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的研究

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關鍵詞: 社區矯正 問題 制約 解決路徑

內容提要: 社區矯正實踐中面臨一些困惑與問題，如城鄉發展不平衡、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適用難、矯正力量社會化程度不足、矯正手段技術含量不高等。須尋求有效路徑解決這些問題，以推進社區矯正的進一步發展。

社區矯正在我國試點五年多來，發展迅速，成效顯著，目前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然而，社區矯正試點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困惑與問題，制約著其進一步發展。本文對這些問題及其解決路徑略作探討。

一、關于在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的問題

我國當前的社區矯正工作主要在城市開展，總體看農村與城市在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如不及時采取積極措施，扶植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則會使這種差距進一步拉大，使刑事執行的統一性、公正性受到損害，而一旦社區矯正的公正基礎受到動搖，其生命力就會走向枯竭。因此，如何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是我國社區矯正發展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由于歷史原因而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大部分的農村地區較之城市而言，在經濟、文化等諸方面處于相對落后的局面，這必然影響到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例如，農村地區面積較大、居住人口較分散，而國家權力資源的配備不夠充足，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的整合能力相對薄弱。再如，成熟的社區矯正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撐，如人格測評、心理矯正技術的引入等，但農村地 1

區的智力資源、技術資源比較匱乏，很難像城市那樣，吸收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的參與，從而影響到矯正手段的科學化程度。總之，同城市相比，農村在開展社區矯正方面面臨更多的困難。因此，在農村地區發展社區矯正，應當采取一些政策性扶植措施，同時，必須結合農村地區的特點，設計適合農村特點的社區矯正開展方案。而不能簡單照搬城市的社區矯正模式。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是應當注意的：

一是要注重發揮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在農村地區，村委會等群眾自治組織處在最基層，與人民群眾聯系最為密切，也最了解矯正對象的家庭、社會關系、生產生活等情況，能夠全面掌握矯正對象的教育改造、監督管理等具體現狀，充分調動村委會、村組干部的積極性是做好農村社區矯正的必然要求。在此問題上，以創造“楓橋經驗”而著稱于世的浙江諸暨楓橋鎮，做了有益的探索。楓橋鎮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針對農村轄區面積大，矯正對象比較分散的特點，創造性地提出對矯正對象實行“5+1”監管模式 [1]，即從鎮司法所、協作站(社區)矯正小組、公安責任民警、村治調組織、矯正對象家屬五方面來確定人員，分別落實監管職責。這一社區矯正的“楓橋模式”，對于促進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解決農村與城市發展失衡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楓橋式社區矯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村民自治制度，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對農村的整合功能，“5+1”的社區矯正監管模式正是村民自治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具體運用。這種模式值得其他農村地區在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中借鑒。不過，必須明確：社區矯正在本質上是一種刑罰執行活動，應在國家權力的主導下運行，雖然村民自治組織的參與應當得到重視和鼓勵，并可以成為對農村矯正對象進行監督和幫教的基礎性力量，但這種參與不應涉足執法層面。

二是要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為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條件和氛圍。社區矯正是一種立足社區、依靠社區的社會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區環境是社區矯正賴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一個結構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區就不可能有效果顯著的社區矯正，加強社區建設對于社區矯正的發

展意義重大。我國不少農村地區，因社會轉型導致一些基層組織渙散無力，傳統的社會整合機制削弱，同時，現代意義的社區發育緩慢，社會自治機制很不健全，這使得一些社區矯正措施因社會支持不夠而影響了實施效果。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央的關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要問題的決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農村社區建設”的概念，并要求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2006年11月，國務院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民政會議進一步強調指出，要著力建設城市和農村社區“兩個平臺”，“整合社區資源，推進農村志愿服務活動，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服務體系，全面提升農村社區功能，努力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新型農村社區。”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這對于農村社區矯正的發展無疑具有推動作用。

三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及措施，提高農村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程度。對此，筆者考慮，一方面要加強農村基層司法所的隊伍建設，在編制、經費、人員待遇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同時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對農村社區現有的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以提高其知識素養與業務能力，適應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吸引城市的專業人士介入農村地區的社區矯正工作，如鼓勵相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工作;通過設立專項基金的形式，對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的志愿者實行適當的報酬制，等等。

二、關于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適用社區矯正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流動人口對促進流入地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比較嚴重的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流動人口群體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群體，有著較高的犯罪率，有著很多社會 3

原因，如面臨的巨大的生存壓力，一定范圍存在的社會歧視現象、權利易受侵犯而救濟途徑不暢等。對于此類弱勢群體犯罪，有必要給予適當的寬容，對于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應當盡可能放到社會上改造。但目前不少地區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卻把這類群體排除在社區矯正體系之外。例如，根據北京市的有關規定，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限于具有北京市正式戶口，長期固定居住在試點區縣的犯罪人。這種做法固然有其現實原因，因為對于在城市中沒有戶口或者固定居所的犯罪，適用社區矯正措施，往往難以落實監管措施，而監管缺位則容易導致新的犯罪，從而增大法官的判決風險，使得法官在對這類群體適用社區矯正措施時持保守立場。筆者認為，無論如何，這種簡單以戶籍為界限，對常居城市的外來人口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做法，有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同時，這種事實上的法律適用不公，可能會加劇社會對立，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應當通過規范量刑、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徑，保障外來人口犯罪人平等地獲得社區矯正的處遇。對于那些被判社區矯正措施后，適宜回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遣送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對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又居無定所的社區矯正對象，可以將其安置在特定的場所居住，在為其提供生活幫助的同時，便于對其進行監督和矯正。為此，可借鑒西方一些國家的“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謂中途之家，是指設置于社區的專門的出獄人(包括假釋人員)保護機構。其作用在于運用社會資源協助剛出獄的刑釋人員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系，使其逐漸適應自由的社會，成為健康而自信的成員。尤其對那些出獄后無家可歸的人員，中途之家可以為其提供臨時的食宿條件，避免其因生活無著而流落街頭。中途之家在十九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即已被采用。1964年國際中途之家協會(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進了中途之家的蓬勃發展。以加拿大為例，1968年，加拿大矯正局在蒙特利爾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釋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矯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稱之為社區矯正中心)，并且與163所私營的中途之家簽訂了合同。[2]我國應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著手構建中國的中途之家，使其成為具有 4

教育、咨詢、救濟、輔導等多種功能的出獄人及特定社區矯正對象的救助機構，從而解決因難以監管而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問題。

三、關于推進矯正力量社會化的問題

社區矯正不是簡單地把罪犯放在社區里進行矯正，而是以社區為主體的矯正。同傳統行刑方式相比，“社區矯正需要更多地依賴社會的力量進行運作。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支持系統的發育狀況決定了社區矯正改革的廣度和深度。” [3]社區矯正志愿者是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體現。除了壯大專職的社區矯正工作者隊伍(包括社區矯正官員和專業社會工作人員)外，應面向社會各界，廣泛招募有志于社區矯正事業的社會志愿者，在經過培訓后，使其擔任義務矯正員。社區矯正志愿者的來源范圍可以進一步拓展，除了目前常見的離退休干部、居委會及村委會成員、高校學生等外，還可以考慮宗教人士的介入。在推進矯正力量的社會化方面，除了繼續依靠工會、婦聯等人民團體城市的居委會、農村的村委會等傳統的基層自治組織外，還應注意吸收各類非政府組織的介入。非政府組織(NGO)，也被稱為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等，是指在家庭、政府、市場之外的，為了滿足個人需要的，由自由結社形成的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民間社會的發達是社會保持穩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的重要保證。尤其在現代社會中，非政府組織的自組織、自我協調不但對公共領域是非常重要，而且對國家權力的合理化亦有好處。在社區矯正的開展中，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有很大空間。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積極吸引非政府組織進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成立了專門的民間社團組織———“新航”社區服務總站，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行，社會多方參與”的運作模式參與社區矯正。北京市朝陽區則成立了“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該中心是從事社區矯正社會服務活動的非營利性民間組織，屬于公益性社團法人，采取協議形式，承擔北京市朝陽區政府委托的社區矯正社會服務職能。

四、關于提高矯正手段的科學化問題

矯正手段的科學化以矯正觀念的現代化為前提。為此，首先應當更新觀念，確立現代罪犯矯正觀：

一是人本的矯正觀。就是指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應強調服刑人員的主體地位，尊重和保障其權利和其它正當利益，在堅持法治原則的前提下，以富有建設性的手段和途徑，促進其健康、自由地發展，幫助其適應主流社會，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二是合作的矯正觀。現代教育學將教育界定為一種“引導”活動。引導性的教育觀強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的平等、溝通和互動，強調對被教育者人格的尊重和民主意識的培養。在充分考慮社區服刑人員的特定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些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引入矯正活動中，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更有成效。基于引導性的教育觀，應倡導在矯正活動中適度的寬容、協商、合作與對話，淡化壓制、灌輸色彩。

三是個性的矯正觀。由于社區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各有不同，促進矯正方式的個別化勢在必行。當前我國社區矯正的手段比較單一，主要有思想匯報、不定期的討論交流、參加公益勞動等，不能滿足矯正對象的個性需要。應嘗試建立社會服刑人員的分類管理體系和個性化教育模式，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適用有針對性的管理和矯正手段，這樣才能取得最佳的矯正效果。

在確立現代矯正觀念的基礎上，應當引入和推行各種先進的矯正手段，如人格調查及分類技術、心理矯治技術、個案矯正技術等。當前尤其要大力發展個案矯正模式。個案矯正，是指在承認和尊重人的差異性的前提下，依據服刑人員產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問題，采用有針對性的治療、調適、6

干預和教育等技術，達到特定矯正目的的專門活動。[4]個案矯正模式是教育改造專業化、科學化的具體體現，它在堅持因人施教原則的基礎上，融入了現代管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及計算機技術等知識和技術，使對罪犯的個別教育向更加合理化、精細化的方向發展，能顧及每個罪犯所具有的不同的認知水平、個性特點及心理需求等個體情況，因而被普遍認為是一種人本的、科學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引入個案矯正模式，有利于提升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進而促進矯正質量的提高。

注釋:

[1]其中“5”是指社區司法員、社區民警、駐村指導員、村責任人和矯正對象家屬五個方面的人員;其中“1”是指矯正對象本人。

[2]西莉亞·布朗奇菲爾德：《刑罰的故事》，法律出版社，第 頁。

[3]姚建龍：《論社區矯正的社會支持系統》，載《2006刑事司法與犯罪控制的新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4]參見宋行主編：《服刑人員個案矯正技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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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對制約我國社區矯正發展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社區矯正在我國試點五年多來，發展迅速，成效顯著，目前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然而，社區矯正試點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困惑與問題，制約著其進一步發展。本文對這些問題及其解決路徑略作探討。

一、關于在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的問題

我國當前的社區矯正工作主要在城市開展，總體看農村與城市在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如不及時采取積極措施，扶植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則會使這種差距進一步拉大，使刑事執行的統一性、公正性受到損害，而一旦社區矯正的公正基礎受到動搖，其生命力就會走向枯竭。因此，如何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推行社區矯正，是我國社區矯正發展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由于歷史原因而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大部分的農村地區較之城市而言，在經濟、文化等諸方面處于相對落后的局面，這必然影響到農村地區社區矯正的發展。例如，農村地區面積較大、居住人口較分散，而國家權力資源的配備不夠充足，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的整合能力相對薄弱。再如，成熟的社區矯正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撐，如人格測評、心理矯正技術的引入等，但農村地區的智力資源、技術資源比較匱乏，很難像城市那樣，吸收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的參與，從而影響到矯正手段的科學化程度。總之，同城市相比，農村在開展社區矯正方面面臨更多的困難。因此，在農村地區發展社區矯正，應當采取一些政策性扶植措施，同時，必須結合農村地區的特點，設計適合農村特點的社區矯正開展方案。而不能簡單照搬城市的社區矯正模式。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是應當注意的：

一是要注重發揮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在農村地區，村委會等群眾自治組織處在最基層，與人民群眾聯系最為密切，也最了解矯正對象的家庭、社會關系、生產生活等情況，能夠全面掌握矯正對象的教育改造、監督管理等具體現狀，充分調動村委會、村組干部的積極性是做好農村社區矯正的必然要求。在此問題上，以創造“楓橋經驗”而著稱于世的浙江諸暨楓橋鎮，做了有益的探索。楓橋鎮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針對農村轄區面積大，矯正對象比較分散的特點，創造性地提出對矯正對象實行“5+1”監管模式[1]，即從鎮司法所、協作站（社區）矯正小組、公安責任民警、村治調組織、矯正對象家屬五方面來確定人員，分別落實監管職責。這一社區矯正的“楓橋模式”，對于促進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解決農村與城市發展失衡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楓橋式社區矯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村民自治制度，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對農村的整合功能，“5+1”的社區矯正監管模式正是村民自治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具體運用。這種模式值得其他農村地區在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中借鑒。不過，必須明確：社區矯正在本質上是一種刑罰執行活動，應在國家權力的主導下運行，雖然村民自治組織的參與應當得到重視和鼓勵，并可以成為對農村矯正對象進行監督和幫教的基礎性力量，但這種參與不應涉足執法層面。

二是要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為社區矯正在農村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條件和氛圍。社區矯正是一種立足社區、依靠社區的社會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區環境是社區矯正賴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一個結構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區就不可能有效果顯著的社區矯正，加強社區建設對于社區矯正的發展意義重大。我國不少農村地區，因社會轉型導致一些基層組織渙散無力，傳統的社會整合機制削弱，同時，現代意義的社區發育緩慢，社會自治機制很不健全，這使得一些社區矯正措施因社會支持不夠而影響了實施效果。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一個緊

迫的問題。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央的關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要問題的決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農村社區建設”的概念，并要求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2006年11月，國務院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民政會議進一步強調指出，要著力建設城市和農村社區“兩個平臺”，“整合社區資源，推進農村志愿服務活動，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服務體系，全面提升農村社區功能，努力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新型農村社區。”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這對于農村社區矯正的發展無疑具有推動作用。

三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及措施，提高農村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程度。對此，筆者考慮，一方面要加強農村基層司法所的隊伍建設，在編制、經費、人員待遇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同時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對農村社區現有的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以提高其知識素養與業務能力，適應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吸引城市的專業人士介入農村地區的社區矯正工作，如鼓勵相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工作；通過設立專項基金的形式，對到農村從事社區矯正的志愿者實行適當的報酬制，等等。

二、關于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適用社區矯正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流動人口對促進流入地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比較嚴重的流動人口犯罪問題。流動人口群體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群體，有著較高的犯罪率，有著很多社會原因，如面臨的巨大的生存壓力，一定范圍存在的社會歧視現象、權利易受侵犯而救濟途徑不暢等。對于此類弱勢群體犯罪，有必要給予適當的寬容，對于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應當盡可能放到社會上改造。但目前不少地區在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卻把這類群體排除在社區矯正體系之外。例如，根據北京市的有關規定，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限于具有北京市正式戶口，長期固定居住在試點區縣的犯罪人。這種做法固然有其現實原因，因為對于在城市中沒有戶口或者固定居所的犯罪，適用社區矯正措施，往往難以落實監管措施，而監管缺位則容易導致新的犯罪，從而增大法官的判決風險，使得法官在對這類群體適用社區矯正措施時持保守立場。筆者認為，無論如何，這種簡單以戶籍為界限，對常居城市的外來人口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做法，有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同時，這種事實上的法律適用不公，可能會加劇社會對立，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應當通過規范量刑、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徑，保障外來人口犯罪人平等地獲得社區矯正的處遇。對于那些被判社區矯正措施后，適宜回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遣送原戶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對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又居無定所的社區矯正對象，可以將其安置在特定的場所居住，在為其提供生活幫助的同時，便于對其進行監督和矯正。為此，可借鑒西方一些國家的“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謂中途之家，是指設置于社區的專門的出獄人（包括假釋人員）保護機構。其作用在于運用社會資源協助剛出獄的刑釋人員與社區建立新的社會關系，使其逐漸適應自由的社會，成為健康而自信的成員。尤其對那些出獄后無家可歸的人員，中途之家可以為其提供臨時的食宿條件，避免其因生活無著而流落街頭。中途之家在十九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即已被采用。1964年國際中途之家協會(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進了中途之家的蓬勃發展。以加拿大為例，1968年，加拿大矯正局在蒙特利爾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釋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矯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稱之為社區矯正中心），并且與163所私營的中途之家簽訂了合同。[2]我國應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著手構建中國的中途之家，使其成為具有教育、咨詢、救濟、輔導等

多種功能的出獄人及特定社區矯正對象的救助機構，從而解決因難以監管而對城市外來人口犯罪排除社區矯正適用的問題。

三、關于推進矯正力量社會化的問題

社區矯正不是簡單地把罪犯放在社區里進行矯正，而是以社區為主體的矯正。同傳統行刑方式相比，“社區矯正需要更多地依賴社會的力量進行運作。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支持系統的發育狀況決定了社區矯正改革的廣度和深度。”[3]社區矯正志愿者是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體現。除了壯大專職的社區矯正工作者隊伍（包括社區矯正官員和專業社會工作人員）外，應面向社會各界，廣泛招募有志于社區矯正事業的社會志愿者，在經過培訓后，使其擔任義務矯正員。社區矯正志愿者的來源范圍可以進一步拓展，除了目前常見的離退休干部、居委會及村委會成員、高校學生等外，還可以考慮宗教人士的介入。在推進矯正力量的社會化方面，除了繼續依靠工會、婦聯等人民團體城市的居委會、農村的村委會等傳統的基層自治組織外，還應注意吸收各類非政府組織的介入。非政府組織（NGO），也被稱為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等，是指在家庭、政府、市場之外的，為了滿足個人需要的，由自由結社形成的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民間社會的發達是社會保持穩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的重要保證。尤其在現代社會中，非政府組織的自組織、自我協調不但對公共領域是非常重要，而且對國家權力的合理化亦有好處。在社區矯正的開展中，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有很大空間。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積極吸引非政府組織進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成立了專門的民間社團組織———“新航”社區服務總站，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行，社會多方參與”的運作模式參與社區矯正。北京市朝陽區則成立了“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該中心是從事社區矯正社會服務活動的非營利性民間組織，屬于公益性社團法人，采取協議形式，承擔北京市朝陽區政府委托的社區矯正社會服務職能。

四、關于提高矯正手段的科學化問題

矯正手段的科學化以矯正觀念的現代化為前提。為此，首先應當更新觀念，確立現代罪犯矯正觀：

一是人本的矯正觀。就是指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應強調服刑人員的主體地位，尊重和保障其權利和其它正當利益，在堅持法治原則的前提下，以富有建設性的手段和途徑，促進其健康、自由地發展，幫助其適應主流社會，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二是合作的矯正觀。現代教育學將教育界定為一種“引導”活動。引導性的教育觀強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的平等、溝通和互動，強調對被教育者人格的尊重和民主意識的培養。在充分考慮社區服刑人員的特定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些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引入矯正活動中，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更有成效。基于引導性的教育觀，應倡導在矯正活動中適度的寬容、協商、合作與對話，淡化壓制、灌輸色彩。

三是個性的矯正觀。由于社區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各有不同，促進矯正方式的個別化勢在必行。當前我國社區矯正的手段比較單一，主要有思想匯報、不定期的討論交流、參加公益勞動等，不能滿足矯正對象的個性需要。應嘗試建立社會服刑人員的分類管理體系和個性化教育模式，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適用有針對性的管理和矯正手段，這樣才能取得最佳的矯正效果。

在確立現代矯正觀念的基礎上，應當引入和推行各種先進的矯正手段，如人格調查及分類技術、心理矯治技術、個案矯正技術等。當前尤其要大力發展個案矯正模式。個案矯正，是指在承認和尊重人的差異性的前提下，依據服刑人員產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問題，采用有針對性的治療、調適、干預和教育等技術，達到特定矯正目的的專門活動。[4]個案矯正模式是教育改造專業化、科學化的具體體現，它在堅持因人施教原則的基礎上，融入了現代管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及計算機技術等知識和技術，使對罪犯的個別教育向更加合理化、精細化的方向發展，能顧及每個罪犯所具有的不同的認知水平、個性特點及心理需求等個體情況，因而被普遍認為是一種人本的、科學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引入個案矯正模式，有利于提升社區矯正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進而促進矯正質量的提高。

第三篇：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問題研究

題目：

學生姓名:

入學時間：

指導教師：

試點單位：

畢

業

論

文

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問題研究 馬 睿 學號：1***3 2011秋 專業：法律專業

郭 松

彭 水 縣 司 法 局 重

慶

廣

播

電

視

大

學

2013年10月21日

摘要

社區矯正是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歐美國家的一種非監禁刑,我國于2003年開始此項工作的試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發現了一些問題。社區矯正代表著當今行刑制度的發展趨勢,《刑法》修正案(八)實行社區矯正的規定,為司法行政機關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為全面確立社區矯正制度,進一步完善刑罰執行制度,推進刑罰執行一體化、專門化奠定了基礎。目前,我國社區矯正制度還處于初步建立的階段,有許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和明確。比如,適時制定《社區矯正法》、明確司法行政部門是我國社區矯正的執行機構、規定社區矯正官為我國社區矯正的執法人員等等。因此,我國要建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首先要明確此制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必須在建立相應的社區構建與完善矯正戰略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建立相應的社區矯正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區矯正工作在我國順利開展。

關鍵詞:刑法修正案八,社區矯正制度,刑罰改革,完善路徑,刑罰完善,立法,執行主體

一、社區矯正的立法現狀...........................................................4(一)社區矯正的概念和特征.........................................................4(二)我國社區矯正的立法現狀.......................................................5 1.我國社區矯正的立法發展進程.....................................................5 2.我國社區矯正的主體和對象.......................................................5 3.我國社區矯正的矯正措施和法律監督...............................................5

二、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存在的問題...................................................6(一)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不統一.....................................................6(二)社區矯正的法律主體不明確.....................................................6(三)社區矯正的法律內容不健全.....................................................7(四)社區矯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7(五)社區矯正在實施中存在諸多問題.................................................7 1.社區矯正在公眾的思想認識領域仍存在誤區.........................................7 2.社區矯正工作機構有待進一步健全.................................................8 3.社區矯正隊伍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9

三、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法律思考...............................................9(一)統一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9(二)明確社區矯正的法律主體.......................................................9(三)健全社區矯正的法律內容.......................................................10(四)完善社區矯正的工作程序.......................................................11(五)落實社區矯正的各項制度.......................................................11 1.改變思想認識領域的誤區.........................................................11 2.健全社區矯正工作機構...........................................................11 3.加強社區矯正隊伍建設...........................................................12

一、社區矯正的立法現狀

(-)社區矯正的概念和特征

對于社區矯正的定義,目前國內外學界還沒有統一的定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的立法議案提案人陳旭認為:社區矯正是對罪行較輕或獄內服刑表現較好的罪犯,在執行一定的刑期后,運用社會力量在社區環境繼續執行刑罰的一種開放型改造方式。2003年,《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對它的定義是: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這一概念注意到了社區矯正中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社會資源對提高教育改造質量的重要性,更具有現實合理性,因此在我國社區矯正的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社區矯正制度總體上呈現以下幾個特征:第一,社區矯正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不同于社區工作者的社會工作,與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幫教更有著本質上的巨大差別。這些不同主要體現在社區矯正中包含了對罪犯的懲罰功能。盡管社區矯正的懲罰嚴厲性與其他刑罰活動相比較低,但是它的懲罰性和威懾性還是存在的。社區矯正的對象必須服從矯正機構的管理和監督,社區矯正對象的人身自由和行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區矯正對象的某些權利被剝奪,社區矯正對象必須履行一定的法律義務。第二,社區參與性。與其他刑罰不同,監獄不再是專門的行刑機關,而是由專門的社區矯正機構依法對犯罪分子進行幫教、監督。我國目前由街道、鎮司法所具體從事社區矯正的日常工作。社區參與性既體現在矯正對象的矯正活動在社區中完成,接受社區矯機構的矯治、教育和監督,也體現在社區為矯_正工作提供各種幫助和支持,社區資源能夠為矯正工作所充分利用。第三,非監禁性。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不脫離其原來所在社區和家庭,享有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工作和日常生活也不會因為服刑而受到較大的干擾,始終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系,這是社區矯正與其他傳統的剝奪人身自由的刑罰最本質的區別之一。使罪犯置身于普通的社會環境中,同時發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通過對罪犯的關愛,幫助罪犯適應社會生活,更有利于保證改造效果、避免其重新犯罪,從而達到社會穩定的最終目的。

(二)我國社區矯正的立法現狀

1.我國社區矯正的立法發展進程

為了指導和規范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司法部于2004年5月9日印發了《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

行辦法》,“兩院兩部”先后于2003年7月10日印發了《關于幵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印發了《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2009年9月2日印發了《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等一系列指導文件,陸續出臺了一批規章制度,保障了試點試行工作的進行。2011年5月1日幵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將“社區矯正”寫入了刑法,我國的社區矯正立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了《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要求司法行政機關按照《刑丁寰翔、余建明、陳立峰等:《社區矯正理論與實踐》,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要求,結合工作實際依法規范對社區矯正人員的監督管理、教育和幫扶,提高矯正質量,幫助其順利融入社會。2012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該決定的第一百零三條規定,將《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七條改為第二百五十八條,修改為:“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進一步明確了社區矯正要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至此,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初步確立。

2.我國社區轎正的主體和對象

(1)社區矯正的主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制定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指導管理、組織實施社區矯正工作。這是第一次在法律上確定了社區矯正的執行權,有利于加快社區矯正工作的專業化建設步伐,并逐步建立專門、統一、健全的刑事執行、行刑司法體制。

(2)社區矯正的對象。根據中央批準的社區矯正試點意見,社區矯正的對象為: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裁定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以及被剝奪政治權利在社會服刑的五種罪犯。在社區矯正試行工作中,司法行政機關針對五種不同的社區矯正對象,采取分類管理、區別對待的矯正措施。為體現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的要求,保持社區矯正試行工作的連續性依照《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對于剝奪政治權利在社會服刑罪犯的刑罰執行方式作出了特別規定,明確由司法行政機關配合公安機關,監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并及時掌握有關信息。

3.我國社區嬌正的矯正措施和法律監督(1)矯正措施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管制、緩刑、假釋罪犯應當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遵守會客規定,外出、居住地變更應當報經監督機關批準。《刑法》修正案(八)明確了對管制犯、緩刑犯可以適用禁止令。“兩院兩部”聯合制定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對法律的原則規定進一步做出了細化。一是規定了對社區矯正人員的基本監管要求:如報告義務、外出需審批、進入特定場所需審批和變更居住地需審批等。二是規定了司法

行政機關對社區矯正人員實施監督管理。三是規定了監管處罰、治安管理處罰及刑事處罰的適用條件和程序,明確列舉了六種應當予以警告的情形、五種應當撤銷緩刑和假釋的情形和八種暫予監外執行罪犯收監執行的情形。

(2)法律監督

我國社區矯正的法律監督規定相對籠統。《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社區矯正執法活動違反法律和本辦法規定的,可以區別情況提出口頭糾正意見、制發糾正違法通知書或者檢察建議書。交付執行機關和執行機關應當及時糾正、整改,并將有關情況告知人民檢察院。第三十八條規定,在實施社區矯正過程中,司法工作人員有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等違法違紀行為的,依法給予相應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這種規定非常抽象和模糊。最基本的法律監督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法律規定的不足,使社區矯正監督工作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二、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不統一

在實際工作中,我國社區矯正對象為以下五種服刑人員:被判處管制的、被宣告緩刑的、被暫予監外執行的、被裁定假釋的和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并且《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也是這樣規定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只明確了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和裁定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更明確規定了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對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這就導致了現有的工作實際和法律規定的脫節,各種規定和法律之間相沖突的情況。

(二)社區矯正的法律主體不明確

社區矯正的主體是社區矯正制度中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發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規定:“司法行政機關開展社區矯正工作,遵循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司法行政機關具體實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密切配合,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原則”。2009年“兩院兩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要求,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建立專門的社區矯正工作機構,加強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指導管理”。同時,在工作機制上,要求司法行政部門牽頭組織,相關部門協調配合,司法所具體執行。

但是在基本法律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只規定管制、緩刑、假釋不再由公安機關負責監管;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只規定了 “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對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這兩個基本法律都沒有明確社區矯正的主體,使得實際承擔社區矯正主要工作的司法行政機關權力資源匱乏,無法發揮行刑權的最佳效益。

(三)社區矯正的法律內容不健全

社區矯正的執行活動是十分復雜的領域,其內容不僅要有行刑,同時還要有教育和幫助服務。然而我國社區矯正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對社區矯正對象的監督考察規定不夠完善比如,《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僅在第十九條、二十條規定司法所應當根據社區矯正人員個人生活、工作及所處社區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采取實地檢查、通訊聯絡、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時掌握社區矯正人員的活動情況。應當定期到社區矯正人員的家庭、所在單位、就讀學校和居住旳社區了解、核實社區矯正人員的思想動態和現實表現等情況。對保外就醫旳社區矯正人員,司法所應當定期與其治療醫院溝通聯系,及時掌握其身體狀況及疾病治療、復查結果等情況。這些監督考察的規定過于原則、籠統,可操作性差,且只注意了執法主體對社區服刑人員監督考察有關程序的規定,缺乏社區矯正所需要的教育矯正與幫助服務的具體項目內容;明顯忽視了對社區服刑人員應有權利保護方面的規定。總之,在實踐中,社區矯正的手段和措施還較為單一,在很大程度上僅僅局限于是一種幫教措施,對于社區服刑人員的矯正工作大多限于定時報告、填寫表格等形式上的工作,而心理測試和心理矯正在我國也處于起步階段,等等這些因素都在影響社區矯正的發展。

(四)社區矯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

社區矯正運行過程中還沒有建立完善的程序機制,包括社區矯正對象的審前人格調查和社會調查程序、危險評估程序、日常教育與分類教育組織程序、心理矯治程序、個案矯正程序、居住地與戶籍地分離的異地委托程序、幫扶解困運行程序、考核獎懲程序、就業培訓與就業指導程序等,這些都是我國社區矯正制度非常缺失和應盡早完善的程序,均需要在《社區矯正法》中確認并成為一項法律制度。社區矯正由于沒有專門的立法,許多矯正規定尚以規定、細則、辦法的形式出現,而實踐中又強調必須在現有的法律框架體系內運行,以至于基層單位在實際操作中難題很多;各種規定也多為原則性、章程性的規定,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加之缺少必要的業務培訓,矯正工作易流于形式,無法實現矯正教育和監管。同時,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目前采取的走訪、電話問詢、請假報告等監管措施比較脆弱,容易脫管失控;公益勞動組織難,且效果不佳;真正的個案矯正和心理矯正幵展較少,使矯治效果難以得到保證。

(五)社區矯正在實施中存在諸多問題 1.社區矯正在公眾的思想認識領域仍存在誤區

社區矯正的觀念并沒有得到普及。社區本身在我國就是一個新生事物,我國的東部發達城市這幾年社區建設發展很快,如上海、北京等地,社區的功能已相對完善,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區文化,再加上宣傳力度較大,社區民眾對社區矯正的含義和價值有一定的認識,能夠認同社區矯正制度,有一定的參與熱情。而我國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社區建設相對滯后,廣大的農村甚至還沒有形成社區,普通民眾對社區矯正不理解。群眾更關心的是“社區安全”,擔心犯罪人在社區內重新犯罪,危害社會。認為只有隔離措施才能保衛社會 公眾安全,而非監禁刑的懲罰性、嚴厲性都太輕,都不足以達到威懾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民眾觀念的保守和滯后制約了社區矯正的發展。并且,在一般民眾當中,傳統的重刑主義思想、同態復仇觀念和機械的社會正義觀仍然擁有很強的影響力。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無論是決策者、立法者還是具體的辦案人員,都會把重刑、監禁刑當作對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慮和使用非監禁刑處理刑事案件。刑罰觀念的落后,人們對于社區矯正的不理解,居民對服刑人員貼上犯罪的標簽,嚴重制約了我國社區矯正的發展。雖然社區矯正人員目前的重新違法犯罪率較低,但這是建立在社區矯正比率很低基礎上的。如果大規模推廣導致重新違法犯罪率出現波動,民眾的質疑和指責將大大削弱社區矯正的民意基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轉變民眾觀念的任務還很重。

2.社區矯正工作機構有待進一步健全

隨著《刑法》修正案(八)的實施和刑事審判制度改革,矯正對象的數量將大量增加,這在實際工作中已初露端愧。而與此相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機構司法所,卻普遍存在力不從心的情況。首先,司法所基礎建設薄弱、管理體制不順、工作人員不足、隊伍素質相對較低,難以勝任社區矯正工作的法律性、政策性及職業性要求。社區矯正試點工作開始后,有的地方人手不夠,只能從編外聘請部分人員參與部分工作,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員特別是司法所所長不是公務員,他們在鄉鎮不僅身兼數職,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基層黨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中,且人員時常被更換,很不穩定;二是司法所轄區范圍太小,不能滿足社區矯正服刑人員最基本的流動要求,不適合具體負責社區矯正工作;三是司法所很難保證矯正工作者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化,并要執行大量的法律服務等工作,難以保證社區矯正工作的質量。目前,司法所的工作職責在社區矯正前已有人民調解、法律宣傳、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等多項工作,通常由于某項工作的緊迫,一人被挪作他用或者身兼數職,或者因工作需要內部調整更換崗位,都是免的,這就很難保證矯正工作隊伍的穩定性與職業性。司法所作為社區矯正的執行機構,其各項工作任務之間存在性質沖突。司法所原已承擔的工作任務的性質主要是法律服務工作,而社區矯正雖然也有服務的內容,但其本質是刑罰執行。如果司法所作為社區矯正的執行機構,就意味著司法所所有工作人員都有了執法權,但實際上,許多工作人員從事的法律服務工作與刑罰執行無關。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不從事社區矯正的工作人員是否也有執法權,如果沒有,進行內部工作崗位調整時,是否只要一從事社區矯正工作,馬上就能自動擁有執法權。

3.社區矯正隊伍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

從社區矯正工作開展情況來看,我國社區矯正工作依然是以國家及其專門的職能機關和工作人員為主導,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和志愿者為輔助,這與國外相對成熟的社區矯正工作制度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同時,各基層社區矯正部門和司法所缺少必要的經費保障。經費是開展各項工作的根本,沒有經費,社區矯正工作寸步難行。在對各類社區矯對象開展監督管理、學習教育、心理咨詢、公益勞動等社區矯TH具體業務時,需要工作經費作支撐;聘用社會志愿者和社會工作者,也需要經費作保障。社區矯.工作經費沒有列入財政預算,各基層司法所實行社區矯正的經費沒有任何保障,也沒有人頭經費可言,這些都嚴重影響了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由于經費的緊張,導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矯正質量。

三、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法律思考

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全面推進和社區服刑人員的迅速增加,社區矯正工作面臨著許多問題和困難。雖然社區矯正寫入了《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但是專門的《社區矯正法》還沒有出臺,司法行政機關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依然面臨法律依據不足的問題。“兩院兩部”雖然出臺了《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但其法律位階不高,權威性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刑罰的執行。目前司法部正在起草《社區矯正法(草案)》,希望該草案可以在不久的將來能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以法律的形式明確社區矯正的對象、主體、內容、程序、機構以及各部門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權責。結合我國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情況,對于進一步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統一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

社區矯正的對象應明確規定為包括被判處管制的、被宣告緩刑的、被暫予監外執行的、被裁定假釋的等所有適用非監禁刑的罪犯,并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結合不同刑罰種類的特征,以及社區矯正的工作特點,合理地確定社區矯正的執行范圍,將“人身自由限制性”明顯的刑罰種類和制度納入其中,而將“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排除在外。我國刑法并沒有規定要限制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監外服刑人員的人身自由,服刑人員在遷居方面是自由的,社區矯正工作限制剝奪政治權利服刑人員的自由流動于法無據;對于剝奪政治權利的服刑人員來說只要消極不行使其政治權利即可,并無實行社區矯正之必要,將剝奪政治權利服刑人員也納入社區矯正之中,只會徒然浪費司法資源;社區矯正作為行刑社會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其理論依據是使服刑人員重新社會化,而剝奪政治權利是資格刑的具體刑種,其理論依據在于防衛社會,二者的理論依據也不相同,因而不可貿然通用。

(二)明確社區矯正的法律主體

加快社區矯正立法,統一、完善法律機制,對公檢法司各單位的職責做出明確規定,有利于加強分工協

作,提高社區矯正的運作效率。賦予司法行政機關以執法主體資格既能保證社區矯正工作的專門化,推進刑事執行一體化進程,又能突出社區矯正的刑罰執行性質,提高工作效率,并發揮檢察監督職能確保公正執法,也使公安機關退出社區矯.工作后的執法主體得到落實。《刑法》修正案(八)只明確了社區刑罰和社區矯正的執行權不再由公安機關行使,管制、緩刑、假釋不再由公安機關負責監管,而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僅規定了 “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這些較為籠統地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社區矯正機構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因此應制定《社區矯正法》對社區刑罰和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做出明確的規定。目前,根據刑罰執行科學發展的規律和國外的經驗,將社區刑罰與社區矯正的執行權交由司法行政機關來行使,在理論界已達成了共識。只有對社區矯正執行主體部門加以明確,才能促進社區矯正事業的健康發展。

(三)健全社區矯正的法律內容

1.盡快制定頒布《社區矯正法》,提高社區矯正的立法層級。對社區矯正的內容、措施、機構設置等問題進行詳細的規定,以解決目前困擾司法行政機關和各基層司法所在執行政策、裝備保障以及人員編制等方面的具體問題。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需根據《社區矯正法》的規定,結合自身實際,制定出具體的實施細則,并由各司法廳印發與實施細則配套的社區矯正執法文書格式,規范文書適用。

2.完善社區矯正制度建設。立足我國社區矯正工作實際,在現有試點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明確社區矯正工作是為了保護公共安全而對罪犯和被告人進行懲罰和服務,并使他們在社區繼續生活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同時,合理序地借鑒國外先進的經驗,借鑒例如美國的家中監禁、中途之家、間歇監禁等制度,為社區刑罰發揮功能創造條件。我國的《社區矯正法》應將入住中途之家作為假釋、緩刑的一種附加條件,由中途之家對假釋、緩刑人員實施過渡性矯正、監管等措施。國外實踐證明,這一功能極大的提高了假釋、緩刑制度的科學性和矯正效果。

3.保障社區矯正人員權利。從充分尊重犯罪人的價值和關心幫助犯罪人的理念出發,既要對社區矯正人員實施必要的觀察保護和管束保護措施,促使其改善不良心理,改掉行為惡習;又要形成民政部門、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和教育部門積極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良性機制,幫助社區矯正人員再次融入社會,為他們矯正期滿后能夠迅速回歸主流社會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使社區矯正的價值——尊重和維護被矯正者的權利真正得以實現。

4.完善適用社區矯正前的調查評估制度。“判決前調查制度”或“判決前的人格調查制度”起源于美國的緩刑資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專門機構對罪犯的犯罪背景、一貫表現等進行專門調查,針對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進行系統的評估,然后將調查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或假釋裁定機關)在量刑時參考。審前調查制度是量刑科學化、合理化的體現,也是罪犯處遇個別化的出發點。應明確要求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監獄需委托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對擬適用社區矯正的被告人、罪犯進行調查評估,評估其對所居住社區產生的影響并以此來作為是否可以進行社區矯正的依據。

(四)完善社區矯正的工作程序

1.對社區矯正輔助人員(專職社會工作者、社會志愿者)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應予以確認。以便其參與刑事訴訟,協社區矯正執法人員工作,保證刑罰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執行以及社會安全、社會和諧等問題的妥善解決。

2.進一步完善暫予監外執行罪犯保證制度。對暫予監外執行程序中的保證人條件、保證人義務、保證人責任做出更為嚴格的規定,以加大對保證人的制約力度,敦促保證人加強對被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的日常管束和教育。同時,將繳納保證金明確為監外執行的保證方式之一,以加強對罪犯的控制力。

3.明確規定由公安機關負責執行對脫逃社區矯正人員的抓捕工作。即規定“社區矯正人員矯正期限內脫逃的,社區矯正執行機關應及時查找,規定期限內仍査找不到的,社區矯之日執行機關應當立即通知公安機關,由公安機關負責追捕,社區矯正執行機關密切配合”。

(五)落實社區矯正的各項制度

1.改變思想認識領域的誤區加強宣傳教育和引導,更新完善刑罰觀念。對社區矯正的專業工作人員來講,應該加強其刑罰觀念的培訓,轉變重刑主義傾向,使他們認可“矯正可以矯正者,不可以矯正者不使為害”的工作目標;對普通民眾來說,應該加強宣傳教育,宣傳社區矯正工作從開展以來取得的豐碩成果,使民眾認識到社區矯正不是“無罪釋放”,而是對惡性較小的犯罪人的另一種刑罰處罰方式。要讓全社會接受“囚犯的待遇不應側重于把他們排斥于社會之外,而應注重他們繼續成為組成社會的成員”的理念,讓社區居民認識到全面推進社區矯正工作,是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的需要,更是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

2.健全社區矯正工作機構

(1)各級政府要建立健全領導和辦事機構,充實工作力量,完善工作制度,明確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管理機構建制、編制。目前,我國的社區矯正工作機構設置在司法行政部門內,由于司法行政機關編制有限,機構人員編制只能從內部調劑解決,工作力量明顯不足,與所承擔的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的繁重任務極不相適應。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成功經驗,在司法部下設立與監獄管理局平行的社區矯正局,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設立隸屬于司法廳的社區矯正分支機構,統籌管理轄區內的社區矯正工作,在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建立一支專業的社區矯正執法隊伍,吸納非政府管理機構、民間組織等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管理工作。在現階段,要大力充實司法所工作力量,配備專業人員、撥付專項經費,以適應社區矯正工作迅速發展的迫切需要。采用此種模式有利于提高矯正工作效率,而且各自的任務和責任較為清晰,不至于出現多頭指揮、多頭

檢查、銜接脫節和相互推諉的現象。

(2)司法行政機關、公安機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協作配合,建立社區矯正聯席會議制度,保證社區矯正工作能夠環壞相扣,不留死角。創新矯TH方法,探索建立分類管理和分階段教育工作模式,建立社區矯.人員信息交換平臺和制定突發事件應急預案。

(3)完善監督機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更是刑罰執行活動的監督機關。為防土司法腐敗,維護社區服刑人員、被害人和社區公民權益,保障社區矯正健康發展,應在檢察機關內部的監所檢察機構的原職權基礎上,升格為統一的刑罰執行檢察機構,負責對包括社區矯在內的全部刑罰執行工作進行監督。檢察方式在借鑒目的監所檢察的基礎上,積極探索社區矯正的監督方式,可在社區矯機構和司法所派駐檢察員,以加強對社區矯.工作的法律監督。

3.加強社區矯正隊伍建設

一是建立隊伍。為適應工作開展需要,應當爭取編制、人事、財政等部門的支持,健全工作機構,建立一支以司法所工作人員為主(執法人員),社會工作者協助、社會志愿者配合的社區矯正工作隊伍。要將社區矯正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實現財政配套全額撥付制度和動態增長機制;要配齊社區矯正工作所需的辦公設備和交通工具,建立裝備保障機制。二是加強培訓。應建立一整套的培訓和教育機制,加強對各類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素質培訓,切實提高他們在法律知識、矯正監管、談話教育、心理疏導、組織協調、危機管理、突發事件預防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使社區矯正工作者在專業知識、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等方面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需求齊驅并進,保證社區矯正工作實現預期目標。三是明確執法身份。社區矯正是一項法律性、專業性很強的刑罰執行工作,必須有一支專業化的執法隊伍。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對管制、緩刑罪犯規定了 “禁止令”。“禁止令”的執行,體現了刑罰的強制性、懲罰性,由于執法環境涉及的活動、場所、人員情況較為復雜,需要執法人員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執法身份,以確保執法工作的順利進行。

隨著《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頒布和實施,社區矯正工作將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但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社區矯正工作仍然存在著各種困難和不足,尤其在基層工作中,這種現象尤為明顯。公眾認同度低、社區參與不夠、人才匱乏、經費短缺、基層工作人員積極性不強、司法所力量薄弱、立法滯后等問題都給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和阻礙。本文主要從加強社區矯正立法,夯實基層基礎建設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一些設想。由于學術水平有限,只能對上述內容做粗淺的論述,存在諸多不足與不盡合理之處,只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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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對我國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思考

對我國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思考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工作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確立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會同公安機關搞好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組織協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和幫助工作。街道、鄉鎮司法所要具體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通知》事實上確認了公安機關是“執法主體”，司法行政機關是“工作主體”。并希望通過一段時間的試點，逐步過渡到完全由司法行政機關(具體通過司法所)承擔對社區矯正的管理。

一、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沖突與弊端

(一)法律與《通知》規定的沖突

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監禁刑(社區矯正)執行的組織管理的歸屬是公安機關，與“兩院兩部”聯合下發的(通知)以及《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的規定存在著對立與沖突。

對于社區矯正對象中的管制、假釋、被暫予監外執行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執行主體，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都做出了明確規定，且規定一致。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罪犯的執行主體是公安機關，對于假釋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刑事訴訟法》還規定，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在緩刑考察機關的規定上略有區別。我國《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而《刑事訴訟法》第217條規定，“對于被判處徒刑緩刑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交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兩個刑事法律規定的區別性體現在：一個是“直接管理”，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另一個是“間接管理”，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但兩者管理主體的最終歸屬仍然是公安機關。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雖然對管理的主體作了明確的規定，但對管理的內容規定是粗疏的，使得這種管理流于形式。

《通知》對管理主體的規定是“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公安機關要配合司法行政機關依法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依法履行有關法律程序。對違反監督、考察規定的社區服刑人員，根據具體情況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對重新犯罪的社區服刑人員，及時依法處理”。顯然，《通知》規定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機關為主導，公安機關由過去唯一的管理主體轉為“配合”的輔助地位。由司法部頒布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則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州)和縣(市、區)司法行政機關應當設立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同級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負責指導、監督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實施，協調相關部門解決社區矯正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檢查、考核本地區社區矯正實施情況。鄉鎮、街道司法所具體負責實施社區矯正。”再次確認了街道、鄉鎮司法所具體管理的主體地位。

一項法律制度能否成功施行，有賴于其本身規范的確定性和統一性。就確定性而言，各部門的管理職責必須明確完整；就統一性而言，體現為法律部門之間、上下位法律之間的協調一致，以確定性和統一性保證制度的施行。

(二)“雙主體”管理模式在實踐中的弊端

目前試點中組織管理模式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若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會越來越成為社區矯正工作深入開展的“瓶頸”。這些困難與問題主要體現在：司法所工作人員力量不足。司法所是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目前不少地方還存在一人所、兩人所。司法所除承擔社區矯正工作外，還承擔著人民調解、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普法宣傳等職能，人手不足問題較為突出。同時，一些司法所管理體制不順，不少工作人員是事業編制，他們不僅身兼數職，而且有的主要精力是從事基層黨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員的流動性較大。這對于專業性、程序性、執法性較強的社區矯正而言，無疑有較大的影響。影響職能部門間的協作配合。社區矯正工作需要政法部門間的協作配合，但實際工作中，職能部門間的協作配合還存在以下問題：

(1)公安派出所與司法所配合不力。基層工作人員普遍反映，當司法所提出請派出所對屢次不服監管教育甚至對抗的社區服刑人員實行訓誡、警告、行政拘留等懲罰措施時，有的派出所不夠重視，常以工作忙、人手少等理由消極應付，或認為社區服刑人員已經交給司法所監管，與自己沒有關系了，不再履行職責。由于司法所沒有執法權限，致使一些監管措施、懲罰制度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影響了刑罰執行的強制性與嚴肅性。

(2)法院、監獄和看守所對“雙主體”的銜接易產生疏漏。通過調研發現，法院、監獄、公安看守所送達法律文書及相關材料時，存在法律文書不齊全、送達不及時、漏送達等問題，甚至沒仔細核對罪犯的真實姓名、經常居住地等基本情況而出現錯送達。一些法院對未羈押的罪犯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或決定暫予監外執行時，一些監獄、公安看守所釋放假釋犯或暫予監外執行犯時，僅告知罪犯應按時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報到，而沒有明確告知還應到司法所報到及不按時報到的法律后果。有的看守所將法律文書只送達公安機關，不送達司法行政機關，導致司法行政機關很難掌握罪犯的情況，一旦出現法律文書送達不及時、漏送達等情況時，極易發生脫管、漏管現象。另外，有的法院審判后沒有采取適當方式通知罪犯執行地的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做好接收準備工作，實踐表明，”雙主體”的管理模式帶來了執法機關地位不明、職責不清、銜接不暢、效率不高等問題。并導致了多頭指揮、多頭檢查、多頭交辦任務、多頭要數據材料的現象，給試點單位帶來工作中的雜亂和不便。這種多元管理格局會導致寶貴的行刑資源浪費，不利于對刑罰執行工作的歸口管理和法律監督，容易發生脫節現象。盡管“雙主體”管理存在弊端，但是“雙主體”的管理模式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為在試點階段，尚不能體現司法所等獨立承擔執法的任務。就現實而言，由于司法所編制所限和力量不足，不得不借助外力來開展社區矯正工作。2004年1月，上海成立了新航社區服務總站(社團組織)，政府以購買服務的形式讓社會工作者參與和協助司法行政機關做好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的教育轉化、幫困解難、生活指導等輔助性工作，但實際上他們承擔了社區矯正的大部分工作，諸如個別教育、集中教育、落實思想匯報、組織安排公益勞動和心理矯正等。但是社會工作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開展工作，其本身沒有也不應有執法管理的權限。①如果以社會工作者為主導開展社區矯正，勢必將社區矯正引人重幫困解難，輕監管懲罰的路徑。2007年上海市檢察機關在監外執行專項檢查活動中。發現脫管漏管的監外執行罪犯823人；2009年，又檢查發現脫管漏管的監外執行罪犯256人。雖然2009年比2007年有較大進步，但數字表明對社區矯正仍然有嚴格管理的必要性。

2009年，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和規范監外執行工作的意見》，針對“一是因為交付執行環節部門間工作不銜接，造成漏管；二是一些地方對監外執行罪犯的管理措施落實不到位，造成脫管；三是交付執行、監管管理等環節的一些問題在法律和制度上規定缺失或規定不明確，導致實踐中責任不清，執行工作不到位”的問題②，特別強調和強化了公安機關在社區矯正管理中的職能。③該《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區矯正試點中，司法所管理不力的問題。

那么，司法所管理不力，是否可以考慮仍然由公安機關來管理呢?一些學者認可這樣的觀點，理由是：公安機關具有長期監管非監禁刑的經驗，公安機關負責社區矯正可以避免與現行法律法規的沖突；當前，社區警務已經成為世界各國警務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打防結合、預防為主”的犯罪控制理念和“專群結合”的工作方針同社區矯正的追求不謀而合；公安機關管理更具法律的權威性。

筆者認為不妥。公安機關行使偵查逮捕權，同時又行使社區刑罰執行權，不符合刑罰權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的原則。現在，社會各種矛盾叢生，犯罪率持續攀升，維護社會治安秩序，預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的任務不堪重負⑤，但我國《刑法》將非監禁刑罰執行權賦予了公安機關，因此，公安機關不得不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和打擊現行犯罪的長期疲憊中，抽出少量的精力行使職責，使得管理流于形式。而且，在公安機關內部也一直沒有設立專門負責緩刑、假釋、管制的工作機制，監管人員不固定、工作缺乏連續性、崗位責任不明確，不利于社區矯正的健康發展。但是司法所在社區矯正試點中作為“工作主體”又無執法權，但凡涉及社區服刑人員的遷居、外出、收監執行、突發事件等均要向公安機關通報，由公安機關做決定。造成社區服刑人員對司法所作為管理、監督機構缺乏認同感，而作為“執法主體”的公安機關，卻不負責具體工作。其結果是造成了工作的復雜化，職責交叉，銜接不力。

二、組織管理模式的局限與重構

(一)現有組織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兩院兩部”在《通知》中確立的“雙主體”的組織管理模式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三點：

一是該模式屬過渡性的模式，不適合長期使用。過去由公安機關派出所承擔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由于公安派出所工作繁忙，實際上疏忽了對此項工作的認真管理。從權力制約原則出發，基層公安部門也不適合承擔對社區矯正的管理。但試點模式仍然明確公安機關作為執法主體，并讓司法行政機關的司法所承擔具體管理工作，而司法所本身有多項繁重的工作，本身并不具有執法的性質。因此，兩家管理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容易引起扯皮、推諉、銜接上的漏洞，責權不明，這種非專業化的機構和人員進行管理，不符合現代的專業化管理的基本要求。試點的決策者也可能考慮先由兩家管理，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再轉為一家管理。但實際上完全可以進行一步到位的試點。在確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工作人員后進行試點，在試點開始時可能制度不夠健全，管理不一定到位，可由公安機關積極配合，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進和完善，逐步形成獨立的執法管理模式。令人遺憾的是，在2009年我國社區矯正的試行推向全國，仍然沿用這種2003年試點時的過渡性模式，許多在試點初期所產生的問題沒能妥善解決又將帶到面上。

二是這一模式是基于“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運作”的指導思想下確立的模式，與黨中央提出的改革創新的理念不符。具體表現為，我國《刑法》規定了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主體是公安機關，因此，在“兩院兩部”的《通知》中，仍然保留公安機關作為執法主體，而司法行政機關是作為工作主體。似乎這樣可避免與《刑法》的規定不一致。但問題在于隨著我國社區矯正的試點和推進，需要對非監禁刑罰執行的“法律框架”進行突破和修正。

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存在著與“社區矯正”試點的理念存在不適應的問題。事實上，在“兩院兩部”的<通知》中讓“司法行政部門參與社區矯正的管理”的規定已經突破了現行的法律框架。為了給這種突破有一個“不突破現行法律框架”的解釋，于是出現了所謂的“公安機關是執行主體，司法所是“工作主體”的文字游戲。因為讓街道、鄉鎮司法所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執法”。

筆者認為，既然社區矯正是我國刑罰制度改革的試點，就應該允許對現行法律包括組織管理的框架有所突破，否則，怎能體現出刑罰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因此，社區矯正的組織管理模式不應在現有的、已經過時的法律框架下運作，而應根據我國的國情，實事求是地開展具有突破性的試點。

如何突破現行法律框架的限制?這里需要根據科學發展觀的原則。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試點。具體說來，在全國確定試點模式前要進行充分的論證，并確定多種選擇方案，目前“兩院兩部”確定的派出所和司法所作為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的模式可以作為一種選擇，但這并不是唯一的選擇；第二種模式是設立專門的社區矯正管理機關(不包括公安機關)，”’經過幾年的社區矯正試點實踐，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際工作者認為后一種模式有利于進行專業化管理、職責明確，也有利于提高效率。既然如此，也迫切需要對此進行試點。

三是試點模式的確立忽視了地方的差異。社區矯正的特點是需要利用社區的資源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監管和改造。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資源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經濟發展和文化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在全國范圍內設定一個單一的、過渡式的模式進行試點，難免會給一些地區造成削足適履的尷尬局面。因此，社區矯正試點應在確立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各地有一定的自主選擇的余地。允許出現略有不同的適合本地特點的組織管理模式。在經過若干年的試點之后，試點的組織管理部門需要對試點模式進行評估和可行性論證，分析利弊，逐步形成適合國情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同時也允許有一定的地區差異。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些局限性問題尚未解決的背景下，2009年兩院兩部又通過《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的行政命令，將不成熟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向全國推行。不難預見，我國第一批、第二批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組織管理體制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勢必重復出現在新的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

(二)未來組織管理模式的重構

作為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需要在試點實踐的基礎上進行優化選擇。選擇的前提是有利于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管、矯治和幫扶，有利于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有利于降低刑罰成本。通過研究和比較，筆者傾向于建立與現有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建立獨立于公安機關和司法所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目前的管理模式無論是司法所還是派出所都屬兼管性質，不利于社區矯正向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的發展(專業化是指該機構專司社區矯正的管理而不負責其他工作，職業化是指未來的矯正官擁有與政法部門公務員一樣的選拔要求和職業身份)。具體說來，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建立專門的與司法所分離的社區矯正機構和專職的社區矯正官隊伍。

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建立社區矯正機構的理由是：監禁刑和非監禁刑的執行都要遵循統一的刑事法律制度開展，這種目標價值的一致性要求刑罰執行活動要由性質相同或相似的國家職能機關在同一系統下負責執行，矯正機構與監獄管理機關同屑司法行政系統，能夠做到監禁刑與非監禁刑執行活動的順利銜接，從而有利于整合相關資源和提高工作效率。雖然監禁刑與非監禁刑的執行有所不同，但行刑的目的和在手段上的運用有許多共同之處。如對服刑人的風險評估、需要評估，對服刑人的分級管理、分類改造，積極創造條件有利于服刑人員回歸社會等。從發展的趨勢來看，今后將會有大量的監獄押犯通過假釋的形式提前出獄。這就意味著監獄工作將要更大限度地向社區延伸，社區矯正也需要更多地向監獄延伸，如社區矯正工作者需要做假釋前的報告，在服刑人入獄后不久就要幫助其做假釋的計劃和準備。另外，在社區矯正中重新犯罪的服刑人員和違反監管規定情節嚴重的，其非監禁刑將被撤銷而收監。總之，社區矯正機構設在司法行政機關，有利于監獄管理和社區矯正相互銜接，有機結合，以便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社區矯正機構與司法所分離出來的理由是：目前司法所任務繁重(已有人民調解、法律宣傳、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安置幫教、司法信訪、綜合服務窗口，政府隨時交辦的保持社會穩定等非刑事執法任務)、工作人員素質與執法要求有距離、流動性大，難以保證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化。不太適合同時承擔執法與非執法的任務。有觀點認為，可以通過社區矯正立法或人大授權等形式賦予司法所執法地位及其工作人員刑罰執行的職能。這一觀點也代表了試點省市司法行政機關的普遍要求。但問題在于：如果賦予司法所刑事執法機關的地位，那么，司法所的其他的非刑罰執行的多項任務由誰來承擔?如果司法所同時承擔刑罰執行和非刑罰執行的任務，始終面臨著由服務者、教育者向管理者、監督者的頻繁轉換，勢必造成管理任務在性質上的混淆，例如，作為刑事執法機關來從事大量的人民調解工作顯然是不適當的，也無法在公眾面前樹立起統一的刑罰執行的角色。

在構建獨立的矯正機構的同時，需要組建一支高素質的社區矯正官隊伍。具體操作如下：第一，選調、吸納現在從事社區矯正的工作人員。從全國來看，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管理者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監獄、勞教等政法系統的干警；二是司法所的干部；三是招聘的社會工作者和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在目前專業人員缺乏的情況下，可通過考核，將以上三類人員中的優秀者納人社區矯正官隊伍中來。

第二，設立社區矯正官的準人標準。將社區矯正官納入國家公務員系列。對進入該系列的人員除了要有相應的學歷、專業外，還要有其他的資格要求。今后的社區矯正官需要有一定的學歷和專業背景，如刑事執法、犯罪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精神病學等，以較好完成監管、矯治和幫扶的任務。2001年修訂的《法官法》、《檢察官法》確定了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一起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才能獲得從業的基本資格，為建立社區矯正官制度的資格準入提供了思路。可對社區矯正官進行專門的認證資格考試，制定規范的準人標準，以提高矯正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在目前社區矯正工作者急需的情況下，可以先從相關專業的畢業生中通過考試進行選拔，通過培訓上崗。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發展，逐步提高進入隊伍的門檻。

第三，認真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目前從社會招聘的司法社工及相關工作人員與司法所公務員和從政法部門抽調的干警的收入差距懸殊。由于同工不同酬，使得一些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積極性難以調動，一旦有更高待遇的工作崗位隨即跳槽，造成了矯正隊伍的流動性大，影響了工作的效果。這些情況表明：要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必須認真考慮和設定合理的工資標準。并注意將工作效果與學歷結合起來考慮。如有的工作者學歷不高，但經驗豐富，工作投入，取得了顯著成績；也有人雖然有較高學歷，但缺乏工作經驗。成效并不明顯。因此，在分配時不能顧此失彼，在確定其待遇時，至少應考慮以下因素：(1)承擔的工作量。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設定其待遇。(2)試點區域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平衡。相同的工作性質和相同的工作強度應獲得大體相同的待遇。

第四，恰當利用社會力量和志愿人員。犯罪的預防、治理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僅僅依靠專門的社區矯正官是不夠的，也難以完成監督改造的任務。因此，要充分利用社區資源，鼓勵社會力量和志愿者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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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對社區矯正的一點思考

對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一點思考

黃銀秋韓文杰

摘要：社區矯正是一項新事物，在我國開展社區矯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趨勢的，在目前開展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問題，我們要仔細研究和解決好這些問題，為社區矯正的更好開展掃除障礙。

關鍵詞：社區矯正；原因；問題；對策；

一、社區矯正的概念

社區矯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國家稱之為“社區矯治”，它是一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區環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總稱。國外較常見的包括緩刑、假釋、社區服務、暫時釋放、中途之家、工作釋放、學習釋放等。

社區矯正起源于西方國家，其產生與發展深受早期啟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論的影響。今天，社區矯正已在世界各國被廣泛使用。

二、開展社區矯正的好處

目前我們開展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主要適用于被判處管制、被宣告緩刑、被裁定假釋、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被暫予

1監外執行的5種罪犯。

經過一段時間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實踐，我們認為，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有以下幾個好處：

（一）符合世界刑罰改革發展的趨勢。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刑罰適用都已經進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社區矯正模式開始成為刑罰適用的主導。世界上多數國家在社區中矯正的罪犯人數都比較多，這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區矯正方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僅社區矯正適用的數量大并繼續呈增長趨勢，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數國家設有專門的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和人員，社區矯正的種類也很多，社區矯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國青睞的主要原因。

（二）開展社區矯正能夠提高罪犯改造質量。

刑罰的最終目的就是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實施社區矯正一方面可以減少獄內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與社會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會、仇視社會，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為罪犯創造了極為寬松的改造環境，有利于調動罪犯改造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它還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完整，減少社會對立面，緩解部分社會矛盾，從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充分體現人道主義原則。

（三）開展社區矯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資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區進行矯正，一方面可以減少監獄人口和國家對監

獄運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緩解監獄改造的壓力，使監獄能夠集中財力、人力、物力矯正那些惡習深且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從而合理配置行刑資源，充分地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提高對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

三、目前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對策

（一）現行試點工作中主管機關的角色與法律規定不協調

社區矯正是“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實施的。目前，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多數落在了二支隊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為主的專業主導力量，二是以社會志愿人員為補的社區矯正工作補充力量。而其中起著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為主的專業主導力量。例如按照我區社區矯正的有關規定：接受社區矯正的犯罪人在矯正期間將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報到，由司法所為其登記造冊；此后矯正人員要根據個人情況定期向社區司法所電話匯報，定期到司法所當面談話；司法所負責掌握社區矯正人員的情況，定期對其進行走訪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區矯正中發揮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卻規定了對被宣告緩刑、假釋、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進行監督考察都應該由公安機關執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進行監督考察應是法定的執行機關，而社區矯正對象所在的工作單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責任配合的協助單位。

但我國公安機關目前任務繁雜、工作經常超負荷，很難再顧及社

區矯正的監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區矯正工作，緩解了公安機關這一問題和困難。

因此，早日對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法規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為詳細的《社區矯正法》，明確社區矯正的主管機關和監管模式。筆者認為，從目前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來看，社區矯正的主管機關應該為司法局（所），而監管模式則應設置成以司法局（所）為主、社區為輔的模式。應該在司法部（廳、局、所）里設立社區矯正監管部門，由專人負責，行使權利。并由該部門對社區志愿人員進行組織和培訓，以確保社區矯正監管人員的素質。

（二）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的刑罰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適用較少。長期以來，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響和擔心社會不穩定等原因，加之相關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導致我國在司法實踐中大量使用監禁刑，而對于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的刑罰，例如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在實際中適用量卻很少。這個我區目前尚無一例管制類別的社區矯正對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決這一問題，要從立法和司法實踐兩方面考慮。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視，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刑罰適用的范圍，同時要放寬這些刑罰的適用條件和程序規定。

其次，還要盡快完善對社區矯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區矯正機構和制度保障，讓司法者能夠放心適用非監禁刑罰。

（三）如何解決矯正對象的就業、生活等問題

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就業壓力很大，下崗人數較多，外地的流動人口源源進入城市，而農村經濟相對不發達，因此，社區矯正對象的就業問題并不樂觀，而沒有正當生活收入，就會造成當事人情緒的不穩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們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這可能會成為他們重新犯罪的隱患。

因此，幫助他們尋找工作或辦理最低生活保障，幫助他們在獲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幫助他們妥善解決個人與家庭、鄰里的關系，幫助他們樹立生活信心，正確認識社會正確面對自己，正確認識社會現實與主觀能力之間的矛盾等等，就成為社區矯正工作者首先面對的問題。如我所就通過與民政部門聯動，成功為數名社區矯正對象申請了社會救濟，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

社區矯正工作者還應該根據每個矯正對象的不同情況，充分運用社會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對矯正對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關心，切實維護其合法權益。摒棄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矯正思路和方法，視不同對象的具體情況，將剛性、死板的矯正管理、紀律、要求等靈活實施或變通體現，量身訂制出帶有個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實事求是地實現以個別教育為主的社區矯正目標。又如我所社區矯正對象吳仲階是個有錢仔，由于年少貪玩，法律意識淡薄，與別人一起參與了搶劫，我們針對其犯罪情節輕微,社會交往復雜，觀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響比較大，容易被誘惑，可塑性強的特點，我們抓住焦點，結合其自身的“前車之鑒”、講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強化法律意識，同時與其父母、社區等進行幫教聯動，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鋪幫忙，嚴禁夜歸等，有效控制他再度與以前的損友交往。目前吳仲階思想基本穩定，并即將成為我街第一個安全解除社區矯正的對象。

社區矯正是一項新課題，讓我們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實踐，大膽去創新，為搞好社區矯正工作，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貢獻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