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憲法司法適用中的原則與義務

[論文關鍵詞]憲法司法 憲法的間接援引 合憲解釋 憲法義務 合憲性推定

[論文摘要]憲法司法化、“憲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討論在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然而，憲法是否可以作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而在裁決文書中直接援引以及憲法是否可以司法適用等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筆者認為，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適用。部門法有具體詳細的規定，就應該首先訴諸于部門法；當部門法缺失時，法院就應當訴諸于憲法，而不應當以沒有法律依據為由拒絕審理。同時，憲法的司法適用存在適用的主導：一是憲法間接性援引，二是使合憲性解釋成為一種憲法義務。

曾經引起法學界轟動的“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齊玉苓案給學界提出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憲法可以司法化嗎?“憲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當?憲法是否可以作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而在裁決文書中直接援引?憲法是否可以司法適用?雖然時過境遷，我們并不因此否定它的學術價值。

在我國，憲法被明文規定為法律淵源，但是憲法是否可以進入司法，憲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等問題始終是學者們討論的焦點，有一些學者不認可憲法司法化的說法，不認為憲法可以被司法適用。筆者也不贊成“憲法司法化”的說法，但是并不否認憲法的司法適用，并主張憲法司法適用存在適用的主導：一是憲法間接性援引。部門法有具體詳細的規定，就應該訴諸于部門法；當部門法缺失時，法院還應當訴諸于憲法，而不應當以沒有法律依據為由拒絕審理。二是在適用過程中對憲法、法律進行解釋時，自覺地行合憲性解釋。將合憲性解釋從法律方法轉化為憲法義務，無論對憲法進行解釋還是對法律法規進行解釋，合憲性應成為一種解釋的主旨，成為一種憲法義務。

一、為什么不能稱為“憲法司法化”

我國法院長期以來在法律文書中拒絕直接援引憲法作為裁判案件的依據。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新疆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決中能否直接援引憲法的請示做出答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據此，我們同意你院的意見，在刑事判決中，憲法不宜援用。”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批復明確指出審理刑事案件時不能夠直接援引憲法作為判決依據。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關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書如何引用法律規范性文件的批復》，該批復確認了在制作法律文書時哪些規范性文件可以被引用，哪些不可以被引用。該文件認可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直接引用，但是國務院各部委發布的命令、指示和規章，各縣、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和發布的決定、決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布的決定、命令和規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和批復等不可以在法律文書中直接引用。很多學者認為這兩個“批復”是憲法不可以在司法中適用的直接硬性的規定，否定了憲法的適用性。也有學者認為這兩個批復，前者否認了在刑事判決中的適用性，后者只是回避了憲法在司法中的適用問題。這兩個批復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否認憲法的可訴性。由此，憲法是否具有可訴性以及憲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的問題一度成為學者們探討的熱點。2008年12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公告，自12月24日起廢止2007年以前發布的27項司法解釋。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就齊玉苓案所作的《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廢除此司法解釋又成為新一輪關于“憲法司法化”討論的導火索。[!--empirenews.page--] 對于“憲法司法化”這一提法的科學性和可接受度，筆者一直保持一種質疑的態度。“憲法司法化”的說法是2001年原最高院院長黃松有在《人民法院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當時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長的黃松有在齊玉苓案二審判決后，在《人民法院報》上撰文《憲法司法化及其意義——從最高院今天的一個<批復>談起》，文中認為“創造了憲法司法化的先例”，“開創了法院保護公民依照憲法規定享有的基本權利之先河”。“憲法司法化”從此正式出現在法學論著中。這不是一個來自純粹學者的創造，也不是對國外概念的譯介，更不是借用相關理論的跨學科概念。它沒有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甚至還沒有被學界細細探究后給其一個準確定位就夭折了。它是特殊的，并非是哪一個法學界泰斗式人物的創新，而是由一個實務界人士提出的。在人們還沒有將其理論化、甚至還在對它的產生意義和存在價值疑惑時，學術界似乎已經停止了對它的討論。2008年l2月，最高院發布公告將針對齊玉苓案做出的《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予以廢止，這意味著“憲法司法化”提法的夭折。這并非是惋惜，而是暗示著它存在的短暫。[1][2][3]下一頁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一些學者將自己的論文題目設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齊玉苓案的思考”，也有人在文中不加辯駁地提到“齊玉苓案作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的第一案”，甚至有些人在不明所以的狀態下，據此開始討論中國的憲政去向與出路，其實這個案件并不是中國的憲法司法適用的第一個案件。如果說將這個案件作為“憲法司法化第一案”是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那么從理論上分析，憲法司法化應包含憲法解釋和違憲審查。但是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既沒有違憲審查權，也沒有憲法解釋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也不屬于憲法解釋，那么依據這樣的司法解釋并不能得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的結論。雖然我們可以把學者們的這種狀態歸結為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的脫節，但是不加調查研究就下結論畢竟不利于理論研究。從國內兩個案件——錢緣案和齊玉苓案的案情表述的對比中，可以看出以上說法的合理性。

或許這個案件被稱為第一案更多地是受到了最高院為此案做出的《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的影響，畢竟，這是國內第一例由最高院出臺相關文件涉及憲法適用的案件，我們不否認它在這方面的積極意義。

二、判決可以間接援用憲法

雖然對于“憲法司法化”的說法并不認同，但是筆者主張司法判決中對憲法的間接性援引。

由于《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的廢止，意味著“憲法司法化”的提法不會再出現，很多學者也認為這意味著“憲法司法化”的結束。其實這個非學術化的提法經不起學者的考究，遲早會面臨被否定的尷尬境地。但是否認“憲法司法化”這個提法，并不否認憲法的司法適用。這只是否認了法院此類判決——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教育權——的有效性，沒有直接否定姓名權在以后案件中被作為裁判的依據，也沒有直接否定以后的民事判決中憲法的可訴性。另外，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新疆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決中能否直接援引憲法的請示做出的答復，只表明在刑事判決中不宜援用憲法，并沒有否認在其他民事、行政案件中憲法的可適用性。[!--empirenews.page--]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書應如何應用法律規范性文件的批復》的司法解釋指出，法院在制作法律文書時可以引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從該條的規定看，這是將憲法排除在司法適用的范圍之外。但此處并沒有明確指出憲法不能適用，這不是一個禁止性規范，只是在理論上回避了憲法的適用問題，因此理論上可以在制作判決書時援引憲法。在具體的部門法沒有規定相關的事項、而憲法中卻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應不應該受理這樣的案件?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看一則相關案例：北京民族飯店的l6名員工以民族飯店侵犯他們作為公民最基本政治權利即選舉權為由，起訴到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要求民族飯店承擔法律責任并賠償經濟損失。西城區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16名工人隨即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再次駁回起訴，理由是該訴訟沒有法律依據。乜我們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規定著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規定著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由于憲法偏重于原則性、綱領性的規定，人們長期以來并不把憲法看作法，憲法被看作一種政治宣言。實際上，我國的法律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部門規章、地方性規章等，當不對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等進行分階時，我們說到法律都應該包括憲法。上述案例認為訴訟缺乏法律依據明顯將憲法置于法律之外，這種觀點顯然不恰當。憲法應當是訴諸司法適用的法，應該是訴訟的法。

當然，很多學者反對憲法司法化，多是從各種角度論述中國不具備違憲審查的制度背景、時代背景等。因此，這里我們要說明：我國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和在裁判文書中援引憲法條文判案，并不等同于法院享有違憲審查權。有學者認為：“憲法司法化的最低標準，是把憲法作為裁判的法源；而憲法可訴性的最高標準，是建立違憲審查制度。”該學者還認為，在我國，憲法的司法化尚處于一個比較低的水平，我們現階段應采用憲法司法化的最低標準，將憲法作為裁判的法源。張千帆認為，憲法“司法化”可以有兩種相關但強弱程度不同的形式。它的“弱形式”就是目前所指的憲法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即憲法條文可以被當作法院判案的依據。它的“強形式”則更進一步，要求某個獨立于議會的機構能夠依據憲法來審查立法的合憲性，從而建立憲政審查體制。所以，大部分學者對于憲法作為判案的依據還是認可的，但是，對憲法作為法源這個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探討。憲法作為法源，又具體為直接性援用和間接性援引。筆者認可憲法的間接性援引，對于憲法的直接援用，持保留態度。上一頁[1][2][3]下一頁 從國內的司法實踐得知，我國的憲法可以在法院的判決書中出現。一是作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據來使用，用以主張自己的權利或否認對方的權利。二是出現在法院判決書中的說理部分，用來分析雙方當事人提出的權利主張是否具有憲法依據。三是出現在判決部分，即根據《憲法》相關條款規定做出判決。童之偉區分了法院審理案件時引用憲法條文的兩種情況：一是“遵守性援用”(或稱“說理性援引”)。二是“適用性援引”。童之偉贊成前者，反對后者，并且他認為對于齊玉苓案的批復就屬于后者。顯然，童之偉的“適用性援引”指的是以上的第三種情況，而“遵守性援用”則應該對應于前兩種情況。而王禹認為，憲法在判決書中所起的作用有的是作為雙方當事人主張權利的依據，如山西聞喜縣糧食貿易公司案。有的是作為法院判決書的說理部分，如趙忠祥案、張學英案、宋修林案、烏蘇里船案等。有的是明確作為判決依據的，如齊玉苓案、錢緣案o[I]5我們所謂的“憲法司法化”僅僅指的是王禹歸結中的第三種情況——判決中直接援引，是童之偉指出的“適用性援引”。反對“憲法司法化”就是反對憲法的直接援引，而對于憲法的間接性援引——也就是“說理性援引”，筆者認為具有可行性。[!--empirenews.page--]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是一種綱領性文件，提供的是一種原則性的指引，并不是為具體案件的判決提供依據。有各種具體的部門法為案件的判決提供具體判決依據，憲法只需要提供原則性的指引，不需要面面俱到。憲法的地位決定了憲法的權威，但是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所有法的上位法，那么只要它屬于法就可以在司法中適用。在部門法有具體、詳細的規定，可以訴諸于部門法的時候，就應該訴諸于部門法；當部門法缺失時，法院應訴諸于憲法，而不應以沒有法律依據為由拒絕審理。而且，此處憲法的法律適用主要是指作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據，來主張自己的權利、否認對方的權利或者是出現在法院判決書中的說理部分，萬不得已才將憲法條文直接引用在判決部分。

三、合憲性解釋成為憲法義務

合憲性解釋系指司法過程中，當法律規范依字義及脈絡關系產生多種可能解釋時，法官依職權應傾向于選擇最符合憲法原則并使該規范得以維持的解釋。合憲性解釋適應了戰后大陸法系國家借鑒英美憲法解釋傳統，通過實施憲法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時代要求。合憲性解釋雖然在英美傳統中發揚，卻是源于大陸法系。合憲性解釋最初只是在憲法影響下出現的一種法律解釋方法，只是傳統的體系解釋方法。國內對于合憲性解釋大體是遵循了大陸法系，將合憲性解釋作為法律解釋的原則和方法之一。例如，梁慧星教授在自己的《裁判的方法》一書中提出四個類型——文義解釋、論理解釋、比較法解釋和社會學解釋，其中論理解釋的類型涵蓋了合憲性解釋。在黃茂榮教授那里，合憲性因素也只是與文義因素、歷史因素、體系因素、目的因素并列的諸種影響法律解釋的因素而已。

我們認為僅僅將合憲性解釋作為法律方法并不、合適，如果是法律方法的一種，那么對于合憲性解釋的應用就是一種自發的、有選擇性的運用，并非衡量每一個案件時都可以用到。但是當上升為一種憲法的義務，這種解釋就成為一種自覺的運用，可以將憲法的精神貫徹到每一個案件中。盡可能維護以憲法為基礎規范建立起來的整個法律體系的穩定性，盡可能避免因做出“違憲”判斷與決定而引發法律秩序的紊亂，從而為憲法的司法適用做好鋪墊，推進憲政的發展。

我國的法官并非憲法解釋權的主體，法官進行憲法解釋為體制所不容。但是法官在判斷個案的過程中應該做憲法的考量，通過法律解釋方法的運用，將憲法的精神滲透于整個法律體系，進行合憲性解釋。張翔提出，合憲性解釋應該由法律方法向憲法義務轉化，部門法學者應該主動而自覺地做合憲性解釋。現實裁判中存在兩種不同意義的“憲法案件”：一是違憲審查意義上的憲法案件。這種憲法案件是違憲審查層面的和憲法訴訟層面的憲法案件，是“真正的憲法案件”。二是“法律的合憲性解釋”層面的憲法案件。在普通的法律案件審理中；法官負有對法律作“合憲性解釋”的義務，這種案件本質上是普通法律案件，但其中納入了憲法的考量，可以說是另一種憲法案件，是“非真正的憲法案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區分了憲法解釋和合憲性解釋。合憲性解釋并非違憲審查層面的憲法解釋，而是在普通法律案件的審判中，法官通過解釋法律而將憲法的精神納入普通法律的規范體系。[!--empirenews.page--] 法官在很多案件中很藝術地采用了法律解釋的方法，例如，根據《憲法》XX條和《某某法》XX條，分析只針對某某法，而且即使存在只依據憲法條文的情況，其隨后的分析多是對事實進行分析闡述。這樣既符合我國法官對憲法不具有解釋權的基本情況，又合理地響應了憲法的精神和原則，避免了憲法成為“閑法”。這里實際上并沒有運用到法律方法，如果就廣義上的法律方法而言，只是法律發現而已。對于我國憲法解釋的特殊性及其權限的專屬性而言，我們的法官在判決中的方法，從理論上更應該稱為中國憲法方法論中的合憲性推定。

第二篇：論中國憲法在司法中的適用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山東齊玉苓案作出《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該批復成為當年憲法學界的一個熱點問題。該案也被媒體稱為“憲法司法化第一案”。學者們對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所產生的現實意義莫衷一是。有人認為該批復是我國憲法司法化的標志，它意味著憲法作為法院審判案件的法律依據在司法解釋中得到承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另有人認為，該案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應適用憲法，最高院作出該司法解釋是違憲行為；還有人認為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可能有不恰當的地方，所產生的意義也沒有媒體宣傳的那樣巨大，但對憲法進入訴訟領域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本文擬對該案引發的憲法在司法中的適用問題作一些論述。

一、憲法的司法適用在憲法實踐中的地位。齊玉苓案被稱為“憲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為“憲法司法化”？這種表述是否科學？我們不難看出“憲法司法化”提法的創始人本意是指，憲法像其它法律一樣具有司法適用性，即同樣能夠進入司法程序，作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據。但是從字面上看，“憲法司法化”表示憲法不斷適應自身進入司法領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要通過憲法的修改來逐步推進。因此“憲法司法化”的提法不準確。筆者認為，科學的提法應是“憲法的司法適用”。對憲法的司法適用在憲法實踐中的地位的正確認識還有賴于它與相關概念的辨析。首先，人們通常認為憲法的司法適用起源于美國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將憲法的司法適用等同于違憲審查。雖然美國最高聯邦法院解決的是個案問題，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時確認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排除了違憲法律在司法適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實意圖在于確立司法權對立法權的制約。而我們所稱的憲法的司法適用僅是指憲法直接適用于個案。因為美國的違憲審查權掌握在司法機關手中，所以很容易把違憲審查與憲法的司法適用當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認為憲法監督不包括憲法的司法適用。這其實是將憲法監督等同于違憲審查。在我國違憲審查機關唯權力機關一家，但憲法的監督主體卻具有多樣性。憲法監督在外延上不僅包括違憲審查，也包括憲法的司法適用。違憲審查是對抽象的違憲行為進行審查，憲法的司法適用是對具體的違憲個案進行裁判。兩者互為補充，共同成為憲法監督的重要內容，維護憲法的權威。再次，憲法的司法適用是否就是憲法訴訟呢？在我國憲法訴訟是指公民的憲法權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過其它救濟模式，如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仍無法得到保護時，而向有權機關提起訴訟的一項法律制度。因此憲法訴訟與憲法的司法適用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但是在由法院負責違憲審查的國家，憲法訴訟則包含了違憲審查和憲法的司法適用兩個方面。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了解憲法的司法適用在我國憲法實踐中的地位。

二、憲法長期沒有進入司法適用領域的原因。

1、對兩個司法解釋的錯誤認識。1955年最高院對新疆高級人民法院作過一個批復，批復認為憲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規定科罪量刑的問題，因此，“在刑事判決中，憲法不宜引為論罪科刑的依據”。1986年最高院在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中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在法律文書中引用，國務院各部委發布的命令、指示和規章，各縣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和發布的決定、決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布的決定、命令和規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和批復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認為，中國憲法不能進入法院的具體訴訟主要是基于以上兩個司法解釋。筆者認為，1955年的批復并不能排除在判決中引用憲法的可能，在刑事判決中不引用憲法定罪量刑是正確的，但不能擴大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決中一概不引用憲法。1986年的批復對法院是否可以引用憲法規定判案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態度，法院因此剝奪了憲法的司法適用性是沒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根本無權中止憲法的執行力。法院作為司法機關不能決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

2、現代憲法觀念的作用。其

一、憲法的章程化的觀念。人們在性質上把憲法等同于一般政黨、團體內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黨、社會團體規定本組織內部事務的一種共同遵守的文件，而憲法作為一種法，有普遍約束力和國家強制力。把憲法看成章程就是把憲法劃入了思想意識和紀律的范疇，在觀念上已經潛意識地否定了憲法的司法適用。其

二、憲法的綱領化的觀念。綱領是現在不存在，需要進一步努力奮斗，將來才能實現的目標、完成的任務及其行動的步驟。也就是說人們沒有把憲法中的公民權利看成是法定權利，而只是一種應然權利。焦洪昌教授說過：“平等最初只是一個法律觀念，后來隨著社會進步，被人們看成法律原則，再進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法律權利。平等只有作為一種法律權利時，才能得到司法救濟。”[2]筆者認為像平等權這樣的憲法權利還處在法律觀念和法律原則階段上，不能被司法保護也是意料中的事。其

三、憲法的政治化的觀念。人們片面強調憲法的階級性，似乎凡是憲法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在學術研究中也把憲法學搞成了政治學。除了一個徒有虛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憲法幾乎喪失了作為法應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決憲法問題只能通過政治斗爭，而不是司法過程。[3]總之，中國公民的憲法權利意識不強。新中國的成立，雖然理論上說為建立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礎，但是社會實踐中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憲法意識不強。人們逐步形成憲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觀念，認為違反民法、刑法是違法犯罪，而違反憲法則無所謂，以至違法現象屢見不鮮，人們也無動于衷。[4]

三、憲法進入司法適用領域的必要性。

1、憲法的司法適用是

第三篇：第五章：憲法練習題(基本權利與義務)

憲法練習題（第五章）

一、名詞解釋 1.公民 2.宗教信仰自由 3.基本權利

4.選舉權

5.國籍基本義務 7.庇護權

8.平等權

二、選擇題

（一）單選題

1．現行憲法第5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上的特權。

A．憲法和法律 B．國家政策

C．行政法規 D．地方性法規

2．現行憲法規定：我國公民()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A．人身自由 B．住宅

C．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D．人格尊嚴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公平正義的首要內涵。關于它的具體內容，下列哪一選項是不準確的？

A.社會成員享有相同的立法表決權

B.法律以同樣的標準對待所有社會成員

C.反對任何在憲法和法律之外的特殊權利

D.禁止歧視任何在社會關系中處于弱勢的社會成員

4．.根據我國憲法關于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下列哪一說法是正確的？（）

A.我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遭受自然災害時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B.我國公民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其出版自由也被剝奪

C.我國公民有信仰宗教與公開傳教的自由

D.我國公民有任意休息的權利

12.下列哪一項不屬于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

A.環境權

B.平等權

C.出版自由

D.受教育權

13.根據我國憲法規定，下列選項中哪一種情況不是公民獲得物質幫助權的條件？

A.公民在年老時

B.公民在疾病時

C.公民在遭受自然災害時

D.公民在喪失勞動能力時

14..關于《憲法》對人身自由的規定，下列哪一選項是不正確的？

A.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B.生命權是《憲法》明確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屬于廣義的人身自由權

C.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體

D.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二）多選題

1、下列選項中，哪些選項屬于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文化權利（）? A、科學研究自由 B、出版自由

C、文藝創作自由 D、結社自由

2、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下列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保護的表述，哪些是是正確的（）? A、年滿18周歲的所有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B、憲法規定了對華僑、歸僑權益的保護，同時也規定對僑眷權益的保護

C、憲法對建立勞動者休息和休養的設施未加以規定

D、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

3、以下對我國公民的物質幫助權理解正確的是（）

A、該權利是一項受益權，享受者不一定具有勞動者的身份

B、成為該權利主體的前提是權利的享受者必須對社會作出過貢獻

C、對暫時喪失勞動能力的公民也可以成為該權利的主體

D、年老的、患有疾病的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中國公民都可以成為該權利的主體

4、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下列有關我國公民權利的表述是正確的?（）A、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B、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C、任何國家機關在接到公民提出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后，都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D、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造成損失的，受害人有依法請求賠償的權利

5、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下對平等權的理解正確的有（）

A、“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法律實施上的平等，而不是指立法上的平等

B、“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意味著要取消一切差別，各方面都應做到絕對均等

C、“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公民權利能力上的平等，而不是行為能力上的平等

D、“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是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的平等，并不意味事實上的平等

6、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法律，下列哪些人可以具有中國國籍？()A、張某出生在中國澳門，父親為意大利人，母親為中國人

A.受教育權

B.財產權

C.繼承權

D.勞動權

19.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下列哪些說法不正確？

A.為了收集“第三者插足”的證據，公民可以委托私人調查機構以各種形式對“第三者”進行跟蹤

B.為了收集犯罪證據，公民可以委托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聽

C.商場保安人員有權根據商場的規定，對“盜竊嫌疑人”當場進行搜身檢查

D.商場保安人員有權對拒絕搜身檢查的顧客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20.下列有關我國公民權利的表述哪些符合憲法的規定？

A.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B.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C.任何國家機關在接到公民提出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后，都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

D.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造成損失的，受害人有依法請求賠償的權利

21.劉某系某鄉女村民，已生育三個女兒，現在又懷上了第四胎。鄉、村兩級干部決心把她作典型處理。于是，在某日一大早便破門而入，將還在睡夢中未及穿戴整齊的劉某強行帶到村委會教育了一整天，并決定取消其讀小學三年級的女兒“三好學生”的稱號。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鄉村干部的行為侵犯了劉某作為公民的哪些憲法權利？

A.人身自由

B.住宅不受侵犯

C.受教育的權利

D.人格尊嚴

22.根據憲法和法律，下列哪些表述是不正確的？

A.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公民不再享有科學研究的自由

B.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公民不再享有藝術創作的自由

C.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公民不再享有出版著作的自由

D.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公民不再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23.某縣人民法院審理一民事案件過程中，要求縣移動通信營業部提供某通信用戶的電話詳單。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下列說法何者為正確？

A.用戶電話詳單屬于憲法保護的公民通信秘密的范圍

B.縣人民法院有權要求縣移動通信營業部提供任何移動通信用戶的電話詳單

C.縣移動通信營業部有義務保護通信用戶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D.縣人民法院有權檢查任何移動通信用戶的電話詳單

24、①美國《獨立宣言》與《美國聯邦憲法》給予了人權充分保障

②法國《人權宣言》明確宣布“人們生來并且始終是自由的，并在權利上是平等的”，該宣言成為此后多部法國憲法的序言

D.《憲法》的空間效力及于國土全部領域，是由主權的唯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決定的

三、判斷說明題

1．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2．憲法規定：國家保障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

3.憲法規定，對公民的申訴、控告、檢舉和實際困難，有關國家機關必須認真對待，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四、簡答題、1． 人身自由的基本含義？

2.何謂人權，人權的三個發展階段，人權與公民權之間的關系。3.試述平等權。

4．簡述公民的人身自由。

5.簡述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義務。

第四篇：憲法司法化第一案

“憲法司法化”第一案——山東姑娘9年后討要受教育權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可現在我國公民憲法意識還不強，相當一部分公民對憲法知之甚少，或者認為憲法離自己很遠。人們往往以為憲法是抽象的，很少運用于保護公民根本權利。其實憲法與老百姓并不遠，憲法的許多規定，如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男女平等實行同工同酬等都與百姓有密切的聯系。

1990年，山東省滕州第八中學初中畢業生齊玉苓考上了濟寧商校，卻被同村同學陳恒燕盜用姓名就讀直至畢業，畢業后陳繼續冒用齊的名字參加工作。齊訴陳侵犯姓名權、受教育權糾紛案，經山東省高院二審公開開庭審理，并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于2001年8月24日向社會公布了審理結果：齊玉苓獲得計10萬余元的賠償。法律界人士普遍認為：此案開創了我國“憲法司法化”的先河，對今后的司法實踐具有積極意義。

求學路突然中斷，齊玉苓被迫賣早點

1990年的夏天，山東省棗莊市滕州鮑溝鎮圈里村17歲的姑娘齊玉苓參加中考，預考通過后，她按照要求進行了體檢。7月份她又參加了全省的統考。到8月初，學校張榜公布了錄取名單，齊玉苓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而委培生的名字卻是不公布的。無奈，齊玉苓到班主任家打聽，班主任說如果被錄取的話應該有通知書的，讓齊玉苓第二年再考。齊玉苓不死心，回家繼續等待。可是一直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學了，她還是沒等到通知書。

沒有上成中專的齊玉苓最后借錢上了鄒城技工學校。命運弄人，技校畢業后，工作還沒干兩年，廠里減員分流，她下崗了。于是，每天早上賣早點、下午賣快餐成為齊玉苓維持生活的惟一途徑。

中學同學九年前冒用她名上了中專

時光荏苒，一晃到了1999年。這時的齊玉苓已經準備結婚了，本來，對生活并無什么苛求的齊玉苓以為自己的一生就這么平平淡淡地過下去了，但是，戲劇性的一幕卻在這時悄然掀開。

一天，齊玉苓在銀行工作的一個朋友對她說：“真是巧，我們銀行里也有一個叫齊玉苓的，姓和名跟你都一樣。”齊玉苓倍感蹊蹺，因為姓名同音倒不奇怪，但“苓”字也一樣就有點讓她好奇了，而更讓齊玉苓震驚的還在后面——這位“銀行齊玉苓”正是1990年考取中專的，而且這個人上的中專正是當年齊玉苓所報考的濟寧商校。

經過仔細調查，齊玉苓發現，那個已經是銀行儲蓄所主任、已為人母的“齊玉苓”就是原圈里村黨支部書記陳克政的女兒陳恒燕。其實陳恒燕早在自己預考落選之后就開始了冒名齊玉苓的行為。沒資格參加統考的陳恒燕已用齊玉苓的名義取得了鮑溝鎮政府的委培合同，而費盡心血考試的齊玉苓已注定在“為她人做嫁衣”了。

她把冒名者和學校全告了

9年后突然出現的這場變故讓齊玉苓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她怎么也沒想到，當年她自以為中考失利而痛苦萬狀的時候，卻已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錄取通知書，搖身一變，成了“齊玉苓”，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濟寧商校，從此當上了城里人，還捧上了銀行這只令人羨慕的飯碗。而自己呢，卻在打工、下崗。

令人驚訝的是，在假齊玉苓的假體檢表上竟赫然蓋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員會的鋼印。而法院的鑒定結果更表明：鋼印并非假印。

查看這位假齊玉苓的檔案，里面僅有當年的體檢表和學期評語表(也純屬偽造)，很不全。但就是這樣一張連滕州八中也認為是假的學期評語表，在校長簽字處卻蓋有當時八中校長邢啟坤的私章，在學校蓋章處也清晰地蓋有“滕州市第八中學”的公章。

1999年1月29日，忍無可忍的齊玉苓在家人的幫助下將陳恒燕、山東省濟寧商業學校、滕州第八中學、滕州市教委等推上棗莊中級法院被告席。

不滿一審判決，繼續上訴

1999年5月，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齊玉苓訴陳恒燕等四被告一案作出一審判決。一審判決后，沒有認定齊玉苓的受教育權被侵犯，齊玉苓又上訴至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而這起特殊的案件著實讓法官感到為難，陳恒燕等人侵犯了齊玉苓的受教育的權利，應該承擔民事責任，但是卻苦于找不到具體的法律規定。所以決定向最高法院請示。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法釋[2001]25號批復，明確指出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他人依據憲法規定享有的受教育權，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據此對這場冒名頂替上學案作出了終審判決：判令陳恒燕停止對齊玉苓姓名權的侵犯，濟寧商校、滕州教委、滕州八中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與陳恒燕父女共同賠償齊玉苓精神損失費5萬元、賠償齊玉苓因受教育權被侵犯所造成的經濟損失5萬余元，總計10萬余元。據《北京青年報》報道

■名詞解釋

憲法司法化

憲法司法化，就是在司法審判活動中間，人民法院用憲法來作為判決案件的法律依據。通俗地說，就是法院可以像運用其他法律法規一樣運用憲法來解決糾紛。憲法司法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現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做法。通過齊玉苓案，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對這個案子所作出的批復，告訴老百姓不僅享有民法所規定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你還有憲法權利，如果受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護。

■專家解讀

憲法嘗試走進法院

1982年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確認和尊重，使得公民的憲法意識和權利意識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自上世紀80年代之后，陸續出現了一系列涉及憲法中規定公民權利的案例。最早的案例是有關超生子女是否享有計劃內生育子女同等權利的爭論。此外，農村出嫁婦女能否與男性村民一樣保留自留地也成為當時的一個焦點。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大元談到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這批案例時總結說，盡管這些當事人大都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帶有一定的自發性，但卻具有現實的憲法意義。這些案例的核心點大都與憲法中規定的“平等權”有關，通過一系列現實案例的爭論，人們切實體會到憲法權利的現實性和重要性，也為公民人權意識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長期研究“憲法司法化”的學者、北京大學法學院王磊副教授則談到，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期，公民利用憲法維權出現自覺化和縱深化的發展脈絡。而這種脈絡在2001年前后形成一個高潮。其中山東齊玉苓訴陳恒燕一案被認為是開啟憲法司法化的第一案。2001年同樣引人關注的還有青島3名考生以高校招生分數線不統一為由，起訴教育部侵犯憲法規定的平等受教育的權利。

此后，公民利用憲法維護自身基本權利的案例更是屢見不鮮。“懷孕大學生是否應被開除”、“四川大學畢業生蔣韜因身高歧視起訴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查處”等等，無不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

王磊認為，此一輪利用憲法維權的案例與上世紀80年代的案例相比，不但范圍更加廣泛，涉及教育權、平等權、人身權等諸多方面，而且具有強烈的自覺性。“這不但反映了人們對個人權利認識的加深，也為理性、合法、有序地維護自身權利尋求出一條現實路徑。”

■維權案例

老人手持憲法守祖宅

北京63歲老人黃振沄的房子挺立在一片拆遷后的廢墟中。2004年4月1日上午，當強制搬遷的人員來到他家時，黃振沄拿著一本憲法進行抵制，使得這座建于清朝的院落暫時保留了下來。據稱，這是修憲后北京市第一例抵制強制搬遷的事件。

這本憲法中有一頁被老黃特意折起一只角，又用筆畫出這樣一些字句：“第十三條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據黃振沄介紹，他家的老四合院位于北京的黃金地段。由于拆遷辦的現金補償不到位，老黃不同意搬遷。今年3月29日，他收到了崇文區人民政府的“強制搬遷通知書”，稱將于4月1日8時30分強制搬遷。4月1日從5時30分開始，周圍還未拆遷的五六十戶就都自發地集中到他家門口。老黃在屋前插了一面國旗，又把從憲法中摘出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語句寫大了放在門口。當20多名穿警服的人8時30分開著警車到來時，現場已經聚集了100多人，組成了人墻進行抵抗。一個多小時后，警察和來拆遷的工人們無奈地撤走了。

矮個起訴招工身高限制

“僅因為身高不夠我竟失去了報名資格！”四川大學畢業生蔣某感覺受到了歧視，于是依據憲法第三十三條中關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將招工方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2002年1月7日，成都市武侯區法院受理了該案。擔任蔣某訴訟代理人的四川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周偉表示，該案為中國首例憲法平等權案。

2001年12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在成都某報刊登《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招錄行員啟事》的廣告。其中第一項規定招錄對象為“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原告蔣某為2002年普通高等院校應屆生，身高未到被告規定的高度，但符合其規定的其他招錄報名條件，僅僅由于身高的原因，無法成為招錄對象。

蔣某認為，中國人民銀行招考國家公務員這一行政行為，違反了憲法第三十三條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侵犯了其享有的依法擔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平等權與政治權利。2002年1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招聘行員啟事》登在成都某媒體頭版上，其“招錄對象”說明里，已經找不到“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的表述。在這則廣告右下角，一排黑體字十分醒目：招聘行員啟事以本次為準。

第五篇：憲法中的公民權利與義務(二)

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人身自由是公民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基礎，是以人身保障為核心的權利體系。《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我國《憲法》所規定的人身自由，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安全權，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意義主要在于：人身自由是公民憲法地位的直接體現，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須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人格尊嚴是指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名譽、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權利，它是公民作為權利主體維護其尊嚴的重要方面。住宅是指公民生活、學習的處所，其住宅是否受到保障直接關系公民其他權利的實現。《憲法》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住宅的安全權是對公民私生活的空間保護，其范圍不僅限于公民生活用的住宅，凡是不經宅主同意、沒有法定理由隨意侵入公民住宅的行為，都構成對他人住宅安全的侵犯。通信自由是指公民通過書信、電話、電報等手段根據自己的意愿進行通信而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它是公民參與社會生活、進行社會交流的必要手段。社會經濟權利 社會經濟權利，是指公民依照《憲法》規定享有的具有物質利益的權利，它是公民實現其他權利的物質保障。社會經濟權利的基本特點是：社會經濟權利是一種綜合性的權利，表現了人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需求；社會經濟權利以國家權力積極而適度的干預為條件；社會經濟權利是憲法遵循社會正義的具體體現。社會經濟權利具體包括勞動權、休息權與物質幫助權。文化教育權利 文化教育權利是指公民在教育與文化領域享有的權利與自由。文化教育權利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主要包括有關教育方面的權利和文化活動方面的權利，主要表現為受教育權、科學研究自由與文藝創作自由等權利。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受教育權的內容主要包括：按照能力受教育的權利，享有接受教育機會的平等，受教育權通過不同階段和不同形式得到實現。監督權 監督權，是指公民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活動的權利。其基本特點是：監督權是人民主權的具體體現；監督權的客體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監督權是一種綜合性的權利體系，由不同形式的具體監督權組成，公民根據監督權客體的實際情況自行選擇合適的方式行使監督權。《憲法》第41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除上述公民的基本權利外，我國憲法還對特定主體的權利保護問題作出了特殊規定，主要包括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華僑、僑眷與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