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興才:以“表達目的”為軸心,構建寫作教學內容體系
陳興才:以“表達目的”為軸心,構建寫作教學內容體系
摘要:表達目的是寫作活動的原點,表達目的真實則對應著真實的寫作,反之則是假寫作。中學寫作教學的痼疾與表達目的不受重視有密切關系。表達目的直接帶來文體分化,其達成程度也構成了作文評價的基礎。基于表達目的,維合文體、技法、生活領域,構建寫作教學內容體系,有著強大的合理性。關鍵詞:表達目的文體
作文評價
生活與成長人文母題
地球儀 如果以表達目的作為構建寫作教學內容的基礎,它涉及到以下幾個重要認識:
一、什么是表達目的?它在寫作中有怎樣的突出地位?表達目的,本來就是寫作目的(但這個詞還有附著于寫作活動上的外在功利目的,如為考試,這里把它排除),因為寫作就是表達。寫作是整理和表達“思想”、“情緒”的過程,寫作教學既是為了讓學生“有思想”“有情緒”,也是教學生“如何思想”“如何表達情緒”的過程。前者是教學的擔當與責任,后者是教學的入口與途徑。筆者曾戲言,世上有兩種寫作,一種是真正的寫作,有表達目的,有觀念或情感訴求。另一種是中國式考試化寫作,這是“假寫作”。為什么說它是“假寫作”呢?因為“我”被屏蔽于場外,呈現出凌空虛蹈的道德布控、大而無當的價值蘊含、抽象虛無的哲學指示以及矯揉造作的情感造勢,它糾合了八股、偽圣、小心、媚上、言不由衷、無用等所有壞毛病,是無腦式表達,除了為考試這個外附的功利目的之外,在內在表達功能上,它是無目的的。既然無目的,則不是由衷地表達,自然不會說自己話的——我們所批判的套路作文是代命題者立高言,其本質是寫作者表達目的失位。寫作需要在“表達目的”關照下進行,干預現實、反映生活、交流溝通等都是“表達目的”,即使只是個人情緒的流露,表面上與別人無關,但對于自己來說,也包含了宣泄、反省等隱性目的或稱初衰。寫作其實是離不開表達目的的,無表達目的則無寫作。寫作教學內容的設計自然離不開“表達目的”的觀照。課程標準里有明確的表述“鼓勵學生自由地表達、有個性地表達、有創意地表達,……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生活,體驗人生,激發寫作欲望。引導學生表達真情實感,不說假話、空話、套話,避免為文造情”,但在應試的格局中的寫作教學很難催生出真正的好文筆、好文章,并且眾所詬病的學生文風的浮夸不實、套話連篇更是反映出其“育人”的功效很是糟糕。扭轉無情無思無我的寫作現狀,有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讓寫作具備真實的寫作沖動與表達目的。表達目的包括:我為什么要寫,我是誰,寫給誰看,表達什么,如何表達能實現自己的表達目的,等等。“表達目的”是寫作的源動力——它指向為什么要寫作;在它的觀照下如何更好的表達——指向怎樣寫;隨著學生的心智和情感的生長,表達目的又會隨之多樣化和深廣化——指向寫什么。由此看,表達目的,可能是構建寫作教學內容序列,使寫作教學體系化、整體化的重要線索。
二、表達目的有哪些?與文體是什么關系?近年來,寫作命題得到極大關注,雖然在試卷上還保留著命題的說法,而在研究層面和教學層面,我們已經稱為寫作任務的設計。從“命題”到“寫作任務設計”,顯示的是教學觀念的提升,更講究明確的目標和過程指導。如得到較多認可的“任務驅動型寫作”,“情境寫作”,“基于交際語境的寫作”,無論是“任務”、“情境”還是“交際”都顯示和強調真實的表達目的。實際寫作中,學生的表達目的和寫作意圖,具有多樣性,如闡發觀點、表達對具體事件的主張,表達某種情感、呈現訴求、傳達心聲、傳播文化、展示生活、批評與頌揚……甚至連吐槽、發牢騷,都是。它的多樣性,對學生進行寫作活動時所需要具備的各種寫作素養以及把握文體特征提出了要求。表達目的有哪些呢?英國的安東尼·海恩斯梳理出102種表達目的,如:為了道歉;為了控訴;為了應用某物;為了評價;為了安排;為了詢問;為了感慨;為了禁止;為了敲詐;為了取消;為了慶祝;為了挑戰;為了核實;為了聲明;為了澄清;為了安慰;為了解釋;為了溝通;為了抱怨;為了隱瞞;為了確認;為了提示某人;為了玩笑;為了評判;為了誤導;為了使人為難;為了說服誰;為了安撫;為了表達極大的憤慨;為了責罵;為了反駁;為了詳細敘述;為了威脅;為了交易;為了促使什么;為了警告什么……①他的分類非常細致,我們不必追求如此的極細化,但他的分類給我們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表達目的與文體是什么關系?文體正是由表達目的呈現。但現在的文體的劃分卻給了我們困擾:我們今天的寫作,記敘、描寫、議論、說明的四分類借用的是表達方式,并不呈現具體的表達目的,或者說非常籠統;還有一種分類是按文學作品來分——小說、散文(中國的,國外無)、戲劇、詩歌,它依然與學生練習寫作中應該貫穿的表達目的——為什么寫、我是誰、寫給誰、表達什么——不能直接相關。此種情況下,我們不妨關注中國古代的成果。中國古代較早的對于寫作目的的表述如“詩言志”、“不平則鳴”等理念,實際上指向了寫作目的,也過于籠統。劉勰的《文心雕龍》反對浮靡,主張實用文風,這個“實用”可不是指“應用文”,體現的正是寫作目的。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把文章劃分為表、贊、盟、說、論、悼、銘、記等三十多種文體,其實可以給我們借鑒,這些文體都是基于“目的”的——雖然有的“目的”與當今學生相去太遠。就學生的生活現實或成長需求來看,如“要求春游”、“反對補課”等等,就是非常明確的表達目的。現在設想有兩種任務設計:一種設計是“寫一篇關于春游的文章或心得”。另一種設計:
1、設想學校取消春游,你們得爭取,寫封信去打動校長。
2、校長同意春游了,為了打消校長的安全顧慮,制作一份春游實施方案,要求全班同學執行。
3、春游回來后,為了讓校長和家長覺得讓學生去春游是做了一件正確而欣慰的事,把春游中的情形作些描述。這兩種設計,前一種不帶表達目的,或者說不具有目的驅動性,相信很多學生不愿意寫,或者不知道往哪個方向寫,從選材到主旨到重點詳略、安排都模糊。而后一種設計,目的驅動明顯,寫給誰,為什么要寫,達到什么目的,都很清晰。任務1是為了說理,說服校長,屬于說理文范疇;任務2是為了告知同學們執行事項及規則,屬于說明文范疇;任務3是為了打動和感染校長、家長,表現自己有所得,很快樂,少不了敘事、描寫,求生動,屬于記敘或描寫類作文范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由表達目的出發,涉及到“表達方式(敘還是議還是闡釋)”、“主旨或觀點(為什么寫)”、“客體對象或材料(寫什么)”、“重點、詳略、技巧(怎樣寫)”,這幾個元素又正好構成了我們所說的文體特征。既然“表達目的”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元素,那么以它為軸心來構建寫作教學的內容系統就有了極大的合理性。表達目的的劃分可以有如安東尼·海恩斯疏理的一百多種,也可以不必那么細,設計幾個大類,大類中各自重點設計數個小類,兼顧身份差別、對象不同等等,可以構成一個干枝分蘗的目的序列。當然這個目的序列不必刻板固定,它的多樣性、個性化,提供了基于不同學情的豐富多彩的寫作設計,并照應到“各種表達意圖”所要具備的各種寫作素養以及與之相應的文體特征。這個目的觀照下的寫作序列的構建,或許是多少年來無數老師和研究求之不得、斟酌不定的所謂作文教學內容系統的相對更為合理的圖式。
三、表達目的與寫作評價有什么關系?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無表達目的不寫作;有表達目的,且實現得好,就是好的寫作成果;雖有目的,但寫作結果與這個目的沒什么關系,那就不是好的寫作成果。基于這個理解,我們可以為討厭的應試腔作文號脈。這里可以重點關注兩情情況:一是議論滔滔而不會分析。比如我們的學生寫議論文,他有了一個觀點——先不談這個觀點的價值,只看他的論證和說理——很多是凌空高蹈的人生哲學,他并不會分析,常用的是名言警句、事例、類比的堆砌,在他的意識中,以為這些就可以推出結論,而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分析和真正的說理。就如以下一文(片段):一個人只有專注于一個目標,才能在這個目標上取得成功。相信大家對麥當勞都不陌生吧,可誰又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呢!麥當勞在創業之初只是小店,當時有一個叫克羅克的年輕人和一個荷蘭人從麥當勞兄弟手下買下了這個小店。克羅克是一個有點愚蠢的人,他只開麥當勞店,加工牛肉,養牛錢都由別人賺,而荷蘭人卻十分聰明,他不讓任何人有賺錢的機會,麥當勞,牛肉加工廠,養牛場全在他一個人旗下。好多年后那個荷蘭人,他除了200頭牛以外一無所有,而此時克羅克早已將麥當勞店開遍世界了。這也許就是專注的力量吧!也只有專注的事情才不會給自己留下遺憾。朱熹說過,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為舉世聞名的科學巨匠,是因為他對科學研究的孜孜不倦,在勤奮,專注的專研中達到了忘我的境界;偶像歌手周杰倫……;岳飛之所以名垂千古,全然是憑他對“收拾舊河山,朝天闕”的專注。我們把這樣的作文寫法看作一個泥沼,大批學生陷進去出不來,以為在這些事例和名言和比喻中打滾就是在說理,其實如果我們反問克羅克的成功真的是因為只做一件事而荷蘭人的不成功真的是因為做得太多嗎?這類心靈雞湯根本經不住推敲,否則你怎么理解蘋果除了電腦外要開發手機和新的應用軟件,怎么理解馬云經歷過各種創業形態的嘗試才成功的,怎么理解專注于一物的百年老字號最后的倒閉?愛因斯坦的專注是怎么回事,作者知不知道他連文學哲學方面都是廣泛涉獵而都有成就的?從議論文寫作的特性來看,作者根本不是在說理和分析,事物與觀點之間的邏輯聯系無法得到證實。而我們如果還原一下它的寫作目的實現情況——本是要證明專注的價值,結果他的那些滔滔議論,根本不能證明——讀者聽了,不相信,那就是“表達目的”滑坡了。如此,我們就可以形成這樣一個作文評價標準:能實現表達目的就是成功的寫作,反之則是壞作文。再換個角度說,如果我們學生在作文時,有著強烈的表達目的意識,他就應該會不斷反省,我這樣說有沒有用,怎樣說才有用,就不至于寫出無用的話來。二是文采泛濫而不著邊際。中國的傳統寫作就有文藝化和抒情性特征并遺傳至今,這從古代詩歌散文寫作可以看出。其實好多古代作品,如果站在固有的美和抒情的價值標準上,它們是優秀的,但如果以今天的公民素養和理性精神來說,它們又是原始的、虛弱的。便如《過秦論》那樣的名篇,也只是依靠鋪排和蓄勢取勝,并不能真正提示秦亡與仁義不施之間的邏輯(它從商鞅變法就開始了集權和暴力統治,為何有幾百年興盛?而六國的滅亡難道也是仁義不施的結果?)。古代傳統遺留之外,還有今天的應試教育及其衡文觀,在文采上過于重視,涉及到的高分作文標準“立意深刻”、“構思巧妙”、“生動傳神”、“語言優美”幾乎都是文學創作傾向的標準。如下面這個作文的片段:在《愛麗絲夢游仙境》中,那只西裝革履的小兔子,一邊飛奔一邊看表,大喊著:“我沒有時間了,來不及了。”此舉映射現代人之嘴臉。我們生活的賽制被統一規劃為運動場上的賽跑一般盲目,路程被定死,只需關注時間的毫厘之差。然而,生如逆旅,重要的并非時間的一分一秒,而是生命的縱橫廣遠。如同法國文學家左拉所說的俏皮話:“人生只有兩分半的時間:一分鐘微笑,一分鐘嘆息,半分鐘的愛。”生而在世,最后盡歸于圣經所言:“他試煉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只可惜飛馳出的熏心利欲,使我們聚焦于“時間”之上。凡是錙銖必較于時間,且以時間為標桿,成為王開嶺先生筆下的“像流水線產品”一樣的人生,起點與終點劃定,毫無意趣。這樣的表達是現在所謂高分乃至滿分作文的典型樣式。文中邏輯不通,立論片面,混亂不講理。作者是把“生如逆旅,重要的并非時間的一分一秒,而是生命的縱橫廣遠”作為主論點,貌似“明確”。然而它的意義卻很不明,作者要表達的也許是“時間不重要,生命中不用那么急迫”,然而,就算這是可以成立的命題,那“生命的縱橫廣遠”該如何詮釋,究竟在表達什么?如果是從空間上說的,它能超出時間之外嗎,或者,追求走得更遠,與時間的珍惜是否矛盾?如果不矛盾,又怎么理解“并非時間的一分一秒,而是生命的縱橫廣遠”,這是一個二元對立表達。作者的立論其實是懸在半空的,一追問可能就無立足之地。至于舉出左拉的格言,如果如作者所說,生命質量在于空間的“縱橫廣遠”,與例證的“微笑”、“嘆息”和“愛”是什么關系?在邏輯上有何關聯?然而這些致命弱點都因所謂文采而被忽視。文學性表達本非壞事,但我們的寫作教學不是培養作家,更不能文采上向作家看齊,而思想上向傻瓜看齊。為什么說這種傾向很不好?還是回到表達目的上來——寫文章是要說清事情的實質,把事物的聯系剖開來,使讀者的腦子清爽起來,而這樣的文采泛濫卻達不到這個目的,既然達不到,就是無效表達,就是無意義的。號脈之后,我們可以有這樣的認識:表達目的可以照見寫作結果的高下,換個角度說,它自然應該成為寫作教學設計的牛鼻子。
四、如何以“表達目的”為軸心,建立地球儀式的教學內容結構體系?有研究者認為中學沒有寫作教學,雖激烈,卻是有道理的。考察實際寫作教學,不難發現這樣的情形:一是長期的以考代教,也就是說從初一或高一起始就是拿作文題(更多可能是類似于或直接就是中高考作文題)來給學生寫作,當然會有批改、講評、修改提升等,但其本質上,為什么寫這個題目,重點要達成什么目標,是很少有具體規劃的,基本上屬于隨興而作。二是在“指導”中突出的是應試技巧、得分技巧以及作為“教學文體”的記敘文、議論文體式特征知識,把從課文選文、滿分作文、競賽獲獎作文、雜志上的美文等“范文”的閱讀中所得到的鑒賞性結論知識與技巧,臆想為寫作技法,灌輸給學生去摹仿,如“情節要有波瀾”、“論據要有力”、“開好頭、結好尾”。這兩類現象的大面積和長期存在,決定了我們平常的寫作教學要不就是不教,要不是只教效用可疑的技法和知識。很多人也試圖努力,能建設一種相對完整的、基于學情的教學內容序列,卻往往是難有令人滿意的構建形態。針對此,筆者試圖建立一個地球儀式的教學內容結構圖式。參照地球儀的構成元素來表達:地軸——表達目的,緯線——文體類別,經線——寫作技法知識,球面——生活與成長領域。為什么想出這樣一個結構圖式?蘇州大學陳國安教授關于說明文寫作指導有個思考:他認為我們教學生讀和寫的說明文,其實可分成三類,一是生活必需型,如《如何使用開關》,偏于實物或實踐行為;一是生活需要型,如《統籌方法》,偏于抽象事物,它是需要的,但與前者相比,不是必需;三是有思想情感主旨型,如《中國石拱橋》、《蘇州園林》,偏于文藝性表達,并有情感因素在內。筆者受到啟發,發現這幾種說明文,本質的差別是表達目的不同——為了實用的,為了獲得實踐知識的,為了呈現美和成就的,這幾個不同表達目的,對寫作結果又產生要求:或準確簡明,或條理清楚,或生動有感染力,如何達到這樣的結果呢,又有相應的寫作技法。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表達目的作為軸心,已經把作為緯線的文體特征和作為經線的寫作技法,組成了一個球體結構。現在還剩下一個球面,它將由生活與成長領域來填實,就像地球上布滿水、山和平原又分為多個板塊一樣。所謂生活與成長領域其實就是相應于學生成長的人文母題而言的,與現行閱讀教材的模塊、單元的主題設置類似。如果說,寫作技法的教學是解決“怎么寫”,那這個生活與成長領域的球面,就是在觀照“寫什么”的問題。在筆者的“球面”構想中初步形成了“童年趣味”、“城市文明與鄉土文化”、“校園生活”、“記憶與失憶”、“辯證與質疑”、“贊美與批判”、“我是誰”、“傳統與現代”、“自由與容忍”、“雅與俗”、“獨立思考”、“學會評價”、“道歉與反思”、“公民態度”、“契約精神”等近三十個“生活面”,還可以更多,也可以再整合精簡。在這些生活內容的選擇中,本著兩個原則,一是“已然的”(即與中學生已經相關的生活面)要放進來,二是“應然的”(即因為現行學校教育特點可能會屏蔽掉不少近成年的孩子應該關注卻沒有關注的生活面)如“契約精神”、“辯證與質疑”等等。最終形成的是這樣一個地球儀式內容結構: 球面很直觀,由于標注有困難,再把具體內容用下表來呈現:表達目的(地軸——為什么寫)文體(緯線——什么樣子的)技法(經線——怎么寫)生活與成長(地表——涉及什么內容)介紹自己、了解對方勸阻、解勸反對、支持表達快樂、憤怒、憂傷解釋、溝通質疑、提醒表現美、丑贊揚、批判詳細描述……書信、公告、通知、說明書詩歌、小說、戲劇通訊、回憶錄、說理游記、科幻故事新聞特寫、時事評論研究性學習報告小論文、調查報告……細節、沖突分析、論證虛構、想象結構、線索章法、修辭抒情、意境自批、潤色……城市文明與鄉土文化、記憶與失憶、辯證與質疑、贊美與批評、我是誰、傳統與現代、自由與容忍、雅與俗、學會評價、道歉與反思、公民身份、契約精神……
第二篇:大學之道:構建以“三綱八目”為核心的道德修養體系
[內容提要] 《大學》統篇旨在闡釋一種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內圣外王之道。《大學》把“修身”視為其整個道德修養體系的價值目標和根本目的,并且成為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起點。《大學》明確提出了兩條最基本的道德修養原則,即“三綱領”說和“八條目”說,這兩條道德修養原則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關鍵詞] 修身 三綱領 八條目 治國平天下 《大學》在早期儒家典籍中可稱得上是一篇結構嚴謹、體系完整的作品,盡管歷代學者對《大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可的,那就是,歷代學者都認定此書是儒家嫡傳所著,是正宗的儒學作品,最能體現儒家的精神價值。《大學》作為儒家思想的經典作品,在借鑒和吸收孔孟荀思想的基礎上,有目的有意識地建構了一套以“三剛八目”為核心的道德修養體系,這套道德修養體系對中國未來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一.三綱領:對道德主體實踐的指導《大學》對儒家理想人格的修為之道進行了從內到外的總結,《大學》統篇所闡釋的是一種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貫之的內圣外王之道。《大學》一開始便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把“修身”作為其整個道德修養體系的價值目標和根本目的,并且成為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出發點。具體說就是,《大學》明確提出了兩條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養思想原則,即“三綱領”說和“八條目”說,而“修身”正是《大學》“三綱八目”說的核心。這兩條思想原則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三綱領之一:明明德《大學》一開篇就提出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在注釋中把這三者稱為“大學之綱領也。”所謂“三綱領”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1] 很顯然,后人認為這三點是理想人格實踐的“綱領”可能是與朱熹對《大學》的重視與推崇相關聯的,如果沒有朱熹對《大學》的竭力推崇以及他在宋明理學上的權威性地位,“三綱領”學說就不會受到后人如此的重視。“三綱領”學說所要闡述的精神實質是和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人學思想一脈相承的,“明明德”重在“明德”,而“德”的思想在周初時便出現了,周人“明德慎罰”、“敬德保民”的觀念深刻影響了后來儒學思想對“德”觀念的認識,此時“德”是指先王圣哲的政治行為或高尚的個性品德。孔子和孟子也講“德”,但“德”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其政治意義上的特征逐漸弱化而道德倫理意義上的比重則逐步加強。朱熹認為,“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民,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敬,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2] 從朱熹對“明德”的解釋來看,有兩點是應該值得注意的:一是“明德”的內涵是人本來所具有的,是一種先驗的理解萬事萬物的內在的心理狀態;二是由于“明德”被個人氣質或人的欲望所迷惑,這樣一來,“明明德”便成為道德主體通過學習、修為努力來恢復本性的過程,個體后天的活動都是為了能找回自我、尋求本來善良的內在特性,從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孟子先驗的“性善論”的影子。在《大學章句》里還有一段有關于“明德”的解釋。“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9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康誥、大甲、帝典分別是從周書、商書、虞書等上古先王圣哲的典籍中概括出來的,顯示出《大學》對早期儒家思想繼承性的一面。這一段文字中我們要注意的是“自明”,這是理解《大學》“明明德”的關鍵,實際上這也是朱熹所持的觀點:人固有之善性被欲望所迷惑,所以要自己來解放自己,這一過程就是所謂的“自明”。“自明”就是說要發揮個體主觀能動性的作用,通過積極的學習,最終達到恢復自我本性的目的,別人是無法代替你自己的,一切要靠你自己。做到“自明”的主導因素還是主體自身。這里強調了“德”這種倫理意義上的自我對道德修養的重要意義。它由周初之“德”到孔子之“德”,再到《大學》之“明明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轉變歷程。在這一漫長的轉變歷程中,始終有一條以政治-倫理為思想的主線貫穿其中。“三綱領”以簡明扼要的語言表明了“明明德”的先驗性,給試圖接受儒學思想的人以正確而深刻的價值引導,甚至我們也可以說給群體或個體一個內心的道德規定,《大學》所要做的也是給人一種“明明德”的道德設定,要恢復人之本性,就要從儒學經典中、從儒家思想中去尋找,這就是《大學》的“明明德”所昭示于我們的基本思想傾向。[!--empirenews.page--]三綱領之二:新民“三綱領”中的“新民”之“新”,舊版本作“親民”,“親”字有兩解:一釋為“愛”,“親民”即為“愛民”;另一解為“新”,程子認為“親,當作新”,[3] 那么,《大學》中的“新民”究為何意?為什么能夠列入“三綱領”中?《大學》中有這樣一段話:“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做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4]《大學》在這里所表述的“新”代表的是一種“革新”的政治作為,也就是朱熹所說的“新者,革其舊之謂也。”[5] 朱熹在解釋“作新民”時說:“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6] 鼓舞民眾的志氣,振奮民眾的精神,稱為“作新民”,在這里,《大學》所說的“作新民”是從政治角度來講的,朱熹還說:“言周國雖舊,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7] 這是對“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的解釋。如果說“明明德”所注重的是對個體主觀精神狀態的一種規定或啟發,那么“在新民”則涉及個體道德完善之后如何運用到群體的外用之道。由個體之善擴充至天下萬民,這正是孟子由“修心”、“養性”到“仁政”思路的總結,《大學》在這里以一種更精煉的表達來說明這個原則的重要性。自春秋以來,“民本”思想成為社會發展的一股思潮,一直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無論是《管子》中提出的“以人為本”,還是《孟子》中提出的“民貴君輕”思想,都是對民眾力量的一種肯定,都是呼喚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尊重,《大學》充分借鑒吸收了早期儒家這一優秀的思想成果,把“新民”作為其“三綱領”之一,使之成為是否達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評判準則和道德修養綱領。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于有“新民”這一綱領性的規定,才有“八條目”中“治國、平天下”的出現,二者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三綱領之三:止于至善《大學》的第三條綱領是“止于至善”。“止”在這里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遵循某種道德準則的含義。它始終應保持或致力于“至善”方面的道德追求和修為。“至善”顯然是指一種最高的道德目標和道德境界而言,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發展的最根本規律就體現為一種“至善”,實際上此處“至善”既有社會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含義,又有政治生活方面具體的行為規定,它所針對的對象既可以是一般道德個體或大多數“士”階層,也可以是上層貴族或封建統治者,所以朱熹注解說:“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8]“至善”的道德境界和準則當然是最高的,是“明明德”和“親民”二綱領的最終發展歸宿,也是對二者發展的目標要求,要求在實踐中把“明明德”的內在修為和“新民”的外在事功這兩方面的個體主動性行為都發揮到最高點。所以朱熹又說:“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9]“盡天理”、“絕私欲”正是朱熹理、欲之辯的核心。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于政治勢力的干預[1][2][3]下一頁[!--empirenews.page--] 以及對“人欲”的壓制,人學的發展沒有走上一條真正關心人、尊重人的道路,理論上的提倡與社會的現實具有極大的反差。《大學》所標榜的“至善”完全從政治統治的角度出發的,從思想上、行為上對封建知識分子進行全面控制。他們可以在“至善”道德的遮掩下,堂而皇之地要求社會各階層人士服從于宗法統治的各種規范,誰要是脫離了“三綱領”的規定,就是“離經叛道”,這實在就是儒家思想能夠成為中國兩千年官方統治意識形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通過對《大學》中“三綱領”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之間存在的一種遞進的邏輯關系。這一關系表明了道德主體“從明明德”出發,經過“新民”的發展,最終達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這種對主體修為實踐活動的規定直接引發出“內”“外”兩種相聯系的具體修為方式,儒家同樣以邏輯發展的合理結果提出了“八條目”的具體實踐之道。二.八條目:個體道德修為的具體步驟 《大學》在提出了“大學之道”即“三綱領”說之后接著又提出了“八條目”之說。一般來說,我們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作為道德的內在修為,而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道德的外在修為。修身的步驟:正心誠意和致知格物《大學》提出的“修身”途徑主要是指“八條目”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兩個步驟:正心誠意和致知格物。《大學》認為,修身的起點是致知格物,《大學》對致知格物沒有作過多的解釋,通過歷代一些學者的注疏,我們可以看出,所謂 “格物”就是指“對自然外界進行研究”的意思,“格物”、“致知”是聯系緊密、層層遞進的兩個步驟,“格物”的邏輯結果是獲得了對萬事萬物運行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而這正是“致知”的內在含義。而“致知”的來源首先是個體對客觀外界事物的認知,所以《大學》說:“物格而后知致。”朱熹解釋說:“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10] 刻苦地研究探討事物的道理達到窮盡的地步,從而使自己的認識也達到一個較高的層次,這是“致知”、“格物”所要達到的高度。朱熹在對“致知”、“格物”進行闡釋時強調的是理想人格在“修己”時應時刻注重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學習、研究,以豐富自身的知識,以便為“誠意”、“正心”做準備,從這一點上看,朱熹的觀點是符合人的一般認識規律的。沒有對外界事物的研究考察就不可能獲取豐富的知識,外界的萬事萬物是人的認識的唯一源泉,只有通過主、客觀的互動才能達到真正“修己”的目的。朱熹強調的是個體的主觀能動性,他注意引導人們勇于探索、善于學習的興趣,抓住人們為修身而努力提高自身道德水平的特點,促使人們對自身及外界事物進行必要的研究。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大學》與早期儒家思想一樣,所提倡的“格物”、“致知”主要還是側重于社會倫理道德方面,他們的致思取向主要是放在社會生活中關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上,而不是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對于自然界萬物的探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目的還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這充分反映了儒家人學思想的政治性、倫理性特點。個體在“致知”上的“修己”功夫也多表現在仁、禮、智、信、孝悌等道德層面,服從于群體關系,其實并沒有使個體得到發展和成熟,只是成為了心中的“圣經”不得隨意擺脫而已。[!--empirenews.page--]“格物”、“致知”是修身的重要方式,它從社會倫理的層面豐富和限定了人們的認識范圍。在修身的第一步完成之后,《大學》又邏輯地提出了“誠意”、“正心”的行為步驟。關于“正心”、“誠意”,《大學》做了詳細的解釋:“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8,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11] 在《大學》看來,恐懼、憂患等不良情緒深深影響著“心”發揮其正常的認識功能,因此,所謂“正心”就是擯棄外界干擾和不良情緒的影響,使“心”能正常發揮其辯知事物的功能,一句話,就是要做到專心致志、精力集中。儒家所強調的“正心”主要是指倫理道德所規定的各項行為規范,知識分子只有按儒家或正統社會所提倡的要求來做才是正當的,否則便是不正當的,這種引導人們克服私欲,削除不合理、不健康的欲望和情緒才能修身的提法表明道德主體主觀努力的極端重要性,只有主觀內心自覺自愿地接受道德修養的熏陶才能產生具體的行為動力。對于“誠意”,《大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12]“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先有對社會倫理的深刻認識,才能在個體內心樹立真正“修己”的誠意。“??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13]“誠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就是獨善其身,就是表里如一,在精神上感到極大的滿足。在通過“格物”、“致知”的步驟后,個體已經認識到事物發展的高深道理,認識到自我在社會中應注重和施行的內容,如果自己下決心追求理想人格境界,就得在心里首先設定追求目標的美好愿望,在日常行為中自覺地以理想人格的標準去要求自己。這種完全個性化的行為是萌發于個體內心,然后表現在外在具體實踐中的。這里最重要的是“慎獨”,何謂“慎獨”?《大學》解釋說:“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8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14]“慎獨”所要表明的是在閑居獨處、沒有別人監督的情況下更要謹慎地反省自我,進行實踐性道德修為,因為誠與不誠、欺與不欺,雖發于內心,但必然會表現出來。朱熹對此解釋說:“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不可徒茍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15] 這實際上是提倡一種道德自律,把修己作為自我主觀意識較強的一種修養行為,不完全依賴于外界條件的約束,也不自欺欺人地借修為的幌子而專做給別人看,釣名沽譽,這些都是個體修為中的大忌。這一點完全體現了《大學》的理論特點,重視內心道德的嚴格自律,調節自我情感,堅持所選擇的修養之道。后世大儒對“慎獨”都是非常看重的,明代王陽明、清代曾國藩等都對此有過精辟的見解。在現代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關系中,“慎獨”仍是一條非常重要的道德要求和人生修養原則。[!--empirenews.page--]由“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體現的正是主體道德修養的層次,然后經由主體來加強這種內在的向最高道德境界的追求,最后落實到外在的治國平天下的層面,這種由內到外的遞進式的修為之路是主體道德修養不斷加強的過程,也是由觀念到行動的具體實踐過程,很顯然這里更側重于內心情感的實踐體驗。對于外在的具體實踐之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樣是遞進式的、漸進的過程,這一切都經由“修身”而引發。“修身”是指在心中保持一貫的良好作風,時刻注重把自我調適到社會倫理所要求的規范中來。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把主觀的意志力強制性地移向了能否遵循宗法禮教的規定上來,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大學》與孟子提倡的“內圣”之道的繼承關系,內心道德體驗的程度直接導致了“修身”效果的好壞,故而朱熹論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16] 心里要“上一頁[1][2][3]下一頁 常存”什么呢?常存的是通過“格物”、“致知”所得到的關于社會倫理方面的道德規范,這是“修身”的關鍵點。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身”直接來自于道德主體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把這四項內心的道德修為做好了,“修身”的目的也就可以達到了。修身的價值目標:治國平天下我們說,“修身”既是《大學》人學思想的根本目的,同時又是《大學》“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由內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國乃至天下的實踐之路是有先后順序的。《大學》又提出了“齊家”之論:“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17] 人之感情易被一時之好惡、貴賤之情所蒙敝而不能以正當全面的眼光來看待事物,這樣就很容易造成對事物的片面性理解。這一段話旨在說明“齊家”與“修身”之間的關聯。從現代社會學的角度看,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細胞,而人又是組成家庭的最基本元素,只有社會中每一個獨立個體在自身的整體素質方面有了全面的提高,才能可能維系家庭的內部穩定,最終也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保持社會道德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從這一層面來講,《大學》所謂的“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的理論是有一定的科學道理的。“齊家”的重要作用要依“修身”的情況而定,“治國”必須以“齊家”為基礎,為此《大學》又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其機如此。??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18]“一家作風的好壞影響了一國的興亡大事”這種論調充分說明了“齊家”對于“治國”的重要性,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家”、“國”具有同質同構的特點,“家”是“國”的縮小,“國”是“家”的放大,因此,“家”、“國”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家”之不齊,“國”必將不治。實際上一人、一家的狀況反映的是道德主體在日常事務中的所作所為,出發點的好壞當然會引起相關聯的反映。若以良好的出發點去行事,引發的好的結果就可能多些;若以邪惡的心態去行事,那就必定引起壞的結果。《大學》強調“齊家”對“治國”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引發人們對“修身”、“齊家”的重視,以便更好地做到政治倫理化與倫理政治化的穩態結合和統一。那么,“齊家”如此重要,應該如何“齊家”呢?在這一問題上,《大學》提出了“齊家”的行為準則:“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19] 孝、悌、慈這些概念都是孔、孟、荀在他們的人學理論中反復提到的,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孝悌”為中心;孟子的“仁義”學說也以“孝悌之道”為根基。至于說“慈”也是“人性善”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孝、悌、慈作為德育教化的手段在“齊家”和“治國”中都可以運用,用在“小家”之中可以取得家庭和睦、井然有序的效果,擴而充之,在治理國家中運用起來可以使君王的形象更加完美、統治更易進行。實際上,《大學》的這一思想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時時刻刻都在發揮著其不可替代的影響和作用,這種以內制外,以德教化的做法一直是歷代統治者治國之準則,這一思想的運用造成了中國社會結構中“國”“家”不分的特有的政治現象,這種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對于中國正在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來說,其負面影響不可低估。[!--empirenews.page--]“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外用之道的最高目標,同時也是道德主體修為的最高境界,歷代一些有作為的知識分子無不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寬大胸懷激勵自我,追根溯源,這句至理名言正是從《大學》的“八條目”中引伸而來。《大學》有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88之道也”。[20] 從《大學》的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上”指的是君王、統治者。這樣看來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修為之路并非輕而易舉就能實現,作為一國之君主或一國之統治者要治理好國家,在提高自身道德修 養的同時,還要對廣大民眾予以教誨,把“老老”、“長長”、“恤孤”作為“治國”的前提條件,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治國平天下”就有了堅實可靠的社會基礎和保障,“治國平天下”的宏偉理想也才有了實現的可能。《大學》這段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與孟子所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上”的思想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綜上所述,《大學》一書以簡練而內涵豐富的語言涵蓋了早期儒家人學思想的精神內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為的一般過程。“三綱領”引導人們注重修為目標;“八條目”指示人們修為應該怎樣做。“八條目”的內容是一個由內到外、相互關聯、不能任意顛倒的統一的整體,是一個窮盡內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論體系。它以“格物”為起點,以“平天下”作為其奮斗目標。盡管《大學》中使用的這些范疇都帶有濃厚的倫理色彩,但在具體的道德修養和社會道德實踐中卻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對調適人們的心態、穩定社會關系、保持思想上的連貫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朱熹如此推崇《大學》正是看到了它對穩定社會、重塑道德人格所具有的重要價值潛力。從當代社會的角度來看,《大學》一書中所闡述的某些思想觀點,仍有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必要,對于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來說,挖掘《大學》中有價值的思想內涵同樣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8380字)注釋:[1]《大學》第一章[2][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3][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4]《大學》第二章[5][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6][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
第三篇: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
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
摘要:證據是公訴工作的核心和基礎,公訴工作具有主導訴前、庭審指控、保障合法權益的功能,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建立新型的訴辯關系,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進程,闡述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的重大意義,解剖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面臨的現實困難,提出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增強檢察機關在證據審查機制中的監督作用,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調整和完善。
關鍵詞:證據核心;刑事指控;公訴體系
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部署。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為契機,司法機關需完善和出臺改革意見,健全重大疑難案件聽取公訴機關的建議機制,落實以證據為核心的判決制度,充分發揮證據審前主導、訴訟過濾、庭審指控的功能。在此基礎上,保障律師執業權利,認真聽取辯護律師意見,依法審查核實處理,使刑事案件的指控和審判程序更具科學性、客觀性和說服力。
一、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的重大意義
(一)符合我國刑事訴訟目的和規律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1]。國家機器賦予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權利,要求其堅持法律規定與法定程序,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是檢察機關應堅守的底線。長期以來,我國刑事訴訟模式以偵查為中心的流水線型,以案卷為中心,下級服從上級,辯護流于形式的辯護模式。這樣的現狀是完全違背刑事訴訟目的與訴訟規律的。以證據為核心和以審判為中心,就是要徹底解決有罪推定、刑訊逼供、控辯失衡、超期羈押、庭審虛置等現實問題。我國司法機關必須摒棄過去抓人定案、忽視證據的訴訟觀念,依法推進訴訟制度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
(二)有利于保障公正司法,防范冤假錯案的產生
過去的刑事訴訟實踐,過分強調實體公正而忽視程序正當,司法機關為達到績效考核標準不擇手段,有的甚至不考慮現有證據能否達到刑事證明標準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條。而先入為主、有罪推定。以張氏叔侄案為例,被害人王東體內鑒定出的其他男子的DNA被認定為與本案事實并無關聯,不予采信;證人袁連芳的證詞成為認定叔侄倆強奸罪的主要證據。若司法機關堅持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證據為標準,深入實際調查,不偏信口供,用證據實物說話,張氏叔侄冤案就可以避免了。正是由于當時司法機關忽視程序公正性,先入為主,不理清案件證據,貿然進入起訴、審判程序,才制造了這一起性質惡劣的冤案。最高檢提出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推行以客觀性證據為主導的證據審查模式,有利于發揮審前程序的過濾功能。堅持起訴法定流程,將非法證據排除在法庭之外,將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作其他處理,可降低案件風險,防止亡者歸來和真兇現身等冤假錯案的發生。
(三)有利于確保公訴質量和效率,促進公訴辦案模式的轉型發展 檢察機關作為代表國家依法行使提起公訴權利的國家機關,公訴的質量和效率直接反映著國家法律的公信力與司法權威[2]。長期以來,司法系統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公安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公檢法機關彼此之間應相互配合,互相監督,維護司法的公正性。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首先,強化檢察機關的證據裁判與人權保障意識,不斷完善證據的審查機制,不僅要做書面審查,更要強調采取親歷性辦案模式,從而防范偵查部門證據采集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確保證據的真實客觀,從源頭上杜絕瑕疵證據和非法證據的侵蝕,保證案件質量。其次,公訴部門加強偵查介入、取證引導工作,檢察機關嚴格把控案件在移送審查起訴前證據充分性與合法性,堅持以證據為核心,破除先入為主、先定后審的封閉式的傳統觀念,從偏重實體向實體與程序并重的司法公正觀念轉變;將證據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促進刑事指控工作由抓人破案向證據定案的轉變。再次,強化檢察機關當庭指控,從以審查起訴為重心的辦案觀向審查起訴與當庭指控并重的辦案觀轉變。
[2]劉欣兵:《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初探》,《檢察理論》,2011年第8期,第11頁。
二、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面臨的現實困難
(一)庭審虛置化與案件請示匯報上級現象嚴重
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二個月以內宣判,最遲不得超過三個月。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準,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3]。可以看出,該條文是對公訴案件審理期限的規定,但沒有規定案件的宣判時間。在司法實踐中,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和庭審中突發的疑難問題、復雜情況,往往出現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擇日宣判的現象。有的法院甚至為避免被害人不斷鬧訪以及改判影響本院的績效考核,將案件匯報上級,二審法院做出決定意見,一審法院將二審法院的批復意見作為案件審理結果予以宣判。這種案件“擇日宣判”現象,不僅違背了直接言詞原則,而且使得法官無法發表自己的意見,案件開庭審理成為走過場的形象工程。以證據為核心,不僅要求檢察機關保證審查起訴的案件證據真實充分,也要求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核審證據的證明力,聽取控辯雙方的辯論和質證,根據確鑿事實做出正確的裁判。
(二)司法人員缺乏法律職業認同感,證據采集過程中存在多種問題
證據采集,也稱證據取得,是司法工作人員和訴訟參與人按照法律規定收集并掌握一切與案件事實有關的事實和材料的過程[4]。在這個過程中,最容易出現問題的是收集證據的手段。首先,在21世紀建設法治社會的今天,嚴禁刑訊逼供雖被明確寫入我國刑法,但是在實踐中仍然存在各級司法機關辦案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獲得犯罪供述的情形。在一次調查“違法行為調查獲取證據是否可以采用”這一問題時,昆明市公安局機關警察回答“是”的有9人,回答“否”的有62人,基層派出所民警回答“是”的有65人,僅有3人回答“否”。其次,在特殊的刑事案件中,陷阱取證問題運用不恰當。由犯意誘發型與機會提供型的偵查方式獲取的證據能否具有證據能力還待商 [3][4]《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02條。
唐曉宇:《打贏“證據仗”打通“法律關”》,《檢察日報》,2015年第4期,第19頁。榷。如果對特殊的偵查措施沒有規范性原則與嚴格的法定程序,實施以證據為中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將是無稽之談。
(三)公訴辦案模式亟需轉變,面臨諸多挑戰
1、是對公訴人主觀意識方面的挑戰
公訴人以往自認為其庭審地位高于辯護人的觀念被摒棄。公訴人將關于定罪和判刑的一切事實、證據在法庭上提出,并依此進行質詢、辯論和申訴,通過庭審,以證據為核心呈現真實完整的案件真相。公訴人在法庭上有責任對被告人的嫌疑進行舉證,出示相應證據,證據必須充分、準確和有效。被告人或辯護人在法庭上就證據內容提出質詢和辯論,可出示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并且可對司法機關的辦案程序提出質疑,祛除不合法證據,被告人是否有罪、該受刑罰與否,最終也完全由法官根據庭審情況作出判決。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建立書面審查與實際復核相結合的親歷性辦案模式,推行以客觀性證據為主導的證據審查模式,實行技術性證據專門審查制度,重視瑕疵證據補正和定罪量刑關鍵證據補強,鞏固、完善證據體系。隨著司法機關之間的合作辦案力度的加強和體系的完善,對檢察院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強化,同時檢察機關庭審提出問題、出示證據、發表辯論、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等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有能力提供更加權威合法合理的公訴證據,發揮庭審在查清案件、判定證據、保護人權、公平審判等方面的作用。以往的庭審僅僅是公訴人簡單的出示證據,法庭根據證據進行裁決,形式比較簡單和容易,然而隨著刑事指控體系的不斷完善,庭審不在以公訴人的證據為唯一審判標準,不再以公訴人的意志為裁決依據,而以各種客觀性強的確鑿證據為準繩,對公訴人的主觀意識方面發起了極大的挑戰。
2、是對公訴人質證能力方面的挑戰
如何重點闡述、論證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和全案證據體現的完整性是公訴人需要重點應對的挑戰。社會形勢日益嚴峻,各種刑事案件頻 發,偵查理念和辦案模式陳舊,檢察機關偵查人員的自主偵查意識比較淡薄,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由檢察機關自主偵辦的各類刑事案件的概率較低,大多數案件都是由群眾報案或者舉報才被納入檢察院的公訴之列,證據線索的來源渠道比較單一,偵別犯罪的能力有待提升,正是這種落后的偵查辦案理念和傳統的辦案模式,導致了檢察機關的公訴能力滿足不了復雜案情的需要。在辦案偵查中以群眾舉報為起點,不注意收集物證、書證等客觀證據,沿用多年的由供到證的偵查辦案模式,過度依賴言詞證據,靠打擦邊球或違規辦案逼取涉案人員的口供來獲取定案證據。這種陳舊的辦案模式往往靠違規甚至違法的手段獲取證據,同時由于過于依賴涉案人員的口供,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者證人翻供,就難以形成強有力的證據鏈,在案件進入審查起訴或審判階段證據的效力就大打折扣。在庭審中,公訴人主要職責在于出示定罪證據,發表量刑建議,針對被告人或辯護人的意見進行辯論,最終由法庭給出判決結論,因此公訴人的觀念和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案情的走向,為了避免各種冤假錯案的發生,公訴人要出示客觀真實的證據,確保審判結果的公平公正,然而由于公訴人自身思維觀念和業務能力的缺陷,無法及時而準確的出示應有證據。
3、是對質證證據質的方面的挑戰
公訴人要準確定位,明白偵查工作是查明事實,審查起訴主要任務是證明事實,是在偵查的基礎上,核審查明的事實是否存在,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并且在法庭上依法履行證明事實的責任。從依賴庭前證據轉變到依靠庭審證據。過去公訴人舉證質證主要在庭前做好充分準備,法庭上只是走走程序,如今庭前證據尤其是言詞證據,都要經過當庭質證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特別是辯護人更多地介入后,法庭上被告人翻供、證人翻證、專家證人或鑒定人意見發生變化的情況增多,公訴人如果仍然僅僅依賴庭前的證據,就可能應對不了庭上的證據變化,應對不了庭上的不利局勢,公訴人要轉向依靠庭審證據,提升對證據發生變化的預判能力,對庭審突發問題的應對能力,以及與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的溝通能力等。特別是在自媒體時代,證據內容更加豐富,收集手段和途徑更加便捷和迅速,要求庭審質證證據更加權威、全面和準確。
4、是對質證證據量的方面的挑戰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偵查的情況增多,證人、鑒定人出庭情況也將增多。因案多人少、任務繁重,公訴人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障、辦案時限的嚴格遵守、法律文書工作文書的規范化程度等方面的細節問題重視不夠,辯護人、司法機關對此的關注度不夠。尤其是在庭審實質化變革后,對檢察機關訴訟權利的行使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和標準,辯護人更加注重辦案程序的合理合法化,更加慎重對待法律規范的細枝末節,需要進行多次論證。同時,社會各界對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承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往往會不適應。健全偵查取證監督機制,保障對當事人搜查、查封、扣押、凍結等偵查內容和方式的合法性,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建立偵查取證錄音錄像機制[5]。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如何有效引導偵查、審查證據、運用證據,如何充分進行交叉訊問、詢問、辯論,充分發揮舉證、質證、認證各環節的作用以及法庭辯論技巧等需要深思。準確界定需要排除的非法證據范圍,規范調查和驗證程序,堅持對案件的審核、監督,糾正案件存在的問題,確保法律權威性和強制性,定期進行專項監督,堅決打擊違法和司法腐敗行為,對違法犯罪行為零容忍,落實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機制,導致了質證證據數量上的井噴。
三、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的路徑選擇
(一)全面貫徹落實證據裁判原則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實現從依賴口供向綜合運用客觀證據證明事實轉變[6]。針對刑事辦案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最關 [5][6]賀恒揚:《以審判為中心,以證據為核心構建新型偵訴審辯關系》,《檢察日報》,2015年11期,第42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3條。鍵的就是要強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應完善司法機關的審查機制和當事人的參與機制,讓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和言詞證據,都盡可能地被提前過濾,避免非法證據進入審判環節。檢察機關應當建立書面審查和親歷性審查相結合的證據審查方式,防范偵查部門在證據采集和采信過程中出現問題,堅守嚴防冤假錯案底線,堅持以合法證據為核心。
(二)堅持以證據為核心與以庭審為中心齊頭并進
庭審是刑事訴訟的關鍵環節和主要形式,在法庭上應當對全部證據進行全面審查,確保實現庭審實質化,而不是法官通過庭下閱卷和聽取承辦人員的匯報形成內心確信。對于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否進行處罰以及如何處罰,必須完全依照法庭上對定罪證據、量刑證據的調查和研究。檢察機關應當轉變從依賴庭前證據轉變到依靠庭審證據的觀念,提升對證據發生變化的預判能力。通過法庭審判和檢察監督倒逼規范偵查機關的規范取證。檢察機關嚴格審查逮捕條件,客觀中立,糾正偵查違法行為。同時強化檢察機關出庭支持公訴,著力提升交叉訊問詢問、科學舉證質證、法庭辯論環節在庭審過程中的作用,平衡控辯雙方的力量,通過激烈的辯論校驗證據的可采性與證明力大小。
近年來,各種冤案錯案頻繁發生,無論是浙江的張氏叔侄案、河南的趙作海案,都嚴重的破環了我國司法的公正性和正義性,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云南省的學生孫萬剛被控奸殺女友冤案時刻令人警醒。1996年,孫萬剛因涉嫌殺害女友,被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由于對判決結果不服,孫萬剛家人不斷申訴上訪。經過近7年的不斷申訴,于2003年該案被最高人民檢察院列入四大督辦案件之一,并責成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省高院經過審判,認為原判證據不足,宣布孫萬剛無罪釋放,并依據《國家賠償法》對孫萬剛進行了國家賠償,冤情得以昭雪。這一案情是貫徹和落實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的集中體現。
(三)完善證據審查模式,加強證據收集與審查判斷工作
1、合規偵查取證,確保證據的可靠性
證據刑事訴訟案的基礎和關鍵,貫穿于刑事訴訟活動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的各個環節,必須以真實可靠的證據為支撐[7]。被告人有罪與否,如何處罰,都得依靠證據說話,以證據為依據和判決標準,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負責對公訴人或被告方提供的各種證據加以分析研究、審查復核、辨別真偽,以確保證據的真實可靠性,證據左右著整個案件的判決結論。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應當加強證據核心理念,轉變證據審查模式,確保用以起訴案件的證據事實經得起法律的考驗。首先對涉及定罪量刑的主要證據,一定要全面、細致地審查證據的合法性、關聯性以及客觀性,避免讓瑕疵證據成為污染源。其次,在證據的收集過程中,要重實物證據和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發揮客觀證據的主導作用。再次,檢察工作審查證據應當轉變證據審查模式,切實證據的審查活動中,既要重視證據的形式合法性,又要重視證據的實質合法性,及時補正和糾正瑕疵證據,堅決排除非法證據。我國對刑事證明標準的表述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只有滿足該條件,證據形成完整的并且能夠達到有罪的刑事指控的證明標準,才能得出案件事實的唯一性結論。只有對案件的主要事實的證明達到了唯一性,才能保證通過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與客觀事實相吻合,不僅強調疑罪從無,還要樹立疑證從無的觀念。對于檢察機關來說,對不能百分百拿得準的證據,應當堅決摒棄,盡最大努力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對案件的事實要遵循唯一性標準原則,證據的指向性和結論是唯一的,倘若證據的結論不唯一,那么相應的案件就不能定性判決,應作出證據不足、罪名不成立的判決,避免各種錯案的發生。
2、加強審前過濾,防止帶病進入審判
我國刑事訴訟的構造,是訴辯雙方同等的對抗,法庭居于中間位置,犯罪指控需要經過偵查、公訴等程序,由檢察院提出公訴,并在法庭上提供證據以支持公訴。因此,在庭審時,以公訴為中心,其他譬如偵查、審核等活 [7]車向前:《淺談刑事訴訟證據的審查和適用》,《法制與經濟》,2010年第7期,第9頁。動都服務和服從于這一中心。我國的司法體系是獨立的,公檢法系統是分離的,不是一體化的,彼此之間是相互合作的關系,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在對犯罪進行指控時,應以公訴為中心,前期的偵查、取證等活動程序都將成為公訴的前期準備工作,服務于整體和大局。在庭審之前,公訴機關要積極介入,主動偵查收集證據,適時適度的介入案情,強化現場取證強度和力度,實現用證據定案的目標轉變。通過各種方式收集證據、提出公訴意見和檢察建議,督查各項活動的合法性、合規性,確保各種在證據在移送審查起訴前的充分性、合理性和可靠性,充分發揮審前過濾功能。建立健全聯席會議、偵查情況說明會、案情分析說明會等溝通協調機制,始終堅持法定的起訴標準,提升偵查辦案人員的法律意識和證據意識,夯實案件證據支持基礎,降低起訴失敗的風險,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防止導致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與此同時,在收集證據和偵查活動中,要突出工作的專業性,防止越權、越位現象的出現,杜絕濫用權力危害和損害人民的合法權益,精準定位引導和監督的責任界限,不能與領導、指揮混為一談。
3、認真把好“四關”,堅決排除非法證據
健全證據收集和審查模式,認真把好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堅決排除不合法的證據,對不合符起訴標準的案情在起訴就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處理,依法合理適用不起訴或撤回起訴,避免一些案情因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程序不合規等原因帶病進入審判程序,激發民事矛盾,防止將矛盾推向審判環節。利用開庭審理之前的時間,對于可以在庭外和解或解決的案件盡量在開庭之前在庭外解決,對那些不需要、不適合在法庭上解決的案件,應提前及時解決和處理,避免司法機關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譬如對于被告人的思想狀態、回避問題以及被告辯護人的意見等,這些補充性細節,法庭上只解決為案情相關的實質性問題。準確把握撤回起訴的條件和程序,完善不起訴的法定標準,公訴機關在法庭上要尊重法官的主體核心地位,尊重和接受法官做出的一切判決,除無法事后糾正外,對庭審中的違法行為 應當先記錄在案,事后再按照相關程序依法處理,而不應當庭就案情的細節問題與法官對質,要尊重法官的權威性和莊嚴性。特別要做好證據的相關偵查和分析,詳查證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提前對于不合法起訴條件和標準的案件,及時不起訴或者撤回,避免審判工作的無效化。
4、保障律師權利,健全律師意見機制
律師是公訴活動的重要參與人員,是保證證據真實可靠的重要輔助力量。要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力,實現公訴人和律師的良性互動和有效溝通,健全一種全新的和諧的訴辯關系,避免針尖對麥芒。公訴人員要與時俱進,解放思想,更新司法理念,充分認識到律師在法律審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認識到律師在保證證據可靠性和真實性的重要性。進一步明確認識到公訴人與律師之間不僅僅是訴辯關系,而是相互合作,共同努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切實保障人權共同的價值目標。健全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機制,明確規定律師的職業權利,充分保障和尊重律師的取證、聽證、收集證據等方面的權利,在案件提起訴訟之前,要充分認真聽取辯護律師對案件的分析和建議,并對律師提出的可行性意見,在案件報告中詳細說明,及時采納和吸收,促使案件更為公正客觀的處理。對比各自收集的證據的契合度,調動律師在收集證據方面的積極性,提升公訴案件的庭審質量,保障證據的可靠性,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完善案件案情訴辯協商機制制度、庭前聯席會議制度,加強與律師的交流和溝通,協同辦案,全面營造新型的訴辯關系,相互合作,尊重彼此,良性互動,在庭審對抗而不對立、交鋒而不交惡,共同為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而努力。
(四)著力培養司法人才隊伍
堅持嚴字當頭,建設過硬檢察隊伍。司法隊伍的整體素質代表著國家司法的權威,決定著整個司法活動的公正性。從偵查、起訴到審判,各個部門都應該加強對其成員法律素養的培訓工作。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看齊意識,踐行檢察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培育檢察職業精神。加強分層分 類分崗培訓,弘揚工匠精神,解決本領恐慌。推行青年檢察人員導師制。加大對基層檢察院幫扶力度。支持基層檢察人才建設,加快少數民族地區檢察人才培養,提高偵查人員的取證能力,規范取證手段,拒絕非法證據與瑕疵證據。與時俱進,提高取證與審查證據人員的實戰能力與理論水平,不斷優化司法隊伍。深化規范司法行為專項整治,健全案件質量管理機制,嚴格執行違法行使職權行為糾正記錄通報及責任追究制度,規范檢察權運行,從嚴懲治司法腐敗,堅決防止“燈下黑”。
四、結語
以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為統攬,全面推進司法改革,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建立書面審查與調查復核相結合的親歷性辦案模式,推行以客觀性證據為主導的證據審查模式,實行技術性證據專門審查制度,落實證據裁判原則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堅持以證據為核心與以庭審為中心齊頭并進,完善證據審查模式,加強證據收集與審查判斷工作,著力培養司法人才隊伍。以合規偵查取證、加強審前過濾、認真把好“四關”、健全律師意見機制為抓手,重視瑕疵證據補正和定罪量刑關鍵證據補強,鞏固、完善證據體系。以實現全面建成法治社會、司法公平正義為導向,貫徹落實全會精神對深化司法改革、促進審判執行工作開展的有力推動作用,切實加強對司法權的監督,完善司法權運行機制,全力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傾力打造文明秩序性、繁榮穩定性的法治社會,以優異工作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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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以誠實守信為核心構建管理道德體系.
以誠實守信為核心構建管理道德體系
摘要:企業管理道德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所持有的倫理準則!企業要適應市場化!必須突破單純地從功利的角度衡量和考慮道德建設的錯誤傾向!著力以誠實守信為核心!構建適應市場化的企業管理道德體系!把道德從說教變成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實踐中的思想與準則!實現企業管理的道德化!把企業管理道德優勢轉化為企業的道德競爭力。
關鍵詞:誠實守信
管理道德體系
提煉整合企業管理道德觀念!構建適應市場化要求的企業管理道德體系
當前,市場經濟對企業誠信的急迫要求和它所調節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企業管理道德不能是單一的觀念和要求,而應是以誠實守信為核心,由一組道德理念和與之相應的道德規范組成的道德體系,并具有多方面、多層次的特點。
1、以誠信為核心,整合提煉企業管理道德理念。
一般來說‘中國企業的傳統道德觀念不外乎由下述10個方面內容構成、即忠誠,無私,勤勞,節儉,團結,廉潔,自強,禮貌,遵紀,守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誠實守信已經從一種美德變成了必需、因此,企業要以誠信為核心,對企業原有道德觀念進行整合,同時按照市場化的要求,將誠信有機納入,重新提煉管理道德理念,如企業的義利觀、價值觀、誠信觀、黨爭觀、奉獻觀、創業觀、職業道德觀等,從而形成一系列有助于企業發展的管理道德理念。
2、突出行業特點,制定企業管理道德規范。
在整合提煉道德理念的基礎上,要積極構建與之相適應的企業管理道德規范、因為企業管理道德所調節的主要關系無不與職業崗位有著最密切的關系,所以規范的制定除了要符合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道德,符合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以外,最重要的是要突出本行業的職業道德特點,充分反映所在崗位的職業道德要求,本著誠信的原則,進行設計企業員工最需要的道德規范。
在綜合把握行業特點的基礎上,企業管理道德規范的設計,一般可按下述方法和步驟進行:第一步,確認企業的行業性質,事業范圍,了解本行為組織或其他企業制定的有關職業道德要求,這是設計符合企業特點的道德體系的必要前提)第二步,考察企業的每一類具體工作崗位,分析其工作性質及職責要求,以誠信為基本要求分別提出各類崗位最主要的道德規范要求)第三步,匯總這些崗位的道德規范,選擇出現頻度最高和具有共性的規范作為初步方菜)第四步,根據整合后的管理道德理念,檢查初步方菜與企業理念、制度是否符合,不符合的要改正)第五步,在管理層和員工代表中征求意見,看看是否最能反映企業發展對企業誠信建設和員工道德的要求‘并反復推敲后確定。
以實現管理道德的內在化為目標,小斷優化管理道德的培育環境
企業管理道德作為一種觀念形態,要轉化為員工的自覺行為,關鍵在于培育、為此,企業要以實現管理道德的內在化為終極目標,不斷優化管理道德的培育環境,從而促進全體員工自覺遵守企業管理道德,兄全以道德的理念來指導方方面面的工作,實現“知”與“行”的統一。
1、要形成弘德的導向。要有效利用管理道德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廣泛進行傳播,形成與管理道德相適應的典論、工作環境、要充分利用電視、報刊、網絡等思想文化陣地,大力宣傳管理道德理念)通過形成導向,把管理道德理念傳導到每個生產經營崗位和員工,在企業中形成健康的道德評價標準,并通過員工的自身的價值判斷,使管理道德內化為員工追求的一種文化自覺、2、要引導育德的實踐。實現“知”與“行”的統一是企業管理道德轉化為員工自覺行為的關鍵)為此,首先要優化道德建設的情境,結合主題教育開展豐富的實踐活動,使企業道德規范轉化為員工的自覺行為)其次要緊緊圍繞生產經營中心,著重運用六種方式,引導和激勵員工自覺踐行企業的管理道德)即:(1)鏈條式)就是建立縱橫又錯的、運轉靈活的工作系統,保證管理道德培育橫向、縱向到位)(2)灌輸式、就是對員工進行多方式的管理道德的教育、(3)直感式、就是使員工直接感受管理道德的效果和作用、(4)調控式、就是把員工的道德觀念、道德準則調整到法律和企業管理道德的范圍內,在健康的軌道上運行、(5)融合式、就是把德育工作與本單位的中心工作融合起來、(6)熏陶式、就是讓員工長期接觸民好的人文環境、自然環境,從而對其工作習慣、思想行為、品行學問等逐漸產生好的影響。
3、要做好勵德的示范。道德榜樣能夠使抽象的道德原則、道德要求具體化,使員工知道如何去做,從而形成管理道德建設的連動性、我們常說“表揚一個人,帶動一大片”,“批評一個人,教育一大片”,就是連動性的運用、所以,在培育管理道德過程中,要堅持培育和選樹優秀先進典型,采取多種激勵手段,充分發揮典型的示范作用,從而促進整體管理道德水平的提升。
4、要建立遵德的約束。要從實際出發,建立一整套與管理道德相匹配的運行機制和保障工作機制,從而確保企業奉行的道德觀、道德準則、道德規范都能在實踐中得到遵循和落實、要把企業管理道德建設作為各級領導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放到日常工作議事日程上來,要把遵守企業道德的情況作為考核、獎勵的重要指標,促使廣大員工養成民好的職業習慣,保證企業管理道德執行到位,在動態中建設企業管理道德、同時,要采取健全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實行決策程序的公開化、履行道德承諾、實施誠信經營獎懲辦法等配套措施,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切實做到重視道德,推崇道德,踐行道德,制約道德缺失行為的出現.最大限度地減少其生存的空間。以管理道德全方位指導生產經營實踐.小斷提升企業的道德競爭力企業要加大措施‘采取多種方式‘把以誠信為核心的管理道德滲透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使其成為企業一貫遵循的生產經營信條,并切實做到對內利用道德的約束力規范員工的百行,強化企業內部管理;對外樹立民好的企業形象,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1、以管理道德理順生產經營鏈條,有效促進企業最優化管理。
一方面,企業作為經濟組織其內部存在著各種聯系,需要對貫穿組織各部門的活動共同實行最優化或協調、企業善于運用一定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和道德實踐,理順、改善內部聯系,就可以理順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實現最優化管理,進而降低總成本、比如改善設計人員與銷售人員之間的關系,就可以避免設計出不合市場需求的產品,避免無謂的產品損失、另一方面,企業以計劃、采購、生產、銷售、財務、人力資源及信息等基礎領域為重點,[1] [2] 下一頁
第五篇:供銷社以大數據為引領構建為農服務新體系
播州區供銷社以大數據為引領
構建為農服務新體系
2015年以來,圍繞“大數據”戰略行動,供銷社以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為突破口,深化供銷社綜合改革,著力打造“供銷e家、貴農網”、農村淘寶等綜合電商平臺,推動供銷社與互聯網融合發展。通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播州區供銷社開創了“三位一體”+“供銷云”精準扶貧的供銷發展新模式,著力打造播州區本土農特產品,把藏在大山深處的優質農產品和特色工藝品推出鄉村,構建為農服務新體系。
一、黔貨出山促農民致富
2017年,西坪鎮茶元村村民李德志8年前返鄉創業,成立遵義綠繁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帶領茶元村農戶種植核桃。如今,培養了七年多的核桃樹終于開花結果,但因缺乏勞動力和銷售渠道,上好的核桃只能掛在樹上,這愁壞了包括李德志在內的多戶村民。得知這一情況,從8月初開始,播州區供銷云電商公司與貴州電商云迅速組織專業團隊前往當地幫助村民們網上賣核桃。經過前期籌備,截止到9月4日凌晨,當地的優質青皮核桃已經正式在網上亮相,上線當天銷量突破5000斤。1小時銷量便突破5000斤。“真沒想到,我連村寨大門都沒出,就把核桃賣出去了。”村民說,要不是自己親身經歷,他真不敢相信供銷云和電商服務站能有這般的“威
力”。
供銷云先后成功舉辦了山盆脆李節、龍坪提子節,與愛特購聯合參與主辦了遵義首屆電商節,承辦了播州區各鄉鎮O2O農特產品展銷會。遵義還有很多像西坪鎮青皮核桃這樣的優質產品,但大多囿于交通、認知、快遞物流等問題而不被消費者所知。我們要做的就是幫助這些只知道低頭做好產品的人打通各環節,幫助他們的好產品走出大山,銷往全國”。今年,區供銷社積極和平正鄉、泮水鎮對接,聯系銷售平正紅李、泮水木耳等。如今,除了可以幫助農戶代賣農特產品外,小到代繳話費、代訂火車票,大到代購農資農具、大件家電的各種消費需求,供銷社村級電商服務站、綜合服務社都能滿足。
二、構建為農服務新體系
在播州電商產業園,播州區電商服務運營中心格外顯眼,這里建有創客中心、倉儲分揀中心等。供銷云通過整合本地名優農副土特產資源,運用F2C(廠家直達消費者)+O2O(線上線下)互動運營模式,整體包裝銷售播州名優農副土特產,總體運用播州區電子公共服務中心的現代流通電子商務平臺。在現場,物流車來回不停,每天都有大量的農特產品被運送到這里,進行統一攝影、產品包裝、網絡上線,然后銷售到世界各地。
為推動農村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區供銷社積極參與,協助區商務局等單位,做了大量的工作,搭建平臺、孵化人才、打通渠道等。下一步,供銷云將全力實施“遵義市放心農產品進市區
全產業鏈項目”,以電子商務精準扶貧工程為抓手,力爭在3年時間內培育10個農特產品地方品牌,培訓2000名電子商務中高級人才,建成全面覆蓋播州城鄉的農村電子商務現代流通服務網絡,引領全區電子商務發展。
三、向縱深推進綜合改革
從閉塞的集市交易到聯絡五湖四海的電商交易,從挑著擔走上數十里山路到在家中坐等買家上門,供銷社努力把藏在大山深處的優質農產品和特色工藝品推出鄉村、引入市場、帶出貴州,為此開創了“三位一體”+“供銷云”精準扶貧的供銷發展新模式,供銷社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社員股金服務社三者深度融合,形成統一的綜合發展體。其中,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組織生產加工,供銷社負責農資供應、技術服務和產品銷售,社員股金服務社負責調劑和保證生產資金。三者有機結合,將農業從生產到加工到銷售的各個產業鏈串聯起來,使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實現農業生產的多元化、立體式發展。
遵義市播州區三合鎮三社融合發展專業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9月,是以原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2016年8月10日到播州區現場調研農村“三變改革”指示精神為指引,以“大產業、大發展、大扶貧、大數據”為引領,以“三變”改革委統攬,以產銷對接和資金互助為核心,以帶動發展“三農”經濟助脫貧攻堅而創辦的全省第一家專業合作社示范社。
遵義市播州區三合鎮三社融合發展專業合作社農產品加工
基地,蔬菜配送中心是合作社帶動社員產業發展,以股份制運營的經濟實體,農產品加工基地、蔬菜配送中心占地22余畝,建有符合食品衛生標準的蔬菜分揀、清洗、待送、倉儲車間、副食品庫房3000多平方米,建設有冷凍、冷藏1188立方米、建有農產品加工車間3188平方米、生產線2組,辦公用房588平方米。常年可儲存生鮮蔬菜200噸、肉品100噸。農產品加工基地日處理鮮椒可達100噸,蔬菜配送中心建有獨立的農殘檢測設備及系統,確保食品安全,配送車輛10多臺,日課配送蔬菜、食材80000斤以上。
遵義市播州區供銷社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