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立法體制的完善[推薦]

論我國立法體制的完善

【摘要】立法體制是法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它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立法特點和性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在不斷地發展與完善。尤其是2000年《立法法》的頒布，以立法的形式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立法體制。隨著社會的不斷的發展進步，我國現行立法體制的缺陷日益凸顯。結合我國國情及社會發展，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立法體制成為法理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關鍵詞】 立法體制

立法特征

完善

【目錄】 立法體制概述 我國現行的立法體制及其特征 3 我國立法體制的不足及完善

引

言 立法體制是關于一國立法機關設置及其立法權限劃分的體系和制度，主要是指立法權限劃分的制度。具體來講，包括兩方面：一是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的劃分，二是中央各國家機關之間立法權限的劃分。由于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狀況、歷史文化傳統、民族狀況等情況不同，各國對立法權限的劃分也不盡相同。當今世界普遍采用的立法體制有三種：單一的立法體制、復合的立法體制、制衡的立法體制，與之相比，中國現行立法體制獨具特色。

第一章 立法體制概述

立法體制是關于立法權、立法權運行和立法權載體諸方面的體系和制度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其核心是有關立法權限的體系和制度。立法體制是靜態和動態的統一，立法權限的劃分，是立法體制中的靜態內容；立法權的行使是立法體制中的動態內容；作為立法權載體的立法主體的建置和活動，則是立法體制中兼有靜態和動態兩種狀態的內容。

立法體制由三要素構成。一是立法權限的體系和制度，包括立法權的歸屬、立法權的性質、立法權的種類和構成、立法權的范圍、立法權的限制、各種立法權之間的關系、立法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立法權與其他國家權力的關系等方面的體系和制度。二是立法權的運行體系和制度，包括立法權的運行原則、運行過程、運行方式等方面的體系和制度。三是立法權的載體體系和制度，包括行使立法權的立法主體或機構的建置、組織原則、活動形式、活動程序等方面的體系和制度。

第二章 我國現行立法體制及其特征

二、我國現行立法體制

（一）現行立法體制概況

中國現行立法體制是特色甚濃的立法體制。從立法權限劃分的角度看：它是中央統一領導和一定程度分權的，多級并存、多類結合的立法權限劃分體制。具體表現如下：

1﹑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2﹑ 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3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準后施行。4﹑ 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還可以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還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準后生效。﹑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權限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二）現行立法體制的國情依據

中國現行立法體制，有深刻的國情根據：

首先，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法是人民意志的反映，由體現全國人民最高意志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統一領導全國立法，制定、變動反映國家和社會的基本制度、基本關系的法律，中國立法的本質才符合國情的要求。

其次，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各地區、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單靠國家立法來解決各地復雜的問題，許多情況下國家立法規定粗了不能解決問題，規定細了又不符合實際情況。因此，要適應國情需要，除了要用國家立法作為統一標準解決國家基本問題外，還有必要在立法上實行一定程度的分權，讓有關方面分別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法規和特區規范性法律文件等。

再次，現階段中國，經濟上實行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發展的市場經濟結構，政治上實行民主集中制。經濟、政治上的特點加上地理、人口、民族方面的特點和各地不平衡的特點，決定了國家在立法體制上一方面必須堅持中央統一領導，另一方面，必須充分發揚民主，使多方面參與立法，特別是要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第四，從歷史經驗來看，1954年憲法改變了建國初期各大行政區和各省甚至市、縣有權制定有關法令、條例的體制，實行立法的集權原則。這在當時對實現和鞏固國家的統一、反對分散主義是必要的。但由于將立法權過分集中，既不利于地方發展，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還容易助長上級機關的官僚主義。歷史經驗表明：有必要在立法上實行一定程度的分權制度。另一方面，這些年來國家、社會和公民生活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提出了大量的立法要求，緊迫而又繁重的立法工作單靠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機關不可能完成。近年來，正由于在立法體制上采取改革措施，實行現行立法體制，才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推動了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

最后，也是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國情中的歷史沉淀物也要求實行相當程度分權的立法體制。

三、現行立法體制的特征

實行中央統一領導和一定程度分權，一方面是指最重要的立法權亦即國家立法權——立憲權和立法權，屬于中央，并在整個立法體制中處于領導地位。國家立法權只能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行使，其他任何機關都沒有這個權力。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都不得與憲法、法律相抵觸。雖然自治法規可以有同 憲法、法律不完全一致的例外規定，但制定自治法規作為一種自治權必須依照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立法法所規定的權限行使，并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備案。這些制度實質上確保了國家立法權對自治法規制定權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是指國家的整個立法權力，由中央和地方多方面的主體行使。這是中國現行立法體制最深刻的進步或變化。這種相當程度上的分權，通過多級并存和多類結合兩個特征進一步表現出來。

多級（多層次）并存，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國家法律，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分別制定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一般地方的有關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一般地方的有關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在立法上以及在它們所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上有著級別之差，但這些不同級別的立法和規范性法律文件并存于現行中國立法體制中。

多類結合，即上述立法及其所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同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及其所制定的自治法規，以及經濟特區和港澳特別行政區的立法及其所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在類別上有差別。之所以要在“中央統一領導”、“分權”和“多級（多層次）”的提法之外，又使用“多類”的提法，是因為僅用“統一領導”、“多級（多層次）”的提法不能概括現行中國立法體制的全部主要特征。這是因為：第一，自治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港澳特區的法律既屬地方規范性法律文件范疇，又不同于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在立法上把它們劃入同等級別未必妥善。第二，在法的效力上，行政法規一般能在全國有效，而自治立法和特區立法產生的規范性文件不能在全國有效，因此行政法規比 后兩者高一級；但自治立法和特區立法產生的規范性文件并不需要像一般地方性法規那樣必須以行政法規為依據，在這一點上又不能說它們比行政法規低一級；但如果把它們看成與行政法規平級或在級別上高于地方性法規，顯然也不妥。鑒于這些原因，有必要使用“類”的概念。

這種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又是怎樣體現和保證法制統一的呢？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明確不同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行政法規不得同法律相抵觸。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規相抵觸。另一方面，實行立法監督制度。行政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地方性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規章要向國務院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規章。

第三章 我國立法體制的不足及完善

一、我國現行立法體制的不足

《立法法》的頒布實施有助于規范立法行為，有助于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但是在我國的現行立法體體制下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

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立法權限劃分在一些情況下不明確，不靈活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治和經濟的發展； 關于法的位階和效力問題的規定也有不完善之處； 3 一般法與特別法、新法與舊法的效力關系方面仍有不完善之處； 立法監督中的備案和審查問題在實踐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處； 立法聽證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

二、完善我國立法體制的思考

結合《立法法》及立法實踐我認為完善我國的立法體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正確處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立法權限

根據《憲法》和《立法法》第7條的規定，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但是，哪些法律屬于基本法律，哪些法律屬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立法法》并未詳細規定。也就是說，在立法實踐中，基本法律和法律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的，需要根據情況和按照法理劃分清楚。我認為，現在這方面的問題是需要根據憲法和《立法法》的有關規定，逐步理順過去在這方面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現象例如，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并于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和2001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修正的《中 8 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屬于基本法律，其調整的法律關系涉及某一類企業。而同樣是調整某一類企業法律關系的《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等，卻屬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特別是《公司法》，按照現在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限劃分的結果，因為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屬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公司法》在法律實踐中涉及現代企業制度，其重要性遠超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所以，對于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限的劃分，需要從理論和實際結合的方面加以研究。從政治體制和立法理論的角度來看，這絕不是誰有時間誰制定，時間要求緊，就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否則就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問題。從我國的政治體制講，全國人大是全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在我國全國人大每年只召開一次、而會期又比較短的情況下，它的立法應集中于國家最重要的基本法律，即相當于國外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典。從我國的立法理論講，既然有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之分，那么，前者顯然理應對后者有原則上體制上的指導性意義；而后者則應當是對前者的具體化，使前者成為可執行的、可操作的。否則，區分作為法典性質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普通法律就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正確的劃分全國人大與人大常委會的權限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應成為立法重點考慮的問題。

2.正確處理好法的位階和效力

《立法法》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詳細規定了屬于不同位階的上位法與下位法和屬于同一位階的法律規范之間的效力關系。對于過去在法的效力上存在問題較多的規章問題，《立法法》第82條明確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省、自治區、直轄 市人民政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權限范圍內施行。也就是說，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是屬于同一位階的法，所以效力是同等的。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同一位階的各種規章之間的效力關系，還需要通過具體的案例逐步探索解決。

《立法法》關于法的位階和效力問題的規定也有不完善之處。例如，《立法法》第79條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的效力關系，但是卻未將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包括在內，在規定上顯然不嚴密，邏輯上也不順。又如，在我國，地方性法規分為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和省、自治區行政區域內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也分為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地方政府規章和省、自治區行政區域內較大的市的地方政府規章。但是，《立法法》第80條卻沒有規定省、自治區的地方政府規章和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規之間的效力關系，在關于法的效力裁決的有關規定中對此也沒有涉及。但是在立法實踐中，省、自治區的地方政府規章和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規之間規定不一致的情況卻是有可能出現的，對此我們應正確性處理好法的位階和效力問題使其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與社會的和諧。這也要求我們進一步研究。

3.一般法與特別法、新法與舊法的效力關系

《立法法》第83條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該條規定確立了我們過去在法理上承認，但是在法律上無依據的“特別法優于一般法”、“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同時，該條規定也糾正了過去一些法理學著述籠統含糊的 提法，不僅將“特別法優于一般法”、“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建立在必須是同位法的基礎上，而且明確了要以同一機關制定為條件。這些在立法上都是重要的進步，對司法實踐也有重要作用。

對于由同一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要優先適用特別規定而不是一般規定，是因為：一般規定是對普遍的、通常的問題進行規定的，而特別規定是對具體的特定的問題進行規定，有明確的針對性，所以當它處于同一位階上時，當然應當優先適用特別法。對于由同一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優先適用新的規定而不是舊的規定，是因為：當同一機關就同一問題進行了新的規定，也就意味著對舊的規定進行了修改和補充，當然應當適用新法。

當然，從立法的角度講，在理想的立法狀態中，特別法與一般法、新法與舊法的規定不應當有不一致之處。因為對這種不一致的現象，應當清除在立法過程中，即：制定特別法時，應當考慮與一般法的一致；反之，在制定一般法時，應當考慮與特別法的一致。如果不能保持一致，則必須以明示的方式在立法中體現。同樣，在制定新法時，應當注意與原有的法律保持一致。如果不能保持一致，也應以明示的方式對舊法進行修改、補充或廢止。總之，立法者不應當將此類是否一致的問題，交由執法、司法和守法者去判斷。雖然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在立法過程中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畢竟應當在立法中盡量予以消除。所以，《立法法》的規定，決不意味著可以降低立法質量。同時，要徹底解決這種不一致的現象，還需要加強立法監督中的備案與審查問題。同時，《立法法》第85、86條還對各種法律規范之間出現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規定了裁決程序。一是法律、行政法規對同一 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或者同一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規章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這時不能簡單地適用“特別法優于一般法”或“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因為在這些情況下，上述兩個原則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要由制定機關根據具體情況作出適用的裁決。二是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與法律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都需要由有關機關進行裁決。這是因為，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分別是由同一級別的不同類型的機關或根據授權的機關制定的，所以要由這些機關的上級即中央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或行政機關來決定。《立法法》第85、86條關于裁決程序的規定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由誰提起裁決？如何提起裁決?如何裁決？允許不允許對裁決結果提出異議?我認為這些問題都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研究并加以制度化。

4.進一步完善立法監督中的備案和審查問題

《立法法》關于立法的改變或撤銷的規定主要是兩方面：一是第07條規定了哪些是應當予以改變或撤銷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二是第88條規定了哪些機關有權進行改變或者撤銷。但是，這里也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只有通過立法備案后的審查，上級機關才可能及時發現立法中的越權、違反上位法、規章的規定被認為不適當、違背法定程序等問題，也才可能及時作出改變或者撤銷的決定。為此，《立法法》規定了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 的備案期限和程序。但是，過去我們在立法實踐中的做法多是“備而不審”，或者是只進行形式的審查而不進行實質的審查。這樣，不僅立法的改變或撤銷實際上不可能進行，而且也難以發現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等不一致。所以，我認為有關國家機關應當加強立法監督和審查的力度，并將此作為工作的一個重點。同時，將人民群眾也吸收進要求提出立法審查的主體的范圍中，也需要繼續進行研究。因為，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立法，不僅符合民主立法原則，而且也是加強立法監督的有效措施。

5.進一步擴大并完善立法聽證制度

立法聽證是指立法機關采取會議形式，就某項社會問題是否需要立法解決，或者在立法過程中就草案內容是否合理、可行，公開地、直接地聽取公眾意見的程序制度2000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首次將立法聽證引入立法程序。立法聽證是人民群眾直接參與立法的有效途徑，和其他聽取意見的形式相比，立法聽證具有透明度高、程序性強、所獲取的信息相對客觀的優點。毋庸置疑，擴大立法聽證的范圍，使立法聽證常態化的建議符合民主立法的要求，是開門立法的必然趨勢，必定為廣大社會公眾所肯定和認可。但是，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立法聽證常態化應當建立在聽證規則化、制度化的基礎上，即“立法聽證”應當以“聽證立法”為前提。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立法聽證”不再是鮮為人知的“舶來品”。1999年9月，廣東省人大環境資源委員會就《工程招標投標管理條例（修訂草案）》的審議舉行聽證會。隨后，立法聽證 在全國各地的地方人大立法過程普遍開展起來。今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又歷史性就個稅起征點舉行了立法聽證會，這標志著民主立法跨入一個全新階段。

但是，不論是地方各級人大舉行的立法聽證會，還是全國人大舉行的個稅聽證會，都面臨著一系列制度上的不足和尷尬。比如，地方人大舉行的立法聽證會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這是因為《立法法》第34條、第58條有關可以舉行立法聽證會來聽取意見的規定是針對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立法行為而言的，并沒有針對各級地方人大的立法行為。此外，各地的立法聽證規則的規定不一，相關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不明確，聽證結果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執行。

導致上述不足與尷尬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技術規則，導致立法聽證的非規范化，從而減損了立法聽證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以全國人大舉行的個稅“起征點”立法聽證會為例，雖然全國人大有關部門為聽證會制定了相應的技術規則，但是，立法聽證會的諸多實體和程序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比如，聽證會參與人的權利與義務、聽證結果的處理、聽證會的法律效力、聽證會的具體程序等。

顯而易見，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和嚴格的規范，那么立法聽證的“聽取民意、察看民情、體現民智”的功能和作用就得不到應有的體現和發揮，作為民主立法、開門立法象征的立法聽證會也就徒有其名。從這個角度來說，要通過立法聽證會的形式來聽取民意、吸納民智，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為“立法聽證”立法，制定出一套民主科學的立法聽證程序和規則，規范和 14 指導全國各級人大的立法聽證活動，使立法聽證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民主立法、開門立法落到實處。

適當擴大立法聽證的范圍。凡涉及面廣、社會矛盾集中的立法，包括環境衛生、社會保障、道路交通、物業管理等立法，都可以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聽證。這些法律法規中的行政審批、行政許可、行政處罰部分，應該成為立法聽證的重點內容，從而克服目前立法中的部門利益傾向，提高法律法規的質量。

增強立法聽證會的辯論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說，立法辯論是聽證會的靈魂。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觀點，如果不通過一定程度的對抗，不讓其充分展開，是難以見真偽的。要做到這一點，立法機關在聽證會舉行前，必須事先進行認真的聽證審查，審查雙方不同的觀點，合理選擇正方與反方的人數，合理確定人員結構。在聽證會上，主持人要善于引導當事人進行辯論，善于控制節奏、把住大局，把立法聽證會引向深入。

結 語

建國以來我國的立法體制在探索中不斷的完善，特別是2000年《立法法》的頒布和實行。又開創了我國立法的新局面。隨著依法治國方略推進，相信我國的立法制度會更體現人民的意志，更加的先進與和諧.注釋和參考文獻：

參見馬懷德：《中國的立法體制﹑程序與監督》 參見楊景宇《我國的立法體制、法律體系和立法原則》 朱力宇《關于完善我國立法體制的幾個問題》

第二篇：論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及其完善

論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及其完善

一．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概況

在基本結束了我國食品長期短缺的歷史后，當前我們主要面臨是食品的質量安全問題。建國以來，危害人們生命和健康的食品安全方面的重大事事件頻頻發生，事件數量和危害程度有日益上升的趨勢。回顧近幾年發生的影響極其惡劣的安徽阜陽“毒奶粉”事件、四川彭州“毒泡菜”、廣州的“毒酒”和河北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等事件都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二．食品安全問題對我國的影響

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打亂了人們飲食生活的正常習慣和秩序，損害了老百姓的生命和身心健康，進而在社會上產生了不穩定的因素；頻發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會大大挫傷人們的食品購買需求，降低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拉動內需；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將質量好但由于成本高而導致價格高的食品排除在了市場之外，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引發國產食品價格的回落，為國外廉價的食品進入我國市場間接上創造了條件，進而會影響農民收入和我國食品工業的發展；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為抑制我國食品的出口提供了理由，影響我國的食品出口的國際形象。總之，食品安全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我們必須盡全力做好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

三．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現狀

1．監管主體

我國食品監督管理是多部門聯合監管，監管主體包括衛生部、農業部、質檢總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環保局等。國務院2004年對食品安全監管工作作出重要調整，頒布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明確規定從2005年1月1日起，農業部門負責初級農產品生產環節的監督、質監部門負責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監督、工商部門負責食品流通環節的監督、衛生部門負責餐飲業和食堂等消費環節的監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負責對食品安全的綜合監督、協調和依法組織查處重大事故。此外，市場食品監督管理監察信息將由質檢、工商、衛生和食品藥品監管4個部門聯合發布。

2．監管法律

隨著食品質量問題越來越嚴重，國家對食品質量的重視程度也有所提高。經過長期的立法建設，我國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保證食品安全法律法規，我國食品安全法規體系日趨完善，取得很大成績。目前初步形成了以《產品質量法》、《食品衛生法》、《農業法》、《標準化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等法律為基礎，以涉及食品安全要求的大量技術標準法規為主體，以各省及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規章為補充的食品質量法規體系。

3．監管制度

我國政府為了保證食品質量安全，相繼組織實施了多項計劃和措施，并由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負責實施食品質量安全準入制度。這項制度是對食品質量安全事先保證與事后監督相結合、政府監督與企業自律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一項有效的監督制度，它包括食品生產企業必備條件的審查，強制檢驗、食品安全、安全標志等內容，自2002年開始實施以來，國家質檢總局已分三批對數十種食品實施了市場準入制度，為規范食品生產秩序，推動食品產業結構調整，促進食品質量整體水平的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國目前還沒有將系統風險評估制度法制化，更沒有專門機構負責開展和實施全面的和系統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作。這其中，技術落后問題已經成為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瓶頸，許多中小企業缺乏食品安全方面的專業化人才、技術和設備，從整個社會層面上說，也是相當匱乏的四．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對策

（一）建立一個集中統一、協調有力的政府主管機構

中國的食品安全監管機構長期由十多個部門分段管理，雖然現在設立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但衛生部、農業部、質檢總局、工商總局、環保總局、科技部等部門仍然行使部分食品安全監管職能，多頭管理，“各自為政”的現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觀，監管不力，效率低下的問題依然嚴重存在。建立一個權威統一的國家食品安全管理局可以明確食品安全監管的責任主體，加大監管力度，增強責任意識，協調行動，避免多部門分散管理造成的工作漏洞和浪費資源，缺乏威信，相互爭權，推誘的弊端。

在這樣一個國家食品安全管理局的構建上，我們可以借鑒浙江省的成功經驗。2005年，浙江省在原有的“食品藥品放心工程”工作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由22個部門組成的浙江省食品安全委員會，這一委員會由負責此項工作的一個副省長主管，建立了一套省、市、鄉的全省統一的食品監管體制。這一委員會的辦公室設在了省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成為了一個常設機構。正是在這種統一的模式下，浙江省的食品安全監管才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北京、上海等地區也建立了諸如浙江的模式的食品安全監管模式，我們可以充分借鑒這些地方的成功經驗，來完善我們的全國體制，這條路子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是行的通的，因為我們之前的許多地方上的做法和措施都很好的被國家所采用，從而成為貫穿中央到地方的標準模式或是做法。

那么，在國家層面上，這種機構應該怎么組建呢？本人的觀點是應該效仿我國在工商、稅務、海關、質監、交通、藥監、司法、國土資源管理等行政執法部門實行的垂直領導方式。因為實行垂直管理的行政執法部門人、財、物權都統一在了省里，政府垂直管理部門具有非行政區劃性、垂直性、相對獨立性的特點。垂直管理部門從政府序列中分離出來以后，國家宏觀調控力度得到切實強化，行政執法工作減少和避免了諸多不利甚至是消極因素，如地方保護主義等，執法效率與質量明顯提高。實踐證明，新的垂直管理模式不僅在統一行政執法、隊伍控制及管理和提高公務員隊伍素質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對經濟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國的國家食品安全局應該直屬于國務院的單獨領導，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實行垂直領導，由其領導地方各級食品安全管理局，統籌“人、財、物、事。”當然我們也需要在某些方面突破垂直領導方式，比如在去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期間，就應該啟動國家國家公共應急預案措施，由中央機關統一負責

（二）加快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的建設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政府的職能只有通過嚴格執法才能體現，才能更好地實現替代作用。多年的實踐表明，我國現有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是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的，首先，加快食品安全法律建設和法制管理

建立我國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行政規章、規范性文件等多層式法律體系，探索和發展與國際接軌，又符合國情的理論、方法和體系，為食品產業發展提供良性的法制管理環境。補充目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而實踐又迫切需要的一些具體制度，如風險評估

制度、風險預警制度、危機處理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等。

其次，加強食品安全法律的研究和交流

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合作，加強國外食品安全法律標準的研究、消化、吸收和借鑒，使我國在食品安全標準和食品安全監控管理的研究和應用盡快和國際接軌。積極推動危險度評估技術的普及和應用，堅持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傳播信息并開展咨詢服務。

再次，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

參照有關的國際法律，依據國際食品安全監管的有關原則，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食品安全的全程監控著眼，把標準和規程落實在食品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現階段，我們的食品標準體系是很混論的，部門之間的認定標準不一樣，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認定標準不一樣，大方和地方之間的認定標準不一樣。

第三篇：論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現狀及完善

論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現狀及完善

一、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概念和特征

（一）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概念 研究我國的行政監督體制，首先應弄清的問題就是行政監督體制的含義。行政監督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上的行政監督，指行政機關內部上下級之間(主要是上級對下級)和行政系統內部專設的機關，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的活動進行的視察和督導。廣義上的行政監督，指有關國家機關、社會組織或公民對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行政所 進行的監督。簡言之，就是對行政的監督。按照監督的主體劃分，我國的行政監督體系可以劃分行政機關內部的監督與行政機關外部的監督。內部專門監督主要指政府專設的職能部門在行使職權過中所實施的行政監督。如行政監察、審計監督、財政監督、工商、衛生、質量等方面的監督。外部監督是指來自行政機關以外的主體為了保證行政工作的合法性、正確性以及社會效益而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的監督。它可以分為兩類：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的監督同時還有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監督。社會主體的監督主要指各種社會團體、群眾組織、企事業單位、公民以及新聞媒介等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的監督。與行政監督概念相適應,行政 監督體制也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行政監督體制僅指行政系統內部監督機制的設置。廣義的行政監督體制除指執政黨、國家機關對行 政機關、行政人員進行監督的機制設置外。還包括這些機關和組織進行行政監督的監督制度、上下左右的監督關系、監督思想。本文統 指廣義的行政監督和行政監督體制。

（二）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特征

行政監督的權力性。行政監督的指向是具有很大擴張性、獨立性的行政權力,對其進行監控和制約只能以權力為后盾，權力性是行政監督的本質特征。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存在差異,權力所有者和權力的行使者又是相對分離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特定的權力作為行政監督的后盾,或者作為后盾的權力內涵未界定,就會導致任何形式的行政監督都只能流于空談。

行政監督的權威性。由于行政監督是對掌握和運用行政權力者實施的行為,因此,需要有比被監督者更高的權威,才能對其進行檢查督促,甚至剝奪其權力，但這并不是說行政監督主體的地位一定要比監督對象高,監督主體的權力一定要比監督對象大，只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行政監督者的地位可以不高,但不能沒有權威。

行政監督的強制性。行政監督關系不同于其它的經濟行為和交往行為,它決不是以被監督者的自愿為基礎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強制性的、剛性的法律規章的基礎之上,不管被監督者是否意識到，是否愿意接受監督,監督都必須進行,并發揮強制的約束作用，因為監督者有時要制止被監督者的錯誤,甚至對被監督者要做出處罰,沒有強制手段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說沒有監督的權力是危險的,那么沒有強制性的監督則是無效的。

行政監督的相對獨立性。行政監督主體只有在只向賦予它監督權的組織和法律負責,而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干預的情況下,才能真正體現本身所具有的權威性和約束力,這也是當代民主和法治要求在監督活動中的具體體現。同時,這種獨立性又是相對的,與任何權力一樣,監督權也不能無限擴大,任意使用,否則,就會造成監督權的濫用,造成這一權力機構又凌駕于其他權力機構之上的現象發生。

行政監督的內外結合性。行政監督要發揮功效,達到預期的目的,就必須從內外兩方面著手。在大力加強內部監督的基礎上,也要大力加強外部監督;既要注重制度性的約束,也不能忽視非制度性的約束)加強行政倫理和道德教育。片面地強調任何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都是不足取的。不能簡單地認為監督必須是被監督主體以外的力量實施的行為。雖然從理論上講,一個組織的發展,與來自組織外部的監督與推動是密切相關的,沒有強有力的外部監督,就會弱化自我約束,喪失發展動力,最終走向腐敗。但事實上,組織系統內部的同體監督由于其具有信息對稱性和層級嚴格等優勢也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個人的自我監督由于道德或良心的約束在某些時候也是能夠發揮作用的。

行政監督的主體多元化。行政監督的主體不僅是行政組織自身，還有政黨、權力機關、司法機關、社會團體、公民及社會輿論。監督主體多,充分體現了我國監督的人民主權原則。

行政監督的內容廣泛。由于監督主體多，監督的機構和渠道就多，從而使行政監督縱橫交錯，幅射面廣，各種監督客體都處在一定程度的監督之下，基本消除了監督的空白地。從監督客體活動的領域來看，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權力的行使都受到廣泛監督。

二、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現狀與問題

（一）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現狀

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體制，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不斷加強而逐步形成的。該體制是由外部監督系統和內部監督系統有機組合構成的，外部監督系統是指來自行政機關以外的監督主體對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實施的監督。主要類型有：第一，政黨監督。第二，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第三，國家司法機關的監督。第四，社會監督。與外部監督體系相并列，我國行政組織內部也建立了系統的自我監督體系即內部監督體系。內部監督是指國家行政系統內部具有監督權限的行政機關，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對行政活動和行業所進行的行政性監督和督導，這種監督以提高行政效率為中心任務。主要有兩種形式：第一，專職監督機關的監督，監察機關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擁有檢查權、調查權、建議權和一定的行政處分權，審計機關實施的是專門性監督即對國家財政經濟管理的監督。第二，非專職監察機關的監督。主要有上下監督、主管監督、職能監督三種形式。上下監督即各行政機關按隸屬關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所產生的直線或縱向垂直監督；主管監督即行政主管部門對被管理單位及人員的監督；職能監督指政府各職能部門就其主管的工作，在自己職權范圍內對其他有關部門實行監督。這表明，我國已形成了一個較為全面、完整的呈網絡格局的行政監督體制。實踐證明，我國行政監督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它為保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國家法律、法規的正確貫徹執行，督促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廉政勤政，預防和糾正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誤，促進國家政治穩定和經濟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我國行政監督體制存在的問題 缺少強有力的主干監督機構。現行的行政監督體制是一個多元的體制，在眾多的行政監督機構和監察渠道中, 沒有一個起核心樞紐作用的機構和渠道，各種監督之間的關系目前還沒有理順，前列各類監督主體都有監督權，但在如何分工上要么不甚明確、不甚合理；要么交叉重復、責任不清，在具體監督過程中缺乏溝通和聯系。至此，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體制沒有明確誰是主干的監督機構, 以至形成多中心的監督體制,缺乏協調、配合和制約, 造成行政監督的軟弱無力。

行政監督法制化程度低,監督標準不明確。行政監督立法是建立和完善行政監督機制的前提和保證。監督主體執行監督職能,必須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有關法律為準繩,如果缺乏行政監督立法,就會造成監督機關無法可依,行使監督缺乏標準和依據,易導致監督的盲目性和隨意性,甚至產生負向功能。我國目前行政監督的有關法律比較少,有些領域甚至還是空白。立法的滯后給行政監督帶來了消極影響, 如是與非、罪與非罪、合法與不合法的界限，有的沒有法律規定,有的規定不清,這在監督上易引起混亂。同時,又使得監督機構對腐敗現象的監督或懲處缺乏法律依據和法制手段,這大大影響著監督工作的嚴肅性、公正性。

行政監督偏重于事后的追懲性監督,忽視了事前預防性監督及事中的過程性監督。行政監督活動是一項經常性、連續性的活動,凡是有行政管理活動,就應伴隨著對行政管理活動的監督。根據監督主體對監督客體進行監督的不同發展階段,行政監督可分為事前監督、事中監督、事后監督三個前后相繼的階段,行政監督應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地進行,做到三者的有機結合。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把監督工作的重點放在糾偏于既遂上,偏重于追懲性的事后監督,忽略了行政行為發生前的預防和行政行為過程中的控制。由于事前預防和事中控制不完善,以致造成行政偏差出現過多,行政監督機構整天忙于應付查錯糾偏,陷入被動消極的不利局面。

監督機構缺乏應有的地位與必要的獨立性。除黨的監督外，絕大多數監督機構均隸屬各級政府，屬各級政府的內部監督機構，這些監督機構受雙重領導，既受同級行政機關的領導，又受上級業務部門的領導，在這種雙重領導體制下，內部監督機構受到的控制較多，難以從全社會和宏觀上實現監督，往往從地方或部門利益出發實施監督，從而使監督處于一種兩難境地。在組織上，監督機構的領導人，不是由同級行政機關領導兼任，就是由行政機關任命，在經濟上，監督機構一般都從同級行政部門領取經費。這種監督體制嚴重制約了監督主體的獨立性和應有的地位，難以獨立地行使監督權。

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和社會監督的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一切國家行政機關實施全面監督，人大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是最高層次、最有權威的監督，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人大一年一度一次會議對政府的監督作用有限，缺乏經常性監督，監督的力度也不夠，難以真正體現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權。在社會監督方面，公民的批評權、知情權在很大程度上有名無實，壓制群眾，甚至打擊報復群眾的現象時有發生。社會團體、社會輿論的監督由于不具國家權力的性質，監督沒有權威性，實效性較低。

部分行政監督人員素質不高。行政監督人員是行政監督工作的具體承擔者和實施者,提高行政監督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督人員的素質。從總體上說 ,行政監督主體的人員結構、知識層次、能力水平比較好。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支隊伍的素質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還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比如,有的執紀執法人員思想政治素質不高,不注意堅持原則；有的執紀執法人政策水平、知識水平和業務能力不高,開展行政監督工作基礎不扎實等。為此，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執紀執法隊伍，己成為完善行政監督機制，提高行政監督效能的當務之急。

三、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完善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體制與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建設、與深入進行反腐敗斗爭，為改革、發展和穩定創造有利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客觀要求已經有點不相適應了，為此，必須對我國的行政監督體制進行改革和完善。

（一）加強總體協調,充分發揮總體監督效能

明確劃分各種監督機制的功能和責任,重視監督系統的層次性和界定不同層次監督機制的職責權限,加強監督的總體規劃和避免各種監督機制的相互碰撞,進而使各種監督機制既能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又能發揮監督系統的總體功能,增大監督系統的合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應建立一個具有權威性、能夠獨立行使職權的綜合性協調機構, 負責對各監督主體的監督目標和活動過程進行總體把握、具體指導和綜合協調。為了更好地加強各主體之間的整合, 可以設立一個全國性的監督機構有效整合紀委、人大、政協和國家監察部門四大監督機構的力量,并領導和協調全國行政監督工作。這樣就可避免監督主體過 多，力量分散的缺憾,形成一股強大的監督合力,充分發揮監督體系的總體效應。

（二）加強監督立法,明確細則標準,提高可操作性 行政監督立法是依法實行行政監督的前提和基礎。只有盡快建立健全各種行政監督法規,才能為積極有效的行政監督提供基本的規范程序,做到有法可依,減少監督的盲目性和隨意性，這也是建設民主法制國家的基本要求。從我國目前行政監督法規不完善，監督缺乏可操作性的現狀來看，首要工作是加快行政監督立法進程，嚴密制度體系，狠抓制度執行，制定一系列專門監督法律、法規，使制度既有切實可行的內容，又有明確的實施程序和責任追究辦法，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為行政監督提供基本的規范程序和保障。

（三）注重過程監督,強化和突出事前和事中監督 首先應當強化對權 力授受過程的監督。其次還應注意突出事中監控,在第一個環結束后,權力擁有者仍有改變初衷、濫用職權的可能性。因此,對行政權力運行的過程進行監督就顯得尤為重要,他是權力監督過程的關鍵環節。當然除了上述兩個環節外，完善對行政權力濫用的追究機制,對權力 行使的后果進行監督檢查,也是健全我國行政監督體制的必要條件。

（四）改革行政監督的雙重領導體制，建立起行政監督的垂直領導體制

行政監督機關保持獨立，這已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一項原則，只有如此，才能保證監督的實效性。我國的內部監督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實踐證明,這種內部監督由于體系不獨立，地位不高，因而監督大打折扣。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辦法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獨立的外部監督體系。具體設想如下：首先在組織上使現行的監督監察部門從行政機關獨立出來，不再隸屬于行政部門領導，并提升其地位，使其與同級行政部門地位平等，賦予其相應的職權，監督同級行政部門和行政首長。獨立出來的監察機關自上而下成垂直領導體制，下級監察部門只受上級監察部門的領導監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級進行，并只對上級負責，不受行政部門的約束。與組織上獨立相適應，經濟上也要獨立，監察 部門應有自己獨立的經濟預算，下級監察部門從本系統的上級領取經費。這樣使監察機關在經濟上不再依賴同級行政機關，從而使其沒有后顧之憂地去進行監督。

（五）充分發揮人大和社會的監督作用

一是完善人大對行政機關監 督的法律、法規，特別是實施細則，以保證人大對政府監督的實效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在人大內部設立必要的機構。我國各級人大如果能在內部建立專門的監察委員會,承擔對一府二院的監督，承擔對全社會監督機構、活動的領導和協調任務，那么,一定能提高行政監督的質量。三是對現有的專門委員會賦予監督的職權。如:享有名副其實的懲戒權、罷免建議權。四是進一步提高行政機關行為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以強化社會及新聞媒體的外部監督。為此，應盡快制定《國家公務員活動公開法》，對公務員活動公開的范圍、公開的效力、公開的內容、公民在公務活動公開中的權力(如知情權)等作詳細明確規定，以作為公開的法律依據。在制度建設上，建立行政機關定期向社會通報制度。選擇一定的場合或通過一定的媒介形式，將一段時期或某專項的工作及有關工作的政策等主動向社會通報；直接涉及公眾利益的單位實行公開辦事制度，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和具體事務，及時公開條件、時限、程序及結果等，增大工作的透明度；廣泛吸收社會力量參加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尤其是重大行政決策過程應建立廣泛的咨詢制度，避免行政領導的主觀隨意性。建立監督行政保護、獎勵制度。在強化社會監督作用的同時，應加大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首先要營造新聞輿論監督良好的社會環境。其次要切實保障新聞采訪權。再次要建立“曝光——責任追究”機制。

（六）提高行政監督人員的素質

行政監督工作人員的素質主要包括政治素質、法律素質、道德素質、業務技術素質和文化智能素質等，必須在這諸方面全面提高。應從以下幾點入手：一是在選拔階段要注重政治素質、法律素質、道德素質相結合，特別是針對當前我國的公務員考錄制度，要摒棄以往憑分數取勝的絕對標準，更加注重道德和法律素養的選拔標準。針對公務員，在具體管理上，要依照制度的規定和嚴格的程序，以客觀公正的考核為依據，依法確定獎懲、工資、職務升降等。尤其是建立并實行機關公務人員特別是行政領導執法中的回避制度和定期崗位輪換制度。二是注重培訓鍛煉，以此來提升行政監督人員的業務技術素質和法律素質。三是加強行政監督工作人員的自我素質修養，要養成努力學習、奮發進取的習慣，以此來提升行政監督人員的文化智能素質。

總之，行政監督體制的完善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我們應進行綜合決策，采用上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盡快地健全和完善這一制度。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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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論我國的環境法制的立法基礎與完善

內容 摘要

環境 問題 是當今國際 社會 的普遍問題，由于特殊的國情，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本文主要對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其原因進行了認真細致的 分析，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飛速 發展，我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但我們的生存環境卻愈來愈惡劣，工業 化社會對大氣、水、土地的污染和破壞日趨暴露，人們逐步認識到是自身的需要和行為造成了生活環境的惡化。對 自然 規律 認識的貧乏和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誤解，已使我們對自然的破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國1998年長江洪水的量級小于1954年，而中下游水位卻普遍比1954年高。人類活動導致流域內湖泊縮小、調蓄能力降低是其主要原因。近年驚動全國的春季沙塵暴，其主要沙源是森林——草原過度地帶耕地和草場退化造成的沙荒區。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推進的今天，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進程軌道，以法治為主的綜合治理，應該說是當前環境問題解決的最優方案。因此，本人特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探討：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執法與司法的改進、法律 監督的強化、公民環保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加強等內容。

什么是環境？環境是指與 影響 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 農村 等。而環境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這一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由于特殊的國情，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已不僅僅是社會發展某一環節問題，而是關系全局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而在市場 經濟 日益成熟，法制建設逐步推進的今天，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進程的軌道，以法治為主的綜合治理，應該說是當前環境問題解決的最優方案。本人試就我國的環境問題及環境法治作一下探討。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

環境問題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不同的 歷史 時期其環境問題也不相同，依據歷史時期的不同，我們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意義的環境問題，這主要是指在工業革命以前人們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所導致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即由于過分開墾荒地，濫伐林木、過度放牧，掠奪捕撈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物資源日益減少，旱澇災害頻繁等等。另一種就是 現代 意義上的環境問題，它是指在工業革命之后，隨著工農業迅速發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資源的破壞加劇外，也引起了“三廢”（廢氣、廢水、廢渣）污染、噪聲污染、放射性污染和農藥污染等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其污染的廣度深度已大大超過了從前所引發的大量的“環境公害”事件（也稱環境公眾受害，指人們對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社會性危害，包括環境破壞）。

（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1、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

當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已發展到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會問題，人類所面臨的新的全球性和廣域性環境問題主要有三類：一是全球性廣域性的環境污染；二是大面積的生態破壞；三是突發性的嚴重污染事件。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現代環境問題引起全球性的環境危急，最為嚴重的問題包括：大氣污染、酸雨、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和大規模的生態破壞等。1998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2100萬噸，是世界上大氣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目前 一些大城市兒童大約有十分之一患有哮喘病，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大氣環境的嚴峻狀況。2003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狂潮讓全世界30余個國家和地區身陷其中，8000余人感染，700余人喪生。這次突發性公共環境污染事故與我們生存的生態環境遭受大規模破壞有著密切聯系。

2、我國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環境問題在我國如此的嚴重，究其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經濟、人文社會等因素，而且我們國家的具體國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本人將分別進行一下具體的闡述。(1)經濟因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環境方面同樣適用。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階段正是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因而我國在這一時期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會更為沉重。

第一，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問題惡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解放，這種解放刺激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對資源開發利用規模和各行業污染物排放量也會隨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國民經濟尚處在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轉型時期，人們只關注于經濟增長的數字，卻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造成環境的極大破壞；我國近年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呈幾何級數增長。

第二，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市場經濟發展所追求的是高額利潤，是相對少數人的利益，而環境保護則是多數人的利益，二者是對立狀態，法律對這種顯性沖突的社會關系，比較容易做出規范。而我國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利益的主體和環境利益的主體具有統一性。但近年來，我國農村環境惡化尤為明顯，一些鄉鎮 企業 的農民為“脫貧致富”，寧肯容忍環境污染對國家、所在集體和本人的損害。對此，國家不得不采取強制措施關閉“十五小”企業。但在一定意義上，政府既是沖突調解者，又常成為沖突的一方（地方利益），違法陣營龐大，法律執行的難度極大。

(2)環境問題最明顯的是人文社會的原因，我國的環境問題，從現行的角度看，這方面的因素影響更為巨大。

第一，我國人口眾多，環境的資源壓力大，環境問題與人口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聯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應有一個適當比例，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當代 中國 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龐大的人口數量極快的增長，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可以這樣說，我國的人口問題是短時期內很難扭轉的最大社會問題之一，這是用不著忌諱的。人口問題導致了我國資源的絕對短缺，因而往往出現了對資源的無節制開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伴隨著驚人的浪費，給我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第二、由于人口不斷增長造成了另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城市化問題，現在世界上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市化過快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國也不例外。由于城市建設占用了大量耕地，毀壞了一定的森林和草地，給城市化還帶來了一系列其他問題： 交通 擁擠、住房緊張、污水處理不當、供水不足、空氣污染、噪聲污染、垃圾污染、土地荒漠化和人民健康受到損害等。人口城市化的過快發展使生態受到破壞，使環境不斷惡化。第三，公眾環保意識普遍較差。

“所謂環保意識，是指人們在認知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發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它最終體現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上。”目前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對于環境問題的客觀狀況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據調查，國民對于環境狀況的判斷大多是態度中庸，無敏感性，對許多根本性的環境問題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社會公眾不愿意主動地去獲取環境知識。2000年“世界環境日”前后，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 教育 部聯合進行的對全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果是，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知識水平還都處于較低的水平，環境道德較弱，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中具有很強的依賴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對于強化公眾環境意識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從這些大量的調查中，可以看到，我國國民的環保意識總體水平普遍較低。一個國家的國民環保意識如此，可以想象這個國家的環境問題是怎樣的一個狀況了。第四，環境問題與貧困等其它的社會問題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環境問題在當今世界各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一點，富國的環境問題主要是與污染物相關的環境污染，而窮國環境問題主要是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環境破壞，前者比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復，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復則要困難的多。我國的環境問題也有類似情況，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經濟發達的地區，環境問題主要以環境污染為主，如今經過不斷地治理正在不斷有所緩解；而西部相對貧困地區，環境破壞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十分嚴重，且日益呈現出環境問題與貧困同步深化，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

二、對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的幾點思考

環境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包含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本人就對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作以下幾點探討即對我國環境問題作幾點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執法與司法的改進、法律監督的強化、公民環保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加強、對環境構成物的物權歸屬思考。

（一）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

我國環境保護法頒布二十多年來，法律的調整范疇基本上未發生什么重大的變化，環境法在立法上也未轉型，依然是以環境污染防治法為核心的傳統型環境法體系。事實上，環境保護不僅包括對已有污染的治理，還包括對現有環境的保護。然而我國的立法長期忽略了這一方面，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自然資源保護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家環境總局負責人在談到西部環保工作時強調，“一定按照江總書記，預防為主，保護優先”的要求，堅持污染防治與生態環境并重，生態建設與保護并舉，城鎮污染治理與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并重，統籌兼顧綜合決策的方針，力爭實現西部環境事業的跨越發展。

環境保護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執行的關于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規范和總稱，即把環境保護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 科學 化的軌道，對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著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立足于全面統籌兼顧的原則，遵循法制統一，確立環境管理體制，建立高效的組織機構即環境管理機構來承擔指導和協調任務，通過立法明確有關機構的設置、分工、職責和權限以及行使職權的程序，建立健全環境管理制度；并進一步確定有關主體的權利、義務和違法責任，只有對違法者實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權利得到有效保護。目前，我國環境立法中對污染環境罪與國家環境立法主要是全國性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國家環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與原則性，是全國人民的環境活動法則，是地方立法的依據，是環境立法的關鍵。如今，我們國家存在著規定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這應該是今后環境立法修改的重點。

地方環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權力機關和相應的地方行政機關制定地方性，環境保護法規和規章法規，它是環境保護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貫徹執行國家環保法律、法規和管理本地環境保護事務的保證措施。地方環境立法必須堅決強化環境管理，突出重點，兼顧其它的指導思想，堅持為環境管理服務，以環境保護工作的中心為環境保護立法的重點，具體說來，有如下原則：①建立大環境立法體系的原則，如前所述，國家環境立法存在著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與此對應地方環境立法中也存在著側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立法的現象，從而造成了實際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輕生態環境的保護，使環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慮。堅持大環境的立法原則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運用生態學觀點將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作為一個有機體考慮，以保護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各類災害等規范組成一種標本兼治的大環境體系，②強化污染責任制原則，進一步明確和加強污染者的法律責任感。地方立法應將國家立法中污染者與責任具體化明確化，誰污染誰治理，這本來就是環境保護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的體系下，市場主體具有趨利性，往往出現一些企業為了眼前短暫的經濟利益寧愿被罰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現象。因此，加強地方環境立法，強化污染者的責任已刻不容緩，這應該說也是權利義務原則在環保法中的體現。③堅持現實性與超前性相結合原則，各地方的污染狀況不同，環保的具體任務也不盡一樣，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實為依據，堅持國家立法的原則性與本地實際的靈活結合。同時，由于 總結 性立法往往帶有明顯的滯后性，而社會關系不斷發展，地方立法應在科學預見基礎上超前立法，以彌補國家立法的滯后性。

第五篇：喬麗劍論我國離婚制度立法與完善

北京瀚林職業研修學院

法律專業畢業論文法律

年級

學號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

日期

我國離婚制度的立法與完善

【摘要】：離婚制度是我國婚姻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國婚姻制度中“婚

姻自由”指導思想的重要體現，它與結婚自由共同共同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隨著時間推移我國社會生產力飛速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在一些新思潮，新觀念的沖擊下，人民的婚姻觀發生改變，尤其是在離婚制度上，原有的離婚制度中一些不再適應當甚至發生矛盾，為此為了更好的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我們得去完善這里面的問題。

【關鍵詞】：婚姻制度離婚制度歷史演變立法問題與完善

【目錄】 ：

一、我國離婚制度歷史演變

二、新中國至今的我國的離婚制度立法

三、我國現行的離婚制度的問題與完善

離婚制度是我國婚姻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國的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就是由它和結婚制度共同構成。古今中外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從古至今在各個時期朝代的人民都有自己對離婚問題有著自己的看法主張。隨著時間發展生產力飛速的發展，離婚制度也隨著朝代的更迭而進步發展，但是離婚制度的形成也是由一個過程，要想弄明白我國現行的離婚制度存在的問題，合理的去解決完善，就必須明白它的歷史演變，這樣才能從中找出不足，去完善我國現行的離婚制度。

一、我國離婚制度的演變

我們一直再說離婚制度，離婚制度是婚姻制度中重要的部分，那么首先讓我們先明白什么是離婚。那么什么是離婚呢?離婚是當代各國對婚姻解除的法律統一用語，是依照法定手續解除婚姻關系。定義為指夫妻雙方通過協議或訴訟的方式解除婚姻關系，終止夫妻間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行為。我國自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的出現便有了離婚的出現，并板隨著婚姻制度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可以說結婚衍生了離婚，他們就是一對矛盾不可分割，不可分離，相互作用。離婚的產生，也就產生了離婚制度。離婚制度是我國婚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婚姻自由思想的重要體現。離婚制度和婚姻制度一樣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他不是憑空而生的，他是生產力達到一定的水平應運而生的。它也經歷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演變，同時反映時代的要求，離婚制度大體上也經歷了從禁止離婚主義到許可離婚主義、從專權離婚主義到平權離婚主義、從限制離婚主義到自由離婚主義、從過錯離婚主義到無過錯離婚主義的漫長演變過程。

由古代社會的“七出”到封建社會的“義絕”和“和離”，也是離婚制度的發展，可以說是從專權離婚主義到限制離婚主義的發展過程，但是礙于當時的社會背景，男女地位不平等，所以說在哪個時期離婚對方的地位不是平等的，更沒有自由可言，大部分是“單意”或“片意”。因為歸根離婚制度是由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社會屬性決定的。而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更本沒有

離婚自由平等可言，直到近當代民國時期時的婚姻制度和解放前革命根據地的婚姻制度，才有了婚姻自由的思想的出現，也就有了離婚自由的出現。而對我們現在婚姻制度有影響的也就有這時期的婚姻制度了，下面我們著重講一下這段時期的離婚制度。

（一）民國時期民國政府的離婚制度

民國時期的離婚制度是當時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大背景下，在立法體例上模仿德國和日本等大陸法系的國家制定了當時的離婚制度。由于在那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大背景所在內容上有很多的封建殘余，但較之以前沒有毫無自由平等的封建奴隸時期的離婚制度是很有大的進步的。該法的內容離婚方式一共兩種，即兩愿離婚和判決離婚。

1、兩愿離婚

該法第1050條規定：“夫妻兩愿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應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兩愿離婚婚后，關于子女的監護，由夫任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1]著法律由于在那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自然有很多的缺陷，例如其中就沒有對離婚后的生活問題作出有關規定，但是相對以前的單意和片意離婚是很大的進步的，至少可以看出其中體現了婚姻自由的思想，較之以前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個法律也是有很大的進步的。

2、判決離婚

該法還規定：“夫妻一方以其他方式有下列一下情形之一者，得向法院強求離婚：（1）重婚者；（2）與人通奸者；（3）夫妻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

（4）妻對對夫之直系親屬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親屬之虐待，致不堪為同居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6）夫妻之一方有意圖殺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惡疾者；（8）有重大不知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被三年以上之徒刑者或因犯不名譽之罪被處徒刑者。”

以上是判決離婚的十大理由，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現行的的婚姻法中有關判定感情破裂的情形的影子，例如家暴、失蹤、重婚等等，是有很大的進步的，但是1930年離婚法所確定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通過離婚解決問題婚姻等法律原則及相對開放的離婚條款，在當時的中國雖然不可能被完全貫徹到社會生活中去，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但對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卻具有特殊的引導意義。

（二）解放前革命根據地的離婚制度

解放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先后制定出很多有關婚姻的立法，其中有很多是有關的離婚的規定，其內容是：（1）離婚自由；

（2）賦予夫妻離平等婚的權力；（3）概括、列舉離婚的原因；確立離婚登記制度。同時在離婚問題上還規定了保障婦女、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以及對革命軍人婚姻的特殊保護。革命根據第的立法是完全對封建時期的離婚制度的廢除，在一定的程度上較之國民政府的離婚制度的立法先進，處于那個特殊時期自然也有瑕疵，但是其奠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礎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二、新中國至今的我國的離婚制度立法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婚姻法進行了多次商榷、修補、完善。分別與1950年頒布了第一部《婚姻法》；1980年頒布了第二部《婚姻法》；以及200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案》。我們可以了解其內容來探究我國這些年的離婚制度立法。

（一）1950年的《婚姻法》

新中國成立后，首先頒布的不是中國《憲法》，而是我國的第一步《婚姻法》，這部婚姻法大體是繼承了解放前革命根據的有關婚姻立法的優良傳統，并受到蘇聯法制理論和立法體例影響。內容上沒有進行大的修補。進一步對雙方自愿離婚和男女一方要求離婚做了規定。可以從內容上看出該法的在離婚制度立法上得進步。

其內容大致如下：（1）堅持離婚自由，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則。主要體現在離婚方式上，對自愿離婚和男女一方要求離婚做了具體的規定。例如該法第十七條規定：“男女雙方自愿離婚的，準予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準予離婚。[2]（2）確立了兩種離婚方式，分別是行政程序離婚和訴訟離婚。例如該法的第十七條有關規定：“男女雙方自愿離婚的，雙方應向區人民政府登記，領取離婚證。”和“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得由區人民政府進行調解；如調解無效時，應即轉報縣或市人民法院處理；區人民政府并不得阻止或妨礙男女任何一方向縣或市人民法院申訴。縣或市人民法院對離婚案件，也應首先進行調解；如調解無效時，即行判決。”（3）對軍人、分娩時期的婦女做出了保護性的規定。如該法的第十八條，十九條分別規定：“女方懷孕期間，男方不得提出離婚；男方要求離婚，須于女方分娩一年后，始得提出。但女方提出離婚，不在此限。”“現役革命軍人與家庭有通訊關系的，其配偶提出離婚，須得革命軍人的同意。（4）在離婚后涉及到的財產分割問題、生活問題以及撫養全問題上做出了系列規定。例如該法的第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內容。分別對子女撫養權，離婚后財產分割和生活等問題的系列規定。

1950年的婚姻法大體繼承了革命根據地的優良傳統，徹底廢除了封建時期幾千年的離婚制度，并且這次是全國性的，也可以說是對當時的中國婦女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解放。但是其中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在該法的離婚后財產分割問中共同債務題的問題上。該法的第二十四條：“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擔的債務，以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償還；如無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或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不足清償時，由男方清償”。就該條中“如無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或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不足清償時，由男方清償”這樣無疑是加重了男方的壓力。但是隨著時間推移該法也得到了完善。此問題在就對此問題進行了改善。1950年婚姻法徹底廢除了我國沿襲了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的離婚制度，同時也未采近代資本主義國家離婚立法的有責離婚主義，建立了新型的社會主義離婚制度。[3]。

（2）1980年《婚姻法》

1966年到1976年我國經歷了十年“文革”混亂時期，法律被踐踏。直至1978年我國才徹底恢復了平穩。當時我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人對我國進行了改革。時隔三十年，1950年的婚姻法有的一些條文也不適應當今生活要求，于是對其進行了修改。

1980年的婚姻法是在1950年的婚姻法的基礎上總結了我國建國30年的成功經驗，結合當時國情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情況對1980年的婚姻法有關離婚部分進行了修改，補充。進一步標準了規定離婚理由并且完善了離婚的程度。例如在內容上把“感情卻已破裂”作為人民法院判決離婚的標準，同時對離婚后子女撫養教育、夫妻共同財產離婚后分割、生活幫助等問題上做出了必要的規范、完善。例如把1950年有關財產分割的條文中““如無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或共同

生活時所得財產不足清償時，由男方清償”。修改成了“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以共同財產償還。如該項財產不足清償時，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其原有的反對封建婚姻家庭制度轉變建設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離婚制度也隨之改變，更加貫徹婚姻自由指導思想，更加完善保護我國人民的婚姻質量。

（3）2001年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案》

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生活生產了迅速發展，人民的生活質量提高。我國與外界的聯系密切，隨著一些新思潮、新因素的影響，我國人民對婚姻觀也有了變動。于是我國與2001年，在二十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簡稱修正案）。每一部新的法律便是對上部的總結修改完善。同樣2001年的修正案是對1980年的婚姻法的修改和補充，在離婚制度上面也有新的突破法展。

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堅持社會主義婚姻家庭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注意科學性、可操作性。在內容上，一方面，將現行婚姻法有關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中行之有效的規定，盡量吸收過來；另一方面，針對立法上尚屬空白，而現實生活中又確實存在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盡最大能力作出補充的規定，以更好地維護美好的婚姻家庭關系，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建設。對離婚標準過于概括、簡單，不易操作和在離婚時的財產分割上，規定得不盡全面，不能滿足家庭財產關系變化的需要;，沒有規定特定情況下的離婚補償和賠償問題；對離婚后的子女撫養和監護問題規定過于簡略等等。

而保障離婚自由，是婚姻自由原則的重要體現。同時還體現了，反對輕率離婚的基本原則。新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二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應準予離婚”情形的，不應當因當事人有過錯而判決不準離婚。確立了我國現行婚姻法采取的是無過錯離婚主義的離婚制度。體現了我國婚姻法的社會進步和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優越性。

三、我國現行的離婚制度的問題與完善

一切的事物都是在不斷的發展，完善，我國離婚制度也不因幾次的修改就能十全十美的，只能是在一段時間內完善，隨著時間的發展，一些問題就會暴露出來，這些問題就需要去完善發展，以下就是對我國現行的婚姻法中離婚制度的幾點完善建議。

首先針對我國登記離婚中“雙方須對離婚自愿達成一致“自愿”問題。登記離婚屬于合意離婚或雙方自愿離婚，對于“自愿”問題的理解應包含如下含義：雙方確實是自愿，即必須出自于婚姻雙方的內心真實的意思表示，不含有任何強迫、非自愿的行為。但是如何判定出當事人雙方“自愿”是很難的工作。有基于某種利益目地；而“自愿”離婚的，有為了逃避法律制裁“自愿”離婚的；有的是被脅迫的“自愿”離婚的等等。這種婚姻當事人雙方為了共同的或各自的目的，約定暫時離婚，待目的達成后再復婚的行為，被稱為“假離婚”。對于這種情況我國必須在登記以及行政程序離婚制度的“審查”的環節上加大力度，確實是婚姻雙方的本意；同時加大懲罰的力度，已經查處是“假離婚”現象，嚴肅處理；同時對于“假離婚”問題在立法上應予以重視，對其進行適當規制。

最后建立統一的離婚法律制度。從立法技術方面看，我國急需統一和增強離婚法律制度的法源。在離婚法律制度領域，應該著手法律編纂工作，對屬于離婚法律制度方面的規范性文件進行整理加工，把現行的有關司法解釋及部門規章的內容吸收到婚姻法的相關部分、相關條款，同時廢除這些司法解釋，盡量把離婚法律制度以基本法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改變目前離婚法律制度法源分散，不規范的局面，從技術和技巧上顯示立法的科學性。

事物是不斷完善發展的過程，我國離婚制度也在不斷發展完善，在其中的過程中，我國離婚制度的不斷完善會以充分保護婚姻當事人的權益為目的的。同時離婚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傷害的不再是婚姻雙方，還可能牽連到孩子，馬克思在《論離婚法草案》中指出：“他們抱著幸福主義的觀點、他們僅僅想到兩個人，而忘記了家庭。他們忘記了幾乎任何的離婚都是家庭的離散，就是純粹從法律觀點看來，子女的境況和他們的財產狀況也是不能由父母任意處理，不能讓父母隨心所欲的來決定[4]。”為離婚除了給離婚者帶來精神、肉體以至給孩子的利益帶來損害外，給離婚者帶來的經濟損失也是顯而易見的，也不可避免地要給社會留下一些影響[5]。因此請慎重抉擇，防止輕率離婚。

【參考文獻】

［1］陳葦著：《中國婚姻家庭立法研究》，群眾出版社第2000年版，第241頁。［2］楊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頁。［3］宋豫，陳葦著：《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婚姻家庭法比較研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頁。

［4］卡.馬克思著：《論離婚法草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頁

［5］杜軍著：《離婚論》，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