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記伍子胥列傳讀后感

史記伍子胥列傳讀后感

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兒海寶很傷心，為了尋找父親的殺父仇人，她愛上了閱讀吏書和學習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愛，是的，人活著多好，如果我們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樂和幸福的日子了！親愛的，我們都為已經離開我們的親人好好活著吧！此文是她讀《史記.伍子胥列傳》有感。

《史記·列傳》中伍子胥給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負家仇，歷經磨難，最終于16年后率吳軍攻入楚國，踏平郢城，趕走楚王，終報家仇。

和司馬遷一樣，俺也很欣賞伍子胥獨到的見解，興國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剛毅的人格，更感嘆他能忍辱負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親為費無忌所陷害，楚平王為斬草除根，想以其父名義誘捕伍子胥兄弟倆，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為成孝道，安然入獄，伍子胥則認為象兄長一樣徒死無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輕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驚慌后退的瞬間，這位身手敏捷的帥哥跳出了窗外，從眾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難于鄭的太子健，在鄭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錯了一生中極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謀反！鄭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親楚平王行將殺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卻聽從宋國的唆使，準備里應外合，奪權鄭定公，取而代之！在這件事上，俺認為伍子胥應該是知情并持贊成態度的，否則東墻事發后太子健被殺，而他和太子健的兒子勝，又怎能有時機出逃呢？由此可見伍子胥已做好兩手準備！年輕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報仇心切，拋棄了做人的基本準則，恩將仇報，結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終結了原本可以續寫精彩人生的機會，伍子胥和勝不得不再次顛沛流離，四處逃難！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所為已經直接影響到下一代——勝，這種刻骨的仇恨開始深植于勝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勝選擇了悲劇式的結局來結束自己的一生！

為躲避楚平王的追殺，伍子胥帶著太子健的兒子勝一路步行，逃至昭關，因關口已張貼倆人的畫像，盤查很嚴不得出關。形勢嚴峻，前有關卡后有追兵，這位錦衣玉食，出車入馬慣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間竟愁白了頭！每次讀到這段，俺都會不自覺地停下來，深深嘆息。要有多少的憂愁才能使頭全白啊！伍子胥所憂慮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丟失，而是家仇不能報，太子不得歸，大業未能立！這其中一條就足以令人白發啊！

多虧在東皋公的幫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關，但還未到吳都便病倒了，可見其心事之重，憂慮之深！倆人此時已是身無分文，只好一路乞討，受盡苦難，最終到達吳國都城。當事時，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見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這次驚心動魄的經歷，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公子光的引薦下，伍子胥游說了吳王僚，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說——因為有公子光的反對。當伍子胥發現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薦了刺客專諸。經歷了上次的慘痛教訓后，伍子胥看來開始變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線，帶著勝隱居鄉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學會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殺僚，自立為王，即吳王盍閭。此后，伍子胥終于被封為大夫，與伯噽進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孫武的治兵，國力日益強盛，吞鐘離國，滅徐劃越，威震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軍劃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讀到這里，俺不禁為之一震！仇恨這個東西真的是可以讓人瘋狂啊！俺曾經也有這種類似的想法，但始終無法逾越道德的準繩。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對佛學的領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為俺能理解，自家中慘遭屠戮，經歷迫害與追殺后，一種緊迫感纏繞著他大半生，他致辭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俺認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為在伍子胥被追殺的過程中，申包胥沒有做出好友應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費無忌所陷害，卻不向楚平王進言，澄清真相，——因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書只能連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沒有為伍子胥做出對目前和將來的應對措施，可見他壓根就沒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沒有收留藏匿，甚至與伍子胥一起出逃，——因為他不想斷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貪戀富貴的象征！上有昏君，下有讒臣，危難時刻連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處于這種孤立無援的境地，所做的選擇只能是狠下心來顛覆自己的國家！

伍子胥為了這個目的付出了許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達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這個“好友” “必助楚國”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動，終發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這位能連續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當下二十一世紀，那創新吉尼斯紀錄的應該非其莫屬了！憑他優異的才能，開拓、發展，并擴大幾個哭喪公司應該是信手拈來啊！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確實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吳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讒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剄而亡。臨行前，伍子胥仰天長嘆：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抉吾眼懸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滅吳也！這位視死如歸的男兒，這位何其剛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吳王將尸體裝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吳國人憐憫伍子胥，替他在江邊設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難講清楚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生，坎坷或是輝煌，成功或是悲慘？不過，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吳國的功業！如果讓他從新選擇，他或許還會選擇同樣的人生吧！

偉大源于悲憫

——從《伍子胥列傳》看《史記》

鄒金燦

小說筆法

按照《史記·伍子胥列傳》（以下簡稱《伍子胥列傳》）的敘述，楚國驟變來臨之時，太子建先避難到宋國，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獲之后，逃亡的路線是先往宋國，適逢宋國內亂，就與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鄭”,之后奔晉。然后太子建在晉頃公的慫恿下又回到鄭國，準備作為晉頃公的內應滅掉鄭國。陰謀敗露之后，太子建被殺，伍子胥攜太子建之子倉皇逃往吳國，途中還經過楚國的昭關，險遭楚人捕獲，最后在江上漁父的幫助下才得以脫險。

隨后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領吳國的軍隊攻入楚國首都郢，將楚平王開棺鞭尸，以報父兄被殺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傳》關于伍子胥逃亡過程的記錄卻與《史記》不一樣：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徑直便往吳國去了，并沒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沒有經歷了這么多曲折才到達吳。關于伍子胥的逃亡經歷，與《史記》敘述相仿的是《呂氏春秋》、《戰國策》以及《吳越春秋》等書，可是就史實的可信度而言，這些典籍要比《左傳》低。

況且，根據《伍子胥列傳》所寫，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通過昭關、穿楚抵吳，而不是選擇從其他國家抵達吳國，也有點不合常理，畢竟昭關地處“吳頭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顯示，伍子胥出奔吳國，事發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殺，則發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傳里，事情的發生順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殺，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吳。這意味著在同一本書里，傳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頗令人迷惑。綜上兩點，《伍子胥列傳》關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經歷這一敘述，在可信度上要打個折扣。

不可思議的是，費無忌和楚平王的對話，以及伯嚭和吳王夫差的對話，()在這個傳里都寫得很詳細，尤其是伯嚭在吳王面前中傷伍子胥的那段話（“子胥為人剛暴，少恩……愿王早圖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揮筆就一大段。這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因為如此機密的事情，司馬遷最多也只能知道個大概，不可能像筆下所寫的那樣掌握得如此精確。這是史書里面典型的小說筆法，錢鐘書先生就以“非記言也，乃代言也”評價《左傳》“公言私語，蓋無不有”這一做法，對于《史記》此舉，錢氏此語同樣適用。

在《史記》中，類似這樣的紕漏為數不少，前人已有很多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繩的《史記志疑》、郭嵩燾的《史記札記》等，都是出類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絲毫不能降低《史記》的價值，這是因為，《史記》灌注了司馬遷剛強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遠矚的歷史眼光。

無感情，不學問

細考歷史，不難發現，用小說筆法寫史的做法是有其緣由的。中國人注重文獻的積累及傳承，但在漢代，統治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編修國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設立專職的史官，也沒有“修史”這一概念。在當時，太史令這個官職的功能，與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樣，“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報任少卿書》），地位不高。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后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據此可知，在漢代，太史令只不過是個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職責是主管天文歷法和祭祀，掌管資料，記載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賦予其修撰史書的責任。

在東漢，班固因在家私修《漢書》而下獄，隨后才是“奉詔修史”.漢明帝時有大臣進諫，要求設立專職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絕，可知修史之事在東漢時仍未引起朝廷重視。一直到了魏晉時期，朝廷設置著作郎一職，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專職官員。

關于《史記》一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說得很清楚：“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謂：“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圣君子。”從這兩處自述可知，《史記》在當時并非官書，否則就用不著“藏之名山”了。

正因為這樣，司馬遷的創作態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為奔放。他是帶著充沛的感情去寫史的——《史記》的偉大，有這一方面的原因。其實，這也給了后人一個啟示：“無感情、不學問。”做學問跟寫詩一樣，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類入傳，是《史記》的一個做法。《伍子胥列傳》是復仇事跡的匯集，里面的每一個人物都灌注了司馬遷的感情。他將各種各樣的“仇”組合到這個傳里去——伍子胥報家仇，夫差報父仇，伯嚭報祖仇，申包胥報君仇，勾踐報己仇，白公報父仇。其中“白公報父仇”事發在伍子胥死后，與伍子胥沒有多大關系，但仍被司馬遷列入此傳。

如此多報仇之事合在一起，“復仇”之意貫穿全篇，意在昭示“報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為。古人極重人倫，認為那些破壞人倫的人，一定要受到懲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贊同復仇，《禮記》明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禮記》認為“朋友之仇，不與聚鄉；族人之仇，不與聚鄰”.今人讀史，不能輕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責古人。

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褒揚，在寫伍子胥的兩處說話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覺到。一處是他與哥哥伍尚說的那一番話：“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后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另一處是伍子胥將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應申包胥的詰難：“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兩段敘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讓人對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畫伍子胥的明智及堅忍，后者贊許伍子胥的坦蕩。

忍辱負重、堅貞不屈，何嘗不是司馬遷的品格？

悲憫情懷

“代言”這一做法，也有其歷史原因。唐代設立國史館，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確立，修史的人必須遵從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嚴格的程式進行。具體的做法表現為對文本的依賴增加，而對口述材料的引用減少，大段描寫人物對話的情景也開始變得稀少。然而，人物對話的情況，在“前四史”當中是很常見的。這是因為司馬遷等人在修史的過程中，占有資料的難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漢，其時普遍的文字載體還是竹簡，真正廉價實用的紙張尚未問世，雕版印刷術更未產生。因此，即使有文獻存在，也難以搜集、保存。

在資料匱乏的前提下，史書中出現涉及秘密的人物對話，也可說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沒有了這些對話，那么《史記》就會是第二部《春秋》：晦澀簡約。學問的發展，其形式一定會有所變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馬遷不可能再用《春秋》筆法去修史，因為天下遭逢連年兵燹之后，古道變得幽微起來。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馬遷需要闡發古人的思想、暢論自己的見解。在這個時候，《春秋》那種不溫不火、內斂無華的筆法，就顯得無法完成這一使命。因此，《史記》摻入小說筆法、行文夾雜時語，就成了一種權變。

只有懂得經權互濟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時代。孔子如是，司馬遷也如是。

《史記》有小說筆法，但絕對不能把《史記》視為小說來看待。司馬遷的創作態度是非常嚴肅的，他之所以會摻入小說家的筆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關：“鄙沒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他不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學者喜歡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為“文章”,然而正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如果行文不具文學性，文章又如何傳諸后世？

雄奇的文字橫絕百代，這就是司馬遷的業績。客觀來講，“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嚴謹，但后期的史書，在價值上無法與《史記》、《漢書》相提并論，這與其文采的匱乏息息相關。

對于《伍子胥列傳》，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說成是：“棄小義，雪大恥。”此語見于太史公在篇末對伍子胥的評語。可以這樣說，整篇《伍子胥列傳》都是在為這句話作注腳。而通過這個注腳，很容易發現作者在描寫屈原、項羽、韓信、賈誼等優秀人物時，都體現了一種悲憫的情懷。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論了的負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絲高貴之處，司馬遷也會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筆墨為之揄揚。

書以人傳，《史記》正因為司馬遷的這種悲憫情懷而偉大，它閃耀著作者對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精神符號。

第二篇：賞析史記伍子胥列傳

賞析史記伍子胥列傳

前言：

其父忠于楚太子建，而因讒獲罪，楚以其父為質召其兄弟，盡殺之。伍胥幾經勞苦，終以破楚報仇，后多次事故終不得善終。因剛戾隱忍成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悲夫！

如果我問：“伍子胥是誰？”我可以肯定的說，大家都對他不熟悉。他到底是怎樣一位人物？我將選擇《史記》作品中對他的記述，來展示給我們大家他 不平凡的一生。在這同時也深入了解史書對人物塑造的方法和語言等各方面的內容也希望讓大家思考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傳統經典著作，并偷偷的滿足我個人希望伍子胥這位偉大的英雄被景仰的私欲。

在真正介紹伍子胥之前，我試請大家，特別是男人回想想一下自己兒時或青年時代（也有可能是現在的）的夢想，有多少渴望成為統帥千軍的大將軍，有多少渴望一身俠氣獨闖江湖，有多少人渴望挫群雄成帝業。我想我們都這樣幻想過，可我們都沒有實現，這是為什么呢？我想伍子胥的經歷或許能給我們解答案。

掩簾待登場

伍子胥，楚國人，名員，祖父是伍舉，因為敢于直諫楚莊王而出名，父親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他有一位兄長叫伍尚，伍子胥家當時也可以算是顯赫的家族。俗話說：虎父無犬子，這樣的家庭培養出的人定是與眾不同。剛開始史記先從伍子胥父親開始介紹起，這種寫作方式在各種史書都頻繁出現。過去深受家族制的影響，功成名就，光耀門第，也澤被后代。兒子的成功不是單靠自己，也依靠家族幫助。伍奢與費無忌同列，都奉太子建，可是無忌不忠于太子建嗎，而是反忠于平王。這時候就出現一個疑問：這為什么是不忠的行為？忠于平王不就是忠于太子建嗎？其實不然，古代的臣子是十分可憐的，所謂一臣不事二君，忠于平王就是忠于先君，這樣就有可能兩頭得罪，后君就會認為你不是完全忠于自己，到時就會秋后算賬。前君一定先于后君死（除非有不死藥），這就意味著跟后君更有利。所以臣子必須有慧眼識人，看出誰有天子相。無忌選擇了一條風險極大的道路。他背叛太子建，進言勸平王取太子選的女子-秦女，而為太子另選夫人，這是無忌的一招險招，萬一秦女不受寵愛，那么自己只有死路一條。即使受寵也必須配合進讒言，卻有可能不另立太子。我認為總歸是一條不歸路。可是一切局面都對無忌有利，秦女受寵并生子軫。平王因此稍微疏離建，派建守衛城父，備用兵。此時太子雖然受冷落，可沒失去信任，無忌當然不會放過機會，他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日夜為之，確實狡猾。）并且說：“太子因為秦女的緣故，已經佷怨恨您，現在他又在守城，肯定會外交諸侯而叛亂。”平王這時還是很冷靜的招來伍奢，伍奢可能料到無忌的行為，就直諫平王：“您怎么能聽信小人而疏遠親骨肉呢？”但平王還是經不住無忌日夜吹冷風，最終一怒之下囚禁伍奢，并命令奮揚前去殺太子建，奮揚是個大好人，他提前通知太子建，使得太子建脫逃到宋國。無忌又進言，說伍奢的兩兒子都很有才能，應該誅殺他們防止叛亂，勸平王以伍奢為人質，招回他的兩個兒子伍子胥和伍尚。無忌這招完全是為了防備伍奢的兒子叛亂殺掉自己。伍奢很了解自己的兒子，對他們兩個評價到：“伍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訽，能成大

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從伍奢的話從另一個側面，借伍奢口，概括出伍子胥的人格——剛戾忍訽，在對兩個兒子的比較中，看出伍奢善于識人，后面的所有事情都證明他的話。《史記》對這一件事的記述，主要著重于無忌的狡詐，伍奢的正直，奮揚的忠誠，平王的偏聽，所有的人物都是為了伍子胥的出場鋪路：無忌的狡詐反襯出伍奢正直，伍奢又引出伍子胥，一環套著一環。這部分記述短短兩百字，將各個人物形象描繪清晰，這樣的筆力夠深深的品味。伍尚欲回楚時與伍子胥的對話，同樣值得回味，伍尚聽完伍子胥勸他：“回去不過是一起死。”他說：“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通過這句我們不得不佩服伍尚。伍尚并沒要求伍子胥一起回去。他認定不去就是不義，寧可犧牲自己，使得義，同時伍尚也一定認為伍子胥未來一定會為他們報仇。這樣的慷慨就義本就十分偉大，他對伍子胥未來的絕對肯定更是偉大。我相信這樣的小人物是不會歷史遺忘的。《史記》給我奉獻這樣的小人物，讓我們更清晰的伍子胥形象。這里我還想進一步想，你父親都被抓為人質了，伍子胥還能泰然自若，他真是近乎冷血。回到故事，伍子胥開始逃亡。楚使人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這套雖有落于俗套之流，因為許多猛士都有過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故事，如：項羽，張飛，李廣等。無論如何它反映伍子胥膽識過人。就這樣伍子胥逃到宋，跟隨太子建。同時伍奢與伍尚果真被殺。伍奢聽到伍子胥逃走時，又說了一句經典的話：“楚國君臣且苦兵矣。”這一句又是一句預言，我還品出一絲欣慰，他自知已臨死亡，不必看到未來那腥風血雨的楚國，這句簡直是中國人樂觀精神體現。

歷盡磨難

伍胥逃至宋后便開始長達多年的苦日子。先是宋發生華氏之亂。宋國的華定，華亥等殺害宋群公子，劫持宋元公。伍子胥只好打包行李與太子建逃至鄭，鄭國人對他們很友善，但太子建聽從晉頃公建議，約定里應外合滅鄭國，滅了鄭后讓太子建當王。后來行跡敗露，太子建被鄭國殺害，伍子胥和太子建兒子勝一行只好逃到晉。《史記》上稱太子建是先到晉國，然后與晉頃公約定滅鄭后回到鄭國實行計劃。而《春秋》確記為我上文寫的順序，我認為春秋較為可信，因為從晉國回到鄭國確實有點不讓人可信。《春秋》還詳細的說明滅鄭國這件事情被發現的原因：太子建在鄭國給的土地上暴虐，被告發而殺。太子建這樣不義之徒，還妄想成為楚國的王實在可笑。伍子胥不可能不知道太子建的惡行，我想他只是借助幫助太子建奪回楚國這一名號報私仇，可見伍子胥之心腸毒辣。伍子胥在晉國依舊無法久留（可能是名聲太臭），伍子胥只好前往吳國。前往吳國必須通過于吳楚交界的昭關，才可到達吳國，此時楚平王還在四處追捕伍子胥，關內盤查很緊。傳說伍子胥因此愁得一夜間頭發全白。后人便用“伍子胥” 過昭關，一夜愁白了頭”來形容十分憂愁的樣子。在伍子胥的朋友東皋公的安排下，找到一位和伍子胥外貌相似的人先入關引起混亂，趁機通過昭關。誰知追兵又至，至江，江上剛好有漁父乘船，船夫認出伍子胥，便渡伍子胥過河，伍子胥解下劍要贈給他。船夫不肯接受，船夫認為這劍雖值百金，可楚王獎五萬石粟，爵執珪都沒有動容，何況是這百金的劍。

度過昭關后，伍子胥的苦難還沒有到頭，在去吳國的路上又因為疾病，只得道上乞討。試想一下，如果我是伍子胥，我早就放棄自己的生命，放棄拼搏。成功是如此不易，得要付出多少努力，付出多少世人難以想象的痛苦才能達成。伍子胥沒有放棄，所以上天給了他一次次的好運，他也配得上這好運，因為好運從來不會給受不了苦的人。到底伍子胥能不能報仇呢？

完成心愿

伍子胥終于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吳國，就這樣，展開他在歷史舞臺上光彩的獨角戲。當時吳國吳王僚剛當政，公子光為將。伍子胥通過公子光，得以見到吳王，由于公子光受寵，伍子胥也受重用。楚國和吳國因為爭桑之事相互攻打，吳王大怒欲相伐。吳王派公子光伐楚，攻占了鐘離，居巢兩地。伍子胥勸吳王僚進一步攻占楚國。公子光深知伍子胥欲報仇的急切心態，就對吳王說：“伍胥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公子光說這話一方面是他了解伍子胥報仇心切的心態，另一方面，公子光也希望吳王僚不要取得楚國，萬一吳王僚取得楚國就會在國內取得高的威望，難以被自己推翻。再者，公子光希望先謀求內事，即自立為王。伍子胥并沒有去爭辯，他懂得：公子光一直想拉他入伙。吳國其實有很大的勝算，可是拿下楚后，自己就不可能受公子光控制，他不想卷入這樣的爭斗，所以伍子胥推薦專諸給公子光，代替自己。后來的事情證明伍子胥做出更好的選擇。伍子胥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退而于勝耕于野。

五年后楚平王卒，秦女之子軫成為楚王。吳王趁機襲擊楚國，吳王僚親自攻打楚國，結果失敗被俘，吳國沒了國君，公子光借機讓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專諸上臺后，為了感謝伍子胥，招他入朝共謀國事。楚國伯嚭逃到吳國，伍子胥推薦他成為大夫。這位伯嚭遭遇和伍子胥相似，倆人又是同鄉，伍子胥十分信任他。可這位同志日后又對伍子胥如何呢？這個問題我不急于解答，讀到后面大家就會知曉。《史記》在這里插入對伯嚭的介紹絕非沒有緣由。三年后，由伍胥，伯嚭伐楚，攻占舒，但因孫武進言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接下來兩年，吳又接連取得六等地。第三年楚昭王不甘心失敗，派公子囊瓦伐吳，又再次被伍子胥擊敗。吳奪取楚國的唯一阻礙就只是楚將囊瓦，吳王問計于伍胥，孫武，他們皆說用反間計。囊瓦性貪，囊瓦手下唐蔡對囊瓦早有怨言，伍子胥反間唐蔡，最終成功殺害囊瓦并攻下郢，逼得楚昭王出奔。在攻下郢后，《史記》這段出現一段插敘，內容如下：伍子胥舊時于申包胥有交情，伍子胥逃離楚國前對申包胥說：“我一定會打敗楚國。”而這時申包胥卻于他大唱對臺戲，說：“那么我一定要保存楚國。”當伍子胥攻下郢時，他抓不到楚昭王，忿恨難平便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申包胥此時正逃至山中，他雖然沒有完成自己的承諾，但也不忘刺激伍子胥，他說了一段帶有預言性質的話：你這樣報仇實在過分！我聽說人在多數情況下確實能夠勝過天，但天一定會給予人懲罰的。你過去是楚國舊臣，今天卻對舊主做這樣的事情，上天一定會給你教訓的。伍子胥當時剛剛報仇，高傲至極，便說出“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的狂妄言論。當時伍子胥自然已經完成他的人生目標，狂妄也屬于常理。申包胥說完這句后仍不忘努力實現諾言，前往秦找搬救兵，以一種行為藝術的形式—哭于秦廷七日七夜打動秦哀公（可能是被煩死的），秦救了楚，吳國退兵。雖然沒有真正打敗楚國，但吳國在孫武和伍子胥等一批人幫助成就霸業。只要吞并越國便能真正成為強國，吳國已經打得越國無還手之力，越王夫差原幣遺太宰嚭求和。伍子胥直諫吳王不可輕易求和，因為越國人勤勞勇敢，今天不滅越國，越國一定會對吳國不利，可惜吳王闔閭沒有聽從伍子胥。伍子胥眼光長遠，越國特殊地理位置阻礙吳國進一步發展。雖然如此，吳王還是沒有采納伍子胥意見，可見伍子胥似乎有些不再被重用的趨勢。或許我們可以臆測為：吳王看到伍子胥鞭撻楚王尸體，心中或許十分害怕，怕伍子胥那可怕的軍事才能和野心，所以開始防備伍子胥。

吳王轉而攻打齊國，伍子胥堅持自己的觀點，多次勸說吳王。其中尤以“今

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最有說服力。嚭被越國收買，吳王聽信他的自然不會滅越。果不其然，吳王還是派伍子胥攻打齊。伍子胥已經深知吳國危在旦夕，為了保全自己的兒子，便把兒子交托給齊鮑牧，假病不參與政事。此時的伍子胥這個明星似乎已經漸漸暗淡。

讒言致死

不知是否是命運的輪回，伍子胥的父親當時也是受讒言而死，命運開了個玩笑。主角只是換了名姓，無忌換為嚭。伍奢換為伍胥。《史記》中記載“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究竟這矛盾從何而起，我們不得而知。大概是由于受了越國重禮，主張不與越國開戰，然而伍子胥是主戰派主力。加上伍子胥實在是太有才能，受到嫉妒也不無可能。嚭進讒言曰：“伍子胥性格暴戾殘忍，伍子胥在攻打齊國的事上自恃功高，他把兒子交托給別人帶到齊國，明顯是勾結別國要對大王不利。”大多數情況下，讒言反映了一部分事實，只是被小人利用曲解。伍子胥這種剛暴少恩的特點，君王最討厭不受控制的人和才能高，心腸毒辣的人。這三點伍子胥都符合，小人們只需說幾句壞話，自然君主就會受騙。最后，伍子胥授吳王劍死。臨死前，他還做幾件事：一，大罵吳王夫差忘恩背義，忘記自己為吳國三代君王服務，使吳成為霸業的恩惠，聽信讒言殺害自己；接著又告訴他的親信：“我墓地上的辛木以后可以給吳王做棺材，然后把我的眼睛放到吳國東門，我要親眼看到吳國被越滅。”伍子胥罵了吳王還不知足，更大膽預言吳國被越國消滅。聽到這樣的話后夫差大怒，一怒之下就拿伍子胥尸體盛放鴟夷并投尸于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就撈起尸體在江邊安廟。傳說端午節就來源于此。

九年后，楚國滅吳國，殺死夫差和太宰嚭。這證明伍子胥猜測是正確的，吳國還被滅了，不過是楚國不是越國。就太宰嚭被誅一事，《史記》大有司馬遷借此抒發自己不滿的嫌疑。《左傳》記載嚭是投降楚后被誅，《史記》記載為在吳被滅時嚭被誅，我試想無論這件事是不是符合史實，司馬遷都需借此表達對嚭這類賣友求榮，進讒言者的鄙視和痛恨，他們根本不值得被具體記載。他這樣的行為不影響整體事件可信度，并沒有太大關系。

我的感想

在最后，我想結合史記和我自己的觀點，評價伍子胥一生。我總結：伍子胥這一生的偉大經歷都是由于伍子胥剛戾隱忍，棄小義，他最終報了父兄的仇，他還以為自己杰出軍事才能幫助吳國成就霸業。他這樣的一生雖然被人稱為違背仁義，可我們難以苛求他做到，畢竟性格如此。也正是他不合道義，他沒和他兄弟一樣早早將一生歸于平凡。可是成就大業的方式不就是特立獨行，伍子胥做到了，并且做到很成功，我很贊同司馬遷的評論：“怨毒于人甚矣哉”和“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問古今這樣的怨毒又有幾人能有，又是怎樣的烈丈夫才有這番隱忍。我通過這篇愛上《史記》。它給我們講述歷史，卻又不完全合乎史實。在每一個紀，傳，世家中我們觀看到別人的人生，也讓自己的人生豐富。司馬遷加入討論，讓歷史不單單是歷史。我們選擇了作品，作品也同時塑造我們。塑造了我，剛烈必會受盡世間苦，苦難既然無法逃避，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唯有接受，使得自己樂觀堅強。

第三篇：《史記·呂不韋列傳》讀后感

神秘的呂不韋

史太公在《呂不韋列傳》中塑造了一個善于經營之道、善于投機政治的大商人呂不韋以及一些和呂不韋息息相關的人物，如資質平平、毫無主見的子楚，淫蕩不堪的趙姬，通過情人立足政治高位的嫪毐，寡薄親情的秦始皇。很多人認為在這篇傳記中沒有一人是史太公同情的，我認為值得爭議。

初識子楚時，子楚在趙國做質子，“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這樣一個落魄王子，呂不韋卻慧眼識珠，稱“奇貨可居”。說明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投資眼光，而且他這種投資還是跨領域的，從經濟到政治，可不是簡單的販賤賣貴原理，就能坐等收益。可見一個傳奇人物必要的特征在于氣魄和果敢。但是也有人認為這種氣魄果敢是源于呂不韋唯利是圖的商人本性，他棄商從官是為了謀取更大的利益——整個秦國。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上層階級統治是不阻礙商業的發展的，后來統治者“重農抑商”也是因為商業勢力過于強大威脅政治，所以經商的前途不一定比從官更窄小，經商獲取的利益也未必就比從官少。探索呂不韋投資政治前途的原因，不如歸結于他的鴻鵠之志，只不過他這種雄心大志是對于政治權利的強烈渴望。

再看呂不韋游說子楚和信陽夫人的姐姐。子楚本對呂不韋一番“吾能大子之門”的妄言深感不屑，但呂不韋卻沒有立刻傾吐他的計謀策略，而是胸有成足地回應“大君之門，乃大吾門”，即使是平庸的子楚也知道了呂不韋要同他共謀什么樣的大事。在與信陽夫人姐姐的溝通中，又提綱挈領的指出立子楚為適嗣對楚系家族的益處；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成功地獲得了華陽夫人的大力支持。這樣一個憑商起家的富賈，能對政治形勢有如此透徹的解讀也是很難得的。

而此傳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部分就是呂不韋知趙姬有身，而割愛獻姬給子楚。至于秦始皇的親生父親是不是呂不韋我們先暫且不議，單單著眼于這個事件本身，奪妻奪子在古代是一種莫大的恥辱，更別提是呂不韋“絕愛”的趙姬。但是古今成大事者，往往為成一事，果斷舍棄自身喜歡的東西（古代女性本來就是男性的商品）。至于后來，呂不韋做國相因為生怕他和趙姬私通的丑聞暴露而影響他的政治地位，而向趙姬進獻大陰人嫪毐來代替自己，恐怕也是由于他那顆無情而貪慕私利的心作祟吧。更別提呂不韋集三千門客編《呂氏春秋》一書，懸千金于市門之上，曰一字千金，做學問如此張揚不羈，不過只是急于媲美戰國四君子的德譽名聲，滿足他作為千古偉人的虛榮心罷了。

第四篇：史記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

我在課余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里面的規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并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說來說去凌通最想要說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圭認為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系，“時用”關系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于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后隨著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為“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系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家眼里，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時間的推移，創造出新的供需關系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后，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會出現。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現、去預測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和投資的基本規律也是凌通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后的心得。

第五篇：《史記》之《廉頗藺相如列傳》讀后感

初讀這篇文章，我們好象都只關注到藺相如。原本平凡的他，何以一躍晉身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一切都得追溯到和氏璧。關于完璧歸趙的故事，我們一定都耳熟能詳。一句“王必無人，臣請奉璧往使”揭開了他成功人生的篇章。俗話說，沒有金剛鉆不敢攬瓷器活兒，他有著非凡的自信和才能。完璧歸趙與澠池相會的故事將藺相如的智慧與勇氣表達得淋漓盡致。關于負荊請罪，乍看之下，我們似乎也只能看到藺相如的顧全大局與寬容大度。而廉頗呢？最多也只能落得個知錯就改的美名。一切看似都是在褒藺貶廉。其實，非也非也！關于廉大將軍，他不僅有勇，他也有智。“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這是出自誰的話？看上去有點大逆不道，但它包含著廉頗赤裸裸的愛國之心啊！我們都只認為藺相如會審時度勢，但這話豈不表明了廉頗的審時度勢嗎？也許他的智慧不及藺相如，但我們不能一味認為他只是一個莽夫，實乃趙之良將，以勇氣聞于諸侯。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此兩人在也。但在藺相如未出現在秦王之前呢？由此觀之，秦臣欲引相如去湯鑊時，可能秦王因趙還有廉頗在而未殺之，反而厚遇之。可以說因廉頗的聲望，相如則得以保命，并使秦王“畢禮而歸之”。通過對他們兩人的綜合了解，我反而覺得相如有一點兒矯情，而廉頗則坦蕩蕩。廉頗者，愛國之忠士。雖然他在澠池相會之后嫉妒藺相如，表現出小人之心，但最后的負荊請罪，眾目睽睽之下肉袒負荊，這何嘗不需要氣度？

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可謂是個成功的人物，完璧歸趙后官拜為上大夫，澠池會后又提升為上卿，且口碑很好。順大勢者成，逆大勢者敗。這里，勢是指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發展規律。“完璧歸趙”發生在公元前283年，當時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稱霸于世，人才濟濟，誰也不甘示弱。秦國雖日益強大，有吞并六國之心，但苦于對手林立，一時不能得逞。藺相如為了國家出使秦國，順勢而為，一舉獲得成功。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目標切近者成，目標虛幻者敗。凡做成一件事必須要有明確的可能實現的目標。藺相如的目標很明確：或者城入而璧留秦，或者完璧歸趙。而且這兩個目標也是切實可行的。

2高素質者成，低素質者敗。藺相如是趙國宦官令繆賢的門客，繆賢向趙王說了推薦他的理由：繆賢曾欲背叛趙國去燕國，并說燕王曾與自己私下握手“愿結友”。藺相如聽了此事對繆賢說：“當時趙強燕弱，而你又是趙王的心腹。今你背趙去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將捆縛你送回趙國。”藺相如要繆賢“肉袒伏斧質”向趙王請罪。由此可見相如有一種積極主動的愛國精神。接受出使秦國的艱巨任務，也是相如主動承擔的。他向趙王保證：“城入趙而璧留秦，城 不入趙，臣請完璧歸趙。”相如出使秦國前趙王并未封他什么官職。后來在“將相和”中相如有意避開廉頗，更顯出他的高品質。

3愛國，鎮定自若，臨危不懼，思維活躍，隨之應變，始終掌握主動。這一切藺相如都具備了。相如三次奪回了主動權：第一次秦王將璧“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機警地看出“秦王無意償趙城”，用了一個借口“璧有瑕，請指示王。”使璧回到自己手中，面對偌大的場面，兇暴的秦王，沒有過人的膽量是想不出這個主意的。第二次秦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住十五都予趙”，相如不被秦王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也騙秦王“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廷，臣乃敢上璧。”如果藺相如不能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璧再次到秦王手中，恐怕永遠也不得回頭了。第三次相如“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相如充分認識到只有璧離開秦國，璧才安全；也意識到，秦王設那樣的場面，而自己拿不出璧來，會面臨殺身之禍。但這有什么呢，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秦王終沒有殺相如，因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與“欲引相如去”的“左右”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