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反潮流思想

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反潮流[1]思想

徐白斌

（西南財經大學 13級財務管理2班 41315082）

【摘要】在中國封建社會重本輕末的潮流之下，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卻提出了一種離經叛道的反潮流思想，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多次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為工商業者立傳，并且詳細的論述了農工商虞應該并重發展的觀點。司馬遷不僅批判重農抑商的思想潮流，同時也批判以儒家正統思想為指導的思想潮流，這種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剝去仁義道德的虛偽面紗，鼓勵人人發財致富。

【關鍵詞】司馬遷；貨殖列傳；反潮流；儒家思想

從戰國以來，我國的封建統治者就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武帝以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為指導，全面地推行和發展“重農抑商”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司馬遷卻首創經濟史傳，為工商業者立傳，表現出了司馬遷超前的經濟史觀和敢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司馬遷的反潮流思想，不僅反對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也揭露了儒家仁義道德的虛偽面紗，強烈地批判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2]的觀點。

反對重農抑商，主張農工商虞并重。

《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寫道：“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司馬遷引用《周書》中的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要想使社會長久地發展下去，使人民富足，使國家興旺，就必須要有虞人開發山澤，有農業、商業、手工業同時發展，四業并重缺一不可。農民、手工業者、商人、虞人各司其職，做好社會分工，才能互相為對方的發展提供所需，促進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為政治穩定和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司馬遷社會分工的思想，與亞當·斯密的分工論不謀而合，這也體現出了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的超前之處。[3] 司馬遷把商業作為“民所衣食之原”之一，可以看出重農抑商的觀點與統治者想要國泰民安的傳統思想是相矛盾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商業不能得到很好地發展，則經濟不興；經濟不興，則人民不富裕；人民不富裕，則國家不強；國家不強，則會受到外來民族的侵擾。總之，四業興旺，則國家富強；四業不齊；則國家貧弱［4］。反對封建正統“滅人欲”觀點，主張人欲動力說。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在這里，司馬遷指出了人欲“終不能化”，只能“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司馬遷認為只有適當地滿足人的欲望，并以正確的方式引導，人們才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用這樣的方式，來促進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這實際上也是對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平準均輸的經濟政策的批判。

儒家主張用禮節欲，孔子教育學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主張“養心莫善于寡欲”；司馬遷的老師董仲舒也認為要“防范人欲”。在這樣一個提倡禮義以提防遏制人欲的時代，司馬遷一反潮流，宣揚欲望動力說，明確地寫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提出了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的觀點。司馬遷認為，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剝削利益而遏制人欲的做法是錯誤的，與其遏制人欲，不如利用人性逐利的本質來發展經濟，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促使國家富強，政治穩固。

反對封建綱常，提出“素封論”。

秦漢以來，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秦朝商鞅變法，漢朝不準商人“衣絲乘車”。統治者為鞏固政治，通過禁止商人入朝為官的做法，企圖壓制工商業的發展。封建統治者的抑商之法，恰好為司馬遷揭露封建綱常提倡的仁義提供了反證，揭露了仁義道德的虛偽。司馬遷認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同時他也寫道，“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社會等級是在封建社會這樣的背景之下必定存在的，人們如果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就必須通過經商來獲得社會財富，這樣才能獲得他人的尊重，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司馬遷為我們描寫到“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烏氏倮和寡婦清都是通過經商致富，后獲得了秦始皇的封賞，司馬遷意在鼓勵人人都去經商，發財致富。

司馬遷最后在《貨殖列傳》中總結道：“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再一次表明，通過經商致富，人們可以由下至上，提高自己的等級地位，獲得“素封”之名。這一觀點，在《漢書》中得到佐證，即“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可見，司馬遷的這種觀點是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的，并且為后世人所贊同。在今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司馬遷的人欲動力說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鑒意義。[5]綜上所述，司馬遷在儒家封建綱常正統思想作為背景的前提下，還能大膽的質疑和批判當政者的經濟政策，反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敢于揭露封建仁義道德的虛偽，這些首創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和研究的。反潮流，并不意味著反叛，很多時候我們正是需要有這種敢于反潮流的精神，才能不斷推動社會的發展。司馬遷的反潮流思想，被后來的班固和金代的王若虛[6]等人強烈批判，說明司馬遷的反潮流觀點的確是擊中了封建正統思想的要害，才會讓文人志士發出“遷之罪不容誅矣”的憤怒之音。因此，在今天看來，司馬遷的反潮流思想雖然是反當時儒家正統思想的潮流，但是卻是順應了按經濟發展規律辦事的潮流。在我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里，雖然司馬遷的反潮流思想像一朵絢麗的煙火一閃而逝，沒有得到統治者的認同，但是在那樣一個專制的時代里，司馬遷有著這樣超前的經濟思想，這確實在我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史上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對于今天我們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注：[1]韓兆琦《史記精講》，第433頁。

[2]《論語·里仁》

[3]本文凡引《貨殖列傳》均不加注。[4]張大可《實際研究》，第423頁。[5]《孟子》卷一三《盡心下》

[6]王若虛：金代文學家。字從之﹐號慵夫﹐入元自稱滹南遺老。早年盡力于學﹐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劉中為師。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經義進士﹐官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縣令﹐皆有善政。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長沙：岳麓書局，2002.[2]韓兆琦譯注.史記【九】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3]韓兆琦.史記精講.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4]張大可.史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11.

第二篇：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北京工商大學 夏京春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的不朽巨著《史記》不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歷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學作品,而且在經濟學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見解和開創性的貢獻。錢鐘書在《管錐編》中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司馬遷傳《游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貨殖列傳》)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于新史學不啻手辟鴻蒙矣。”錢先生看到了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性的貢獻。以后我國正史中多數都有《食貨志》,政書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貨部分列為全書的首部,記載了大量的經濟史料。這是與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性的貢獻分不開的。

司馬遷生活在封建經濟繁榮的漢武帝時期,他的經濟思想,突破了先秦以來“重本抑末”的傳統觀點,主張發展工商業,推崇個人致富。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記載了歷史上和西漢以來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對各種經濟措施的評價,記述了春秋以來的著名商人的活動,分析并論證了商業活動發生發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業活動在發展經濟、富國利民上的重大意義,表現了唯物思想的光輝。本文擬從《貨殖列傳》入手,分析并探討一下司馬遷卓越的經濟思想及其價值。

一、“五之”說

從歷史上看,漢代商業在市場商品流通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盡管漢武帝大力發展官營商業,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間自由商業的發展。司馬遷描述當時的狀況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農工商虞無需誰去號令和組織,他們都能自發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事”,這都是為的去“求富益貨”;那千千萬萬的人,“不擇老少”,“出不遠千里”,不辭勞苦地到處奔波,也都是為的去“奔富厚”。這種求富奔富、趨利逐利的活動,“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他認為這既符合“道”,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對于人民的趨利求富的活動,為政者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呢?司馬遷同時代人董仲舒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萬民之從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張用“教化”去圍堵和遏止。司馬遷的觀點與此不同。他認為,人們追求富裕“逸樂”的生活,“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門逐戶去說教,也是“終不能化”的。面對這種客觀情況,司馬遷認為應該采取的對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五之說”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提綱挈領,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馬遷是有區別地肯定前四種做法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順應自然,即國家不要干預工商業者的自由發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放手發展市場經濟;其次是因勢利導,“疏”而不“堵”,也就是國家的適度干預與調控;其次是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運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規范人們的行為。《太史公自序》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知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可見,“因之”是有前提的。國家讓“布衣匹夫之人”,“取與以時,而息財富”,首先是由于他們“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們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對他們“整齊之”,“教誨之”。司馬遷在實錄歷史事勢發展中似乎已經朦朧看到經濟與法制的關系、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既要抓物質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加以適當控制,這是很了不起的。司馬遷最不贊成的是最后一種做法——“與之爭”,同老百姓對抗,不讓老百姓去求富益貨和趨利奔富。這里的“與之爭”,是針對漢代實行的禁榷制度和國家官辦商業、工業而言的。由于漢武帝殘酷打擊私商,車船稅重,因而私人工商業急劇減少,流通阻塞,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其苦。司馬遷希望讓私人工商業自由發展,自由競爭,反對漢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說是司馬遷對治理國家的經濟問題開出的一劑良方,可以說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說

司馬遷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現實主義頭腦的歷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樣鄙視工商業,而是認為各行各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就當時各地的經濟發展來看,已經出現了地區分工的傾向,例如“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就是說,已經有農業發達地區、半農半商地區,有商業、手工業發達地區,有畜牧業、蠶絲業發達地區的區別了。司馬遷看到了“百道營生,積財如山,販物求利,貿遷有無”,各種各樣的經營,能積累像大山一樣多的財富,商人們的販賣活動,雖然是為了牟取利潤,但他們的往返販運,卻起到了溝通有無、調劑余缺的作用。司馬遷在概述了各地物產以后指出:這些“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信食之原也。”在這里司馬遷把商業與工業、虞業、農業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業在調劑余缺、溝通有無、貨幣流通、積累財富方面的重要價值,這與當時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處理農工虞商的關系上,司馬遷主張互惠互利,共同發展。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在賣糧的市場上,一石糧只值二十幾錢,便會損傷農民利益,一石糧上漲到九十錢,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損害而無法經營。商人不經營,國家收不了稅,財源就枯竭了;農民失去種糧的積極性,連草也不去鋤了。出賣糧食,應有個價格限度,最高的價格,不能超過八十錢,最低的價格,不能少于三十錢。按這個幅度掌握,農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會受到大的損害,都有一定的利潤。必須看到,糧食是一個重要商品。民以食為天,只有穩定了糧食,才能穩定人心,才能處理好農工、農商之間的關系,國家才能繁榮穩定。司馬遷這種重商而不輕農、重農而不輕商的經濟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說

在《貨殖列傳》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司馬遷反復闡述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盡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著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貧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馬遷對社會各種各樣人物活動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寫道:“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馬遷得出的結論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然而,統治者卻總是標榜自己沒有任何的欲望。《禮記·樂記》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似乎是勞動人民唯利是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統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徹底撕了下來,他說:“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司馬遷看到了人類這種追求物質的本性,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將軍宰相,大家愛財的本性都一樣,這就把幾百年來統治階級潑在勞動人民頭上的污穢,收起來又向著統治階級潑了回去,這對于勞動人民是一種有利的維護,而對于統治階級則是一種有力的揭發和嘲弄。難怪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極為濃重的班固批評司馬遷說:“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這也從一個側面指出了司馬遷寫《史記》所具有的高卓見識和反傳統的傾向。

此外,司馬遷還把“富家”與“富國”統一了起來,即既要“富國”,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國”。因為,“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只有“富家”,才能擴大國家的財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國,“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四、“素封”說

司馬遷看到了物質財富的占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權勢和地位總是同財富緊密相連的。《貨殖列傳》記述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貢經商以后,“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的。到了秦和漢初,由于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以畜牧業發財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還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錢,“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司馬遷還把社會上的奴役關系,視為財富占有的多寡而決定的。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這四個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馬遷已經把人對財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高下的標準,認為是一條不可改變的法則,從而說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地位的物質基礎。這與歷代統治階級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觀點格格不入,具有明顯的反天命的意義。

五、禮儀說

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道德觀念,物質財富的占有狀況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這也是司馬遷的一個重要經濟思想。司馬遷認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他贊賞管子的論點:“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樣就把統治階級的禮儀道德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禮儀道德是由經濟地位——富——所決定的。這個觀點盡管有些機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對人的制約,但從根本上講它是對的,是經濟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決定經濟,這符合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另外,司馬遷還指出了所謂道德還有它極其虛偽的一面,它是供財富占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涂用的一種美麗的脂粉。司馬遷說:“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這里的言辭不無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統治者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六、生意經

司馬遷總結了商業活動的若干規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勝說。“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勤儉節約,勞動致富,是生財的正路,但求富的人,還必須用奇巧取勝。那種只拉車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謀,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來。司馬遷說:“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財富的來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職業,就像貨幣沒有固定的主人一樣。善于經營者,能使財富像車子的輻條匯向車軸一樣向他集中,不善于經營者,即使原來有一定基礎,也會被他搞賠,散失掉。

降低成本說。司馬遷引用當時諺語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超過百里之外不去販賣柴草,超過千里之外不去販賣糧食。因為柴草、糧食之類商品,遠距離販運,必然增加費用,加大成本,減少利潤,很不合算。這說明由于地區販運業的發展,商人已經懂得區別不同商品組織地區流通對經營盈虧的重要意義。

貴出賤取說。司馬遷指出經商要有預見性,要能夠看到事物的發展變化,掌握“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的物價規律,看準行情的起落。他說:“曉余缺者,才知貴賤”。只有注意市場行情變化,了解市場商品剩余和缺乏情況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東西昂貴,什么東西低賤。又說:“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商品價格昂貴到極點時反過來就會低賤,低賤到極點時就會昂貴。這是市場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經營者在昂貴時,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糞土一樣拋出去;在低賤時不要惜購,要把商品像對待美玉寶珠一樣珍惜地買進來。這樣,你在市場經營中就會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你的財富利潤就會像流水一樣,川流不息,源源而來。

擇人任時說。除了抓時令、趕季節外,司馬遷還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說:“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善于謀生計、做買賣的,都具備能選擇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和憑借時機、抓住季節的本領。作為經營者,能夠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實際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備了“人和”的條件,此外,就是講究“天時地利”了。薄利多銷說。“欲長錢,取下谷”,要想使資金增長,最好去經營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雜糧。這些下等糧食雖然利薄,但是銷量大,利潤反而多;而那些高檔商品,雖然利潤大,但由于購買對象少,必然會“曲高和寡”。

此外,還有尋根求源說:“長石斗,取上種”,要多收購糧食,就得選擇良種來供應生產者,以便增加產量;開源節流說:“忍嗜欲,節衣服”等等。這樣有理論依據的生意經,在司馬遷以前還沒有見過。今天讀起來,對經商處事也是有啟發的。

七、“三富”說

司馬遷熱衷于說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發財致富。他將社會上的富有者分為三類:“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從事農業生產而發財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經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則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馬遷認為:“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論什么人,都不愿意長期處于貧窮之中,只不過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論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應以正當勞動,以不損害別人、不損害社會為前提,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詐獲取財富的人,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司馬遷說:“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清廉的官吏搜刮少些,就能做得長,時間長了,也就富起來了;不貪心的商人羸利雖然少些,也能富起來。

今天,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財產、盜竊國庫、貪贓枉法、走私漏稅等非法行為而發不義之財的經濟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法律保護一切正當的富,但絕不容許破壞改革、危害社會的“奸富”分子逍遙法外。財富與道德之間,金錢與尊嚴之間,是應該有也必須有一道壁壘森嚴的界限的。當財富增長缺乏一種道德自律與約束時,財富對人來說是真正致命的打擊與毀滅。所以,“教誨之”的問題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們能夠在趨利逐利、發財致富當中不忘“大義”之所在,也就是說,能夠自覺地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集體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

八、商業地理說

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以西漢以前的經濟環境為背景,以實業家的活動為主線,分區論述了各地的地理環境、社會風氣、經濟發展和物產。司馬遷認為商業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區流通,所以他特別重視地區之間的往來和都會的商業中心作用。在《貨殖列傳》中,我們看到,西漢已形成了五大經濟區域:

一是關中經濟區。包括今天的陜西、甘肅和四川。在這個經濟區“自(今陜西隴縣南)、雍(陜西鳳翔縣南)以東至河(黃河)、華(華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把沃,物產豐富,人民“好稼墻,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經濟區。西漢以河內、河南、河東三郡為三河區。“昔唐人都河東(指黃河以東的堯都晉陽),殷人都河內(指黃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黃河以南的洛陽)”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堯、商代和周代先后在這個區建都。這個經濟區土地面積狹小,人口眾多,民風勤儉樸素。“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業中心。

三是燕趙經濟區。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區。燕、趙“有魚、鹽、棗、粟之饒”,物產豐富。趙都邯鄲和燕都薊是這一經濟區的兩大商業城市。

四是齊、魯、梁、宋經濟區。包括今山東和河南的部分地區。位于泰山北面的臨淄,是齊國故地的商業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而魯國故地則“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好賈趨利,甚于周人”。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巨野,是梁、宋兩國的故地,人民多務農為業,善于儲藏備荒。

五是楚、越經濟區。包括現在的長江下游和珠江流域。這是戰國以后形成的經濟區。越國滅吳國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國又滅越國得有吳越之地。所以,司馬遷把這一經濟區又分為西楚、東楚和南楚。西楚,從沛郡西至荊州。這里“地薄,寡于積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陳(今河南睢陽),又“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東楚,包括現在的徐州(彭城)、揚州和蘇州地區。這里“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吳王劉濞曾在東楚羅致天下逃亡分子,鑄錢煮鹽,發動“吳楚七國之亂”。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長沙二郡。這里物產豐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楚都遷于壽春(今安徽壽縣)后,壽春就成為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合肥是皮革、鮑、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廣州)是珠璣、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個經濟區域及其商業城市的共同特點是,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利于商業往來;各經濟區的商業城市都是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統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貸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販運各地區的土特產品和手工業品,以滿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費需求。西漢五大經濟區的形成和商業城市中商品交換市場的發展,顯示了西漢商業是相當興盛的。司馬遷的這些論述,為我國商業地理學和商業發展史的構建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高度贊揚了私人工商業者們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們對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通過說富論富,鮮明地表達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和對社會道德問題的看法。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種樸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馬遷論貨殖,已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與我們今天的商品經濟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是,司馬遷所提出的觀點仍然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第三篇：《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闡發了一種樸素的市場經濟觀念，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最下者與之爭」

1、「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就充滿了國家不干預、以經濟利益誘導市場的思想；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則體現了一種社會分工和發展大流通的觀念。這種類似於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觀點，比之西方近代以來的重商主義理論早了近兩千年。可惜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思想及其超穩定的封建制社會結構，使得司馬遷的思想不可能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理論。隨著儒學的日趨保守和其正統地位的形成，自兩漢直迄明清的兩干年來，中國的經濟始終在低水帄上重複，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沒有產生生產方式上質的飛躍。發育雖較早的商品經濟最終卻不能加速演進為近、現代市場經濟，致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由盛而衰，為近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極大歷史性包袱，這不能不說是中華燦爛、古文明史悲哀的一頁。

一、《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一）肯定物質利益及人追求財富的天性

如何對待物質利益，這是任何一個階級都無法同避的問題，也是研究經濟思想的出發點，我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家，他們在論述物質利益這個問題時，往往要塗上一層濃厚的倫理色彩，以倫理道德觀念作為規範和衡量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準則，由此形成了或重利輕義，或重義輕利的兩種對立的義利觀。在先秦諸子中，儒家提倡仁義道德，鄙視好利求富的思想，他們認為非義之財不可取，獲取財富必須符合倫理道德觀念，他們重視禮義，主張先義後利。但儒家這種義利觀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辯護，勞動人民自孔子以來就一直在挨罵。與儒家對立的法家，則是功利主義者，他們反對儒家的道德說教，主張利決定義。司馬遷雖對法家的苛刻極為不滿，但對其自利觀還是有所借鑒的，他在〈貨殖列傳〉裡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1楊家駱編：《史記今譯》（臺北：正中書局，民60），頁848。（以下所引史記原文皆出於此處，不另附註）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可見，司馬遷把人們這種自發的營利活動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人生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利」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揭開統治階級仁義道德的假面具，司馬遷帶看一種憤激的情緒一一列舉了士兵的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強盜的的攻剽椎埋，劫人作奸；娼女的目挑心招，不擇老少；吏土的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官取利而奔波忙碌。這是人的天性所致，上至將軍宰相，下至士農工壓大家的本性都一樣，只是有些人不敢公開承認而已。既然「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那麼又何必在「利」這個問題上再罩上一層「義」的虛偽面紗呢？可見，司馬遷在這裡揭露批判了統治階級的假清高、唱高調的一面。

在《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引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老子》所描繪的是「小國寡民」的那種田園識般的社會生活狀態，體現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社會生活順其自然發展。這種「無為」思想旨在反對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活動進行干涉。問題是，司馬遷引述《老子》的話是贊同還是批評老子呢？其實司馬遷既贊同老子「無為」思想，又否定他的」「無欲」思想。在老子看來「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的田園詩般美好狀態，也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這兩種狀態是「無為」和「無欲」之結果，因而「無為」和「無欲」是達到治之極的手段。司碼馬只是贊同老 子「無為」思想而反對「無欲」、封閉的思想，認為如果無欲、封閉，則不能達到「至治之極，因而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在肯定求富的的合理性後，司馬遷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幅社會蕓蕓眾生求富圖：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司馬遷舉了這麼多例子，旨在說明吹求財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學而會的，這當然有他的進步性。司馬遷把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他認為，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所以各行各業的人盡力追求財富是一種自然規律。只不過有的人賣力氣，有的人用智謀。

現代市場經濟瑰論是建立在利己之人性，因而必然為己逐利的前題上的，以便說明市場如何將利益對立的各主體通過商品交換關係實現和諧暢達地整休聯係。事實上對人性的設定，關乎理論如何建構，因而是極具重要性的一基礎性工作。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有這樣的看法：「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同現在市場經濟關係的設定是毫無二致的，從而司馬遷得出前述對事市場經濟關係的基本結構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事了。在《史記˙貨殖列傳》上列舉了賢人、隱士、廉吏、廉賈、戰士、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人、獵人、賭徒、醫士、貪吏等各階層都是為了「富厚」反對統治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欺詐行為，指出統治者「口不言利」行動上都「唯利是圖」，主張統治者應保障勞動人民起碼的生存條件，要照顧人民的物質利益。

司馬遷以前，大多思想家，喜歡空洞地談「仁」、「義」等，少有人談到的，也將「仁」、「義」同「利」割裂開來，孔子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甚至認為富與貴」與我如浮雲」，采取一種超然的宿命論的態度；孟子更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司馬遷則認為：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利，也就是財富。在封建制度下，最高統治者與國家往往是合為一體的，這是「家天下」的必然，因此兩者求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越王句踐用然之策「修之十年，國富」，而漢武帝任用桑弘羊，施行「均輸之法」、「平準法」等同樣也是為了求富，更甚者實行「告緡令」，卻是一種運用手中權利「劫富」、「暴富」的行徑。這雖有點誇張，但人民要生存，國家要良好運行，首先就要有經濟展做保障，因此司馬遷這種求富趨利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

司馬遷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具欲者也」，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自發性和合理性。他從人類社會的歷史實際出發，說明人的欲求總的說來是不斷增長著的，這是社會經濟相應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他的貧富觀的根據，正是他的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觀，一種樸素的進化史觀。他所說的「挽」近世，決不同於「領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往世，生產和消費互相刺激，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人的欲求也更趨增長，這不止是任何人的間題，這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其中隱伏著某種規律性的支配力量。司馬遷的求富正當論，是一切不諱言致富目的並積極投入的人們的一面旗幟。自范蠡貨殖成功，「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白圭致富獲勝，「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范、白以他們的實踐和經驗為天下經營逐利者模範。

（二）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在於經濟的發展程度

在漢初，統治者一方面面臨著長年作戰亂後經濟凋敝的現實，一方面是農民戰爭席卷大地的陰影所致，因而害怕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以，許多思想家出少鞏固政權的需要。對義利的關係做出符和統治者願望的解釋。名儒陸賈在說明義利關系時，重彈老子的老調說：「君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義相治。因為司馬遷在義利觀上肯定了追求物質的利益和財富是人們的本性，所以他對漢初儒家提倡的安貧樂道主張是不滿的。他非常重視物質生產活動。並認為是治國之道。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於不出則財匱少」，「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把發展經濟視為國家最重要的工作，經濟發展對國家富強有著重要作用。他在〈帄準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應，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稱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利，為強君」。司馬遷如此突出地強調經濟問題，與先秦儒家認為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就會安定，國家就會將無敵於天下的那種誇誇之談相比，則顯得更有實質意義。

貨殖，即靠貿易生財求利的意思。漢初，生產癱瘓，經濟凋敝。巨商大賈囤積居奇，昂抬物價，「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為了恢復農生產，漢高祖采取了種種抑制商人活動的措施。強調農業是「本業」，認為商業是「末業」、「賤業」，賈宜〈論積貯疏〉裡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賊也」，在他看來，手工業者、商入都是吃閒飯的，在助長「淫侈之俗」，是天下的大禍害。晁錯把問題看得更嚴重，他指出「商人大者積貯倍息，小者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賈誼、晁錯重視農業是對的，但把商入列為「游食之人」，把農村的兼併和農民的貧困歸咎於商人，把商業的發達當成糧儲備不足的主要原因，這是不恰當的。

（三）物質財富的佔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及思想面貌

〈貨殖列傳〉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這是說，不做官的人，只要有財富，其利與樂與封君相比。而當中也記述很多這樣的事例，如冶鐵致富的郭縱，「與王者埒富」；「用鐵致富」的卓氏，「富至童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所以，司馬遷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物質財富與權勢地位息息相關。他在〈貨殖列傳〉中記錄了這方面的事實，如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張者乎？」子貢從商致富，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勢力之大，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司馬遷從商人的活動中看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沒有錢給人家當伙計，出苦力；前少的小本經營，手提肩挑；前多的坐列市肆，從容裕如；而富貴大賈，人徒成千上萬，舟車遍南北，字號滿州郡，他們勢同王侯，只因為沒人給他們實際名號，所以只能被人們稱為「素封」，這不儼然就是一個王國的縮影嗎？ 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又闡述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關係：經濟地位決定著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雖是二者關系的簡單、樸素的表述，但畢竟他意識到了經濟對政治的基礎作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說明了經濟勢力強大，社會的政治地位也會隨之提高。另外，人們富裕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道德也會形成。，對於國家來說，有會四夷歸順，既便是「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也是「患貧」的，所以統治者應順立歷史發展，重視發展經濟。

在「義」與「利」的關係中，是道德決定物質利益，還是物質利益決定道德，還是擺在我國古代思想家前必須回答的問題。司馬遷的答案十分出色，他說：「緣 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他還發揮了《管子》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的義利關闡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財富貣決定作用，他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是受物質利益制約的。司馬遷指出了封建道德有其虛偽的一面，他是供財富佔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塗用的一種美麗脂粉，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貨殖列傳》中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另外，《貨殖列傳》中又說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在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壞人有了錢甚至可以使自己變得「德高望重」，而認為那些與他為敵的好人變得「臭名昭彰」，這裡的言詞雖然不偏激，但它卻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剝削階級的所謂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四）重視商業，主張農工商虞四者並重，反對重本抑末

在《貨殖列傳》的開頭，司馬遷對老子的批評就包含了重視商業的思想。如果按照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論去做，商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司馬遷根據他多年調查瞭解，把各地物產做了詳細的介紹，同時他又指出，這些豐富的物產，「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立之，商而通之。」在重農抑商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時候，司馬遷能夠把商業同農業帄等相待，所以在《史記》中，記載了各代商業發展的盛況。當中，司馬遷肯定商人在經濟發展的作用，讚揚私人工商者們的卓越才能及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他曾明確的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目的很明確，他不同意漢代的抑商政策，他認為商人的活動是正常的，其經營手段是「取與時而息財富」，既無害於國家，也不影響他人，所以，他一反潮流，在《貨殖列傳》中為二十多位商人立傳。他讚美商人的聰明才智。如《貨殖列傳》說由於句踐實行了計然的商業章程，從而使越國富強貣來，士兵們也因有豐厚的獎賞，願意衝鋒陷陣。而越國最終滅了強大的吾國，耀武揚威於中原地區，號稱五霸之一。司馬遷讚揚了白圭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和他的卓越才幹，還寫了女手工業者寡婦清、蜀卓氏等的事蹟。值得指出的是《貨殖列傳》和《帄準書》創作於漢武帝禁令限制並用官商官工排擠私人工商業者的時期，司馬遷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讚揚商人，熱情地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把他們一個個寫入列傳，這是異常勇敢的。

自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以來，封建國家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至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為配合中央集權的加強，這一政策更變本加厲地推行之。然而，司馬遷卻不為權勢所左右，頗具見識地把國民經濟中的農、工、商、虞四大部門相提並論。他認為：「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之衣食所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即說，均衡地發展農、工、虞、商四業，則有利於富國；個人積極地從農、工、虞、商等經濟活動，則有利於富家。司馬遷還看到，中國地大物博而生活資料的分布並 不帄衡，所以從地區到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都要分工協作，都要互相依存，在社會上出現農，工、虞、商的分工是不以人們的意忐為轉移的。司馬遷能夠強調在社會生產中四業並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與當時的「輕商」思潮和「抑商」政策分庭抗禮，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五）商業成功之道在於把握時機、善用策略

司馬遷認為這些所謂「素封」者的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七點：其

一、掌握時機，靈活應變，如白圭，一旦決策後，即能「趨之若猛獸勢鳥之發」，及時抓住時機。白圭和範蠡一樣，都能通過預測商情，待時而變。白圭掌握年歲豐欠，利用豐欠年成價格差價進行收購和出售。范蠡用計然之計於市場，「知斗則修善，時用則知物」，而從事豐年收購，欠年出售，這恰如「旱則資舟，水則資東」一樣。其

二、根據價格和供求變化而隨機運作。「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在確知行情下，「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價高時及時拋出，反之則收進。白圭甚至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策略，反常人之道而行之，往往得手。其

三、選擇交通便利、地方富裕的有購買力的市場作經營場所。范蠡選擇了「諸侯四通」，人口聚集的定陶從事經營活動，巴寡婦清則確定有豐富「丹穴」源的地方治丹，烏氏在邊在邊境地帶以奇物換馬，而蜀單氏在遷徙途中不選路程較近的匱乏之地家，而是遠走臨邛這一「民工於市，易於賈」的地方去作生意。其

四、都經營關系民生大計的大宗產品，如糧食、鹽和鐵。其

五、薄利多銷、並加快資金周轉。如白圭實行薄利多銷策路，「欲長錢，取下穀」，通過經營如穀類等大宗商品，雖然單價利薄，但也能獲大利。范蠡設法加快資金周轉，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資金運轉「無息幣」，加快資金周轉，在一定時期內能增加利潤絕對量。其

六、節儉積財。如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宣曲位代折節為儉，……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出事不華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其

七、善任人才。范蠡能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任用人首先要信任他，而不是苛求責怪他，有用之才方以發揮作用，「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以上這些經營管理方法的靈活運用，審時度事，使這些商人能富比封君，並能與「封君分庭抗禮」，就在於他們有較有效的管理方法。

三、結語：

司馬遷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活動，提倡以放任為主的經濟政策，他很贊同漢初的「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開放政策，他認為漢初由於實行開放政策，才出了「富商大賈周流於天下，交易之莫不通，得其所欲」經濟繁榮的局面。《貨殖列傳》中論述了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之後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以之爭」，這可說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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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貨殖列傳》折射出的司馬遷社會思想

《貨殖列傳》折射出的司馬遷社會思想

[摘 要]《貨殖列傳》出自《史記》卷一百二

十九、列傳第六十九。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從《貨殖列傳》的記述中不僅可以看出司馬遷重視經濟活動和商業活動的思想，更能領略到作者獨到而深邃的社會見解和他偉大的內心世界。

[關鍵詞]貨殖列傳；司馬遷；商業

史家有四長：學、才、識、德。在史家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的道德感召下，用宏觀的視角與全局的意識來審視社會、指引社會，這才不枉費文人士大夫立功、立言、立德之人生追求，這才使歷史學有繼往開來的真正價值。通過對《史記?貨殖列傳》的探究，讀者無不贊嘆司馬遷非同一般的文學素養，更難能可貴的是從中品讀出歷史學在明辨社會是非與安邦定國中的借鑒意義。作者對社會的真知灼見，在今天看來仍然有許多進步意義，其中不足之處也值得我們深思。

一、試圖構建政府與社會經濟的關系

司馬遷成長在漢朝黃老之學與獨尊儒術的交替時期，因此在是非判斷上能夠集各家思維方式之所長。既能走出道家思想小國寡民的誤區，又能深刻領悟社會發展“順其自然”之真諦。司馬遷反對老子倡導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社會，認為這樣的社會不會給人們帶來幸福，“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1）幾乎沒有推行該種社會的可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2）也就是說政府對社會經濟要順勢而為，為人民幸福謀利益，做好守夜人的角色，自由放任，不與民爭利。這種思想頗有近代歐洲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韻味，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其進步意義可想而知。可惜司馬遷的這種理性聲音并沒有被日后更多的政治精英接受，日后封建政府橫加干涉經濟，總想構建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結果不按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走，好心也辦成了壞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小農文明緩慢的發展，成為了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大障礙。可見促進經濟自由發展，政府因勢利導將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人民在追名逐利中客觀上必然會推動經濟和社會的進步。當然過分的放任經濟的自由也是不正確的，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需要政府的保駕護航，司馬遷在《貨殖列傳》沒有強調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算作其思想的一大局限吧。

二、求富，天道使然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沒有什么行業永遠是最賺錢的行業。人民會在求富心里下自由的選擇自己能夠勝任的最賺錢的行業。“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3）經濟領域上各行各業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無所謂貴賤。“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4）。“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5）司馬遷對各行各業的平等認識，在那個重農抑商的環境下可謂先進，對此我們應該肯定。但是用今天的觀點看，雖然行業沒有貴賤，但各行業都有自己的潛規則，于是人們根據個體覺悟境界的差異與情商智商的高低來選擇適合自己的行業，因此在社會發展尚不完善的環境中，受各行業從業人選影響，人員素質因行業差異而必然存在一定差異。可見司馬遷在全面認識各行業與各行業從業人員上看，缺少一種全面的評判。

各行各業都給人們提供了求富的機遇，加之人們都有一顆求富的心，那么人們都不應該給自己的貧窮與富貴找太多外界客觀的借口。聰明的人總是會尋找機會求富，愚蠢的人只能忍受貧窮，故“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6）。可見司馬遷心中并沒有那種簡單的仇富情節，對財富和財富的擁有者都有著比較冷靜客觀的認識。在文章中司馬遷甚至用贊許的眼觀來認識范蠡、白圭、巴寡婦清等人，對他們致富報之以肯定的態度。聰明的人總是善于發掘機遇尋找財富，“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H至而輻湊”（7）。

三、貧窮是罪惡之源，富裕是繁榮之基

司馬遷看清了經濟基礎對社會發展的作用，經濟生活從根本上影響了社會存在。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8）。這種觀點非常符合社會心理學中人類不同層次的社會需要，社會大眾在滿足了物質需求的時候才有更高領域的精神世界的追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艘嬲茫?失?嗽蚩臀匏?之，以而不樂。”（9）智慧的精英轉化成了財富的精英，財富的精英進而轉化成了道德的精英。這些因智慧而富，因富而德的人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誘導作用；那些投機鉆營之輩，往往富不過三代，其反面意義警醒世人。社會就是在求富求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完善，逐漸成熟，大浪淘沙般的向前發展。人性都有追名逐利的一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0）。所以人們追求利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物質利益滿足的前提下，又開始追求精神世界中的成就，經濟繁榮才是內修德政與社會和諧的基礎。與之相反，衣食無著、貧窮落后也就成了愚昧與罪惡的源泉了。

四、社會風氣對社會發展至關重要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司馬遷早年云游四方，了解各地風土人情，對各地風氣好壞有著自己獨到的認識與理解。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一個社會的發展程度及社會風氣好壞，正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但社會風氣的好壞也會反作用與經濟的發展，縱觀漢王朝各地民風差異與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二者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同時司馬遷也重視通過介紹各地歷史沿革來分析各地民風形成的原因。

關中之地，“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為邪”（11）。加之地處京城戰略要地，交通四通八達，歷代經營有佳，“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2）。

河東、河內、河南地區，“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13），種、代地區靠近北方邊疆，靠近匈奴，因此“人民矜?這澹?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14）。“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馀民，民俗■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15）可見中山地區受歷史因素影響，當地人民情急躁，仰仗投機取巧度日謀生，社會健康發展也就成了一大難題，男盜女娼便不足為奇了。 鄒、魯在漢朝時期是桑麻產區之一，司馬遷評價當地“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16）。

同為楚國故地，因為民風的不同，經濟發展呈現出很大的差異。西楚地區“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17）。徐、僮、取慮一帶的居民清廉苛嚴，信守諾言。彭城以東，包括東海、吳、廣陵一帶，這是東楚地區。這里風俗與徐、僮一帶相似。浙江以南的東楚地區風俗同越地相同，“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18）。南楚地區民風與西楚相似，“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19）。

在司馬遷的論述中，可以看成各地風氣形成的歷史原因，更能隱約的感覺到漢朝時期各地社會風氣對各地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現如今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各地經濟發展差異很大，落后地區或許也應該在辨析自身文化風氣與發達地區的差距上尋找落后的原因。

五、用商人的利益眼觀看待各色人群

用商人的視角看待任何人都是利益的產物。“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20）這句話點明了人性中不可抹殺的那種名利欲望，完全用商人的眼觀去看待世間萬象與人性的弱點。想必這種觀點并非司馬遷的本意。世間不同的人，思想境界不同，其核心追求是不一樣的，眾生并非皆屬拜金主義。司馬遷可謂西漢文人士大夫之楷模，一生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立德、立功、立言乃其人生核心追求，這種信仰堅定的人豈是功名利祿能夠收買的。或許這里存在著司馬遷寫《史記》故意留下來的曲筆把，這種曲筆的目的不是為誰辯護，而是意在自損人格。或許寫到這里的時候，司馬遷流露出來的是心中的痛與淚，是對于他人不理解自己鴻鵠之志的怨憤，流露出的是在被他人諷刺人格尊嚴時的一種無奈與無力的抗爭。文章的最后又寫了關于發家致富之道。以司馬遷的才能完全可以富甲一方，但他的一生卻并不富裕，因為司馬遷有更高的境界信仰與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撰寫《史記》，傳遞歷史，傳遞責任，傳遞文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司馬遷恰恰用他的實際行動來否定世俗社會那些下賤的眼觀，彰顯人性中信仰的偉大。

總結

受時代局限性影響，《貨殖列傳》也存在著許多有待更正的一家之言。但探究司馬遷的核心思想精髓，仍能品味出作者治史思想之偉大，《史記》不愧為司馬遷用真心與生命鑄就成的不朽佳作。治史重在指導社會發展，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仍然能從《貨殖列傳》中品讀到很多社會發展的哲理：人民財富的多寡，更多的取決個人的能力與社會的需要；政府需要做的是促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并且為社會的進步發展與國家的統一保駕護航；單純的保護所謂的貧窮階層，其結果只能是保護了落后阻礙了進步。現如今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呈現出不平衡的特征，造成各地經濟發展快慢的原因除去外部環境等客觀因素外，我們也應該找尋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社會文化與風氣。提升國民素質，改造國民性將是落后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注釋：

[1]――[ 20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

十九、列傳第六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2。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第五篇：從高中語文中《史記》選文看司馬遷傳記文學的人物刻畫論文

以真情再現人情用神韻塑造形象

——從高中語文中《史記》選文看司馬遷傳記文學的人物刻畫

戴娟戴桂敏

武漢市武漢中學

內容摘要

司馬遷的《史記》中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市井草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涉及人物四千多，重要人物百多名。司馬遷在表現人物個性特征時，能充分注意到他們人物的個性特征，而且借助精彩細膩的描寫在特殊環境中刻畫人物特性，更注重借助典型歷史事件著力刻畫人物形象，這就使得人物形象真實、可信，帶有普遍性，引起讀者的共鳴。本文僅從選入高中語文教材的四篇作品中淺易分析太史公刻畫人物的高超筆法。

關鍵詞：《史記》司馬遷信陵君項羽劉邦藺相如人物刻畫

“往事越千年”。有史以來，在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在原野和廟堂、戰火與笙歌之中，曾誕生過無數的英雄豪杰，或許他們貴賤不

一、愚智各異，但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推動了民族歷史發展的巨輪。談中華民族的“史”，自當從《史記》開始，而那兩千多年前的許多歷史人物在《史記》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淺的足跡。

司馬遷的《史記》在我國文學史上地位顯赫：它首先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創立了紀傳體裁，是我國古代史書體例的奠基之作；它更是一部文學著作，是上承《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影響及至當今的古代史傳散文創作的典范。司馬遷用生動的語言、精巧的結構塑造出一系列個性鮮明且具有時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成為后世的史傳散文、傳記散文和歷史小說及當代影視文藝作品的肥沃土壤。《史記》內容豐富，高中語文課本中主要選取了富有濃郁文學色彩的記傳部分，旨在激發引導青少年學子們能走進這部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歷史巨著。

從《史記》中選入高中語文教材的作品有《鴻門宴》《項羽之死》《廉頗藺相如列傳》《魏公子列傳》。本文將以以上作品中的人物為對象分析司馬遷在傳記文學《史記》中的人物刻畫方式。第一把握人物基本性格特征，細致描寫刻畫人物形象；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態，都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征。不但不同類型的人物迥然有別，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同是以好士聞名的貴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就有高下之別，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風貌。信陵君是司馬遷極為推崇的理想人物，在選文《史記·魏公子列傳》中，司馬遷稱“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于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并且用細致的行動描寫表現出信陵君最鮮明的性格特征。

作品首先用概括介紹信陵君的身世地位，然后用“公子為人，仁而下仕，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來突出強調信陵君的性格特征：“仁而下士”“謙而禮交”。然后用“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記敘描寫了信陵君仁而下士，謙而禮交的具體情況。

當信陵君聽說魏有隱士侯嬴后，并不因為侯贏是一個又老又窮的“夷門監者”而小看他，恰恰相反，信陵君立即“往請，欲厚遺之”，并且“置酒大會賓客”以待，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且“執轡愈恭”；出發駛時，侯生故意要拜訪集市中的屠夫朱亥，且見其客朱亥久不歸，久待侯生的信陵君“顏色愈和”，侍從都竊罵侯嬴而公子“色終不變”；至家之后，馬上“引侯生坐上坐”“為壽侯生前”。一個身份高貴的魏國公子，居然能夠去屈身拜訪、親迎一位看守城門的小人物，并親自為他駕車，還表現出如此異常的尊敬和謙恭，可見其內心的真誠和對人才的尊重，實在難能可貴。作者無須多言，信陵君仁而下士、謙而禮交的美德和形象，已閃爍出深邃的思想光彩，深深的打動了每一位讀者。

歌頌魏公子“禮賢下士”的精神，也是司馬遷作此傳的主旨。其原因除了在稱頌信陵君一生功業都與他能仁而下士有關之外，同時，由于司馬遷在目睹、親歷自身所處社會的世態炎涼時，達官貴人、乃至于當朝至尊不能禮賢下士，反而摧殘人才的惡行中，藉由此傳在信陵君等人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渴望君主能如信陵君一般仁而下士、從諫如流，成為士人的知己，而士人也能如侯生一般為知己者所用，為國效力。

又如《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也是一個自古為人稱道的人物。他智勇雙全，能言善辯。司馬遷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借趙宦者令繆賢之口說出之后，就極盡其描寫之能刻畫人物的性格形象。藺相如的出場，被司馬遷精心安排在趙國的一場幾乎無人能解的困境中，他分析形勢的周密嚴謹，他應對秦昭王時的冷靜機警、智謀和勇氣。當藺相如從秦王“傳以示美人及左右”中看出秦王無意償趙城時，他略施小計取回和氏璧，隨之他“持璧卻立，倚柱，怒發上沖冠”。一個“怒發上沖冠”的夸張，將相如此時的憤怒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一段不卑不亢、義正詞嚴的控訴后，“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一個“睨”就把相如那種與璧共存亡、誓死捍衛趙國尊嚴的毅然決然的神態勾勒出來，謹防一切不測又不把秦王強權放在眼中的氣勢呼之欲出。寥寥幾個動詞就將藺相如的大智大勇深深地刻在了讀者的腦海了，揮之不去。太史公也滿含欽佩地評價他說：“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

二、精選典型歷史事件為背景，著力刻畫人物性格；

司馬遷在實地考察、深入研究和充分占有歷史材料的基礎上，憑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銳的思維，捕捉、挖掘歷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筆下的人物性格鮮明突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司馬遷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之后，精心細致地選擇歷史材料去表現突出人物的幾件事，選材標準不是事件的大小，而是事件能否鮮明地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司馬遷選取了完璧歸趙、澠池之會和廉藺交歡三個片段來概括藺相如的事跡。其中完璧歸趙、澠池之會是選取了典型的歷史事件。而澠池之會最為精彩。

在這個典型的歷史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強秦的蓄謀已久、囂張跋扈，更看到了藺相如的隨機應變、大仁大勇。趙王鼓瑟，秦御史記錄 “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從“令”字可以看出趙王鼓瑟是被迫的。秦王擊缶，趙國的御史如此記錄：“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一個“為”字，表明秦王是自愿為趙王擊缻，自愿娛樂于趙王。而事實卻不是如此。在外交場合，國君的言行舉止代表著國格和國家的形象，一個“令”字讓趙國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對強秦有意而給的羞辱，藺相如隨機應變，威脅秦王“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得不“為一擊缶”，看似秦王自愿為趙王擊缶，事實上秦王卻是被迫的。藺相如以其過人的智慧和勇氣既挽回了趙國的顏面又順便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一箭雙雕，可謂快哉！

如此以來，藺相如這一人物形象在司馬遷為他精心選取的兩個典型歷史事件中就以一個智勇雙全、能言善辯、機警善辨的英雄形象被刻畫出來，并深深刻在了讀者的腦海中。這更使得人物形象真實、可信，帶有普遍性，引起讀者的共鳴。

三 利用尖銳的矛盾沖突，刻畫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史記》中，司馬遷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如項羽、劉邦、樊噲、荊軻、藺相如、信陵君等，都給人以巨大的感染力。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越是在大非面前，緊張激烈的斗爭場景中，人物的表現就越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馬遷特別善于通過尖銳的矛盾沖突來表現各種不同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如《鴻門宴》一場，是劉邦、項羽較量的關鍵時刻，宴前的緊張氣氛，宴會上的劍拔駑張，使雙方人物的神經都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就是在暗伏殺機的宴會場面和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中展現緊張、復雜的矛盾沖突，把不同人物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致。

先看項羽，當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將劉邦“欲王關中”的野心告訴給項羽時，項羽大怒，決定“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項羽大軍入秦，函谷關閉，這位曾擊破秦軍主力的霸王遭此冷遇，已是怒火填膺；再有曹無傷告密說沛公欲王關中,猶如火上澆油；三寫范增勸說之辭，謂劉邦“志不在小”有“天子氣”，更是火油交煎之際煸了一股陰風；風、火、油層層作勢，緊張的空氣仿佛一觸即燃。旦日擊破沛公軍，如箭在弦上。項羽盲目自負的性格盡顯。此后項伯夜訪、沛公約婚，風、火、油已被化作一夜涼雨落盡。第二天在鴻門宴上，劉邦謝罪，一席看似毫無野心的溫順言語后，項羽推心留飲、前嫌頓釋，不但不殺劉邦，竟然還說出“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的軍事機密。此后范增數目示意不成，即召項莊舞劍助飲，平地又起波瀾。對此，項王卻默然不應，現其胸襟坦蕩以及作為政治家的胸無城府、缺少謀略。之后一切也已由此注定。

再看劉邦，當得知項羽要來攻打時，一面大驚“為之奈何”一面對張良說“鯫生說我”以推脫責任，一面又虛心聽取張良的建議利用項伯度過難關。劉邦先問張良何以與項伯有故，了解關系的深淺，考慮是否靠得住。接著又問項伯的年紀，想出一套“吾得兄事之”“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來逢迎收買項伯的辦法。精細老練、會拉攏人、會利用人，表現出劉邦機智權變的性格。

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司馬遷不僅寫活了項羽，而且也寫出了劉邦的老練權變、善使手段，張良的沉著冷靜、察顏觀色，樊噲的忠勇無畏、善于言辯，范增的陰險狠毒、脾氣暴躁等，顯而易見，這種寫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寫許多人物，達

到一石數鳥的藝術效果。

再看《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惠文王因有藺相如的陪同，澠池之會不僅平安歸趙，更使強秦“終不能加勝于趙”且受辱而還。藺相如因功“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感到自己蒙羞，因此揚言見到藺相如定“辱之”。就在這僵局之時，藺相如的做法令人疑惑不解：不與會，稱病不上朝，望見廉頗引車避匿。但聽相如一席話，尖銳的矛盾不解自破：“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藺相如的家國大局觀，寬容坦蕩的君子腹讓廉頗醍醐灌頂茅塞頓開，負荊請罪，為刎頸之交。在尖銳的矛盾中，人物形象有被凸顯：藺相如沉著冷靜、寬容大度，以家國大局為重；廉頗粗豪坦蕩、直率自負，但知錯必改勇氣可嘉。負荊請罪的廉頗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堪稱經典。而這些文臣武將竭忠盡智、國難當頭時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愛國精神也為世人所稱道。

司馬遷善于在尖銳、激烈的矛盾中刻畫人物，使人物性格得到鮮明、突出的表現。藺相如這個人物是在秦國威脅利誘，趙國君臣束手無策、左右為難的矛盾中出場的；又在秦廷上與秦王面對面緊張而尖銳的斗爭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他處理與廉頗的矛盾，是那樣的謙讓，似乎是在逃避，卻正是他的高明處。對待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處理辦法，從中我們能清楚、全面地認識藺相如這個人物的思想性格。

四 從整體客觀分析，辯證地對待歷史人物。

《史記》中包含了不同階層的各色人物，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市井細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有盡有。人物如此復雜繁多，但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個性，司馬遷對每一個人物的描繪都很形象，他對人物的刻畫不是簡單的扁平人物的描寫，而是多維透視，使人物飽滿的性格特征盡顯。司馬遷閱歷豐富，對各色人物的把握都恰如其分。

司馬遷往往突出人物的多維性。多角度多層面地塑造人物形象。能從整體著眼，客觀評價和辯證地對待人物是一個史官在強大的政治威力下難以做到的。就這一點而言，司馬遷為史書的創作做了一個極好的范例。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當屬西楚霸王項羽了。

司馬遷塑造的英雄人物項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惡叱咤，又言語嘔嘔。他愛人禮士，又忌賢嫉能。他是殘暴的，焚燒咸陽，坑殺俘虜；他又是仁愛的，鴻門宴是有惻隱之心，不殺劉備，還顧慮百姓疾苦。他有時與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時又吝嗇，已經刻好的官印不肯發給功臣，放在手里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場面，則兼有風云氣勢和兒女情長。項羽是一個英雄，但他并不完美，《淮陰侯列傳》中借韓信之口道出了項羽的為人：“項王喑惡叱咤，千人皆廢，??”

在太史公的筆下，我們看到的項羽、劉邦，雖然同為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卻具有著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運——沛公劉邦，機智果斷，能屈能伸，貪財好色，狠毒陰險，最后威加海內，成就一代宏業；西楚霸王項羽，率直磊落，勇武過人，剛愎自用，寡謀輕信，最后自刎烏江，失去一生霸業。太史公以細膩的筆觸精致地雕琢刻畫出了兩人復雜的人格特征。對《史記》有了整體的印象后，你肯定不會再僅以“英雄”和“奸雄”來對項羽和劉邦這兩個歷史人物進行評價．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承認作品是宏觀文本與微觀文本的綜合，水乳交融，我們應該綜合地來把握它．

司馬遷對現實的自覺干預和他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個人對身世遭遇在內的個人體驗，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態度敘述和評價歷史人物的同時，常常

直接和間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觀情感。他除了在《史記》每一篇傳記結尾添加“太史公曰”，直接、明確地表達他對歷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評價之外，還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中寄托自己對人生的感慨。如在《項羽本紀》中，項羽在垓下之圍中，夜聞四面楚歌，于是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時在《高祖本紀》中，劉邦衣錦還鄉，與父老子弟縱酒，慷慨傷懷，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兩人雖然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懷著不同的心情歌唱，表達了不同的內心感受，但都可以顯現出太史公對兩個人物所傾瀉的情感。這種動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書所能達到的，這正是司馬遷一書所特有的成就，是它為視為傳記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司馬遷在《史記》中刻畫人物形象上頗有成就，書中貫徹著司馬遷人本位的思想，他對歷史人物給予極大地關注，實錄并活現了一系列歷史畫面。在矛盾沖突中展開敘事，在敘事中對歷史人物進行客觀細膩的刻畫，選擇典型的歷史事件、典型材料，注意行動細節和語言的描述，文學藝術價值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