委會、農村的村委會等傳統的基層自治組織外，還應注意吸收各類非政府組織的介入。非政府組織（NGO），也被稱為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等，是指在家庭、政府、市場之外的，為了滿足個人需要的，由自由結社形成的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民間社會的發達是社會保持穩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的重要保證。尤其在現代社會中，非政府組織的自組織、自我協調不但對公共領域是非常重要，而且對國家權力的合理化亦有好處。在社區矯正的開展中，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有很大空間。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積極吸引非政府組織進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成立了專門的民間社團組織———“新航”社區服務總站，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行，社會多方參與”的運作模式參與社區矯正。北京市朝陽區則成立了“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該中心是從事社區矯正社會服務活動的非營利性民間組織，屬于公益性社團法人，采取協議形式，承擔北京市朝陽區政府委托的社區矯正社會服務職能。

四、關于提高矯正手段的科學化問題

矯正手段的科學化以矯正觀念的現代化為前提。為此，首先應當更新觀念，確立現代罪犯矯正觀：

一是人本的矯正觀。就是指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應強調服刑人員的主體地位，尊重和保障其權利和其它正當利益，在堅持法治原則的前提下，以富有建設性的手段和途徑，促進其健康、自由地發展，幫助其適應主流社會，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二是合作的矯正觀。現代教育學將教育界定為一種“引導”活動。引導性的教育觀強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的平等、溝通和互動，強調對被教育者人格的尊重和民主意識的培養。在充分考慮社區服刑人員的特定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些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引入矯正活動中，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更有成效。基于引導性的教育觀，應倡導在矯正活動中適度的寬容、協商、合作與對話，淡化壓制、灌輸色彩。

三是個性的矯正觀。由于社區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各有不同，促進矯正方式的個別化勢在必行。當前我國社區矯正的手段比較單一，主要有思想匯報、不定期的討論交流、參加公益勞動等，不能滿足矯正對象的個性需要。應嘗試建立社會服刑人員的分類管理體系和個性化教育模式，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適用有針對性的管理和矯正手段，這樣才能取得最佳的矯正效果。

在確立現代矯正觀念的基礎上，應當引入和推行各種先進的矯正手段，如人格調查及分類技術、心理矯治技術、個案矯正技術等。當前尤其要大力發展個案矯正模式。個案矯正，是指在承認和尊重人的差異性的前提下，依據服刑人員產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問題，采用有針對性的治療、調適、干預和教育等技術，達到特定矯正目的的專門活動。[4]個案矯正模式是教育改造專業化、科學化的具體體現，它在堅持因人施教原則的基礎上，融入了現代管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及計算機技術等知識和技術，使對罪犯的個別教育向更加合理化、精細化的方向發展，能顧及每個罪犯所具有的不同的認知水平、個性特點及心理需求等個體情況，因而被普遍認為是一種人本的、科學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引入個案矯正模式，有利于提升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進而促進矯正質量的提高。

第二篇：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的研究

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關鍵詞: 社區矯正 問題 制約 解決路徑

內容提要: 社區矯正實踐中面臨一些困惑與問題，如城鄉發展不平衡、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適用難、矯正力量社會化程度不足、矯正手段技術含量不高等。須尋求有效路徑解決這些問題，以推進社區矯正的進一步發展。

社區矯正在我國試點五年多來，發展迅速，成效顯著，目前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然而，社區矯正試點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困惑與問題，制約著其進一步發展。本文對這些問題及其解決路徑略作探討。

一、關于在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的問題

我國當前的社區矯正工作主要在城市開展，總體看農村與城市在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如不及時采取積極措施，扶植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則會使這種差距進一步拉大，使刑事執行的統一性、公正性受到損害，而一旦社區矯正的公正基礎受到動搖，其生命力就會走向枯竭。因此，如何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是我國社區矯正發展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由于歷史原因而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大部分的農村地區較之城市而言，在經濟、文化等諸方面處于相對落后的局面，這必然影響到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例如，農村地區面積較大、居住人口較分散，而國家權力資源的配備不夠充足，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的整合能力相對薄弱。再如，成熟的社區矯正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撐，如人格測評、心理矯正技術的引入等，但農村地 1

區的智力資源、技術資源比較匱乏，很難像城市那樣，吸收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的參與，從而影響到矯正手段的科學化程度。總之，同城市相比，農村在開展社區矯正方面面臨更多的困難。因此，在農村地區發展社區矯正，應當采取一些政策性扶植措施，同時，必須結合農村地區的特點，設計適合農村特點的社區矯正開展方案。而不能簡單照搬城市的社區矯正模式。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是應當注意的：

一是要注重發揮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在農村地區，村委會等群眾自治組織處在最基層，與人民群眾聯系最為密切，也最了解矯正對象的家庭、社會關系、生產生活等情況，能夠全面掌握矯正對象的教育改造、監督管理等具體現狀，充分調動村委會、村組干部的積極性是做好農村社區矯正的必然要求。在此問題上，以創造“楓橋經驗”而著稱于世的浙江諸暨楓橋鎮，做了有益的探索。楓橋鎮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針對農村轄區面積大，矯正對象比較分散的特點，創造性地提出對矯正對象實行“5+1”監管模式 [1]，即從鎮司法所、協作站(社區)矯正小組、公安責任民警、村治調組織、矯正對象家屬五方面來確定人員，分別落實監管職責。這一社區矯正的“楓橋模式”，對于促進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解決農村與城市發展失衡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楓橋式社區矯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村民自治制度，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對農村的整合功能，“5+1”的社區矯正監管模式正是村民自治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具體運用。這種模式值得其他農村地區在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中借鑒。不過，必須明確：社區矯正在本質上是一種刑罰執行活動，應在國家權力的主導下運行，雖然村民自治組織的參與應當得到重視和鼓勵，并可以成為對農村矯正對象進行監督和幫教的基礎性力量，但這種參與不應涉足執法層面。

二是要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為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條件和氛圍。社區矯正是一種立足社區、依靠社區的社會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區環境是社區矯正賴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一個結構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區就不可能有效果顯著的社區矯正，加強社區建設對于社區矯正的發

展意義重大。我國不少農村地區，因社會轉型導致一些基層組織渙散無力，傳統的社會整合機制削弱，同時，現代意義的社區發育緩慢，社會自治機制很不健全，這使得一些社區矯正措施因社會支持不夠而影響了實施效果。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央的關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要問題的決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農村社區建設”的概念，并要求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2006年11月，國務院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民政會議進一步強調指出，要著力建設城市和農村社區“兩個平臺”，“整合社區資源，推進農村志愿服務活動，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服務體系，全面提升農村社區功能，努力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新型農村社區。”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這對于農村社區矯正的發展無疑具有推動作用。

三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及措施，提高農村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程度。對此，筆者考慮，一方面要加強農村基層司法所的隊伍建設，在編制、經費、人員待遇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同時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對農村社區現有的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以提高其知識素養與業務能力，適應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吸引城市的專業人士介入農村地區的社區矯正工作，如鼓勵相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工作;通過設立專項基金的形式，對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的志愿者實行適當的報酬制，等等。

二、關于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適用社區矯正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流動人口對促進流入地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比較嚴重的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流動人口群體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群體，有著較高的犯罪率，有著很多社會 3

原因，如面臨的巨大的生存壓力，一定范圍存在的社會歧視現象、權利易受侵犯而救濟途徑不暢等。對于此類弱勢群體犯罪，有必要給予適當的寬容，對于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應當盡可能放到社會上改造。但目前不少地區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卻把這類群體排除在社區矯正體系之外。例如，根據北京市的有關規定，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限于具有北京市正式戶口，長期固定居住在試點區縣的犯罪人。這種做法固然有其現實原因，因為對于在城市中沒有戶口或者固定居所的犯罪，適用社區矯正措施，往往難以落實監管措施，而監管缺位則容易導致新的犯罪，從而增大法官的判決風險，使得法官在對這類群體適用社區矯正措施時持保守立場。筆者認為，無論如何，這種簡單以戶籍為界限，對常居城市的外來人口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做法，有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同時，這種事實上的法律適用不公，可能會加劇社會對立，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應當通過規范量刑、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徑，保障外來人口犯罪人平等地獲得社區矯正的處遇。對于那些被判社區矯正措施后，適宜回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遣送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對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又居無定所的社區矯正對象，可以將其安置在特定的場所居住，在為其提供生活幫助的同時，便于對其進行監督和矯正。為此，可借鑒西方一些國家的“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謂中途之家，是指設置于社區的專門的出獄人(包括假釋人員)保護機構。其作用在于運用社會資源協助剛出獄的刑釋人員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系，使其逐漸適應自由的社會，成為健康而自信的成員。尤其對那些出獄后無家可歸的人員，中途之家可以為其提供臨時的食宿條件，避免其因生活無著而流落街頭。中途之家在十九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即已被采用。1964年國際中途之家協會(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進了中途之家的蓬勃發展。以加拿大為例，1968年，加拿大矯正局在蒙特利爾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釋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矯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稱之為社區矯正中心)，并且與163所私營的中途之家簽訂了合同。[2]我國應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著手構建中國的中途之家，使其成為具有 4

教育、咨詢、救濟、輔導等多種功能的出獄人及特定社區矯正對象的救助機構，從而解決因難以監管而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問題。

三、關于推進矯正力量社會化的問題

社區矯正不是簡單地把罪犯放在社區里進行矯正，而是以社區為主體的矯正。同傳統行刑方式相比，“社區矯正需要更多地依賴社會的力量進行運作。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支持系統的發育狀況決定了社區矯正改革的廣度和深度。” [3]社區矯正志愿者是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體現。除了壯大專職的社區矯正工作者隊伍(包括社區矯正官員和專業社會工作人員)外，應面向社會各界，廣泛招募有志于社區矯正事業的社會志愿者，在經過培訓后，使其擔任義務矯正員。社區矯正志愿者的來源范圍可以進一步拓展，除了目前常見的離退休干部、居委會及村委會成員、高校學生等外，還可以考慮宗教人士的介入。在推進矯正力量的社會化方面，除了繼續依靠工會、婦聯等人民團體城市的居委會、農村的村委會等傳統的基層自治組織外，還應注意吸收各類非政府組織的介入。非政府組織(NGO)，也被稱為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等，是指在家庭、政府、市場之外的，為了滿足個人需要的，由自由結社形成的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民間社會的發達是社會保持穩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的重要保證。尤其在現代社會中，非政府組織的自組織、自我協調不但對公共領域是非常重要，而且對國家權力的合理化亦有好處。在社區矯正的開展中，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有很大空間。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積極吸引非政府組織進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成立了專門的民間社團組織———“新航”社區服務總站，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行，社會多方參與”的運作模式參與社區矯正。北京市朝陽區則成立了“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該中心是從事社區矯正社會服務活動的非營利性民間組織，屬于公益性社團法人，采取協議形式，承擔北京市朝陽區政府委托的社區矯正社會服務職能。

四、關于提高矯正手段的科學化問題

矯正手段的科學化以矯正觀念的現代化為前提。為此，首先應當更新觀念，確立現代罪犯矯正觀：

一是人本的矯正觀。就是指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應強調服刑人員的主體地位，尊重和保障其權利和其它正當利益，在堅持法治原則的前提下，以富有建設性的手段和途徑，促進其健康、自由地發展，幫助其適應主流社會，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二是合作的矯正觀。現代教育學將教育界定為一種“引導”活動。引導性的教育觀強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的平等、溝通和互動，強調對被教育者人格的尊重和民主意識的培養。在充分考慮社區服刑人員的特定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些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引入矯正活動中，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更有成效。基于引導性的教育觀，應倡導在矯正活動中適度的寬容、協商、合作與對話，淡化壓制、灌輸色彩。

三是個性的矯正觀。由于社區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各有不同，促進矯正方式的個別化勢在必行。當前我國社區矯正的手段比較單一，主要有思想匯報、不定期的討論交流、參加公益勞動等，不能滿足矯正對象的個性需要。應嘗試建立社會服刑人員的分類管理體系和個性化教育模式，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適用有針對性的管理和矯正手段，這樣才能取得最佳的矯正效果。

在確立現代矯正觀念的基礎上，應當引入和推行各種先進的矯正手段，如人格調查及分類技術、心理矯治技術、個案矯正技術等。當前尤其要大力發展個案矯正模式。個案矯正，是指在承認和尊重人的差異性的前提下，依據服刑人員產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問題，采用有針對性的治療、調適、6

干預和教育等技術，達到特定矯正目的的專門活動。[4]個案矯正模式是教育改造專業化、科學化的具體體現，它在堅持因人施教原則的基礎上，融入了現代管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及計算機技術等知識和技術，使對罪犯的個別教育向更加合理化、精細化的方向發展，能顧及每個罪犯所具有的不同的認知水平、個性特點及心理需求等個體情況，因而被普遍認為是一種人本的、科學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引入個案矯正模式，有利于提升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進而促進矯正質量的提高。

注釋:

[1]其中“5”是指社區司法員、社區民警、駐村指導員、村責任人和矯正對象家屬五個方面的人員;其中“1”是指矯正對象本人。

[2]西莉亞·布朗奇菲爾德：《刑罰的故事》，法律出版社，第 頁。

[3]姚建龍：《論社區矯正的社會支持系統》，載《2006刑事司法與犯罪控制的新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4]參見宋行主編：《服刑人員個案矯正技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網）你好，謝謝你看這個資料

第三篇：對我國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思考

對我國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思考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工作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確立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會同公安機關搞好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組織協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和幫助工作。街道、鄉鎮司法所要具體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通知》事實上確認了公安機關是“執法主體”，司法行政機關是“工作主體”。并希望通過一段時間的試點，逐步過渡到完全由司法行政機關(具體通過司法所)承擔對社區矯正的管理。

一、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沖突與弊端

(一)法律與《通知》規定的沖突

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監禁刑(社區矯正)執行的組織管理的歸屬是公安機關，與“兩院兩部”聯合下發的(通知)以及《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的規定存在著對立與沖突。

對于社區矯正對象中的管制、假釋、被暫予監外執行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執行主體，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都做出了明確規定，且規定一致。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罪犯的執行主體是公安機關，對于假釋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刑事訴訟法》還規定，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在緩刑考察機關的規定上略有區別。我國《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而《刑事訴訟法》第217條規定，“對于被判處徒刑緩刑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交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兩個刑事法律規定的區別性體現在：一個是“直接管理”，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另一個是“間接管理”，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但兩者管理主體的最終歸屬仍然是公安機關。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雖然對管理的主體作了明確的規定，但對管理的內容規定是粗疏的，使得這種管理流于形式。

《通知》對管理主體的規定是“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公安機關要配合司法行政機關依法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依法履行有關法律程序。對違反監督、考察規定的社區服刑人員，根據具體情況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對重新犯罪的社區服刑人員，及時依法處理”。顯然，《通知》規定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機關為主導，公安機關由過去唯一的管理主體轉為“配合”的輔助地位。由司法部頒布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則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州)和縣(市、區)司法行政機關應當設立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同級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負責指導、監督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實施，協調相關部門解決社區矯正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檢查、考核本地區社區矯正實施情況。鄉鎮、街道司法所具體負責實施社區矯正。”再次確認了街道、鄉鎮司法所具體管理的主體地位。

一項法律制度能否成功施行，有賴于其本身規范的確定性和統一性。就確定性而言，各部門的管理職責必須明確完整；就統一性而言，體現為法律部門之間、上下位法律之間的協調一致，以確定性和統一性保證制度的施行。

(二)“雙主體”管理模式在實踐中的弊端

目前試點中組織管理模式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若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會越來越成為社區矯正工作深入開展的“瓶頸”。這些困難與問題主要體現在：司法所工作人員力量不足。司法所是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目前不少地方還存在一人所、兩人所。司法所除承擔社區矯正工作外，還承擔著人民調解、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普法宣傳等職能，人手不足問題較為突出。同時，一些司法所管理體制不順，不少工作人員是事業編制，他們不僅身兼數職，而且有的主要精力是從事基層黨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員的流動性較大。這對于專業性、程序性、執法性較強的社區矯正而言，無疑有較大的影響。影響職能部門間的協作配合。社區矯正工作需要政法部門間的協作配合，但實際工作中，職能部門間的協作配合還存在以下問題：

(1)公安派出所與司法所配合不力。基層工作人員普遍反映，當司法所提出請派出所對屢次不服監管教育甚至對抗的社區服刑人員實行訓誡、警告、行政拘留等懲罰措施時，有的派出所不夠重視，常以工作忙、人手少等理由消極應付，或認為社區服刑人員已經交給司法所監管，與自己沒有關系了，不再履行職責。由于司法所沒有執法權限，致使一些監管措施、懲罰制度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影響了刑罰執行的強制性與嚴肅性。

(2)法院、監獄和看守所對“雙主體”的銜接易產生疏漏。通過調研發現，法院、監獄、公安看守所送達法律文書及相關材料時，存在法律文書不齊全、送達不及時、漏送達等問題，甚至沒仔細核對罪犯的真實姓名、經常居住地等基本情況而出現錯送達。一些法院對未羈押的罪犯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或決定暫予監外執行時，一些監獄、公安看守所釋放假釋犯或暫予監外執行犯時，僅告知罪犯應按時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報到，而沒有明確告知還應到司法所報到及不按時報到的法律后果。有的看守所將法律文書只送達公安機關，不送達司法行政機關，導致司法行政機關很難掌握罪犯的情況，一旦出現法律文書送達不及時、漏送達等情況時，極易發生脫管、漏管現象。另外，有的法院審判后沒有采取適當方式通知罪犯執行地的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做好接收準備工作，實踐表明，”雙主體”的管理模式帶來了執法機關地位不明、職責不清、銜接不暢、效率不高等問題。并導致了多頭指揮、多頭檢查、多頭交辦任務、多頭要數據材料的現象，給試點單位帶來工作中的雜亂和不便。這種多元管理格局會導致寶貴的行刑資源浪費，不利于對刑罰執行工作的歸口管理和法律監督，容易發生脫節現象。盡管“雙主體”管理存在弊端，但是“雙主體”的管理模式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為在試點階段，尚不能體現司法所等獨立承擔執法的任務。就現實而言，由于司法所編制所限和力量不足，不得不借助外力來開展社區矯正工作。2004年1月，上海成立了新航社區服務總站(社團組織)，政府以購買服務的形式讓社會工作者參與和協助司法行政機關做好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的教育轉化、幫困解難、生活指導等輔助性工作，但實際上他們承擔了社區矯正的大部分工作，諸如個別教育、集中教育、落實思想匯報、組織安排公益勞動和心理矯正等。但是社會工作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開展工作，其本身沒有也不應有執法管理的權限。①如果以社會工作者為主導開展社區矯正，勢必將社區矯正引人重幫困解難，輕監管懲罰的路徑。2007年上海市檢察機關在監外執行專項檢查活動中。發現脫管漏管的監外執行罪犯823人；2009年，又檢查發現脫管漏管的監外執行罪犯256人。雖然2009年比2007年有較大進步，但數字表明對社區矯正仍然有嚴格管理的必要性。

2009年，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和規范監外執行工作的意見》，針對“一是因為交付執行環節部門間工作不銜接，造成漏管；二是一些地方對監外執行罪犯的管理措施落實不到位，造成脫管；三是交付執行、監管管理等環節的一些問題在法律和制度上規定缺失或規定不明確，導致實踐中責任不清，執行工作不到位”的問題②，特別強調和強化了公安機關在社區矯正管理中的職能。③該《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區矯正試點中，司法所管理不力的問題。

那么，司法所管理不力，是否可以考慮仍然由公安機關來管理呢?一些學者認可這樣的觀點，理由是：公安機關具有長期監管非監禁刑的經驗，公安機關負責社區矯正可以避免與現行法律法規的沖突；當前，社區警務已經成為世界各國警務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打防結合、預防為主”的犯罪控制理念和“專群結合”的工作方針同社區矯正的追求不謀而合；公安機關管理更具法律的權威性。

筆者認為不妥。公安機關行使偵查逮捕權，同時又行使社區刑罰執行權，不符合刑罰權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的原則。現在，社會各種矛盾叢生，犯罪率持續攀升，維護社會治安秩序，預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的任務不堪重負⑤，但我國《刑法》將非監禁刑罰執行權賦予了公安機關，因此，公安機關不得不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和打擊現行犯罪的長期疲憊中，抽出少量的精力行使職責，使得管理流于形式。而且，在公安機關內部也一直沒有設立專門負責緩刑、假釋、管制的工作機制，監管人員不固定、工作缺乏連續性、崗位責任不明確，不利于社區矯正的健康發展。但是司法所在社區矯正試點中作為“工作主體”又無執法權，但凡涉及社區服刑人員的遷居、外出、收監執行、突發事件等均要向公安機關通報，由公安機關做決定。造成社區服刑人員對司法所作為管理、監督機構缺乏認同感，而作為“執法主體”的公安機關，卻不負責具體工作。其結果是造成了工作的復雜化，職責交叉，銜接不力。

二、組織管理模式的局限與重構

(一)現有組織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兩院兩部”在《通知》中確立的“雙主體”的組織管理模式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三點：

一是該模式屬過渡性的模式，不適合長期使用。過去由公安機關派出所承擔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由于公安派出所工作繁忙，實際上疏忽了對此項工作的認真管理。從權力制約原則出發，基層公安部門也不適合承擔對社區矯正的管理。但試點模式仍然明確公安機關作為執法主體，并讓司法行政機關的司法所承擔具體管理工作，而司法所本身有多項繁重的工作，本身并不具有執法的性質。因此，兩家管理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容易引起扯皮、推諉、銜接上的漏洞，責權不明，這種非專業化的機構和人員進行管理，不符合現代的專業化管理的基本要求。試點的決策者也可能考慮先由兩家管理，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再轉為一家管理。但實際上完全可以進行一步到位的試點。在確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工作人員后進行試點，在試點開始時可能制度不夠健全，管理不一定到位，可由公安機關積極配合，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進和完善，逐步形成獨立的執法管理模式。令人遺憾的是，在2009年我國社區矯正的試行推向全國，仍然沿用這種2003年試點時的過渡性模式，許多在試點初期所產生的問題沒能妥善解決又將帶到面上。

二是這一模式是基于“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運作”的指導思想下確立的模式，與黨中央提出的改革創新的理念不符。具體表現為，我國《刑法》規定了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主體是公安機關，因此，在“兩院兩部”的《通知》中，仍然保留公安機關作為執法主體，而司法行政機關是作為工作主體。似乎這樣可避免與《刑法》的規定不一致。但問題在于隨著我國社區矯正的試點和推進，需要對非監禁刑罰執行的“法律框架”進行突破和修正。

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存在著與“社區矯正”試點的理念存在不適應的問題。事實上，在“兩院兩部”的<通知》中讓“司法行政部門參與社區矯正的管理”的規定已經突破了現行的法律框架。為了給這種突破有一個“不突破現行法律框架”的解釋，于是出現了所謂的“公安機關是執行主體，司法所是“工作主體”的文字游戲。因為讓街道、鄉鎮司法所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執法”。

筆者認為，既然社區矯正是我國刑罰制度改革的試點，就應該允許對現行法律包括組織管理的框架有所突破，否則，怎能體現出刑罰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因此，社區矯正的組織管理模式不應在現有的、已經過時的法律框架下運作，而應根據我國的國情，實事求是地開展具有突破性的試點。

如何突破現行法律框架的限制?這里需要根據科學發展觀的原則。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試點。具體說來，在全國確定試點模式前要進行充分的論證，并確定多種選擇方案，目前“兩院兩部”確定的派出所和司法所作為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的模式可以作為一種選擇，但這并不是唯一的選擇；第二種模式是設立專門的社區矯正管理機關(不包括公安機關)，”’經過幾年的社區矯正試點實踐，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際工作者認為后一種模式有利于進行專業化管理、職責明確，也有利于提高效率。既然如此，也迫切需要對此進行試點。

三是試點模式的確立忽視了地方的差異。社區矯正的特點是需要利用社區的資源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監管和改造。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資源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經濟發展和文化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在全國范圍內設定一個單一的、過渡式的模式進行試點，難免會給一些地區造成削足適履的尷尬局面。因此，社區矯正試點應在確立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各地有一定的自主選擇的余地。允許出現略有不同的適合本地特點的組織管理模式。在經過若干年的試點之后，試點的組織管理部門需要對試點模式進行評估和可行性論證，分析利弊，逐步形成適合國情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同時也允許有一定的地區差異。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些局限性問題尚未解決的背景下，2009年兩院兩部又通過《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的行政命令，將不成熟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向全國推行。不難預見，我國第一批、第二批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組織管理體制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勢必重復出現在新的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

(二)未來組織管理模式的重構

作為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需要在試點實踐的基礎上進行優化選擇。選擇的前提是有利于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管、矯治和幫扶，有利于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有利于降低刑罰成本。通過研究和比較，筆者傾向于建立與現有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建立獨立于公安機關和司法所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目前的管理模式無論是司法所還是派出所都屬兼管性質，不利于社區矯正向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的發展(專業化是指該機構專司社區矯正的管理而不負責其他工作，職業化是指未來的矯正官擁有與政法部門公務員一樣的選拔要求和職業身份)。具體說來，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建立專門的與司法所分離的社區矯正機構和專職的社區矯正官隊伍。

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建立社區矯正機構的理由是：監禁刑和非監禁刑的執行都要遵循統一的刑事法律制度開展，這種目標價值的一致性要求刑罰執行活動要由性質相同或相似的國家職能機關在同一系統下負責執行，矯正機構與監獄管理機關同屑司法行政系統，能夠做到監禁刑與非監禁刑執行活動的順利銜接，從而有利于整合相關資源和提高工作效率。雖然監禁刑與非監禁刑的執行有所不同，但行刑的目的和在手段上的運用有許多共同之處。如對服刑人的風險評估、需要評估，對服刑人的分級管理、分類改造，積極創造條件有利于服刑人員回歸社會等。從發展的趨勢來看，今后將會有大量的監獄押犯通過假釋的形式提前出獄。這就意味著監獄工作將要更大限度地向社區延伸，社區矯正也需要更多地向監獄延伸，如社區矯正工作者需要做假釋前的報告，在服刑人入獄后不久就要幫助其做假釋的計劃和準備。另外，在社區矯正中重新犯罪的服刑人員和違反監管規定情節嚴重的，其非監禁刑將被撤銷而收監。總之，社區矯正機構設在司法行政機關，有利于監獄管理和社區矯正相互銜接，有機結合，以便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社區矯正機構與司法所分離出來的理由是：目前司法所任務繁重(已有人民調解、法律宣傳、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安置幫教、司法信訪、綜合服務窗口，政府隨時交辦的保持社會穩定等非刑事執法任務)、工作人員素質與執法要求有距離、流動性大，難以保證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化。不太適合同時承擔執法與非執法的任務。有觀點認為，可以通過社區矯正立法或人大授權等形式賦予司法所執法地位及其工作人員刑罰執行的職能。這一觀點也代表了試點省市司法行政機關的普遍要求。但問題在于：如果賦予司法所刑事執法機關的地位，那么，司法所的其他的非刑罰執行的多項任務由誰來承擔?如果司法所同時承擔刑罰執行和非刑罰執行的任務，始終面臨著由服務者、教育者向管理者、監督者的頻繁轉換，勢必造成管理任務在性質上的混淆，例如，作為刑事執法機關來從事大量的人民調解工作顯然是不適當的，也無法在公眾面前樹立起統一的刑罰執行的角色。

在構建獨立的矯正機構的同時，需要組建一支高素質的社區矯正官隊伍。具體操作如下：第一，選調、吸納現在從事社區矯正的工作人員。從全國來看，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管理者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監獄、勞教等政法系統的干警；二是司法所的干部；三是招聘的社會工作者和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在目前專業人員缺乏的情況下，可通過考核，將以上三類人員中的優秀者納人社區矯正官隊伍中來。

第二，設立社區矯正官的準人標準。將社區矯正官納入國家公務員系列。對進入該系列的人員除了要有相應的學歷、專業外，還要有其他的資格要求。今后的社區矯正官需要有一定的學歷和專業背景，如刑事執法、犯罪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精神病學等，以較好完成監管、矯治和幫扶的任務。2001年修訂的《法官法》、《檢察官法》確定了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一起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才能獲得從業的基本資格，為建立社區矯正官制度的資格準入提供了思路。可對社區矯正官進行專門的認證資格考試，制定規范的準人標準，以提高矯正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在目前社區矯正工作者急需的情況下，可以先從相關專業的畢業生中通過考試進行選拔，通過培訓上崗。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發展，逐步提高進入隊伍的門檻。

第三，認真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目前從社會招聘的司法社工及相關工作人員與司法所公務員和從政法部門抽調的干警的收入差距懸殊。由于同工不同酬，使得一些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積極性難以調動，一旦有更高待遇的工作崗位隨即跳槽，造成了矯正隊伍的流動性大，影響了工作的效果。這些情況表明：要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必須認真考慮和設定合理的工資標準。并注意將工作效果與學歷結合起來考慮。如有的工作者學歷不高，但經驗豐富，工作投入，取得了顯著成績；也有人雖然有較高學歷，但缺乏工作經驗。成效并不明顯。因此，在分配時不能顧此失彼，在確定其待遇時，至少應考慮以下因素：(1)承擔的工作量。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設定其待遇。(2)試點區域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平衡。相同的工作性質和相同的工作強度應獲得大體相同的待遇。

第四，恰當利用社會力量和志愿人員。犯罪的預防、治理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僅僅依靠專門的社區矯正官是不夠的，也難以完成監督改造的任務。因此，要充分利用社區資源，鼓勵社會力量和志愿者的加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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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對社區矯正的一點思考

對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一點思考

黃銀秋韓文杰

摘要：社區矯正是一項新事物，在我國開展社區矯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趨勢的，在目前開展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問題，我們要仔細研究和解決好這些問題，為社區矯正的更好開展掃除障礙。

關鍵詞：社區矯正；原因；問題；對策；

一、社區矯正的概念

社區矯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國家稱之為“社區矯治”，它是一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區環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總稱。國外較常見的包括緩刑、假釋、社區服務、暫時釋放、中途之家、工作釋放、學習釋放等。

社區矯正起源于西方國家，其產生與發展深受早期啟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論的影響。今天，社區矯正已在世界各國被廣泛使用。

二、開展社區矯正的好處

目前我們開展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主要適用于被判處管制、被宣告緩刑、被裁定假釋、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被暫予

1監外執行的5種罪犯。

經過一段時間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實踐，我們認為，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有以下幾個好處：

（一）符合世界刑罰改革發展的趨勢。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刑罰適用都已經進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社區矯正模式開始成為刑罰適用的主導。世界上多數國家在社區中矯正的罪犯人數都比較多，這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區矯正方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僅社區矯正適用的數量大并繼續呈增長趨勢，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數國家設有專門的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和人員，社區矯正的種類也很多，社區矯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國青睞的主要原因。

（二）開展社區矯正能夠提高罪犯改造質量。

刑罰的最終目的就是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實施社區矯正一方面可以減少獄內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與社會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會、仇視社會，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為罪犯創造了極為寬松的改造環境，有利于調動罪犯改造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它還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完整，減少社會對立面，緩解部分社會矛盾，從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充分體現人道主義原則。

（三）開展社區矯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資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區進行矯正，一方面可以減少監獄人口和國家對監

獄運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緩解監獄改造的壓力，使監獄能夠集中財力、人力、物力矯正那些惡習深且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從而合理配置行刑資源，充分地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提高對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

三、目前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對策

（一）現行試點工作中主管機關的角色與法律規定不協調

社區矯正是“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實施的。目前，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多數落在了二支隊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為主的專業主導力量，二是以社會志愿人員為補的社區矯正工作補充力量。而其中起著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為主的專業主導力量。例如按照我區社區矯正的有關規定：接受社區矯正的犯罪人在矯正期間將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報到，由司法所為其登記造冊；此后矯正人員要根據個人情況定期向社區司法所電話匯報，定期到司法所當面談話；司法所負責掌握社區矯正人員的情況，定期對其進行走訪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區矯正中發揮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卻規定了對被宣告緩刑、假釋、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進行監督考察都應該由公安機關執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進行監督考察應是法定的執行機關，而社區矯正對象所在的工作單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責任配合的協助單位。

但我國公安機關目前任務繁雜、工作經常超負荷，很難再顧及社

區矯正的監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區矯正工作，緩解了公安機關這一問題和困難。

因此，早日對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法規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為詳細的《社區矯正法》，明確社區矯正的主管機關和監管模式。筆者認為，從目前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來看，社區矯正的主管機關應該為司法局（所），而監管模式則應設置成以司法局（所）為主、社區為輔的模式。應該在司法部（廳、局、所）里設立社區矯正監管部門，由專人負責，行使權利。并由該部門對社區志愿人員進行組織和培訓，以確保社區矯正監管人員的素質。

（二）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的刑罰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適用較少。長期以來，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響和擔心社會不穩定等原因，加之相關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導致我國在司法實踐中大量使用監禁刑，而對于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的刑罰，例如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在實際中適用量卻很少。這個我區目前尚無一例管制類別的社區矯正對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決這一問題，要從立法和司法實踐兩方面考慮。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視，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刑罰適用的范圍，同時要放寬這些刑罰的適用條件和程序規定。

其次，還要盡快完善對社區矯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區矯正機構和制度保障，讓司法者能夠放心適用非監禁刑罰。

（三）如何解決矯正對象的就業、生活等問題

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就業壓力很大，下崗人數較多，外地的流動人口源源進入城市，而農村經濟相對不發達，因此，社區矯正對象的就業問題并不樂觀，而沒有正當生活收入，就會造成當事人情緒的不穩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們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這可能會成為他們重新犯罪的隱患。

因此，幫助他們尋找工作或辦理最低生活保障，幫助他們在獲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幫助他們妥善解決個人與家庭、鄰里的關系，幫助他們樹立生活信心，正確認識社會正確面對自己，正確認識社會現實與主觀能力之間的矛盾等等，就成為社區矯正工作者首先面對的問題。如我所就通過與民政部門聯動，成功為數名社區矯正對象申請了社會救濟，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

社區矯正工作者還應該根據每個矯正對象的不同情況，充分運用社會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對矯正對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關心，切實維護其合法權益。摒棄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矯正思路和方法，視不同對象的具體情況，將剛性、死板的矯正管理、紀律、要求等靈活實施或變通體現，量身訂制出帶有個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實事求是地實現以個別教育為主的社區矯正目標。又如我所社區矯正對象吳仲階是個有錢仔，由于年少貪玩，法律意識淡薄，與別人一起參與了搶劫，我們針對其犯罪情節輕微,社會交往復雜，觀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響比較大，容易被誘惑，可塑性強的特點，我們抓住焦點，結合其自身的“前車之鑒”、講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強化法律意識，同時與其父母、社區等進行幫教聯動，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鋪幫忙，嚴禁夜歸等，有效控制他再度與以前的損友交往。目前吳仲階思想基本穩定，并即將成為我街第一個安全解除社區矯正的對象。

社區矯正是一項新課題，讓我們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實踐，大膽去創新，為搞好社區矯正工作，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第五篇：我國社區矯正面臨的問題

試述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完善

一、我國社區矯正現狀

2002 年 8 月，司法部成立社區矯正制度研究課題組，開始對社區矯正制度進行研究，并形成《關于改革和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研究報告》，對建立我國社區矯正制度提出了初步構想。與此同時，上海徐匯區斜土街道、普陀區曹楊新村街道、閘北區寶山路街道以及北京密云縣率先在全國開展了社區矯正工作的實踐探索。

2003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這是我國在制度上、法律上確立社區矯正的正式起點。2005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積極推進社區矯正”的要求，表達了中共中央對社區矯正這項刑罰制度改革的認可和支持。

2011 年 2 月 2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其中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的犯罪分子實行社區矯正，這為社區矯正制度確立了正式的法律依據。

二、我國社區矯正面臨的問題

（一）具體實施細則的制定和規范

《刑法修正案

（八）》的出臺，解決了社區矯正制度的法律保障問題。但無論是之前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還是《刑法修正案

（八）》，對社區矯正工作的內容、程序的規定都過于籠統，對于社區矯正工作流程，矯正對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參與矯正的工作人員的選拔和培訓等等社區矯正工作開展中涉及到的問題均沒有具體的規范。此外，還存在社區矯正相關規定和法律法規相沖突的情況。比如，按照法律規定，非監禁刑的執行主體為公安機關，根據相關規定，社區矯正由司法行政部門牽頭，成立負責社區矯正工作的專門機構，這個在規定上和實踐中執行主體的沖突進而造成了檢察機關監督權行使對象上的問題，究竟以公安機關為監督對象，還是以司法機關為監督對象，而監督對象的模糊可能進一步造成互相推諉責任，權力行使落空等情況。

（二）社區矯正中法律監督的實施

首先相關法律不完善，社區矯正是相對于監禁刑的一種刑罰執行方式，檢察機關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對各種刑罰執行活動負有監督的責任。200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頒布了《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其中對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中交付執行環節、落實監督和教育措施環節、執行變更環節、執行終止環節的職責作出了簡單的說明，但沒有就檢察機關社區矯正工作如何開展的細節問題作規定。當前，檢察機關開展社區矯正中的法律監督工作主要依據 2008 年 2 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檢察院監外執行檢察辦法》。所以，社區矯正中法律監督工作的開展亟需出臺細則性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

其次檢察機關缺乏強制力《辦法》規定，發現輕微違法情況，可以當場提出口頭糾正意見，發現嚴重違法情況，可以報檢察長批準，及時發出《糾正違法通知》，如果被監督單位未糾正或回復意見的，應及時向上一級檢察院報告。這樣，問題只是在檢察機關中一級一級上移，并沒有對被監督單位實質的強制執行權力，從而影響了監督的有效性。

再次知情權無法保障，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無法介入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申報和審批過程，由于執行機關不移送相關的案件材料，檢察機關事后審查的依據僅僅是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書等。這些文書的傳遞主要通過法院送判決或者是外地監所部門郵寄，這種傳遞方式本身也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所以，檢察機關無論是從實質上還是時間上，都無法保障對案件的審查。

（三）社區功能不足以及社區矯正專業人員的缺乏

我國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單位制”，國家對于社會的管理和控制，都是依靠單位實現的。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這種“單位制”模式已經逐步向“社區型”社會轉化，社區已經承擔了部分的社會管理職能，但社區的完善和成熟程度仍然不夠，距離社會學上社區的定義還有一段距離，更加沒有實現理想的“社區自治”。我國當前的社區行政管理的色彩比較濃厚，完全承擔社區矯正的責任還有點力所不能及。

此外，我國目前的社區矯正工作缺乏明確具體的操作細則，更加沒有對工作人員的培訓制度，這就造成了社區矯正專業人員的缺乏，給矯正工作的進行造成了不利影響。

三、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建議

（一）對矯正對象建立評估體系、實行分類矯正制度

分類在社區矯正中可以發揮多種作用。第一是它有助于治療和康復；第二是分類有助于預測重復犯罪及社會面臨的其他危險。Clements(1996)“:為了達到矯正的目的，‘所有罪犯都一樣’和‘每個罪犯都是獨特的’兩個極端的中間存在著一個分類系統，這個分類對于實現矯正的目標是有價值的。分類系統將罪犯歸到不同的子群體中，同一子群體的罪犯有著共同的癥狀、病因、行為特征和其他相關的特征”。

早起的分類系統中表現較好的是愛德華提出的，犯人被分到十個類型中的一類，每一類都有具體的行為表現和適應性特征。這個基于人格特質的分類框架有其局限性，比如應用到其他矯正機構的適應性以及跨時間的穩定性等方面的問題。近年來，加拿大研究者已經編制出具有較高信度、效度用以評估的量表。在我國社區矯正的實踐中，可以引進國外成熟的評估量表或者自行編制量表來對矯正對象進行評估和分類。

（二）社區矯正工作人員隊伍的建設

1．對專職人員的培訓

專職人員是社區矯正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工作人員。專職人員可以從有矯正工作經驗的社區工作人員或者在職警察中選任，也可以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具有相關工作潛質的人。對專職人員的培訓可以從法律、教育學、心理學多個角度進行，通過和實踐相結合，生成系統的社區矯正專職人員培訓課程，并設置考核標準或者開展資格準入考試，達到標準或通過考試的學員才能上崗。經過考核的工作人員除了從事社區矯正的工作外，同時要負責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培訓。

2．招募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

社會工作者指具備一定專業知識、有固定時間從事矯正工作，但非專職人員。所以，社工選拔時可以選擇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如法律、心理學、犯罪學、社會學、教育學等，且具備一定學歷的（比如本科以上畢業生）人員。社工信息可由司法行政部門直接掌握，將這些信息進行再分配給社區。

從各個地區實行社區矯正的情況來看，專業人員不足是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招募志愿者是緩解人員不足的有效手段，由于志愿者人群的流動性比較大，為了維持相對的穩定，在招募之初要收集志愿者的基本信息，比如有無固定時間、參加意愿是長期、短期或者臨時等等，然后根據收集到的信息將志愿者分類，再分配不同的工作。

（三）加強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法律監督作用

1．完善社區矯正的立法

制定有關社區矯正的專門的法律，包括社區矯正的法律性質、矯正程序、法律監督體系、實施主體的人員設置、資格準入要求以及矯正對象的評價標準等等細則性內容，法律要具有可操作性。

完善社區矯正相關的訴訟法，明確檢察機關在矯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及職責，要確權也要限權。對對抗法律監督的行為，規定相應的責任追究程序，給予檢察機關對監督工作的強制力和處置權。

2．保障檢察機關的知情權和隨時介入權

明確規定案件送檢察機關審查要一同移送案件材料，以及社區矯正執行機關要定期向檢察機關通報執行情況；此外，法律也要明確檢察機關的隨時介入權，矯正主體對檢察機關的監督工作要予以配合，同時，要對權力行使的程序和細則予以明確，防止權力的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