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貞元詩歌的總體特征及詩史意義論文

論文摘要:貞元時期的詩歌創作長期以來為學界所輕視。其實，它是有其獨特風貌及詩史意義的。詩歌思想格調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數的“由冷變熱”、審美趣味的“由平轉奇”這三個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貞元詩歌疏蕩奇崛的總體特征的同時，也顯示了其從大歷詩風向元和詩風過渡的詩史意義。

論文關鍵詞:貞元詩歌 總體特征 詩史意義

唐德宗李適在位二十六年(780-805)，其中貞元(其年號)時期長達二十一年(785-805)，因而整個德宗一朝的詩壇可以被稱為貞元詩壇。早在中唐時代，李肇就在其《國史補》中從詩歌創作角度指出“貞元之風尚蕩’}m。可惜的是，后世在此基礎上對貞元詩風的進一步申說卻中斷了，仿佛只是一段沒有代表性詩人因而缺乏個性可言的過渡時期，貞元詩壇長久地被絕大多數詩論家和文學史家所漠視。他們或以“大歷體”、“元和體”來遮蔽貞元詩壇的客觀存在;或視之為處于“大歷之后”、“元和中興“之間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階段，甚至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如中國社科院“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之《唐代文學史》、袁行需主編《中國文學史》等)和學術專著(如蔣寅著《大歷詩風》中這種偏頗的看法依然存在。少數論著(如許總著《唐詩史》雖然提及貞元詩風，可惜語焉不詳。實際上，這一時期的詩壇既具有由大歷詩風向元和新變的過渡性，又呈現出自身的鮮明風貌。

錢起(貞元元年，即785年卒)、李端(貞元二年卒)、韓栩(約貞元三年卒)、劉長卿(貞元四年卒)、戴叔倫(貞元五年卒)、司空曙(貞元六年卒)、韋應物(約貞元七年卒)等大歷詩壇宿將中的大多數人隨著各自人生暮年的來臨，在進人德宗朝以后詩歌創作進人了低沉期(韋應物在晚年仍有不少佳作，是個例外)。換句話說，這些詩人詩歌創作的輝煌期主要在大歷時代。到貞元十一年(796)至貞元十六年(800)間，孟郊、韓愈、張籍、李翱等先后在汁州和徐州會合，作為此后元和詩壇兩大派別之一的韓孟詩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韓愈等人在貞元后期(盡管韓在這一時期已逐漸成為古文運動的領軍人物)詩歌創作的成就還不算很大CsC。而元白一派的興盛比韓孟一派還要晚些，遲至貞元十八年(802)，年輕的白居易、元棋在長安應吏部試期間方始訂交，其時二人作品還不多，名氣也小。其他如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的創作狀況和文學地位也與元白相差無幾。顯而易見，除了年紀較大的孟郊以外，韓、白、元、劉、柳等人到了元和時期才在詩壇大放異彩。

其實，貞元詩壇還是有其鮮明的風貌和支柱人物的。上述唐人李肇所云“貞元之風尚蕩”，語言雖嫌簡略，卻十分明確地將貞元視為唐詩流變中的一個獨立階段。此時詩壇的面目既有異于大歷時期的風格趨同，又不同于元和時代的千姿百態，石氏柱其間的詩人為數雖少卻各具一副筆意。在這二十多年中，“大歷十才子”與地方官詩人群凋零較早(盧綸是個例外，他在貞元年間久佐軍幕并創作了一些優秀的軍旅題材詩篇);方外詩人群主要是顧況、皎然在支撐門戶，臺閣詩人前有包信，后有權德輿引領風氣;李益則北上邊塞南游江淮，詩名揚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韓孟詩派先驅的孟郊也在貞元后期脫穎而出，“寒”氣逼人。

在上述這些詩人中真正具有創作實績，具備詩史意義的當屬從大歷時代走來的顧況、李益與崛起于貞元后期的孟郊三家。顧況在建中初至貞元末先人韓混幕為判官，再人朝為校書郎等職，不久被貶為饒州司戶參軍，最終歸隱受道篆。在這期間，顧況先后創作了大量的題畫詩、音樂詩、山水詩和感懷詩，風格“俗”、“奇”互見，充分反映了詩人的生活熱情和放曠情懷。孟郊從建中元年至貞元二十年經歷了漫游、應試、為漂陽尉及辭官等人生轉變，卻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終，所以其詩“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風洋溢其中，從而引導了韓孟一派的創作風氣。而李益則自建中元年至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從軍，在隨后的幾年中又南游江淮一帶。這二十余年是李益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其間他創作了數十首悲壯蒼涼的優秀邊塞詩和多首清新優美的描寫江淮風光和反映南國風情的動人詩篇，詩風剛柔相濟。三人在當時鼎足而立，盡管詩風各異，但都精神飽滿，元氣充沛，以各自的優秀詩篇交相輝映，充分展示出貞元詩壇“尚蕩”的獨特風貌。

如果說，李肇把大歷詩風概括為“浮”，把元和詩風概括為“怪”都有失公允的話，他用一“蕩”字來形容貞元詩風則是比較恰切的。按照筆者的理解，在這里，“蕩”首先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處于低沉與振奮之間的臨界性的心理狀態。隨著歷史由“大歷低谷”向“元和中興”攀升，人們的內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漸蕩起漣漪而終至波濤澎湃，而貞元時代人們的心態恰恰就處于這個微波蕩漾的階段。進而，這種心理狀態反映到詩歌創作中，便呈現出一種奇崛放任、疏蕩磊落的詩歌風貌，這就是“蕩”字在文學批評方面的主要內涵。這是從“氣骨頓衰”的大歷詩風到百婀爭流的元和詩風之間必然要經歷的重要階段。對于“尚蕩”的貞元詩風，可以從“由上返下”、“由冷變熱”、“由平轉奇”三個方面作具體分析。

首先，詩人的生活道路、詩歌思想格調“由上返下”。大歷時代的主要詩人，無論是“十才子”還是江南地方官詩人，其生活范圍基本上是在社會的中上層;而到了貞元時代，處于中堅地位的詩人們則差不多都有社會下層生活的體驗。李澤厚認為，以兩稅法的國家財政改革為法律標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門閥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開拓世俗化，在文藝美學領域貴族氣派也隨之逐漸讓位于世俗風度川。顧況家門不顯，一生大部分時間是隱居，而他的隱居(晚年人道后除外)只是遠離名攻利奪之地，對于民間的世俗生活卻是非常親近，這既與他的出身有關，也是受當時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禪之類主張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禪”影響的結果(當時許多的方外詩人如秦系、于鵲、劉方平、皎然等人都是這樣)。就李益而言，雖然出身隴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輩那一代已經門柞衰微，他早年又長期沉跡下僚，尤其是貞元時代北上邊塞南游江淮的經歷使他接近了下層百姓特別是戍邊士卒的生活，深刻體驗到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思鄉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歷十才子”中的盧綸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貞元元年人河中渾城幕為判官，在長達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親見軍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窮愁潦倒，在人生的絕大部分旅程中，生計甚至比平常百姓還要艱難。“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借車》)，“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詩人窘困生活的生動寫照。

貞元時代的詩人們有了這樣的人生經歷和生活體驗就能寫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樂以及其他人間真相的詩篇，就能夠在詩歌中寫出民間氣息和民歌風味。他們的詩作，有的關注百姓命運，如顧況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織女詞));有的描寫邊塞將士之勇敢、軍旅生涯之苦樂，如李益的眾多邊塞詩以及盧綸的《逢病軍人》等軍旅題材詩;有的同情遭遇婚戀不幸之婦女，如顧況的《棄婦詞》，李益的《雜曲》、《江南曲》等。民間風味和理俗氣息在顧況的詩作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他的《石苔鮮歌》明白如話，《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詼諧土氣，《古仙壇》戲謔天真。在顧況的詩集中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所載的顧況替秀才續詩的那則軼事，尤其可見顧況詩風理俗放誕的一面。這種理俗氣息在盧綸詩中也有反映，以致于許學夷對他的《與張摧對酌》有“讀之誠欲嘔吐之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他的《王評事驗馬花燭詩》以及《送道士》也有“頗涉俗格”之評。顯然顧況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經開啟了“元輕白俗”(蘇軾《祭柳子玉文》)的先聲。而在上述李益的幾首婦女詩中，民歌風味也是很濃郁的，“殊有漢魏樂府之遺’。

其次，詩人的生活態度和詩歌情感指數“由冷變熱”。由于國家形勢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歷詩人們對國家、社會甚至對自身都表現得相當漠然。他們的心態從總體上講是暗淡無光的，甚至是未老先衰的。這種情況到了貞元時代則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國家整體形勢的好轉，詩人們開始有了希望，心中也平添了不少熱情。他們開始關注現實，盡管現實還并不算美好;他們開始關注自身，盡管人生還有很多的不如意。顧況雖然被目為方外詩人，但他對世俗生活卻充滿熱情。除了在晚年受道篆以后，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融人現實生活之中，尤其是滿懷熱情地追求生命自由和人生理想，癡迷地構建自己瑰麗迷人的藝術世界。他為人絕不為名疆利鎖所束縛，相反，活得很張揚、很痛快。且看作為詩人兼畫家的顧況在作畫時是何等的激情四溢:“每畫，先帖絹數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調諸采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鼓，百人齊聲吠叫。顧子著錦襖纏頭，飲酒半酣，繞絹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攤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一頭覆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己執巾角而曳之，回環既遍，然后以筆墨隨勢開決為峰巒島嶼之狀。”李益從軍邊塞近二十年，邊睡大漠的偏遠荒涼，軍旅生涯的奔波艱險并沒有使他為國靖邊的熱忱和建功立業的熱望有絲毫的消磨。“莫遣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幸應邊書募，橫戈會取名”(《赴鄰寧留別》)，正是李益的熱誠自白。孟郊長年饑寒交迫，厄運相仍，但他的心底還是熱的。他孝敬老母(《游子吟》)，愛戀妻子(《結愛》)，痛悼夭子(《杏蕩》)，牽掛兄弟(《憶江南弟》)，惦念朋友(《沛州離亂后憶韓愈李翱》)。貞元時代詩人們心頭的種種熱情，反映到創作中來，便是顧況詩之放曠，孟郊詩之冷硬，李益邊塞詩之悲慨。究其實，這放曠，這冷硬，這悲慨，皆是詩人們各自生活熱情的不同表現罷了。而這種種創作熱情的進一步生發，則開啟了此后元和時代孟、韓、元、白、劉、柳、長吉諸人千帆競渡各逞詩才的興盛局面。最后，詩人的生存方式和詩歌審美趣味“由平轉奇”。蔣寅指出:“大歷詩人有個普遍的傾向，就是共性突出而個性平淡。”仁川換句話說，大歷詩人的生活是比較低調的，甚至是平庸的。而貞元時代的詩人們則力圖在生存方式上打破平庸，活得更為張揚，更有個性。顧況思想深受道教和禪宗的影響，為人狂放不羈。早在大歷時代就與被流放江南的放達之士李泌、柳渾“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舊唐書》卷一三0《李泌傳》)。建中末，顧況人韓混幕，主要是因為與幕主及僚友戴篙、張符等在藝術(主要是繪畫)趣味方面的投合。貞元五年，當柳渾舉欲薦他人朝為校書郎時，他竟以“此身還是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顧況《答柳相公》)狂誕詩句相辭。雖然對于這個為人艷羨的清望之職始辭終受，但他卻依舊我行我素、不自檢束，終因“作《海鷗詠》嘲消權貴帕3口，被貶為饒州司戶參軍。數年以后，顧況徹底脫離官場，人茅山為道士，壽近期頤。

由此可見，顧況是一個萊鶩不馴的“狂生”(顧況曾多次如此自稱)，一個無功無名的奇士。與顧況不同，孟郊的生平特征是“寒”與“直”。“寒”主要是指他生活的貧寒;而“直”主要是指詩人甘于這種貧寒生活的寒士風范。他幼年喪父，生活窘困，屢試不第，至貞元十二年四十六歲時才中進士，五十二歲始為漂陽縣尉。在任上仍以游覽賦詩為務，出薪傣之半請人代理曹務，終因貧困至極而辭職。此后他又有喪子之痛，最終在六十四歲時暴病而卒。其實，窮愁潦倒的生活并不完全是命運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孟郊正道直行、視富貴若浮云的人生操守有關。在《傷時》一詩中他曾自言君子固窮之志:“常聞貧賤士之常，草木富貴莫相笑。”在黃緣攀附成風的中唐時代，孟郊這種古直高潔的品性是難能可貴的，以致于在五百年后元人辛文房對孟郊的為人仍然滿懷敬意:“郊拙于生事，一貧徹骨，裘褐懸結，未嘗俯眉為可憐之色。”匕’‘〕與顧況之“狂”、孟郊之“寒”不同，李益的生活主調是“剛”。李益性情之“剛”主要表現在他北上邊塞、“五在兵間”(李益《從軍詩序》)的人生選擇上。李益五度從軍，前后歷時近二十年，次數之多，時間之長，不要說在中唐，就是在盛唐的邊塞詩人中也極為少見，而這恰恰凸顯了他勇武堅毅的襟懷。

詩人們個性突出、不甘平庸的生存方式，使得他們的詩歌在審美趣味上也發生了由平到奇的轉變。貞元詩風之奇，首先表現在顧況詩歌的奇幻上。顧況之詩從形式上講以古詩和歌行為最多，這類詩體限制最少，最易表現放曠不羈的情懷;從題材內容上講，顧況寫得最好的是題畫詩、音樂詩、山水詩和詠懷詩，詩中多表現他對藝術的鐘愛，對自然的阪依，對塵世的唱嘆，以及對神仙縹緲之境的向往。奇幻放蕩的內容配以最少約束的形式真可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想象過人，筆致縱橫，意象新奇，境界奇幻是這些詩作最為突出的特點。韓門弟子皇甫提對顧詩所作的“偏于逸歌長句，駿發掉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的評價，并非虛譽。貞元詩風之奇，同時表現在李益邊塞詩的悲壯上。正如蘇雪林所指出的大歷詩歌可以說是“優美”而不能說是“壯美。而從建中初到貞元末，李益在邊幕中陸續創作了大量的寥廓悲慨的邊塞詩。盡管詩中的情調不如盛唐邊塞詩那樣高昂，但卻掩不住凜凜的陽剛之氣。貞元詩風之奇，還表現在孟郊詩作的怪誕上。孟詩在內容上多寫某些極端的事物，如寒冷、饑餓、疾病等等。詩人這種以丑為美挑戰傳統的審美趣味主要是由他窮愁潦倒、厄運相仍的生平遭際所造成的。他選擇這些令人不快甚至恐懼的事物作為吟詠對象，“企圖通過對丑惡事物的描述，在理性上給予否定，從而達到對美的肯定。同時，在心理感受上，又努力以丑怪、奇異、荒誕、突兀的形象和畫面，使讀者震驚;震驚之余，使讀者在回味中思考這些形象和畫面所留下來的哲學因素。”與此相應，孟詩在用詞、造句、修辭等方面也有不少一反常態之處。總括來講，李益詩風的悲慨是對建安風骨和盛唐氣象的新變;顧況詩風的奇幻是對李白詩歌飄逸氣息的發展;孟郊詩歌之怪誕則比顧況更進一步，直接開啟了元和詩壇的尚怪詩風。

綜上所述，在世俗地主社會地位日益上升的貞元時代，詩人們與社會下層的關系較之大歷時代更為密切，下層生活的體驗也就更為深廣。這無疑會激發出他們關注社會關注人生的生命熱情和飽滿的藝術活力，并促使他們創作出或放曠或悲壯或怪誕的元氣充沛的優秀詩篇，不但成為從大歷向元和過渡的詩史紐帶，同時也呈現出貞元詩壇自身疏蕩奇崛的獨特風貌。

第二篇：中唐時代背景及詩歌總體特征小結

中唐時代背景及詩歌總體特征小結

中唐時代背景：中唐的時間跨度大約是從唐玄宗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爆發起到唐敬宗寶歷年間約70余年的時間。期間一直戰亂不斷（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吐蕃入侵）。經過“安史之亂”，唐朝的繁榮、穩定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從肅宗開始就出現了影響唐朝始末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雖然后期也出現過憲宗短期的中興，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憲宗朝又出現了牛李黨爭，加快了唐朝的滅亡。

由于盛唐到中唐國家局勢的突變，此間的詩歌發展也出現了很明顯的變化。其特征表現在：詩歌主題要從描寫理想境界轉向反映社會現實；詩歌手法要從幻想、虛構和夸飾轉向嚴格的寫實，寫作方式要從隨意揮灑轉向刻苦鍛煉，藝術風格要從高華飄逸轉向樸實深沉。因此中唐詩壇的主要傾向就是回避現實、吟詠山水、稱道隱逸。藝術上追求沖淡平和，追求韻味，趨于工整精練。

中唐詩歌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一、（安史之亂爆發—德宗貞元前期約四十年）此時處于開元盛世向元和中興的過渡的階段。士人的心態蕭瑟衰颯，大量詩歌作品表現出孤獨寂寞的心情，詩風清雅高逸。即所說的“大歷詩風”，詩人有以錢起、盧綸等為代表的“大歷十才子”此外還有以寫山水詩歌見長的韋應物、劉長卿（王維、孟浩然的余緒）；有注重反映現實民生的新樂府先驅詩人元結、顧況（杜甫開創的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到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中間的過渡性詩人）；也有善寫邊塞詩的李益（高適、岑參的余緒）。

二、（德宗貞元后期—憲宗元和年間）這一時期社會矛盾相對穩定，唐王朝出現短暫的中興局面，一大批士人積極要求政治改革，提倡儒學復興，表達了強烈的現實關懷，詩歌也因此而呈現出旺盛的創造力，產生豐富的新變，出現“詩到元和體變新”①的局面。如有以元稹、白居易②為代表，張籍、王建、李紳等人參加的新樂府運動，有以韓愈、孟郊為代表追求奇崛險怪的韓孟詩派，還有風格奇譎怪誕的詩人李賀③。此外，劉禹錫、柳宗元的詩歌創作也都獨具一格。總的來說中唐后期的兩大主要詩派是“新樂府詩派”和“韓孟詩派”。

一、劉長卿和韋應物

劉長卿經歷過“安史之亂”，其創作主要是在“安史之亂”以后。他性格剛直，一生曾兩度被貶，大部分時間是在逆境中度過的，因此他的詩歌多抒寫被貶的怨憤和寄情山水之作。④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對月》、《負謫后登干越亭作》、《重送裴郎中貶吉州》、《余干旅舍》等都是名篇。他的詩歌總是滲透著孤寂冷漠、愁苦失意的心態，詩中經常運用“孤城”、“孤舟”、“獨鳥”、“歸鳥”、“秋風”、“落日”等意象。他的詩歌風格清雅，體物精細，語言省凈，意境幽遠，豐韻情調頗近王維、孟浩然。劉長卿擅長近體，尤工五律、五絕。曾自譽為“五言長城”。

二、大歷十才子和李益

①白居易《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 ②③④元白詩派以平易通俗的語言為其藝 術特征 李賀以絢麗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傷的情調獨樹一幟

劉長卿也寫過一些邊塞詩，也有少數反映現實、傷時感亂的作品，但其詩成就最高的還是山水詩。

“大歷十才子”⑤有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和李端。他們的詩多是唱和應制、題贈送別之作，多以歌頌升平，吟詠山水，稱道隱逸為主題，也有一些邊塞題材的詩歌。他們的詩歌有著比較一致的特色，就是由盛唐詩歌的渾厚雄放轉向了工巧細膩。詩歌風格清雅淡遠，意境清幽，劉熙載說“王、孟及大歷十才子皆清雅”⑥。但其詩歌過于講究技巧，注重形式，已無盛唐的渾厚氣象。

李益是中唐前期最著名的邊塞詩人。他的詩歌受盛唐氣象的沾溉，也有時代的悲涼傷感的情調。他的詩歌風格慷慨悲涼，明人胡震亨說他“所作從軍詩，悲壯宛轉，樂人譜入聲歌，至今誦之，令人凄斷”⑦。代表作有《夜上受降城聞笛》、《從軍北征》、《夜上西城聽梁州曲》。尤擅七言絕句明人胡應麟說：“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唐所得有也。”⑧

三、韓、孟詩歌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在革新文風的同時，也致力于詩歌的革新。他極力推崇陳子昂、李白、杜甫的詩歌，意欲糾正大歷以來的平庸詩風。在繼承李、杜的基礎上，勇于創新，自成一家，并開辟了以奇崛險怪為特色的新詩派。

1．韓愈詩歌的思想內容

韓愈的詩歌有不少反映現實社會問題和表現個人失意、抒寫悲憤的詩篇。韓愈是個對現實非常關注的作家，寫下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和批評現實政治的詩歌，如《汴州亂》、《歸彭城》等，反映了天災人禍給人民造成的苦難。《謝自然詩》、《送靈詩》、《華山女》等，批評佛老及迷信禍國害民。韓愈性格剛正，幾遭貶謫，又主張“不平則鳴”，因此他的詩歌也多有抒寫怨憤不平之作，如《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等。韓愈還有些描寫山水景物的詩歌，如《山石》、《春雪》、《晚雨》、《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岳陽樓別竇司直》等。

2．韓愈詩歌的藝術成就

韓愈的詩歌糅合了李白詩歌壯浪奇幻和杜甫詩歌博大精深與“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特點，形成恣肆橫放，雄奇險怪的主體詩風。清乾隆御定的《唐宋詩醇》評論其詩曰：“壯浪縱恣，擺去束縛，誠不減于李；其渾涵汪茫，千匯萬狀，誠不減于杜。而風骨崚嶒，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則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葉燮說：“韓詩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原詩》）韓愈曾自言“少小尚奇偉”（《縣齋有懷》），“搜奇日有富”（《答張徹》），所以追求新奇偉壯是其詩歌審美的基本特征，以至于導向了險怪荒誕。他的詩歌氣勢豪壯，筆力縱橫，意境闊大而險怪。常常運用奇特想象和夸張變形的手法，創造出奇異而慌怪意象，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 ⑤⑥ 《新唐書·盧綸傳》記載

《藝概·詩概》 ⑦ 《唐音癸簽》卷七

⑧ 《詩藪·內編》卷六

樓》等。韓詩語言的突出特點是硬語盤空，蒼勁矯健，也有妥帖流暢的一面但不是主要的。

孟郊

孟郊仕途坎坷，家境貧寒，因此有些詩歌能夠反映底層人民的生活，對百姓的貧苦充滿了同情，如《長安早春》、《貧女詞》、《織婦詞》、《寒地百姓吟》、《吊國殤》、《傷春》等。更多的詩歌是抨擊世道的昏暗、抒寫自己的貧寒與憤懣，如《秋懷十五首》、《贈崔純亮》、《長安旅情》、《苦寒吟》等。此外，還有一些描寫骨肉親情的詩歌，如《游子吟》、《結愛》、《杏傷》等。孟郊的詩風與韓愈接近，也有奇崛險怪的風格，韓愈稱贊孟郊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但孟郊的氣度和才力不及韓愈，又因仕途坎坷，家境貧寒創作心態也不一樣，所以他的詩歌在奇崛險怪之中帶有幽僻清寒、凄涼苦澀的情調。⑨。孟郊的詩歌創作以苦吟著稱，元好問曾說“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后地一詩囚”（《論詩絕句三十首》）。他的詩歌非常注重字句的錘煉和構思的新奇，言辭洗練精警，意境清幽峭拔。其詩感情真摯，蘇軾說他“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讀孟郊詩二首》）。他的詩善于寫景，但多是借景抒情，景物帶著濃重的感情色彩，以寒景冷物表達愁苦凄涼的心境，《秋懷十五首》是這類詩歌的代表作品。孟郊有些詩歌寫得淺易自然、樸素真淳，如《游子吟》等，也有輕快明麗之作，如《登科后》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而這些正是其詩廣為流傳的作品。

⑨蘇軾所說“郊寒島瘦”（《祭柳子玉文》），《新唐書·孟郊傳》所說“思苦奇澀”都是對其詩風的評價

第三篇：試析鄭谷詩歌“詩史”探微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鄭谷詩史內容藝術手法風格

論文摘要:晚唐詩人鄭谷，創作了大量堪稱“詩史”的詩篇。他通過運用典型化的手法，將敘事、抒情巧妙地結合，廣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的社會現實及世人的心理狀態，呈現出沉郁的風格，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生于宣宗大中年間，卒于唐盡梁初之時，主要經歷彭、嘻、昭、哀四朝。生逢亂世，際遇坎坷。在其現存的詩歌中，約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唐末的社會現實及世人的心理狀態，堪稱“晚唐咸通后禧、昭宗時代的詩史。

在中國詩歌史上，“詩史”這一概念最早見于晚唐孟菜的《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由此可見“詩史”最早是用來評價杜甫詩歌創作的。自孟茶后，歷來對“詩史”的解釋眾說紛紜，總體說來，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認為“詩史善紀事”(邵雍《詩史吟》)。即“詩史”應廣泛反映時事，可以詩證史或補史之網。如黃宗羲《姚江逸詩序》云:“詩之為史相表里也”，《萬履安先生詩序》云:“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謂一代歷史，未聞以詩補史之網o”另一種則認為“詩史”不僅記載時事，還通過個人生活遭遇及情感體驗，多方面反映時事，是廣闊的時代背景、深刻的歷史內涵、生動的精神世界的統一，是一代歷史與心靈史的結合。如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云:“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疾，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浦起龍《讀杜心解》亦云:“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更為全面，因為‘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刻，……它能‘急劇地改變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從而活生生地發生在幾乎每個人的行為中，發生在每個人的喜怒哀樂中。因此，“詩史”既包含詩人生活時代的社會現實，也包含由此而產生的情感體驗，是用詩的形式來反映歷史生活的真實面貌和詩人敏銳感受到的時代氛圍，在揭示社會的本來面目和心理狀態的同時，從更高層次上把握歷史精神。

基于上述“詩史”標準，根據嚴壽澄、黃明、趙昌平《鄭谷詩集箋注》，經初步統計，鄭谷現存詩三百二十余首，其中堪稱“詩史”的有百余首。這些詩作廣泛而深刻地展現了唐末社會動蕩、王室衰微、民生疾苦的時代風貌，并將親身經歷和主觀感受融匯其中，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晚唐末期，戰亂頻繁發生，人民四處逃亡，到處呈現出一片衰敗景象。在鄭谷的詩歌中，有大量關于戰爭及其戰后景象的描寫。“高秋軍旅齊山樹，昔日漁家是野營。牢落故居灰燼后，黃花紫蔓上墻生。”(《諸宮亂后作》)反映了黃巢攻破長安前，江陵兩遭兵火的破敗景象。《梓漳歲暮》:“江城無宿雪，風物易為春。酒美消磨日，梅香著莫人。老吟窮景象，多難損精神。漸有還京望，綿州減戰塵。”揭示了黃巢被鎮壓后，中和四年東西川楊、陳交兵，嘻宗及從難臣民歸途阻絕的史實。《長安感興》所記“落日狐兔徑，近年公相家”的景況可視為史載亂后“荊棘滿城，狐兔縱橫”的印證。‘舊暮寒擎急，邊軍在雍岐。”(《搖落》)表現了對新的戰事的隱憂。此外，《鎂破》《漂泊》《初還京師寓止府署偶題屋壁》《奔問三峰寓止近墅》《壬戌西幸后》《黯然》等，也均對唐末戰爭及戰后的凄涼景象有所反映。

戰爭的頻繁發生，勢必給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加之賦稅的沉重，地主富商的盤剝，百姓生活貧困、流離失所，與之相反，權貴們卻仍舊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鄭谷關心民生疾苦，并對此進行了廣泛反映。《感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通過描述百姓荒廢田園，競相種花的奇特景象，揭露了富豪之家奢靡的生活。《偶書》:“承時偷喜負明神，務實那能得庇身?不會蒼蒼主何事，忍饑多是力耕人。”反映了百姓的貧困生活，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而《錦二首》其一:“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人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灌來云雁活，夜機挑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流離桑拓殘。”將貧苦百姓的雨夜挑機、清燈熒熒、饑寒交迫，與達官貴人的舞衣旋轉、香風陣陣、仙樂飄揚，進行對照，憤慈之情溢于言表。

同時，鄭谷對統治者的昏庸、官場的黑暗、科場的不公也進行了揭露與批判。《順動后藍田偶作》:“小諫升中諫，三年侍玉除。且言無所補，浩嘆欲何如。宮網飛灰燼，殯墻落里間。藍峰秋更碧，沾灑望變輿。”悲嘆帝王不聽取臣下意見，一意孤行，導致傾覆的可悲下場。((蜀江有吊》:“孟子有良策，惜哉今已而。徒將心體國，不識道消時。折檻未為切，沉湘何足悲。蒼蒼無問處，煙雨遍江籬。”痛斥宦官對朝政的掌控及對忠良的迫害。《早人諫院二首》其一:“玉階春冷未催班，暫拂塵衣就紛眠。孤立小心還自笑，夢魂潛繞御爐煙。”反襯官場的污濁與險惡。《贈楊夔二首》其二:“時無韓柳道難窮，也覺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幾人才氣似揚雄。”揭露科舉舞弊的盛行及對人才的埋沒。總之，末世的種種弊端幾乎都在鄭谷詩作中有所體現。此外，長期的科舉和仕宦生涯，使鄭谷四處漂泊、顛沛流離。在這一過程中，他已深深感受到李唐王朝日趨沒落、無可挽救的現實。統治者的閉目塞聽，官場的黑暗污濁，世風的澆薄腐化……這些，他都無力改變，只得在風雨飄搖中保持自己不與奸候同流合污的高潔品格，并最終選擇隱退。這從“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自遣》)“坐看群賢爭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詩。”(《春暮詠懷寄集賢韋起居衰》)中均可體現出來。盡管詩人的這種潔身自好思想及歸隱志趣，顯得十分消極和軟弱，但亦是基于對社會現實的體認，亦是對黑暗社會的抗爭，在唐末朝政日非的情況下，難能可貴。

綜上所述，唐末的社會現實及時代風貌幾乎都能在鄭谷漂流江湖的一葉扁舟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這些詩歌，堪稱唐末“詩史”。

與詩歌的“詩史”性質相適應，鄭谷在藝術手法和風格上也力求創新，別具一格。

他不單純的以事感人，而是注重主觀情感的抒發，將敘事、抒情融為一體，記敘的是時事，反映的是歷史的真實，抒發的是一己情懷，從而更具感動人心的力量。《送進士許彬》:“泅上未休兵，壺關事可驚。流年催我老，遠道念軍行。殘雪臨晴水，寒梅發故城。何當食新稻，歲穩又時平。”在記敘徐、灑一帶連年征戰及亂后城池荒廢的同時，抒發無限的痛惜及對河東唐師討李克用失利的憂慮。《奔避》:“奔避投人遠，漂零易感恩。愁髯霜颯颯，病眼淚昏昏。孤館秋聲樹，寒江落照村。更聞歸路絕，新寨截荊門。”記錄了秦宗權久圍荊南，道路阻絕，詩人滯留蜀中的史實，并表達了內心的愁苦和絕望，巧妙地將客觀的真實敘述與主觀的強烈抒情相結合。

同時，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選取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意象，進行細致人微的敘述和描寫，充滿真實感。《巴江》:“亂來奔走巴江濱，愁客多于江激人。朝醉暮醉雪開霧，一枝兩枝梅探春。詔書罪己方哀痛，鄉縣征兵尚苦辛。鬢禿又驚逢獻歲，眼前渾不見交親。”通過避亂人蜀、嘻宗罪己、鄉縣征兵等典型事件，從側面反映唐末的第二次大**及其對社會的破壞。《江際》“杳杳漁舟破嗅煙，疏疏蘆葦舊江天。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萬傾白波迷宿鷺，一林黃葉送殘蟬。兵車未息年華促，早晚閑吟向滬川?”選取了“漁舟破嗅煙”“蘆葦舊江天”“白波迷宿鷺”“黃葉送殘蟬”四個蕭條冷落的意象，反映了戰亂帶來的凄涼色彩，傳達了流落江湖的落寞情懷。通過對具體事件的敘寫及對細微景象的描繪，使詩歌的表現力大大增強。

沉重的現實主題、悲傷的孤寂情懷、凄涼的場景選擇，使得鄭谷的“詩史”帶有沉郁的風格。唐王朝的搖搖欲墜，使得大唐盛世終成歷史、中興之夢化為泡影，晚唐的詩人們已不可能再擁有盛唐文人的昂揚雄風和中唐士子的矯激不平，他們只有懷著濃重的悲哀走向自我心境的挖掘。鄭谷雖力矯“浮華重發作，雅正甚湮淪。”(《故少師從翁隱巖別墅亂后棒蕪感舊槍懷遂有追紀》)的時風，亦不免染上末世的衰颯，因此二者的沉郁并不相同。“杜詩之沉郁如雪中之松，蒼勁挺拔;而鄭谷詩的沉郁則如‘霜中之菊’，凄涼悲切。

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每當社會處于劇烈動蕩之際，“詩史”的出現就會成為時代的必然。(詩經》如此，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如此，杜甫如此，鄭谷亦如此。盡管他的成就不及前人，但亦是構成“詩史”鏈上的必要一環，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亦晚唐巨擎矣。

第四篇：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特征及意義

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特征及意義 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質。物質文明的核心特質在于先進生產力, 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質在于先進文化, 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質則在于先進的制度, 特別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反映了特定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制度化、規范化水平。一方面, 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 政治文明為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 使之更加健康、穩定、持續地向前發展。因此, 從一般意義上說, 政治文明的本質在于制度文明。

一、政治文明的提出

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并且提出應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不久, 鄧小平就提出“ 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 , “ 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后江澤民同志又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 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并列, 突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政治文明既有價值形態的內容,也有制度形態內容。人類的文明系統作為一個整體, 其各個組成部分—無論是物質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還是政治方面的—必然會相互聯系、相互貫通, 甚至有重疊的部分, 但彼此并不能相互取代。如果說物質文明著重的是器物, 精神文明著

重的是文化, 那么政治文明著重的則是制度。

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看, 建設和發展政治文明是大勢所趨。在改革開放后, 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不平衡, 由此帶來了諸多問題, 而且對經濟改革的深化形成了制約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 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 調整和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 極大地推動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和活力。經過30多年來的探索和實踐, 我們通過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 使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上了一個新臺階。

政治文明指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當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領導體制和工作制度, 加強黨內民主的建設, 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將建成高度富強、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其奮斗目標時, 這就把在社會管理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為科學和更為先進的制度, 作為新時期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方向。在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中, 我們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 實事求是地確立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目標、發展模式和實現道路, 同時看到, 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 隨同各民族文化發展起來的各國文明有其獨特的發展歷史, 它們既是各族人民創造性活動的成果, 也是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共同財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唯有積極繼承, 或不斷地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有價值且適合于社會主義的成果, 才能為提升現代政治文明創造最大的可能, 才能處于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更高階段。

政治文明的概念和內涵有其歷史性、結構性和系統性。所謂歷史性就是說政治文明的現實形態都是由歷史生成的, 是與人類歷史發展相伴而生的!因而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廣闊視野來看, 具體的政治文明最初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點, 而隨著人類歷史向“ 世界史” 展開, 政治文明也就越來越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就一般而言, 現代政治文明具有共同的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和司法公正等內涵。政治文明的內在結構主要由政治意識、政治制度、政治機構和政治行為等四個層面組成一個系統, 它們相互依賴而互動, 有著自身特定的意義和地位。政治意識是政治文明的價值規定, 具有優先性和核心地位。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載體和體現, 它上承價值, 下規行為。政治制度是用來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 在此意義上, 所謂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問題獲得了制度的關照, 出現了制度化解決的途徑。比如：就我國的政治現狀而言, 政治責任的問題迄今仍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 因此, 領導的責任制和責任政府的有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無疑構成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政治機構是政治文明的物質表現。馬克斯· 韋伯曾認為現代社會的合理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機關的“ 理性結構” ,社會的合理化源于政府結構的理性化。這一思想以及西方現代政治文明在這一領域的表現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國近年來政治發展中所遇到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機構安排的不合理問題, 機構重登、職能交叉、責任不明是我國由來已久的老向題。政治功能和行為是政治文明的現實表現。在理論上、制度、規范、機構和角色所承載之價值最終會毫無例外落到它們的功能和行為上, 機構功能和角色行為是價值通過制度、規范、機構現實化過程的末端, 或者說, 它們是制度、規范、機構設計和安排是否合理、有效的檢驗者。政治文明要求機構功能的設定和運行必須符合價值和制度上的安排, 角色行為必須規范而有效。就此而言, 我國在這一領域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為此, 在根據政治文明的價值要求理順機構功能的同時, 應下大力氣改變政治角色選任和監督的現狀, 從而使文明的風氣在政治角色行為領域獲得張揚!如果我們在這一問題上停滯不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就會受到根本性的影響。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區別于資本主義等其他國家類型的政治文明的特殊性。在政治文明的主體地位上, 社會主義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數人對于多數人的統治,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推行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 使人類政治文明的主體性擴展到了大多數民眾。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就是為了要保證廣大人民當家作主, 實現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理論上講, 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以及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的優良傳統, 都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民主政治要解決的, 就是黨、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政治文明實現的目標就是民主政治, 就是民主和法治。所謂民主, 就是主權在民。與此相關的則是, 任何國家機關的權力, 都來自子公民權力的讓度, 公權機關的任何活動, 都應當以尊重和維護公民權利為最高準則。任

何違背公民根本意愿的主張和行為, 都是不合理的, 都應當得到糾正。所謂法治, 就是在一個社會里,任何組織和個人的行為, 都應當符合法律既定的原則和具體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 憲法是公民的權利書, 任何有背憲法精神的行為和規定, 都應當被制止!行政機關應當依照法定的職權和程序辦事, 禁止任意行政。

四、結尾

我們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 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作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指導思想, 按照“ 擴大民主、完善法治、穩定社會、重鑄文明” 的政治現代化基本方針, 借鑒世界政治文明成果, 與時俱進, 開拓創新, 在政治文明建設方面有所作為, 有大的作為, 如此才能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五篇：論荊軻人格特征及時代意義

論荊軻人格特征及時代意義

12金融3班4號 趙文文

摘 要：荊軻刺秦王一舉引出了一個深刻的思想話題。有人認為從今天的某種歷史觀點來看，荊軻刺秦王未成功，才得以秦統一六國，而荊軻刺秦王是對抗統一潮流、開歷史倒車。但我認為荊軻為保國刺秦王體現的一種抗擊強權的人性道義，體現了其志向遠大、足智多謀、英勇無畏。假設荊軻成功刺殺了秦王，也不一定是歷史倒退，也許國家會造就另一種相對穩固的模式。雖方式可質，但總精神、行為值得肯定。

關鍵詞：人格特征；時代意義；評價荊軻

一、荊軻人格界定

荊軻刺秦王，塑造了一個志向遠大、足智多謀、英勇無畏的英雄形象。首先是志向遠大，荊軻“好讀書擊劍”，文武兼修，是一個有遠大理想的人。在衛國受到秦國威脅時，荊軻“以術說衛元君”，可見他愛國，以天下為己任。到了燕國后，“荊軻雖游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可見他真才實學，胸有大志，始終胸懷天下。“賢豪長者相結”，說明荊軻一直為實現理想而努力。“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勾畫出荊軻個性深沉、志向遠大的特點。

其次是足智多謀，當秦舞陽在秦王的宏大排場面前“色變振恐”，引得 “群臣怪之”。眼看就要露餡了，荊軻回頭笑看了秦舞陽一眼，向前對秦王謝罪說：“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懾。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于前。”荊軻在如此緊急的關頭能鎮定自若，并巧妙地消除了秦王的疑心，充分顯示了他的智慧。

還有他的英勇無畏精神，荊軻在燕國受到秦王威脅時挺身而出，這是一個英勇的豪俠。這是在六國瀕臨覆亡時的拼死抗爭，“刺秦王亦亡，不刺秦王亦亡”，荊軻知其不可而為之，不怕犧牲不畏強權。荊軻前去行刺秦王，在告別之時，荊軻放聲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充分顯示荊軻的英勇無畏。在這位英雄身上，體現了一種反抗強暴的無畏精神。在后文中描寫荊軻刺秦王的驚險過程，寫荊軻向秦王進獻地圖，當秦王打開地圖，匕首露出來的時候，荊軻順勢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起匕首，刺向秦王。荊軻的匕首還沒有接觸到秦王身體的時候，秦王在驚惶中抽身而起，一下子把衣袖掙斷了。于是荊軻追秦王，秦王繞著柱子拼命奔逃。同時群臣“以手共搏之”，讓秦王有機會拔出劍來反擊荊軻。荊軻的左腿被砍斷了，倒在地上，還舉起匕首投向秦王，但沒有擊中。秦王再用劍刺荊軻，荊軻身上受了八處創傷。荊軻知道事情辦不成功了，就“倚柱而笑”，視死如歸。秦王左右的人上前殺死了荊軻。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刺殺場面，充分體現了荊軻的英勇無畏。

為了能接近戒備森嚴的秦王，他運籌帷幄對秦王的喜好了如指掌，他能言善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樊於期仰天太息扼腕流涕。以首相贈他對秦王的人際脈絡知根知底重金賄賂蒙嘉疏通覲見環節，如此步步為營環環相扣滴水不漏豈是一【1】個謀字可以概括。荊軻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強秦，刺殺秦王，其中報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無可否認的，直到臨死他還念念不忘：“必得約契以報太子。”可見他是知恩之士。

二、時代意義

在當時正處戰國末期。當時，秦統一六國的大勢已定，弱小的燕國也山窮水

【2】盡，即將被吞并。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秦代表的是強權封建勢力，而荊軻則是反對強權的勇士。在當代，同樣存在強權霸權的現象，我們需要將民主意識深入人心，像荊軻一樣不畏強權，應該有更多的荊軻來制止強權。

當代也有許多人否定他的做法，說秦統一天下才是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荊軻刺秦王的行動實際上就起了阻礙歷史前進的作用。但是我認為，荊軻的行動能否看作是阻礙歷史發展的，應從多角度作具體客觀的分析。

首先，荊軻他是當事人，他并沒有預見性當然不知道歷史，對荊軻的行為只有在可選擇時才能評價的。其次，當時荊軻的邦國正面臨被吞并的威脅，只要是具有名族情感的志士都會義無反顧地為保衛國家而戰，在當時荊軻的價值觀下前去刺殺秦王是在情理之中。再是，歷史存在可能性，時勢造英雄，即便當時刺殺成功，秦不能統一，也不一定是歷史的倒退，說不定會有另一種相對穩固的模式出現，國家還是會發展變革下去。并且若荊軻一人就能阻礙歷史的發展，那么他也太“強大”了。再從歷史發展、從社會進步的角度看，秦國統治者畢竟是封建地主階級，他們統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戰爭，充滿了掠奪性和破壞性，因而，給被兼并國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破壞社會穩定發展。還有即使秦未統一六國，歷史還是在發展，我國的歷史會有不一樣的歷程，最終還是走向穩固的，只是過程不同而已。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若在先人中沒有像荊軻這樣敢于反抗敢于犧牲的豪俠，那么漸漸的我們的中華傳統化中也就不再有保衛祖國的強烈的名族意識了，都只會是順從強權的懦弱之人，那么在當今也不會有立足之地。

三、對荊軻優缺點的評價

荊軻刺秦方式上存在缺陷，但總精神值得肯定。荊軻本有識人之明，認為秦武陽不是實施計劃的適當人選，而因為太子丹對他稍微失去了點耐心他就十分過意不去，甚至改變了他原先預定的計劃，最終放棄了自己正確的選擇，這也便是

【3】荊軻的謀略上的缺點。由此看來，荊軻如果采取正確的決斷，堅持正確的選擇，那么也許結果會有所不同。不僅是謀略上存在缺陷，方式上也存在缺陷，此舉太過魯莽，沒有考慮到敵眾我寡，以及沒有細想刺殺方案，在這點上來說是草率的。而且荊軻沒有考慮到前去行刺秦王，如果沒有成功，秦王必怒，會加速秦滅燕國，愛國之心無奈卻成了國家滅亡的催化劑。同時，以暴制暴不見得是一種保衛國家的好方式。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將荊軻否認，在他身上，我們還是可以看見許多非常崇高的精神。首先，他十分忠誠，忠于國家。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都只有一次，但是他卻能在一個國家陷入危難之際，以壯士的身份挺身而出，絲毫不為自己的性命著想，為了國家他可謂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4】，荊軻如此忠誠，稱得上是“士為知己者死”。第二便是他的俠肝義膽，他雖然謀略不行，但是十分有膽識：荊軻也許早已知道自己的下場 “心知去不歸，徒有世后名”可是他依然義無反顧，為了自己的國家慷慨赴死，這樣的俠肝義膽是可歌可泣的。

總之，勇士荊軻有一種像革命先烈一樣的要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雖然他的做法是以暴制暴，并不可取。可是他的精神應該為我們所學習，我們應

【5】該思想成熟地在縱觀全局做一個下像荊軻一樣能為祖國付出一切的愛國者。

參考文獻：

【1】 顏家明：“荊軻——一個被誤讀的英雄”，《中學語文教學》，2012年版，第3期

【2】 唐凌：“我們的荊軻,以何種面容出現?”，藝術評論 2011，第10期 【3】 何偉：“我看荊軻刺秦王”《中學作文教學研究》 2012，第3期 【4】 李寶建：“荊軻刺秦何不以高漸離為副？”國學 2011，第9期

【5】 劉松亭：“漫談荊軻與刺客的成敗”，語文天地 2012，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