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成套設備進出口管理體制的發展及變革研究論文

【摘要】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不僅對加快我國產業建設有著促進的作用，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也做出過很大的貢獻。而且到現今止，它仍然盈利豐厚、發展勢頭強勁，這和它具有優良的政策扶持以及擁有眾多監管部門作為中堅力量是分不開的，本文就圍繞進出口行業所衍生出新興的部門企業的發展和變革進行淺析和論述。

【關鍵詞】設備進出口；CQC；進出口銀行；保稅物流

中國從改革開放伊始就堅定不移的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并且積極的與各國建立健康友好的合作伙伴關系，加強與各國的經濟貿易往來。這樣建立的友好平等的進出口交易不僅能刺激我國企業的生產力的增長給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來源，還能引進外來先進的技術來改善我國產業技術不先進的狀況。根據數據顯示，2009年1月到8月的時間內，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就達到了1。3萬億美元左右，其中出口產品貿易額為7307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54。5%；而進口產品的貿易額為6079億美元左右，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45。4%進出口貿易順差為1228億美元。而在201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更加勢不可擋，只前七個月的進出口總值和去年相比就又增長了40。9%，達到了1。6萬億美元左右，且出口同期增長35。6%，而進口則增長了47。2%。由此可見，我國已成為進出口貿易的中心之一。

而要取得這樣傲人的成績，光有正確的政策指導方向和龐大的勞動力數量是不夠的，這就需要有更全面的體制和舉措來管理和協調。以下就將詳細的闡述一些中國現有并且能有效管理和幫助中國進出口更好更快發展的舉措。

1。建立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

為保證進出口設備及產品的質量，在我國國家局的正確領導之下，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之前稱作中國商檢質量認證中心，英文簡稱為CQC）自成立于1993年開始，便始終把“躋身于世界優秀認證機構行列”作為自身發展的目標并不斷奮斗，經過這些年不斷的努力，CQC已經成為中國最大也是最具有知名度的管理體系的認證機構。而它也為我國出口企業的產品開拓國際市場以及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從成立伊始到現在共擁有ISO9001、ISO14001、IQNET、SA8000能源管理等十一多種的認證體系，所以它能在產品安全與性能、節能環保、生態農產品、新能源及節能減排方面進行多達500個產品的檢驗以及認證，并且提供評價服務、認證培訓、管理體系認證、產品認證四方面成熟的業務，服務范圍非常的廣。不僅如此，隨著CQC發展的拓寬，本著對顧客提供“一站式”方面服務的理念，它在國內建立了36個管理體系認證的分支機構和11個產品的認證中心，甚至在各個合作國也設有25個業務推廣的平臺，方便了進口供應商掌握貿易信息。至筆者寫作這篇文章為止，它又新增了低碳與能效認證、PV產品認證、CDM審定與核查、中新EEMRA部署及實施、出口沙特認證、LED照明節能這些新領域的體系認證，緊跟著經濟發展的腳步。中國進出口質量認證中心還擁有上萬人認證的專業團隊，其中多人都在國際上獲得過認證資質，其科研成果也獲得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等殊榮，這樣強大的技術力量能夠提供給客戶高質量、高附加值的專業的服務。

作為為進出口貿易提供服務和支持的最早出現的政策扶持的部門，在這十幾年的發展中始終密切的關注自己質量的提升和社會經濟的趨勢，堅定不移的堅持客戶至上的服務理念，在中國認證體系行業一直處于領先的地位。

2。建立中國進出口銀行

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則1994年成立，它是直屬于國務院領導、全資擁有的國家級政策性質的銀行，是我國對外經貿支持體系的重要力量以及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我國機電產品、成套設備以及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和對外承包工程及各類境外投資的政策性融資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促進我國改革開放型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進出口銀行的總部設在北京。到2011年末，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國內已設有21家營業性的分支機構，而在境外則設有東南亞、非洲代表處、巴黎代表處以及圣彼得堡代表處，并且與境內外1250多家銀行的總分支機構建立代理行的合作關系。

中國進出口銀行從成立伊始，就始終堅守自己的主要職責，創先運用政策性手段，擴大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的出口量。1995年時，中國進出口銀行就開辦了買方毀約保險、短期出口票據保險、買方信貸擔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險等險種，并承保了56個合同。其承保金額達到4。48億美元，支持了7。65億美元在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的出口上。中國進出口銀行還向伊朗出口總額為6。5億美元的四個水、火電項目，出具了出口信用保險的意向書，讓該項目在國際招標中成功中標，為企業后期收匯提供了保障。同年在加強對原來的670個轉貸項目的管理同時，還新增了審批貸款項目99個，批貸金額達到21億美元。到1996年9月時，中國進出口銀行已對外簽署了7個優惠的貸款協議，總額達到7。6億人民幣。在當時正確的實行了將投資和外援、貿易互利結合起來的外交貿易的新決策，不僅幫助了我國發展民族經濟，而且還促進我們的機電設備和產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現今，中國進出口銀行更是將支持企業對外發展作為一項業務重點發展。中國進出口銀行通過創辦出口買方信貸、出口賣方信貸和實行優惠政策三種方式讓國內企業又好又快的走出國內走向世界。到2010年的10月末，中國進出口銀行已經支持了1300多個業務的貸款項目，覆蓋了歐洲、亞洲、美洲、非洲等100多個的國家和地區。這項業務本外幣貸款余額占中國進出口業務貸款余額高達40%。它不僅在機電產品與成套設備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績，還涉及公路、鐵路、機場、建筑、通信等行業基礎設施的建設。

而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中國早期實行企業對外政策的業務的銀行之一，在這十幾年的業務實踐中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也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優勢，對未來銀行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第一，中國進出口銀行始終將誠信作為準則，在這十幾年的運營中對外從未發生過拖欠的現象，將國家的信譽作為自己的招牌恪守。

這為中國進出口銀行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同時也擁有了良好的客戶基礎。所以客戶對這樣的銀行所支持和培養的企業也充滿了信任。這樣也就為一些剛剛涉外沒有經驗的企業贏得了有利的名聲，從而能更快的形成穩定的客戶群體。第二，在對外政策實行方面給客戶塑造了專業的正面印象。中國進出口銀行既是中國官方級的信用機構，在對外業務實行方面也有過里程碑式的貢獻。這無論在國內還是世界企業中都有著很高的聲望，這也是吸引客戶合作以便推廣國內企業的明顯的優勢。第三，中國進出口銀行通過長期的業務實踐和經驗的不斷累積，內部擁有一批高素質專業的團隊，他們長期從事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業務，在協助企業對外發展方面有著豐富的業務實戰技能和經驗。不僅能夠為不同類型的企業在不同國家開展的投資提供資金支持和詳細的信息咨詢以及風險的評估，還能切身的了解顧客從而深入的挖掘出他們的潛在需求并且提供針對性的建議和決策，幫助客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

由上述可見，中國進出口銀行的發展大體上是順風順水，可是在2009年爆發了全球經濟危機，而中國進出口銀行為了刺激消費，當年就發放了400億左右的人民幣，占到全年貸款額度的近50%，而在經濟危機后，發達國家財政和金融機構企業財政困難所導致的發展中國家資金出現的流動性危機也給中國進出口銀行帶來了不小的考驗。可是這在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中國進出口銀行若能把握這次機遇使其發展更加成熟，便能使機電產品以及成套設備進出口貿易更加繁榮。

3。物流保稅區的建立

而在成套設備以及產品的進出口中，運輸環節是最復雜也最容易出現問題的。所以，經我國海關總署和國務院從2002年始對保稅物流管理制度的創新和發展新的保稅物流模式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最終制定了保稅物流園區及保稅物流中心的特殊的區域性的物流管理模式，形成了保稅物流中心A型、保稅物流中心B型、保稅物流園區、保稅區、保稅港區、保稅倉庫和跨境工業區等保稅物流場所。這種新型物流業的發展不僅給傳統的生產制造業帶來了新的生機，保稅物流的發展也將進一步的帶動對外進出口的貿易與企業產業的升級。

這些保稅物流園區是根據物流科學研究出來的，屬于物流形式的一種，但是它區別與普通的物流倉儲，擁有一些典型的新特征。

保稅物流園區以及中心擁有政策優勢，貨品一旦進入園區及中心就會被視作是出口，期間不征收進口關稅以及免批文，不受配額限制。同時也新創了貨物的“入區退稅”政策，改變了以前貨物運往保稅區后要等離境以后才能享受到出口退稅的局面，為企業開通了一條降低運營成本、縮短供貨時間的綠色通道。

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還存在功能方面的革新。它將港口服務拓展到成套服務，讓港口和保稅區之間產生良好的互動以此吸引國際配送、中轉等一些增值且具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多的像中國轉移。另外，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還被賦予整套齊全的物流功能，滿足現在公司所追求的零庫存、JIT無縫對接等新型的生產方式需求，并且實現在園區及中心內部對貨物進行包裝、分揀、拼裝等一系列簡單的加工。

真正做到了物流與制造的同步，不僅為一些深加工制造型企業帶來了便利，也為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提供配套的服務。

最后，物流保稅園區及中心在海關報關報檢方面進行突破性革新，使得通關更加便捷。

它通過實施“區域管理封閉化、園區管理信息化、海關管理智能化、海關通關快捷化”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一次性申報、一次性查驗、一次性放行的高效工作模式，并設立自動判別體系的信息化管理技術，實現了EDI無紙報關，直通式卡口的實貨放行，在園區內開通了一條直通式的通關通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通關費時費力的問題，大大的提高了通關的效率。

基于這些鮮明的特點，截止2004年，在發展為期不到2年的時間內，我國綜合型保稅區累積共批準“入住”企業達37442家，其中三資企業占其中的37。8%，投資總額為489。18億美元，合同外資為281。31億美元，實際利用的外資達到145。6億美元。而在2004這一年內，他所吸引的投資總額就達到79億美元，同比增長15%。其中，三資企業的投資額高達60億美元，增長26%，占了投資總額的75%；合同利用的外資也大幅度提高至40億美元，增長率達到16%。實際利用的外資達到21億美元，增長率達到14%。這些數據明顯的顯示出了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吸引外資的優勢。

但是，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從提出到實行只有短短6年不到的時間，而它的出現又是在中國經濟極不穩定的時期，加上它是屬于盈利型企業各個物流園區及中心之間存在著競爭性的關系，所以它的發展是極不成熟。就對于成套設備進出口方面，其設備本身體積大主要部件不易拆解、一機多箱和收發貨人所在區域不同的特性，在運送方面就存在了不少的漏洞與問題。

首先，由于整機設備的通常個頭比普通貨品要大出許多，如果成套設備采用整機運送的話又會大大增加運輸方面的成本，所以在裝箱時一般都會把整機的多個部件分裝起來放在多個箱子里，在收貨人進口后到達另一目的地再組裝起來使用，這比其他貨品多出來的工序在發展不完善的物流園區及中心的運轉中又會出現問題。首先，要在主管地的海關做預申報，把整一套的設備的信息打在一份報關單上，按照整一套的設備來申報，再在運輸時對應車輛裝箱的明細，車號對箱號一一對應。設備進入園區卡口時，又要將所有車輛整齊集合號由報關員帶著出口的報關預錄單一一審核進行過關。而設備進口過海關時，也需要這樣詳盡的步驟來保證設備的齊全。這種看似全面的體系在實際操作中卻不被一些物流園區所接受，因為在多元化貨品運輸中現有的物流園區及中心還沒有能力徹底解決這種類型的貨物報關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成套設備的出口方的發貨人和進口方收貨人分別處在國內分屬不同海關管轄的企業，進出口方面也容易出現編號不一致的問題。當出口方的客戶是以進料加工方式出口設備時，就會出現發貨方的《進料加工手冊》和收貨人報關單上面的貨物品名有出入，這時對于同一個設備的名海關會認定有差異甚至存在較大的差異。而按照保稅物流功能的規定，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內只提供簡單的加工，并不涉及改變貨物名稱及功能方面的效用。這樣就會使得設備無法通過園區走貨。而目前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將設備出口海運到香港等地后在運返回國內在解決，這種類似于“港澳臺一日游”的方案不僅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大量的物流成本以及浪費運輸時間，也體現了物流園區及中心發展的不成熟。

以上出現的問題雖然對保稅物流園區及物流中心的運營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這也充分可以說明保稅物流園區及中心還尚處在成長發育的階段，需要有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手段處理這些問題，使保稅物流更好的為產品設備的進出口提供服務。

結語：

通過上述分點分段的淺析不難發現，在中國產品與設備進出口上，********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中國質量認證體系中心、中國進出口銀行、物流保稅區的建立更是對產品和設備進出口管理跨出了里程碑式的腳步。而中國在這幾十年發展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了這些部門的設立是正確的。今后，這些部門將更加促進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在擴大機電產品和設備出口中盡其最大的努力，發揮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強大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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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會計人員管理體制研究論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當前我國會計人員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論述了改革會計人員管理體制的必要性，結合實行會計委派制的情況，對進一步完善會計人員管理體制提出建議。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計劃經濟體制下產生的會計人員管理體制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如何改革現行會計人員管理體制，下面談一些具體看法。

一、目前我國會計人員管理體制的弊端

1999年10月3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指出：“國務院財政部門主管全國的會計工作”?！稌嫹ā凡⑽催M一步明確財政部門主管會計工作包括主管業務制度建設和會計人員人事歸屬?，F行會計人員管理體制是：“用人單位自己管理為主”，即各單位自主設置會計機構，任命會計人員并對會計人員進行日常管理。業務指導和制度建設權在財政部門，這種會計人員管理體制易造成諸多弊端。

（一）會計人員雙重身份，不利于會計人員按統一的標準和價值觀實施會計監督。

會計人員雙重身份是指：會計人員一方面作為單位的職工，既要代表單位正確核算、精心理財，另一方面又要代表國家對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監督，制止違法違紀行為。在這種體制下，會計人員隸屬于所服務的單位。因此，盡管《會計法》賦予會計人員四個“有權”，即對不真實、不合法的原始憑證有權不予接收，對違反會計法和國家統一會計制度規定的會計事項有權拒絕辦理，有權檢舉，發現賬實不符，有權自行處理的應·當及時處理。但由于現行管理體制的局限性，會計人員仍處于兩難境地，難以擺正自己的位置，在單位利益與國家利益相沖突時，有些會計人員也就“情不自禁”地選擇了單位利益。對單位領導違反財經紀律的行為，一些會計人員也就“情不自禁”地“屁股指揮腦袋”，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做假賬，協同作弊。于是也就出現了“頂的住的站不住，站的住的頂不住”的怪現象。

（二）當前會計人員的人事管理歸屬關系，不利于財政部門對會計人員進行直接有效的監督和保護。

長期以來，財政部門對會計人員一直是實行松散型管理，即不管人事任免、職務晉升，也不管工資、獎金、福利、待遇，對會計人員違紀行為的處理顯得也不夠直接，而會計人員因堅持原則受到單位領導和同行排斥、打擊、報復時，財政部門也很難對其實施有效保護。由于監督職能弱化，特別是事前、事中監督不到位，服務與監督就成為“兩張皮”，甚至只有服務沒有監督。

（三）與政府部門職能轉變不相適應。

當前政府部門對會計人員的管理多停在諸如組織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證書的發放、會計證年檢，有時偶爾也會有一些人員培訓等具體繁瑣的事務管理上，至于監督檢查職能則很少，與十六大提出的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不相適應。

“入世”后，我國資本市場范圍逐步擴大，跨國籌資與投資日益頻繁，各國會計差異越小，就越有利于投資者和管理者評價和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跨國公司的業務活動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要求各國會計盡可能協調偷漏稅款、環境污染、會計信息失真等國際問題，企業將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激烈的競爭必然造成企業在處理利益分配關系時，首先考慮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然后才考慮整個社會和國家的利益，這樣就使得企業與國家的經濟利益變得越來越復雜。在這種新形勢下，若要求企業的會計人員仍以“雙重身份”參與管理與監督，則會使會計人員更加無所適從。要消除以上弊端，必須對會計人員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二、改革現行會計人員管理體制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無疑給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和各個方面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十五大提出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標準（即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指明了企業今后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但是，由于我們處在新舊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新的體制尚未完全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備，社會監督體系還不健全，致使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國有企業，由于投資主體不明確，所有者主體的缺位，國有投資代表人的不具體，對經營者缺乏必要的監督和約束，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現象日益嚴重，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在一些行政事業單位中，由于內部控制制度和監督機制不健全，導致預算外資金管理混亂，“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以及私設“小金庫”的問題較為突出，不但造成國家財政收入的流失，而且為各種貪污腐敗等經濟犯罪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

這些問題反映在會計上，則表現為：會計管理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部分單位會計工作基礎薄弱，會計人員素質不高，某些單位的濫收濫支，揮霍浪費，貪污挪用公款，違法犯罪現象屢見不鮮。會計信息失真，會計秩序混亂等現象屢禁不止。因此，改革會計人員管理體制，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會計監督約束機制，是增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改善會計人員理財環境，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促進黨風廉政建設，維護財經紀律，從源頭上防止腐敗的一項重要措施。同時，改革會計人員管理體制，也是進一步加強會計人員管理，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是深入貫徹落實《會計法》，規范會計工作秩序和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措施。

企業管理以財務管理為核心，會計核算則是財務管理的根本，財務會計報告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投資人的投資決策，影響企業的資金成本，機會成本，進而影響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從美國安然公司的丑聞，到中國銀廣夏的暴露，以及鄭百文的重組，無不說明，會計信息的失真給會計工作的教訓是沉重的，要徹底扭轉國有企業“廠長成本”，“經理利潤”和“59歲現象”，進一步防止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使企業完全以獨立的法人資格參與國際競爭，就必須對國有企業的會計機構進行改革。

三、改革會計人員管理體制的辦法——會計委派制

會計委派制也稱為會計人員委派制，即由政府有關部門向企業、事業單位直接委派會計人員，或由企業集體向其下屬公司直接委派財務總監、主管會計或會計人員，以監督財務會計活動和資產運營的一種制度。從1988年開始，全國各地先后自發的對會計人員管理體制進行了以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會計委派制的探索。如：1988年3月12日老河口市成立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家縣（市）會計局。主要職能就是按《會計法》的規定和中紀委關于實行干部分類管理的需要，負責管理國有單位，·包括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會計人員的組織人事、專業技術職務，工資福利等工作，在市政府的領導下，全市會計人員的人事檔案按時移交給會計局，由會計局垂直管理。會計人員工作職責由會計局統一制定和考核，會計人員必須執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參與企業重要經營決策的制定、考核和分析，提供合法、真實的會計資料，對違法違紀行為，會計人員有權拒絕執行，并及時向會計局有關部門反映，違反有關規定的單位，財政部門不字審批預算決算和撥補經費，銀行不予開戶和辦理結算業務等。緊接著1989年，山東萊蕪、湖北荊洲、江蘇吳縣；1993年，安徽合肥瑤海；1994年，湖北利川；1995年，浙江常山、深圳投資管理公司，湖北荊川、沙市；1996年，上海浦東新區、安徽安安、四川巷溪、中江、河南焦作、唐河、新疆哈密等。經過幾年不同形式會計委派制在基層的試點，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中紀委要求各地開展試點。

截止到2000年，全國37個省、自洽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均組織了試點。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有257個地[市]、1029個縣（市、區）都組織了試點，分別占全國地（市）、縣（市、區）總數的66％和47％，委派人員近11萬人，接黨委派單位12.3萬個。

四、試行會計委派制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問題

（一）從這幾年全國各地試行會計委派制以來總的結果是好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委派會計都能在受派單位的領導下，正確處理與委派單位的工作關系，認真履行職責，積極開展工作，嚴格遵守財務制度，堅持按章辦事，收到了明顯效果。

1.符合財政改革方向，增強了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會計委派制試點工作促進了單位增收節支，降低了行政事業單位的“行政成本”，提高了政府資金的使用效果。僅以湖北省宜昌縣為例，該縣20個鄉鎮，自實行“零戶統管”以來，節約財政性資金支出1688萬元，精簡會計崗位445個，按年人均經費8000元計算，僅此一項節約經費356萬元。

2.穩定了會計隊伍，提高了會計人員的地位和素質。實行會計委派制后，會計人員調動、任免權在財政部門和主管部門，受單位影響較小，地位明顯提高，相對穩定了會計隊伍。由于委派會計的選拔任用引入了競爭機制和淘汰機制，增加了在崗會計人員的壓力，自覺要求學習技術鉆研業務的人員增加了，整體會計人員的素質普遍提高。

3.強化了會計核算職能，促進了會計工作的規范化和制度化，保證了財務會計報告的真實準確。

4.強化了會計監督職能，提高了企業的管理水平，保證企業財務活動的合法性。委派會計積極參與本單位的資金預算安排，研究制定增收節支有關制度標準，進行技術改造和挖潛，積極配合單位既遵紀守法又合理避稅，大多數單位的費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尤其是電話費、招待費、小車費、差旅費等非生產、經營性開支明顯降低。如黃岡市技術監督局1999年上半年支出比同期下降24，6％，宜城市47個委派單位1998年共取消公費旅游計劃10批次，放棄購車9輛，減少購置移動電話32部，節約支出1500萬元。

（二）盡管各地的會計委派工作都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

1.會計委派制是對會計人員管理體制的一種深層次改革，必然會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特別是限制了單位負責人的財務審批權，觸動了小集體利益，致使少數部門和單位對會計委派制有抵觸情緒。

2.會計委派制的職責權限沒有落到實處，（1）權限界定難，單位之間的情況千差萬別，不可能從上到下采用統一的標準進行規范。（2）執行難，即使明確了委派會計具體的職責、權限，但在執行過程中也往往只是流于形式。（3）監督難，雖然在很多地方都明確由財政、會計管理部門監督會計委派制的職責、權限到位，但主管部門沒有職能和權利實施監督。3.委派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目前會計人員普遍存在半路改行的多，科班畢業的少；簡單記賬的多，精通企業核算、財務管理的少；手工記賬的多，懂得會計電算化的少；僅會處理單一業務的多，復合型會計人才少。雖然對委派會計明確了職、權、利和義務，但有些人員仍受思想觀念影響對違法亂紀等問題，不愿或不認真履行監督職責。

4.委派會計人員的跟蹤管理亟待完善。（1）后續管理辦法不完善。會計委派改革本身就是摸石頭過河，沒有現成規范的經驗可以借鑒，制約了委派工作的開展。（2）管理機構不夠健全。目前對會計委派人員的管理，多是委派各級財政部門、會計部門進行管理，從人員配置方面看顯得人手不夠，從機構編制和經費來源看顯得不倫不類。（3）保障機構不具備，按《會計法》規。，對于打擊報復會計人員的人和事由財政部門負責查處，但在執行過程中，財政部門一無法律依據，二無執法權限，委派會計人員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維護。

五、進一步完善會計人員管理體制的建議

選擇合理的會計人員會計體制，固然能為搞活企業及會計人員依法履行職責提供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但卻不能從根本上制止會計工作及有關經濟活動中的不良行為。為了保證國家方針政策、法律在企業及有關單位中順利實施，維護投資者、經營者、債權人各方的利益，優化社會行為，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強對會計委派制的宣傳，提高各級領導對會計委派制的重視程度。會計委派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并非僅僅是會計管理體制的改革，它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任何一個單位或部門都不可能承擔起這一改革的重任。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大力宣傳，引起各級領導，尤其是高層領導人的充分重視，既能解決宏觀的協調問題，又能解決具體單位領導的支持和配合。

（二）加強會計人員上崗資格的審定，嚴把委派會計人員入口關。根據《會計人員從業資格管理辦法》的規定，嚴把會計人員上崗關。只有具備了會計從業資格的條件，通過全面考核，才能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書。凡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員，必須是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書的人，禁止無證人員上崗，對雇傭無證人員從事會計工作的單位和領導要嚴厲處罰。

（三）加強會計人員職業道德建設，提高委派會計的綜合素質。會計職業道德是從事會計這一職業的人員所必須具備的品德，它是會計人員在會計工作中正確處理會計事物的行為規范，是調整會計人員職權與職責之間相互關系的思想武器，對委派會計人員開展職業道德培訓，使廣大委派會計人員不但懂得會計職業道德的要求，而且還要懂得如何加強會計職業道德修養。通過典型案例，以案說法，幫助會計人員提高職業道德水準。逐步樹立會計人員遵守職業道德的風尚。

（四）加強會計的制度建設，建立委派會計的專門管理機構。目前從全國各地的委派會計管理來看，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管理混亂，除了缺乏管理經驗外，更重要的是，沒有專門的委派會計管理機構。建議加強對委派會計的制度建設，盡快在試點地區成立“委派會計管理局”，直接管理委派會計人員。

第三篇：我國煤礦安全管理體制分析論文

一、目前煤礦安全管理現狀

（一）安全管理觀念相對落后

目前，我國煤礦生產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其中相對比較嚴重的便是安全管理觀念落后的問題。在煤礦生產的過程中，安全管理體制并不夠完善，并且對安全管理體制也不夠重視，從而使安全管理體制發揮不出真正的價值，不能有效地處理生產、安全以及效益的關系。對于煤礦企業的領導人來說，如果不重視安全生產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這會對煤礦產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目前，我國大多數煤礦企業安全生產管理觀念都比較落后，并且安全生產管理體制也不夠完善，這就嚴重地導致煤礦安全管理機制滿足不了實際生產過程，兩者嚴重的脫節，從而阻礙了煤礦產業的發展。

（二）煤礦安全管理體制不夠完善

目前，在我國煤礦生產中還存在安全管理體制不完善的問題。首先，我國大部分煤礦企業在日常生產的過程中，依然采用傳統的安全檢查辦法，只根據管理和監督工作人員自身經驗進行工作，對于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依據自身經驗對其進行分析和解決。如果一個煤礦企業沒有一套科學、合理的安全檢查方法，那對于煤礦工作人員的生命以及財產都是很大的威脅。其次，從生產監督管理工作的角度來說，如果缺少比較科學的安全管理體制，監督管理工作人員就不會依照相關規定進行工作，并且也沒有標準可依照，再加上管理力度的不夠，這就不能有效地保障工作人員的生命安全。因此，在國家采取重要措施之前，煤礦必須意識到安全管理體制的必要性，要加強落實和實施安全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保證我國煤礦企業能夠穩定、長久地發展下去。

二、煤礦安全管理體制

（一）煤礦安全監察化

對煤礦安全生產建設過程進行系統的監察便是煤礦安全監察工作。在煤礦安全監察過程中，必須要考慮煤礦產業的特殊性，同時還要考慮環境以及生產條件的變化情況。煤礦生產過程中，工作地點具有移動性，并且作業情況也不一樣，因此在煤礦安全監察中，一定要根據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選擇安全監察工作方式。監察工作方式包括很多種，例如日常監察、定期監察以及重點監察等。煤礦安全監察內容也有很多，其中包括檢查制度、檢查安全設施、檢查思想等，同時還要對該煤礦企業進行調查，查看其企業資質以及生產程序是否符合相關的法律法規。

（二）安全管理法律化

目前，我國非常重視法律運用，這也成為我國發展過程中的評價標準。煤礦安全管理法律化包括很多內容，如法律、法規以及標準等。近幾年我國對煤礦法律、法規以及相應的標準進行了改進和調整，從而讓其更好地為我國依法治礦提供依據，嚴格控制煤礦企業工作程序。雖然我國一些煤礦企業還沒有完全落實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我國煤礦企業仍有明顯的改善，之所以還沒有完全取得成效，其主要就是因為執法力度不夠，并且煤礦守法意識不強。

（三）煤礦保險責任化

首先，根據保險公司的相應保險條款，要設計好相關投保企業以及承包保險公司的責任，同時要激發煤礦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并且當煤礦安全企業發生安全事故的時候，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要對其進行一定的懲罰，從而高效、安全地完成工作；其次，煤礦生產企業不要因為進行了保險，就不重視安全狀況，只在乎企業獲取的經濟效益，這會嚴重威脅到工作人員的生命財產安全。綜上所述，整個過程就是煤礦保險責任化的內容和宗旨。我國要引用不同種的保險形式，單一的社會強制保險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對于煤礦企業來說，僅僅引入社會強制保險是不夠的，必須要增加一些和稅收相似的支出。從收取保險費用機構的角度來說，在加強煤礦生產企業安全監督以及技術改進的過程中，并沒有很強的經濟動力。

三、建立煤礦安全管理體制的必要性

在煤礦生產的過程中，工作人員以及設備的安全是需要管理人員關注的問題。煤礦產業是我國一次能源核心，要想促進我國煤礦產業的發展，就必須保障煤礦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同時煤礦安全生產形式會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以及社會的穩定。當煤礦發生安全事故的時候，不僅會威脅工作人員的生命財產安全，還會影響到煤礦企業的形象，甚至會降低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因此我國非常重視煤礦產業的安全性。近幾年，由于工作的不到位，煤礦安全事故頻頻發生，盡管我國的煤產量相對于其他國家高出很多，但是因事故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占世界煤礦安全事故死亡總人數的60%，所以我國的煤礦安全生產形勢受到世界的關注。煤礦安全事故頻頻發生，不僅會影響到我國整體形象，還會阻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建立完善的煤礦安全管理體制是解決煤礦安全事故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首先，完善的煤礦安全管理體制能夠規范煤礦企業工作人員的生產行為，同時還能控制監管行為，最主要的是完善煤炭安全管理體制，能夠提高煤礦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以及安全生產的意識，并且能夠有效地保證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其次，完善的煤礦安全管理體制不僅能夠規范煤炭企業的經營行為以及工作流程，還能幫助煤礦企業工作人員樹立正確的安全生產意識，加強他們對安全生產重要性的認識，這樣不僅能夠促進煤礦企業的自身發展，還能提高我國煤礦產業在國際上的形象。

四、結束語

在煤礦生產管理大系統中，安全管理是其中的一個子系統，因此在制定和完善安全管理體制的時候，一定要根據生產管理體系進行，要使兩者能夠相互融合、協調，只有這樣才能讓煤礦安全管理體制發揮出真正的價值。煤礦安全管理體制不僅能夠有效地保證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還能促進煤礦生產工作的順利開展，最主要的是能夠提高煤礦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

第四篇：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三次變革

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三次變革

項繼權

從“社隊”到“社區”: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三次變革

摘要：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經歷了從社隊制、村組制到社區制三次重大改革。目前,國家城鄉協調發展戰略的基本要求是從城鄉分離向城鄉一體轉變,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組織和管理體制;農村服務從農民自我服務為主向社會發展服務為主轉變;農村社會從靜止、封閉向開放和流動轉變;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從“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轉變;農村社區從生產和行政共同體向社會生活共同體轉變。

關鍵詞：農村基層組織;管理體制;改革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建設農村社區,是我們黨和國家為適應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提出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也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社隊制:公社體制的制度特征及其解體

新中國成立之后, 1950年12 月政務院發布了《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區人民政府及區公所組織通則》、《鄉(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和《(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1951年4月,政務院又頒布了《關于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的指示》。根據這些法規、法令,我國農村基層政權體制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實行區、村兩級政府體制,即在縣以下設立區政權和村政權,分別召開區、村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區政府和村政府,對本地區實施行政管理。這種體制在北方地區比較普遍。在這種情況下,村是一級政府,為農村基層政權。另一種是區鄉建制,即在縣以下設立區公所,作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在區公所之下設立鄉政權,召開鄉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鄉人民政府,而在村一級不再設立村政權。當時在南方的多數省實行這種體制。

在這兩種情形下,“村”和“鄉”分別是不同地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1954年9月,我國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憲法取消了過去的區村制和區鄉制兩種體制并存的制度,對全國農村基層政權進行了統一的規范,規定實行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鄉鎮為農村基層政權。同時也規定,人口居住集中的鄉,鄉人民委員會可直接領導居民組進行工作。面積較大、居住分散的鄉,鄉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別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劃定居民組開展工作。從建國初的村鄉制來看,有三個重要特征:從管理規模來看,建國初“村的規模一般很小,平均每個行政村不足900 人,東北各省人數較多,平均每村1500人, 內蒙古地廣人稀, 每一行政村面積較大[ 1 ](P188-189)?！睆慕M織性質來看,建國初村鄉制具有明顯的行政化特點,除區公所作為縣級派出機構或一級政府之外,村或鄉也是“政府”組織。從組織基礎來看,建國之初的村鄉制是建立在個體所有或私有制基礎之上。農民和農戶擁有土地、生產工具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勞動生產和經營的自主權。不過,隨著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發展,建國初的基層鄉村制度已經不能容納日益擴大的集體組織,也不適應國家集體化發展的目標。為此,在集體化過程中,我國廢止了原有的村鄉制度,轉變為人民公社體制。

如果從1958年實現人民公社化算起至1982年人民公社被正式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在農村存在和延續了25年之久。25年間,雖然人民公社的規模和結構有所調整,但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組織原則和運作方式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基本的組織特征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一是“集體化”。人民公社時期實行高度的集體化,農村土地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不允許農民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集體經濟成為公社的經濟基礎,集體勞動成為公社基本的生產方式;集體生活也成為農民基本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農民通常將人民公社時期稱為“大集體時期”。二是“三級制”。1962之后,人民公社調整并確立為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組織架構,這一體制通常被稱之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成為農村基本的產權單位、生產單位和核算單位。三是“一體化”。人民公社體制是一種組織與功能融合的體制。

一方面是“政社合一”,即國家基層政權組織與人民公社組織合為一體;另一方面是“黨政不分”,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公社一級設黨委,大隊一般設黨支部,生產隊則設黨小組。公社黨委和大隊支部是各自區域的領導和決策機關,一切重大事務都由黨組織決定。由此形成了“黨、政、經”不分的高度集中的組織和管理體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是建立在計劃經濟及城鄉分離的二元化制度和政策條件下,它本身不僅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也是計劃經濟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維系城鄉二元化體制的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在城市國有與農村集體產權基礎上的二元化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確定的二元糧食供應制度、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醫療制度以及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等等,將城鄉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由此形成了獨有的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 2 ](P7)。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農村人民公社體制。首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制度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家庭聯產承包從一開始就是以分戶承包集體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為前提,農民也因此獲得了對土地及部分集體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及相應的受益權和轉讓權。在聯產承包過程中,部分集體資產也折價轉歸農民和農戶所有,后續的改革還允許對部分公有土地,如荒山、荒坡、荒水、荒灘的拍賣,農民也因此獲得了部分生產資料的占有權。這一切都觸動了人民公社賴以存在的根基,瓦解了人民公社時期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經濟及組織基礎。其次,家庭聯產承包使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改變了人民公社時期的集中經營、集中勞動、統一分配的經營管理方式。第三,家庭聯產承包使人民公社的管理功能迅速虛化,管理方式喪失效力。最為突出的是,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的實行,農業生產和經營管理的職能轉到農民和農戶手中,公社各級對農業直接經營管理及統一分配的職能隨之消失。由于農民和農戶獲得了經濟上的自主權和獨立性,農民的流動性增大,傳統管理中所依賴的種種經濟上的制裁和強制手段隨之失效。

顯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人民公社組織及管理方式喪失效能。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推行,人民公社治理體系迅速崩塌和解體。1982年底,中央決定廢除人民公社,重建鄉鎮政權,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對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制度實行了重大改革。

二、村組制:村民自治制度的特征及其局限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十五條規定:“省、直轄市、縣、市轄區、鄉、民族鄉、鎮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同時規定,在城市和農村設立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并在它們下面分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這是廢除人民公社,重建鄉村基層治理體系的決定性的步驟。新憲法頒布后,中共中央在中發[ 1982 ]36號文件中,要求各地要“有計劃地進行建立村民(鄉民)委員會的試點”。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全國性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工作陸續展開。1985 年春,建鄉工作全部完成,全國5.6萬多個人民公社、鎮,改建為9.2萬多個鄉(包括民族鄉)、鎮人民政府。同時按照憲法規定,取消了原有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建立了82萬多個村民委員會(《人民日報》1985年6月5日)。由此,在全國大多數省區的農村基層形成了區———鄉鎮———村委會三級基層建制。

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重要的并不是基層組織與管理單位的調整或重建,更重要的是基層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組織創新,其中,最富意義的是村民自治及鄉鎮與村民委員會關系的調整。1987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薄班l、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998 年通過的新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此再次予以確認。由此確立了“鄉政村治”或“鄉村分治”的新的治理體系。按照新的治理體系的設計,鄉鎮作為國家農村基層政權,依法行政;村民委員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依法自治。鄉(鎮)村之間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級和直接的“領導關系”,而是“指導關系”?！班l政村治”體制不僅重新構造了農村基層的行政組織與管理體系,也力圖重新劃定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農村基層政府與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力邊界。

從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國農村的實施已有20年。二十年來,有的人對村民自治的實踐興高采烈,他們在此看到了中國民主的希望;有的則嗤之以鼻,認為此舉無足輕重,甚至斥之為一種“民主的怪胎”;還有的人則對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現實似乎與他們的理想漸行漸遠。的確,村民自治及農村基層民主的實踐遠不是十分完美的,與法律的要求和人們的期望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各地村民自治的發展不平衡,實踐成效迥異;真正嚴格依法實行民主直選,全面落實村務公開以及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監督的村數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選舉流于形式,壓制、阻撓村民自由民主選舉的事件屢屢發生,各種違法行為屢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員會組織本身也名存實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對村民自治的實踐及前景表現出深深的懷疑、憂慮、悲觀甚至否定。

20年對于一個人來說可能是漫長的,但相對于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則只是彈指一揮間。人們常說,民主是一個過程。這并不僅僅是指民主政治的運作是一個過程,也表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形成和發展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各地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且有著長期的封建專制影響的國家,民主建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期望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就使人口達九億的農村完成民主建設的目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國家,民主制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理想的民主只能是存在于理想之中。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不是萬能的,它不能解決一切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和矛盾,更不要期望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會立馬帶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的富裕;民主也絕不意味杜絕非民主行為的出現。事實上,抑制、防止和消除這些非民主行為恰恰是實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據。

從實踐來看,經過近20年的實踐,我國農村普遍完成了從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轉換,村民自治制度也完成了基本的立法和普法工作。作為農民群眾的自治組織,也是農村基層基本的組織與管理制度,村民委員會已經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起來。尤其值得關注和肯定的是,村級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規范,村級民主選舉開始從動員選舉發展到農民的自動參與、從等額選舉到差額選舉、從組織安排到自由競選。村級民主公開性、公正性和競爭性在不斷增強。村級民主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及基層政權組織的民主日益顯示出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村民自治和民主選舉的背景下,為了確保擴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礎,增強黨的合法性及鞏固黨的領導地位,一些地方也開始探索用兩票制等方式改進黨支部的選舉方式,加強支部自身的民主性。村民自治及民主選舉的實施,對鄉鎮體制產生重大影響。一些鄉鎮進行鄉鎮長及鄉鎮黨委書記的直選實踐。這些表明,農村基層民主已經開始從村級民主向鄉級民主擴展,從基層組織的民主向國家政權組織的民主推進,從一種社會自治民主向國家政治民主發展,這顯然是村級民主引發的又一富有歷史意義的成果。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實踐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從歷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紀末我國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體的過程中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制度特點: 其一是“城鄉分離”。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不僅沒有改變城鄉二元化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繼續延續這一體制。其二是“村社一體”。村民委員會組織是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隊基礎上建立的,也是社隊組織體系的延續。如何處理村委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或社區經濟組織的關系問題也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從實踐來看,大多數村根據中央的規定,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實行“兩塊牌子,一班人馬,交叉任職”。這導致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在集體和合作經濟薄弱的鄉村,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有名無實,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員會承擔,事實上又重新回復到“政經不分,以政代企(經)”的狀態。以致于相當數量的村民和鄉村干部只知有“村”(村民委員會),不知有“社”(社區合作經濟組織)。另一方面,在一些社區集體和合作經濟發達的村,村社區非農產業尤其是村辦企業發達,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組織形式是村企業和公司組織。在這些村,部分或大部分甚至全體村民都在村辦公司和企業就業,村社區高度的企業化。村辦企業和公司代行了村民委員會的職責,進而使村民委員會“有名無實”,成為“一個空牌子”。對于這些村來說,村民自治將以何種形式存在和發展? 村企業是否能成為村民自治的組織載體? 更重要的還在于,村民委員會畢竟是社區村民群眾自治組織,其目標及內在的組織及運行原則與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經濟原則并不相同。村民委員會與村社區集體和合作經濟組織的混同或者相互替代,也表明農村基層組織關系和組織體制并沒有理順。

其三是“組織封閉”。迄今為止的中國鄉村社會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是在集體土地所有基礎上形成的,鄉村社會和社區具有強烈的封閉色彩?；谕恋氐募w所有及承包關系,農民歸屬于一定的“集體”,享有相應的權力。村委會組織及黨支部組織也是在這種集體范圍內組建起來的。集體的土地邊界及產權邊界也是村民、村莊及村組織的邊界。這種封閉性也限制外來人員參與村委會的選舉及公共事務的管理,使村委會及村民自治組織本身封閉起來。無疑,這些均是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內在局限。

三、社區制: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創新與變革 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經面臨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條件,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面臨新的變革。

首先,國家城鄉發展戰略從城鄉分離向城鄉一體轉變,要求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改革以來的村民自治的實施并沒有改變城鄉二元化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繼續延續這一體制。在城鄉基層,城市實行街道、居委會及社區體制,鄉村則實行鄉鎮與村委會及村民小組體制,城鄉之間在戶籍、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存在,農民和農村發展仍受到諸多政策上的歧視和制度上的束縛。不過,改革以后,黨和國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廢除了城鄉二元的糧食供應制度,改革戶籍管理方式,鼓勵農民進城及勞動力自由流動,推進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漸打破了長期城鄉隔絕的局面,城鄉一體化明顯增強。城鄉之間在戶籍、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正在消除。特別是,十六屆三中全會黨中央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

“十一五”規劃再次強調,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從“城鄉分割”到“城鄉一體”、從“城鄉隔絕”到“城鄉融合”、從“城鄉二元發展”到“統籌城鄉發展”,這不僅表明我國鄉村建設和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也表明未來農村發展將建立在全新的體制基礎之上。未來的鄉村將是城鄉一體、自由流動、社會融合的和諧社會。這也要求村民自治體制及鄉村整個組織與管理體制應從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中走出來,從城鄉分離到城鄉一體轉變,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在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的同時,強調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其實質就在于黨和國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構建城鄉一體的社區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

其次,不斷加強農村公共服務,農村服務從農民自我服務為主向社會公共服務為主轉變。建國以后的相當長時期內,我們采取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發展戰略,通過人民公社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規模地動員和吸納鄉村資源以快速推進工業化。據估算,改革前,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形式從農村隱蔽地吸取了8000 億元資金[ 3 ](P7)。正是依靠這種積累,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并推動了城市的快速發展。但是,這一發展戰略造成對農業、農村和農民過度的索取,其直接的后果是壓抑和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加劇城鄉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不僅限制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也制約著城市和工業的發展。為了從根本上打破城鄉失衡的二元結構,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城鄉統籌、以工支農的方針?！笆晃濉币巹澾M一步明確,我國農村發展和改革已進入了新的階段,必須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表明,我國從此結束了長期的通過農業的積累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的發展戰略,走上了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新的發展道路。隨著我國農村政策從“資源索取”到“反哺農村”的戰略轉變,傳統村民自治所承擔的公共服務及公益事業將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擔,中央和地方也將更多地承擔村民自治的財政及運行成本,鄉村組織的工作內容和重點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傳統的稅費征繳、計劃生育向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這些要求重新審視村民自治的組織基礎、財政基礎、權力職責及其工作內容,對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的功能和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中央提出農村社區建設也是旨在突出農村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構建農村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新體制、新機制。

第三,農村社會從靜止、封閉向開放和流動轉變,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從“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轉變。無論是在人民公社時期還是在村民自治時期,村集體組織依然延續。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以及鄉村社會整個的組織與管理體制實際上是建立在集體土地所有基礎上,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和排他性?；谕恋氐募w所有及承包關系,農民歸屬于一定的“集體”,享有相應的權力。村委會組織及黨支部組織也是在這種集體范圍內組建起來的。集體的土地邊界及產權邊界也是村民、村莊及村組織的邊界。村民自治僅僅是擁有村集體產權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及城市化和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逐步打開了城門,放開了市場,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及鄉村內部的流動日益加快。農地流轉的不斷增多,不少人務工經商或移民城鎮放棄土地經營,也有不少人遠赴他鄉承包經營,而一個村莊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傳統封閉的村落和集體組織日趨瓦解。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的迅速和普遍,農村地權關系及村民(居民)關系將變得更加復雜,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傳統的鄉村集體組織及基層組織如何維系、如何運作以及如何生存? 如何處理原居民與移居民的權力關系? “外來人員”是否有權參與居地村莊的自治事務? 如何才能保障這些“外來人員”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權益? 這也意味著我們面臨著重建農村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的任務,或者說是如何構建與農村開放、流動和多樣化相適應的新型農村組織與管理形式的任務。隨著農村社區體制的建設,我國的村民自治也將向居民自治轉變。集體土地產權不再成為人們參與社區事務管理的先決條件。農村基層自治與民主制度不再是一種封閉和排外的體制,而是賦予所有在鄉村生產和生活的人們以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和管理權,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民及居民的民主權利。

最后,農村社區與經濟組織逐漸分離,農村社區從生產和行政共同體向社會生活共同體轉變。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農村實行村民委員會制度。從村民自治角度看,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村民委員會本應該是社會生活共同體,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員會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續而來的,雖然不再是集體性生產共同體,但仍然保留集體經濟及集體土地產權,“村社一體”、“政經不分”依然是典型的特征,具有很強的經濟和行政功能。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組織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樣化,集體、個體、私營及股份合作制等多種經濟形式并存。農村土地流轉也使土地關系更加復雜。這種多樣化的產權結構和經濟組織形式打破了傳統單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或者說人們不再從屬于單一的集體經濟組織,社區也將不再是一種集體經濟組織或生產共同體,而是從事多種經營、多種職業的人們的生活聚居地或社會生活共同體。正因如此,中央明確提出加快農村社區建設,“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從歷史的角度看,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管理體制經過了從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制”到村民自治時期的“村組制”兩次重大變革。如果說社隊制是適應計劃經濟體制及城鄉分離的需要而建立的話,村民自治及村組制是在改革和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及打破城鄉分割的過程中建立的。隨著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及城鄉一體化的進程,我國的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再次走到歷史性變革的重要關口: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及城鄉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城鄉一體的社區制度,以進一步加強農村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形成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社區制的建設將是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第三次重大變革。

參考文獻: [ 1 ]張厚文,白益華.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2 ]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M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3 ]發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改革面臨制度創新[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88.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理論學刊》2007年第11期

第五篇：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對策研究論文

摘要：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推動高等教育發展方式適應區域經濟發展需要的前提保障。在厘清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發展歷程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優化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必要性，并提出權力分散化、權力結構優化、權力下放等優化對策。

關鍵詞：高等教育；等教育管理體制；權力分散化

一、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內涵及發展歷程

體制是被系統化的組織制度，對于管理體制來講，就是指一個管理機構中被系統化了的管理制度，包括權限劃分、機構設置及其運行機制。由此來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則是被系統化了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是關于高等教育事業的職能定位、權責劃分、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的總稱。它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高等教育事業進行組織管理的各項制度的綜合，是整個高等教育體制得以構成和運行的保證，直接影響著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方向、速度、規模、質量和效益等。主要內容有：規定中央與地方、政府與高校在實施高等教育的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及其各自職能定位，包括采取什么樣的管理方式來理順國家與高校、高校與社會，以及高校內部上下之間、各部門之間關系的一系列規定和制度。在我國，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是互相依賴的關系，經濟水平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物質支持，并進一步影響到高等教育發展的規模和水平。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為經濟建設提供技術與人才的保障，知識經濟時代科技與人才是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兩大核心要素。因此，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經濟的持續發展，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必須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為根本目標，把握區域經濟發展走勢，充分與區域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相協調。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順應國家整體管理體制的變革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新中國建立初期。新中國成立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將高等教育完全融入于國家經濟計劃中，以保障經濟發展和工業發展的需要。此期間，高等教育全部歸由教育部和國務院有關部委直接管理，權力不下放。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雖然能夠與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相匹配，但是卻忽略了高等教育作為獨立實體的自有內在發展規律。第二個階段為1956—1978年。1956年始，中國開始逐步擺脫計劃經濟模式的束縛。嘗試對地方實施一定的放權，從而促進和調動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伴隨區域經濟權限的下放，教育事業的管理權限也得到了一定的下放。并于1963年5月頒布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決定（試行草案）》。決定中對中央、地方兩級行政機關管理高等教育的職責給予了明確的規定。從而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在自主創辦權有了一定的空間。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教育陷入了嚴重的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造成了一段教育發展歷程的斷層期。第三個階段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教育管理體制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1979年，中央發布了《關于建議重新頒布〈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決定〉的報告》，從而進一步強調了“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權限在區域層面上得到的一定的擴展，并且為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適應進行了一定的調整。

二、優化黑龍江省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必要性

黑龍江省2008年推出了高教強省建設規劃，2010年被列為國家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三個試點省份之一。幾年來，通過深入開展“六大工程”建設，高等教育發展改革持續推進。黑龍江省的高等教育正處于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引發這次轉變是內外動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內因是解決擴招積壓等問題的內在需求，外因是來自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社會轉型的外部驅動。因此，只有進一步優化高等教育發展方式，才能實現高等教育自身體系的完善以及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通過對高等教育發展內外環境的深入剖析，提出加快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是高等教育發展內外環境深刻復雜變化的迫切要求。McAdam，ect（2012）通過研究了大學與企業的互動關系，總結得出加強大學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是優化教育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式主要可以劃分為高等教育結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和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三個層面。高等教育結構優化、人才培養模式的完善均需依賴于高等教育高效而規范化的管理。由此，必然需要在制度層面上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的相關規范。通過高等教育制度路徑的優化、設計和創新，產生穩定的整合機制，為高等教育結構調整、人才培養提供保障。

三、優化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的對策

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的傳統管理方式已經不能順應環境的需求，亟待轉變。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必然受到整個教育管理體制的影響，不厘清這個問題會阻礙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改革和轉變。

1.主體分散化。教育行政部門將舉辦權、管理權和監督權相分離，形成相互獨立又相互監督和制約的三方，即政府處于管理地位、高校擁有自主舉辦權、第三方則作為監督評審機構。打破原來的高等教育體制，讓高等教育得到解放和自由。在這種格局下，政府依然對高等教育進行宏觀管理，不同的是高校自主舉辦權作為合法權利可以行使，但這并不意味著高等教育在自主舉辦權方面可以無所約束、任意行使。這時候就突出了第三方監督評審機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但可以監督和保障權力行使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對權力行使人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能夠有效改善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經濟增長。其二，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條約來協調三方之間的關系和明確彼此的責任，真正促進高等教育走向市場機制，完善相關法制體系。所有的改革都必須有一定的制度條約來進行護航，確保其安全有效實施，而制定制度條約首先要明確彼此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因此，高等教育要形成三方相互制約和監督的格局，就必須先厘清三方的相互關系、責任、權利和義務，然后建立一個科學可行的制度體系，進行制約和協調，如問責制、績效考核制等。

2.配置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招生、科學研究、教育教學、機構設置、教師管理、學生管理、經費管理是高等學校自治的七項權力。在上述權力中，招生和學生管理屬于行政權力，科學研究和教育教學屬于學術權力，而機構設置、經費管理和教師管理則屬于前兩種權力公共支配的范疇。因此，需要明確區分權限，并在結構上考慮如何實現均衡發展。

3.權力縱向下移。在高等學校的內部管理結構中，縱向為校方、系部、教研室三個管理層面。因此，高等教育自治權力既應表現于校級層面，也應延伸至校級以下的系部和教研室等管理層面上。系部是學校實施科學和教學的下屬一級機構，系部應充分享有學科專業建設、系內部人事調配、專業課程設置、教育資源配置等自主權。要給予系主任足夠的權力充分協調、推動科研和教學工作。教研室作為高等學校最基層的科研和教學機構，負責科研教學活動的具體實施。在教研室層面，與行政權力相比，其擁有更多的自主權。需充分發揮深化、拓展教學與科研質量的實質性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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