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史記·李斯列傳》有感

讀《李斯列傳》有感

鄭州外國語學校高一

（九）班 龔政鐸

惜哉！李斯。有李斯之才而不以榮名終，皆因少時理想之狹隘。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斯作為郡中一名小公務員，看到廁中、倉中鼠之生活天壤之別，于是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由此而得出“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遂一生為“重爵祿”所困。

昔者，李斯為秦強而西入秦事秦王，亦可謂識時務者，順歷史潮流而動。斯出計離間六國君臣，諫止由韓人鄭國間秦而起的逐客令，廣納人才，盡忠王上，“二十馀年，竟并天下”。

國既定而斯力主廢分封、立郡縣，尊皇帝，夷郡縣城，銷其兵刃，遂定政制。國定而政制建，李斯又主張除百家學說，加強中央集權；統一文字，創小篆、隸書；平斗斛度量，收鑄幣權于中央，便利經貿交流；筑馳道，溝通四方，加強聯系。每一項都是功在當代而對后兩千年產生了深遠影響。至此，李斯已可謂千古功臣了，然而他并未功成身退，觀其行，皆在“重爵祿”三字。

始皇崩，趙高說服胡亥篡位，又欲與丞相斯同謀。“湯武殺主”、“衛君殺父”這樣的例子與趙高的行為并無共通之處，而李斯亦未動心。當趙高言及“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李斯就頭腦發昏了，曲意順從。忤逆之行就，已為不忠。胡亥登基，趙高掌權，李斯反欲諫。諫阻不成，反阿意上書，助胡亥為暴政，勸君王為“督責”，濫施嚴刑酷法，“稅民深者為明吏”，“ 刑者相半于道”。知秦由暴政而亡，暴政由趙高挾持李斯，教胡亥不學無術、為所欲為而所共筑。掌廢立，嚴督責，已為大不忠，卻又上書昏主，欲諫而顯忠，何可得哉？失大忠而得小忠，本末不分也。

將李斯比之陳平、商鞅，其功不在二人之下，然其既無明哲保身之術，又無忠貞不渝之行，阿意逢迎，為爵祿活而不得。悲夫！故知當于可為處為，不可為處退，有所守，方有所成。

又問三者皆有智謀，何為卒不同哉？竊以為少之志向定命運。鞅少好刑名之學，此后至死實踐；平為社宰時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胸中亦有天下。而觀斯少時之鼠說，真有英雄之才而不脫鼠輩之志矣。謹以此為戒。

第二篇：讀李斯列傳有感

讀李斯列傳有感

李斯是我國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是讀過《史記》后，我最感興趣的人物之一。

李斯從一個平民直到成為中國第一個皇朝的丞相，自有他過人之處。他有的他的人生哲學。他說：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他覺得一個人地位低又貧窮，是很悲哀的事。很多人視富貴如浮云，不是他真看不上富貴，而是他能力達不到而已。這話說得尖銳，也有部分道理。然而把人生目標僅設定在榮華富貴上，也是他最終結局凄慘的原因。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年輕的時候。他曾在郡里當小吏，看到辦公處附近廁所里的老鼠在吃臟東西，每逢有人或狗走來時，就受驚逃跑。后來李斯又走進糧倉，看到糧倉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積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擔心人或狗驚擾。于是李斯就慨然嘆息道：“一個人有作為還是沒作為，就如同老鼠一樣，是由自己所處的環境決定的。”李斯由此受到啟發，來到秦國。沒錯，對于李斯來說，秦國的確是展示自我的一個超級平臺，他努力提高自身階級等級也不失為有志之舉。不過正是他的老鼠哲學根本影響了他的人生。

首先，我認為他的部分思想是正確的，要想有所作為，必須使自己處在有利位置和環境，用現在的話說要有一個能發揮、能展現的平臺。孫子兵法里有這樣一句：“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意思是湍急的水，飛快地奔流，以至能沖走石頭，這就叫“勢”。假如水在一處小坑里，那就是死水，是掀不起波浪來的。我們都應該受到啟發，在干一番事業前，也要為自己造一個“勢”；要想有吃有喝，你就要到糧倉去，而不是到廁所去。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窮山僻壤的農村孩子，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刻苦學習，高中榜首，一舉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樣的例子我們身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著。

然而在他的思想中，也有著過激的一面，那就是為了功名利祿而不擇手段。害死韓非子，接受趙高的提議，幫助秦二世篡位。以至于后來受到趙高的陷害，被秦二世處死，腰斬并被夷三族，死得相當慘烈，這里固然有李斯本人的責任，后人為此有點鄙視李斯，說李斯是“以鼠為志”難免沒好下場也是情理之中。這和當代的主流思想不謀而合。其實在浮躁的社會，大家的焦點都集中于富貴的光環上，很少關注為贏得富貴而付出的代價。如果一個人為了富貴喪失自己的人格和道德，那么他最終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富貴于我如浮云。重點在不義二字。如果不信，看看史書，繁花落寞之后，多少人求為普通人而不可得就知道了。

盡管他此前協助秦始皇平定六國，建立秦帝國，為統一中國、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距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作用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繼續著,但是他卻一直都沒弄明白人生真正的價值所在，意義所在。在他看來，他做的這些只是他追求權貴的一種方式，這一點從他后來阿諛奉承秦二世的時候不難看出。

沒錯，一個有抱負的人應該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舞臺，但是找到舞臺之后能否有所作為才是人生的重中之重。人雖然是動物，但畢竟有別于動物；動物往往只會享受別人的恩賜，而人卻可以為自然、為社會創造價值。更何況榮華富貴正如曹老先生在《紅樓夢》中所說，榮譽自古周而復始，此非個人所能保常。與其等到物極必反陷入歷史的洪流，還不如順勢而為，接受歷史的選擇——功成身退。否則，“糧倉”傾覆，“碩鼠”安在啊？

第三篇：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商業經濟之于社會的重要性

——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經歷了多年的學習生活，對于史記，我們應該已經是是相當熟悉的了。《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司馬遷撰。《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時間斷限，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約為三千年。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史記》是中國兩千年來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其開創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學術上來看，他開創了史書絕撰的全新領域；其次，《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歷史、自然科學、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記》的語言通俗流暢，文筆生動優美，言人狀物，栩栩如生，不僅是優秀的歷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學作品。清代學者趙翼說：“自此例一定，歷代史學者遂不能出其范圍。”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紀傳體寫成，便是例證。《史記》中表現出了司馬遷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和進步的歷史觀。如對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陰陽五行、神仙方土的種種邪說，都有揭露和諷刺。司馬遷高度重視經濟的發展對國家興衰、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他的《平準書》、《貨殖列傳》，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經濟史料，體現出深刻的經濟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發表自己的觀點，評論歷代君主的是非功過，都顯示出他史學思想的光彩。

作為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片，《貨殖列傳》無疑是表現司馬遷經濟思想，尤其是表現他對工商業問題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貨殖列傳》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總結了歷代工商業的發展狀況，并未許多卓越的工商業者立了傳。是研究漢代經濟問題的重要歷史文獻。

通篇觀之，不難發現《貨值列傳》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緊湊。整篇列傳共分為五部分：第一段從理論上分析闡述了商業發展、商人的出現，以及人們追求財務的現象，都是事勢。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諸家以及秦漢治者對此類問題的荒謬看法；第二段主要記載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動與言論；第三段記載了全國各地的地形、物產、以及各地不同的風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論述了財貨對人類活動，對社會等級形成的決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財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記載了著名商人的活動情況。

我認為《貨殖列傳》是不同于《史記》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貨殖列傳》的本身并不在于為一個特定的任務開篇立傳，而在于對古代經濟的述寫，在于挑戰古代對于商業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開端，作者司馬遷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論，并評價說“必用此為務，輓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可見作者的立論一開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大同社會的構想是不顯示的，是虛幻的。緊接著在下文中，作者接著論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這里司馬遷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換存在的合理性和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司馬遷覺得這是一種自然的規律，評價說“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作者引經據典的運用《周書》來印證自己的觀點，指出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農不出則乏其事，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司馬遷認為從事農、工、商、虞這四種行業的人，都是人們生活必需品的創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辯駁的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性。這些活動都是上可富國，下可富家的，并且“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舉了姜太公被封在營丘，通過在營丘發展商品經濟，最終使得齊國的經濟極為發達，經濟基礎雄厚的齊國“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這與儒家的那種只強調“仁義”，說什么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將“無敵于天下”的夸夸其談，形成鮮明的對比。“倉稟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點就這樣被司馬遷在下一句中順利的拋出，直接表明物質財富的占有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嘆服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的思維嚴密性和邏輯的強條理性。在第一段的結尾，作者也關注到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的社會問題，掌握經濟權的人可以操縱社會輿論，從而揭穿了統治階級所標榜的封建道德的虛偽性，又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之”，深刻的解釋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性，可見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重視的商品經濟問題是有相當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背景的，是為當時的古代社會的發展所需要的。

在有關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舉中，有說到“昔者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所以商品經濟得以在他的國家良好且迅速的發展，十年之后國家就富起來了，越王用重賞獎勵士兵，使士兵沖鋒陷陣像渴極了找水喝一樣的勇敢自覺，于是很快的滅掉了吳國，并出兵向中原國家示威，最終成了“五霸”中的一霸。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在古代，經濟對于國家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國家軍事的強盛，最終促成一個國家的強大。

在范蠡幫句踐洗刷了會稽受困的恥辱后，又到了宋國的陶邑，稱自己姓朱。他認為陶邑“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經商積累家財，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可見他不是只一味的經商，迷戀財富，而是用自己積累起的財富去創造美好的行為，所以文章中說“此所謂富好行其德也”。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富足并不是導致社會道德敗壞的不良誘因，而且恰恰相反，通過商業的發展，經濟的富足反而成了社會良好道德行為的有力支撐者。換句話說，一個人如果貧窮，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幫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經濟的困窘，最終也只能成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懷行善的想法時，同時擁有豐富的物質財富，那這個想法就能輕而易舉的變成現實，而不只只是一個美麗的幻影。

圣賢孔子的弟子子貢，在跟著孔子學成以后，回到魏國囤積貨物做起了買賣，成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學生中最富裕的一個。作者認為“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可見空有一腔熱血的政治抱負，空懷一腹學術知識的孔圣人少了子貢的物質支持也會不得不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困境，這甚至有點現代經濟學中所講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意味了。

從事商業需要的是頭腦，是被稱作智慧的東西，而不是所謂的狡黠。列傳中的白圭說過：“吾治生產，尤伊尹、尚呂之某，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頓、烏氏倮、寡婦清因為懂得商業，經濟富足，甚至能讓天子對他們以禮相待，名聞天下。由此可見，不論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現社會還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會，不論社會有無正面的承認，經濟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對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影響非常重大。

漢朝建國以后，天下一統，國內取消了各地之間往來的限制，于是商人們積極的活動了起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一篇中，不僅對商業經濟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詳細的闡述，也不僅記錄了一些來自于民間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還對全國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特產做了較為詳盡的描寫，這使得這篇列傳變得愈發的珍貴，對現在的古代經濟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價值。

此篇列傳對財貨的剖析也一針見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愛錢是人的本性，不用學就會。不管是隱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趙鄭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漁獵之人、是賭徒、是藝人還是是制造贗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為了生產儲存貨物，讓自己的財產越來越多。對于財貨的追求、渴望只不過是正視現實與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恥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種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闡述自己的觀點，記錄先前的商人事例，還記錄了當代自己國家發了財的能人，諸如蜀卓氏、宛孔氏、魯國曹邴氏、齊國的刀間、洛陽的師史、宣曲任氏、橋姚、關中的田蘭等人。這些人都不是靠著爵位俸祿，也不是靠著為非作歹而發財的，“盡推其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他們這些人變化有方，是值得稱道的。靠著省吃儉用不惜力氣，這是發家的正道，但想要發家還得出奇制勝，只要專心致志的從事某一項工作，最終一定會達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結尾處，作者總結道：”又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什么行業都有可能會發財，而貨幣也并不是總屬于誰家，有本事的就能賺大錢，沒出息的就會賠出去，這就是商業，這就是經濟的規律，這就是商品經濟。

通覽《貨殖列傳》，不難發現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質財富的合理性和經濟對于社會，對于國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貨值列傳》不同于史記其他列傳的篇章，它不是單純的為了某個人或者某一個特定的群體而書寫，它所強調的是一直做為“社會”這個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卻一直被壓抑的一部分——商業經濟。司馬遷希望讓私人工商業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批判漢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馬遷還在文章中總結了商業活動的若干規律，諸如薄利多銷等等，至今還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錢鐘書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評價過這篇作品說：“敢質言而不為高論，尤非常殊眾也。司馬遷傳貨殖，論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說“此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與新史學不帝口手辟鴻濛矣。”

當我們站在現在的社會發展角度來看，《貨殖列傳》的現實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為我們現在研究古代經濟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而且對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也有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這類價值非凡的古籍，對我而言，是十分有閱讀研究和再閱讀的價值的，這次讀《貨殖列傳》，讀得可能是很淺薄的，但還是算小有所獲。司馬遷能在一個整個社會輿論和價值導向都是“重本抑末”、“重農輕商”的情況下，勇敢堅定的提出商業經濟的重要地位，這種正視社會現實的勇氣，這種遠見卓識無疑都會令人嘆服。作為當代的大學青年，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提高自己的涵養、素質，培養如同司馬遷一般的膽識和見地。

班級:中文一班

姓名:楊妍君

學號：20111141134

第四篇：讀《史記 貨殖列傳》有感

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

這學期的公共課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博士，課堂上她總會給我們講一些關于經濟學的東西，這讓我對經濟也產生了些許的興趣，所以這次在選題的時候我選擇了閱讀《史記·貨殖列傳》。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貨殖列傳》就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而司馬遷的這種經濟思想不僅具有偉大的開創意義，而且其正確性和準確性已為他那個時代以及后世所證明。因而，他的這篇《貨殖列傳》也成為名垂千古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圭臬。司馬遷在文中所闡述的經濟活動原則和思想，我認為也與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有暗合之處，因而能為我們當代經濟建設提供啟迪和借鑒。

《貨殖列傳》在開頭引用《老子》的對最清平的政治環境的描述，反對其對追求物質享受的忽視和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的觀點，因為這相當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異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司馬遷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產不同的商品，即“區域分工”，不同人從事不同的職業生產出人們生活的用品，即“社會分工”。從周朝到漢朝有很多大“貨殖家”，他們在經濟活動上的成功都能給我們一些啟示，這些啟示也就是司馬遷想要在文章中闡明的有關經濟規律的東西。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區域內特有的優勢，合理使用現有的資源，揚長避短，使得國家變得富有；計然對于時機的把握恰到好處，又善于觀察發現藏在價格表面內部的經濟規律，還注意資金和貨物的周轉，從而獲得最大利潤；范蠡使用計然的五條策略，助勾踐報仇雪恨，建立霸業，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經商，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子貢是孔子最富的學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幫助孔子擴大的名聲，可見財富能夠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白圭看清時機，買入賣出，捕捉賺錢的時機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卻能不講究物質享受，可謂是“聚財有道”；烏氏倮和巴郡清寡婦本來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竟能與皇帝分庭抗禮，足以見得財富的多少對人的社會地位高低的影響了。之后就是司馬遷對中國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區的社會經濟情況及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漢中地區，河東、河內和河南，薊，楚越地區，各有各的特點，其中滲透著各自地方的風土人情和價值取向，細致的描述給我們描繪了一幅詳細且生動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活動的巨大畫卷。接著，司馬遷又發表見解，人們一切社會活動的目標都是取得財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著學習，都會去追求。然后他詳細地列舉和描寫了當時中國大地上人們追求財富的不同途徑的現狀，這些事實也有力地證明了財富的重要性，經濟行為的重要性。最后司馬遷記敘了若干當代較為成功的“貨殖家”的實例，向人們提出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貨殖”致富的經驗的建議。

其實，再簡單的概括一下，我認為這篇文章主要就有這么兩個觀點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作為商人，一、要重視財貨，給與其適當地位；

二、要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具備靈活的頭腦。

首先，關于重視財貨這個問題。過去的文化觀念就是重利輕義，在這種傳統文化觀中，人們過多的強調了義，而對利是不屑于談論的。這是中國社會長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導的影響所致。但在司馬遷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財貨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大膽肯定財貨，談論財貨對于人們生活的重要意義，并且給財貨一個恰當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現實生活中那些不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質方面的內容，大膽肯定其重要性，這與我們今天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是不謀而合。恩格斯說：“一個十分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而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終于被承認了。” 可見，司馬遷的這種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仍是有其正確性的。財貨是人們生活的必備物品，人們有權去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

另外，關于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總有一些人能夠運用自身的聰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條件取得成功，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譬如計然和白圭。白圭說：“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這里面蘊含的規律簡單的說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這些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都不需要去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利用這樣的規律性變化來獲利。而計然的看法也與白圭的這個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說商品的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我們并不需要去關注。而現在的許多投資人就是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因為錯過了絕好的時機。另外，計然還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這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這種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的觀念值得我們今天去思考和借鑒。

這就是我讀《貨殖列傳》我發掘出的一些現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蹤的經濟思想，我認為這些思想給兩千多年后的我們有許多有益的啟示，我們至今可以利用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

第五篇：讀《史記·淮陰侯列傳》有感（范文）

皇權的通病，歷史的必然

—讀《史記·淮陰侯列傳》有感

在政治掛帥下，中國史書成為文字欺詐大本營。好不容易有個不畏強權的太史公，也未得上的嘉獎。為了完成心中的郁郁之志，也須有所“諱”，或語焉不詳，或成了沒嘴的葫蘆，倒是哭煞了好奇心害死貓的泱泱后人。雖是如此，后人如你我，若想要了解前史密經，還是少不得查閱那些在強權監督下書寫的產物。

你我處于現代的小民，赤條條來去了無牽掛。若棄于古代，一旦得罪了尾大不掉之輩，就人人得而“誅”之。管它罪出有名或是無名，即便是忠誠義士，得罪了當權者，威脅了掌政者，入獄的入獄，殺頭的殺頭。想人家淮陰侯雖授上將軍印，且念“漢王遇我甚厚”，終因“欲發以襲呂后、太子”而斬于長樂鐘室。

劉邦之所以能夠成其霸業、建立劉氏政權，離不開西漢三大開國功臣蕭何、張良、韓信的輔佐。然三人之中，為韓信被中央集團斬殺宮中，這又是為哪般？

其實，對于這三位西漢功臣，自認為張良最為聰明。他深諳帝王心理，明白劉邦為人。于是乎，他采取不爭稱病的應對之法。張良言“吾以三寸之舌為帝者師，位列侯，封萬戶，布衣至極，此生足矣，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最終歸隱，成為山野散人。至于蕭何。漢高祖劉邦死后，輔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卒。死的尚算早，不知是否有內幕。

劉邦，生于沛縣，曾任泗水亭長，當地有名“無賴”一枚。其本身并無多大才能，幸得蕭何、韓信之輩在其畔出謀劃策。而韓信曾事項王，“管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韓信乃胸懷大志之人，執戟郎中終不是他的追求。而項羽身側，能者居多，想要短期上位，恐怕難度挺大。于是，在蕭何的引薦下，“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于韓信而言，劉邦對其有知遇恩。都言項羽敗于劉邦。但若是沒有韓信，項羽如何能敗？公元前202年春，楚漢兩軍于垓下決戰。韓信獨當中軍。他令兩翼部隊對楚軍進行側擊、合圍，再四面楚歌皆起，終令項羽于烏江自刎。

韓信坐擁天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且是西漢開國功臣，威望自在，功高蓋主。假使韓信造反，劉季小兒顯然勝算不大。我自以為，韓信是內心充滿對人性幻想的詩人。在他靈魂深處，或許想要報答劉邦的知遇恩情，故而即便是能言善辯的蒯通也不能說服他反漢立王。但韓信自立為齊王，讓劉邦覺得他是有野心的。因此在項羽敗亡后，奪其兵權，徙為楚王，又黜為淮陰侯，軟禁于自己身邊。雖其羽翼傷損，但爪牙尚在。劉邦的皇位坐的仍不十分安穩。“飛鳥盡，良弓藏”。天下大勢既定，武將的存在只能是皇權穩固的威脅。于是，劉邦的內心一直悶悶不舒，但又恐朝臣向背，世人指責，背上那千古罵名。于是乎，“賢內助”粉墨上場。“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無論事實真相如何，還是以劉邦的心終安宣告結束。

劉邦為何欲除韓信？只能說是人心、局勢逼迫，權力、欲望驅使。一代名將，死其非所，實堪哀傷。但回頭想想，這似乎又是歷史的必然性，不必深究。若非要知其所以然，不如歸去，問那森森白骨。

----大學語文結業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