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憲法文本中“受教育義務”的規范分析

——兼議“孟母堂”事件

關鍵詞: 憲法/受教育義務/孟母堂 內容提要: 從憲法學的角度看，“孟母堂”事件實際上主要涉及的是公民受教育義務的性質及履行。有必要在受 教育義務與受教育權利關系的把握中，對受教育義務的主體、性質以及責任進行憲法上的規范分析。在此基礎上，將會對“孟母堂”事件的解決提供一種憲法思路。

一、問題的提出：從憲法角度看“孟母堂”事件

2005年9月，一家名為“孟母堂”的教育機構在上海松江開設。在該教育機構中，記誦中國古代經典是最主要的教學方式，其教學內容包括：語文學科所讀的是《易經》、《論語》等中國古代傳統典籍；英語以《仲夏夜之夢》起步；數學則由外聘老師根據讀經教育的觀念，重組教材，編排數理課程；體育課以瑜珈、太極之類修身養性的運動為主。因為其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近似于我國古代私塾，因此媒體普遍將“孟母堂”視為“現代私塾”。在“孟母堂”求學的孩子來自全國各地，除部分短期補習的以外，還有一些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學生。這一所謂的“現代私塾”被媒體廣泛報道之后，因其對傳統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的回歸，構成對我國目前教育模式的挑戰，而導致爭訟紛紜。2006年7月24日，“孟母堂”被上海市教委定性為違法辦學，并責成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對該學堂緊急叫停。

關于“孟母堂”事件，人們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孟母堂”違法，主要是違反了“義務教育法”等相關規定。理由有：“孟母堂”屬于違法辦學；父母有義務送子女到經國家批準的教育機構接受義務教育；“孟母堂”的教學方式不符合法律規定；違規收費而且過高等。

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孟母堂”并不違法。“孟母堂”只是在家學習或在家教育的一種方式。既然不是辦學，也就無所謂違規和違法。顯然‘孟母堂’這種形式，不適合于用‘社會力量辦學’的有關規定來框定它。國家義務教育法的“義務”首先是指國家義務。不入公學，是家長的權利，這屬于自由選擇，他人無權干涉，國家也無權干涉。家長有權利不讓自己的子女上公立學校，而去“孟母堂”求學，政府理應尊重。

筆者認為，對于“孟母堂”事件有必要從憲法角度去看待它。其一，“孟母堂”事件涉及憲法和法律的關系問題。人們探討“孟母堂”事件，爭議的焦點即它是否違反《義務教育法》等法律。但是，在我國任何法律都是依據憲法制定的，任何法律都不得違反憲法。所以，任何法律還存在一個根據的問題，這個根據就是憲法，這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回避和繞開的問題。《義務教育法》本身有無存在與憲法的理念、原則和規范相抵觸的地方，以及在憲法依據上審視人們對《義務教育法》等法律的理解是否是正確的等等，這都需要從憲法角度來看待“孟母堂”事件。其二，“孟母堂”事件涉及對公民受教育權和受教育義務本身的正確理解以及兩者關系的合理界定問題。自從1919年《魏瑪憲法》規定了公民受教育權以來，該項權利成為世界各國憲法普遍規定的一項基本權利，受教育義務也是1919年寫進憲法的，與公民受教育權具有相同的憲法地位特征。“孟母堂”事件里面的關鍵問題是對公民受教育權和受教育義務的正確理解，如果僅僅從《義務教育法》等角度，是無法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

鑒于此，筆者主要從憲法的角度，并著眼于對我國憲法上“受教育義務”的規范分析，來嘗試為“孟母堂”事件的研究和解決提供一種視角。

二、我國憲法文本中“受教育義務”的規定

自1949年以來，我國先后制定了四部憲法，即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另外，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被認為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所以本文的考察從1949年共同綱領開始。

共同綱領沒有規定受教育義務，當然也沒規定受教育權，是在文化教育政策里面提到了關于受教育的事項。

1954年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權，但是沒規定受教育義務。1954年憲法第94條是這樣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國家設立并且逐步擴大各種學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機關，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國家特別關懷青年的體力和智力的發展。1975年憲法在第27條簡單提到公民受教育的權利，但是沒有規定受教育的義務。

1978年憲法與前幾部憲法相同，也是僅僅規定受教育權利而無義務。其第51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國家逐步增加各種類型的學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設施，普及教育，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國家特別關懷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1982年憲法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較大的變化。第4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國家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1982年憲法，也即現行憲法是建國以來唯一規定受教育義務條款的。至于原因，有學者分析，建設強大國家需要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所以在憲法里面需要規定受教育義務，這是帶有強迫性的。[1]也有學者解釋1982年憲法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受教育也是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也是自我完善的需要。[2]

三、受教育義務與受教育權利的關系

受教育義務和受教育權利有密切的關系，對我國憲法上受教育義務條款的規范分析，有必要在受教育義務與受教育權利關系中，從理論上把握受教育義務。可以從三個角度思考。

（一）受教育權是什么性質的權利

公民受教育權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化的前提下，并在福利國家理念下產生的一項公民權利。從性質上看，該項權利兼具自由權和社會權的雙重屬性，但是本質上還是屬于社會權。有學者認為，受教育權包括教育權、受教育自由、教育自由和教育目的等四方面內容。受教育權同時兼具自由權與社會權兩種權利的特性。在受教育權的四方面內容中，受教育自由與教育自由側重自由權，而教育權與教育目的則側重社會權利特性。[3]此種觀點應該來說有較多的新穎性和較大的啟發性，但筆者不太同意該觀點。首先，我們要確定公民受教育權的主體是“公民”，而不是國家或別的什么人。所以，筆者不同意受教育權還要包括教育權、教育自由的說法。有學者認為，一般而言所謂的“教育權”應是專指“受教育之權利”而言。[4]其次，從公民受教育權的產生理念和實質內容來看，是社會權而不是自由權成為公民受教育權的特性。該權利本身是在國家理念和憲法理念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法律社會化的潮流必然會使新出現的權利受到潮流的影響。該權利的本質是為了公民個人更高層次的發展，更有尊嚴的生活，同時也是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素質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因素也應該使公民受教育權具有更多的社會權屬性。當然，并不是說“自由”在公民受教育權中毫無體現，但“自由”是非常局限的、次要的、非本質的。一名學生，他有在一定范圍和條件下擇校的自由，但他只能是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條件下，同時他必須要接受教育，這是對現代社會一個公民的最起碼的要求，此時，他也是不自由的。所以，從自由權和社會權并列在一起的角度來看，公民受教育權可能會有一些自由權的性征，但這是次要的，是以社會權的性征為前提的。

從受教育權的社會權屬性上出發，公民受教育權是積極的受益權。我國臺灣地區有許多學者認為，有一種權利可稱之為受益權。受益權又可分為消極的受益權和積極的受益權。劉慶瑞認為：“受益權系人民站在積極的地位，為自己之利益，而向國家要求一定行為之權利。以前，各國憲法多注重于保護人民的自由權，關于受益權，甚少規定。其有規定者，亦僅以保護自由權之受益權為限，例如司法上的受益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國憲法漸趨向于經濟上的平等主義，對經濟上的弱者，采取種種保護辦法。于是教育上的受益權和經濟上的受益權，遂規定于憲法之中。他認為，受益權可分為司法上的受益權，行政上的受益權和教育上的受益權等。”[5]林紀東認為：“受益權，謂人民為其一己之利益，請求國家為某種行為之權利。”他將受益權分為消極性之受益權和積極性之受益權。救濟權即為消極性之受益權。“積極性之受益權，亦有多種，如生存權、工作權、受教育權等。[6]筆者認為，臺灣學者的分析頗有道理，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權，須依賴于國家創造必要的條件，提供基本的設施，實質上即要求國家履行必要的積極義務。

第二篇：憲法中的權界式公民義務規范淺論_憲法中的權界式公民義務規范淺論

憲法中的權界式公民義務規范，關于憲法權利之限制規定能否被視為公民義務規范的爭議.可通過形式與實質的雙重視角予以化解。

一、權界式憲法中公民義務規范形式之一 對于憲法中公民義務規范的表現形式問題，學界幾乎沒有專門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僅把公民有義務或者是公民的義務這種直接、明確的規定形式(可稱之為明示式)識別為公民義務條款。事實上，無論在我國憲法還是很多外國憲法之中，公民義務規范的表現形式絕不僅限于人們熟悉的明示式，還有一種權界式的義務規范。憲法在確認某項公民權利的同時又規定公民應當做什么、不得做什么，或者針對所有憲法權利而規定應當如何行使、不得如何行使，這些規定屬于對公民義務的規定。這種義務，用李龍教授的話來說叫做遵守法定權利界限的義務。簡言之，憲法以義務性規范的形式對公民權利作出的限制規定，筆者就稱之為權界式的公民義務規范。在各國憲法中，權界式義務規范是比明示式義務規范普遍得多的公民義務規范形式。1.權界式義務規范的依據 普芬道夫曾說:義務是對權利和自由的約束，它是通過對我們做一定行為的必要性的抑制來實現的。法理學上一般認為，規定主體不得做出什么行為或者必須做出什么行為的規則(規范)就屬于對義務的規定。學者指出，識別不同類型的法律規范，主要根據法律規范行為模式部分的文字表述形式，對于義務性規范而言，其文字表述形式多為必須、應當、不得、禁止，等等。所以，憲法若以這些文字對公民權利作出限制規定，就可以看作義務性規范。有德國學者就指出，德國基本法(1949)將公民義務作為基本權利之內涵范圍與限制而個別規定，如第5條第3款第二句:教學自由并不免除對憲法的忠誠，第14條第2款:所有權負有義務，其行使應同時有利于公共福扯。筆者提出權界式這種公民義務的規范形式，并非一己之見。事實上，有不少學者持此觀點，只不過沒有明確提出權界式這個概念而已。例如，日本學者青柳幸

一、臺灣地區學者林紀東都認為日本憲法(1946)第12條本憲法保障國民之自由及權利，應由國民不斷努力以保持之。國民不得濫用之，負有常為公共福社而利用之責任規定了公民的義務，乃是憲法上的自由與權利之一般義務。我國一些學者認為憲法第S1條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規定了一項公民基本義務，可稱之為不得濫用權利的義務。我國還有些學者則以憲法第38條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為例說明，公民在享有充分權利的同時，又負有不濫用這些權利的義務。德國學者Hasso Hofmann認為，基本權利的限制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基本義務。青年學者王錯博士認為，既然基本權利存在限制，那么，該限制的部分就成為公民的義務f9]。韓大元教授總結道:基本義務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一是基本權利中包含的倫理或道德意義上的基本義務;二是憲法文本中直接規定的基本義務。但是，并非所有憲法權利的限制規定都可以看作權界式義務規范。例如，荷蘭憲法(1983)第23條第3款:除議會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任何人都有出境的權利。印度憲法(1949)第21條:保護生命和人身自由除依照法律規定程序外，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和個人自由。這種憲法權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規定，不應視為公民義務規范。因為從其文字表述來看，并沒有指出公民必須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要從中獲得有關的公民義務內容，只能通過邏輯推導，而憲法上的義務是不可以根據憲法規范推定的。所以筆者所講的權界式義務，絕非從憲法權利規范中推導公民義務的意思，推導出來的只是義務的內容甚或說存在，它不能等同于義務規范。2.權界式義務規范的兩種類型(1)概括限制型的權界式義務規范 這是指對各種憲法權利加以總括性、原則性的限制，并以義務性規范予以表述的權利限制規定。除了上文提到過的我國憲法第51條、日本憲法第12條之外，還有如俄羅斯憲法(1993)第17條第3款:實現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不得損害他人的權利與自由。羅馬尼亞憲法(1991)第54條:羅馬尼亞公民、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士必須忠實地行使憲法規定的權利和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但應指出，有些憲法權利的概括限制規定不宜視為權界式義務規范，因為它們屬于直接針對國家的義務性規定，對于公民行使權利時所負之義務，是以設定權利之范圍或條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規定的。例如，日本憲法第13條:一切國民都作為個人受到尊重。對于國民謀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權利，只要不違反公共福社，在立法及其他國政上都必須予以最大尊重。(2)具體限制型的權界式義務規范 這是指對某項憲法權利加以具體的限制，并以義務性規范予以表述的權利限制規定。例如，意大利憲法(1947)第17條第1款規定:所有公民均有不攜帶武器和平地舉行集會的權利。第2款規定:在公共場所舉行集會時，須預先通知當局。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3款:藝術和科學，科研和教學是自由的。教學自由并不免除對憲法的忠誠。但應指出，有些憲法權利的具體限制規定不宜視為權界式義務規范，因為它們也屬于直接針對國家的義務性規定，對于公民行使權利時所負之義務，是以設定權利之范圍或條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規定的。例如，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1791);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據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并詳細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和扣押狀。挪威憲法(1814)第100條規定新聞出版自由。任何人，不論其寫作內容如何，均不得因其所出版或發表的著作而受懲處，但蓄意和明顯地表示本人或煽動他人反對法律，藐視宗教、道德或憲法權力、對抗法令，或對人進行誣告和誹謗者除外。

二、權界式義務規范的實質 張千帆教授認為，在憲法中，規定義務和界定權利的范圍是性質全然不同的兩件事情:前者要求個人通過積極行為履行義務，后者則只是將個人權利的保障限于一定的程度和范圍，因此，更準確地說，我國憲法第51條不是在規定公民不得侵犯國家或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的義務，而是將尊重集體或他人權利作為自己的權利也享受憲法保護的前提條件。德國學者Volkmar Gotz等人認為，基本義務與基本權利之限制，在內涵、理論基礎以及功能上都不相同。Volkmar Gotz指出，基本權利之限制的作用在于引導各種不同的自由、法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形成歸屬和界定的整合，透過基本權利之限制的概念，顯示出個人自由的范疇，應該是一種經由憲法與法律所劃定的以及各種自由彼此之間所界定的空間，因此，這一空間并非基本義務的作用對象。可見，如何看待憲法權利的限制規定，頗有爭議。依筆者拙見，從規范表現形式的角度來講，不將那些以禁止性規范或者命令性規范予以表述的憲法權利限制規定視為義務性規范，是缺乏法理依據的。然而，規范的形式畢竟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雖然權界式與明示式都是憲法中公民義務的規范形式，但二者在內容上和實質上都有重大區別。內容上的區別很明顯，凡是納稅、服兵役、受教育、勞動等義務，在各國憲法中皆以明示式規范的形式出現，對此無需贅述。本文著重分析實質上的區別，這可從規范的創設目的、出現位置、表述轉換等三方面人手。1.權界式義務規范的創設目的 從創設目的來分析，權界式義務規范的存在，主要不是為了課公民以義務，而是由于一些權利或自由本身不可能是無限的，制憲者為了使權利不至于被濫用，協調不同主體的不同權利(如某甲的言論自由與某乙的名譽權或某丙的隱私權可能沖突)，才在確認權利時附加上不得用此權利做某事或者行使該權利應負某種積極責任的規定。可見，這種規定雖然用義務性規范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規范權利。換言之，制憲者要充分展示其理性，在確認權利的同時，還要劃定其邊界、設定其條件，才創設出伴隨著權利規范的、被筆者稱為權界式的義務規范來。例如，根據我國憲法第51條，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的一般界限或者說條件是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根據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3款，教學自由的界限是不免除對憲法的忠誠。根據意大利憲法第17條，集會權利的條件是不攜帶武器、和平地舉行，在公共場所舉行集會的條件是預先通知當局。英國法學家迪亞斯指出過，義務的目的會決定規范的形式。遵守權利界限的義務如果要以義務性規范予以表述，就只能是權界式的形式。2.權界式義務規范的出現位置 從在憲法典中出現的位置來看，權界式義務規范總是伴隨于權利條款而出現。概括限制型的權界式義務規范，要么出現在列舉完憲法權利之后，這是大多數憲法的做法;要么出現在開始列舉憲法權利之前，如土耳其憲法(1982)第二篇基本權利和義務之第一章一般規定中，第三部分即第14條專門規定禁止濫用基本權利和自由。具體限制型的權界式義務規范，總是在確認一項具體的憲法權利之后緊跟著出現，要么規定于同一款，如前引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3款;要么規定在同一條的不同款，如前引意大利憲法第17條第1,2款。而明示式義務規范在憲法中的位置是相對獨立的。從整體來看，明示式義務規范當然是與權利規范分離的，有的憲法設立專章予以規定，如泰國憲法(1996)第四章泰國人民的義務(第49-57條);有的憲法在一個條文中以若干項予以列舉，如蒙古憲法(1992)第17條。就單個條文來說，明示式義務規范也一般是與權利規范分離的(當然，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這類極少數的規定除外，這樣規定只是為了語言簡潔)，極少出現一個條文既有權界式義務規范又有明示式義務規范的情形。權界式義務規范與明示式義務規范在憲法中位置的區別，正是由權界式義務規范的特有目的所決定的。3.權界式義務規范的表述轉換 從表述方式的轉換來說，正如前文所舉例的，有些憲法權利的限制規定由于其表述方式而不宜被視為權界式義務規范，相反，權界式義務規范也可以轉換為這類權利限制條款，即把對公民行使權利時所負之義務以設定權利之范圍或條件的表述方式(如除外，在前提下予以規定。例如，俄羅斯憲法第29條第1款:保障每個人思想和言論自由。第2款:禁止從事煽動社會、種族、民族或宗教仇視和敵對的宣傳和鼓動。禁止宣傳社會、種族、民族、宗教或語言的優越性。這第2款就屬于權界式義務規范。但從技術上說，表述方式是可以轉換的，即可以把這兩款合并，作如下表述:保障每個人思想和言論自由，但從事煽動社會、種族、民族或宗教仇視和敵對的宣傳和鼓動，以及宣傳社會、種族、民族、宗教或語言的優越性的除外。這樣，按照本文的立場，就不將其視為義務規范。申言之，權界式義務規范在表述方式上具有可轉換性，它可用典型的義務性規范來表述，也可不用典型的義務性規范來表述，而且這種轉換，并沒有改變原條文規定的主體，沒有使原條文的宗旨和主要內容發生變化。而明示式義務規范則不具有這種可轉換性。例如，公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這一明示式義務規范若要在轉換表述方式之后仍然含有公民納稅義務的意思，就只能轉換為授予政府征稅權的授權性規范，如國會有權規定賦稅或者政府有權依法征稅，顯然，如此轉換已經改變了原條文規定的主體，條文的宗旨和主要內容也發生了變化。這說明，權界式義務規范所具有的這種表述形式的可轉換性是特有的，這正是由其不同于明示式義務規范的實質所決定的。張千帆教授曾說，對憲法權利的限制不宜以義務性規定的方式出現，但他只是以限制權利的根本目的來論證的。筆者在此提出的權界式義務規范在表述上的可轉換性可以作為一條新的論證理由。綜上，權界式義務規范絕非單獨的、純粹的公民義務規定。權界式義務規范附屬于甚至從屬于公民憲法權利規范本身，它可以轉換成非義務性的表述，其實質是表達權利應當有所約束。本文以形式與實質的雙重視角，化解了中外憲法學界關于憲法權利之限制規定能否被視為公民義務規范的爭議。一方面，沒有理由認為憲法中的義務規范與普通法律中的義務規范存在著不同的識別標準。憲法中的權界式公民義務規范如果對憲法權利的限制規定采用義務性規范的形式，就不妨視為權界式的公民義務規范。另一方面，權界式義務規范在實質上區別于明示式義務規范，這決定了二者在憲法中的地位、功能和效力都將有巨大差別

第三篇：我國憲法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些都是保障中國公民享受人權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則。

憲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中，對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作了詳盡的規定：

關于政治權利和自由。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以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等。

關于人身權利和自由。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關于宗教信仰自由。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關于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護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殘疾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

憲法在規定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的同時，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公民在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維護國家統一和各民族團結的義務 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物、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的義務。

3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

4保護祖國、依法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的義務。

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 其他方面的義務：夫妻雙方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父母有撫養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瞻養扶助父母的義務。

狹義的所謂贍養，主要是指子女在經濟上為父母提供必須的生活用品和費用的行為，即承擔一定的經濟責任，提供必要的經濟幫助，給予物質上的幫助。

廣義的贍養，指子女或晚輩對父母或長輩在物質上和生活上的幫助。包括兩種情況：

(1)子女對父母的贍養。

《憲法》規定，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中國《婚姻法》也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

贍養扶助的主要內容是指在現有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子女在經濟上應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費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對父母應尊敬、關心和照顧。

有經濟負擔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贍養時，都應依法盡力履行這一義務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不僅發生在婚生子女與父母間，而且也發生在非婚生子女與生父母間，養子女與養父母間和繼子女與履行了扶養教育義務的繼父母之間。

為保障受贍養人的合法權益，《婚姻法》規定：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對拒不履行者，可以通過訴訟解決，情節惡劣構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2)晚輩對長輩的贍養

《婚姻法》規定：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對于子女已經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義務。

這種贍養是有條件的，即須孫子女、外孫子女有負擔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經死亡。

上述規定是保護老人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律措施。

隨著社會的發展，作為特定群體的兒童逐漸成為社會和家庭的核心。特別是在親子關系中，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存在著最直接的、最近的血緣關系。作為人類家庭中的一員，兒童具有不可剝奪的人權與自由。他們有權最大潛力地發展其個性、能力及才智；有權從特殊的保護與幫助中獲益；有權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定；有權以可行和積極的方式知悉他們的權利。①雖然兒童在家庭中有著獨立的法律地位，依法享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但由于兒童在年齡、智力和心理等方面的限制，在有些場合尚不能以自己獨立的意志進行民事法律行為。因此，各國均立法規定了兒童在家庭中的權利，以保護兒童的利益。本文從兒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對親子關系訴訟中親子鑒定的思考及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的確立等方面粗淺分析我國兒童權利保護中存在的幾個問題，以期能拋磚引玉。

一、兒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世界各國均立法規定了兒童在家庭中獨立的法律地位，這也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基本要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1）締約國應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共同責任的原則得到確認。父母或視具體情況而定的法定監護人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首要責任，兒童的最大利益應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事（第17條）。（2）締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第19條）。（3）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兒童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的生活水平；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負有在其能力和經濟條件許可范圍內確保兒童發展所需生活條件的首要責任；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并在其能力范圍內，應采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實現此項權利，并在需要時提供物質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別是在營養、衣著和住房方面（第27條）。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里，兒童不再被看作是完全依靠成人庇護而不能對話的群體，而是作為權利的主體被承認，并被保護著。兒童雖然是未成年人，但同樣有著對自由、安全、平等的追求，兒童同樣享有人格尊嚴，有權要求別人尊重他們，有生存的權利，有權利獲得個人生活的空間。②因此，絕大多數國家通過法律規定了兒童在家庭中享有信息權、教育選擇權、投票權等條款。如《德國民法典》規定了，在教育與職業問題上，父母尤其要考慮子女的才能和愛好；父母在對子女的照料和教育中，要考慮子女對獨立的需要，在視其發展狀況合適的情況下，應當同子女討論父母照顧權問題并力求取得一致等。《俄羅斯聯邦家庭法典》中規定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生活和受教育的權利、與父母和其他親屬來往的權利、受保護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子女的財產權利等幾個方面。在中國，由于家長制的傳統從氏族、家族和家庭生活之中起端，而后延展到封建國家體制之中，家長制觀念作為一種文化傳統，長期影響著我國思想界、文化界和司法界對兒童的定位。兒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歷來都是置于附屬和“未來”的位置上考慮，沒把兒童放在應有的權利主體位置上。在中國式的家庭中，父母常常把未成年子女作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并對其享有處分的權力，不僅決定了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而且還決定了子女是否享有權利及享有權利的“份額”。因為受到傳統的漠視子女利益的觀念、“清官難斷家務事”等思想的影響，我國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雖然規定了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撫養、教育、保護的規定，但過于原則、缺乏體系性，也未明確規定兒童在家庭中獨立的法律地位。

二、對親子關系訴訟中親子鑒定的思考

親子關系訴訟，作為身份關系訴訟具有對世的效力，牽一發而動全身，直接影響到兒童的健康成長、家庭的和睦以及社會的和諧穩定，無論是法律對其的調整，還是法官對其的判定都必須慎之又慎。親子關系訴訟的訴訟程序與一般的財產關系訴訟不同，法院在訴訟在中限制了辯論主義和當事人處分主義的適用，通常采用職權主義，將發現客觀真實作為訴訟的首要目的，依職權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亦不允許當事人的自認。正是由于親子關系訴訟具備上述特點，親子鑒定在此類訴訟中得到了普遍運用。親子鑒定又稱親權鑒定，是指應用醫學、生物學和遺傳學方法，對人類遺傳標記進行檢測分析，來判斷父母與子女是否存在親生關系的鑒定。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親子鑒定的準確率也不斷提高，親子鑒定的結論通常具有很高的證明力，導致普通老百姓、律師甚至法官對親子鑒定技術結論的過分依賴。因此，在親子關系訴訟中，當事人往往只求助于親子鑒定，作為自然血緣關系是否存在的證據。

上海某區法院曾審理一起案件：甲女向法院訴訟乙男，請求法院確認乙男為其女兒丙的生父，并承擔丙的生活撫養費。甲女向法院提供了二人之間來往的書信、照片、鄰居的證言、乙男向其提供母女生活費憑證的證據。但是乙男否認丙是其親生女兒。法院認為甲女所提供的證據只能證實甲女和乙男之間的關系非比尋常，但不能證明乙男與丙之間有血緣關系。于是，甲女向法院提出親子鑒定的申請，但乙男以會損害現有家庭和睦和侵犯人格尊嚴為由拒絕進行親子鑒定，致使案件事實無法查明，法院不能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進行裁判。對于上述案例，筆者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一是拒絕鑒定的當事人是否有協助親子鑒定進行的義務，是否能進行強制鑒定及違反此義務的法律后果；二是親子鑒定是否解決親子關系訴訟爭議的唯一手段。

在親子訴訟中，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親子鑒定的申請后，必須取得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的同意和法院批準后，才可以進行親子鑒定。實踐中，一部分當事人或者第三人堅持不同意做親子鑒定，致使事實真相難以查明，而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又必須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這樣造成了當事人實質地位上的不平等。出于調整證據分布的結構性不均衡和適當減輕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的舉證負擔的目的，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在父子關系訴訟上，為確定生物學上父子關系之存否，明確規定當事人甚或第三人負有血液檢查義務。除美國須以當事人申請始可進行親子鑒定外，法、德、日都承認法院得依職權命令當事人為血型或DNA檢驗。④對無正當理由不協助親子血緣鑒定的當事人或第三人，有直接強制和間接強制兩種處理模式。德國法采取直接強制，拒絕受檢者不僅要負擔因拒絕所生費用，并科處罰金；若不能追繳時，裁處拘留。應受檢查者無正當理由，一再拒絕受檢時，法院得加以強制，尤其是強制拘提其接受親子鑒定。多數國家采取間接強制的立法例，尊重當事人的自由意思，由其自己決定是否接受親子鑒定，如無正當理由不接受鑒定時，法院得逕為不利益的認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6月15日《關于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類白細胞抗原作為親子鑒定問題的批復》：“鑒于親子鑒定關系到夫妻雙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是一項嚴肅的工作，因此，對要求作親子鑒定的案件，應從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有利于增進團結和防止矛盾激化出發，區別情況，慎重對待。對于雙方當事人同意作親子鑒定的，一般應予準許；一方當事人要求作親子鑒定的，或者子女已超過3周歲的，應視具體情況，從嚴掌握，對其中必須作親子鑒定，也要做好當事人及有關人員的思想工作。人民法院對于親子關系的確認，要進行調查研究，盡力收集其他證據對親子鑒定結論，僅作為鑒別親子關系的證據之一，一定要與本案其他證據相印證綜合分析，做出正確的判斷。”該答復區別了雙方當事人同意進行親子鑒定和未取得一致同意兩種情況，但對什么情況必須做鑒定未作出明確規定，且也未規定對拒絕強制鑒定的當事人應承擔何種法律后果。因此，正如上述案例的原告一樣，無法獲得對方當事人所特有的證據性資料，而承擔敗訴后果的現象決非偶然。

親子關系是否存在常常成為親子關系訴訟案件的爭議焦點，在實踐中，我國法院一般的做法是啟動親子鑒定程序，以鑒定結論定輸贏，這樣原被告雙方也容易接受。但是，在這類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甚至法官卻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關系人的權利，即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美國最高法院從“子女最高利益”的理念出發，認為子女有知道雙親的權利、接受親情的權利和藉由父子關系有否確定，而使父母適切地履行其經濟上與非經濟上的權利。在確認親子關系存否的事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時，受訴法院承認親子鑒定結果得作為證據材料。相反，若子女不愿知悉生父，或知悉生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際，例如婚生親子間雖無血緣關系，但具有親子生活的事實與意思，且表見父母適切履行父母的責任時，判例法運用衡平法原理，在法律上維持該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變更。⑤在法國，親子共同生活的事實或時間經過，親子關系不問有無血緣聯系均因而確定，不能加以爭執，自然也無親子鑒定適用的余地。

三、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的確立

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和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文獻均倡導規定，在處理與兒童有關的問題時，應以兒童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我國政府對保護兒童的利益也十分重視，在《憲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對兒童的利益的保護作出了原則性規定，但未對“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作出明確規定。由于我國婚姻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的不足，亟待在我國婚姻家庭法中確立兒童最大利益的優先權準則，并對相關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

1、關于夫妻生育權的行使沒有以“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為指引。我國法律規定，夫妻有依法生育的權利，但對于生育權的行使沒有規定以“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為限制。在現實生活中，有的父母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為了趕個好日子而不顧子女的利益，隨意決定子女的出生時間，進行非自然分娩。這種依據父母的意愿和利益而提前讓子女出生的做法，不利于子女今后的健康成長。此外，我國農村地區仍存在著選擇生育性別的做法，如果女性胎兒特別是女性第二胎往往會被人工流產。建議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增加夫妻生育權的行使應以兒童最大利益為原則。

2、離婚訴訟中未設立未成年子女“訴訟代表人”。在我國離婚訴訟中，在解決父母離婚問題時對子女撫養、監護等問題附帶一并予以處理，子女的撫養、監護問題處于離婚的從訴地位。由于我國沒有設立未成年子女“訴訟代表人”制度，沒有專門的訴訟代表人代表未成年子女參與訴訟，向法官提出借鑒性的建議，有些法官在處理離婚案件時，往往會接受父母對子女的安排方案，很有可能不能很好地體現“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建議在離婚訴訟中增設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訴訟代表人”制度。

3、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護權的行使沒有設立監督制度。在現實生活中，有的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出于對另一方的怨恨，不讓對方探望子女；有的甚至不讓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極大損害未成年子女的權益，不利于其健康成長。而我國沒有相應的監督制度來保護兒童的利益。建議在《民法通則》中增設未成年子女的監護監督人制度，規定監督人的指定范圍、職權和更換。

4、未成年子女撫養關系的確定和變更未規定應依據“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第1、3項規定，“父母一方優先考慮撫養子女”的法定情形的有“已做絕育手術或因其他原因喪失生育能力的；無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這些規定實際上反映了“父母本位”的傾向，是與“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相違背的。建議在《婚姻法》增加規定，父母應依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行使對子女的保護和照顧的權利。

5、未成年人的收養關系之協議解除沒有規定應依“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收養法》第26條規定，收養人在被收養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系，但收養人、送養人雙方協議解除的除外。這種僅僅依據收養人和送養人之間的意愿，就可以協議解除10周歲以下未成年人收養關系的規定，有可能不利于優先保護被收養兒童的最大利益。建議在《收養法》增補規定，收養人和送養人之間收養協議的成立和解釋必須符合被收養人最大利益優先原則

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爾摩）（我國1980年6月3日加入）《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爾摩）（我國1985年3月19日加入）《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訂)(我國1992年10月15日加入)《世界版權公約》(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訂)(我國1992年10月15日或30日加入)《保護錄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其錄音制品公約》(1971年10月29日)（我國1993年4月加入）《專利合作條約》（1970年6月19日華盛頓）（我國1994年1月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1994年)(我國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1996年)(我國2006年12月29日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1996年）(我國2006年12月29日加入)《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我國2006年12月29日批準)

第四篇：憲法中的公民權利與義務(二)

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人身自由是公民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基礎，是以人身保障為核心的權利體系。《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我國《憲法》所規定的人身自由，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安全權，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意義主要在于：人身自由是公民憲法地位的直接體現，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須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人格尊嚴是指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名譽、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權利，它是公民作為權利主體維護其尊嚴的重要方面。住宅是指公民生活、學習的處所，其住宅是否受到保障直接關系公民其他權利的實現。《憲法》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住宅的安全權是對公民私生活的空間保護，其范圍不僅限于公民生活用的住宅，凡是不經宅主同意、沒有法定理由隨意侵入公民住宅的行為，都構成對他人住宅安全的侵犯。通信自由是指公民通過書信、電話、電報等手段根據自己的意愿進行通信而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它是公民參與社會生活、進行社會交流的必要手段。社會經濟權利 社會經濟權利，是指公民依照《憲法》規定享有的具有物質利益的權利，它是公民實現其他權利的物質保障。社會經濟權利的基本特點是：社會經濟權利是一種綜合性的權利，表現了人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需求；社會經濟權利以國家權力積極而適度的干預為條件；社會經濟權利是憲法遵循社會正義的具體體現。社會經濟權利具體包括勞動權、休息權與物質幫助權。文化教育權利 文化教育權利是指公民在教育與文化領域享有的權利與自由。文化教育權利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主要包括有關教育方面的權利和文化活動方面的權利，主要表現為受教育權、科學研究自由與文藝創作自由等權利。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受教育權的內容主要包括：按照能力受教育的權利，享有接受教育機會的平等，受教育權通過不同階段和不同形式得到實現。監督權 監督權，是指公民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活動的權利。其基本特點是：監督權是人民主權的具體體現；監督權的客體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監督權是一種綜合性的權利體系，由不同形式的具體監督權組成，公民根據監督權客體的實際情況自行選擇合適的方式行使監督權。《憲法》第41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除上述公民的基本權利外，我國憲法還對特定主體的權利保護問題作出了特殊規定，主要包括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華僑、僑眷與外國人。

第五篇：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最終版）

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

摘要:我國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對于這一條款,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通過對此條款提出法理的質疑，旨在引發對于憲法制定的思考。

關鍵詞:受教育權;權利;義務;憲法

“人們為理解社會而受教育，他們為創造或再創造社會而受教育。” 著名教育家埃弗雷?賴默的這句名言足以顯現出教育的重要性。如今各個國家更是將受教育的權利列入法律之中予以保護，有數據顯示，在142個成文憲法國家的憲法中,51.4%的憲法規定了受教育權利和實施義務教育,22.5%的憲法規定了參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23.9%的憲法規定了教育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權利。

當然，我國也不例外。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等，這一系列的法律規定都凸顯出我國對于受教育權 的保護及重視。但其中所引發的種種思考也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受教育權既是權利又是義務的規定不合理

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對于這一條款的規定合理性與否，法學界一直有著不同的爭論。有的學者認為，按照我國憲法的規定,受教育一方面是權利,受教育者可以放棄,另一方面是義務,受教育者必須履行。那么公民受教育既是權利又是義務,一方面可以放棄,另一方面必須履行,從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同時也認為,我國受教育的這種憲法規定方式,不僅產生理論上的困惑,而且也在實踐上給教育立法帶來困難。有的學者則認為，從受教育權利絕對性與相對性和受教育義務履行者雙重性兩個方面來進一步探討該條款，使其內在的合理性與存在的必要性得到真正的理解。

我是比較贊同前者的觀點，我國將受教育權既規定為權利又設定為義務，從法理上來講是違背其權利義務內在理論性的，從實踐上來說也會給部門法造成一定的困擾。

1.權利與義務主體雙重性不符合法理

在談論權利與義務的對立時,我們常說權利表征利益,義務表征負擔,它們是法這一事物中兩個分離的、相反的成分和因素,同時它們又相互依存,相互貫通。權利從法律角度來理解可以將其理解為規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或不作為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而義務則是設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中的、主體以相對受動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保障權利主體獲得利益的一種約束手段。這兩者是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任何一項權利都必然伴隨著一個或幾個保證其實現的義務，也就是說，權利人在一定條件下要承擔義務,義務人在一定條件下要享受權利。但是在憲法這一條款的表述中，我們卻發現，將受教育當作主體的一項權利外，同時也將其規定為了一項義務，作為同一主體而言則難免會自相矛盾。如果說這一主體有選擇接受教育權利的話，那么他同時也有權利選擇不接受，這也完全符合權利賦予的涵義，可于此同時，卻又有法律的條文規定，這項受教育的權利必須接受，因為這是一項義務，否則你便是違反了法律。試問，我們應該如何讓這樣一條既規定權利又限定義務的條款在這種情況下得到完善的解決？結論自然顯而易見，就是無法解決。這就好比，倘若我們賦予一個主體有選擇吃蘋果的權利，同時又規定這個主體必須吃掉這個蘋果，不論你是否愿意，因為這是你的一項義務。所以說，公民受教育既是權利又是義務,一方面可以放棄,另一方面必須履行,從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從法理上難以服眾。

2.權利和義務的主體界限劃分模糊

在憲法的這一條款中，主體的界定也存在爭論，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就意味著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從三歲咿呀學語的孩童到七八十歲的老人，統統都可以劃分到這個范圍中來。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須將受教育作為一項義務來嚴格遵守？而我們從其他的部門法，不難看出，將受教育作為一項義務來遵守的，其實是特指的九年義務教育，《教育法》第十七條關于學校教育制度的規定,可以對教育階段做出義務教育階段和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劃分,初等教育和初級中等教育屬于義務教育階段,而高級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則屬于非義務教育階段。所以憲法中將這個義務的主體籠統的概括為公民是不合適的，這樣就容易造成法律的誤讀。因為就憲法規定的條文而言，權利和義務的主體都是相同的個體，除了有悖邏輯和法理外，對于那些心智尚未完全發育成熟的孩童而言，如何讓他們來理解受教育的義務？而且如果憲法創設了公民的某項義務,那么法律也應相應規定義務人拒絕或者無法履行該義務時應承擔的法律責任,而我國的教育法律并沒有規定適齡兒童和少年拒絕或者無法履行受教育義務時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應該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和少年基本都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部分或者完全沒有承擔法律義務和責任的能力。因而，憲法的此項規定如何讓讓他們來承擔責任？

顯然，在這里，法律的本意是為了強調讓適齡兒童和少年的父母或監護人來承擔這項義務，因為我國的《義務教育法》第十一條規定明確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必須使適齡的子女或者被監護人,按時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 正如穆勒所言，“一個人只顧把孩子生育出來,而沒有能喂養他的身體和能把他的心靈教育好的相當預計,這對于那個不幸的后代以及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種道德上的犯罪;大家也還沒有認識到,如果做父母的不盡這項義務,國家就應當實行監督,務使這項義務盡可能在父母有負擔之下得到履行。”所以說，規定父母的此項義務，從發展孩童身心和國家教育事業正常有序的進行這方面而言是沒有錯誤的，但是從憲法的角度而言，憲法第四十六條這一模糊的規定是有悖于法理的，無法將意思得到真正的表達。象《日本國憲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一切國民,按照法律規定,都負有使受其保護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義務。”日本憲法如此明確的提出，讓人們也可以清晰的了解憲法的本意，而不是象我國現在這樣，對于這一條款的表述方式爭論不休。

此外,義務教育除了父母的義務以外，是否國家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顯而易見的是“義務教育”是和免費教育聯系在一起的。國家從長遠的公共利益出發，通過法律強制規定適齡兒童必須接受初等教育，但“強制”本身意味著國家不僅不得再向家庭收取相關費用，而且必須創造條件“保障”適齡兒童就學，否則，那些交不起學費的家庭是否就要因此受到法律的懲罰？而這是否是一個理性的法律所要求的？因此，“義務教育”確實是適齡兒童機

器家庭的義務，但更是政府的義務。

二、憲法的模糊規定使得部門法立法無據

憲法的最高權威性是不可以忽視的，在法律體系中，憲法是各部門法的基礎，各部門法都應當以憲法為立法依據，都不得與憲法相沖突；同時，各部門法也都是憲法的發展和落實，是憲法精神和價值的延伸和體現。

誠如在前文中所述，憲法第四十六款中的規定，對公民的范圍并沒有做出詳細的界定，那么部門法是根據什么將初等教育界定為九年義務教育，是否就意味著在其他的階段沒有權利和義務限定？公民中義務的承擔者是否和權力的享有者是同一主體？還是像《義務教育法》中的規定，使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作為義務的承擔者？學校是否也應當作為義務的主體之一？如此一來的話，憲法的模糊規定，使得部門法所制定的規章條款就所依無據。如果一個上位法沒有規定，而下位法做出相應的規定，則變成違憲的問題了，這樣便會使得部門法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于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的是，作為憲法本身，頻繁的修訂并不是一件好事，若是解釋能對其做更好的詮釋得話，這種選擇是最好的方式。對于此條款而言，就有學者提出，對該條款做出這樣的解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根據自身能力接受教育的權利,負有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的義務；父母或監護人負有使其子女或被監護人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的義務”。

三、受教育權的司法程序受到的阻滯

九年義務教育由于受到國家的強制力的保護，學校只負責推行和實施國家的教育計劃。可是高等教育則不同，它不屬于強制性義務教育，從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角度而言，欲保障公民受教育權的實現，必須賦予學校等教育機構一定自治權利。可是即便如此，無論是在九年義務教育下還是在高等教育下，學生因受到處分被開除學籍而狀告學校的訴訟至今仍舊是層出不窮，往往是學生還沒有進行申辯的過程，便被學校所拋出的“一紙規定”而喪失繼續受教育的權利，而訴諸法院得到的結果往往是以學校的內部行為為由不予以受理，從而導致這一項憲法所規定的受教育的權利無法得到伸張。雖然經過“齊玉苓”一案，引發了人們對于憲法司法化的思考，但是在實踐當中，還是沒能真正的將憲法走上司法化的道路。于是我們只能在亟待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尋求新的諸如自由權和“公益訴訟”的救濟途徑。

四、結束語

受教育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個人自由發展其人格和個性的基本條件和保證，包含于人的尊嚴的內涵之中。一部成熟而穩定的法律，尤其是憲法，其特殊的地位決定了其作為一部基本法存在的必要性。

如何同時將公民的權利和法律的威嚴同時并重并相得益彰，則需要我們不再是某一種理念的絕對堅持者，而是根據所要處理事務的性質，成為各種不同理念混合的產物。

而憲法中嚴謹的文字表述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倘若在文字表述上出現了歧義，則極易造成對法律的誤讀。進而容易讓人們對憲法的可信度降低，極易造成對憲法的不遵從，若因為文字表述而隨意的更改法律，尤其是憲法，這并不是一個國家法律真正進步的表現，而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悲哀。可是時代在不斷的發展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考慮我們以前制定法律所沒有考慮的因素，這就要求我們在不斷的完善我國法律的同時，更要注意的是，在制定一部法律的同時，怎樣使其得到最大的發揮，尤其不要在語言表述上出現失誤，尤其不要讓憲法象皇帝的圣旨那般朝令夕改。

注釋：

①王俊:試論憲法受教育權利和義務的內在合理性[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1）.②溫輝:受教育權入憲研究[J].法學家,2001,(2).③王俊:試論憲法受教育權利和義務的內在合理性[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1).④童之偉:對權利和義務關系的看法[J].法商研究,1998,(6).⑤穆勒:論自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15.轉引自王俊.試論憲法受教育權利和義務的內在合理性[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1).⑥王俊:試論憲法受教育權利和義務的內在合理性[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1).⑦鄭賢君提出,由于傳統理論認為，包括受教育權在內的社會權利不具有司法可訴性，只有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一是通過公益訴訟，拓展傳統訴訟主體資格的范圍，以實現對包括受教育權在內的社會權利的司法救濟；一是通過對自由權作延伸性解釋，將包括受教育權在內的社會權利納入自由權的范圍之內，從而確立對這類權利的司法保護.參考文獻：

[1]張千帆:《憲法學理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2]蔡定劍:《憲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3]法律教育網:論公民受教育權的憲法屬性 [EB/OL].http://，2008-12-11/200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