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伯夷列傳讀后感

伯夷列傳讀后感

（一）文/星空下的人

很誠實地先說一句，實際上這篇文章我并沒有認真地聽講，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語文老師在談論《伯夷列傳》這篇課文時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對此印象很深，特別是對于“好人不長命”、“惡人富貴延年”的社會現象的不公。下課之后，我有重新瀏覽過這篇著作，暫且不談文章與司馬遷本人的聯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圍繞文章的內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寫作意圖：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當的答案，因而我不牽強附會，但我認為作者司馬遷提出的這幾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甚至后一個問題是前一個的升華，而我就其中幾點談談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開始司馬遷就說：“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啊，為什么同樣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卻最終默默無聞呢？他們個人的才智相差無幾，德行也幾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聲明上弱的人在這兩方面更有建樹。為什么呢？

就我看來，這個社會上存在著許許多多的機遇，于是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公正的待遇，作為一個圣人，他應該不必在乎自己的聲名是否能夠流芳百世，而這對于許由、務光等人來說，或許能不能美名外揚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馬遷自己想要揚名立萬的心情，同時他也確實如此，但我絕不贊同他對于成名的看法。這個世界上總是存在著許多有道德的人，他們并不說辭，也沒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樣游學講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種：一些人退隱田園是為了自身心情的寧靜，為了獲得一種靈魂上的解脫，很難講他們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馬遷一樣撰寫類似《伯夷列傳》這樣的文章來歌頌他們呢？事實可能是沒有的，即便有也并非這些隱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話叫做“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賴周圍的環境忘卻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這是指小隱真正有能力的人卻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龍臥虎之地，這是指中隱。

只有頂尖的人才會隱身于朝野之中，他們雖處于喧囂的時政，卻能大智若愚、淡然處之，這才是真正的隱者。而我認為，歷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實的特性，加上人為的篡改和時間的淡化，許多歷史真相已經湮沒在了浩瀚無邊的時間長流里，就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閃他們閃發光的人，他們智慧、優雅、從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們并未被記載光輝榮耀的史冊上面，這是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祿的史官不沒有辦實事么？亦或者是因為歷史的記錄并不真實？都不是，是因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歷史不能讓他們過于矚目地出現在后人的眼里，這樣可能會毀了他們，因為“某些人”不允許，因為他們與這個庸俗的時代不太協調，就像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一樣，他們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說”的向往。也許有人會說，“這樣子難道公平么？”,“公平”,我人為這跟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爭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爭些什么，那么你就沒必要為了不抗爭所帶來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這就像隱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樣，什么流言蜚語什么是不是能夠流芳百世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況且——歷史雖然沒有讓他們聲名鵲起，但也沒有無情地拋棄他們，或者我們可以這么說：他們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的時代；他們被包含于歷史的一角，又超脫于歷史之外永遠活在他們應有的光輝里。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許這只是一種人類自我安慰的措辭而已。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句話在對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維持以及惡念的扼殺和遏制，還有在維護社會和平這一方面，確實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論呼應了前兩段的論述。賢人在后世之人中的聲名取決于什么呢？什么樣的人才算是賢人呢？作者認為，賢人這個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時，在這些人眼中他們就被稱之為賢人。一般情況下，這些人占據所有人的大多數時，此賢人才能被認可，或者他們是被當時在思想上很有影響力的人所推崇。關于他們聲譽是否會在后世傳揚以及影響力度的大小，則首先取決于他們的不害他的行為和一定的學識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決于他們被何人認可了，以及那個人的號召力。司馬遷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發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練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聲傳播到后世呢？”真實得讓人難受。

古人語：“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保持自己的本心，不為他人的只言片語所動，也不被執權者的威嚴所撼，堅定智慧的理性，這樣一個人的思想才有實際上的價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謂正史稗史，所謂正統思想，所謂詭辯，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爾如是說。

注：《伯夷列傳》 出自《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一》，作者司馬遷。該篇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藝，折衷于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于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跡。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伯夷列傳》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伯夷列傳讀后感

（二）末世的怨與不怨

商周南懷瑾先生年輕的時候，曾反復讀了一百遍伯夷列傳，才覺得真正看懂。我沒有看到那么多遍，何況要看懂，也不僅僅是在一時之間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讀書筆記還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這樣二十遍的狀況寫吧，寫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這篇又覺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傳是《史記》里的第一篇列傳，篇幅非常短，大約是列傳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別，不僅因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寫傳主生平事跡的內容只有一個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樣看似與傳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說列傳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馬遷，聽到司馬遷，有哪一篇是司馬遷自己站出來明明白白地加以論說的，那便是這一篇了。寫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隱匿在行文之間，隱匿在對形形色色歷史人物的記敘和評點中，然而到了伯夷列傳，司馬遷卻是要用自己的筆書寫自己說的話了。

伯夷列傳里中討論了兩個主要的關系，人與現世的關系，和人與后世的關系。作為一個史學家，無怪乎司馬遷談到這兩點時如此情緒激昂以至于要跳出來說點什么了。因為再將這兩重關系聯系到一起，就要談到關于真正的歷史和被記敘的歷史二者之間的關系了，這正是司馬遷要表達他著書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記》的另一個自序。司馬遷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別討論了這兩重關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們聯系到一起來說。

人與現世的部分，司馬遷說，“舉世混濁，清士乃現”.他盛贊了許由、卞隨、務光、伯夷、叔齊這些濁世中的清士，他認同了這些人在舉世混濁中的價值選擇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齊提到二人時評價他們所說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真的不怨嗎？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依據，正是伯夷叔齊臨死時所做的詩歌。

詩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這其實是覺察到自處于末世者的絕望嘆息。他們是秉承著上一個時代禪讓的政治傳統和上古政治倫理的最后的人，他們自認應處在神農、虞、夏之朝，而不是這混濁的西周。他們不愿走下首陽山去看這名為周的朝代，他們寧愿不食屬于這個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這樣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個時代。所以他們說，“我安適歸矣”.但不僅于此。司馬遷用司馬遷的雙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別的東西。孔子針對伯夷叔齊，所判斷的“不怨”,判斷依據是他們的求仁得仁，因為他們的現世追求得到了滿足——他們從生到死都是在他們那個干凈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塵——或者說粟米。然而司馬遷質疑了他們徹底不怨這個觀點，認為在其間還有別的怨——非關現世，而是關于后世，關于自己的沒世。司馬遷在引述上面這段詩歌時，特意地提到這是他們“及餓且死”時所作，因為這個時候，他們對于現世已經坦然和無怨，所以他們的怨，是針對身后而發的，而不是針對當下所發的。這便引出了第二重關系，人與后世的關系。

這怨是什么呢？從詩中看，關鍵在于“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一句，而它的解釋，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是很有趣的。它是說君子所憂慮的是在自己身后名聲得不到傳揚。然而初初看來，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貫言論，孔子說“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曾經向學生子張區分過“名”與“達”的關系，言語之間是對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這就要提到伯夷列傳的另一個線索——許由務光二人同伯夷叔齊二人在死后的被區別對待。這個問題在本傳的開頭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許由務光雖亦是節義高蹈之士，卻因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見稱于后世，伯夷叔齊因為得到孔子的頌揚而廣為人知。那么，被后世發掘和頌揚的條件是什么呢？司馬遷引說，是“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是“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只有擁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會彼此欣賞，即便相隔幾百幾千年也如逢知音。他們“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個擔當“圣人作”的職責，使萬物得到歸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傳揚，使這種精神在世間繼續流傳。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這樣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廣地說，是能否還有那么一個時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認同和理解。倘若沒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們經歷的將是真真正正、徹徹底底的孤獨。

而伯夷叔齊憂慮的，正是能否還會有這么一個時代。面對著舉世混濁和大醉不醒的眾人，他們開始懷疑是否剛剛過去的的正是最后一個堅持著自己所堅持的這些東西的時代，所以他們哀嘆“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他們追憶前朝，他們哀憐后世。這是他們怨的所在。

這個時候，第一重關系與第二重關系得到了結合，歷史和被書寫的歷史之間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馬遷站了出來，他作為一個寫歷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諾。他要使這些人被看見，他要作為一個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這些歷史的光源。

于是他書寫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他將正史的關注點從一年復一年的祭祀征伐轉移到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構成了歷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寫荊軻，寫郭解，他也寫寧成、東方朔，他著書立傳的目的和基礎是一個一個的“人”,而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嘗試。于是他在這篇伯夷列傳——在七十篇列傳之首的位置寫下他的志向。自此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筆——他所擁有的最有力量的東西，為那些從沒有人為他們立過傳的人立傳，稱為“列傳”,他用一個一個血肉之軀筑成他司馬遷的史書，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隱沒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塵。司馬遷使這些人的光照亮了歷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覺得伯夷列傳像是《史記》的另一個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馬遷的態度和承諾，它也將這種信仰傳遞給了當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還有八十遍要看，但這篇讀書筆記就到此為止了。

伯夷列傳讀后感

（三）文|面向太陽

《史記》七十二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列傳。讀過該篇數次，每次讀完都感覺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說出個子午卯酉來，疑問如下。

第一，為何司馬遷把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許你會認為沒有什么，哪篇列傳放到首篇是隨機的，但是我不這樣的認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馬遷的想法，但我認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齋志異》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話，有心向善雖善不賞，無心向惡雖惡不罰，通過這句話就能寫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訴讀者，不能只看一個人做事的結果，還要看這個人做事的出發點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飯時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這是無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飯的時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這樣做的。同樣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發點不同，結果也是不一樣的。

第二，為何這篇文章的格式與其他篇列傳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傳的基本結構是先介紹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寫主人公與事，通過記事寫人，通過人來寫事。記事是為了寫人而服務的，所以研究列傳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選了哪些事，每一個人經歷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選這個事而不用另一個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馬遷對這個人或者事的評價，評價事也主要是為了評價人。

該篇文章，開頭沒有介紹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寫伯夷一個人。結尾處沒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為何該文讀后能明顯感覺到司馬遷有股怨氣。其他文章中沒有或者很少能見到司馬遷這種怨氣。處處疑問，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稱焉？”“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其輕若此哉？”“惡能施于后世哉？”

在文章中，司馬遷問，不是經常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好人伯夷、顏回等為何不長壽而惡人反而活的很長命哪？這是什么道理。他又寫道“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什么意思？他想告訴大家等著看什么結果？

總是感覺司馬遷把該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沒有揣摩出來。

第二篇：《伯夷列傳》讀后感

生命中的堅守

——讀《史記·伯夷列傳》有感

《史記·伯夷列傳》記敘了伯夷、叔齊二位孤竹國王子，相繼辭讓君位，逃離本國，投奔西伯；西伯死后，武王伐紂，他們認為是不義之舉，進行了諫阻；隨后，武王滅殷，四方歸順，他們感到恥辱，堅持不吃周朝的糧食，于是到首陽山隱居，采薇而食，悲歌明志，最終餓死的感人故事。

本篇位居“七十列傳”之首，且在形式上有別于其后諸篇。其后諸篇，多是先記敘史實，再發表簡要的議論，議論前冠以標志性的“太史公曰”。而本篇則先議后敘，夾議夾敘，甚至議多于敘，這算得上是《史記》列傳中的特例了。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伯夷叔齊二人的極力推崇。且不論伯夷叔齊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也不論歷來對他們的評價上存在的分歧。在司馬遷筆下，伯夷叔齊正是堅守道義、“積仁潔行”、寧折不彎的理想人格的化身。

像伯夷叔齊這樣的品德高尚的人，竟落得餓死的下場！也許他們心里沒有怨恨，但他們追求仁德就得到仁德了嗎？與之類似的還有好學的顏淵，他獨得孔子的青睞，何以糟糠為食，壽命不長？而與之相反，像盜跖那樣的暴戾之徒，卻能夠享盡天年。司馬遷又聯想到他自己所處的時代，那些行為不端的人卻能終身享樂；而循規蹈矩的人卻屢遭災禍。這使得司馬遷陷入了矛盾和困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他對所謂“天道”產生了質疑——不！不是質疑！是質問！不是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為什么那些善人卻得不到美好的結局？《史記》中這樣的悲劇人物可謂是俯拾即是。譬如《魏其武安侯列傳》中，記載了剛強直率、好打抱不平的灌夫，被驕奢淫逸、飛揚跋扈的武安侯田蚡陷害致死的事情。這不能不說是個明證了吧！武安侯之所以能權傾一時，既不是因為顯赫的軍功，也不是因為卓越的才能，而只是因為他的特殊身份。司馬遷不無暗示地寫道：“景帝后同母弟”、“王太后賢之”等。由此可見，沒有所謂“天道”，在封建社會，個人的生死榮辱，全在于統治者的喜怒好惡之中。司馬遷當然不能明白指出，但我們看他對兩種人物命運的展現，不難體會到他對統治者任人唯親、埋沒賢才的憤懣和控訴。司馬遷當然也無力改變，當他像灌夫一樣仗義執言，而為李陵挺身辯護，難道不是“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嗎？然而等待他的，只有的災禍，只有統治者的冷酷無情。

既然沒有“天道”可循，我們又該遵行何“道”呢？抑或有所謂“天道”，而不“常與善人”，那我們又該如何選擇呢？是寧遭災禍而做善人呢，還是為求富貴而做惡人？司馬遷連續引用孔子的話做了回答，表現了他對先賢孔子的無比仰慕之情。他選擇了像孔子那樣活著，哪怕舉世混濁，哪怕終身貧困，哪怕災禍不斷，仍要保持品行的高潔，何其孤傲！伯夷叔齊不也是這樣選擇的嗎？別人為爭王位苦心積慮，而他們卻棄之敝屣，由此可見，富貴對他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天下宗周”，而他們卻寧可餓死而“不食周粟”，由此可見，生命對他們來說也不是最重要的！我們固然不贊同對生命的輕視，也不鄙薄對名利的渴求。正因為這樣，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能于追逐競爭中有所堅守，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

第三篇：讀《伯夷列傳》后感

讀《伯夷列傳》后感

被魯迅先生稱頌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是司馬遷嘔心瀝血之作，不僅如實記錄了中國近三千年的歷史，而且更為可貴的是作者能用真性情真學問來為文寫史。讀《伯夷列傳》，我可以感受到司馬遷將自己的觀點和情感也融入到了其中。

作者先以大量古代先賢明德求禮的故事來說明當時人們的對謙讓權位的贊揚，又用孔夫子的話加以印證人們的思考和看法，到底他們這樣禮讓，是在做秀還是其真實的內心需求，最后才引出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歷史。雖然孔圣人對這段歷史持有的是贊揚的態度，但司馬遷還是提出了追問，追問人性道德善惡是非，并且作出了反思。

知道伯夷叔齊這段歷史后，我很佩服伯夷和叔齊，在我看來，他們不僅向世人展現出個人的高風亮節，也淋漓盡致地演繹了“愛國”一詞。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勸說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我覺得他們認為周朝不仁不義的原因是“以暴易暴”，以暴臣來取代暴君，他們認為武王是不忠于自己朝廷的臣子，他伐紂就是暴虐的行為，和紂王的本質是一樣的，所以他們不吃一粒周朝地里長的糧食，寧愿吃點野果野菜充饑直至餓死。他們的精神固然很硬，可是我覺得沒有他們并沒有看清當時的形勢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他們所做的事對社會并沒有實際意義。為什么這么說了？當時商朝已經是人心背離，眾叛親離，早已沒有了臣民的支持，因為縐先放棄了臣民，所以結果是很明顯的。這個時候武王的出現是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的，武王伐紂是順應了天理，并不是暴行。可伯夷、叔齊卻看不到這一點，還用君君臣臣的規定去阻止這個趨勢。

我認為伯夷叔齊和武王可以同時肯定，肯定伯夷叔齊的氣節，肯定武王的前瞻大智，他們都是君子，不同的是追求。伯夷叔齊是為禮而死的，武王是為反暴而伐的，他們都是正義之士。

伯夷叔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傳統美德仁智勇“三德”、禮義廉恥“四維”、仁義禮智信“五常”以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的內容，就分別闡述伯夷、叔齊的道德精神的寬廣內涵以及對中國歷史社會的深遠影響。毛澤東說過：“人是要有追求的”，無論是伯夷叔齊，還是武王都論證了這一觀點。

司馬遷的追求是撰寫一部規模空前的史著，他寫前人的歷史，況且還不斷反思、不斷修正自己思想，我想我們也應該有追求，根據自己的追求來比較自己是否有進步，這就是我讀《伯夷列傳》的最大感悟。

第四篇：讀《史記伯夷列傳》有感

讀《史記〃伯夷列傳》有感

——人性的光輝

伯夷的故事流傳了幾千年，感動了一代代的人。在“浪花淘盡英雄”的歷史長河之中，伯夷所留存的孤高的氣節、至死不渝的仁心和忠誠，始終綻放著人性的光輝，萬古不滅。

伯夷，是商末貴族子弟，因不肯違背父命接受弟弟的讓位而離家，后來他的弟弟叔齊也不肯繼位，兩人隱居于首陽山上，直到武王滅紂，建立商朝，伯夷認為“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于是立志不臣服周朝的統治，所謂“不食周糧”，和叔齊山上采摘薇菜而食，最后餓死，臨死作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古往今來仁人志士對此感慨萬千。韓愈作《伯夷頌》，說“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時周朝取代商朝乃大勢所趨，但是伯夷認為“以暴易暴”是不對的，“以臣弒君”是不仁的，所以堅不臣服。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其大加贊賞，也表達了對其命運的悲嘆和同情，覺得當時世上賢者不得善終而大奸大惡之人卻橫行猖狂。其中不乏對自己罹難的悲憤吶喊。

伯夷不接受弟弟的讓位，遵從父親的遺囑，甚至為此離家出逃，從這里可以看出其仁心宅厚，孝悌兩全，而其第叔齊也因此棄位歸隱，雖然這在我看來，作為賢者卻不繼位匡正天下，才不盡其用，實在是近乎執迷，讓人感到遺憾。但是這兩兄弟互相謙讓隱遁避世的做法實在比當時為爭王位手足相殘的做法要好得多。按我的見識，仔細分析起來，伯夷他們的人性光輝有幾下幾點：一，謙讓。這是我們從小就接受的教育準則之一，只是可惜的是，在現代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能保持謙遜的作風的人越來越少了，能發自內心的謙遜的人就更少了。二，兄弟和睦。這是親情人倫的要求，不過在金錢趨向利益主導越來越明顯的今天，為了遺產而手足反目走上法庭的案例并不少見，面臨此情景之時，我們是否應該瞻仰先賢，從偉大而樸實的傳統美德中吸取力量呢？三，反對“以暴制暴”。有一句話我很喜歡，“黑暗不能趕走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放眼全球，各國各地區之間的領土爭端，貿易戰爭，意識對抗……如果都采取“以暴制暴”的政策，就是有一百個地球也會被滅亡。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在領土領海爭端的問題上始終采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因。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雖然，在現在這樣的強權國際社會中，這樣的政策短期內會處于弱勢。但是，韜光養晦之后總會有厚積薄發的那一天。四，堅持自我。在紅塵的洪流之中，很多人都漸漸迷失了方向。就像心理學上的盲從效應，很多人都會被他人而左右，收到一些不必要的干擾，奔波于追尋目標的人們，越來越容易迷失于城市里炫目的霓虹燈影之中，而忘記了當初那個純粹的自己，或者臣服于強權的淫威，不敢做好事不愿說真話，連真實的情緒也要掩藏，實在是可悲可恨可憐可嘆！伯夷，即是普天之下皆已易主，即是眾人都趨之若鶩，他也不屑一顧。難怪韓愈稱贊他“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他實在擁有強大內心的賢者，是堅持不懈的追夢人！如果我們在追尋理想的路上，能有他這樣一份堅強，何愁實現不了夢想？我們可能不能像伯夷那樣不畏死亡舍生成仁，但是不輕易被迷惑堅持自己的夢想，達到自我實現，是我們都應努力的方向。

伯夷的光輝留存萬古，穿越時空給我們帶來力量。作為炎黃子孫的我們，不要忘記先賢的優良品格，要讓人性的光輝越聚越多越來越亮!給自己一盞明燈，給歷史一片光芒！

第五篇：讀《史記》之《伯夷列傳》有感

稱頌，研究古代史的學者沒有不重視《史記》的，因為它不僅如實記錄了中國近三千年的歷史，而且更為可貴的是作者能用真性情真學問來為文寫史的，我們且看他冠以列傳之首的《伯夷列傳》，真能印證魯迅先生稱頌《史記》時所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實不為過也。

《伯夷列傳》看起來好像是為一個人做的專傳，其實是二人的合傳，還包括了伯夷的弟弟叔齊。書中這樣記載他們的行跡：“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在引出這段歷史記錄之前，作者先以大量古代先賢明德求禮的故事來說明當時人們對謙讓權位的贊揚，又用孔夫子的話加以印證人們的思考和看法，到底他們這樣禮讓，是在作秀還是其真實的內心需求。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以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這是孔夫子明確無誤的贊譽之詞。

可是司馬遷畢竟是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他不會因為圣人之贊而不作分析的接受，他以為這里大有文章可做。

于是他就把原文記錄拿來，然后說“余悲伯夷之意，睹逸詩可異焉”；而后又發出疑問：“伯夷叔齊”的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并不是那樣簡單，也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明白的。

他最后感慨道，“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其實是有必要進行再次品評和認識的。這就是個性解讀，這就是他卓然屹立于我國史學界、并且超絕千古的原因所在！他的追問不僅僅是對圣人的，而且是對人性道德善惡是非的追問，他這樣做是與其個人遭遇不可分割的，也是對社會世俗黑暗腐朽的無情解剖。他的個人遭遇悲慘，他的深入解讀更是自我的思想得以釋放，他那愛憎分明、“以一貫之”的立場讓后人敬仰難忘。

他說自己做史記的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班孟堅在其名著《漢書-司馬遷傳贊》中有過這樣的評價：“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

”這就是他既能如實還原歷史，又能堅持自我主張，既能尊重圣人意見，又能參以社會的人情冷暖世事炎涼，并且善惡畢見，妍媸盡顯，讓真正的歷史人物彪炳千秋，使偽君子真小人遺臭萬年，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他在這篇列傳中盡情地發揮個人意見宣泄人生感嘆。他舉出大量例證來說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荒謬，又以許多史實告訴人們，所謂的“好人一生平安”也是騙人的鬼話！反而是猶如后來的元曲名家關漢卿在其《竇娥冤》里所說的那樣：“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這才是司馬遷做這篇《伯夷列傳》的真實目的，所以他在結尾是又一次呼喊：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這不是和屈原一樣的在“問天”嗎！

看完這篇名作，我們捫心自問，該怎樣生活才能對得起自己的人生，我們的社會又是怎樣的社會，歷來的宣傳教育是不是就那樣真實可信，是否就要毫無理據的盲目崇拜完全信服呢？魯迅先生說“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一下地底下”，大概也是這個道理。

《史記》是不朽的，而司馬遷同樣是不朽的，蘇軾說：好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樣的千古名言，讓我們好讀書的人應該仔細思考認真學習的，望大家能如同司馬遷一樣寫出個性文字，并且活出自己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