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史記·貨殖列傳》中蘊含的中國古代市場經濟

淺析《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早期的市場經濟

摘 要 《史記·貨殖列傳》作為一部戰國到秦漢的商品經濟史，描繪了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及變化情況,體現了商品 濟發展的軌跡。本文闡述了其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早期市場理論。主要內容包括市場預測理論、商品購銷理論、經濟效益評價理論。文章認為,早在戰國、秦漢時期,便已涉及到商品流通中的一些規律性問題, 市場預測成為商品買賣的重要依據,同時強調商品價格隨供求關系變動而變化, 直觀地指出了價值規律在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作用,并且從微觀角度,具體到某一生產者、商業 營者的利潤來評價其 濟效益。關鍵詞 史記貨殖列傳

司馬遷 中國古代 早期 市場理論

《史記·貨殖列傳》作為一部戰國到秦漢的廣義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以生產和交換為坐標,描繪了當時的經濟水平及其發展變化的經濟曲線,體現了商品經濟發展軌跡,反映出司馬遷經濟思想的遠見卓識。下面僅就其所反映出的中國古代早期的市場理論作具體探析。

《貨殖列傳》作為戰國到西漢時期的一部商業經濟史，描述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市場理論的闡述和運用方面尤其花費較多的篇幅，包括市場預測理論、商品購銷理論、效益評價理論等諸多方面的內容。

一、市場預測理論

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的子貢應是中國古代早期進行市場預測的最典型的代表。市場預測在春秋時期稱為億。《論語·先進》中有孔子贊譽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的話。“億”，據朱熹所說：“意度也。”即市場預測，子貢善于猜度市場行情,因此增加財富。既然是意度, 照字面意思看是憑經驗的主觀成份自會居多,而預測雖然是預計和推測,但不是主觀臆斷,更不是毫無根據的瞎說,預測應是在調查研究基礎上的科學分析,市場預測必須以市場調研為依據。那么子貢是僅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斷,還是他對市場有一定了解,并有一定的理論作為指導和有實際的依據呢?市場預測理論其實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提出并在實踐中加以利用。

此外，《貨殖列傳》還對子貢、計然、白圭等人經商活動進行的具體記述，就是運用市場預測理論的成功例證。子貢在經商實踐中根據 “物以稀為貴”的原則，從商品供求關系入手，來進行市場預測，做出了準確、及時的決策。他看準時機，賤買貴賣，通過商品形式與貨幣形式的相互轉化，以獲得財富的增殖，成為中國古代成功進行市場運作的典型代表。而計然則是根據天時變化和農業生產規律來預測和指導自己的經營。他指出：“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這個“時”,主要指年歲的豐歉和水旱等自然條件的變化。他認為天時變化,從而農業生產的變化規律是可以預測和掌握的:“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每逢六年有一次豐年,十二年中有一次大豐年,一次小豐年;每逢六年有一次旱年,十二年中有兩次旱年;十二年中還有一次水年。能預知未來的豐歉水旱,就能預測到糧食供求變化的長期趨勢。除了在豐年收進糧食,納入儲備,以供水旱荒歉年份出售外,還應根據天時變化預測決定其它商品的經營對策。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等。

而白圭對市場的預測與計然的市場預測理論亦有異曲同工之處，司馬遷說他“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善于掌握經營時機,當機立斷，樂觀時變。他也有一套商情預測方法。白圭認為農業收成和氣候變化密切相關,十二年一個周期,三年有一個較小變動,豐年過后的第三年是旱年,旱年過后的第三年是豐年。遵循這個規律進行交易，豐年收貯糧食在歉年出售。在水旱年成的荒歉季節到下一年收成季節之間,這一年中積著率歲倍,即從豐年與歉年的價格差異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白圭的這種農業經濟循環論，與計然的“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受了其前輩的影響。

他們都把農業生產與商業經營聯系在一起，進行商業循環預測，這是古代商業預測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 史記貨殖列傳 中,準確的市場預測,了解、分析市場及有關因素,是貧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巧者有余,拙者不足。這些預測的理論和思想有的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有的不符合,但不論其主導思想如何,有一點是一致的:

商品供求關系的變化,價格的漲跌,是古代市場預測的核心內容。

二，商品購銷理論

市場預測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進行交易，最終建立購銷關系。而購銷理論作為市場理論的核心，乃是強調商品的價格隨供求關系的變動而變化以及影響供求變化的因素。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市場中的商品購銷理論作了極其精辟的闡述與分析。

1、司馬遷的自由購銷思想

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明確闡述了其自由購銷思想。這是一種樸素的自由購銷思想和購銷理論。他既肯定了農業生產的首要地位,同時也強調了商品經濟的自由發展。他從宏觀的角度闡述：社會自由分工和合作,各自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經濟活動,不必人為地限制和規定。他指出在活躍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其特點有三:一是由社會自由分工的農、虞、工、商各個部門,各自擔負著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方面,通過生產、流通滿足各方面的需要。產銷關系由社會的生產、交換自然形成,并非行政、督教、規定所能做到;二是商品價格高低決定商品運動的流向;三是只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才能在實踐中取得成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司馬遷基于他的自由購銷思想,認為國家對于社會經濟活動,上策是對私人商業任其發展不加干涉;其次是國家因勢利導給以鼓勵;再次是教導或告誡;又次是運用國家權力進行調節和限制;下策則是國家直接經營與民爭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應該指出,司馬遷的自由購銷思想,并不完全否定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準確地說,他是主張以經濟放任為主,在一定條件下,國家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起導向、鼓勵、勸阻、調節與限制的作用。

2、范蠡、白圭的購銷理論

《史記·貨殖列傳》有如下記載:“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太史公評價范蠡“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意思是說他能隨時逐利,適應市場,采取靈活的購銷策略。并且他非常講求信用,“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擇人而不負于人,故能不為人所責”。他既居貨,又耕畜,農、牧、商結合, 從生產到流通,綜合經營。由于范蠡善于經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太史公說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后來衰老,子孫繼續經商,家財遂至巨萬。范蠡經商致富,有一套購銷理論,即所謂“積貯之理”。這套理論與原則,一方面來源于范蠡本身經商的實際經驗,另一方面則如范蠡自己所說是受了“計然之策” 的影響。“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而施于國,吾欲用之家。”

那么計然之策又包括什么內容呢? 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

（1）要根據天時變化和農業生產規律來指導自己的經營購銷。強調增加儲備,積蓄物資,即所謂“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能掌握這兩者,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

（2）要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判斷商品價格的漲落,即所謂“論其有余不足,卻知貴賤”。價格漲跌有一極限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前者是因價格上漲,商品貴了,供給就增加,供大于求,價格下跌,貴又復為賤;后者則是供給減少,價格重趨上漲的緣故。應當順應這種規律,即所謂的“順其恒”。在商品貴到適當程度時,要當它似糞土那樣毫不吝惜地及時拋出,即“貴出如糞土”;當商品價低時,則要當它似珠玉般地收購,即“賤取如珠玉”。不能因為價貴就守貨惜售,也不能因為價賤就觀望不進。

（3）國家要用調節供求的辦法來控制物價,使之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幅度之內,做到對產銷雙方有利。如所謂“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 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4）在具體商品的經銷上,要注意商品質量。貯藏貨物要完好,“務完物”;易腐敗的食物則不能久留,“腐敗而食之貨勿留”

（5）特別要注意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貨幣滯壓在手中無息幣;也不能“囤積居奇無敢居貴”。

從范蠡所用“計然之策”中總結的商品購銷理論來看，早在中國古代,就已經涉及到了商品流通的一些規律性問題,并且直觀地指出了價值規律在商品生產中的作用。

范蠡應用在經商中的“積貯之理”,到了戰國時在部分商人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最著名的代表當推同為《貨殖列傳》所記載的白圭。

白圭, 擅長經商,“樂觀時變”,主要經營農產品、手工業品及原料。司馬遷把他的購銷原則歸納為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具體言之就是:“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在糧食收獲季節,買進米谷,供應絲漆等農墾所需的手工業原料;在蠶繭出產季節，收購絲綿和絲織物,而供應農墾所需的糧食。在豐收年和歉收年也是根據這個辦法來進行商業活動的。白圭就是運用市場規律，從年歲豐歉和季節差異所造成的價格變動中來加強經營，獲取利潤的。其購銷經營的特點是,把某些尚未形成社會迫切需要，一時供過于求,因而價格比較便宜的商品, 預先加以大量購存，等待社會急切需要、求大于供、價格上漲時,再行出售。此外,白圭還與經營貴重商品的商人有所不同。由于是以小農為交易對象,所以他特別奉行“薄利多銷”的購銷原則。他說：“欲長錢,取下谷”。經營下谷之類的生活必需品,利潤雖不高,但成交量大,以多取勝,不抬高價格,也可獲大利。為了增加糧食貨源,他主張“長石斗,取上種’,即選擇優良品種,作為種子供應,以增加谷物的收獲量。戰國時生產技術得以提高發展,白圭適應了這種新情況,不但供給糧食,而且出售種子,把發展商業放在發展農業基礎之上,這一點是其購銷理論的獨到之處。

而越王勾踐正是采用了范蠡、計然等人提出的經濟政策，十年后就使國家大富：一是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判斷商品價格的漲落。二是掌握價格調節規律，合理調節控制物價，使之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幅度之內。三是保持手中的貨幣行如流水，手中的貨物 “無敢居貴”，以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從這些具體的商業運作經驗可以看出，商品購銷的理論不僅涉及價值觀念，而且滲入商品流通的過程中。

三、經濟效益評價理論。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是從微觀的角度,具體到某一生產者、商業經營者的利潤來評價其經濟效益。經濟效益評價思想的提出應該說是 《貨殖列傳》的又一個重要貢獻。

司馬遷把農、林、牧、副、漁以及經濟作物等的生產者作為本業。然后按同量資金分別計算某一行業一年中收成所獲得是否達到二十萬錢的盈利。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從上文可知:各種經營,凡能分別達到上述數量,每年即可盈利20 萬錢。司馬遷把從事商業經營作為末業。在末業中列舉了酒店、醬醋店、糧店、竹木店、薪炭店、布帛店等許多行業,如“酒店年售出酒千甕,醬醋店年售出醋千缸醬千缸,薪炭店年售出薪稿千車,亦可得利二十萬錢”。

司馬遷對本業、末業中各種行業具體經營的項目、數量、重量都較明確。說明他是經過直接或間接全面調查統計分析后得出百分之二十的稅前利潤率作為對本、末兩業經濟效益評價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已是一個“下限數”,如“不中什二,則非吾材也”。太史公定這個下限是有依據的,當時放債者“子貸金錢千貫···亦比千乘之家”。按一貫為一千錢,千貫為一百萬錢,利率百分之二十,正好和千乘之家 收入相等。如經濟效益低于資金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則不如放款穩取利息,沒有必要徒勞地從事經營了。

司馬遷的這種從經營者的利潤來評價其經濟效益的理論，體現商品經濟運行和發展的軌跡，在當時應該說具有很大的進步性。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除了上述的有關市場的相關理論外,太史公還闡述了許多重要的經濟理論,如貨幣理論、財政管理等。作為一部戰國到秦漢的商品經濟史,貨殖列傳所蘊含的內容極其豐富,為后人展示了一幅中國古代早期社會經濟發展的斑斕畫卷。

總之，社會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商業市場仍然需要傳統文化營養的滋潤。總結并保留下來的市場理論是古代商業文化的精華，值得我們汲取借鑒、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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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兆祥《:<貨殖列傳>的市場理論與理財觀念》，《商場現代化》2007年5 月（下旬刊）總第504期，

第二篇：史記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

我在課余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里面的規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并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說來說去凌通最想要說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圭認為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系，“時用”關系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于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后隨著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為“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系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家眼里，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時間的推移，創造出新的供需關系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后，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會出現。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現、去預測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和投資的基本規律也是凌通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后的心得。

第三篇：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商業經濟之于社會的重要性

——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經歷了多年的學習生活，對于史記，我們應該已經是是相當熟悉的了。《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司馬遷撰。《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時間斷限，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約為三千年。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史記》是中國兩千年來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其開創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學術上來看，他開創了史書絕撰的全新領域；其次，《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歷史、自然科學、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記》的語言通俗流暢，文筆生動優美，言人狀物，栩栩如生，不僅是優秀的歷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學作品。清代學者趙翼說：“自此例一定，歷代史學者遂不能出其范圍。”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紀傳體寫成，便是例證。《史記》中表現出了司馬遷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和進步的歷史觀。如對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陰陽五行、神仙方土的種種邪說，都有揭露和諷刺。司馬遷高度重視經濟的發展對國家興衰、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他的《平準書》、《貨殖列傳》，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經濟史料，體現出深刻的經濟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發表自己的觀點，評論歷代君主的是非功過，都顯示出他史學思想的光彩。

作為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片，《貨殖列傳》無疑是表現司馬遷經濟思想，尤其是表現他對工商業問題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貨殖列傳》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總結了歷代工商業的發展狀況，并未許多卓越的工商業者立了傳。是研究漢代經濟問題的重要歷史文獻。

通篇觀之，不難發現《貨值列傳》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緊湊。整篇列傳共分為五部分：第一段從理論上分析闡述了商業發展、商人的出現，以及人們追求財務的現象，都是事勢。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諸家以及秦漢治者對此類問題的荒謬看法；第二段主要記載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動與言論；第三段記載了全國各地的地形、物產、以及各地不同的風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論述了財貨對人類活動，對社會等級形成的決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財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記載了著名商人的活動情況。

我認為《貨殖列傳》是不同于《史記》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貨殖列傳》的本身并不在于為一個特定的任務開篇立傳，而在于對古代經濟的述寫，在于挑戰古代對于商業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開端，作者司馬遷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論，并評價說“必用此為務，輓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可見作者的立論一開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大同社會的構想是不顯示的，是虛幻的。緊接著在下文中，作者接著論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這里司馬遷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換存在的合理性和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司馬遷覺得這是一種自然的規律，評價說“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作者引經據典的運用《周書》來印證自己的觀點，指出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農不出則乏其事，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司馬遷認為從事農、工、商、虞這四種行業的人，都是人們生活必需品的創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辯駁的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性。這些活動都是上可富國，下可富家的，并且“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舉了姜太公被封在營丘，通過在營丘發展商品經濟，最終使得齊國的經濟極為發達，經濟基礎雄厚的齊國“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這與儒家的那種只強調“仁義”，說什么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將“無敵于天下”的夸夸其談，形成鮮明的對比。“倉稟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點就這樣被司馬遷在下一句中順利的拋出，直接表明物質財富的占有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嘆服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的思維嚴密性和邏輯的強條理性。在第一段的結尾，作者也關注到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的社會問題，掌握經濟權的人可以操縱社會輿論，從而揭穿了統治階級所標榜的封建道德的虛偽性，又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之”，深刻的解釋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性，可見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重視的商品經濟問題是有相當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背景的，是為當時的古代社會的發展所需要的。

在有關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舉中，有說到“昔者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所以商品經濟得以在他的國家良好且迅速的發展，十年之后國家就富起來了，越王用重賞獎勵士兵，使士兵沖鋒陷陣像渴極了找水喝一樣的勇敢自覺，于是很快的滅掉了吳國，并出兵向中原國家示威，最終成了“五霸”中的一霸。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在古代，經濟對于國家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國家軍事的強盛，最終促成一個國家的強大。

在范蠡幫句踐洗刷了會稽受困的恥辱后，又到了宋國的陶邑，稱自己姓朱。他認為陶邑“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經商積累家財，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可見他不是只一味的經商，迷戀財富，而是用自己積累起的財富去創造美好的行為，所以文章中說“此所謂富好行其德也”。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富足并不是導致社會道德敗壞的不良誘因，而且恰恰相反，通過商業的發展，經濟的富足反而成了社會良好道德行為的有力支撐者。換句話說，一個人如果貧窮，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幫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經濟的困窘，最終也只能成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懷行善的想法時，同時擁有豐富的物質財富，那這個想法就能輕而易舉的變成現實，而不只只是一個美麗的幻影。

圣賢孔子的弟子子貢，在跟著孔子學成以后，回到魏國囤積貨物做起了買賣，成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學生中最富裕的一個。作者認為“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可見空有一腔熱血的政治抱負，空懷一腹學術知識的孔圣人少了子貢的物質支持也會不得不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困境，這甚至有點現代經濟學中所講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意味了。

從事商業需要的是頭腦，是被稱作智慧的東西，而不是所謂的狡黠。列傳中的白圭說過：“吾治生產，尤伊尹、尚呂之某，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頓、烏氏倮、寡婦清因為懂得商業，經濟富足，甚至能讓天子對他們以禮相待，名聞天下。由此可見，不論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現社會還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會，不論社會有無正面的承認，經濟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對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影響非常重大。

漢朝建國以后，天下一統，國內取消了各地之間往來的限制，于是商人們積極的活動了起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一篇中，不僅對商業經濟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詳細的闡述，也不僅記錄了一些來自于民間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還對全國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特產做了較為詳盡的描寫，這使得這篇列傳變得愈發的珍貴，對現在的古代經濟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價值。

此篇列傳對財貨的剖析也一針見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愛錢是人的本性，不用學就會。不管是隱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趙鄭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漁獵之人、是賭徒、是藝人還是是制造贗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為了生產儲存貨物，讓自己的財產越來越多。對于財貨的追求、渴望只不過是正視現實與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恥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種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闡述自己的觀點，記錄先前的商人事例，還記錄了當代自己國家發了財的能人，諸如蜀卓氏、宛孔氏、魯國曹邴氏、齊國的刀間、洛陽的師史、宣曲任氏、橋姚、關中的田蘭等人。這些人都不是靠著爵位俸祿，也不是靠著為非作歹而發財的，“盡推其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他們這些人變化有方，是值得稱道的。靠著省吃儉用不惜力氣，這是發家的正道，但想要發家還得出奇制勝，只要專心致志的從事某一項工作，最終一定會達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結尾處，作者總結道：”又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什么行業都有可能會發財，而貨幣也并不是總屬于誰家，有本事的就能賺大錢，沒出息的就會賠出去，這就是商業，這就是經濟的規律，這就是商品經濟。

通覽《貨殖列傳》，不難發現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質財富的合理性和經濟對于社會，對于國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貨值列傳》不同于史記其他列傳的篇章，它不是單純的為了某個人或者某一個特定的群體而書寫，它所強調的是一直做為“社會”這個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卻一直被壓抑的一部分——商業經濟。司馬遷希望讓私人工商業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批判漢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馬遷還在文章中總結了商業活動的若干規律，諸如薄利多銷等等，至今還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錢鐘書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評價過這篇作品說：“敢質言而不為高論，尤非常殊眾也。司馬遷傳貨殖，論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說“此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與新史學不帝口手辟鴻濛矣。”

當我們站在現在的社會發展角度來看，《貨殖列傳》的現實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為我們現在研究古代經濟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而且對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也有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這類價值非凡的古籍，對我而言，是十分有閱讀研究和再閱讀的價值的，這次讀《貨殖列傳》，讀得可能是很淺薄的，但還是算小有所獲。司馬遷能在一個整個社會輿論和價值導向都是“重本抑末”、“重農輕商”的情況下，勇敢堅定的提出商業經濟的重要地位，這種正視社會現實的勇氣，這種遠見卓識無疑都會令人嘆服。作為當代的大學青年，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提高自己的涵養、素質，培養如同司馬遷一般的膽識和見地。

班級:中文一班

姓名:楊妍君

學號：20111141134

第四篇：讀《史記 貨殖列傳》有感

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這學期的公共課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博士，課堂上她總會給我們講一些關于經濟學的東西，這讓我對經濟也產生了些許的興趣，所以這次在選題的時候我選擇了閱讀《史記·貨殖列傳》。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貨殖列傳》就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而司馬遷的這種經濟思想不僅具有偉大的開創意義，而且其正確性和準確性已為他那個時代以及后世所證明。因而，他的這篇《貨殖列傳》也成為名垂千古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圭臬。司馬遷在文中所闡述的經濟活動原則和思想，我認為也與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有暗合之處，因而能為我們當代經濟建設提供啟迪和借鑒。

《貨殖列傳》在開頭引用《老子》的對最清平的政治環境的描述，反對其對追求物質享受的忽視和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的觀點，因為這相當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異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司馬遷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產不同的商品，即“區域分工”，不同人從事不同的職業生產出人們生活的用品，即“社會分工”。從周朝到漢朝有很多大“貨殖家”，他們在經濟活動上的成功都能給我們一些啟示，這些啟示也就是司馬遷想要在文章中闡明的有關經濟規律的東西。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區域內特有的優勢，合理使用現有的資源，揚長避短，使得國家變得富有；計然對于時機的把握恰到好處，又善于觀察發現藏在價格表面內部的經濟規律，還注意資金和貨物的周轉，從而獲得最大利潤；范蠡使用計然的五條策略，助勾踐報仇雪恨，建立霸業，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經商，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子貢是孔子最富的學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幫助孔子擴大的名聲，可見財富能夠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白圭看清時機，買入賣出，捕捉賺錢的時機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卻能不講究物質享受，可謂是“聚財有道”；烏氏倮和巴郡清寡婦本來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竟能與皇帝分庭抗禮，足以見得財富的多少對人的社會地位高低的影響了。之后就是司馬遷對中國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區的社會經濟情況及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漢中地區，河東、河內和河南，薊，楚越地區，各有各的特點，其中滲透著各自地方的風土人情和價值取向，細致的描述給我們描繪了一幅詳細且生動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活動的巨大畫卷。接著，司馬遷又發表見解，人們一切社會活動的目標都是取得財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著學習，都會去追求。然后他詳細地列舉和描寫了當時中國大地上人們追求財富的不同途徑的現狀，這些事實也有力地證明了財富的重要性，經濟行為的重要性。最后司馬遷記敘了若干當代較為成功的“貨殖家”的實例，向人們提出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貨殖”致富的經驗的建議。

其實，再簡單的概括一下，我認為這篇文章主要就有這么兩個觀點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作為商人，一、要重視財貨，給與其適當地位；

二、要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具備靈活的頭腦。

首先，關于重視財貨這個問題。過去的文化觀念就是重利輕義，在這種傳統文化觀中，人們過多的強調了義，而對利是不屑于談論的。這是中國社會長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導的影響所致。但在司馬遷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財貨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大膽肯定財貨，談論財貨對于人們生活的重要意義，并且給財貨一個恰當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現實生活中那些不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質方面的內容，大膽肯定其重要性，這與我們今天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是不謀而合。恩格斯說：“一個十分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而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終于被承認了。” 可見，司馬遷的這種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仍是有其正確性的。財貨是人們生活的必備物品，人們有權去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

另外，關于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總有一些人能夠運用自身的聰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條件取得成功，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譬如計然和白圭。白圭說：“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這里面蘊含的規律簡單的說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這些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都不需要去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利用這樣的規律性變化來獲利。而計然的看法也與白圭的這個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說商品的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我們并不需要去關注。而現在的許多投資人就是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因為錯過了絕好的時機。另外，計然還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這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這種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的觀念值得我們今天去思考和借鑒。

這就是我讀《貨殖列傳》我發掘出的一些現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蹤的經濟思想，我認為這些思想給兩千多年后的我們有許多有益的啟示，我們至今可以利用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

第五篇：讀《史記·貨殖列傳序》

讀《史記·貨殖列傳序》

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向賢柔

作為我國古代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司馬遷對我國的影響絕不僅限于史學，而是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軍事，他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更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司馬遷寫《史記》，絕不是為寫史而寫史，而是為了傳達一種思想、一種主張、一種號召，司馬遷用畢生的精力，將自己的思想精華全部融入進去。窺一斑而知全豹，現僅于《史記·貨殖列傳序》為例，簡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我國古代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決定了古代歷代君王都不約而同的采取了“重農抑商”的主張。“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饑寒并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泆，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之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劉向·《說苑》），這是魏國改革家李悝的觀點，他認為商業和手工業與農業是完全對立的，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破壞農業生產，減少農業勞動力，損害農民利益。因而，李悝實行了以“盡地力之教”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與此同時，實行“平糶之法”來鼓勵農業生產，穩定農產品市場。李悝看來，“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漢書·食貨志上》），從表面看來，這樣一種政策似乎兼顧了農業與商業，但從本質而言，依然是一種

抑商政策，只不過通過國家干預市場來調節利益分配，將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國家和農民，這種政策必然損害工商業者，而有利于農業的穩定和農民積極性的提高。

重農抑商的政策在商鞅變法中則體現得更加明顯，“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成了變法的主要內容。商鞅對秦孝公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者寡而游者眾，故其國貧危。其境內之民，皆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亡國則不遠矣。”（《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認為秦國最大的問題是人人喜商，所以農事不舉；農事衰敗則國家危亡。商鞅把李悝“盡地力之教”的措施帶到秦國，在社會生產中，特別重視農業生產領域。商鞅根據秦國地廣人稀、荒地多的特點，把重點放在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來發展農業生產方面。他在變法中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本業”就是男耕女織的農桑業。“末利”是指制造和經營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鏤紋繡的一類手工業和商業。因此，商鞅在變法中對商業采取打壓政策，規定：

一、“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商君書·墾令》），禁止商人經營糧食，限制糧食在市場上流通。

二、“重關市之賦”（《商君書·墾令》），使“農逸而商勞”（《商君書·墾令》），加重商人賦稅和徭役。

三、“壹山澤”（《商君書·墾令》），由國家對鹽鐵等實行專賣。

這些政策的實行就當時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長時間延續下去的時候，其消極影響就會凸顯出來。在漢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對商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都進行

了限制。漢武帝時規定“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史記·平準書》），同時，設置大農等官職，“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既買之”(《史記·平準書》)。針對這種狀況，司馬遷認為，“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史記·平準書》)，這種與民爭利的政策嚴重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

針對歷史上和現實中的種種現象，司馬遷提出了自己的經濟主張，反對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重視工商業的發展，重視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種思想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得到了部分的體現，現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馬遷論證了發展工商業的必要性，強調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針對老子提出“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司馬遷明確表明了自己的反對立場，認為“則幾無行矣”（《史記·貨殖列傳序》），他明白那種人與人之間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的理想社會只是一種海市蜃樓，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馬遷對人性理解得很透徹，他明確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視人的欲望，“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史記·貨殖列傳序》），而這些需要的滿足僅靠個人是無法實現的，而要人口的流動和商品的交換。除了個體的差異，司馬遷還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閡和差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記·貨殖列

傳序》），而這些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記·貨殖列傳序》），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而這些的實現都要各種職業的相互配合，“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記·貨殖列傳序》），這一方面論證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強調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這與我們當今的社會可謂不謀而合。

在此基礎上，司馬遷創造性的解讀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進一步強調商業在國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強調，只有經濟上的富強才能達到政治上的親和力。他舉例說：“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史記·貨殖列傳序》），除此以外，“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更是盛贊齊國通過經濟的發展來增強國力，從而取得政治上的認可，增強人民對政府的認同感。所以，司馬遷并不強調孔孟所主張的禮制，而是強調一個國家經濟對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馬遷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理解僅限于此的話就顯得太不足了，因為古代也強調農業對國家和統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馬遷的更偉大之處在于他強調工商業的重要作用，它應用《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并認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記·貨殖列傳序》），他把士、農、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戰傳統農本商末的經濟思想，并對我國歷代統治者所采用的重農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確的質疑和反對，這是一種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舉動。在那樣一種環境中，他不僅是挑戰整個社會輿論，更是直接挑戰當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這些觀點；

只有有魄力，他也才敢于提出。所以說，真正的歷史學家絕不會僅僅拘泥于歷史，更是要超越歷史，這樣的思想也才會歷久彌新。

除了政治與經濟，司馬遷還闡述了經濟與文化的關系。他引用《管子·牧民》中的話說：“倉廩實而佑禮節，衣食足而佑榮辱”，認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史記·貨殖列傳序》），他稱頌美德，但它所主張的并不是像如家的空中樓閣，而是有著深厚的經濟基礎，只有在基本的的物質需求滿足之后才能奢談精神生活，才能修身立命，培養高尚情操，這就當今社會而言，依然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同時，司馬遷提出了自己對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的看法，主張實行寬松的的經濟政策，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序》），司馬遷認為，管理社會，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其次是要實行引導，再次是要對人進行教化，再其次是要用刑法約束人，最下者乃與民爭利。這種思想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首先，他提出了一種樸素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他認為管理經濟的最好方法是順其自然，“善者因之”，創造一種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盡量減少行政干預。因此，司馬遷對武帝實行的鹽鐵專賣、平準均稅等打擊商人的政策提出批評，認為“最下者與之爭”，堅決反對與民爭利。

《史記》中很多思想都具有開創性和超越時代的意義，司馬遷能夠看清社會的角角落落，從宏觀上把握社會的各個方面。一種思想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它的獨創性、預見性，以及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司馬遷的種種觀點和理論就正是因為其對歷史的永久的指導意義而永久流傳。這是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仔細

去品讀。這篇文章《貨殖列傳序》簡談一下個人意見，有很多紕漏和不足有待指正。

參考資料：《史記》司馬遷 著

《司馬遷經濟思想通論》

朱枝富 著

《管子》

管子 著

《老子》

老子 著

《商君書》 商鞅 著

《漢書》

班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