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史記·貨殖列傳序》

讀《史記·貨殖列傳序》

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向賢柔

作為我國古代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司馬遷對我國的影響絕不僅限于史學，而是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軍事，他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更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司馬遷寫《史記》，絕不是為寫史而寫史，而是為了傳達一種思想、一種主張、一種號召，司馬遷用畢生的精力，將自己的思想精華全部融入進去。窺一斑而知全豹，現僅于《史記·貨殖列傳序》為例，簡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我國古代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決定了古代歷代君王都不約而同的采取了“重農抑商”的主張。“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饑寒并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泆，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之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劉向·《說苑》），這是魏國改革家李悝的觀點，他認為商業和手工業與農業是完全對立的，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破壞農業生產，減少農業勞動力，損害農民利益。因而，李悝實行了以“盡地力之教”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與此同時，實行“平糶之法”來鼓勵農業生產，穩定農產品市場。李悝看來，“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漢書·食貨志上》），從表面看來，這樣一種政策似乎兼顧了農業與商業，但從本質而言，依然是一種

抑商政策，只不過通過國家干預市場來調節利益分配，將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國家和農民，這種政策必然損害工商業者，而有利于農業的穩定和農民積極性的提高。

重農抑商的政策在商鞅變法中則體現得更加明顯，“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成了變法的主要內容。商鞅對秦孝公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者寡而游者眾，故其國貧危。其境內之民，皆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亡國則不遠矣。”（《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認為秦國最大的問題是人人喜商，所以農事不舉；農事衰敗則國家危亡。商鞅把李悝“盡地力之教”的措施帶到秦國，在社會生產中，特別重視農業生產領域。商鞅根據秦國地廣人稀、荒地多的特點，把重點放在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來發展農業生產方面。他在變法中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本業”就是男耕女織的農桑業。“末利”是指制造和經營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鏤紋繡的一類手工業和商業。因此，商鞅在變法中對商業采取打壓政策，規定：

一、“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商君書·墾令》），禁止商人經營糧食，限制糧食在市場上流通。

二、“重關市之賦”（《商君書·墾令》），使“農逸而商勞”（《商君書·墾令》），加重商人賦稅和徭役。

三、“壹山澤”（《商君書·墾令》），由國家對鹽鐵等實行專賣。

這些政策的實行就當時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長時間延續下去的時候，其消極影響就會凸顯出來。在漢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對商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都進行

了限制。漢武帝時規定“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史記·平準書》），同時，設置大農等官職，“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既買之”(《史記·平準書》)。針對這種狀況，司馬遷認為，“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史記·平準書》)，這種與民爭利的政策嚴重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

針對歷史上和現實中的種種現象，司馬遷提出了自己的經濟主張，反對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重視工商業的發展，重視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種思想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得到了部分的體現，現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馬遷論證了發展工商業的必要性，強調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針對老子提出“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司馬遷明確表明了自己的反對立場，認為“則幾無行矣”（《史記·貨殖列傳序》），他明白那種人與人之間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的理想社會只是一種海市蜃樓，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馬遷對人性理解得很透徹，他明確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視人的欲望，“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史記·貨殖列傳序》），而這些需要的滿足僅靠個人是無法實現的，而要人口的流動和商品的交換。除了個體的差異，司馬遷還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閡和差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記·貨殖列

傳序》），而這些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記·貨殖列傳序》），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而這些的實現都要各種職業的相互配合，“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記·貨殖列傳序》），這一方面論證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強調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這與我們當今的社會可謂不謀而合。

在此基礎上，司馬遷創造性的解讀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進一步強調商業在國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強調，只有經濟上的富強才能達到政治上的親和力。他舉例說：“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史記·貨殖列傳序》），除此以外，“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更是盛贊齊國通過經濟的發展來增強國力，從而取得政治上的認可，增強人民對政府的認同感。所以，司馬遷并不強調孔孟所主張的禮制，而是強調一個國家經濟對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馬遷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理解僅限于此的話就顯得太不足了，因為古代也強調農業對國家和統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馬遷的更偉大之處在于他強調工商業的重要作用，它應用《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并認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記·貨殖列傳序》），他把士、農、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戰傳統農本商末的經濟思想，并對我國歷代統治者所采用的重農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確的質疑和反對，這是一種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舉動。在那樣一種環境中，他不僅是挑戰整個社會輿論，更是直接挑戰當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這些觀點；

只有有魄力，他也才敢于提出。所以說，真正的歷史學家絕不會僅僅拘泥于歷史，更是要超越歷史，這樣的思想也才會歷久彌新。

除了政治與經濟，司馬遷還闡述了經濟與文化的關系。他引用《管子·牧民》中的話說：“倉廩實而佑禮節，衣食足而佑榮辱”，認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史記·貨殖列傳序》），他稱頌美德，但它所主張的并不是像如家的空中樓閣，而是有著深厚的經濟基礎，只有在基本的的物質需求滿足之后才能奢談精神生活，才能修身立命，培養高尚情操，這就當今社會而言，依然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同時，司馬遷提出了自己對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的看法，主張實行寬松的的經濟政策，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序》），司馬遷認為，管理社會，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其次是要實行引導，再次是要對人進行教化，再其次是要用刑法約束人，最下者乃與民爭利。這種思想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首先，他提出了一種樸素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他認為管理經濟的最好方法是順其自然，“善者因之”，創造一種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盡量減少行政干預。因此，司馬遷對武帝實行的鹽鐵專賣、平準均稅等打擊商人的政策提出批評，認為“最下者與之爭”，堅決反對與民爭利。

《史記》中很多思想都具有開創性和超越時代的意義，司馬遷能夠看清社會的角角落落，從宏觀上把握社會的各個方面。一種思想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它的獨創性、預見性，以及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司馬遷的種種觀點和理論就正是因為其對歷史的永久的指導意義而永久流傳。這是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仔細

去品讀。這篇文章《貨殖列傳序》簡談一下個人意見，有很多紕漏和不足有待指正。

參考資料：《史記》司馬遷 著

《司馬遷經濟思想通論》

朱枝富 著

《管子》

管子 著

《老子》

老子 著

《商君書》 商鞅 著

《漢書》

班固

著

第二篇：史記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

我在課余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里面的規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并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說來說去凌通最想要說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圭認為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系，“時用”關系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于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后隨著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為“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系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家眼里，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時間的推移，創造出新的供需關系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后，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會出現。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現、去預測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和投資的基本規律也是凌通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后的心得。

第三篇：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商業經濟之于社會的重要性

——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經歷了多年的學習生活，對于史記，我們應該已經是是相當熟悉的了。《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司馬遷撰。《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時間斷限，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約為三千年。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史記》是中國兩千年來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其開創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學術上來看，他開創了史書絕撰的全新領域；其次，《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歷史、自然科學、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記》的語言通俗流暢，文筆生動優美，言人狀物，栩栩如生，不僅是優秀的歷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學作品。清代學者趙翼說：“自此例一定，歷代史學者遂不能出其范圍。”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紀傳體寫成，便是例證。《史記》中表現出了司馬遷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和進步的歷史觀。如對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陰陽五行、神仙方土的種種邪說，都有揭露和諷刺。司馬遷高度重視經濟的發展對國家興衰、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他的《平準書》、《貨殖列傳》，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經濟史料，體現出深刻的經濟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發表自己的觀點，評論歷代君主的是非功過，都顯示出他史學思想的光彩。

作為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片，《貨殖列傳》無疑是表現司馬遷經濟思想，尤其是表現他對工商業問題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貨殖列傳》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總結了歷代工商業的發展狀況，并未許多卓越的工商業者立了傳。是研究漢代經濟問題的重要歷史文獻。

通篇觀之，不難發現《貨值列傳》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緊湊。整篇列傳共分為五部分：第一段從理論上分析闡述了商業發展、商人的出現，以及人們追求財務的現象，都是事勢。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諸家以及秦漢治者對此類問題的荒謬看法；第二段主要記載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動與言論；第三段記載了全國各地的地形、物產、以及各地不同的風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論述了財貨對人類活動，對社會等級形成的決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財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記載了著名商人的活動情況。

我認為《貨殖列傳》是不同于《史記》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貨殖列傳》的本身并不在于為一個特定的任務開篇立傳，而在于對古代經濟的述寫，在于挑戰古代對于商業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開端，作者司馬遷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論，并評價說“必用此為務，輓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可見作者的立論一開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大同社會的構想是不顯示的，是虛幻的。緊接著在下文中，作者接著論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這里司馬遷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換存在的合理性和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司馬遷覺得這是一種自然的規律，評價說“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作者引經據典的運用《周書》來印證自己的觀點，指出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農不出則乏其事，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司馬遷認為從事農、工、商、虞這四種行業的人，都是人們生活必需品的創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辯駁的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性。這些活動都是上可富國，下可富家的，并且“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舉了姜太公被封在營丘，通過在營丘發展商品經濟，最終使得齊國的經濟極為發達，經濟基礎雄厚的齊國“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這與儒家的那種只強調“仁義”，說什么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將“無敵于天下”的夸夸其談，形成鮮明的對比。“倉稟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點就這樣被司馬遷在下一句中順利的拋出，直接表明物質財富的占有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嘆服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的思維嚴密性和邏輯的強條理性。在第一段的結尾，作者也關注到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的社會問題，掌握經濟權的人可以操縱社會輿論，從而揭穿了統治階級所標榜的封建道德的虛偽性，又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之”，深刻的解釋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性，可見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重視的商品經濟問題是有相當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背景的，是為當時的古代社會的發展所需要的。

在有關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舉中，有說到“昔者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所以商品經濟得以在他的國家良好且迅速的發展，十年之后國家就富起來了，越王用重賞獎勵士兵，使士兵沖鋒陷陣像渴極了找水喝一樣的勇敢自覺，于是很快的滅掉了吳國，并出兵向中原國家示威，最終成了“五霸”中的一霸。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在古代，經濟對于國家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國家軍事的強盛，最終促成一個國家的強大。

在范蠡幫句踐洗刷了會稽受困的恥辱后，又到了宋國的陶邑，稱自己姓朱。他認為陶邑“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經商積累家財，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可見他不是只一味的經商，迷戀財富，而是用自己積累起的財富去創造美好的行為，所以文章中說“此所謂富好行其德也”。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富足并不是導致社會道德敗壞的不良誘因，而且恰恰相反，通過商業的發展，經濟的富足反而成了社會良好道德行為的有力支撐者。換句話說，一個人如果貧窮，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幫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經濟的困窘，最終也只能成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懷行善的想法時，同時擁有豐富的物質財富，那這個想法就能輕而易舉的變成現實，而不只只是一個美麗的幻影。

圣賢孔子的弟子子貢，在跟著孔子學成以后，回到魏國囤積貨物做起了買賣，成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學生中最富裕的一個。作者認為“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可見空有一腔熱血的政治抱負，空懷一腹學術知識的孔圣人少了子貢的物質支持也會不得不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困境，這甚至有點現代經濟學中所講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意味了。

從事商業需要的是頭腦，是被稱作智慧的東西，而不是所謂的狡黠。列傳中的白圭說過：“吾治生產，尤伊尹、尚呂之某，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頓、烏氏倮、寡婦清因為懂得商業，經濟富足，甚至能讓天子對他們以禮相待，名聞天下。由此可見，不論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現社會還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會，不論社會有無正面的承認，經濟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對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影響非常重大。

漢朝建國以后，天下一統，國內取消了各地之間往來的限制，于是商人們積極的活動了起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一篇中，不僅對商業經濟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詳細的闡述，也不僅記錄了一些來自于民間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還對全國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特產做了較為詳盡的描寫，這使得這篇列傳變得愈發的珍貴，對現在的古代經濟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價值。

此篇列傳對財貨的剖析也一針見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愛錢是人的本性，不用學就會。不管是隱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趙鄭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漁獵之人、是賭徒、是藝人還是是制造贗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為了生產儲存貨物，讓自己的財產越來越多。對于財貨的追求、渴望只不過是正視現實與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恥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種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闡述自己的觀點，記錄先前的商人事例，還記錄了當代自己國家發了財的能人，諸如蜀卓氏、宛孔氏、魯國曹邴氏、齊國的刀間、洛陽的師史、宣曲任氏、橋姚、關中的田蘭等人。這些人都不是靠著爵位俸祿，也不是靠著為非作歹而發財的，“盡推其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他們這些人變化有方，是值得稱道的。靠著省吃儉用不惜力氣，這是發家的正道，但想要發家還得出奇制勝，只要專心致志的從事某一項工作，最終一定會達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結尾處，作者總結道：”又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什么行業都有可能會發財，而貨幣也并不是總屬于誰家，有本事的就能賺大錢，沒出息的就會賠出去，這就是商業，這就是經濟的規律，這就是商品經濟。

通覽《貨殖列傳》，不難發現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質財富的合理性和經濟對于社會，對于國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貨值列傳》不同于史記其他列傳的篇章，它不是單純的為了某個人或者某一個特定的群體而書寫，它所強調的是一直做為“社會”這個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卻一直被壓抑的一部分——商業經濟。司馬遷希望讓私人工商業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批判漢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馬遷還在文章中總結了商業活動的若干規律，諸如薄利多銷等等，至今還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錢鐘書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評價過這篇作品說：“敢質言而不為高論，尤非常殊眾也。司馬遷傳貨殖，論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說“此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與新史學不帝口手辟鴻濛矣。”

當我們站在現在的社會發展角度來看，《貨殖列傳》的現實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為我們現在研究古代經濟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而且對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也有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這類價值非凡的古籍，對我而言，是十分有閱讀研究和再閱讀的價值的，這次讀《貨殖列傳》，讀得可能是很淺薄的，但還是算小有所獲。司馬遷能在一個整個社會輿論和價值導向都是“重本抑末”、“重農輕商”的情況下，勇敢堅定的提出商業經濟的重要地位，這種正視社會現實的勇氣，這種遠見卓識無疑都會令人嘆服。作為當代的大學青年，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提高自己的涵養、素質，培養如同司馬遷一般的膽識和見地。

班級:中文一班

姓名:楊妍君

學號：20111141134

第四篇：讀《史記 貨殖列傳》有感

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這學期的公共課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博士，課堂上她總會給我們講一些關于經濟學的東西，這讓我對經濟也產生了些許的興趣，所以這次在選題的時候我選擇了閱讀《史記·貨殖列傳》。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貨殖列傳》就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而司馬遷的這種經濟思想不僅具有偉大的開創意義，而且其正確性和準確性已為他那個時代以及后世所證明。因而，他的這篇《貨殖列傳》也成為名垂千古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圭臬。司馬遷在文中所闡述的經濟活動原則和思想，我認為也與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有暗合之處，因而能為我們當代經濟建設提供啟迪和借鑒。

《貨殖列傳》在開頭引用《老子》的對最清平的政治環境的描述，反對其對追求物質享受的忽視和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的觀點，因為這相當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異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司馬遷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產不同的商品，即“區域分工”，不同人從事不同的職業生產出人們生活的用品，即“社會分工”。從周朝到漢朝有很多大“貨殖家”，他們在經濟活動上的成功都能給我們一些啟示，這些啟示也就是司馬遷想要在文章中闡明的有關經濟規律的東西。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區域內特有的優勢，合理使用現有的資源，揚長避短，使得國家變得富有；計然對于時機的把握恰到好處，又善于觀察發現藏在價格表面內部的經濟規律，還注意資金和貨物的周轉，從而獲得最大利潤；范蠡使用計然的五條策略，助勾踐報仇雪恨，建立霸業，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經商，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子貢是孔子最富的學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幫助孔子擴大的名聲，可見財富能夠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白圭看清時機，買入賣出，捕捉賺錢的時機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卻能不講究物質享受，可謂是“聚財有道”；烏氏倮和巴郡清寡婦本來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竟能與皇帝分庭抗禮，足以見得財富的多少對人的社會地位高低的影響了。之后就是司馬遷對中國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區的社會經濟情況及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漢中地區，河東、河內和河南，薊，楚越地區，各有各的特點，其中滲透著各自地方的風土人情和價值取向，細致的描述給我們描繪了一幅詳細且生動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活動的巨大畫卷。接著，司馬遷又發表見解，人們一切社會活動的目標都是取得財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著學習，都會去追求。然后他詳細地列舉和描寫了當時中國大地上人們追求財富的不同途徑的現狀，這些事實也有力地證明了財富的重要性，經濟行為的重要性。最后司馬遷記敘了若干當代較為成功的“貨殖家”的實例，向人們提出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貨殖”致富的經驗的建議。

其實，再簡單的概括一下，我認為這篇文章主要就有這么兩個觀點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作為商人，一、要重視財貨，給與其適當地位；

二、要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具備靈活的頭腦。

首先，關于重視財貨這個問題。過去的文化觀念就是重利輕義，在這種傳統文化觀中，人們過多的強調了義，而對利是不屑于談論的。這是中國社會長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導的影響所致。但在司馬遷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財貨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大膽肯定財貨，談論財貨對于人們生活的重要意義，并且給財貨一個恰當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現實生活中那些不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質方面的內容，大膽肯定其重要性，這與我們今天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是不謀而合。恩格斯說：“一個十分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而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終于被承認了。” 可見，司馬遷的這種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仍是有其正確性的。財貨是人們生活的必備物品，人們有權去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

另外，關于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總有一些人能夠運用自身的聰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條件取得成功，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譬如計然和白圭。白圭說：“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這里面蘊含的規律簡單的說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這些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都不需要去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利用這樣的規律性變化來獲利。而計然的看法也與白圭的這個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說商品的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我們并不需要去關注。而現在的許多投資人就是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因為錯過了絕好的時機。另外，計然還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這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這種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的觀念值得我們今天去思考和借鑒。

這就是我讀《貨殖列傳》我發掘出的一些現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蹤的經濟思想，我認為這些思想給兩千多年后的我們有許多有益的啟示，我們至今可以利用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

第五篇：貨殖列傳序

貨殖列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1）。”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2），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3）。至若《》、《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4）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5）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6）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旄（7）、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8）、丹沙（9）、犀、玳瑁（10）、珠璣（11）、齒、革，龍門（12）、碣石（13）北多馬、牛、羊、旃（14）、裘、筋、角（15）；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16）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17）？

《周書》（18）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19）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20）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21）封于營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22）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23），位在陪臣（24），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25）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26）。”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27），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28）之民乎！注釋

（1）“至治之極”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2）“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3）已同“矣”。（4）芻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飼養的叫“芻”，如牛、羊；用糧食飼養的叫“豢”，如豬、狗。（5）眇：同“妙”。（6）道：同“導”。（7）旄：，即楮（楚）樹，樹皮可以造紙。旄，旄牛，其尾有長毛，可供旗幟裝飾之用。（8）連，同“鏈”，鉛礦石。（9）丹沙，同“丹砂”，礦物名，俗稱朱砂。（10）玳瑁：龜類，其甲為名貴的裝飾品。（11）璣：不圓的珠子。（12）龍門：山名。在今山西稷山縣和陜西韓城縣之間。（13）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14）旃：同“氈”。（15）筋、角：獸筋，獸角，可用以制造弓弩。（16）虞：掌管山林川澤出產的官，此指開發山林川澤的人。（17）邪，同“耶”。（18）周書，指《逸周書》，今本《逸周書》無此段話。蓋是古本《逸周書》的佚文。（19）辟，同“僻”。（20）原，同“源”。（21）太公望，即姜尚，相傳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呂地，故又稱呂尚。他佐武王伐紂，封于營丘E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F，國號齊。（22）至，猶言襁負而至。（23）三歸，按常例應歸公室所有的市租。（24）陪臣，諸侯之大夫對天子自稱陪臣。（25）威、宣：齊威王，名嬰齊，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26）“倉廩實”二句：見《管子·牧民》。（27）壤壤，同“攘攘”。（28）編戶，編入戶口冊。譯文

老子說：“古代太平之世達到極盛時期的時候，雖然鄰國的百姓彼此望得見，雞犬之聲彼此聽得見，但人們各自以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習俗最安適，職業最快樂。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來。”要是誰以此為目標，而在近代去涂飾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們再回復到往古的時代，那就幾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說：神農以前的事，我已無從考知了。至于《詩經》、《尚書》所記載的虞、夏以來的情況，還是可以考知的：人們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聲、色之樂，嘴里要吃盡各種美味。身體安于舒適快樂，而心里又羨慕夸耀有權勢、有才干的光榮。這種風氣浸染民心已經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論挨家挨戶去勸導，到底也不能使他們改變，所以，對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進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規章，限制他們的發展。而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太行山以西出產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樹、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盛產魚、鹽、漆、絲，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產楠樹、梓樹、生姜、桂皮、金、錫、鉛、朱砂、犀角、玳瑁、珠璣、象牙、皮革；龍門、碣石以北盛產馬、牛、羊、氈、裘、筋、角；至于銅、鐵則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處的山都出產，真是星羅棋布。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這些都是中原地區人民喜愛的必需品，通常用來做穿著、吃喝、養生送死的東西。所以說大家都靠農民的耕種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澤中的資源開發出來，靠工人做成各種器具，靠商人貿易使貨物流通。這難道是有政治教令征發和約束他們嗎？人們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東西賤是貴的征兆，東西貴是賤的征兆。這就刺激各行各業的人努力從事自己的職業，以自己的工作為樂趣，就如同水往低處流一樣，晝夜不停。用不著召喚，他們自己會送來；東西用不著尋求，人們自己會生產。這難道不就證明了農、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經濟法則的嗎？《周書》上說：“農民不生產，糧食就缺乏；工人不生產，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轉運，糧食、器物、財貨就斷絕；虞人不生產，財貨就缺乏。”財貨缺乏，山澤中的資源就不能開發了。農、工、商、虞這四種人的生產，是人民賴以穿衣吃飯的來源。來源大就富足，來源小就貧困。來源大了，對上可以使國家富強，對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貧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沒人掠奪他，窮了沒人給他東西，而聰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營丘，那里的土地都是鹽堿地，勞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勵婦女紡線織布，盡力施展她們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魚鹽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著孩子絡繹不絕地歸聚到那里，真如同車輻湊集于車轂似的。因而齊國產的冠帶衣履，行銷天下；東海和泰山之間的各小國的國君，都拱手斂袖恭恭敬敬地來齊國朝見。后來，齊國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訂了太公的政策，設立了調節物價出納貨幣的九府。齊桓公就借此稱霸，多次會合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雖處陪臣之位，卻比列國的君主還要富。因此，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齊威王、齊宣王時代。

所以，管仲說：“倉庫儲備充實、老百姓才能懂得禮節，衣食豐足，老百姓才能分辨榮辱。”禮儀是在富有的時候產生的，到貧困的時候就廢棄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調節自己的勞力。水深，魚自然會聚集；山深，獸自然會奔去；人富了，仁義自然歸附。富人得了勢，聲名就更顯著；一旦失勢，就會如同客居的人一樣沒有歸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這種情況則更厲害。俗話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死在市上。”這不是空話啊。所以說：“天下的人樂融融，都是為財利而來；天下的人鬧嚷嚷，都是為著財利而往。”兵車千輛的國君，食邑萬戶的諸侯，食祿百戶的大夫，尚且還都怕窮，更何況普通的平民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