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提升教育經費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關于提升教育經費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摘要：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提案第02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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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案 由:關于提升教育經費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審查意見：建議國務院交由主辦單位教育部會同財政部辦理 提 案 人：民進中央 主 題 詞：教育,教育經費 提案形式：黨派提案 內 容：

“十一五”期間，我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長幅度超出中央本級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幅度近20個百分點，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始終不低于財政支出的15%。2010年，全國24個省區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的15%以上。西部地區各級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基數低、增速快，東部和沿海地區基數高、增速慢，從而使東部和西部的區域差異逐漸縮小。但是，區域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各級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最高與最低省區的差距均在6-8倍之間。2010年各級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的差距仍然很明顯，普通小學階段，最高的上海（16143.85元），是最低的河南（2186.14元）的7.39倍；普通初中階段，最高的北京（20023.04元），是最低的貴州（3204.20元）的6.25倍；普通高中階段，最高的北京（20619.66元），是最低的河南（2457.82元）的8.39倍；中等職業學校階段，最高的北京（15583.79元），是最低的湖北（2728.00元）的5.71倍；普通高校階段，最高的北京（34546.43元），是最低的河南（4276.64元）的8.08倍。

同時，不同教育階段的生均經費差異明顯，學前教育經費明顯偏低，民辦學校舉辦者投入快速減少。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結構不盡合理，使用規定中硬件方面占比較高，教師發展等軟件占比偏低；同時經常性經費與專項經費沒有打通，經費浪費現象較為明顯。預算執行過程中存在著較突出的“嚴預算、寬追加”的現象。

一、進一步優化教育經費投入結構

中央新增教育經費投入要在保運轉、保工資、保安全的基礎上，做到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民族地區傾斜；向農村義務教育、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傾斜；向特殊困難學生傾斜；向建設高水平教師隊伍傾斜。

首先，調整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的學級結構。明確和規范各級政府在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中應承擔的責任，建立中央、省和市縣共同分擔的辦法，把教育支出的重點放在農村義務教育的同時，重點增加對學前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

其次，調整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的地區結構。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設立教育轉移支付資金，專門用于加大對西部地區必要的教育發展的投入，努力實現各地區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促進東中西部地區教育的協調發展。

最后，調整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的支出結構。正確處理改善辦學條件投入與正常辦學投入的關系，逐步提高人員經費的支出比例，向特殊困難學生群體傾斜，向穩定的高水平的教師隊伍建設傾斜。

二、積極推進教育財政體制改革

切實推行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將教育經費的分級撥付方式改革為國庫集中支付，既有利于政府采購制度的推行，又符合教育支出居財政極為重要支出地位的要求，有助于加強財政對教育經費的管理。

明確政府財政預算中財政性教育支出的數量指標并規定最低限額，并加強對政府教育經費投入行為的監督，確保教育經費的投入水平、教育經費的落實到位、教育經費的投向與效益。

對于中央財政資助的重點建設項目，要強化項目管理，建立行政、專家和社會中介機構相結合的項目評估體系。并要在逐年評價督查的基礎上，實行與項目實效掛鉤的滾動撥款制度和相應的激勵機制。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展教育和社會培訓事業。支持民間資本通過獨資、合資、合作、股份等多種方式，興辦中小學校、幼兒園、職業教育等各類教育和社會培訓機構，鼓勵大、中型企業以職業學校為重點投資辦學。同時允許境內外資金依法開展中外合作辦學。

三、嚴肅預算控制、完善管理方式

嚴肅預算控制，遏制隨意性費用支出。教育經費預算要體現辦學目標實現的實際需要，保證學校健康持續發展，并明確各級相關責任。預算執行中，要允許根據辦學目標的變化，經過授權批準對預算進行調整，以使預算更加切合辦學發展的實際。

財政部門與教育部門共同審核決定專項支出預算。對每年決定在教育系統要辦的大事、實事，財政部門應優先安排或預留資金，確保重點項目保質保量地完成。同時，積極推進項目績效評價的試點工作，跟蹤整個預算執行過程的財務監控，減少學校將定額公用經費用于專項開支、預算執行中的擠占混用，以及會計核算亂列支的狀況。應進一步完善預算編制程序，逐步實現標準周期預算。推進信息化建設，調整和完善預算的編制及監控辦法。

來源：中國政協網

第二篇：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券,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率論文

論文關鍵詞：義務教育 農村 均衡發展 教育券

論文摘要：源于美國的教育券制度能否在中國找到適合其生存的土壤，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教育券在中國的推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將從我國農村地區義務教育投資改革面臨的問題出發，試圖解決目前義務教育不均衡發展的問題，探討在農村實施義務教育券的可行性。

一、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現狀及困境

（一）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現狀

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的變革大致經歷了1986 年以前的中央財政負責、1986 年-2001 年的地方各級政府分級負責、“以鄉鎮為主”及2001 年后“以縣為主”的三個階段。1986 年以前，在中央集中統一的財政管理體制下，義務教育經費都是由中央財政負責；或者由中央按地方需要切塊單列，下撥給地方，再由地方財政根據實際情況安排。從1986年起在各級政府之間則實行的是“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鄉鎮為主”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這種體制使義務教育重心下移到鄉村，但由于鄉鎮財政收入項目有限，大部分鄉鎮難以保證義務教育經費投入。從2001 年起，我國開始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管理體制，將義務教育的重心上移到縣級政府。稅費改革后，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和農村教育集資被取消，農村每年的教育經費來源有所減少，導致本來就緊張的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雪上加霜，給義務教育帶來諸多問題。[1]當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基本特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籌措實行“多渠道籌資”的辦法，即經費來源是多元化的，既有財政性的經費，又有非財政性的經費。二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在各級政府間的分擔采取“以縣為主”的方式。教育部在2009年的工作要點中提出“大力辦好農村義務教育，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指出進一步健全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落實在全國城鄉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的各項政策。正在研究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把促進教育公平作為我國基本教育國策。由此可以看出國家高度重視對農村地區，特別是薄弱地區義務教育的扶持。

（二）當前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面臨的困境

農村義務教育發展面臨諸多困難，隨著政府的努力加大了對農村地區教育的投入，基本上普及了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但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面對我國城鄉差異大的實情怎樣加大對薄弱地區薄弱學校的投入，以期達到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

1、城鄉差異大，教育發展不均衡

城鄉之間在教育上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近年來出現了逐漸擴大的趨勢。城市義務教育總體質量高，教學設施完備、教師教學水平高，很多地方達到小班化教學。而農村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省市，教學設施破舊、老化、不齊備，很多學校為減少教育成本，每個班安排七八十人，這樣擁擠的教室、這樣多的學生數，再加上教師的專業水平不高，教育質量可想而知。

2、經費得不到科學合理使用，產出效益不高

部分地區教育經費扣壓、擠占、甚至挪用現象的存在，義務教育經費沒有得到科學合理的使用，這一問題嚴重制約了義務教育事業的發展。有的地方不得不通過增加集資或收費來籌措辦學經費，甚至出現了“亂集資”和“亂收費”等惡劣現象，這些直接導致了農村地區留不住人才，教師隊伍整體水平不高。義務教育公共投資一方面資金短缺，另一方面有限的公共資金并未被有效使用。如不解決經費使用的問題，僅通過增加微薄的教育經費來改善農村地區義務教育質量的想法還是相當單純的。

3、政府公共經費總量不足，義務教育轉移支付力度不夠

我國政府近年來逐步加大了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力度，特別是今年初政府提出把教育公平當作一項基本國策，以及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一系列設想。但是還存在政府公共經費不足、轉移支付力度不夠、缺乏嚴格的規范制度等問題。現在雖然中央政府已經制定了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幾乎全部用于解決人員的工資問題，沒有明確用于教育運轉和建設的份額。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是危房改造專項轉移支付，而且專項轉移支付的份額很小在縣鄉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很難資金配套。[2]

4、農村義務教育可持續發展后勁不足

教育的發展不能維持在原有的水平，應體現為質量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大。目前，中央和省對義務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標。義務教育發展的任務很重，縣鄉財政卻不能有效增長，勢必影響義務教育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師資隊伍建設問題。現在農村已逐步取消了民辦教師，但代課教師仍然普遍存在。其次，硬件建設亟待加強。實驗室、資料室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信息技術教育在部分農村中小學還是空白，農村教育投入不足，直接影響了農村教育硬件的建設，使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缺乏后勁。

二、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改革的出路與教育券制度

（一）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改革的出路

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改革的出路，筆者認為是如何科學有效地使用教育經費，使有限的教育經費得到更大的產出效益。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還不能在短期內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經費短缺的問題。那么，當務之急是增加經費使用效益，科學合理地使用有限的經費，這樣才可以在加大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合理有效地使用教育經費，并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狀況，提高義務教育質量，以達到我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在廣大農村地區，教育經費被扣壓、擠占、挪用等現象的依然存在，我們只有通過改變教育經費撥款的模式，才能更好地解決這類問題。為此，我們可以分析是否可以在農村地區引入源于美國教育券制度。

（二）教育券制度的含義及其在我國的實踐

1955 年，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米·弗里德曼在其《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后來引起極大爭議的教育券理論(該文后來被收入1962 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教育(Education voucher，又譯教育憑證；另有School voucher，常譯為學券制)，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政府改變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而是由政府把經過預算的教育經費折算成一定數額的有價證券(教育券)直接發給學生，學生憑券自主選擇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就讀，而不受學區的限制。學校則以收集到的教育券向政府有關部門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以支付辦學費用。[3]繼米·弗里德曼后，英國的皮科克和懷曼等也提出了類似觀點。教育券制度的真正意義在于使學生(家長)真正成為教育的自主消費者，使學校和教師真正成為教育的自主生產者，通過建立統一的教育市場，打破國家對教育的行政壟斷和公私立學校之間的制度分割，促進學校之間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從而確保國民教育權，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益。[4]

2001年夏天，浙江省長興縣政府為了緩解高中入學高峰的壓力，鼓勵部分學生進入民辦高中或職業高中就讀，決定借鑒美國的相關經驗，引入教育券制度，以教育券的形式對就讀民辦高中和職業高中的新生予以一定數額的定向經費補貼。通過這種形式，既在經費上扶持了民辦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過于集中的普通高中生源流向。2002年，長興縣政府又把教育券制度扶持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功能擴展到了扶持貧困學生的范疇。長興縣實施了教育券制度后，職教招生有了較大改觀，普職教得到了協調發展，現有民辦學校的辦學規模不斷擴大，貧困學生得到了政府的資助，入學有了保障，體現了政府對弱勢群體學生的關懷。

三、在農村實施義務教育券的意義

當前我國加大了對農村地區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如果不合理地使用這些經費，將改變不了根本的問題，現在我國教育不是數量問題，關鍵在教育質量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實施教育券制度將使農村地區的教育狀況得到改善。

1、改變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方式，突出效率

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概念，意指投入與產出之比，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被稱為有效率，反之是無效率或低效率。將效率的概念引入到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問題，就是要通過投入方式改革，使得有限的教育經費得到科學合理的使用，以達到最高效益。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著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行政主導型的教育資源配置模式。辦學經費主要依賴于財政撥款，由政府部門按照計劃(預算)的要求采取行政調撥的方式來完成。[7]這種帶有強烈行政色彩的教育資金配置模式，導致了義務教育資源的閑置與緊缺并存、總體效益低下，發展嚴重不均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不斷完善，行政主導型的教育資源配置模式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因此，這種模式理所當然應該被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新型的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模式所取代，教育券制度正是適應這一要求的新形式。在這一制度下政府將投入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轉化成教育券發放給相關學生，通過學生對學校的選擇，實現教育經費和相關教育資源在學校間的分配。在這種條件下，哪個學校的辦學特色突出、培養的人才適合社會發展要求，哪個學校才能夠吸引更多的學生去就讀，于是中小學校在發展動力的驅使下，就會更加關注教學質量，這樣提高了政府職業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

2、擴大貧困學生的教育選擇權，實現教育公平[8]

在應接受教育的群體中，有一部分兒童由于稟賦、貧困等因素而處于弱勢地位，他們依靠自己的能力很難平等地占有教育資源，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使每個兒童享有受教育的機會，實現教育的公平。向這一部分學生發放教育券，補償他們在占有教育資源上的不足，體現的教育公平的權利。同時，允許持有教育券的學生在一定范圍內選擇他們需要的學校接受教育，在學校群體內部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制定公平的規則實現教育的效率公平。

3、引入競爭機制，提升農村義務教育質量

教育券制度的實質就是通過學生持券擇校而增強學校的競爭，達到提高學校教育質量的目的。通過實施義務教育券制度，廢除公立學校享有固定生源、固定經費的特權，迫使公立學校進行改革以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率，以吸引生源和獲得辦學經費，同時扶持了薄弱學校的辦學。[4]同時，也廢除了私立學校(我國稱之為民辦學校)高昂收費的特權，迫使他們放下身價，追求卓越，以吸引生源和獲得政府資金資助。通過實施教育券制度，使受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選擇學校的主動權，學校處于政府行政部門和受教育者的監督之下，有利于加大學校之間的競爭，促進學校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育質量。

4、保障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能在異地獲得同質義務教育

近些年來，外流務工的農民子女讀書問題越來越多受到各級政府和社會的關注。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就近入學的原則，禁止流動。近來政府《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明確規定，進城務工就業農民流入地政府要負責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然而，流入地政府義務教育經費僅夠維持本地區兒童入學，若再接收外來農民工子女，政府又不增加教育經費，公辦學校是難以承受的。基于種種原因和現狀，筆者認為，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券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政府按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數發放教育券，每個學生均能得到一張教育券，學校按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足額兌換成教育經費。這樣流入地政府不會擔心這些孩子會分擔當地的教育經費，可以用券向政府兌換等值的經費。

四、推進我國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券的構想

筆者認為，教育券雖然不一定能在全國推展開，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模式，但在現階段的中國，盡管政府加大了對義務教育的投資力度，但教育經費依然不足，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更現實的態度應該是：在既有的經費盤子中，使有限的經費產出更高的效率（即沒有額外增加經費），那么，使用教育券，通過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來彌補經費的不足。具體的模式和實施前的準備工作如下：

（一）模式的選擇

在借鑒教育券制度實現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方式改革時，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模式的選擇問題。到底是選擇弗里德曼式的自由市場競爭模式的教育券，還是詹克斯的社會政策調節模式的教育券呢? 自由市場競爭的教育券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但是不能解決農村義務教育發展中的教育公平問題；社會政策調節的教育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公平問題，但是由于這種模式要求對不同家庭條件的學生給予不同的對待，在教育券接受對象確定中強調政府的作用，可能又會重新帶來政府的過多的干涉和低效率，從而違背了設置教育券的初衷。

國內外的教育券實踐表明，兩種模式各有優點也各自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所以筆者認為，我們應該綜合兩種教育券模式，即采取一種社會政策調節為主市場競爭為輔的混合型教育券模式，因為義務教育不是私人產品，不能完全按照市場模式，而要體現教育公平。先按照一定的標準面向所有的受教育者發放統一的教育券，然后再根據個別情況給予具有助貧性質的教育券，這樣主要解決了不懂地區之間、不同學校之間的公平問題，向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實力相對薄弱學校傾斜，即加大對他們的資助力度。

（二）輔助措施

1、轉變政府角色，轉變社會公眾觀念

教育券制度使政府不再在教育經費運作中居于絕對中心的地位，只負責從稅收中按律發券，足額兌換，也即政府不但不能從經濟上制約學校，還要承擔國民受教育的經濟責任與義務。將經費控制權轉讓給學生，這肯定會給目前的政府帶來權力轉讓的陣痛。政府是否愿意讓出這個權力，是否愿意接受監督，調整心態，正確進行角色定位，做改革的促進派是關鍵所在。

“教育券”在我國還是一項正處于嘗試中的新生事物，一般人不了解它的真正意義，因此要與家長、學校、社會溝通，就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理由、意義和對教育事業未來的影響等方面達成廣泛共識。特別要引導家長正確使用“教育券”，為子女負責任地擇校。對于家長來說，實行“教育券”政策的重要意義在于賦予他們公正的代理學生選擇教育機會的權利，這需要家長有著較好的教育素質，否則“教育券”政策將效果不佳。

2、調整資源，平衡差異，創造公平競爭的前提條件

在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地區之間、學校之間的教育條件差異十分明顯，幾乎每一地(社)區的學校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格局。而教育券制度的實施的目的就是引發學校間的競爭，在公共教育資源配置嚴重失衡的情況下，教育券制度的實施會誘發畸形競爭。學生必然紛紛涌向優質學校，形成“馬太效應”，使相對薄弱的學校一開始就處于競爭的被動地位，甚至將少部分學校推向關門的危險境地，引發矛盾。因此，在教育券制度實施之前，政府有責任調整資源，尤其是要在同一地(社)區內，加大對薄弱學校的投入力度，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平衡學校間的差異，為教育券制度實施后的公平競爭創造條件。

3、打破現有師資格局，加強流動，定期培訓

實施教育券制度，首先就要使得各個學校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一所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主要取決于該校教師教學水平。目前狀況是大部分優秀教師被調到相對好的學校，這樣下去，好的學校也越來越好，差點學校越來越差，而我國現行的是就近入學原則，驗證嚴重不公平。為此，要打破這一現狀，就必須在教師流動的問題上尋找著眼點。首先要打破原有的教師分布格局，對愿意到鄉下執教的教師加以鼓勵，并且直接體現在工資上。另外，在農村地區教學成績出色的，按一定的規則分不同的名師等級，另加獎金。這樣可以引導部分優秀教師到鄉下執教。另外，定期對教師進培訓，由縣級政府與著名師范大學合作，邀請大學的教授、各地名師對他們進行指導，提高目前農村教師的教育教學水平，促進他們的專業發展。

4、省級政府撥款，負責教育人員經費，扶持薄弱學校的教學設施建設

我們知道，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不均衡現狀是地區發展不均衡，地區內學校之間發展不均衡。很多學者根據以往“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出現的問題，已經論述并達成一致觀點，即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應提升至國家、由省級政府承擔。首先省級政府要負擔全體教師的人員經費，這樣利于縮小城鄉之間教師工資的差異，有利于農村教師隊伍建設。其次，要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政府還必須扶持薄弱學校，另開資金留作薄弱學校的教學設施建設，如多媒體教室的建設、體育場地的建設、實驗室的建設等等。義務教育經費要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使得經費用的合理。

參考文獻：

[1]戴羅仙.稅費改革與我國義務教育財政體制改革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5，(5)

[2]譚春芳，李繼宏.我國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J].教育與經濟，2003，(3)

[3]趙宏斌.教育券：基礎教育財政資源配置的制度性創新[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3，(5)

[4]文新華.關于“教育券”的分析[J].教育發展研究，2003，(1)

[5]張平，何霖俐.教育券制度在我國的實施策略分析[J].教育探索，2007，(1)

[6]張傳萍.關于我國實施“教育券制度”的若干思考[J].云南教育，2003，(36)

[7]皮江紅.教育券與我國政府農村職業教育投入方式改革[J].教育科學，2006，(2)

[8]來新安，張麗萍.教育公平與教育券的研究[J].遼寧教育研究，2003，(8)

Abstract：The education voucher system，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whether could find suitable soil for their survival in China or not.Scholars has done a certain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voucher in China.This article try to re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 of uneven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oupons of implement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of China.Key words：compulsory education；rural area；balanced development；Education voucher

第三篇：淺析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券,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率

源于美國的教育券制度能否在中國找到適合其生存的土壤，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教育券在中國的推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將從我國農村地區義務教育投資改革面臨的問題出發，試圖解決目前義務教育不均衡發展的問題，探討在農村實施義務教育券的可行性。

一、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現狀及困境

（一）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現狀

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的變革大致經歷了1986 年以前的中央財政負責、1986 年-2001 年的地方各級政府分級負責、“以鄉鎮為主”及2001 年后“以縣為主”的三個階段。1986 年以前，在中央集中統一的財政管理體制下，義務教育經費都是由中央財政負責；或者由中央按地方需要切塊單列，下撥給地方，再由地方財政根據實際情況安排。從1986年起在各級政府之間則實行的是“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鄉鎮為主”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這種體制使義務教育重心下移到鄉村，但由于鄉鎮財政收入項目有限，大部分鄉鎮難以保證義務教育經費投入。從2001 年起，我國開始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管理體制，將義務教育的重心上移到縣級政府。稅費改革后，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和農村教育集資被取消，農村每年的教育經費來源有所減少，導致本來就緊張的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雪上加霜，給義務教育帶來諸多問題。[1]當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基本特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籌措實行“多渠道籌資”的辦法，即經費來源是多元化的，既有財政性的經費，又有非財政性的經費。二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在各級政府間的分擔采取“以縣為主”的方式。教育部在2009年的工作要點中提出“大力辦好農村義務教育，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指出進一步健全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落實在全國城鄉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的各項政策。正在研究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把促進教育公平作為我國基本教育國策。由此可以看出國家高度重視對農村地區，特別是薄弱地區義務教育的扶持。

（二）當前農村義務教育投資體制面臨的困境

農村義務教育發展面臨諸多困難，隨著政府的努力加大了對農村地區教育的投入，基本上普及了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但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面對我國城鄉差異大的實情怎樣加大對薄弱地區薄弱學校的投入，以期達到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

1、城鄉差異大，教育發展不均衡

城鄉之間在教育上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近年來出現了逐漸擴大的趨勢。城市義務教育總體質量高，教學設施完備、教師教學水平高，很多地方達到小班化教學。而農村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省市，教學設施破舊、老化、不齊備，很多學校為減少教育成本，每個班安排七八十人，這樣擁擠的教室、這樣多的學生數，再加上教師的專業水平不高，教育質量可想而知。

2、經費得不到科學合理使用，產出效益不高

部分地區教育經費扣壓、擠占、甚至挪用現象的存在，義務教育經費沒有得到科學合理的使用，這一問題嚴重制約了義務教育事業的發展。有的地方不得不通過增加集資或收費來

籌措辦學經費，甚至出現了“亂集資”和“亂收費”等惡劣現象，這些直接導致了農村地區留不住人才，教師隊伍整體水平不高。義務教育公共投資一方面資金短缺，另一方面有限的公共資金并未被有效使用。如不解決經費使用的問題，僅通過增加微薄的教育經費來改善農村地區義務教育質量的想法還是相當單純的。

3、政府公共經費總量不足，義務教育轉移支付力度不夠

我國政府近年來逐步加大了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力度，特別是今年初政府提出把教育公平當作一項基本國策，以及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一系列設想。但是還存在政府公共經費不足、轉移支付力度不夠、缺乏嚴格的規范制度等問題。現在雖然中央政府已經制定了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幾乎全部用于解決人員的工資問題，沒有明確用于教育運轉和建設的份額。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是危房改造專項轉移支付，而且專項轉移支付的份額很小在縣鄉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很難資金配套。[2]

4、農村義務教育可持續發展后勁不足

教育的發展不能維持在原有的水平，應體現為質量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大。目前，中央和省對義務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標。義務教育發展的任務很重，縣鄉財政卻不能有效增長，勢必影響義務教育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師資隊伍建設問題。現在農村已逐步取消了民辦教師，但代課教師仍然普遍存在。其次，硬件建設亟待加強。實驗室、資料室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信息技術教育在部分農村中小學還是空白，農村教育投入不足，直接影響了農村教育硬件的建設，使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缺乏后勁。

二、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改革的出路與教育券制度

（一）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改革的出路

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改革的出路，筆者認為是如何科學有效地使用教育經費，使有限的教育經費得到更大的產出效益。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還不能在短期內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經費短缺的問題。那么，當務之急是增加經費使用效益，科學合理地使用有限的經費，這樣才可以在加大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合理有效地使用教育經費，并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狀況，提高義務教育質量，以達到我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在廣大農村地區，教育經費被扣壓、擠占、挪用等現象的依然存在，我們只有通過改變教育經費撥款的模式，才能更好地解決這類問題。為此，我們可以分析是否可以在農村地區引入源于美國教育券制度。

（二）教育券制度的含義及其在我國的實踐

1955 年，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米·弗里德曼在其《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后來引起極大爭議的教育券理論（該文后來被收入1962 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教育（Education voucher，又譯教育憑證；另有School voucher，常譯為學券制），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政府改變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而是由政府把經過預算的教育經費折算成一定數額的有價證券（教育券）直接發給學生，學生憑券自主選擇公立學校或

私立學校就讀，而不受學區的限制。學校則以收集到的教育券向政府有關部門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以支付辦學費用。[3]繼米·弗里德曼后，英國的皮科克和懷曼等也提出了類似觀點。教育券制度的真正意義在于使學生（家長）真正成為教育的自主消費者，使學校和教師真正成為教育的自主生產者，通過建立統一的教育市場，打破國家對教育的行政壟斷和公私立學校之間的制度分割，促進學校之間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從而確保國民教育權，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益。[4]

2001年夏天，浙江省長興縣政府為了緩解高中入學高峰的壓力，鼓勵部分學生進入民辦高中或職業高中就讀，決定借鑒美國的相關經驗，引入教育券制度，以教育券的形式對就讀民辦高中和職業高中的新生予以一定數額的定向經費補貼。通過這種形式，既在經費上扶持了民辦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過于集中的普通高中生源流向。2002年，長興縣政府又把教育券制度扶持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功能擴展到了扶持貧困學生的范疇。長興縣實施了教育券制度后，職教招生有了較大改觀，普職教得到了協調發展，現有民辦學校的辦學規模不斷擴大，貧困學生得到了政府的資助，入學有了保障，體現了政府對弱勢群體學生的關懷。

三、在農村實施義務教育券的意義

當前我國加大了對農村地區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如果不合理地使用這些經費，將改變不了根本的問題，現在我國教育不是數量問題，關鍵在教育質量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實施教育券制度將使農村地區的教育狀況得到改善。

1、改變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方式，突出效率

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概念，意指投入與產出之比，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被稱為有效率，反之是無效率或低效率。將效率的概念引入到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問題，就是要通過投入方式改革，使得有限的教育經費得到科學合理的使用，以達到最高效益。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著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行政主導型的教育資源配置模式。辦學經費主要依賴于財政撥款，由政府部門按照計劃（預算）的要求采取行政調撥的方式來完成。[7]這種帶有強烈行政色彩的教育資金配置模式，導致了義務教育資源的閑置與緊缺并存、總體效益低下，發展嚴重不均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不斷完善，行政主導型的教育資源配置模式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因此，這種模式理所當然應該被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新型的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模式所取代，教育券制度正是適應這一要求的新形式。在這一制度下政府將投入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轉化成教育券發放給相關學生，通過學生對學校的選擇，實現教育經費和相關教育資源在學校間的分配。在這種條件下，哪個學校的辦學特色突出、培養的人才適合社會發展要求，哪個學校才能夠吸引更多的學生去就讀，于是中小學校在發展動力的驅使下，就會更加關注教學質量，這樣提高了政府職業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

2、擴大貧困學生的教育選擇權，實現教育公平[8]

在應接受教育的群體中，有一部分兒童由于稟賦、貧困等因素而處于弱勢地位，他們依靠自己的能力很難平等地占有教育資源，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使每個兒童享有受教育的機會，實現教育的公平。向這一部分學生發放教育券，補償他們在占有教育資源上的不足，體現的教育公平的權利。同時，允許持有教育券的學生

在一定范圍內選擇他們需要的學校接受教育，在學校群體內部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制定公平的規則實現教育的效率公平。

3、引入競爭機制，提升農村義務教育質量

教育券制度的實質就是通過學生持券擇校而增強學校的競爭，達到提高學校教育質量的目的。通過實施義務教育券制度，廢除公立學校享有固定生源、固定經費的特權，迫使公立學校進行改革以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率，以吸引生源和獲得辦學經費，同時扶持了薄弱學校的辦學。[4]同時，也廢除了私立學校（我國稱之為民辦學校）高昂收費的特權，迫使他們放下身價，追求卓越，以吸引生源和獲得政府資金資助。通過實施教育券制度，使受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選擇學校的主動權，學校處于政府行政部門和受教育者的監督之下，有利于加大學校之間的競爭，促進學校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育質量。

4、保障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能在異地獲得同質義務教育

近些年來，外流務工的農民子女讀書問題越來越多受到各級政府和社會的關注。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就近入學的原則，禁止流動。近來政府《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明確規定，進城務工就業農民流入地政府要負責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然而，流入地政府義務教育經費僅夠維持本地區兒童入學，若再接收外來農民工子女，政府又不增加教育經費，公辦學校是難以承受的。基于種種原因和現狀，筆者認為，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券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政府按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數發放教育券，每個學生均能得到一張教育券，學校按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足額兌換成教育經費。這樣流入地政府不會擔心這些孩子會分擔當地的教育經費，可以用券向政府兌換等值的經費。

四、推進我國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券的構想

筆者認為，教育券雖然不一定能在全國推展開，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模式，但在現階段的中國，盡管政府加大了對義務教育的投資力度，但教育經費依然不足，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更現實的態度應該是：在既有的經費盤子中，使有限的經費產出更高的效率（即沒有額外增加經費），那么，使用教育券，通過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來彌補經費的不足。具體的模式和實施前的準備工作如下：

（一）模式的選擇

在借鑒教育券制度實現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方式改革時，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模式的選擇問題。到底是選擇弗里德曼式的自由市場競爭模式的教育券，還是詹克斯的社會政策調節模式的教育券呢？ 自由市場競爭的教育券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但是不能解決農村義務教育發展中的教育公平問題；社會政策調節的教育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公平問題，但是由于這種模式要求對不同家庭條件的學生給予不同的對待，在教育券接受對象確定中強調政府的作用，可能又會重新帶來政府的過多的干涉和低效率，從而違背了設置教育券的初衷。

國內外的教育券實踐表明，兩種模式各有優點也各自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所以筆者認

為，我們應該綜合兩種教育券模式，即采取一種社會政策調節為主市場競爭為輔的混合型教育券模式，因為義務教育不是私人產品，不能完全按照市場模式，而要體現教育公平。先按照一定的標準面向所有的受教育者發放統一的教育券，然后再根據個別情況給予具有助貧性質的教育券，這樣主要解決了不懂地區之間、不同學校之間的公平問題，向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實力相對薄弱學校傾斜，即加大對他們的資助力度。

（二）輔助措施

1、轉變政府角色，轉變社會公眾觀念

教育券制度使政府不再在教育經費運作中居于絕對中心的地位，只負責從稅收中按律發券，足額兌換，也即政府不但不能從經濟上制約學校，還要承擔國民受教育的經濟責任與義務。將經費控制權轉讓給學生，這肯定會給目前的政府帶來權力轉讓的陣痛。政府是否愿意讓出這個權力，是否愿意接受監督，調整心態，正確進行角色定位，做改革的促進派是關鍵所在。

“教育券”在我國還是一項正處于嘗試中的新生事物，一般人不了解它的真正意義，因此要與家長、學校、社會溝通，就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理由、意義和對教育事業未來的影響等方面達成廣泛共識。特別要引導家長正確使用“教育券”，為子女負責任地擇校。對于家長來說，實行“教育券”政策的重要意義在于賦予他們公正的代理學生選擇教育機會的權利，這需要家長有著較好的教育素質，否則“教育券”政策將效果不佳。

2、調整資源，平衡差異，創造公平競爭的前提條件

在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地區之間、學校之間的教育條件差異十分明顯，幾乎每一地（社）區的學校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格局。而教育券制度的實施的目的就是引發學校間的競爭，在公共教育資源配置嚴重失衡的情況下，教育券制度的實施會誘發畸形競爭。學生必然紛紛涌向優質學校，形成“馬太效應”，使相對薄弱的學校一開始就處于競爭的被動地位，甚至將少部分學校推向關門的危險境地，引發矛盾。因此，在教育券制度實施之前，政府有責任調整資源，尤其是要在同一地（社）區內，加大對薄弱學校的投入力度，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平衡學校間的差異，為教育券制度實施后的公平競爭創造條件。

3、打破現有師資格局，加強流動，定期培訓

實施教育券制度，首先就要使得各個學校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一所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主要取決于該校教師教學水平。目前狀況是大部分優秀教師被調到相對好的學校，這樣下去，好的學校也越來越好，差點學校越來越差，而我國現行的是就近入學原則，驗證嚴重不公平。為此，要打破這一現狀，就必須在教師流動的問題上尋找著眼點。首先要打破原有的教師分布格局，對愿意到鄉下執教的教師加以鼓勵，并且直接體現在工資上。另外，在農村地區教學成績出色的，按一定的規則分不同的名師等級，另加獎金。這樣可以引導部分優秀教師到鄉下執教。另外，定期對教師進培訓，由縣級政府與著名師范大學合作，邀請大學的教授、各地名師對他們進行指導，提高目前農村教師的教育教學水平，促進他們的專業發展。

4、省級政府撥款，負責教育人員經費，扶持薄弱學校的教學設施建設

我們知道，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不均衡現狀是地區發展不均衡，地區內學校之間發展不均衡。很多學者根據以往“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出現的問題，已經論述并達成一致觀點，即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應提升至國家、由省級政府承擔。首先省級政府要負擔全體教師的人員經費，這樣利于縮小城鄉之間教師工資的差異，有利于農村教師隊伍建設。其次，要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政府還必須扶持薄弱學校，另開資金留作薄弱學校的教學設施建設，如多媒體教室的建設、體育場地的建設、實驗室的建設等等。義務教育經費要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使得經費用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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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加速提升企業品質和效益

加速提升企業品質和效益

上海浚源建筑設計事務所成立于2002年5月，同年獲建設工程綜合甲級設計資質。從成立至今的短短兩年多時間里，事務所設計隊伍規模從最初二十余人發展到近百人，集中了一批優秀的設計管理和技術人才，企業技術實力和市場競爭力得到迅速提升。2003年，事務所完成設計產值逾5000萬元，通過了ISO9001質量體系國際認證。通過一大批重大和較有影響工程項目的設計為企業贏得了聲譽和信譽，充分顯示了企業實力和活力，使浚源開始在上海設計界嶄露頭角。企業發展已步入制度化、規范化良性運行軌道。

兩年創業發展的實踐，讓我們深刻體會到：我國設計行業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以及上海市規范、有序、充滿活力的設計市場，為我們創造了空前有利的政策環境和市場商機，是企業得以快速發展的先決條件。設計企業走民營化道路是建設靈活、高效的內部運行機制，適應快速發展的市場要求的有效途徑。只要我們充分把握機遇、強化管理，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調動廣大員工的工作熱情，努力爭取和贏得社會各方的支持、信任，就一定能夠使企業獲得較快發展，取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一、把握企業發展的階段性，適時推動企業上臺階

企業發展必然要經歷從初創到發展再到成熟的歷史進程。每個時期都會有不同困難和諸多矛盾問題，也會有不同的優勢存在。我們企業在初創時期，不可避免地經歷了“三低”困境，即“低水平、低效 率、低效益”，“生存”是這一時期最大的課題。人才進不來，也留不住，項目難爭取，也難做得好，低取費卻難收費，經濟上總是捉襟見肘難以為繼。在這一時期，我們強調并努力做到“小規模、大模樣”，即企業雖小，但“架子”大――所有機構一個不少，規章制度一應俱全，同時我們強調管理中的“小見大”，即在管理中抓好小事情可以收到大效果，文件、資料、信函、信簽、圖檔、圖庫等等一樣樣小事情都當大事來做，一切辦事流程都有板有眼。我們努力營造大家庭的氛圍，人數少、收入少，但工作氣氛不錯，仍不缺生氣。幾個項目下來，收費不多，卻鍛煉了隊伍，為企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企業經濟狀況稍有好轉，我們便大膽出資增添設備、改換門庭、樹立形象，不惜重金地招聘人才，同時加大市場開拓力度，及時根據變化的市場情況調整公司內部運行機制和組織結構，大力營造團結和睦的企業氛圍，增強企業凝聚力，堅持不懈地推動企業上臺階。

目前，我們已經徹底擺脫了生存期的困窘局面，開始進入企業全面發展的新階段。這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發展過程。我們為企業未來十年發展確立的目標是“努力把浚源建設成為國內一流的著名設計企業”。為此我們提出發展期工作指導思想是：“抓住機遇、加速發展、堅定不移地實施品牌戰略，把追求企業經濟效益同追求企業品牌、信譽并重作為努力方向，逐步使企業實現從制度管理向建設企業文化方向過渡，從以量增效向以質增效方式轉化，從中端市場逐步邁進高端市場，大力發展專業化、特色化，培育企業研發創新能力，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通過十年不懈地努力，實現我們發展的既定目標。” 在推動企業向成熟期發展的進程中，我們將始終堅持企業正確的發展方向，堅決杜絕掛靠和出賣圖章等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短期行為，自覺維護設計市場的有序競爭，堅持以質取勝，靠實力發展，通過扎實工作，逐步積累業績，創造信譽，做出“浚源”品牌。

二、把握市場和人才資源，保持企業協調穩步發展

市場和人才資源是設計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生命之源。市場要通過人才來開發、人才需要市場平臺來發展，市場和人才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對于在初創和發展期的設計企業來講，市場和人才間的矛盾往往十分突出，把握不好企業根本無法進步。我們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基本把握了市場開發和人才開發的一致性、協調性。我們一方面充分預見市場變化，大力開拓市場；一方面有計劃、前瞻性地做好人才引進工作，通過業務拉動逐步提升企業人才層次，反過來又促進企業逐步提升市場定位。目前，我們企業在中端市場已確立一定地位，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距高端市場還有很大臺階，這是我們現有的隊伍規模和相應的人才結構所決定的。

在市場開發中，我們悉心學習研究市場運作的規律性。一位智者曾把市場經濟高度概括為八個字：“關系－官方－實力－手段”。所謂關系泛指親朋好友、同學同鄉、知青戰友等，關系是業務的領路人、敲門磚，關系就是信息、機會。良好地發展關系、利用關系是贏得市場關鍵的第一步。官方不僅在計劃經濟時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對市場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實力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沒有實力作后盾，業務發 展就缺乏后勁，甚至導致功虧一簣，實力也是企業維系關系、贏得廣泛信任支持并在競爭中立于不敗的根本保證。最后是手段，指交際、交往的方式、方法。交際是門藝術，而且也是門難掌握的藝術。我們常講：“干好一項工程，結交一批朋友”，這就是經營之道，只有這樣市場之路才會越走越寬。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運用并體會這八個字，確有效果。我們把工作的著力點突出放在增強企業實力上，突破難點、解決薄弱環節。我們聘請高層次技術人才擔綱技術領導工作，不斷強化技術質量管理，通過ISO9001質量體系的貫標工作和自行組織設計評優等抓手，不斷促進公司整體質量水平的提高。

我們在抓設計產品質量的同時，更抓設計服務質量，因為對設計行業而言業主不僅買我們的產品，更買我們的服務。我們通過努力為業主爭取工期、降低成本、及時解決現場技術問題，贏得了更多的回頭客戶。“服務好”已成為我們企業的一大特色和優勢，也成為我們贏得市場的一大法寶。

市場競爭歸根結底還是人才的競爭，設計產品、設計服務的質量最終都取決于人的工作質量。在近幾年設計市場空前繁榮的形勢下，設計行業人才資源緊缺的狀況越發嚴重，許多設計企業都在大量招聘人才。我們同樣通過報刊、雜志、招聘會等多種渠道廣招賢才，到人才市場去沙里掏金，高薪聘請一流人才加盟，迅速擴大了設計隊伍規模，提高了人才層次。

吸引人才還要留住人才，這也是困擾我們的一大課題。高薪留不住人才，要創造良好的人才發展環境需要從多方面著手。事業留人、感情留人、適當待遇留人，還要有寬松和諧的企業氛圍。人才管理本身就是一項系統工程。即使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人才流動仍是不可避免的，這是自然法則。我們企業人才流動也比較頻繁，甚至高薪聘請的人才也有流失，但最終，流動使企業人才結構更趨合理，設計隊伍的整體素質得到優化和提升。

“浚源”是一個富有深刻含義的名字，取自唐代政治家魏征的名言：“求木之長，必固其根本；欲流遠者，必浚其泉源”。企業員工奮發有為的精神風貌及社會各方的信任支持正是我們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動力之源。我們真誠期待得到業內同行的指點和扶助，愿與業內同行攜手并肩前進，為繁榮建筑設計業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上海浚源建筑設計事務所

二OO四年十月十五日

第五篇：財政性教育經費使用調研

財政性教育經費使用調研：后4%時代路如何走？

2013年03月19日 11:14 來源：光明日報

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21994億元，占GDP比例首次超過4%，成為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里程碑。然而，教育事業的持續發展，需擺脫對政府行政動員機制的依賴，成功地從運動式發展走向國家基本教育制度建設;擺脫對政府不斷確認“優先發展戰略”的依賴，從部門間協調、專家決策走向廣泛的教育政策對話機制。

3月8日，財政部新聞發言人、辦公廳主任戴柏華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訪談，在解讀《關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時表示，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21994億元，占GDP比例達到了4%。這一目標，是經過20年艱苦卓絕努力獲得的成果，是去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代表政府所作承諾的兌現，是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里程碑。“4%”，已經成為牽動中國教育的“符號”，成為教育人魂牽夢縈的期盼與碩果。4%實現后，后4%時代怎么辦成了社會熱點。一種觀點認為，4%僅是初步達到基本標準，未來需要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教育經費投入水平，最終在2020年時占GDP比重達到4.5%-5.0%;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4%的目標達到后，需要考慮教育經費的使用是否恰當，需要評估經費支出的使用效率。兩種觀點之間的差異表現為，4%是個經驗性的總量目標，今后是將重點放在總量支出的形成機制上，還是放在保障經費的使用效率上。如果把財政性教育經費比喻為水庫，那么，今后的重點是確保繼續往里面灌水呢，還是要重新規劃和監測溝渠的設計和水量分配呢?本文擬分析2012年各省區市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的分配去向，在一定程度上為今后的道路選擇提供決策依據。

2012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的規模和去向

目前，財政部網站已公布除西藏、湖北之外的29個省(區、市)和大連、廈門、青島、深圳4個計劃單列市的財政預算報告，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作為重要的項目，都已經被詳細地列出了支出的規模和去向(見表一)。

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僅是衡量教育投入的單一指標，還談不上系統的公共財政支出評價。通過對全國29個省(區、市)預算執行報告中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信息的初步匯總，可得知，制度建設不能停留在審查支出是否達GDP4%的階段，需要思考后續的支出管理問題，需要回答省、市、區各級政府在教育投入中承擔的主要責任是什么?財政性教育經費增加如何與教育發展方向相匹配?如何看待地區間的差異情況?

從各省支出表中可以看出省本級和地方政府在支出上的匹配職能：全省支出是匯總地方政府支出的結果，省本級支出是省財政劃撥地方后由省級政府作出的安排。以省為單位的財政性教育經費預算從兩個渠道四個“戶頭”支出：全省和省本級公共財政支出、全省和省本級政府性基金支出。理論上講，地方政府主要支付基礎教育的運行經費，省級政府承擔第三級教育和促進教育機會公平分配的支出，以及促進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探索性支出。大多數省本級支出都放在了農村教育和農村學生生活補助上，放在發展本省高校建設上，這樣的支出安排基本上符合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能分配。

從各省支出內容還可以看出省際間支出重點的高度一致性。絕大多數省(區、市)2012年的支出安排在學前三年行動計劃、校舍安全工程、普通高中多樣化建設、提高各教育階段生均經費標準、農村寄宿生營養改善計劃、化解普九債務、高校債務上，這些支出大都匹配中央政府大力推進的教育發展計劃，為落實全國范圍內的基本教育服務均等化提供了財政保證。

省級支出安排與國家教育發展重點的一致性還提出了教育事業規劃應考慮地區差異的問題。國家在確定教育發展重點時，無論是內容還是標準都要適應大多數省(區、市)的需要，對于少數超出基本服務水平的省區，其指導意義就打折扣了。在省級層面，北京、上海、天津和廣東的支出內容與其他省(區、市)就有所不同;在省內，省會城市與地級市在生均撥款水平上是否能夠合理地差異化，保證在消彌城鄉或者城市級別差異的同時，體現不同城市和地區之間在物價和要素價格方面的自然差異，也對進一步推進教育事業發展與規劃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

根據2012年各省(區、市)的預算執行報告，教育支出安排反映出三個基本特征，向教育經費支出管理制度提出了兩個需要深入討論的根本問題，涉及到達到GDP4%后的道路選擇。對財政性教育經費目標和標準的思考

關于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管理的目標與標準問題，早在4%的目標還遠未達到時，就有一些學者希望借助確定基本服務標準，實現4%或者更高的目標。這實際上是通過事權核定機制確保教育財政支出的制度設計。然而，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不能停下來等待系統的制度設計。如今，實現了4%的目標后，關于機制問題的討論更加富有實際意義。

制度目標財政達標還是財政充足?

財政制度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滿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需要，公共教育需要多少錢政府就安排多少錢，這是財政預算的基本原理。保證按照基準化的教育服務標準提供充足的經費，是財政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但是，這些原則是以國家財政制度、政府間完善的行政制度為條件的。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在教育供給上，往往存在財政支出無法匹配政府制定的教育發展目標的情況。

為了實現教育發展目標，各級政府、特別是教育部門需要通過“社會動員”和“政策優先”等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財政上的缺位。前者表現為90年代初“人民教育人民辦”，政府動員社會資源發展教育事業，這是政府動員對財稅汲取能力的替代;后者表現為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在國家層面上的確立，減少了政府部門之間、各級政府間的政策協調成本，這是行政對預算支出管理的替代。在中國以往的教育事業發展中，行政力量通過社會動員和確定教育發展目標，成功地實現了對尚不成熟的財政制度的替代。

然而，暫時性的替代不應該也無法成為永久性替代。在支出達到GDP4%之后，還需要回到穩定的教育財政制度建設上來，回到財政充足的原則上來，不斷淡化對各省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是否達4%的審核。還需要不斷地追問，各省應該為民眾提供什么標準的教育服務，財政支出安排是否充份地保證了按照標準提供教育服務，如果無法保證，是否啟動中央政府的救助機制，省級政府借債機制?或者成本節約機制?

制度標準全國統一管理還是地方自主決策?

穩定的財政支出制度，除了管理機制外，還涉及具體支出標準的確定。在確定標準方面又有兩個不同的路徑選擇：中央政府進行標準管制，或者政策對話基礎上的地方政府自主決策。

2在公共財政的范疇內，教師工資和生均經費是兩個主要的支出項目，統一支出標準與地方消費水平差異之間存在難以避免的矛盾。目前，最低1.2萬的本科生生均經費標準是中央政府確定，并以各地之間“錦標賽”的方式實施;統一管理程度較低的高職、中職生均經費標準就存在較大的省際差異。教師工資標準更加充分地體現了其中的矛盾。由于全國實行統一的專業職務制度(教師工資由專業職務等級和教齡、職務、工作負擔綜合確定)，可以預計，隨著公共財政制度的不斷落實，中小學教師的工資離差會逐漸縮小。財政保證教師工資是為了確保教師質量和教師工作熱情，但是，統一標準客觀上會造成發達地區教師工資缺乏吸引力(見圖一)。

從圖一中可以看出，在我國最發達的北上廣蘇浙閩粵等地區，教師工資占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低，教師工資的吸引力明顯小于西部地區。再考慮到這些地區獲得其他職業的可能性非常高，可以得出結論發達地區很難吸引優秀人才從事教育。如果再考慮北京、上海、天津的城市化水平，將直轄市的中小學教職工年工資與其他計劃單列市進行比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見表二)。

因此，在基本制度一致的前提下，如何保證支出標準對各地的適切性?協調“標準管理”和“地方自主決策權”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支出管理制度設計的關鍵。

走出“財政確保”的路徑依賴

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4%是總量估計的結果，本身并不涉及投入和支出機制。在我國GDP增長迅速的背景之下，之所以能夠有這么大的政策影響力，是社會對教育重視的結果，也是我國各級政府成功地使用政策協調和社會動員的結果。達到4%以后，如果持續使用行政力量替代公共財政制度建設，不僅會產生機制效用衰退現象，還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對要素的不合理配置。

雖然目前部分省教育經費支出細目并未提供，但是一個簡單的邏輯推論不難得出即發達地區在GDP總量很高的情況下，為了確保4%目標的達成，會持續加大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而在安排經費支出預算時，由于教師工資這一最大的成本上漲受到制度約束，最現實的預算安排就是通過各種“工程”不斷提高教育機構的資本投入水平。這種現象已經在發達城市的中小學中體現，首先是校舍不斷翻新，然后是教育設備投入水平越來越高，但是，教師職業仍然不具備吸引力，由于男性養家的負擔較重，教育行業女性從業比例不斷提高。

站在教育部門的角度，在國家公共財政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尋求行政體系對制度的替代，構建“錦標賽”式的機制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是非常有效的戰略。后4%時代可能還需要繼續依賴這種機制。然而，應該清晰地看到，繼續依賴該路徑的成本會越來越高，不僅表現為“高于4%”的持續增長難以獲得廣泛社會共識，而且還表現為“財政確保”機制積累的要素配置扭曲會越來越嚴重。教師工資成本受到統一管理后，教育經費增長會導致使用不當，提高預算安排中的隨意性。更嚴重的是，如果不引導經費投入有效轉變為班額減少和農村教師崗位的有效供給，可能出現的結果是，一方面學校各項工程獲得可有可無的經費，另一方面大班額無法降下來;一方面教師總量過剩，另一方面農村教師依然缺乏。現象背后是教育要素核算準則和教師崗位配置制度的缺失。教育部門如果不能在短期依賴“確保戰略”的同時自覺打破對“確保機制”的依賴，就會在未來十年逐步喪失教育事業發展的友好社會環境。

結語： 持續發展面臨轉型

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成功地實現了“窮國辦大教育”的壯舉，其中涉及的制度創新和行政效率，為發展中國家在財政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發展教育事業提供了可貴的經驗。但是，教育事業的持續發展面臨著主動退出“運動式”發展道路、向國家基本教育制度建立的轉型。這種轉型已經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制定過程中，在“發展”和“改革”之間的順序協調中，在后續各類試點工作的推進中有所體現。

2012年，財政性教育經費達到GDP的4%，為繼續推動轉型提供了更好的契機，希望教育事業順利擺脫對行政動員機制的依賴，從運動式發展走向國家基本教育制度建設;擺脫對政府不斷確認“優先發展戰略”的依賴，從部門間協調、專家決策走向廣泛的教育政策對話機制。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曾曉東 龍 怡(光明日報)